逃离北上广-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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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所有其他员工都站在凉台向他们眺望，个个神情严肃。马云见到他们的第一句话是：“没事了，你们回来就好！”

原来早上大家来上班，发现所有的工程师都不见了，服务器也死机了，没有打招呼，也没有留条。每天这会儿他们都应该在地上呼呼大睡的。一些人有点慌，甚至提出要报警，工程师失踪了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跑到凉台翘首远望。

从这些年轻工程师的身上，最大程度地体现了阿里巴巴的创业精神。他们能彻夜苦战，也能苦中取乐。有时他们半夜看鬼片，看完就搞恶作剧。有一天，半夜12点，几个工程师在小区路边干聊，看见一个人走过来，就想吓他一下。在那个人快看见秋千时，他们把秋千高高荡起，然后赶快躲起来；那个人看见无人的秋千，吓得半死，赶快溜走了。而这样的轻松自在，在外经贸部的灰白大楼里加班时，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1999年11月5日，张璞（后任阿里巴巴人力资源总监）第一天到阿里巴巴面试，他回忆说：“到了湖畔花园后，感觉这个公司有点怪，像皮包公司。进出以后，感觉不好，黑灯瞎火（因为停电），门口摆着一堆鞋，房间的地毯上躺着20多人，有臭味……”

湖畔花园150平米内的这20多人，显然臭味相投。正如马云激情昂扬的演说那样：“就是往前冲，一直往前冲。失败了还有这个团队，还有一拨人互相支撑着，你有什么可恐惧的？今天，要你一个人出去闯，你是有点慌。你这个年龄现在在杭州找份工作，一个月三四千块钱你拿得到，但你就不会有今天这种干劲，这种闯劲，三五年后，你还会再找新工作。我觉得黑暗中大家一起摸索一起喊叫着往前冲，就什么都不慌了。十几个人手里拿着大刀，啊！啊！啊！向前冲，有什么好慌的，对不对？”

这就是小个子马云的故事。如果在浏览器中输入。haibofanyi。（马云以英语老师的身份下海后，创立的第一家公司：海博翻译社），你会看到马云手写的一句简单但又令人震撼的话：永不放弃！

结语：为自己造梦！

著名的学者、已故的耶鲁大学教授威廉·莱安·费尔普斯常说：“想最幸福的事就是最幸福的人。”套用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说：想最成功的事就是最成功的人。

夫志当存高远。这是我们从小就被教导的道理。但是，现在你是否还记得最初的梦想？当初，你喜滋滋地举着五毛钱的冰棍儿，心里想着将来要遨游太空；如今，你每天节衣缩食，步行好几里路去地铁站，只为了节省2块钱公交费，为了那套二居室的房贷……“北上广”有什么不好？“北上广”就这点不好：它欺负弱小。

所以，马云离开了——他必须找一个合适的窝孵化阿里巴巴，孵化他的理想，在他还没有真正壮大之前。

马云们离开了，但依然不断有人涌入“北上广”。2010年6月，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发布的“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流动意愿调查”指出，如果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仍有近半数城镇居民将北京、上海和广州作为首选居住地。其中，97％的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受访者希望自己仍居住在这三个城市。调查还指出，农村受访者也表现出向城市和县城流动的较强意愿：55。5％的人表示愿意到城市和县城居住，明显高于愿意居住在农村的38。9％的比例，并且，年龄越小的群体越倾向于选择城市生活。

而人力资源服务商“前程无忧”于2010年6月在其招聘网站上进行的一项关于“逃离北上广”的调查，则揭示了大城市的另一面。

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工作的公司白领中，有近六成表示有离开这些城市的打算。这项调查的参与者中，66％为男性，大专以上学历占91％，21％的受访者来自外资企业，有两至五年工作经历的占41％。

新浪网也联合《新京报》，针对北京的生活压力，做了一项《北漂，你打算“回归”吗？》的专题调查。在调查中，38。7％的职场人对目前的发展状况不满意，其中，有82。5％的职场人考虑过回家乡或者非一线城市发展。“如果二三线城市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你会选择离开北京吗？”对于这个问题，69％的职场人选择了肯定答案。

“城中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钱锺书笔下的“围城”现象，近几年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中国特大城市，已然愈演愈烈。

其实，无论“冲进去”，还是“逃出来”，都不过是一种生活的选择，关键在于你追求的是什么。

显然，马云追逐的是他的理想，他的“互联网之梦”——做中国最大的网站。所以马云们离开了北京，1999年3月10日在杭州才有了一个叫阿里巴巴的网站。

时隔八年之后，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但作为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和创始人的马云只持有阿里巴巴B2B子公司5％的股份（1。89亿股），以招股价上限计算，上市后马云身价为22。7亿港元。在胡润百富发布的《2007胡润IT富豪榜》中，百度李彦宏以180亿元身价成为IT首富，史玉柱、马化腾分别以135亿元、120亿元的身价占据了二、三的位置。而已经在香港交易所IPO的阿里巴巴的马云则以50亿身价的估值位列第8。

原因很简单，马云在这些人中持股水平最低。马云只持股5％，而盛大的陈天桥持股75％，百度的李彦宏持股25％。

马云曾说：“我已经不可能成为世界首富了，也不想成为世界首富，从未想过。”所以阿里巴巴不造首富而造群富，不追求个人巨富而追求员工共富，这就是马云的境界。他追求高于物质的东西，所以他和他身边的人都得到了丰厚的物质回报。

如果他只想赚钱，当初就不必离开国富通，不必离开北京——作为外经贸部合资公司的总经理，当时雅虎和新浪都曾以高薪打算挖他过去。但如果他不离开，也就不会有阿里巴巴，更不会有今天的马云。

所以，这个道理其实很浅显。我们讨论离开，不是要你放弃，不是让你倒退，更不希望你掉进二三线城市安逸但平庸的生活里，而是不想看到你囿于一线城市的光线外表不能自拔，更希望你能怀揣梦想，看清现状，冷静分析，寻找最适合自己的起跑点。然后，狠狠出击！

第一章　翻不过的深宅大院

北京，因为她昨天是皇城，今天是首都，明天是世界城市，所以对所有外来者均“另眼相看”，即所谓的势利。

她是中国唯一一座“不必言大而自大”的城市。这里路大，地盘大，官大。其他城市经济再发达，人再多，也顶不过“首都”二字。这就是北京的命。

北京同时还是座被“圈子”套住的城，等级森严。明清的北京是三个一圈套一圈的城，如今的北京是六个一环套一环的城。在这些有形的“圈子”里，还有无数你看不见、但感觉深刻的小圈子，这些圈子用来划分阶层、等级、财富、户籍、文化程度，等等。

站在北京城里，却找不到北京。这不仅是一个外来者在这座城市里的身份迷失，也是北京的自我困局——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的城市建设既缺乏“北京特色”，又难觅人性化的公共区域和设施。无怪乎，有人问：去掉“首都”的符号，北京还剩下什么？

1。“不必言大而自大”之城

北京是城。

北京是座很大很大的城。

虽然，北京并非中国唯一的大城市。除此之外，天津、重庆、长沙和广州等，都是不容小觑的大都市。尤其是上海。首先上海的人口就比北京多，而随着浦东的开发，地盘也不见得比北京小。更何况，上海的“大”远远不止于此。她拥有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最大的外贸港口，创造和打破了中国世界纪录协会多项世界之最、中国之最，同时上海还是全国利税大户，2010年的世博会更是让这座城市成为世界的焦点。所以，上海完全有资本被冠以“大上海”之称。

但是，上海再大，也“大”不过北京。在作家王安忆看来，上海刮的风就首先输给了北京：“刮风的日子，风在北京的天空浩浩荡荡地行军，它们看上去就像是没有似的，不动声色的。然而透明的空气却变成颗粒状的，有些沙沙的，还有，天地间充满着一股呜声，无所不在的。上海的风则要琐细得多，它们在狭窄的街道与弄堂索索地穿行，在巴掌大的空地上盘旋，将纸屑和落叶吹得溜溜转，行道树的枝叶也在乱摇。当它们从两幢楼之间挤身而过时，便使劲地冲击了一下，带了点撩拨的意思。”

无怪乎易中天要在《读城记》中强调：“上海还得在自己的市名前冠一个‘大’字，才成为‘大上海’，北京却大得根本不必自称什么‘大北京’。你什么时候听说过‘大北京’这种说法的？没有。北京人不这么说，外地人也不这么说。可见在全中国人的心目中，北京之大，已不言而喻，实在不必添此‘蛇足’。这可真是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城不‘大’。北京，大概是中国唯一一座‘不必言大而自大’的城市。”

路大欺人

北京城的大，你的脚会首先体验到。

有句俗话叫“看山跑死马”，那正是对北京立交桥的生动描述。一对外省父子，儿子高中北京著名学府，老父亲自送他入学。来的时候学校派校车接了，回家时老父图个新鲜要自己“溜达”，结果一出门就蒙头转向，简直“找不着北”。老父亲感慨万千，回家就发了篇博客诉苦：

“当时在入口刻意记忆的标志性建筑就在眼前，可是相隔的是：宽阔无比的、川流不息的、纵横交错的、不可逾越的、令人眼晕的西直门立交桥。如是‘家’里的桥，跨过、穿过、走过也就是了，这点毋庸置疑，可面前的庞然大物，如何是好？”

在初中语文课本里有篇名为《北京立交桥》的课文，对这“庞然大物”有更理性的描写：“西直门立交桥与建国门桥风格迥异。顶层机动车车道是圆形转盘；中层非机动车道是椭圆形转盘。整个空腹转盘桥外径东西长140米，南北长95米，比工人体育场的足球场面积还要大。凌空鸟瞰，有人说它犹如满月，有人说它好似盘龙。”

这样的“大”桥，想要走几步就跨过去，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一个立交桥绕下来，就算打的士，也肯定跳表。北京人自己说得更绝：除非在家猫着，否则只要出门，就会有一种“永远在路上”的感觉。

立交桥已经像“满月”，像“盘龙”了，那作为这座大城市大动脉的大马路就更不能含糊了。根据1958年9月《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案）》的内容，东西长安街、前门大街、鼓楼南大街3条主要干道的宽度调整为120至140米，并提出一般干道宽80至120米，次要干道宽60至80米。

这样的“大马路”究竟是个什么概念？

梁思成对于长安街的宽度倒是曾有一段幽默的评论，他说：

“展宽西长安街的时候，拆了很多民房，结果街道过宽，街道当中用不着，留作停车场，把民房拆了作停车场，我看不太妥当……西长安街太宽，短跑家也要跑十一秒钟，一般的人走一趟要一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道就更困难了。”

毕竟博尔特只有一个，100米只用9″72的速度通过的，也只有他一个。假使住在北京城里，天天要过这样的大马路，恐怕世界飞人也飞不动了。

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北京是把眼睛放在额头上的，做大做强，但看不到下面人的“疾苦”。作为一名定居北京的有文化的香港人，陈冠中就直接称北京缺乏“生活质感”，是“一片充满绿洲的沙漠”。

陈冠中觉得，北京不是一座可以步行的城市，路很宽，却缺少有生活感的街道。北京的整个规划造成现在孤岛型的建筑，每个孤岛自己都有商场，都有写字楼，都有住宅。孤岛型建筑旁边都是中看不中用的景观，弄点假绿地什么的，这些绿地不能用，更不能形成有意思的公共空间，所以老百姓都不能在里面生活的。城市结构不连贯，导致商业都受影响。“我们以前觉得香港太挤并不好，但现在看来说不定有好处，比如尖沙咀、铜锣湾，各种街道大家都可以穿过、可以走路。北京却很少有一条街是这样子的商业街道。”陈冠中如此感叹。

既然这样的“宽阔”并不便利，是早已被梁思成们预见的事实。为什么北京城仍执意“路大欺人”呢？

说白了，原因只有一个：咱是首都！

华夏神州，泱泱大国，作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心脏——北京，小得起吗？不能小，也不敢小。建国初期，在对改建与扩建北京城的方案上，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国家计委就曾多次对北京的道路宽度等提出质疑，有人以“房必五层，路必百米”相讥，更有人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但北京市的态度异常坚决。

1956年10月10日，时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彭真，在北京市委常委会上提出：

“伦敦、东京、巴黎、纽约等城市的交通都很拥挤，据说有的地方坐汽车不一定比走路快。莫斯科有些窄街道，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吸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道路不能太窄。1953年提出东单至西单的大街宽九十公尺，就有人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大马路主义就大马路主义吧。不要害怕，要看是否符合发展的需要。道路窄了，汽车一个钟头才走十来公里，岂不是很大的浪费？

“将来的问题是马路太窄，而不会是太宽。我们不要只看到现在北京全市只有不到一万辆小汽车，要设想将来有了几十万辆、上百万辆汽车时是什么样子。总有一天会发展到几十万、上百万辆车的。主要的马路宽九十公尺并不是太宽了。直升飞机也要场地。在座的青年同志们，等你们活到八十岁九十岁时，再来看看是谁对谁错，那时由你们来作结论。”

北京的马路究竟该多宽，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个政治问题了。

新中国建立初期，万事待兴，作为首都的北京，在那个意识形态还很浓厚的年代，其城市发展也参照了当时的“苏联老大哥”模式——采用单中心加放射型路网结构模式。20年之后，《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出台，北京的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在此时被勾勒出来了，此规划奠定了今天北京主城区空间发展的格局。这种发展模式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摊大饼”模式。

显然，离开当时的政治、军事环境讨论北京城如今的“路大欺人”，那肯定是说不清的。咱们现在就来看看上世纪50年代末，抗美援朝刚结束那会儿，在征求对北京总体规划意见时，来自军队方面的一条建议：“从国防上看，例如道路很宽，电线都放在地下，这样在战争时期任何一条路都可以作为飞机跑道，直升飞机可以自由降落。假如在天安门上空爆炸了一个原子弹，如果道路窄了，地下水管也被炸坏了，就会引起无法补救的火灾，如果马路宽，就可以作隔离地带，防止火灾从这一区烧到另一区去。”

所以说，因为北京是首都，是中国的心脏，所以它从来就不只是一座城市那么简单。北京城何时简单过？

正如易中天在他的《读城记》中提到的那样：“北京是一个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教育、体育、信息等各种中心于一身的全能型城市。这里有最大的党政军机关，最大的金融商业机构，最大的科研单位，最大的大专院校，最大的信息网络，最大的体育场、出版社、报社、电台、电视台和最大的国际机场。世界各国的大使馆都在这里，世界各国的精英人物和重要信息也都在这里出出进进。别的地方有的，北京都有；别的地方没有的，北京也有；别的地方出不去进不来的，在北京就出得去进得来。光是这容量和吞吐量，北京就大得让别的城市没法比。”

所以，尽管北京的中心城区没有上海那样的摩天大楼，但你仍不得不仰视这座城市。因为“天安门上太阳升”。

天安门上“主义”升

无疑，天安门是北京的象征。

只要一提起北京，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新中国人，首先想到的便是天安门。这是世界上最大、最无与伦比的大广场。占地面积54公顷，可供50万人进行集体活动。“每一个到过那里的人，都无不惊异于她的庄严、肃穆、雄伟、博大。和她相比，西方许多城市的所谓广场，便只好叫做‘路口’。北京的‘大’，在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对于天安门的重要地位，许多中外学者都曾做过诠释。但对这道门做出最生动描述的，可能要算是那位上海人——周立波。他在自己的《诙词典》中解释上海话“轻头”（qintou）一词时，举了这样的例子：

“我小时候正处‘文革’中后期，有一次和妈妈去了北京天安门，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真的天安门，但是天安门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我印象中的天安门应该是金光闪闪的，但是在我面前的天安门却看不到一丝金光，于是，我就在天安门前号啕大哭：‘妈妈呀，天安门没有闪金光呀——’妈妈一紧张，赶紧说：‘有金光的，有金光的。’我再看了看还是没有，于是继续大哭说：‘没有金光的，没有金光的，骗人的呀——’妈妈一看周围很多人都在看着我们，情急之下扇了我一巴掌问道：‘看到了伐？’我晕头转向地说：‘看到了，看到了，不止看到金光还有很多金星。’这个就属于年少无知、说话呒轻头。在那年代，不是什么话都能说的。”

天安门的政治地位，不言而喻——作为中国新文化开幕式的五四运动是在天安门广场爆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是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的；本世纪许多重大政治事件，也都是在天安门前上演的。尽管现在的小朋友不会再深究天安门到底闪不闪金光的问题了，但是有更多的大朋友带着小朋友披星戴月赶到天安门广场去看升旗仪式了。据统计，从1991年5月1日天安门广场实施新的升旗仪式开始，到2001年5月1日这十年间，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的人数达到了1。1亿。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升国旗，和在上海陆家嘴的某根旗杆上升国旗，有何不同？你肯定觉得这是个傻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是北京啊！只有北京的天安门才有这个资格，被全国人民千里迢迢专门仰视的资格。

为了确保相当数量的“观众”到场，官方在这方面可谓不遗余力。首先对升旗仪式进行精心设计和策划，并通过大众媒体向全国人民广而告之，然后就是制定《国旗法》使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成为一个法定的政治仪式。

在天安门前升旗仪式是为了“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感、增强人们的国家观念”，是官方对升旗仪式功能的明确界定与公开表达。其实，你大可以再想深一点——毛泽东认为五星红旗图案好，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它是中国革命历史的真实写照；所以，官方在进行社会化教育时，总是把“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作为中国革命的圆满成果向大众反复推荐，而《义勇军进行曲》，又强化了五星红旗的革命意义。因此，强化人们的国旗意识也在于加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记忆。而这种记忆，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基础。

别以为升国旗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这个动作到了北京天安门，就不再那么简单了，这就是北京的与众不同。作为中国的心脏，北京这座城市，无小事。

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鼓楼和钟楼。除正阳门外，纪念堂、纪念碑、国旗杆、天安门、紫禁城午门、玄午门和景山中峰，由南向北依次骑跨在这条中轴线上。要认识北京乃至中国，就必须认识这条中轴线。因为在这条中轴线上，交织着中华大地千百年来的权力与信仰。

《渊鉴类涵》卷三三二引《公羊传》：“京师，天子之居也。师者，众也；京者，大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又引《左传》：“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

这几句话让西川（《想象我居住的城市》）联想到了北京这条中轴线上的空宅子：“说来奇怪：北京是一座如此拥挤的城市，固定人口1200万，流动人口约700万，可它的中心地带却是空的。它的核心部分，即紫禁城里那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屋全然寂寞无声。

“中国人这种对于首都作为一座城市的传统定义实际上也是对于秩序、等级、仪式、体制、习惯、法律的确认，由此而产出的语言、精神生活方式、文化产品风格等必然不同于西方城市文明所产出的东西。因此，说到底，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其规制追本溯源是来自中国人的大脑，来自意识形态；这是一座意识形态之城。它可能适于观看，适于仪仗队走正步，适于皇家车马招摇过市，但却不像那些自然生长的城市适于居住。”

2。在城里“被流浪”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

行迈靡靡，中心如醉。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

行迈靡靡，中心如噎。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诗经·黍离》

这是《诗经》的名篇《黍离》，余冠英先生对它的解释是“流浪者诉述他的忧思”。诗歌描述了一个流浪汉来到首都洛邑，但是城里生活成本太高，他住不起，所以，徘徊在郊区的田野里。他一直想谋个好生计，但是，从“苗”到“穗”到“实”，一直没有得着好机会，心中的理想因为屡屡遭受挫折而几近破灭。其实，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所以他只好问老天爷，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如果你也曾在北京“漂”过，就能体会这首诗的感情，也能明白把它放在这里的原因。我们不谈诗歌，只说城市，说说北京城的是是非非。

前面提到“北京无小事”，但是，有小人物。

截至2009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达到1755万人，这是2010年初北京市政府公布的官方数字。北京市政协还进行了一项“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专题调研并发现：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已达1972万人，其中户籍人口为1246万人，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达726万人；且流动人口的飞速增长是导致常住人口上升的主要原因。事实上，由于北京居住证的办理难度，以及暂住证概念的日益淡化，北京对于这座城市内的流动人口的“底细”是越来越摸不透了，所以相信流动人口的实际数量将远远大于官方公布的数字。

北京无疑是一座移民度很高的城市。她吸引外来人才，吸收外来文化。但北京的吸收是有选择的，实行的是“优选制”——能不能被接纳，要看你进不进得了城。

对此，易中天做了个简单归纳：“辛亥革命前，北京的移民主要是冲着皇帝来的。他们是新科进士和升迁官员，以及为皇帝和官员们服务的太监、宫女和仆人。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北平的移民主要是冲着大学来的。当时全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云集北平，吸引了天南地北的莘莘学子。新中国成立后，加入北京人行列的主要是两种人：调进北京的干部（多半是中高级的）和分进北京的大学毕业生（多半是较优秀的）。总之，北京的移民，总是围绕着‘政治’这个中心，或‘学术’这个次中心；而北京的吸收，则总是以是否‘优秀’、是不是‘精英’为尺度。”

移民的结果是北京壮大了，丰富了。但是，聊起北京人，你仍然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不像上海人，已经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形成了一个既定的、统一的印象，比如：精明的、市侩的、讲究的，等等。总之，移民融入了上海，并与之形成了一体化的海派文化，统统都是“阿拉上海人”。但是，北京不然。

“北京没有这样一种一体化的文化，而只有各个不同‘圈子’的文化（皇家官方文化、文人学者文化、市井平民文化等）。移民们也只是进入了不同的‘圈子’，并与各自的“圈子”相认同。”

人人都道上海排外，却鲜有人指出北京的势利。其实，北京的势利，说明白点儿，就是等级观，说隐晦点儿，就是圈子意识。有了圈子，就有大小、有品类。大小品类，也就是尊卑贵贱远近亲疏。

作为北京的符号之一，四合院完整体现了这种“尊卑有序”的等级观。

北京正规四合院，大门辟于宅院东南角“巽”位。四合院中间是庭院，院落宽敞，植树栽花，有的备缸养着金鱼，是四合院布局的中心。在规整的四合院中进了大门还有垂花门、月亮门等等。垂花门是四合院内最华丽的装饰门，作用是分隔里外院，门外是客厅、门房等“外宅”，门内是主要起居的卧室“内宅”，体现着在居住环境中的“内外有别”。四合院中住正房（北房）的一定是一家之主，东厢房又因为左为贵，由长子居住。而倒坐房一般是佣人来住。“尊卑有序”在四合院中得以完整地体现。在这样小小的自我天地中，一家人自成一统。

小到民居民宅，大到整座城池的布局建设，皆是如此。

“作为皇都京城的北京，它的城市规划最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尊卑有序，等级森严。明清的北京是三个一圈套一圈的城，最中心的是宫城即紫禁城，乃天子所居；次为皇城，是政府所在；最外围是京城，其中紧靠皇城根儿是各部衙门，再外围则是规划整齐的街市。清代京城还有内城外城之别。内城是满人的禁区，外城是汉人的地盘。站在景山俯瞰全城，金碧辉煌的宫殿楼阁与矮小灰暗的民居形成鲜明的对比，所谓‘东富西贵，南贫北贱’，一目了然。不同身份地位的各色人等，便在这规划好了的城区内各居其宅，各守其职。可以说，北京是做好了圈子往里‘填人’。北京人，当然不可能没有‘圈子意识’”。

在这个前提下，即便如莫言这样的大名人，在北京生活了近30年，这条山东汉子也依然把自己当做北京城里的异乡客。“多到长安街上走，少到胡同儿里面串”这是莫言总结的生活经验。长安街是北京的舞台，用来展示首都的风采，自然欢迎所有人前往参观，那就是一个“客厅”。

胡同儿则不然，它是更私密的“卧室”，这个圈子属于“老北京人”——胡同是北京的市井生活，“它距离闹市很近，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