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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北上广-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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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言、董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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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前言
推荐序 北上广，你在抛弃谁
呙中校
我看到这套“逃离北上广丛书”的时候是11月，而8年前的这个时间，年少轻狂的我写了《深圳，你被谁抛弃》，一夜之间走到了风口浪尖。
8年间，深圳已经从“你被谁抛弃”的境遇，走到了“你在抛弃谁”的“境界”。同样，北京、上海和广州也在中国城市化的飞跃中，变得越来越挑剔与苛刻。
《深圳，你被谁抛弃》之后，对我自己而言，特别想写的下一个选题之一，就是眼前的“逃离北上广”。如果说当时的深圳问题还只是一个局部现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那么当前的北上广问题，是与几乎每一个中国的年轻人都息息相关的，也是中国在经历超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必然的困惑和游离，对于这个问题的解读，我想，绝不仅仅是北上广这三个地区的事情，也绝不仅仅是对近来出现逃离现象的一个回答。
3年前接受传媒采访时，我曾有过这样的观点：“外来工、刚来深圳工作三四年的大学生，是‘逃离深圳’的主体。房价问题、户籍政策、社会保险问题，这是近几年来深圳最大的三个问题。目前深圳房价高涨，对外来人产生‘挤出效应’。一旦收入减少、开支增加，加上户籍制度，人是很容易离开的。”
眼下看来，这种趋势似乎愈加严重。
北京、上海、广州，这三座城市的情况虽然各有特点，但是现实的坚硬和苦涩是共同的。
这套书作者说的“逃离”，不是逃跑，更不是对一线和二线城市之间生活成本的简单比较，我理解为更多的是在反映一种集体情绪和思维方式。这也恰恰是作者的敏锐之处，今天的“情绪”是明天的“行动”。所以依我看，此书不仅仅对正在“北上广”犹豫徘徊和想去“北上广”实现梦想的年轻朋友大有裨益，也很值得城市的领导者们认真研读。
说来也巧，“逃离北上广丛书”的作者几乎和我写《深圳，你被谁抛弃》时同龄，奋斗历程也差不多和我当年一样。当年的《深圳，你被谁抛弃》曾引出了一场关于深圳命运的大讨论，难保《逃离北上广》（《北京太势利》《上海太昂贵》《广东太竞争》）不会引发全国上下对城市化进程的新一轮大讨论，可喜的是，现在的中国已有足够的理性和智慧来思考类似的问题。
2010年11月
注：呙中校，1975年生于湖北，毕业于武汉大学。2002年11月，以“我为伊狂”的网名，在人民网和新华网的论坛上发表了万字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一举轰动全国，引发全社会对特区前途的大讨论。2003年1月，时任深圳市长随后约见呙中校并公开对话，这在国内为首次。此后呙中校进一步阐述他的想法，在原文的基础上写出一本20万字的专著，成为当年叫座又叫好的畅销书。现供职于香港《亚洲周刊》。
序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传奇
颜石泉
我一直认为，中国最重要的本土经济学是迁徙经济学，迁徙是一种因不满足而产生的追求。一个人的迁徙是一个人的追求，而整个国家的迁徙则代表着整个国家的追求。在这个追求中，蕴含着所有价值观的改变，这种改变最终形成了经济学。中华民族跨世纪的迁徙几乎持续了一个世纪：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战争开始，虽有惨痛的失败，但争取、寻找、背离家园和最终的传奇始终是主旋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风起云涌的上山下乡知青运动事实上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1977年恢复高考，年轻人开始了新的与过去不同的迁徙。然后是“孔雀东南飞”：经济特区的建立，让学有所成和有志向的年轻人奔向深圳、奔向上海、奔向北京、奔向广州和海南……
每年，有超过1亿的年轻人为寻找自己的传奇告别家乡；每年，有超过中国总人口接近15亿流量的人口在春运期间大范围往返。这种总量巨大的人口流动，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曾有过，而在中国却在和平时期且年年如此。
从来也没有哪一刻，中国人是如此渴望成为传奇。
这种中国独有的迁徙经济学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巨大且持续不断的活动，推动了中国经济30年超高速地发展，而也由于迁徙的不断，因而发展将依然，这是西方经济学家所不能理解的。
本周公司将三本套的《逃离北上广》送到我案头上的时候，我想到最多的关键词是迁徙和传奇。没有迁徙就没有传奇，这就是中国经济。那么《逃离北上广》是否会偏离了迁徙的主题，并从而失去传奇的结果呢？这是思考的重点。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传奇，这话是李宁说的。出自其口，尤其令人感叹与信服。
2010年的李宁，鬓角花白头发稀疏，身材微微发福。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的那一幕：他从空中落下，没有站好，全场惊悚。李宁抬起头，脸露笑容。1992年，我随中国青年报刊代表团去广东采访，在三水市广东健力宝创始人李经纬的办公室见到李宁，他显得内向而不擅言语。李经纬说，他助李宁以自己名字做体育服装。
而今，李经纬的健力宝已不复存在，老人为此付出所有，传奇终止。而李宁的服装品牌已发展到仅次于耐克，并向耐克发起挑战的程度。
或许更多的80后年轻人并不指望自己成为像李宁那样的传奇，认为李宁成为运动员的传奇已足够令人称赞，成为企业家的传奇已有些令人不可思议，无法效仿。但其实：
一个农民工，拼死努力，定居城市，是一种成功。如果定居一线城市，就是一种传奇；
一个偏远地区的大学毕业生，在上海的全球500强外企中，找到一份类似杜拉拉们的工作，也应当被视作传奇；
一个有志于仕途的政治系毕业生能荣升到北京的国家级部门，当然会被视作仕途亨通，传奇降临了；
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在深圳，安营扎寨，工作顺当，对于您更年轻的过去来讲，都是一种传奇。
传奇缘于迁徙。与迁徙相对的是保守和等待，这种方式相较于迁徙来说，要消极得多。迁徙因其主动性而获取的机会就多，因而产生传奇的可能性就大为提高了。
然而，“逃离北上广”因其逆向思维而让人吃惊，因为持续30年的潮流是奔向“北上广”的，它是伪命题吗？对于继续寻找机会以实现传奇的年轻人来讲，由于“北上广”的人满为患，机会减少、门槛变高，“逃离”当然就不是个伪命题了。因为，有人捷足先登！在确信无更多机会后，其实“逃离”就成了一种新的迁徙。同理，机会与传奇都在迁徙之中。何况，价值观继续在变：
住在北京王府井边上，一定比住在苏州的独墅湖岸边上好？
住在上海静安的南京西路，真的强过住在珠海的情人大道旁？
住在广州天河，真的强得过住在昆明洱海湖畔？
住在深圳的罗湖区，好得过杭州的西溪湿地？
未必！未必！未必！未必！
即使北京有后海，那后海已被泛滥的人群污染到不适宜居住；即使上海的南京西路依然拥有繁华的购物场所，但这样的场所并不适宜你把家安在街两旁的楼上；即使深圳罗湖的桥边一脚就可以去到香港，但现在去香港的路便捷又通畅，不必家居罗湖；广州二沙岛也已被炒到天价，而如同二沙岛景色的地段其余城市太多太多……
城市其实已发展到无差别时代，天安门、外滩、罗湖关口离你有多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寻求何种传奇，这些标志性地点与你的传奇是否有关。
所以，逃离北上广，没什么不好！迁徙是国家经济的发动机，也应该是你传奇的发动机。
2010年10月8日于上海
前言 寻找被忽略的自己
苏言
“逃离北上广”，原本只是局部、个别的行为，现在成为广泛的话题，当然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与中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一样，“北上广”被知情者称为：GDP和CPI同大，意思是城市发展的确很快，市民荣誉感也强，但市民消费价却太高，高到无法消受，并因此形成高门槛。
谁会“逃离北上广”？杜拉拉肯定不会，在500强工作的杜拉拉甚至不愿为爱情离开DB公司，可见工作比爱情更重要。人生遇到一份好的工作不容易，而爱情，不管你骨子里是怎么想的，反正：一个萝卜一个坑，非特殊情况爱情不会把你丢下。
“北上广”是什么？是北京、上海、广州加深圳，这四个城市被当今社会誉为中国最好的城市，并各自拥有1800万上下的总人口，且精英群权重大。
北京，中国的首都，建设好有十足的理由，传统上被最为看好，因此户口也难进；
上海和广州，同为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洋务运动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没有这两座城市几乎可以说就没有中国的近代史。上海户口值钱大多数国人都知道，可以说上海和广州是中国最洋气的城市；
深圳是中国体制的特殊产物，如果说上海和广州的洋务运动是在被动中进行的，深圳则是我党我国领导人亲自要干的，可说是主动性的洋务运动产物。修订政策，引进港资，不信就干不过绝种的资本主义！
瞧，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有志的年轻人别无选择！
可，三十年了。一波波优秀的民工向这4座城市蜂涌而至，一批批大学毕业生首选这4座城市，并不惜因未分配好而辞职重干。这些年轻人成就了这4座伟大的城市，也成就了自己，并因此形成潮流。
潮流是什么？是时尚。时尚是什么？是楷模。楷模怎么讲？学呗！
可，三十年了。杜拉拉们挤得这4座城市水泄不通，不仅后来者无路可走，即便是先来者也会被杜拉拉挤掉。看看，王伟不是走了吗？杜拉拉好几个前辈也走了！
新时代的年轻人已经不像他们的父辈，一生去过北京若干次，上海二三次，广州或许没去过，而深圳，没儿女基本不去。年轻人们走南闯北，在他们的求职信中，只填着这4个城市，只要是这4座城市，去了再说！很多人转着圈地往返，渴望在这4座城市中求得相对更好的职位。看看“杜拉拉”就知道了：可以不择手段，包括被称为人生最重要的——爱情。
人的精明是被炼出来的，做人精中的后辈，尤如前面有一堵墙，推开的可能性有，但很有限。况且，先辈们即使在专业上也不比我们差呀，怪不得他们。最终，只能怪：人满为患。
时间的沙漏一直朝着一个地方持续地漏。那里，不问人的出处，通常一桌人吃饭，来自各省市的人没有重复，这与传统上的本地生、本地长、本地工作一辈子完全不同。
未来30年，沙漏持续，可不会只朝着“北上广”了，通往“北上广”的铁轨并列而行的：还有一条出来的路。人如货币，总是流向那些需要投资并且一定会带来回报的地方。这使得新一代年轻人会去寻找被忽略的自己，和正在崛起的城市。即使身在“北上广”，一旦被忽略，就一定会激起反省，这是市场给年轻人带来的选择，也是优于中国历史的地方，更是中国有希望之所在。
这是我们写这部书的初衷。
的确：“逃离北上广”，因为《北京太势利》。
势利的北京让你无法开始工作，每天被一种无名的精神打击着，而交际则需要太多的金钱和时间：成本太高。由于无法迅速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因而自己的一切都会显得滞后。可以说，北京的竞争主要是精神上的，因为不断地有人在告诉你：圈儿，北京就是个圈儿！
的确：“逃离北上广”，因为《上海太昂贵》。
上海的昂贵则是纯物质的，没有钱你甚至都没法住下来，即使亲朋好友也不会帮你的忙。不错，是很公平，前辈们也是走的这条路。一切都得看实力，假使你金钱不够，你就得把学历、资历、勤奋、身体，包括姿色和学养一起打包作价。价不够，你将痛苦并痛苦着。
的确：“逃离北上广”，因为《广东太竞争》。
广东很务实，不像北京讲背景，上海讲气质潜力。广东，无论广州还是深圳，你得苦，你得相信苦尽甘来。背景和气质都没用，漂亮女孩如果不讲苦，充其量也就是做几年不光彩的“风光年华”，熬到花落色衰，依然不会被广东承认。相比北京和上海，广东的竞争来得低端，正因为此，广东的竞争称得上是“血汗时代”。
所以，下一站，寻找正在崛起的城市。好在，现代中国，伟大的城市不只“北上广”。
逃离北上广Ⅰ：北京太势利
引言 北京为什么留不住马云？
俞正声曾感叹“上海为什么留不住马云”，但北京连这样感慨一下的念头都不曾有——虽然马云曾两次进京，并试图在北京创业扎根，但他最后还是离开了。
1998年底，马云从外经贸部旗下的国富通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席位上，主动辞职，领着他的创业团队撤离北京，回到了杭州——
六个月后，马云的阿里巴巴网站正式上线；
四年后，马云创立淘宝网，并使之成为目前国内最大的C2C购物平台；
六年后，阿里巴巴集团兼并了当时全球最大的门户网站，雅虎在中国的所有资产，马云的阿里巴巴就此成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
八年后，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有约4900名员工持股，平均每名员工有9。05万股，若以11港元的招股中间价计算，每人通过IPO得到的财富刚好100万港元。阿里巴巴上市造就的千万富翁有千人之多。这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面积最广泛、数量最巨大的造富运动。当年跟着马云艰苦拼杀的阿里巴巴创业者们得到了超乎想象的回报。
而这一切都始于1998年底的那个冬天，马云说，我要离开北京。
长安街的黑白时光
实际上，马云和他的13人创业团队（包括马云在内）在北京的一年零两个月，在旁人看来，是相当成功的。他们做成了许多事：做了外经贸部的内网，也做了它的外网；搞了合资公司，并做到了一年盈利。团队的其他成员都很开心，只有马云闷闷不乐，他认为自己失败了……
1997年12月，外经贸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EDI）诚邀马云加盟，出任该中心信息部总经理。于是，马云领着他的创业团队：张瑛、孙彤宇、吴泳铭、盛一飞、麻长炜、楼文胜、谢世煌、彭蕾、韩敏、蒋芳、戴珊和周悦红，踏上了进京的列车。这些人，日后都成了阿里巴巴集团的骨干。
1997年的那个冬天，马云和他带领的团队，就像武侠小说中描写的那样：一个布衣侠客，带着一群徒儿奔赴京城闯荡江湖……
他们工作的地点就在北京东长安街2号，外经贸部1号楼里。
光是外经贸部坐落的这块地儿，就让人肃然起敬了。长安街街面展宽为50…100米，是世界上最长、最宽的街道，也是整个中国最重要的一条街道。以天安门广场为界，往东为东长安街；往西为西长安街。
伫立在中国最重要街道上的外经贸部大楼，和北京多数国家部委的办公楼相似，不高，但是很大。三栋灰白外墙的联排楼宇，不杂糅任何多余的色彩，除了正门口旗杆上那面五星红旗，以及大门两侧一丝不苟站岗的绿军装外，就连灰砖墙上标识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的牌匾，都是端端正正的白底黑字，给人肃穆之感。总之，到了跟前你都不敢大声说话，好像就怕惊动了什么。
在京的这些日子，马云并不快乐，有时甚至很郁闷。他说：“在北京那一年多吃的苦胜过在黄页时……”马云在北京到底承受了多少压力和痛苦，他与外经贸部的相关部门到底发生了什么分歧，将永远成谜。因为马云对此讳莫如深。
这里，不得不提到外经贸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的历史。
1996年2月，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正式成立，英文简称为CIECC。尽管早在1996年2月便成立，但CIECC的正式运营，却要等到近一年之后——1997年1月。当时，外经贸部要做的是一个大内网加上一个官方政府网站（MOFTEC网站）。
对于大内网的架构，领导们的设想是这样的：在全国范围内铺设光纤，在外经贸部下属的各个分支机构分别设立接口网点，所有的网点互联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大内网。在这个大内网上，外经贸及其下属机构可以为企业办理所有与外贸相关的审批手续；同时，也可以通过这大内网向外贸企业发布相关的外贸政策法规。整个大内网项目的开发则由外经贸部下属的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来负责。而且，这也是一个联合国提供资金支持的项目。
有政府的支持，铺设光纤等基础网络架设工作并不复杂，而外经贸部高层最关心是：找到优秀的、最合适的人才来经营这个项目。
起步阶段的中国互联网，最缺乏的是懂得经营，懂得把互联网当做生意来做的人才。于是，在杭州因为经营中国黄页而名声大震的马云，成了外经贸部领导眼中理想的人选。
刚到北京时，团队成员全部住在外经贸部东郊潘家园的集体宿舍里。前后两批一共13个人，分成三小群，分住在三套简陋的房间里。开发网站的工作很苦很累，还得经常加班。
尽管是给政府部门做事，马云的团队也没能享受什么特殊待遇，甚至比同部门工作的大部分人都要辛苦。日复一日，大家每天的生活都是重复的场景：早上，闹钟一响，就得在一种极其痛苦、极不情愿的状态下，眯着眼睛穿衣起床，“每次听到闹钟响，死的念头都有！”然后，大家就聚集到潘家园等车，好不容易挤上了公交车，也没有闲情逸致欣赏沿途的大街小巷，很快就进入梦乡，一路就这么一颠一颠地睡到外经贸部；工作到深夜，大家又一颠一颠地回到集体宿舍……
团队主要负责开发外经贸部官方网站（大内网），这也是当初马云受邀的主要任务。对于大内网的设想，马云一开始就反对，并试图说服EDI把网站建在互联网上。尽管马云反对，但他这个EDI下属部门的小经理做不了主，方案还得部里官员定。
势单力孤的马云最终还是屈从于官方的意志，硬着头皮做起来了。马云的13人团队，人手虽不多，却是高手云集。做网站开发对他们来说已是轻车熟路，何况这帮人在中国黄页时代就积累了丰富的开发经验。网站是做好了，做得很快，也很成功。
但是，到了运营的环节，问题又出来了：政府的红头文件下去了，业务却非常冷清。这也容易理解，外经贸部的大内网实际上有些像今天的“电子政务”系统，它的功能也很简单：外经贸部及其下属机构可以为企业办理所有与外贸相关的审批手续；同时，也可以通过这个大内网向外贸企业发布相关的外贸政策法规。企业家们肯定会这样想：这原本就是一个电子化的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凭什么让我们企业来买单呢？
所以，EDI的这个大内网工程的商业运营模式是行不通的。这一点，马云当然心知肚明，出现这样尴尬的局面也在他意料之中，只怪当初那些领导们没有接受他的方案（做互联网）。于是，在EDI大内网的运营出现问题之后，马云又开始不断游说高层扩大内网，改建互联网。
终于，1998年7月，经外经贸部高层批准，EDI成立了合资的国富通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由马云出任。
国富通成立以后，马云就带领团队开发“网上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的项目，这是一个真正的互联网项目，也是马云真心想做的。无论是从架构还是从实际的经营运作来看，“网上中国商品交易市场”都算是当时中国电子商务领域非常成功的一个项目。尽管它也是收费的业务，但收费办法已不像大内网时那么老土（用政府的红头文件推广）了，而是采用更市场化的方法。所以中小企业上网很踊跃，网站很快就盈利了。而且，国富通和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网站，都是在创建的当年就实现盈利的项目，纯利高达287万元。
在中国政府站点中，外经贸部的网站不仅是国内部委中最早的一个，也是最优秀的政府站点之一，在1999年就被评为中国“政府上网工程”的推荐优秀站点。1998年10月5日，纺织品配额招标系统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网上投入运行，全国首次实现纺织品配额电子招标。当时中央和十多个部委的领导到场观看了电子招标开标演示。站在领导们面前，为其进行演示的，是一个长着顽童般模样、笑容可掬的年轻小伙子。这个小伙子，正是时任国富通总经理的马云。而站在他左边的，则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站在他右边的，依次是国务委员吴仪、外经贸部长石广生。
两种思维模式的冲突
北京的这次创业似乎是成功的。新公司和新网站势头不错，工资理想，团队齐力，大家很开心。
但马云不开心。马云也没有成功的感觉。长期以来，马云发现很多事情在政府的编制里很难做，存在着许多说不清的问题。尽管那时，提起马云与外经贸部的合作，人们都说那是中国的“梦之队”，但事实上是怎么一回事连马云自己也说不清楚。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种思维、两种模式的冲突日见明显，即商人和官员的冲突日见剧烈。尽管EDI给了马云很高的礼遇，很高的职务，但马云心里清楚：他不过就是一个做网站的高级打工仔。他和他的北京团队一直都是外经贸部的编外人员。如果部里有会做网络的人才，谁会找他们？
在马云参加的外经贸部的大小会议上，那些中央和地方的经贸官员，谁会把马云看在眼里？在官本位的中国，这一切本来就是常态。更何况是在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
张瑛（马云的妻子）后来回忆说：“我知道马云受冷落，但他是个很乐观的人。从我认识他到现在，他从来不说今天很郁闷，很气愤，他总是用平常心对待这些，总是给我希望。”
马云的痛苦和烦恼从不表现出来。但是马云进京是来创业的，是来追寻他的互联网梦想的，他不是来简单地打工挣钱的。
到了1998年底，网络大潮席卷全球，中国也第一次出现了网络热。五花八门的网站如雨后春笋，新浪、搜狐、网易一路高歌猛进，曾是中国网络第一人的马云，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的马云怎能不心急如焚？
马云所面临的无非是两条路：留在北京，或者离开北京。若留在北京，机会倒是有，比如当时的新浪和雅虎都希望马云去加盟，但马云认为北京的网络太浮躁，很难成事；况且马云已经受够了在政府企业里做事时条条框框的束缚、磕绊与畏首畏尾。马云敏感的直觉告诉自己：中国的网络形式已经在开始发生变化，全世界互联网高潮马上就要到来，留在政府里对不起这千载难逢的良机。
1998年年底，马云突然向大家宣布：我要回杭州了！
决定之后，马云把他从杭州带过来的团队召在一起，对他们说：“你们可以留在部里，这有外经贸部这棵大树，也有宿舍，在北京的收入也非常不错；你们在互联网混了这么多年，都算是有经验的人，也可以到雅虎，雅虎刚进中国，是家特别有钱的公司，工资会很高，每月几万块的工资都有；也可以去刚刚成立的新浪，这几条路都行，我可以推荐。反正我是要回杭州了。”
接着马云又说：“你们要是跟我回家二次创业，工资只有500元，不许打的，办公就在我家那150平方米里，做什么还不清楚，我只知道我要做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商人网站。如何抉择，我给你们三天时间考虑。”
当时，不管多么反对，多么不理解，但真到做抉择时，马云这支13人的团队没有任何人犹豫，也不用三天时间考虑。五分钟后抉择就出来了：全部跟马云回杭州！
湖畔花园的激情
回到杭州，马云说，“我要创办全世界最好的公司”。这个公司就是今后的阿里巴巴集团，而它诞生于杭州西部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湖畔花园。确切的地址是湖畔花园风荷院16幢1单元202号——小区中一座4层居民楼中的一套四居室的房子，面积150平方米，这里本来是马云的新家，还未来得及住就被拿来当做了阿里巴巴的办公地点。
当时，阿里巴巴的模式对于的中国互联网来说，是非常独特的。起初，马云团队的大多数人认为做一个像雅虎、新浪那样的门户网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但是马云认为“大部分人看好的东西，你不要去搞了，已经轮不到你了”。于是，阿里巴巴没有拷贝任何已有的成熟模式，选择创新，而创新的风险十倍于拷贝的风险。如此“出格”的冒险之举，放在北京，放在外经贸部或者国富通的框架里运行，显然是绝对不可能的。
1998年圣诞节前，张瑛和蒋芳（后任阿里巴巴B2B…ICBU总经理助理）先行返杭，开始布置湖畔花园的“办公室”。张瑛从家里找来地毯和窗帘，又找来一个烧油的取暖器和几件旧桌椅。一切因陋就简。后来，几个年轻的工程师，用报纸把四周的水泥墙糊了起来，这是唯一的装修。所用中英文报纸全部是IT技术类的，等闲人还看不懂。
湖畔时代是阿里巴巴激情燃烧的时代。
作息是早9点到晚9点，每天12个小时，这是正常作息时间。加班时，每天要干16个小时甚至更多，而加班又很经常。谢世煌（后任阿里巴巴战略投资董事总经理兼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说：“湖畔花园里有一个小会议室，可以打地铺，那时睡办公室的时间不比睡租房少。”
创业初期曾访问过阿里巴巴的《亚洲华尔街日报》的总编这样写道：“没日没夜的工作，屋子的地上有一个睡袋，谁累了就钻进去睡一会儿。”
数月后《福布斯》杂志的资深记者贾斯汀·杜布勒在马云夫人的带领下参观了阿里巴巴创业时的房子：“20个客户服务人员挤在客厅里办公，马云和财务及市场人员在其中一间卧室，25个网站维护及其他人员在另一间卧室。……像所有好的创业家一样，马云知道怎样用有限的种子资金坚持更长的时间。”
这期间，还发生过一件有趣的插曲。
有一天，几个工程师工作到早上5点40，天亮了，大伙还没睡觉。有人提了个建议：出去逛逛。于是，几个人呼啸而出，打的来到西湖边。
这些人被关了几个月了，没时间进城，更没时间到西湖来，跑出来有点像羊群出圈。当时正值早春，细雨霏霏，柳丝轻扬。几个人跑到断桥上，大喊大叫，引吭高歌。在西湖边上潇洒了一小时后，他们又跑到知味斋美美地吃了一顿，然后跑到新华书店，每人买了一个“背背佳”。尽兴而归，回到湖畔花园时已经快10点了。
发现所有其他员工都站在凉台向他们眺望，个个神情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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