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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我一生-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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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种反思，是###、古远清他们完全无法理解的。他们要求我做的“反省”、“忏悔”，万万不可答应，就像我们虽然有很多缺点，却万万不可在造反派的批斗会上低头交代一样。巴金先生的解剖是面对君子世界而作的。君子过于自责了，那些人就以为自己是审判官了。
近十年的中国文化氛围，已经与巴金写《随想录》时更加不同。因此，善良的人们更不可天真。决不能把精神世界的审问权，交给那些人。如果交了，将会把朗朗天地重新变成地狱判殿。
2。文人与做人
记者：除去法律，媒体某种程度上代表社会公正。你说过“平白无故把一个不认识也不了解的人在报纸上痛骂，是违反法律也违反道德的。道德本身是经不起推敲”的。也认为“我国传媒还没有建立‘对立制衡’机制”。除去“道德缺失”、“媒体制衡”、“圈子保护”三重原因之外，造成你的“堂吉诃德式”的搏斗和被“文化群殴”态势的，还有无其他原因？比如你个人行为方式的原因。
余秋雨：原因很深刻，我自己不便解析。我的行为方式，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慎重选择的。就像我以前拒绝造反、拒绝放弃学术、辞去院长、冒险远行、百折不挠一样，选择得非常负责，因此也不会动摇。
记者：很多人对你的批判不肯罢休，是因为他们觉得你不够率真，不肯承认自己在“文革”中有污点。换句话说，很多批判是针对你的做人方面。包括你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和出境率高，被认为是内心浮躁、好出风头。你的某些做法是否违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文人的要求？如，做人要低调内敛，学者要甘于寂寞等。
余秋雨：为了讨好别人不断矮化自己的人，才不率真。把自己身上不存在的污点说成是污点，既侮辱了自己，也侮辱了天理，侮辱了历史。我参加社会活动极少，谁见我参与过什么协会的活动，或出席过什么会议，或召开过自己书籍的新闻发布会和研讨会？更没有主动上传媒，只是应邀参加了三次电视行动：凤凰卫视的“千禧之旅”、“欧洲之旅”和在中央电视台的歌手大赛任综合素质评委。可能做得还不错，受到了观众欢迎，引起了那些人的嫉妒，又刺激了有些人的名利欲望，事情就这么简单。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文人的要求，今天中国文化界没有人在遵守。这只是少数人希望别人息影噤声的借口。他们自己如果真是“内敛”和“寂寞”的，怎么把我这个他们根本不认识的人当作靶子，年年月月在报刊上大喊大叫？他们这么多人集体高声地喝令一个人安静，已经喝令了好些年，那个人至少也能回一句嘴吧：不安静的到底是谁？
即便是堂堂中央电视台，历来邀请我十次我最多答应一次，现在连一次也不愿答应了。试想，这种情景落到那些喝令者自己身上，会怎么样？《借我一生》有很多篇幅，写了中国文人的重重虚假。我正是为了摆脱这种虚假才出走的。因此，那些人批判我，主要是批判我对一种集体心态和生态的嘲弄。仅仅嘲弄也不至于让他们生那么大的气。他们最生气的是，我把这种出走和嘲弄变作了一系列正面行动，产生了成果，又被广大读者和观众接受了。他们也想这样做，却没有勇气，于是就骂。因此，我把骂声当作自己这些年生态选择的注释，把骂声当作掌声。
3。道德评判和一个寓言
记者：记得杨绛先生在《记杨必》一文中曾经写，无锡人逗孩子叫作“引老小”。这其中的“引”有善意的意思，也有“欺”和“惹”之意，有时就不是纯出善意。他们引逗阿必时常常边画漫画边说，鸭蛋其脸，大圆其耳，小圆其鼻……每次阿必都大哭。只一次她夺过笔，在画上点好多点，自己说，“皮蛋其脸”，随后跟着大伙一起笑了。“以后我们不再引阿必，因为她已经有了幽默感，可以巍然不动了。”———这可不可以理解作一则寓言？中国的文化人做人做事可不可以增加一些“皮蛋其脸”的气度？当然，这显然不是让你对自己的过去无中生有。
道德是人的内部秩序。你怎样理解一个人性化社会道德的“理想态”？怎样理解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建设性？
余秋雨：我用自己的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理解。我的行动的挑战意义也就是我选择的道德意义。但我声明我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今天中国媒体间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古远清、###他们，他们的任何谎言、奇谈、痴语都能大篇发表。
对我而言，独立精神就是即便被他们糟践至死、无人救助，也要以最后的嗫嚅坚守自己事实真相，坚守自己的观念和人格。“虽千万人，吾往也。”
4。艺术流派与社会公众人物概念
记者：艺术大师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强调艺术家与其宗族之间的关系。他讲的宗族是一个社会时期的某一个流派或某一个群落之间的艺术家们的血缘关系。他以一棵树形状他们：“其中的代表人物，必是长得最高的那根枝条”。他也强调了社会风俗、时代背景与写作的关系，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横空出世。你怎样定位自己写作的社会群族？你代表哪一类宗族、哪一类流派？
有传播学理论认为，社会公众人物应该对于公众或传媒的质疑有相当的承受能力，即“名人没有隐私”一说。对此你怎么看？面对这些层层叠叠的批评，你认为批评本身和媒体的压力哪个更让你觉得不堪负重？
余秋雨：对此，国人有极大的误解。中国很难找到西方概念上的所谓“社会公众人物”。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对社会问题并没有独立的发言权，因此也不存在完整的社会影响力，更没有歌星、球星那样对民众的游戏性裹携力。
在中国，真正的“社会公众人物”应该是今天的批判干将。因为他们天天操弄着人们的荣辱，左右人们的视听。他们是谁？！这是最重要的。例如古远清写了那么多骂我的文章，有没有人问他一句：古远清，你是谁？你在“文革”中有什么证人证据，能证明你没有做过坏事？如果不是，那你为什么独独对一个在“文革”中拒绝造反的人那么仇恨？《借我一生》写到，“文革中”歹徒拿着鞭子要“牛鬼蛇神”交代历史问题。一开始被害者一一申辩、交代，后来终于产生了疑问：你们是谁？为什么你们有资格拿着鞭子责问我们？你们不就是真正的“牛鬼蛇神”吗？
多年前有一次我搭车去张家界，半道上被阻拦，几个戴袖章的人要我们每人出示证件，接受盘问，证件不全者每人罚款一百元。中国人常常觉得盘问的人天然有盘问的资格，不断向他们解释自己的身份和生平。后来才知，那帮人是车匪路霸。我真希望我们的读者和媒体，明白此间关系。
至于压力，我没有感到，只感到愤怒。
5。隐退与未来
记者：你所说的“退出文坛”确切地说是什么概念？是从此以后彻底封笔不写东西了吗？是仅仅不再写那些给公众看的文章，还是连学术著作也不写了？或者，退出文坛仅是退出文坛纷争，不再在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上亮相了？为什么采取这么极端的做法？
余秋雨选择不回答。（以上观点根据答问整理，不代表本报立场） （桂杰/徐虹/特约撰稿 解玺璋）。 最好的txt下载网
余秋雨改当“余老板”投资创办文化公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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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200万元人民币，新公司9月9日开业
《借我一生》首印40万册显示了余秋雨在读者中的号召力，现在他将把自己的这种号召力投入商界。
“文化商人这个词汇在中国有些贬义，我重新解释一下，我们期待大批文化企业家的出现。”作家余秋雨半个月前曾通过本报呼唤中国的文化企业家的出现，而昨天上海传出消息，余秋雨身体力行，已投资约200万元人民币，入股创办一家图书文化股份公司，余秋雨的助手金克林先生已在昨天下午向本报记者证实了这一消息，但不愿意展开这一话题。
公司暂名“上海读书人”
余秋雨入股的这一图书文化公司由其出版界朋友组建，名称暂定为“上海读书人”。该公司一位叫范继祖的编辑也向记者证实了余秋雨已投资200万元人民币入股，并透露，公司定于9月9日开业，届时将举行大型的宣传活动，公司的具体情况只能在那时对外披露。
据昨日早些时候网络上传出的消息，这一“上海读书人”公司的股东中，既有个人，也有出版机构，余秋雨并非最大股东，但毫无疑问是该公司的中坚力量。
此外，这个图书文化公司，将以包装新人、做畅销书为主，也有可能做文学类期刊杂志。
“余老板”看好新生代作家？
同一条消息中还提到，“上海读书人”目前已经与几位颇有影响力的年轻作家签约，如写《幻城》和《梦里花落知多少》的郭敬明、以《北京娃娃》一书引起关注的春树、《那多三国事件簿》的作者那多等。不过，范继祖表示，这一表述与事实不符，该公司确切的签约作家名单将在开业时宣布。
记者向春树求证这一消息时，春树表示这一公司确实与自己有过接触，但最终双方并没有签约，至于对方公司是否有余秋雨入股，对春树的决定似无影响。
“从商”易，“弃文”难
今年出版界一直在流传余秋雨将“弃文从商”的说法，而余秋雨本人此前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也表示，自己将退出文坛。此次的出资入股，可说是为这一说法提供了一个注脚。但是虽然铁定“从商”，但“弃文”的说法仍然难以为人接受。
有出版人表示，余秋雨以后即使自己不写书，也仍有可能以“名家推介”的形式宣传自己公司的新书和作者，就像他推荐《相约星期二》那样，总之，余秋雨会以出版商的身份，再次与文化圈发生关系，“退出文化圈”的说法基本没有实际意义。（牛文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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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告：著名学者余秋雨8月23日15时作客新浪
； ； ； 著名学者余秋雨将于8月23日15时作客新浪嘉宾聊天室，与网友谈新作《借我一生》及“封笔事件”。
； ； ； ；欢迎网友届时积极参与，或者您有什么问题可<；<；<；留在此处
； ； ； ；相关专题：余秋雨宣布封笔归隐惹风波
余秋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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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自传：借我一生 ； ； ； ； ； ； ； ； ； ； ； ； 笛声何处 ； ； ； ； ； ； ； ； ； ； ； ； ； ； 出走十五年
； ； ； 余秋雨简介：1946年出生，浙江余姚人，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历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近年来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之余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先后获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台湾联合报读书最佳书奖、上海市出版一等奖等。余秋雨的艺术理论著作——《戏剧理论史稿》，在出版后次年即获全国首届戏剧理论著作奖，十年后获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戏剧审美心理学》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因《行者无疆》获得2002年度台湾白金作家奖。 ； 。 想看书来
学者余秋雨作客新浪谈新书及封笔事件实录（上）
； ； ； 著名学者余秋雨于8月23日15时作客新浪嘉宾聊天室，与网友谈新作《借我一生》及“封笔事件”。
； ； ； 以下为聊天实录（上） 发表评论
主持人 ： 各位新浪网友下午好，欢迎来到新浪嘉宾聊天室。一直以来余秋雨就是文坛上一个热点，他的人和他的文总是受到广泛的关注，喜欢他的人大有人在，也有一些人说他的不是。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余秋雨老师作客新浪嘉宾聊天室和各位网友一起交流。欢迎您余老师。
余秋雨 ： 谢谢。
主持人 ： 跟网友打一声招呼。
余秋雨 ： 新浪网的各位网友，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和你们面对面交流。
主持人 ： 余老师最近出了一本新作，叫《借我一生》。请余老师谈谈它的内容、还有您人生几个重要阶段。
余秋雨 ： 好的，这本书主要写我的人生感受，它的起点和终点都和我的父亲、母亲有关，和我对自己生命的困惑有关。全部的内容大概最后都归结到我对生命本身的疑问，所以正是这种疑问，正是这种抽象结构，使得它才具有了我所追求的文学的主体性。
我在说它是“记忆文学”的时候，“文学”两个字并不是指具体内容的虚构，是指很多很多的现实的场景组合成了一个人生的疑问。面对着这个人生的疑问，我大概秉承着一种意向，这个意向就是不管人生多么艰难，我们只要是用善良的心坚定的走下去，就可能完成父母交给我们的人生，大概是这个意思。
现在据说有的一些争议，可能产生在这本书的大概一两页的叙述当中，这个我相信争议者有他的权利，但是我也有权利说明这本六百多页书的主要内容、它的核心是什么。
网友 ： 您能跟我们谈谈您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经历吗？
余秋雨 ： 我是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山区出生的孩子，这样的人应该有很多，但是我遇到了一个非常有生命色彩的母亲。她是一个上海人，突然来到了农村，而这个农村又是毫无文化，没有人识字，她就承担起了给乡亲写信、记帐、办识字班这样的任务，她希望能够用文化的热量把整块土地重新温暖起来。这样的事情我一直跟在我妈妈边上，最早受到一种奇怪的文化的启蒙。
然后是爸爸和妈妈让我借读在农村，建造一个非常好的农村。再接下去可能是爸爸妈妈又觉得老在农村完成不了教育，所以又把我放到上海，借读在上海，完成了我的中学和大学学业，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就遇到了文革灾难，在灾难当中对我的考验非常大。
应该说在这个灾难当中，我对于人生的感悟是特别深刻，当我离开这个灾难的时候才三十岁，那个时候已经换了一个人，然后就进入学术领域，后来又从事行政工作，学术领域不做，就做行政领导工作，做了几年不做了，然后又从事旅行写作，国内旅行写作一段之后，我们到世界旅行写作，我们脚踩的中华文化它究竟是什么？在不同的对比当中来找到这个感觉，这个一直做到现在，做到一定的时候，我又把我的人生的感悟写了一本书，大概就是这样。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比较有意思的是就是，我对人生的一次一次的从零开始，把以前在这个领域的积累，我在表面上推开——尽管在心理积累，表面上推开，在新的事情上从零开始。我年龄不小了，从现在开始又会面对重新选择人生那么一个接口。
网友：非常喜欢您的书，但是我特别不理解为什么现在有些人对您进行一些攻击？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余秋雨 ： 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先生，对我有那么大的恶意、反感？我倒不认为他们完全是不好的人，我一直想弄明白这个产生的原因何在？因为照理来说我很难产生这样的对立面，原因何在？你看我不在任何一个机构，不在任何一个组织，我没有可能争权夺利，而且我也不批判别人，我始终在陌生的地方考察，我很少和文化界的人在一起，大家从来不会看到我参加哪个会议，都没有。一直在野地里走路，而且很长时间不在国内，这样的经历好像构不成和别人争夺什么，构成这样一种对立的可能性，不太能够理解。
如果从好的地方看，可能有对于人对于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文革灾难实在是太气愤了，他要找出有责任的人，这一点我相信，就我这个人已经折腾了十年，折腾的结果是怎么样大家已经清楚了，因为这里面有一些常识界限。这我需要给广大网友说明一下常识界限，直到现在大家说来说去，说我有事情的，一定不是文革的时间界限当中最值得关注的几段，文革因为大家好多人没有经历过，我想说明是这样，就是在非常糟糕的时候，是所谓造反、夺权、武斗这样一个阶段。
还有一个非常糟糕的时间，就是最后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斗、天安门广场事件等等，这我们都知道。中间有一段是周恩来、邓小平主政，这个时候文化相对宽松，号召教授们开始复课，学校里面开始编教材，有这么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极左派容不了的，所以后来产生了批斗。大家讲来讲去始终是在中间这段时间，就是开始文化有点松动的时候，周恩来他们提倡复课，提倡编教材的时候这段时间，大家为什么不问一问这个问题？就是在漫长的造反、夺权、武斗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说不出余秋雨有一丁点的缺点？还有在漫长的批斗、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个时候，也说不出余秋雨一点缺点。
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你抓住周恩来、邓小平主政的时候那段比较松动的时期大做文章是历史的颠倒，我不是为自己洗脱，我为历史说明白。当时周恩来 、邓小平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还是很多，这是第一个界限。
第二个界限希望大家能够想一想，说你编过什么教材，参加过。是，但是直到现在没讲出有一句话是有明确的政治问题的，一句话也没有讲出来，你看多少年了，说来说去只是说这个什么组织，那个什么组织，说来说去，这个说也是说不明白，因为我们只能看一点，就是这个人有没有害过人，这个人有没有从他的手下写出过不好的文章，这没有。
第三个常识性的问题，我希望大家想一想，我的父亲打倒了十年，如果当时我真能有什么作为，我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把父亲救出来，因为他关系到我们家的温饱，所有的工资是他一个人赚的，他还关在那，我的祖母，我的妈妈，我们的全家都在饥饿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内，这是对我来说是我的第一责任，也是我天天想的问题。但是外面这个路线、那个路线对我来说非常遥远，我想的是下顿饭家里怎么吃，想的是这个问题。如果有的话我一定会做这件事。和这个有关的是，在当时什么组织会纵容一个叫做打倒对象的儿子，这又是一个常识。
最后一个常识大家想一想，我担任一个高校的领导，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当时各级组织审查一个人能不能任职主要看文革表现，有年龄的人都知道，哪怕是参加过造反队，大概那个时候也不能做科长，那么严密的审查，而且时间那么近，当时八十年代中和那个很近的时候，大家还同仇敌忾，记忆犹新，你做过任何事情没有人能忘记，只要有一个小条子说你做过坏事、你就不能任职的情况下，我相信我做那么长时间的干部，上级机关没收到过一张条子吧？这些都是常识问题，怎么可能三十年过去了，突然发现了这个人，一个文革的时候还只有十九岁的人那么多的问题。这可能吗？这里面有一些常识问题，大家能够理解，要我来辩这些问题是有难度的，理由就是辩的任何的证据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
另外辩的机制，评判机制、验证机制都不存在了，报纸上这个人出来说，那个人出来说，有一个前提，这个人是不是和我有特殊关系？比如是被我撤职的，比如是由于我的原因他没有评到职称，大家都不会做这个验证。所以就造成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我相信，大家知道了，文革十年的灾难，一定是整人，害人，揭发人，批判人作为它的主干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再延续这样的灾难，文革开始的时候，是追查一些人的历史问题开始的，无限夸大，几十万件冤假错案，这个教训应该吸取。
幸好我们到了一个开明的时代，不会因为在揭发的时代，使我们再像我爸爸一样被关起来，受皮肉之苦，不会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感谢这个时代。
网友：针对您的文化现象，有些媒体称之为逗哏和捧哏，你始终站在逗哏的位置上，您怎么看那些捧哏的说法呢？
学者余秋雨访谈风采1
学者余秋雨访谈风采2
学者余秋雨访谈风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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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 他的意思是这个事就像一个群口相声，你站在一个逗哏的位置上，但是那些捧哏你有欣赏的吗？
余秋雨 ： 我不太注意，我写那么多的书，那些书抄一遍就要花很长时间，如果我注意，一定不能走那么多路，也不能写那么多的书，所以我确实不注意。所谓余秋雨，我把我的名字看成一个抽象的名字，因为我真的确实不太注意，有关谁说什么，谁说什么，一般是电话里有人告诉我，我知道一点，具体说我的文章我都没有看，包括最近有调查我都没有看。
网友 ： 对攻击您的人您对他会和解吗？
余秋雨 ： 不存在和解，我从头到尾都是原谅。比如有一个攻击比较多的人，我在法庭里面我要求赔了十六万，那个人比较清贫，我一分钱没有让他赔，让他在法庭上向我道歉，我原谅他了，我知道他背后的人是谁，我都原谅了。我不知道我这种好心，攻击了我那么多年一两个人，我大概在文章当中连他的名字没有提过，其实老的攻击我的人，我还帮他们的孩子做过事情，我告诉他们不要告诉爸爸，我帮你做这个事，我真是原谅，我不是故意表示出大度。
理由呢？因为我爸爸在文革结束以后，原谅了一切当时哪怕是打他的人，他原谅了，他觉得这是民族的灾难，我们不要追究在个人头上。所以我对这些人，我也这么想，不是他们故意使坏，是民族的一种习惯思维，习惯思维使他们产生一种敏感，关心他人比自己为重，特别是关心他人的事情，关心他人遥远的事情，而且特别关心不认识人的事情，特别关心那种无法验证的事情，而且当这种事情一旦来了以后，情绪激昂，这是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
第二个原因，我也知道他们主要是中文系毕业，这有一个特点，他们缺少严密的科学训练，不是法学系、新闻系或者经济学系，不是，是中文系毕业有一些特点，他们在课堂上学会了叫虚构、夸张、抒情、排比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一下子用到社会批评上来了。我一定要劝这些人，社会批评和你在中文系里所学的那些手段其实是完全不能连在一起的，真正连在一起，随着我们国家法制的健全，一定会产生不良的后果。
网友：在文革中您躲进家乡藏书楼里读书，您给我们讲一讲那段经历给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余秋雨 ： 当年我们编教材，我参加的教材组是根据周恩来指示成立的教材组，当时也会有左的影响，当时毛主席号召学报重新恢复，给学报一些文章，突然传来消息，很好的在走上正规的情况下，说邓小平批判了，今年是邓小平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们大家都觉得他的路子是对的，我就躲在一个非常糟糕的小屋子里面，不看报，不听广播，发火，在这个地方身体也不太好，当时我早年一个老师带我说干脆回家乡吧，大城市不能呆，他们都有意见，他已经被上海赶走的。
后来我来到奉化的半山腰里一个书楼，我一开始不知道它是藏书楼，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在那不是一般的所谓养病，因为那个上面没有吃的地方，没有喝水的地方，日子非常难过。但是我终于看到了一些古书，这些古书对我有一些净化心灵的作用，一下子我安静下来。那个时候外面可能是一片喧嚣，我也看不到什么报纸，非常安静的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我很奇怪，是不是上天给我一种预先的启示。这个民族虽然现在一片混乱，批来批去，好像会有让这些古书重新发挥光辉的时候，我当时懵懵懂懂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一头钻进去了，看了很多书。我相信我后来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熟悉，是和这一段苦读有关系的。一直到整个灾难基本结束，我才下山，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网友们如果有年龄大些的人知道，其实真正要清查的问题，往往就发生在我在山上这段时候，因为这个时候两方面斗争最激烈，我完全在山上，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
另外这个事情对我有很好的启发，我觉得人生可以不断地换，但是每次换有静读的时间，安静阅读的时间，所以我在八十年代中期又花了很长时间阅读国外的经典，在文革后期读的是中国经典，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钻研国外的经典。一次次的钻研，使我好像在###当中没有很好完成学业的人，又自己给自己安排几次上大学的机会，这个大学就是使自己找的那种大学，心灵的大学，所以我很感谢那座山，我很感谢那段时间，更感谢那个藏书楼。
网友：伴随着您各个时期的出版作品都会有很多的批评者和相当多的批评文章，但是您作品只要一面世都销量相当惊人，这是什么原因？
余秋雨 ： 批评是一件好事，中国其实批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现在非常希望能够听到人们对于我的作品本身的批评，而不是对于你的过去的历史的臆想、猜测，这个其实严格讲起来不是文学批评，应该面对作品。
但是批评者，也带来我们对批评界一个想法，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希望大家了解广大民众现在心里想接受什么，大家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的这些书的接受者，好多人虽然不在文化界，他们都还是有文化素养的，也就是说辽阔的土地产生了一种文化饥渴，这么大的文化的需求和小小的批评圈子产生很大距离。我这么说能不能被网友接受？我和批评者有距离，批评者和读者有距离，而我恰恰和读者群关系比较密切——这样一个关系。
这并不是说我写的东西都是好的，但是我达到了我的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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