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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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我一生》打开记忆披露人生历程
余秋雨将在7月的《收获》推出他的长篇“记忆文学”《借我一生》，首次披露许多自己的人生历程。随后，这部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昨天记者先打电话给出版社编辑；被告知具体内容不便透露。与余秋雨的秘书金克林通电话，还未等记者说完，金秘书就说，已经接到50个记者的电话了，余秋雨正忙着修改书稿，不会接受采访。而后，《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接受电话采访说，余秋雨这部书的写作始于去年，初稿成于今年三四月间，整部书分为五个部分。“余秋雨表示写这部作品与其父辞世有关。父亲故去后，家人打开他紧锁的私人抽屉，他发现显示父亲内心世界的文字资料，与他们所了解的父亲不同，这使余秋雨有种感悟，进而决定创作一部追忆往事、记录生活的作品。”据悉，该作品第一部分写自己的童年到上大学的经历，其中写到自己的祖父辈、父母及其小时候与上海的关系；第二部分10万余字是其在“文革”中的经历，首次回应被提到的《朝霞》事件及与当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关系，余秋雨在《借我一生》中否认自己为“石一歌”成员；第三部分是余秋雨当戏剧院长的一些事情；第四、第五部分写了他写作文化苦旅、山居岁月、千禧之旅的历程。

　　程永新说，《借我一生》被余秋雨自定义为“记忆文学”。“他说这不是长篇小说、不是回忆录，也不是自传，而是用了更接近小说的文笔，叙说自己记忆中的事情。”《收获》杂志只选载其中的第1、2卷，近20万字。（陶澜）

余秋雨终于写〃自传〃首次回忆文革岁月
早已拿到了余秋雨“自传”出版权的作家出版社，虽然与余秋雨达成一致协议表示在新书真正推出之前不会曝光内幕消息，但是《收获》即将在第四期刊出该书前两部分的预告消息，却将这部长篇新作《借我一生》给捅了出来。据悉，作者在书中回忆了自己的“文革”经历，并首次公开否认自己是当年张春桥等控制的“石一歌”写作班子成员。

　　
　　出版社　防盗版如临大敌

　　作家出版社有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在得知余秋雨动笔撰写文学自传之后就与他频频接洽，最终拿到了这部长篇作品，目前正在加班加点，与读者见面大约要到7月底。

　　据悉，新书《借我一生》将近50万字，大约分为五个部分。7月10日左右上市的《收获》文学杂志第四期则将选载该书的第1、2卷，大约20万字，主要讲述了余秋雨的“童年”和“文革”时期。

　　目前由于书名等已经曝光，对作家出版社来说，首先就是防盗版的问题。记者了解到，他们目前尚未决定是否更换书名，但已经着手为该书的出版做防伪防盗版的设计，一定会与以前常见的措施有所不同。

　　新书焦点　否认自己为“石一歌”成员

　　据介绍，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名当代文化学者的成长史”，其中自然包括无法回避的“文革”经历。据通读过《借我一生》的出版界人士介绍，书中谈到“文革”这一段时，记述了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如余秋雨在上海戏剧学院挖防空洞时与工宣队周旋等。

　　书中也提到了《朝霞》事件及与　“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关系。之前有文章称余秋雨当年所效力的《学习与批判》杂志由张春桥、姚文元所控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直接管理，这个御用写作班子以“石一歌”为笔名发表大批判文章，所谓“石一歌”者，意为写作组的11个成员。余秋雨在《借我一生》中否认自己为“石一歌”成员。这被一些关注“批余”事件的人士看做是他第一次直面回应。

　　余秋雨　新书进行“记忆文学”实验

　　《借我一生》的写作动机，余秋雨在公开场合表示与其父辞世有关。父亲故去后，家人发现了大量文字资料，资料显示了父亲内心世界中某些不为家人所知的东西，这使余秋雨骤然产生了一种感悟，进而决定创作一部追忆往事、记录生活的作品。

　　《借我一生》的体裁，余秋雨的定义别具一格：“记忆文学”。不是自传，不是回忆录，也不是小说，而是“以平正、真实的记忆性内容组建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实验”，强调其文学本性。接受采访的两位大学中文系教师表示，对于“记忆文学”这种余秋雨独创的文体，他们尚未读过作品，还不好评论。（李瑛）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首度回应“批余”余秋雨《借我一生》忆文革经历
中新网6月16日电　几年前，###一篇题为《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的文章曾在文化界引起轰动，文中称余秋雨为“文革余孽”，对往事“不回忆、不忏悔”。昨天，余秋雨的助手金克林透露，在新作《借我一生》中，余秋雨将用10余万字描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所作所为。这是余秋雨第一次回应“批余”事件。

　　京华时报报道，在这部被余秋雨定义为“记忆文学”的作品中，余秋雨将首次披露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叙述自己的人生历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历也没有回避，甚至提到了自己与“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关系。

　　金克林说，《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称，余秋雨当年所效力的《学习与批判》杂志由张春桥、姚文元所控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直接管理，这个写作班子以“石一歌”为笔名发表大批判文章。所谓“石一歌”，意为写作组的11个成员。金克林介绍：“这次余秋雨在新作中否认自己是‘石一歌’的成员，说自己从来没参加过‘大批判写作组’，那段时间他在外地军垦农场劳动，没回过上海一天。”

　　金克林还说，余秋雨写作《借我一生》的动机与其父辞世有关。他说：“余父去世后，家人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了大量的文字资料，该资料显示了其父内心世界中某些不为家人所知的东西，这使余秋雨内心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惆怅，决定创作一部追忆往事的作品。”（卜昌伟）

余秋雨自传推出“记忆文学”披露“文革身世”
据悉，由作家出版社推出的余秋雨新作、自传文学作品《借我一生》将于7月初，在《收获》杂志第四期上率先选载其五卷中的“童年”及“文革”两卷内容。这预示着，面对两年前炒得火热的“文革历史”问题，余秋雨终于将以一种较为完整的方式给出回答。

　　新自传引出一段旧公案几年前，学者###发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引发了舆论界对当时最畅销的作家余秋雨“文革”

　　身世的争论。###在文章中指出，因《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而引得一时间洛阳纸贵的散文家余秋雨，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效力的《学习与批判》杂志，是由张春桥、姚文元所控制的‘上海写作组’直接管理的。”并直指由该写作组以“石一歌”名义发表的若干“不光彩”的文章，有许多是由这位当今散文大家一手炮制的。

　　在###文章发表前后，一些专门从事文革历史研究的学者纷纷发表文章，指出余秋雨确实在文革中有过这样一段经历。其中的焦点事件是2002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古远清因此被余秋雨一纸诉状告上法庭。余秋雨不承认自己曾加入过上海写作组一事，并对###等人的批评持激烈反击的态度。

　　详尽披露文革经历据《收获》杂志社副主编程永新介绍，余秋雨在《借我一生》的第二卷中，用十四万字左右的篇幅，详细披露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包括下放农场、在《文汇报》实习、工宣队进驻上海戏剧学院等。其中，对外界普遍质疑的与“石一歌”（由张春桥领导的上海写作组统一使用的笔名）成员之间的交往问题，也有比较详尽的叙述。

　　程永新介绍，余秋雨是以一种比较平和的回忆的方式来叙述这些事的，并没有针锋相对地回击此前一些人对他的指责。但是，对那些指责的内容，他在这部回忆性的作品里都有所澄清或涉及。例如，对与“石一歌”主要成员朱永佳的交往，以及自己在那段时期经济处于极度困难的窘境，还有自己确为上海写作组所赏识的情况等。

　　“在谈到朱永佳时，余秋雨流露其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评价体现出人性化的一面。”程永新说，“这同时也表现出他内心和思想中十分矛盾的一面。”

　　“记忆文学”并非传统自传据程永新介绍，余秋雨在与《收获》杂志的主编李小林谈到缘何写自传一事时表示，自己萌生这个念头是因在父亲逝世后，整理父亲的遗物和笔记时发现，父亲其实有着自己非常不熟悉的一面。每个人都有着即使自己最亲近的人也不一定了解的思想和回忆。

　　这使他决定尝试着以一种记忆的方式写作一部作品。

　　“其实，这部作品准确地说是记忆文学。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传。”程永新介绍，“它首先是一部文学作品，这就是说它不是完全以记实为目的的。其次，记忆也是具有不确定性的。这些都决定了这部作品并不一定非要做到百分之百的符合实际情况。”

　　对于以这样一种可能并不确切的方式写作自己一段引起广泛争议的历史，程永新表示，“这种记忆文学的样式是一种全新的样式，在书出来之后，估计会引起比较激烈的讨论。至于该书所回忆的内容是否属实，任何有过文革经历的人都会感觉到，它基本是真实的。当然，是回忆就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对其他人的评价肯定会有主观的一面，但是我觉得对关乎到自己的问题，余秋雨是非常坦诚的。”

　　书作问世前余秋雨婉拒采访最后，程永新还透露，余秋雨一直是本着一种非常平和的心态在写作这部作品。

　　但是，在叙述中，有时不免也会流露出愤懑的一面。对此，《收获》杂志的主编李小林在看过初稿后，建议他不必理会文字背后的争斗，保持住平静的叙事姿态。余秋雨听取了建议，并对初稿进行了修改。目前，余秋雨表示在书作没有问世之前，不接受任何采访。该书的出版方作家出版社和《收获》杂志均表示，已与余秋雨达成协议，在该书未面世前，不对外公开该书具体内容。（张映光）　。　想看书来

肖夏林：余秋雨的“记忆文学”毫无价值
《北京文学》杂志编辑肖夏林曾经因为侵权问题与余秋雨直接对薄公堂。在得知余秋雨发表自传后，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并表示余秋雨的“记忆文学”是不值一提的。

　　“记忆文学”是一个什么概念？记忆可能出现偏差、错误甚至是人为的修改。读者无法判断其为真，也无法判断其为假，因此无法确定它的可信度。若把它当作回忆录来看，这个概念就更不合适。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余秋雨玩的文字游戏和商业噱头，它没有任何价值。

　　作为与余秋雨打官司的少数胜诉者，我觉得余秋雨的动机就是为了获取商业利益。他起诉古远清和我本身就是一个很荒谬的行为，其主要目的还是出于商业炒作。像他这样的文人，一旦没有什么事情引起大众的关注，他自己就会挑起一些事来吸引大众的注意，起诉我和古远清就是这样。余秋雨打官司的目的不是为了胜诉，主要是为了和解。和解才是他最大的胜利。他与别人打官司，很多时候都胜诉不了，一旦胜诉又会产生质疑。

　　他的做法很有意思，开始时口放豪言，声称自己有绝对把握胜诉并提出高额赔偿，一旦开始打官司了，又想显示风度，要求和解。与古远清打官司是这样，与我打官司也是这样。

　　余秋雨从来就不是什么知识分子，他的身上没有任何知识分子的特性，也没有中国传统文人的基本品性。他一直追求权力，追逐资本，以二者的结合来实现利益最大化。前一段出的《笛声何处》分明是以前在台湾的一篇演讲和一些旧作拼凑而成的，偏偏要说是新书。在一些针对他的批评中，###的批评文章没有什么价值，一个不是知识分子的人，要他忏悔的显然是要求太高了。这个开口文化、闭口文化的人把自己打扮成中国文化大师，实际上是常识性错误的大师，而且往往被人揭露后拒不认错。###等人对他的道德批判不能真正影响到他著作的销售，而金文明的书才对他造成了致命威胁。金文明的书出来后，他的书不仅在内地销售下降，在台湾也一样，连发行人都很担心。

　　我与余秋雨没有个人恩怨，他也不值得我仇恨。

　　他的“记忆文学”不过是一个商业幌子。我现在正在写一本书，准备以余秋雨为个案，对中国文人做一次审视和分析。（张弘）

丁东：当时知识分子整体不光彩　对余秋雨不能苛求
记者张弘采访记录在余秋雨文革身世引发众多争议时，学者丁东曾撰写文章，对文革写作班子进行了详实的研究。在得知余秋雨发表自传后，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余秋雨如果要出回忆录，读者最感兴趣的可能还是他“文革”时期的经历，我倒可以说说这件事的一些背景。

　　当时，上海有很多写作班子，“石一歌”就是其中之一。它开始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鲁迅，属于文艺组或文学组。余秋雨文革初期挨过整，后来因为笔杆子好而被起用。他是“石一歌”中的成员之一，这是毫无疑问的。四人帮当时在上海有一份理论刊物《学习与批判》，一份文学杂志《朝霞》，当时影响很大，上面经常发表署名“石一歌”的大批判文章。余秋雨参加了集体写作，这毫无疑问，但哪些是他写的，他发挥了多大作用，就不得而知。就事后的情况来看，余秋雨在其中的作用并不大。有一篇叫做《走出彼德堡》的文章可能与他有关系。当时，有一些下放到五七干校以及其他地方的人，本来已经可以回城了，但是，由于这篇文章又不能回。尽管作者主观上没有这样的目的，但却造成了实际的后果。

　　在当时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极其狭窄，也没有独立空间。他们被编入单位，档案、工资、福利待遇都由单位所控制，连出差都需要单位开证明或介绍信，不像现在可以回家做自由撰稿人。那时的知识分子群体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被选上，当御用知识分子，他们很光彩；一类没有被选上，很失落。就当时的情形来说，知识分子都被御用，都在随大流，跟着主流跑，批胡适、批胡风的时候一个比一个激烈，一个比一个厉害，反潮流的人太少了。顺便说一下，在那样的情况下，林贤治对于顾准是过分苛刻了。

　　因此，余秋雨参加写作班子的举动是可以理解的。

　　当时的知识分子整体都不光彩，并非余秋雨一个人。###要余秋雨忏悔不合情理，如果这样，该忏悔的人就太多了。同样，不能因为余秋雨参加了写作组就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也不能把它看成是需要格外强调的历史污点。况且，对余秋雨的历史问题已经有了一些结论，他在打倒四人帮后被冷落过一段时间。在《文化苦旅。家住龙华》中，他吐露的想法是真实的。但是，他与肖夏林、古远清的官司不该打，别人都是文艺批评，不是人身攻击，这两场官司有作秀和炒作的意思。余秋雨的“记忆文学”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概念，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吧。

余秋雨躲避媒体追踪　忆往昔常常泪流不止
记者日前从余秋雨提供的一份文字资料中获得最新消息，余秋雨即将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新作《借我一生》的初衷，源于年前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在抽屉里发现了父亲的文稿和日记。他发现，他平常所熟悉的父亲与父亲真实的内心之间存在着很大差距。这件事使他产生了写作“记忆文学”的最初冲动。余秋雨称自己写这本书时“常常泪流不止”。　

　　记者日前致电作家出版社有关负责人证实，目前《借我一生》的写作基本收尾，即将于今年7月15日至20日出版。据悉，该书近50万字，分为5卷。其中以大约六七万字的篇幅叙述了他“童年到大学的成长记忆”，以十几万字的篇幅叙述了他的“文革记忆”，这也是该作品的核心部分。此外也叙述了《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前后写作过程，及跟从凤凰卫视剧组巡游欧洲的传奇经历。书中还写及余秋雨的祖母、叔叔、姨妈、表哥等亲人的人生际遇。这本书也因此而被出版社贴上“记忆文学”的标签。　

　　据悉，目前学界对“记忆文学”尚无明确定义。有人认为“记忆文学”向来概念模糊。它既不是自传，也不是回忆录，更不是小说，但又有文学想像，有虚构的痕迹，非常的文学化。但也有人对此不屑一顾，认为“记忆文学根本不可靠”。　

　　余秋雨目前对该书内容讳莫如深，相当的回避媒体。据知情人透露，为了躲避采访，他现在所有的通讯方式均已改变，电话也是“只播不接”。出版社出于营销策略的考虑，也不希望过多泄露该书内容。　

　　上海《收获》杂志今年第4期，即7月初，将率先选载该书前两部分。《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称，《收获》之所以选载这些内容，是因为认为余秋雨的“个人成长经历”与“文革记忆”比较有价值，也是读者比较关心的部分。　

　　程永新说，我以为，余秋雨写这些东西，除去他的初衷之外还应该有别的想法———这么多年的是是非非，他总希望来总结和回答吧。其中写及“文革”的部分达十几万字，非常扎实，非常用心。《收获》杂志主编李小林等曾一同建议他，写“文革”“不要有太大的火气”，希望他抹去针对某些个别人的部分，只是自己讲自己。而他的写法也“基本上心平气和”。　（桂杰/　徐虹）

　　

作家出版社关于余秋雨新书《借我一生》的出版声明
余秋雨先生的新著《借我一生》即将由我社出版，近期部分媒体及网络上关于此书的传闻较多，我社就此事今日发表声明如下：

　　作家出版社声明

　　余秋雨先生的记忆文学《借我一生》已交付本社出版。为了防止盗版，本社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从未向外透露过这部作品的任何内容。

　　本社依法保护签约作家和作品的相关权益，包括名誉权。《借我一生》即将面世，望广大读者能以正常的阅读心态来面对余秋雨先生对“记忆文学”这一新创概念的成功实践。

　　作家出版社/2004年6月22日”　。　想看书来

《借我一生》推迟上市　余秋雨新书“难产”
由于时间过于紧张，原定7月初即可上市的余秋雨新作《借我一生》将推迟出版。而这一变动，也使得刊载了书中两大重要章节的《收获》杂志第4期的上市日期，不得不从原来的7月10日延迟到7月15日。个中原因，就是不让盗版者有可乘之机。因为，《收获》杂志刊载的两个重要章节，即童年和文革部分，前后加起来，有20多万字，而这些内容，本身就是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收获》之所以选载这些内容，是认为余秋雨的“个人成长经历”与“文革记忆”是读者最为关心的部分。程永新透露，在书中，余秋雨以10多万字的篇幅，详细披露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

　　“这部作品准确地说是记忆文学，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传。”程永新认为，这种“记忆文学”的样式是一种全新的样式，书出版后，肯定会引起比较激烈的讨论。他认为，在此之前，杨绛的《我们仨》已经纳入记忆文学的范畴，但不得不说是余秋雨提出了记忆文学的概念。这是他的实践，也是他的发明。他大大拓宽了写作的领域。程永新认为，“现在的文学写作太拘泥个人，要么太过创造，太虚构，离现实太远了，读者不喜欢。读者喜欢相对真实的东西，而记忆文学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有个人经历在里面，离生活近，在符合人物命运、思想逻辑的前提下，允许想象力的存在。至于想象力限定在哪种程度，记忆是否全部可靠，还是部分可靠，这都是很有意思的话题，值得讨论。”

　　对于外界众说纷纭的《借我一生》，程永新在看完之后给出的评语是，其精彩程度并未超过想象。他说，最初听余秋雨最早聊的时候，特别激动。“余秋雨萌生写这本书的念头，是因为在父亲逝世后，整理父亲的遗物和笔记时发现，父亲其实有着自己非常不熟悉的一面。每个人都有着即使自己最亲近的人也不一定了解的思想和回忆。这使他决定尝试着以一种记忆的方式写作一部作品。”

　　程永新说，当时他一听这个构思，感觉这个想法特别有意思，生活中亲近的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朋友以及历史人物呢。余秋雨对真实提出了一个疑问，那就是什么是真实的？你以为真实的东西，其实离真实有很大的距离，这其中包含一个很丰富的哲学内涵。但是在读了一二卷之后，程永新感觉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按照当初我所听到的余秋雨讲述的初衷，觉得如果一部作品中若能很好地表达这层意思，应该是很震撼人的，但事实是，其精彩程度并未超过我的想象，如果能把这层意思在作品中形成一种氛围，形成一种大的结构，就会更加震撼。尽管在叙述中很多很精彩，但在后面的叙述中没有贯穿始终。”（徐颖）

封笔之前有话要说　余秋雨质询媒体七宗罪
中国著名学者余秋雨近日宣布即将封笔并退出文化圈，将来可能会参与图书文化公司的工作。而他在隐退文坛之前，向批判他的那些文化报刊提出了七项质询，以示其长久以来的不满。

　　余秋雨的七项质询包括：反驳他在文革中用“石一歌”笔名写作、反驳他早在中学时代就批判过修正主义、反驳他把别人说成是“文化杀手”、反驳他“为深圳唱赞歌”而收受了一套“豪华别墅”、反驳近来热炒的所谓他的“文史差错”、批评媒体从未与他核对事实并且形成可怕的传媒攻击。

　　余秋雨称，近八年来，中国一些文化报刊相继发表了大量与他有关的文章，引起其他报刊的连锁反应。这次为了写作其传记《借我一生》粗粗统计了一下，总计大批判文章不下于一千七百篇（不包括网络上的文章）。这令海外华文读者每每见到他总是追问。

　　他表示，今次在修订完四本学术书之后，就将退出文化圈，不仅是封笔，而且不再参与文化活动。他说，除了对文化圈的不满之外，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文化苦旅”，达成了早年的心愿，也是他封笔退隐的原因之一。

　　而有消息说，余秋雨参与的图书文化公司将于秋季开张，而他本人今后也有意从事图书出版、杂志等方面的一系列文化事业。余的助手金克林对此不置可否，他表示，目前图书公司的很多事还没有定，因此不方便透露更多细节。

余秋雨：我把骂声当掌声　不想与诽谤者辩论
他是率真还是轻狂？他是在反思还是在辩护？他是在剖白还是在躲藏？他是“堂吉诃德式”的斗士还是“文化群殴”下的叛逆？我们试图接近真实———　

　　1。“文革”与自省　

　　记者：有人对《借我一生》中“文革”部分表示质疑，认为作者在对那段历史的把握上超过人们的预期值，但对自己的反省上避重就轻。很想请你重申自传的写作态度。对于这样的“真实性”你怎么评价？　

　　余秋雨：不管是说“失实”，还是说“避重就轻”，都是因为他们对那种“实”有一种预设的期待，但这种期待是由###、古远清等人的诽谤造成的。不少人厌恶他们的态度，却也不知不觉地受到了他们诽谤内容的影响。　

　　不能责怪上当的人，因为###、古远清等人在造谣的时候装扮出一种证据确凿、信誓旦旦的口气，很难让人完全不相信。但是，大家把他们往正常的路上想了。谁能料到他们的指控完全不可理喻呢？例如古远清，一年前，2003年8月18日他在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就5篇文章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向我正式道歉，还签下了道歉文本，我也就免了他应缴的赔款。谁知他一离开法院，就在电视和各地报纸上讲的比以前还凶。但一般读者容易对不断重复的谎言“将信将疑。”　

　　这些天他听说我的《借我一生》即将出版，连书还没有看到就到处宣布我“造假”，自己则心急火燎地伪造了匪夷所思的“事实”，而且装扮出他掌握了大量证据。真可谓满纸疯话，风行九州。我终于向媒体发言了，有一个直接动机就是想救救这几个人。要不然，不出一个月，古远清没准会宣布我做过希特勒的参谋，或参与炸沉了泰坦尼克号。　

　　我写这本书，决不想与诽谤者辩论，也不想对媒体和读者表白。我只写自己的内心感受和人生路途。如果有人在所谓的“真实性”上说三道四，我只想说一句：你们已经在全国报刊上编造我的经历那么多年，为什么就怕我本人说几句呢？难道中国公民自身经历的真实性，永远在批判者那里吗？　

　　记者：“文革”纵容了人性恶，社会失去秩序，善意和公正被噤声，大部分人屈从于人性的弱点——对于特殊历史环境下人性弱点的大规模呈现，后人无法苛求；但时过境迁，有些人的道德良心会不断反省，比如巴金自1978年至1986年150多篇随笔结集的《随想录》，它提醒人们应该有勇气剖析自己而不是选择粉饰。我想问的是，在那段特殊历史环境下，人性的弱点在你身上多少呈现？时过境迁你对自己的反省结果如何？　

　　余秋雨：灾难会诱发人性的弱点，但也能？炼人格的光辉。请想想，我在十几年前“仕途亨通”的时候为什么毅然辞职？为什么近十年来面对如此狂风暴雨的诬陷，仍然冒着生命危险考察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全是因为从那十年的灾难中获得了人格力量。　

　　我在“文革”中的弱点，《借我一生》的第五卷第二章“那一叠纸条”里有剖析，结果也必然与人们的期待相反。我写到，爸爸去世后我发现了他当年在关押地，写给造反派的很多借条。为了我们全家的生存，他在向暴力哀求。由此我痛苦自省，我毕竟没有被关押。如果能与造反派关系好一点，爸爸也许就不必那么苦了；如果我在1968年不拒绝大批判，也许能留在上海照顾可怜的全家了；如果那时跟着写一些附和文章，也许爸爸和全家能早一点过正常生活。　

　　我的这种反思，是###、古远清他们完全无法理解的。他们要求我做的“反省”、“忏悔”，万万不可答应，就像我们虽然有很多缺点，却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