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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人物逍遥游-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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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至渑池，慕容垂便向秦王苻坚提出北方诸族闻秦军不利，轻相摇动，欲请奉诏书前去镇慰。苻坚一口答应他。但权翼阻止说：“怎能纵虎归山呢？”苻坚答以：“但是我已许诺，匹夫犹不食言，何况我是一君之主呢！”还是让慕容垂离去。权翼感叹说：“陛下重小信而轻社稷，臣见其往而不返，关东之乱，自此始矣。”
果然，翌年春，慕容垂斩秦将石越，自立为燕王，史称“后燕”。
所用非人，骄兵必败
同年，慕容泓起兵华阴（今陕西渭南县东南，近潼关），慕容冲起兵平阳（今山西临汾县西），姚苌起兵北地（今陕西铜川市东南），纠煽羌豪五万余家，羌、胡降者十余万，仍称秦王。秋，慕容垂围邺，慕容冲进逼长安。翌年（385）姚苌包围逃至五将山的苻坚，遣人将他缢杀。一代英豪苻坚，于此饮恨九泉。苻坚死时四十八岁，死前先将两个女儿杀死，再令夫人张氏和太子苻诜自杀。姚苌的秦，史称“后秦”。
后世史家论及苻坚之败亡，大致认为苻坚失在过于重视降人和骤胜致骄。
前者如不听信王猛的忠告，温存了慕容垂、姚苌、朱序、张天锡等人，并加以重用，甚至用降将朱序打前锋，引来扰乱军心，功败垂成。慕容垂和姚苌见机建立势力，取而代之，以致苻坚连性命都丢在姚苌手上。
后者，也是不听取王猛的遗言，东讨前燕，西伐前凉，每战必胜，攻无不克，骤胜致骄，自以为是北方强国，看不起南方的弹丸之国。但鲜卑、西羌未翦除，即以晋为图，前方失利，后方起乱。后燕、后秦的建立，亦是想当然耳。
虽然如此，苻坚则有一事值得大书特书的。原来，五胡十六国之一的“后凉”之主吕光，本是前秦苻坚手下氐族出身的骁骑将军。383年正月吕光奉命征讨西域（淝水之战发生于同年的秋天），从长安出师时，苻坚命其前往龟兹国把名僧鸠摩罗什带回。385年，吕光得秦主苻坚凶闻，举军缟素，自称酒泉公。鸠摩罗什在吕光身边滞留18年，因精通中文，后被后秦迎来从事译经的工作。
鸠摩罗什在后秦活跃了8年，译出了35部294卷的经书，其中《法华经》是最大的成就，这部经书后来东渡日本成为日莲正宗创价学会的经典。《法华经》另有竺法护译，这是流行于中土的佛经。
由此可见，苻坚在佛教上的贡献，其功厥伟，不可湮灭。他虽爱才如命，最后连自己的性命也丢在降人的手上，可是垂青名僧一事，却换来千古的称颂，不得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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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旧统大斗法：王安石vs司马光（1）
王安石vs司马光：革新与守旧的对垒郭沫若说：“宋之亡，亡于司马光等人。”这句话，看似说得语重一点，可是衡量当时情况，如果王安石新法实施成功，也许宋室不会覆亡，亦未可知。
在中国古代社会，继体君主第一次大规模的变法维新“王安石变法”，比光绪戊戌年间的“康梁变法”早800年。康梁变法不过百日，王安石变法却持续8年。从时间的长短来说，王安石变法不但比戊戌变法长，也比“商鞅变法”和“桑弘羊盐铁论议”持久得多。
胸怀矫世变俗之志
主张变法者都没有好下场：商鞅身首异地，桑弘羊系狱身死，康梁亡命日本，只有王安石变法虽然没有成功，可是效果远过于其它几次，本人更能寿终正寝，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王安石变法是在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执政时实行的，当时王安石年四十九。几年前，亦即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王安石即有矫世变俗之志，曾上万言书，其大要以为：
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
提出他对财政改革的主张。但宋仁宗刚刚废除范仲淹的新政，一听到要改革就头疼，于是把王安石的奏章搁在一边。这时王安石在鄞县已做了20年知县，知道朝廷没有改革的决心，与一些大臣又合不来，就趁母亲去世的时机辞职回江宁去了。
王安石像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今江西抚州市），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少好读书，过目终身不忘。善作文章，“曾巩携其所撰以示欧阳修，修大加叹服，为之延誉”。二十岁中进士（是庆历二年进士第四名），就做上淮南判官，后调鄞县（今浙江宁波市）当县官。欧阳修推荐他做谏官，他以祖母年高不就。
王安石任县官初，鄞县灾情严重，百姓生活十分困难。他上任以后，就兴修水利，改善交通，治理得井井有条。每逢青黄不接的季节，穷人的口粮接不上，他就打开官仓，把粮食借给农民，到秋收以后，要他们加上官定的利息偿还。这样做，农民不再受大地主豪强的重利盘剥，日子终于好过一些。
后来，欧阳修又向朝廷进言，调王安石到京城当“群牧判官”，又改调“度支判官”（管理财政的官），这时他在鄞县已做了二十年的地方官，名声越来越大。他一到京城，就向仁宗上了一份万言书。
宋神宗二十岁即位，是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看到国家的不景气情况，有心改革，可是周围都是仁宗时期的老臣，就连富弼（同平章事，宰相）这样支持过新政的人，也变得暮气沉沉了。宋神宗想，要改革现状，一定得找个得力的助手。在他即位之前，身边有个官员叫韩维，常常在他面前谈一些很好的见解。神宗称赞他，他说：“这些意见都是我朋友王安石说的。”宋神宗虽然没见过王安石，但是对王安石已经有了一个好印象。
王安石向仁宗呈万言书后，因不受采用，回江宁后一年不到，又知制诰。同年（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司马光知谏院，上“三札子”奏章；其一论君德有三：仁、明、武。其二论政治之道有三：任官、信赏、必罚。其三言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又进“五规”：保业、惜时、远谋、谨微、务实。大言特言“君臣名分”的尊君立治主张。
破缸救友的小神童
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七岁开始专心读书。他不但读书用功，而且很机灵，小时候用一块大石头砸破大水缸，救出溺水同伴的故事，广泛流传，出了名。宝元初登进士甲科，历事仁、英、神、哲四朝。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以司马光为翰林学士，以王安石知江宁府，同年夏司马光擢升御史中丞。这时候，司马光的官比王安石大，同年秋王安石才升上翰林学士，同年冬司马光又调回翰林学士。所以说，他们两人私交甚笃，但一个是主张新政，一个是反对新政。
新政旧统大斗法：王安石vs司马光（2）
神宗即位的那一年，想起王安石，就下了一道命令要正在江宁做官的王安石立刻进京城。王安石知道神宗正在物色人才，就高高高兴兴应诏上京去了。一到京城，宋神宗就叫他单独进宫谈话，问如何治理国家？王安石即答先从改革旧的法度、建立新的法制开始。神宗要他提出意见书，越加信任王安石。
第二年，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神宗就把王安石提升为御史中丞（副宰相），“士大夫多以为得人，吕诲独言其不通时事”。吕诲向司马光说：“安石好执偏见，天下必受其祸。”王安石知道跟这批人一起办不了大事，经过神宗批准，就任用了一批年轻的官员，并且设立一个专门制定新法的机构，把变法的权抓了来。这样一来，他就放开手脚进行改革了。
王安石为相后，就雷厉风行地实行他的主张，首先设置三司条例司，调查全国的钱粮册，准备变法。其时，有些府县钱粮册30年间未见开封，可见宋政的腐败。因为贿赂风行，贿赂成功，册子就可以不看。下属老百姓最苦，王安石的变法，也就是要改变这种局面。“榷制兼并，均济贫乏”，抑制土豪劣绅，救济贫穷百姓，此即王安石的政治原则。其他如理财方案、教育政策，亦以此为最高标准。
王安石变法的精髓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青苗法。这个办法是他在鄞县试用过的，现在拿来推广到全国实行。农民无钱无种子时，可向政府借贷，年利二分，半年一分，分春秋二季归还本利。如遇水旱荒年，可缓期还钱。并实行“贵发贱敛”的平价方法，每逢粮价涨时，政府就贱价出卖，粮价贱时，就高价收买。资本的来源，就是常平仓中1500万石的谷子。
二、市易法。与青苗法差不多，而以小工商业者为对象。贵发贱敛，平价出卖。设立市易务（银行），有市易务官（银行行长），京师及其它重要的都市皆设有“易务”。
三、均输法。与市易法差不多，行之不久即取消。
四、雇役法（或称免役法）。本来官府的各种差役，如卫前、户长、族长、公府、壮丁，民户要按各家的等级去应差，名目繁多，弄得人人叫苦。王安石实行的雇役法，就是不愿服役者出免役钱，改由官府雇人服役。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交钱。这样既增加官府收入，也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
五、水利法。此为积极生产的办法，就是开辟农田水利。在王安石执政期间，疏道黄河、汴河，开垦了36万又1178顷荒地。
六、方田均税法。宋神宗像为了防止大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人口，重新丈量天下的田亩，核实土地数量，按土地多少、肥瘠收税。重订税额，在东西南北千步见方之田定为41顷，66亩，160步。税收分五等，副产物不收税。
七、保甲法。政府把农民按住户组织起来，每10家一保，有保长；50家为大保，有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有正副都保长。两丁以上的户口，选一个当壮丁，在农闲时练兵，战时编入军队打仗。
八、保马法。政府设立畜马监，农家愿意畜马者，政府付之一匹或二匹，或发钱与之。畜马者政府减收粮或秣以钱补助之。国家利用民间养马供军事之用，马的肥瘠国家要检查，马死要赔偿。
九、减兵置将。增强与注意国防。淘汰老弱残兵，另在国防要地置将增兵。在京城附近、河南一带设立37将（师团）以对付东北的敌人辽国，在西北设立42将以对付西夏，国内置13将以对付异民族，防止南方敌人。以上共92将，每将大约3000人以上，有25个指挥；马军13个指挥，士军两个指挥，中央军十个指挥。
十、教育改革。废科举，兴学校。宋以诗赋取士，官吏多无能。王安石主张真才实学，故首建太学，利用僧庙道观为课堂，分科教授。有经学科、律学科、医学科、武学科。太学生分外舍、内舍、上舍三班。毕业后称博士。初在京师建立太学，后推广到各府路。在学校普及之前，以科举暂时过渡。科举以经义策略取士。
新政旧统大斗法：王安石vs司马光（3）
理财、强兵、教育并重
王安石变法，把重点放在理财政策、强兵方针、教育方案三方面。理财诸政：为养民之要图，亦即富强的根本；以增加生产、减轻负担、抑制豪强为目的。强兵方针：王安石执政8年，在此期间武功赫赫，平吐番，建西河郡，平川荆之蛮，驱交趾之寇，使其一蹶不振；西北攻打西夏，夺52寨；朝鲜亦归附入贡。教育方案：设立学校，培养致用的人才是王安石的教育理想；但新法首废，科举一法仍留，使经义策略取士流为八股，遗害后代。因新创的学校未能普及，不得不以经义取士作为暂时的措施，想不到这个经义流为八股，后人遂以王安石为祸首。
就在王安石内政修明、武功赫赫的情形下，士大夫阶级中所谓“君子”之流者群起反对。如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苏辙等都是。把王安石的理财政策认为“聚敛贪求，与民争利”，强兵方针为“固无远略，惟务改作”，教育方案为“一朝废之，顿失所凭”。究其原因，不外乎变法精神和中国传统的放任习惯相反，并且又触犯了大地主豪强和士大夫的既得利益。
首先反对王安石的是他的前任御史大夫吕诲。他上疏说：“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罔上欺下，臣窃忧之。”
接着苏辙谏行均输，他说：“今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
国子监范纯仁劾王安石说：“小人之言听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盖知小忘大，贪近昧远，愿加深察。”
河北安抚使韩琦请罢青苗法：“今乡户借钱一千，纳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钱取息，与初诏相违。”
王安石荐吕惠卿为太子中允，司马光大力反对，认为：“惠卿险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负谤于中外者皆其所为。”并忠告王安石说：“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安石听了非常不高兴。
这样，这一批反对新法的人，吕诲、苏辙、韩琦、司马光、赵挕⒏诲觥⑽难宀┑认群笠宰栊路ū嶷亍Ｍ醢彩涫芄セ鳎词艿缴褡谛爬担诙晟髟紫唷�
一部书著十九年
司马光以老朋友的身份，又写了一封信，责备王安石侵犯其他官员的职权，惹是生非，搜刮财富，还拒不接受别人的意见。王安石写了一封回信，对司马光的四条责难针锋相对地作了反驳。《资治通鉴》书影信里说：我受皇上命令改革法制，怎能说我侵犯别人职权；我为国家办事，怎能说惹是生非；我为天下理财，怎能说是搜刮财富；我驳斥错误的言论，怎能说拒绝意见。
司马光接到回信，气得要命。但是眼看王安石有皇帝撑腰，也无可奈何。最后，他辞去朝廷职务，离开京城，到了洛阳，表示不愿过问政事，关起门来作书了。
司马光罢官回到洛阳之后，就专心编纂《资治通鉴》，一共花了19年时间，才把这部著作完成。这部书是按历史年代编写的，从公元前403年战国时代开始，到959年五代后周灭亡为止，涵括1300多年的历史。
原来，司马光对历史很有研究，他认为治理国家政事的人，一定要通晓自古以来的历史，从历史中吸取兴盛、衰亡的经验教训。他又觉得，从上古到五代，历史书实在太多，做皇帝的人没有那么多时间看。于是，他很早就动手编写一本从战国到五代的史书。宋英宗在位的时候，他把一部分稿子献给朝廷。英宗觉得这本书对巩固王朝统治有好处，十分赞赏这项工作，专门为他设立一个编写机构，叫他继续编下去。
宋神宗即位以后，司马光又把编好的一部分献给神宗。神宗虽然并不相信司马光的政治主张，但是对司马光编书却十分支持。他把自己年轻时候收藏的2400卷书都送给司马光，要他好好完成这部著作，还亲自为这本书起了个书名叫《资治通鉴》。
宋神宗即位的第七年（熙宁七年，1074），河北闹了一次大旱灾，一连10个月没下雨，农民断粮，到处逃荒。“帝忧于色，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有个官员郑侠趁机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宋神宗，且说：“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神宗看了这幅《流民图》，只是长吁短叹，晚上睡不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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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旧统大斗法：王安石vs司马光（4）
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也在神宗面前哭哭啼啼，听说天下被王安石搞乱了，逼着神宗停止新法。
王安石眼见新法“方田、保甲并罢，凡十有八事”，没法实行下去，气愤得上书辞职。神宗也只好让王安石暂时离开汴京，到江宁府休养去。
独守千秋纸上尘
在王安石离开中央的时候，他的班底吕惠卿、郑绾等拥护新政的人，便在帝前说：“陛下数年忘寝与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赐；一旦用狂夫之言，罢废殆尽，岂不惜哉！”神宗便将郑侠下狱，新法一切如故，惟暂罢方田。并命韩绛代理王安石，由吕惠卿辅佐，再行新法。这二人都能坚持王安石的新政，当时的人便给他们一个绰号，韩绛是“传法沙门”，吕惠卿是“护法善神”。
第二年，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京城当宰相。吕惠卿本来是王安石提拔的人，但一旦得志，就千方百计阻止王安石的复用，“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智”。连郑绾也偏袒吕惠卿，借一颗彗星在天空出现，力说是不吉利的预兆，请求神宗“罢手实法”。王安石竭力为新法辩护，力说神宗不要相信这种迷信说法，但神宗还是犹豫不决。王安石没办法继续贯彻自己的主张。到第三年（熙宁九年，1076），再一次请求辞去宰相职位，回到江宁去。
王安石既退处金陵（江宁府），往往写“福建子”三字，深悔为吕惠卿所误。原来，吕惠卿是泉州人，泉州属福建路。
王安石执政8年，罢相后，隐居金陵城外约10年。司马光像住宅四周无墙，聊足以蔽风雨。晴日，携童游山，雇舟入城。晚年颇寂寞，其子王雱在他罢相那年患疽发背死。有一次王安石患大病，以为将死，就将自己的住宅捐给僧庙，但并未死，又另租了别人房子居住。王安石一直到撒手人寰，虽受诽谤而不介意，也不为之辩驳。其读史有感诗一首：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黮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于此，足见他的崇高，也足见他晚年寂寞之情。宋神宗死亡的第二年，亦即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留下这一句话：“新法始终以为可行者，曾子宣也（曾布字子宣）；始终以为不可行者，司马君实也（司马光字君实）。”便安然谢世，享年六十六。谥号荆国公。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唐宋八大家为韩愈、柳宗元、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著有《王荆公文集》、《三经新义》、《春秋左氏解》、《礼记要义》、《论语解》、《孟子解》、《老子注》、《字说》等约近300卷，政治家著述之丰，亦属罕见。
“宋之亡，亡于司马光等人”
宋神宗死后，太子赵煦即位，就是宋哲宗。哲宗才十岁，还不懂事，由他祖母高太后临朝执政。高太后一向反对新政，她一临朝，就把反对新法最激烈的司马光召到汴京担任宰相。司马光在洛阳写了15年书，但是因为他反对新法出了名，一些保守的贵族官僚都很记挂他。苏轼等“元佑党人”推他为党首。他虽然口口声声说不谈政治，但是许多人还把他当作“真宰相”看待，连普通老百姓也知道洛阳住着一个司马相公呢！
高太后临朝执政，把司马光召回朝廷时，他已经是又老又病了。但是，他反对王安石新法却丝毫不肯放松。他一当上宰相，第一件大事就是废除新法。有人劝阻说，神宗刚刚去世，马上把他的政治措施统统改掉，总不大好吧！更警告他说：“他日有以父子之义间上，则祸作矣。”
司马光气呼呼地说：“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王安石、吕惠卿所建为天下害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经他一说，大家也就不再劝阻。就这样，他不顾许多官员的反对，把王安石建立的新法一古脑儿全废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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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旧统大斗法：王安石vs司马光（5）
司马光的病越来越重，他和王安石死在同年（元祐元年，1086），比王安石迟死5个月，说完最后一句话：“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就咽了气。享年六十八。谥号文正。
王安石的变法，无法在他有生之年完全付诸实现。失败的原因，虽说是由于司马光等人的坚决反对，并进而把他的新法完全取消。但究其原由，仍在用人不淑。如光州司法参军郑侠，把自己所见绘为图，奏疏诣门，使神宗寝不能寐。这个郑侠便是王安石所奖掖的官员，安石问其所闻，不作正面回答，反而画《流民图》加注“东北流民，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无完衣，并城民买糁麦面合米为糜或茹木实草根”，用来诋毁新法，逼使王安石第一次辞职。
再如推荐吕惠卿，不听司马光的劝告，最后落个受他恶意中伤。郑绾也是王安石重用的人，却以“不吉利的预兆”来逼安石离开京城，从此不得过问新政。
从这一点来看，王安石身边的人，口头上是拥护新法，事实上却是贪权恋位的人，王安石的新法怎会成功呢？
哲宗死后，仍行旧法。而此时敌人势力已深入中原，对宋室节节压迫。最后政府无处可跑，逼得皇帝投海而死。郭沫若说：“因此可以说，宋之亡，亡于司马光等人。”这句话，看似说得语重一点，可是衡量当时情况，如果王安石新法实施成功，也许宋室不会覆亡，亦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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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疏不漏特务网：明皇帝vs士大夫（1）
厂卫：明王朝恐怖政治下的血腥恶狗诏狱、廷杖、立枷之下，士大夫不但可杀，而且可辱。用这种野蛮的手段来要求士大夫“忠君爱国”，古今中外，大概只有明王朝才做得出来。
“胡惟庸案”发生在明太祖洪武十三年（1380）。
胡惟庸在中书省任期最长，后拜右丞相。中书省职掌全国大政，是皇帝之下、百官之上的相权机关，丞相对一切庶务有专决的权力，只对皇帝负责。这样一位职高望重的宰相，却被杀了，为什么？
勋臣权相不得好死
罪名是“擅权枉法”。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胡惟庸案株连的“罪人”真多，比较著名的人物有：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延安侯唐胜宗、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宜德侯金朝兴、靖宁侯叶升、申国公邓镇、济宁侯顾敬、临江侯陈镛、营阳侯杨通、淮安侯华中；高级军人毛骧、李伯升、丁玉；宋濂和宋濂的孙子宋慎。其中李善长是明朝第一任丞相，他和胡惟庸是同乡，又有姻亲关系，并且又是他举荐胡惟庸当他的后任丞相的。此案牵连诛杀的达三万人之多。
胡惟庸在明太祖朱元璋起兵时，一直跟从他，在朱元璋占领和州、做大元帅、成立帅府时，他就是幕僚，当时帅府的知事，就是李善长。胡惟庸在中书省的时间很长，有10年之久。他的权力很大，的确使明太祖受到威胁。但因权大震主被杀，并株连众逾三万人，又包括许多位著名人物，可见若无一个经过严格组织的特务机构和一批经过挑选训练的特务侦探是不容易做到的。
胡惟庸案发生后14年，洪武二十六年，又爆发“蓝玉案”。明太祖像除处死大将凉国公蓝玉外，受株连者还有：吏部尚书詹徽、侍郎傅友文、开国公常升、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普定侯陈桓、宣宁侯曹泰、会宁侯张温、怀远侯曹兴、西凉侯濮玙、东平侯韩勋、全宁侯孙恪、沈阳侯察罕、徽先伯桑敬和、都督黄辂和汤泉等。从开国元勋到列侯裨将、部院大臣，几乎都被牵连，一共杀死了一万五千多人。
明王朝的太祖朱元璋，仅仅在14年之间，光是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两案，株连被杀的竟然达四万五千人之多。如把“空印案”和“郭桓案”合计在内，总数绝对不少于七、八万人。如此无人不杀，无人不可杀，一个个地杀，一家家地杀。闹得大臣们个个提心吊胆，每天离家上朝的时候，都愁眉苦脸地向家里的亲人告别；如果这一天平安无事，回到家里就庆贺又活了一天。
特务地工的阎罗网
二案之外，开国功臣被杀的更不在少数，有廖永忠、朱亮祖父子、胡美、周德兴、王弼、谢成、傅友德、冯胜等功臣。其中周德兴是朱元璋儿时放牛的伙伴，傅友德、冯胜战功最高，一样难逃朱元璋的屠刀戮杀。他这种杀法，都是由他的特务机关布下天罗地网，一个不漏，赶尽杀绝，残暴之极。
连挫败陈友谅、促成鄱阳湖大捷、奠定王业的功臣，也难逃被诛。像朱元璋的义子亲侄朱文正也被鞭死；义子亲甥朱文忠，十几岁便在军中，南征北伐，立下大功，还是被毒死。更不合道理的是最高谋臣刘基，功成身退，学起汉朝的张良，自动告老回家，也被硬拉到南京，加以毒死。开国第一功臣徐达，更被赐吃燕鹅（他生有背疽，不能吃燕鹅），中毒而死。杀这几位元勋，都是有密探通风送报，说他们有“政治野心，礼贤下士”，个个成为特务地工的冤死鬼。
武臣之外，文官被杀的除了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所列的几位著名人物之外，如宋思颜、夏煜、高见贤、凌说、孔克仁等人，都是朱元璋起兵时的幕府旧僚，同样被告密栽赃，一命难逃。朝官中有礼部侍郎朱同和张衡、户部尚书赵勉、吏部尚书余烟、工部尚书薛祥和秦达、刑部尚书李质和开济、房部尚书茹太素、春官王本、祭酒许存仁、左都御史杨靖、大理寺卿李仕鲁、少卿陈汶辉和御史王朴、纪善、白信蹈等；外官有苏州知府魏观、济宁知府方克勤、番禺知县道同、训导叶伯巨、晋王府左相陶凯、员外郎张来硕、参议李饮冰等。这些文官无不受尽特务组织的鞭笞、苦刑、剥皮、抽筋或黥、刺、荆、劓、阉、割之刑；慢慢地折磨，一刀一刀地割，浇开水，用铁刷刷去皮肉，凌迟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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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疏不漏特务网：明皇帝vs士大夫（2）
隔壁有耳，隔墙有目
从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九年（1384～96）前后13年，又大兴文字狱。明初的著名诗人“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没有一个是善终的。再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桂林府学训导蒋质、澧州学正孟清、怀庆府学训导吕睿、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亳州训导林云、尉氏县教谕许元、德安府县训导吴宪、陈州学府训导周冕、象山县教谕蒋景高、杭州教授徐夔等，都是死在明初特务组织的情报和调查工作人员的淫威之下，他们不是被逮来杀了，就是斩首弃市，死得很惨。
这些情报和调查工作人员，用秘密的方法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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