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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陈永贵-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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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接受周总理委托
1974年2月，他在黑龙江考察北大荒时，中央急电通知他立即回京，参加中央的一个会议。按照周总理的提议，会议责成他具体解决山西问题，要求他既要弄清是非，又要搞好两派之间的团结。
山西的派仗打了多年，涉及的范围广，问题多。他认为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是根本，所以对山西动枪动刀的事看不惯。面对周总理，他长时间没有开口，左思右想后大胆说出了自己的难处：“总理，我不是不接受中央的任务，但水平太低，很不适应这项工作。山西问题，我解决不了！”周总理对他说：“山西问题还是你解决合适，只要站在党性上，不要站在派性上，山西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主席有一句名言：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嘛！山西问题能不能解决，就看你有没有斗争精神。”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听党话，跟党走”是他的原则。他含泪接受了周总理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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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春桥的矛盾
爷爷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多起来了。一般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见到毛主席，有几次是毛主席叫他到自己的住处去，同他交换意见，有时也征求对政治局委员的看法。爷爷不随便讲话，但一旦说起话来，对所谈的问题常常是一针见血。
1974年上半年，中国政坛风云突变，先是批林批孔，后来又批周公。6月1日，周总理因患癌症住进了医院。毛主席让王洪文安排人事工作。爷爷知道中央斗争激烈、情况复杂，在一些问题上不随便表态。他对政治局的同志都很尊重，特别是对周总理。9月30日，周总理抱病主持国庆25周年招待会，坐在前面的爷爷站了起来，使劲地带头鼓掌，以表达对总理的敬仰之情。张春桥对此看不惯，话里话外总是讽刺他：“永贵同志鼓掌举得高啊！”对这种说法他置之不理，可在他的举止中还是表现了出来。开会时张春桥坐在一边，他就把脸扭到另一边。有人问他，他说：“脖子扭了嘛！”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爷爷发言完后，张春桥不指名地攻击他，说他拍手都爱出风头。爷爷顿时翻了脸，站起来说：“党的会议不让我说话么？我反映的都是事实呀，大不了我回去种地。哼！你也没有那个权威。”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其他政治局委员们都不吭气，气氛很紧张。散会后，纪登奎伸出大拇指称赞道：“老陈，够勇敢的！”李先念、陈锡联也给他打来电话，说他捅了马蜂窝，痛快！
爷爷和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关系很好，在政治局开会时总坐在一起。一次去广西南宁参加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时，韦国清和许世友接待了他。许世友坐在沙发上拍着膝盖说：“这里是我的地盘，老陈有什么话就随便说吧。”他就谈起了张春桥的事。许世友在南京当司令员时，张春桥去当过几天政委，跟许世友也合不来。许世友就向毛主席发电报揭发了张春桥的问题，说张春桥动不动就训人，口头上说支持工农干部，实际上根本不让人家讲话。毛主席接到许世友的上书后，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表现。”周总理在医院得知情况后，连忙召见爷爷，对他说：“永贵呀！张春桥这个人不好对付啊，我都对付不了他。这样吧，等我出院了，把你和张春桥的矛盾解决一下。”
爷爷和张春桥的矛盾由来已久。在毛主席80寿辰时，江青设了一桌酒席，宴请部分政治局委员。当江青谈到妇女坐天下和批宋江时，张春桥举起杯，笑着说要和爷爷碰一下。那笑容让爷爷不舒服，他使出了牛脾气，不理张春桥，站起来说：“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我高兴。每人一杯，我替大家喝了。端酒来！”酒端来了，一杯又一杯，一共24杯，他一口气喝了下去，委员们见状一齐鼓起掌来。会后，他跟纪登奎在车上聊了起来：“哼，说我粗，可我粗中有细，有立场哩，有气魄哩！”
当时，政治局里有的人思索着中国的发展前途，有的人静观事态走向，有的人以不变应万变，他却一次次把自己暴露在众人面前，奋力地为正义而拼杀着。然而，高层的矛盾却不比大寨，不是他的开山之力能够左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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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爷爷作为人大代表出席了会议。周总理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后回到医院，通知他马上去一趟。爷爷一见总理，就询问总理的身体状况。周总理精神很好，只是瘦了许多。
周总理招呼他坐下，开口就说：“这次找你来，就是安排人大的事。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务院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怎么样？”
他听后一愣，忙说：“总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实在是当不了，我不当这个副总理！”
周总理态度严肃地说：“看你永贵，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现在，中央的斗争这么激烈，你不参加，别人也得参加，你还是干吧！”
周总理对他说：“这事主席同意，政治局其他同志也同意，你是个农民代表……”总理还给他讲了很多道理：从古至今，从外国到中国，人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群众中涌现的。
在这次会议上，爷爷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2月2日，周总理在报送给毛泽东主席的《关于国务院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议：陈永贵在国务院中，协助华国锋同志，主抓农业工作。这项提议被通过。于是，爷爷成了分管全国农业的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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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台无鱼可钓”
根据中央安排，爷爷住在钓鱼台三号楼。爷爷进北京了，他没有带家属，只带了一名秘书和一名警卫。他们三人住在一起，白天忙于公务，到了晚上休息时才能说会儿话。虽然可以享受优越的待遇，但这里戒备森严，门口有警卫把守，里面设有岗哨，谁几点几分进了大门，几点几分到过什么地方，警卫都清清楚楚。由于一般人不能随便出入，他与来京的老乡难得一见。
有了中央首长的身份，他外出时当地官员担心在自己辖区内出事，总是里三层外三层把他保护起来。有一天，他提出要到北京郊区的中阿友好人民公社劳动，但由于他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没有去成。他觉得很难接近群众，生气地说：“我是个种地的，谁还能杀了我？”
爷爷认为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便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搬出钓鱼台并实行“三三制”工作方法，即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昔阳蹲点，三分之一时间在全国跑面，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立足于基层，立足于实践，立足于调查研究，在下边做些实际工作，可以充分发挥他的长处，还可以为中央提供一些基层情况，指导全国工作。
毛主席在信上作了批示：“下去搞社会调查，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所有的政治局委员，能下去的都要下去。”次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永贵，搬出钓鱼台，这很好。钓鱼台无鱼可钓嘛！”毛主席也不满意“四人帮”的一些活动，在会上说了一段语惊四座的话：“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会后江青跑到爷爷住处，质问他：“你倒是有地方住，搬出去，我住哪儿？”爷爷笑笑说：“我就要找地方住，准备搬了，别人我可管不了。”江青走后，他冲着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中南海难道没有你住的地方？你不回去嘛！”
从那以后，除了“四人帮”外，政治局委员全部搬出了钓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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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道口的生活
1975年8月，爷爷从钓鱼台搬到交道口的一个四合院里。此处原来是清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府邸，是个闹中取静的平房院。因为不在交通要道上，加上有围墙，院中有树，城市的嘈杂声传不到耳朵里。这里的设施虽然比不上钓鱼台，但还是副总理级待遇。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按规定给爷爷配备了电话、电视和两辆小汽车，还给他配了一名高级厨师。过了些日子，爷爷说：“他做的我不爱吃，我爱吃的他不会做。”他把高级厨师打发走后，把年轻时与他一起吃糠饼的一位昔阳弟兄叫来，为他做些拉面、抿曲等家乡饭。按规定应当再配一名服务员，可他拒绝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就我们几个一块儿过吧！”于是这个院子就成了清一色的男人世界。警卫班住在前院，后院的接待室和卧室供他用，其他房间由秘书、炊事员和司机住。
独门独院，人们来找他比以前方便多了。山西省的一些老同志到中央开会，经常来看望他；昔阳、大寨的一些熟人、亲友到北京办公事私事，也常来找他；老乡来了，他高兴地把家里的好东西拿出来给大家吃，打听这，打听那，对家乡的事，非常关心。老乡走了，他又感到闷得慌。居住在北京的一些老同志喜欢吃他的炊事员做的山西拉面，也经常来家里。客人吃饭、喝茶、抽烟都是他管，这无疑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有时他去政治局、国务院开会，中午只能在外面吃饭，因此，到了月底，不是怀仁堂就是中南海的账单就到了：首长本月开支：某月某日，烟一盒，几角几分；某月某日，午饭一顿，多少多少。他看着这些账单说：“我就知道进了北京费钱！这还是家没往北京搬。要是一起来了北京，那麻烦可就大了。”
对挣钱不多的他来说，这些支出是不小的负担。一个月下来，他那几个钱常常是入不敷出。国务院有补助客饭的规定，工作人员想按规定为他申请一点客饭补助，他坚决不让，说：“我个人的客人，怎能让公家出钱？”他从农民中来，十分理解农民的难处，经常说：“农民挣个钱不容易。我够花了嘛！”
他不愿意在北京生活，出门不自由。有一次，他想一个人到街上转转，就穿了件黑布衫，戴了顶旧草帽出了门。走到安定门大街上，看到有一家专门为老头剃头的理发店，他就把帽檐往下一拉，不露声色地走了进去。剃头匠为他刮胡子时认出了他，问：“这不是陈副总理吗？”他赶紧说，你认错人了。可一大群人不知从哪里听到消息都围过来看他，警卫维持了半天秩序才护送他离开。
还有一次，他与纪登奎、吴桂贤等人吃过饭后想顺路到北京百货大楼看看。不料，刚下车就被人们围住了，多亏跑得快，才算脱了身，商场也没逛成。
为了给大寨幼儿园买玩具，他坚持亲自去商场挑选，警卫张银昌劝他别去，自己保证能买好。他笑着问：“你知道大寨的娃娃们喜欢什么玩具？我知道你银昌手里没银子，我是想少花钱多给孩子们买些玩具。”没想到，到了街上，还是被认了出来，他叹口气说：“唉，成了活商标啦，不能出门啦，媳妇去婆家，就是不自由嘛！”
出门不自由，他就想方设法在院子里找点活干。他亲手栽了四棵苹果树、两棵梨树、两棵葡萄树和两棵风景树。第二年，树上就挂了果，他把摘下来的果实分给警卫班的战士吃，也给来家的客人吃。看看四合院挺大，空着怪可惜的，他就开出了一块小菜园，种上了苦瓜、豆角和西红柿，种出来后经常送给警卫班的食堂。每天一有空，他就到了地里，松松土，拔拔草，干些农活。
从他的办公室到餐厅有一条专设的走廊，他不用，给门上了锁。即便是雨雪和刮风天气，他也要走院子通过。一到夏天，他餐厅也不进了，在院子里支起一个小圆桌，坐在小板凳上吃饭，常常端着一大碗小米粥或面疙瘩，放上几根老咸菜之类的，呼噜呼噜一通就算是吃完了。
他一生离不开土地，离不开阳光，更离不开大寨。在那些日子里，到了春天下种季节，他晚上就爱做梦，经常从梦中醒来，说：“唉，白日不叫劳动，黑夜回去劳动啦。我梦见回村里下种了，阳坡地种什么，背阴地种什么，可给他们安排了个好！”
“大寨是我的根，我一定要回来”
爷爷到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视察了全国大多数省市，调查研究了各地的情况；通过讲话、作报告等方式向各地介绍了大寨、昔阳的生产管理经验，指导全国的农业生产；并立足实践，为中央提供了一些基层情况。
根据他提出的“三三制”工作方法，除了在全国跑面和中央工作外，他有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大寨、昔阳。一说回家乡，他精神特别好，却不让警卫跟着，说：“我回家劳动，你们警卫干什么？还能给全国的农民都派上警卫？在大寨，只要群众拥护，那就是最好的警卫，群众要是不拥护，派多少警卫都不顶用。”
除了不带警卫外，人们还发现一个规律：在北京他坐车坐在后面，回昔阳的路上，却要坐在前面，以便更清晰地看到眼前的庄稼长得怎样了，地里有没有草；大坝修得怎样了，水库里有没有水。
他回到大寨，不先进家门，一下车就往地里走。那时他已是60多岁的人了，走起路来依然脚底生风，一路上眼睛不时地前后左右扫视着。他在地里干活到很晚才回家。第二天一大早就醒来，又跑到地里去了，秘书和司机为了找他，七沟八梁找了个遍，却见他浑身雪花，正在地里干得起劲呢。
劳动之余，郭凤莲指着一个陡滑的山坡对他说：“老陈，你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了，还能上得动咱村的土坡吗？”“咋上不动？”话音没落，爷爷“噌噌”地爬上去了。凤莲又逗他：“那你再下去试试。”他好强地说：“能上就能下。”不料，一脚没站稳，滑了下去。他和大家一起哈哈大笑起来。那天，他和大寨人一起干到中午。社员们送饭上山，他和大家一起端着大沙锅吃饭，比起在国宴上吃饭，他更喜欢在地头上端着大碗吃家乡的糊糊饭。大寨人看到他和往常一样和大家一起到地里参加劳动，在地头吃饭、说笑，都说他当副总理之后和之前一个样。
劳动完回到村里，孩子们见了他，就一窝蜂似的围上来叫着“陈爷爷，陈爷爷”，向他要好吃的。他就逗他们：“我带的有糖，打个滚儿就给。”大孩子不打，小娃娃就果真就地一歪，引得老小笑声一片。
爷爷深深地爱恋着大寨，一旦接到命令要走了，总是怅然若失：“唉！出嫁的姑娘，还得去婆家。”在虎头山上，他跟大家说：“我死后就埋在这里吧，可以站得高些，看得远些。”人们听了说：“你是中央的人，死后要埋在八宝山，哪还再回来？”他却说：“大寨是我的根，我是一定要回来的。”
不拿国家工资的副总理（1）
1975年到1980年，爷爷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按规定他是可以把自己的农村户口迁到北京来的，也是应该拿国家工资的。为此周总理也曾向他提出过建议，可他仍保留农村户口，不拿国家工资，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事。
在当时，农民挣的是工分，其工分值取决于集体经济收入的多少，也就是说，农民靠的是集体经济，生老病死的费用由集体和个人承担，只有被国家招为正式职工后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农转非”即成为非农户口后，就能享受国家提供的发工资、给住房、供应口粮和报销医药费等各种待遇，人们称之为有了“铁饭碗”。多少农民都梦寐以求“跳农门”，但爷爷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仍然保持农民的身份，以便永远不脱离劳动人民，永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官员。
有人要帮助转户口，他说：“转那做什么？还是不要离开农民！”省里的一位领导曾背着他将他和妻儿的户口迁往北京，手续都办完了。他得知后拍着桌子吼道：“是谁办的？我不同意，谁敢！”结果只好退了回去。
他没有北京户口，就没有口粮供应，那他吃什么呢？他吃的仍然是大寨大队分的口粮；挣的仍然是大寨村的工分，每天总共元钱。到了月底没有粮食了，老家的人就拿上大队分给他的粮食到昔阳县粮食局换成全国粮票托人捎到北京去。
山西省委考虑到他经常到地、省开会，又到外省区作报告，光靠大寨工分显然是不够花的，因此每月补助他60元，后来以全国劳动模范的名义增加到每月补助100元，但他仍然是国务院的穷人。国务院考虑到他身为副总理，开支大，收入少，决定每天补助他元钱。他接受了国务院的这点补助，同时却把大寨给他每天元的工分钱退掉了。从此，他的生活费便是每月136元。
勤政中南海
爷爷的办公桌有两米长，上面整整齐齐地摆着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工业、农业、科学、文化等各个部门的文件和内部刊物。他大半辈子都在田地里干活，现在叫他坐下来批阅文件和报告，处理国家大事，参加各种会议，进行高层会见，确实并非易事。但他是一个充满活力和自信的人，一个全心全意为民谋利的领导，他敢挑重担，高度负责，一丝不苟，应付着各种各样的挑战。
他桌上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当身边的人轻轻地走近他门前，向里张望的时候，总能看到他坐在桌前，戴着老花镜，正在集中精力埋头阅读，不时在书本上写写画画，在文件上圈阅批示。他孜孜不倦的神态和勤奋好学、永不知足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他周围的人们。
大寨精神走向世界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为了在国际上寻求更多的朋友，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积极开展外事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频繁出访。
爷爷先是以农民代表的身份，后来又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访一些国家。阿尔巴尼亚、墨西哥、柬埔寨等国家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每到一个国家就与该国人士广泛接触交流，把中国农民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传统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介绍给他们，这些国家的人民非常喜欢他那种独特的风格，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66年9月，他出访阿尔巴尼亚。这时的他虽然是一个农民，但劳动模范的桂冠，使他受到热情接待。那种头上箍块白毛巾的打扮成了中国农民的象征，让全中国农民感到自豪。
1975年3月27日，爷爷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出访墨西哥。 邓小平、王震、乔冠华等领导人到机场送行。到达墨西哥后，埃切维里亚总统高兴地拿出他和爷爷在大寨玉米地里的合影照片，说：“上次（1973年）我去大寨参观见到你的时候，你还没当副总理。我早就等着你的来访，希望你把中国和大寨的经验送给我们！过几年我卸任后再到大寨当个学者，写一本关于大寨的书。”
爷爷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埃切维里亚总统赠送了一对熊猫、5台拖拉机和少量水稻、大豆、高粱等优良品种；并以个人名义向总统赠送了一个花坛。埃切维里亚总统回赠了一只大象、一些玉米和大豆等优良品种。在参观中，五彩缤纷的异国情调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印象，可是在墨西哥农场上运行的滴灌设备却让他念念不忘：“人家水利搞得不错，怎样才能让它们早日出现在大寨和中国广大农村的土地上！”总统看到他对滴灌设备如此感兴趣，就决定赠送给我国两套，其中给大寨一套。
不拿国家工资的副总理（2）
在8天的访问中， 他跑遍了墨西哥各州，参观了西北部、东南部的农业区和水利工程设施，参观了玛雅文化遗址。在他访问期间，墨西哥官方报纸以大幅版面给予报道，还举行了“陈永贵访墨电影周”，在全国放映《大寨田》等电影，宣传大寨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改造穷山恶水的事迹，墨西哥人民深受鼓舞。当爷爷抵达墨西哥索诺拉州时，穿着民族服装的墨西哥农民像过节一样，手里举着他的画像，奏起民族乐曲表示热烈欢迎。
1977年，他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访问柬埔寨，每到一处，都要把那里的情况同大寨以及我国的情况相比较，从中受到了鼓舞，也受到了启发。
原大寨公社党委书记赵怀瑞说：“ 1978年9月，陈永贵派我随中国农业代表团出访日本，我们重点考察了他们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发展农业生产的成功模式。我开阔了眼界，思想受到震撼，深深感到我们国家农业的巨大差距。回国后，我向他作了汇报，他听后并不感到意外，平静地说：‘为什么派你出国考察，就是让你开眼界，受教育。我们与发达国家拉的距离太大了，这个差距主要是科学技术的差距。千万不能因为我们这几年有了些进步就翘尾巴，我们要赶超国际先进水平，任重道远啊！’那次谈话就像钢雕铁铸一般铭刻在我心中，让我终生难忘。”
大寨人以及与大寨有关的人们，也访问了许多国家，包括美国、日本、罗马尼亚……代表着中国几亿农民，把大寨带向了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了大寨。
据资料记载，为了向世界传播大寨精神，1974年和1975年，我国还在各国举办了对外展览。在朝鲜、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扎伊尔、塞拉利昂、喀麦隆、加纳、塞内加尔、索马里、巴拿马、厄瓜多尔、澳大利亚等40多个国家的中国展览中都突出地介绍和宣传了大寨。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参观展览后，在《劳动新闻》上发表了赞扬大寨的文章。扎伊尔首都金沙萨市长参观了大寨模型，了解大寨的事迹后说：“大寨不仅是中国人的榜样，也是我们扎伊尔人应该学习的。”大寨以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我国的外交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页。
“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本”
爷爷一生保持节俭朴素的生活作风。他常说：“咱们是农民出身，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本。要一辈子节约，不要浪费。”
他刚到北京时曾在京西宾馆住过一段时间。每天很早起来，自己动手叠被、扫地、洗衣、泡茶。警卫员抢着要做，他不用，说：“我又不是没有长手。”
宾馆走廊上的大吊灯亮到天明，他觉得浪费，就去关上了。服务员不知道是他专门关掉的，又去开，他一会儿发现了，就又关掉，服务员又开了。他就对服务员说：“以后不要开大灯，耗电太厉害，有个小灯能看见就行了嘛。”
国家给他配备了两辆车；可他主动把那辆红旗车退掉，说它耗油太多，另外一辆生活用车也不多坐，常常是步行上街办事，有时还挤公共汽车。因此，司机经常能领到节油奖。
他虽身居高位，依然保持着中国农民的淳朴本色，生活俭朴，为政清廉。他平易近人，不摆架子，任何事都不搞特殊。从北京回大寨，按照他的级别待遇，坐火车的标准是他一个人坐一节软卧车厢，而他却对身边的秘书和警卫说：“讲那个排场干什么，大家一起坐吧！”
已经是国务院副总理的他回到老家仍然是睡土炕、坐板凳、抽旱烟、吃农家饭，这些似乎让他觉得更舒服。
一块白毛巾，一双农家鞋，夏天白汗衫，冬天黑对襟衫，这几乎是他的固定装束。即使是走进中南海，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期间，这种装束也没有改变。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访时，爷爷穿着中山装，风度翩翩，气度非凡。回国以后，他把中山装一脱，又穿上了平时穿的衣服。毛主席说他：“永贵啊，你官做那么大了，还是那副装束。”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召开
1975年9月15日，经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隆重召开。参加会议的共有3700位代表，其中有2300位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爷爷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会上致开幕词。。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不拿国家工资的副总理（3）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这是邓小平恢复工作后第一次在全国性大型活动中公开露面，全场掌声不止，邓小平几次招手示意停止鼓掌，掌声反而越来越大。邓小平说：“我这个人对农业基本上是外行，内行是陈永贵同志、华国锋同志。主要是靠永贵同志、国锋同志和在座多年搞农业的同志把这个会开好。通过这个会议，大家带头把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普及到每一个角落。”
在会上，邓小平讲道：“虽然学大寨有很多成绩，但有些地方也不尽如人意。”这时候，坐在一旁的江青插话说：“那是个别现象嘛！”邓小平用手指在桌子上敲着说：“个别现象也不允许。”邓小平建议；“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来抓。省委、地委、县委要按照毛主席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注意一、二把手的配备。领导班子要真正能够领导起来，苦干实干。像大寨人一样永远前进，不怕流汗，带头实干。把手拿出来比嘛。手上有没有茧？一比就知道了嘛。”江青接着说：“我都学大寨了，手上都长了个泡。”邓小平马上说：“长了个泡就是学大寨了？”台下鸦雀无声。
邓小平从面上讲到点上，他说：“大寨有个广积粮，昔阳有个广积粮。所以有个真学、假学、半真半假学的问题。我希望三千多代表都要真学，不要假学，不要半真半假学，不要只从表面上学……就是这三百个先进县的代表，也要采取这种态度，即使赶上了大寨、昔阳，也要继续认真地学。大寨、昔阳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不满足自己。毛主席说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我们要用不断革命的精神来学大寨。”
他着重讲了大寨的评工记分办法，号召全国都来学习和借鉴大寨的具体经验，指出：“学大寨，请大家注意，不要只看到粮食产量。要研究大寨、昔阳的一些具体政策。”邓小平还表扬了大寨人和昔阳人战天斗地的精神，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县像大寨、昔阳那样，粮食就没地方搁了。”这时，全场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华国锋在会上作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报告。
全农会总结交流了全国各地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和农业机械化的经验，动员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尽快把我国农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大会闭幕后，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普及大寨县》的社论，随后，全国上百万干部下农村搞整顿。
“普及大寨县”要求全国农村都学大寨的样子，粮食亩产量要达到或接近大寨的亩产量，建成大寨式的农村。这成为爷爷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抓农业生产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一运动中，“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的标语几乎刷遍了中国的每一个村庄。
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再一次掀起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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