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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陈永贵-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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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得很清楚嘛，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啊，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就是说矛头要对准谁！你们不是要求批斗吗？不行！你们想一想，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没有今天的社会主义？军队干部犯些错误，那是难免的嘛！上次我和这位同志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原本是不准备坐飞机的，就是怕有人揪他，我才带着他坐了飞机！不让揪就是不让揪啊，你们要揪就揪我吧！”
全场鸦雀无声，他说完就拉着这位同志的手，从台上走到台下，穿过目瞪口呆的人群，两人一起钻进吉普车里坐车走了。
正月十五那天夜里，他给周总理打了专线电话，汇报说他掌了权，还解救了一些挨整的干部，表示要把昔阳建成大寨县。周总理鼓励他说：“你做得对，做得好。还是按照毛主席、党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要求做。学大寨的意义就在这里，不要打派仗，一定要搞革命的大联合，你抓大寨县建设，我就放心了！”
他向毛主席反映不能再斗争干部了
在“文革”中，他对“打砸抢”等破坏生产、斗争干部的做法非常反感，认为撇开生产闹革命是违反中央指示的。他说：“这些孩孩们，就知道‘抓革命’，不知道‘促生产’，这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昔阳县和公社干部大会上，他态度明确地讲：“基层干部不经县里批准，不准随便打倒、随便揪斗。凡是在农村煽风点火搞串联、揪斗干部、妨碍生产的红卫兵，一律赶出昔阳县。”经他这么一说，干部们胆子大了起来，大部分红卫兵离开了昔阳，不过，有一些人仍在找机会活动。
一天，他下乡检查生产，发现几个红卫兵在冶头公社搞串联，就马上通知干部把他们送回原单位。正要返回大寨时，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抱住他的腿哭着说：“老陈，我知道你能见到毛主席，你给毛主席反映反映，农村中的干部不拿工资，靠劳动吃饭，春天是红人，夏天是忙人，秋天是穷人，冬天是罪人。他们有什么罪啊？”他马上开起了座谈会，说：“干部犯错误，可以通过正常渠道来解决，而不能用对待地主富农的办法乱批乱斗。”他向参加会议的社员们表态：“今后红卫兵再来，你们用扁担把他们赶出去。”有人问：“敢不敢？闯下祸咋办？”“敢！闯下祸算我的。”“那会不会戴上‘保皇派’的帽子？”
历史性的会见（5）
他哈哈一笑说：“不怕，冬天这么冷，戴上帽子暖和。”
停了一会儿，他又赶紧叮嘱说：“你们主要是吓唬，把他们赶跑，可不要把人打伤了！”
刚开完会，听说那几个搞串联的红卫兵又跑到王寨公社去了，他立即就带人追到王寨，把他们送回太原。到了方台大队，又遇到几个红卫兵正在揪斗方台的支部书记，这几个红卫兵听说陈永贵来了，撒腿就跑，边跑边喊着：“我们到北京去告你！”
面对大量要求惩办干部的意见和来信，他的倔脾气上来了。不为农村干部做主，农村工作怎么搞？他心里想的话不吐不快，于是做了一件出乎人们意料的事情：他以超人的胆魄，直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提出了“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依靠党组织和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村革命大军，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和“农村文化大革命要集中批判极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5条建议，最后在信中写道：“我对农村干部有切身体会。干部不会不犯错误，要分清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坏干部毕竟是少数，不能凡是干部都打倒。”他既有冒风险的胆量，又能把握住说话的分寸，并且把当时的政治理论和自己的主张巧妙地结合起来，诚恳地向毛主席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毛主席接受了他提出的建议，并作出批示：“陈永贵同志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谈话所提出的五条意见是正确的，供同类情况的地方参考。”
接着，一份题为《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下达到全国各地，在当时无疑成为众多基层干部的护身符。
据了解，短短几天内，这份文件传遍了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许多基层干部捧着这份中央文件读了一遍又一遍，高兴得失声痛哭。据说，湖南省湘西山里新晃县有一个生产队长把文件上载有的爷爷的讲话读了21遍，之后就像吃了定心丸一样放心了。昔阳县的张怀英看到文件后大喜过望，马上告诉县里的干部。县里马上派人连夜打印下发，人们守在打印室的门口，等着刚印出来就往外拿。
不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他提出的五条意见，说这对稳定全国农村形势，坚持抓革命、促生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后，爷爷收到全国各地的大量来信，上至省委书记，下至生产队长都在信中表达了对他的谢意。
爷爷的这次大胆谏言，使农村夺权和乱批乱斗基层干部的现象初步得到制止。人们对他十分佩服，认为他有胆量，敢讲真话，句句讲到农村干部的心坎上了。有人说：“这封信除了陈永贵没人敢写，除了毛主席没人敢批。”还有的人说：“他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开除公职，不怕下放劳动，所以他敢写。”他的威望越来越高，受到全国基层干部的热烈拥护。
喝退持枪的劫持者
“文革”期间，山西的两派闹派性，客观环境使爷爷在派性的纠缠中也受到了影响。在昔阳和平定交界处因为派性问题曾发生过这样一件惊险的事。
爷爷坐着的吉普车在通往昔阳的公路上行驶着，突然，一群来路不明的人把他的车截住了。
司机以为遇到车匪路霸了，急得出了一身冷汗，不停地向这群人解释：“这是老陈的车，你们想怎样？”
这伙人听了，气势汹汹地说：“我们截的就是这辆车！”话音未落，一支枪已经伸进车里，对准爷爷的脑门。
“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爷爷冷冷地瞥了那人一眼，把烟一丢，右手狠狠地拍着胸脯大吼一声，“你开枪吧，朝这儿来！”
那人没想到他有这一招，几秒钟的对峙后，那持枪的手一抖，枪掉在车里。
爷爷慢悠悠地点着一根烟，狠狠一吸，又吐出一团烟雾，打开车门一弯腰走了出来，双眼直视着这伙人，沉着而平静地说：“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有多大胆量就用多大胆量，尽管来吧，我在这儿等着哩！”
这伙人被他的气魄震住了，突然一起跪了下来：“老陈，这，这不是我们愿意干的，是，是他们打发来的。”
看到这些人服软了，他也没再计较什么，这件事就这样被他平息了。
对此，他说：“派性是安定团结的大敌，是经济建设的大敌，一些人借用我的名气，拿上‘反大寨’的棍子乱打人，乱批乱斗，有意无意都给我树立了对立面，其实我哪里知道呢？真是人怕出名，名人难当啊！”
“错了就改，天经地义”
派性斗争最大的受害者是国家和老百姓，其结果是工厂停产，学校停课，火车停运，社会秩序混乱，人们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
1967年4月8日，昔阳县成立革命委员会，爷爷当选为昔阳县革委会主任。他知道，派性和党性格格不入，只有党性才能克服派性。因此，他的第一条号令就是不准闹派性，不准打派仗。同时，恢复全县的党组织。昔阳成为“文革”中全国第一个全面恢复党组织的县。
他按自己的想法整党，当即为“四清”运动中蒙冤的昔阳干部翻案，原来被打下去的干部，除了少量确有严重经济问题的，大部分重新掌权。他还主张为“四清”运动迫害致死的40余名昔阳干部平反昭雪。有的人不同意，说中央、省里还没有说话。他坚定地说：“错了就改，天经地义。天塌下来我撑着，绝不能人死了还背着黑锅。”那些被救的干部对他感激涕零，更加铁了心跟他走。
他注重抓党建工作，进一步稳定了大家的思想。只用了一年多，昔阳县的领导班子就形成了一个跟大寨党支部一样坚强的战斗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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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唱段打金枝吧——全免了！”
1969年4月，爷爷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970年11月，在昔阳县第六次党代会上，爷爷当选为县委书记。大寨在昔阳，昔阳怎么办？他带领县委一班人，按照把昔阳建成大寨县的目标，作出了“重新安排昔阳山河”的决策。
他不轻易相信县里的汇报，为了多掌握一些具体情况，总是翻山越岭实地调查。他往车上一坐，去哪里也不说。司机往往上了路才知道去哪里。有一次去阎庄公社，听到一间房子里有许多人在吵吵嚷嚷，好像是在议论粮食的事情，他便闻声而去。公社书记想领着他先去领导同志的办公室休息一下，对他说：“咱去那屋吧？”他回答：“去那屋做甚，那屋有群众吗？”
他径直走进那间房子，问明情况就开始现场办公。有人向他反映：多年来，生产大队收粮后，先缴国家征购粮，再分社员口粮，扣除欠缴的，剩余的不久就吃完了，然后又得借集体的粮食。因为年年缺口粮，昔阳全县社员欠了集体2000万斤粮食。全县20万人，平均一个人就欠了100斤。他听后当即宣布：“这债免了。”
春播后，他在全县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又说起了这事：“过去年年说丰收，社员却年年欠集体的粮款，吃不饱肚子怎么搞生产？这不是社员欠集体的，是干部欠大家的，他们没有领导好。今年大家好好干，丰收了，这笔债免了！”
有的干部提出建议：贫下中农全免，中农减免一半，地主富农不免。他不同意，说：“阶级路线不能这样贯彻，社会主义要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事干，连战犯都要给饭吃，咱们唱段打金枝吧——全免了！”他深知，免去的是一个数字，得到的却是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那一年，农民关心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好像脖子上的一把锁被打开了。他们生产热情高涨，果真取得了大丰收，粮食产量一亿多斤，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爷爷在昔阳上台执政，一出手就干了两件别人不敢干的事：一是为干部平反冤案；二是为群众免掉粮食债。他的不凡举动，暖了百姓的心，饱了农民的肚，在干部和群众中树立了较高的威望。
他在昔阳县具有绝对权威，有他坐镇，全县人民得以安安稳稳地搞生产，谁也不敢乱来。别处文攻武卫白热化，惟有昔阳生产建设遍地开花。1970年9月15日，国务院在昔阳县召开北方地区14省、市、自治区农业会议，肯定昔阳建成了大寨县。大寨、昔阳都成了全国学习的好榜样。
“想新的，干大的”
1971年，他在提出治理大寨农田第三个十年计划的同时，开始“想新的，干大的”，抓全县的水利建设。
界都河工程是他抓的第一项工程。他动员大家：“一条河不可怕，怕的是我们拿不出办法。要打坝造地可不能像狼窝掌那样搞，得搞顺水坝。用水坝这么一拦，几千亩地就拦住了。至于这坝怎么打，基础多深，坝多宽就能承受住水的冲击，叫水利局做个规划。还是总理说得对：水不如人可怕！”
正当水利建设准备快马扬鞭的时候，1972年，昔阳县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
为了抢救地里的庄稼，机关、工厂和学校全民总动员一起参加抗旱，全县的卡车、马车、拖拉机和小平车都用来运水浇地。有些村没有机器运水，完全靠人力担水。他们每人每天担水3个来回，一个来回跑30里，可以种30株玉米。一路上常常能见到几百人浩浩荡荡地排成长队挑水的情景，称为“千里百担一亩苗”。这种场面蔚为壮观，就像解放战争时千千万万群众支援前线打仗似的。
爷爷说这是“人不动员，天动员”，并抓住这个机遇，提出“抗旱抗到天低头，抗旱抗出水利化”的号召，动员全县大兴水利，带领各公社干部去参观那些有条件搞水利建设而没搞的地方，将那里的军，一下子就把水利建设推动了起来。
不久，城南河大会战工程打响了，赵壁川大会战工程打响了，秦山水库工程打响了，水峪水库工程打响了！这一年昔阳县的水利工程搞得轰轰烈烈，形成了社社有工程、队队有项目的强大声势，全县成了水利大会战的战场，并掀起了“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
短短几年内，昔阳县不仅农田水利建设颇具规模，而且公路、村庄、城市建设成绩显著。他的一个个决策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昔阳的水、昔阳的山，在他手下慢慢地驯服温顺了。他高兴地说：越干越想干，越干越敢干，越干越会干！
“到来的都是先生，出去的都是学生”
随着学大寨运动的蓬勃展开，他愈来愈感到知识和人才的珍贵。有一次，他在一份内参上看到许多被称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有的被批判斗争，戴高帽挂牌游街，有的被下放到农村，关进牛棚劳动改造。他感叹地说：“人才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求贤若渴的他想出了一个请这些专家到大寨“改造”的办法。
征得周总理的同意后，他亲自到各地打听专家们的下落，并以自己的名义发出邀请函，不久就有20多位专家教授前来大寨。他非常高兴，把大寨的好房子腾出来给他们住，为他们专门安排了办公用具和科研设备，还配了一台放映机活跃他们的文化生活。当时虽然粮油紧张，但爷爷尽量供应给他们细粮和肉蛋菜等。
专家教授在大寨受到尊重和礼遇的消息传遍了全国，吸引了许多高素质人才。除了农林牧和水利工程方面的专家外，教育、医疗、文艺、新闻等方面的专家也纷纷闻迅而来。在当时大讲出身成份的形势下，一些非工农家庭出身的“臭老九”在大寨得到起用并被委以重任。
直到现在这些人仍记得大寨，记得他的好，不管身在何处，年年中秋节都邮来月饼以寄相思。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华炎卿教授回忆以往情景时动情地说：“我当时被下放养猪，当时老陈一家人把我当人看，明珠悄悄地给我送吃的，他们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哪！”不少人在大寨住了十几年，有的在昔阳结婚生子，为了表达对大寨的感情，他们给孩子起名字叫“寨寨”、“学寨”等等。
爷爷重视人才，更重视读书。对于一些学校的教师在“文革”中参与停课造反一事，他十分恼火。在大寨公社召开的教师队伍整顿大会上，他语气沉重地说：“过去我们这茬人念不起书，是因为旧社会黑暗。可是没有想到，新社会了，我们的后代还念不成书！学校不上课，教师不教书，误国误民误子弟，这是对人民的犯罪，终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在他的倡导下，大寨、昔阳尊师重教，成了专家教授们大显身手的地方。这些“大手笔”写出了“大文章”，研究出了包括新的果蔬种植、粮食新品种栽培等在内的很多项目。从此，新鲜的蔬菜一年四季摆在老百姓的餐桌上，新品种的苹果摆上了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精装核桃、冷冻兔肉、水果罐头等十几个产品在广交会上频频亮相，并出口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居安思危，一直是他激励、警戒自己的格言。他在欣喜之余不免担心：有朝一日专家们走了怎么办？于是他抓住时机，号召以公社为单位建立农科所、技术推广站和农业技术学校，村村建立农科组，人人落实试验田，拜专家为师，扎扎实实学科学、用科学。
他分期分批带领社队干部到山东、河北、江苏、湖南、江西等地外出考察，对大家说：“天外还有天。要学习当地科学种田和农业机械化的成功经验，回来后注重推广。”他还让县里各专业单位举办学习班，派人到南方接受培训，学成归来后在昔阳建立育种基地，进行品种改良试验。
应中国农科院的邀请，他派出几位同志代表大寨去海南参加农业会议，并再三叮嘱，一定要把眼光放远些，把先进的技术学到手。他语重心长地对与会人员说：“学大寨运动要有后劲，这个后劲就是科学。如果在科技上落下步子，我们的工作将一塌糊涂。”他教育大寨人：每次人们到大寨，都要当做是自己学习他人的机会；每次外出学习，都要当做是寻找自己差距的机会，即“到来的都是先生，出去的都是学生”。
多年来，在专家们的传帮带下，一批大寨“土专家”脱颖而出，在科研上大显身手。自从1965年11月起，北京农业展览馆年年举办“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一直延续了13年。大寨的许多科研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成果奖，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后来，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寨作为全国科研先进集体出席了会议，在近百项科研成果中，筛选出了优良玉米品种“大旦1号”、“大旦2号”和优良高粱品种“大杂5号”等十几个有科技含量的成果向大会献礼，引起很大反响。与会者看了说：“过去只知道大寨人大干苦干，没想到科研也搞得这么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农业现代化的前景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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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三不管’主任”
爷爷当了县里的官，仍然坚持领导生产，带头参加劳动。有一次，昔阳县革委会开完会后，已经是半夜一两点钟了，工作人员给他在县委大楼准备好宿舍，让他住在县城里。他听后哈哈一笑说：“我要回大寨，明天一早还要下地劳动哩。三早折一工嘛！”众人听了不理解，他就说：“我这个主任是带领全县人民搞生产的，不参加劳动怎么能领导好生产？”
他很明确地对几个县委领导说：“我这个主任可是‘三不管’主任，白天的事我不管，不要妨碍我劳动；不懂的事我不管，你们该办什么就办什么；一般的事我不管，你们研究着办。有要事咱们晚上开会研究。”
这么多年来，他手中有着实权，但是掌权不揽权。这么多事，只要他管哪件，哪件就有分量。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管的事必有结果，不管的必有答复，一切都不忙乱。这是他的领导风格。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任县委书记时，爷爷定下一条原则：“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主政昔阳12年，执掌大寨21年，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实事，为昔阳人民创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一是农田基本建设卓有成效。12年里，他领导昔阳人民共建大小工程9830多个，治理小流域3200多处，劈山3座，打坝860公里。全县治理山沟共碹涵洞长约77公里，洞下流水，洞上种田。经过治山治水，控制水土流失，在宽广的河滩上打坝填土造平原，全县增加了60000多亩既能机耕又能浇水的良田。
特别是在1972年到1975年连续干旱时，昔阳县发扬天大旱、人大干的精神，用近3万个工，完成了4400多项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在松溪河上垒起了总长26万米的大石坝，造了34000多亩地；在2000多条乱石沟里砌起了35000多米的涵洞，造了20000多亩好地，总共增加了70000亩水浇地，实现了1972年提出的“一年大旱大干，二年大旱拼命干，三年大旱夺高产”的任务。
二是水利建设取得辉煌成果。1966年前，昔阳县库容2000万立方米的只有一座郭庄水库。12年里兴建了水峪、秦山、关山、杨家坡等4座大水库，5座可容1亿立方米的水库，16座可容10万立方米的水库。不仅有明渠、暗道；有喷灌、滴灌，还有许多蓄水池和旱井等微型蓄水设施。据测算，这些设施的拦洪能力是12年前的7倍多，为战胜洪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粮食连续12年获得大丰收。全县粮食总产量由1966年的8200万斤，增长到1978年的亿斤，增长232％ 。大寨粮食亩产突破了千斤大关。全县粮食平均亩产过了“黄河”，提前两年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的“到1972年黄河以北粮食亩产达到400斤”的目标。不但集体和社员个人都有数字可观的储备粮，而且在国家粮食紧缺的情况下，他带领昔阳人民，12年内共向国家缴售商品粮亿多斤，做出巨大贡献。
四是植树造林成绩显著。在千方百计提高粮食产量的同时，他制定了“山上建银行，山下建粮仓”的发展规划。12年内，共植树25万棵，绿化1000多亩地。包括虎头山在内的许多山郁郁葱葱，到处是青松翠柏。
五是采用先进技术效果明显。1967年前只有少数公社通电。到1978年，全县社队都通了电。化肥、优种和水泥全面普及。半机械工具基本上达到了普及。各种动力机械发展到万多马力。在全县范围内实现了耕作、灌溉、运输、脱粒、粉碎、农副产品加工等大部分农活的机械化和半机械作业。
六是县办工业和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县里办起了化肥厂、酒厂、水泥厂、机械制造厂、农机修理厂、炼铁厂、煤矿和农副产品加工厂等多种企业，大大增加了农业收入。有些公社的乡镇企业收入占到当地农村总收入的37％以上。
由于各个方面持续高速发展，全县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村村通公路，出行很方便；家家口粮足，还有储备粮；人们住上了排窑新房；各村还建起了大礼堂、展览馆、幼儿园、中小学、书店、图书馆和医院等文化教育、医疗卫生设施。
从政“四怕”
1971年4月，在中共山西省委第三届一次会议上，爷爷当选为山西省委副书记。官当大了，他的“胆子”却小了。他在一次讲话中说自己有“四怕”：
“一怕调到省里工作，脱离群众。离开群众我就不能工作了。我办法也不多，即使有些办法，也是在群众中学下的。要脱离群众，我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二怕自己特殊化，怕浪费。我们都是干部，谁也不能高谁一等， 不能把自己摆在群众头上，要摆在群众之中，要和群众平起平坐。顺手飞来的钱花一元也不可惜，可这都是我们自己辛苦劳动挣下的钱，花一分也觉得心疼。
“三怕得病。我不敢说我有病。一说有病，医生就给看，吃了药就给报销。我觉得我没有理由花国家的钱，花人民的钱。我们当干部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能高人一头。
“四怕劳动少了。如果不参加劳动，就不会指导生产了。因为没有实际东西，就说服不了群众了。”
他总是教育大家：“群众委托咱管理集体的大家业，希望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怕的是干部不走正路走邪路，不为大家为自己。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权是人民给的，干部是大家选的，永远不能忘恩负义做人民反对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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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李自成”
1973年，山西省委领导让他兼任晋中军分区第一政委，穿军衣，转成国家干部，拿国家工资；把全家转为城市户口；并且把家搬到榆次市居住。
他觉得事关重大，又怕这是中央的意思，就到北京找见时任副总理的纪登奎了解情况，说省里提出的要他转户口等三条意见，自己一条也不准备接受。纪登奎一听，支持他说：“这三条你不接受，我也不敢让你接受。除了毛主席，谁敢拍这个板？你穿上军衣，外宾内宾到大寨找陈永贵找不见了，这怎么交待？”说完，纪登奎哈哈大笑。这下子，爷爷才知道原来不是中央的意思，于是回到省里后明确表态：“穿军装、转户口、换房子这三条一条都不干。”
有些人不理解，说穿军装、转户口、换房子，这怎么不比在山沟里好？他不以为然地说：“我土生土长，靠工分吃饭，现在拿上工资，我觉得跟我的劳动模范身份不合。我是个劳动模范，穿上军装，每天坐办公室，怎么发挥我的长处？我不是李自成。李自成进了北京天天过年，我掌了权天天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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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兼数职两不误
爷爷相继兼任山西省委副书记、晋中地区地委书记、昔阳县县委书记等领导职务，外出开会也多了起来。加上到大寨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村里安排给他的接待任务也比较繁重，劳动时间相对就少了，但他还是坚持参加集体劳动。
有一次，省里通知他第二天早上8点出席省委会议。从昔阳县到太原市有300多里远，山路多，又坑坑洼洼不好走，坐车也要大半天时间。他接到通知后并不急于动身，而在地里整整干了一天活儿。吃完晚饭后，他先安排了村里的工作，再到县里安排了工作。开完两个会后，已经是凌晨两点了，他才坐车赶往太原，在夜行车上打了个盹，就算睡了一觉。有人说：“永贵这是一不误劳动，二不误工作，就是误了睡觉。”
他却幽默地说：“一误换了两不误，多合算呀！”
多年来，他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并一再告诫干部：“一懒生百邪，一个人思想变坏常常从懒开始。懒、馋、占、贪、变，这是干部变坏的一条规律。因此，干部必须不搞特殊，不自私，积极参加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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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中央政治局
1973年上半年，爷爷参加中央举办的为期3个月的工农兵中央委员学习班，当时还有一批来自工农兵的十大代表如吴桂贤、倪志福等人也参加了学习，中央专门抽调了20名理论干部给他们讲课，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
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这个学习班的21人中有12人被请上了主席台。爷爷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按照座次被安排坐在毛主席身后。会上，他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8月3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爷爷的名字出现在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上，由各小组进行酝酿讨论。在华北组，有位中央领导首先发言：“关于陈永贵同志来中央，过去几年就考虑过，大寨和昔阳在他的领导下，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经过考验的。永贵同志去四川、贵州、云南参观访问，敢于直言批评，没有虚辞客套，各地同志都说受益匪浅。”华北组的中央委员们听了这番介绍后，都热烈地鼓起掌来。在这次会议上，爷爷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会议结束后，他回到昔阳，9月12日下午，在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大会上作报告，介绍了会议的情况。他说：“古今中外还没有把一个农民提到国家的领导岗位上的，马克思没有解决，列宁没有解决，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分子的依靠和重用。”
接受周总理委托
1974年2月，他在黑龙江考察北大荒时，中央急电通知他立即回京，参加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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