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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档案-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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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既返南ⅰ＞虑楸ú棵牛℅RU）逮捕并审讯了柏林最后的作战司令赫尔穆特·韦德林将军、希特勒的海军联络官汉斯…埃里希·福斯海军中将和希特勒的首席机长汉斯·鲍尔。三人都证实希特勒确已死亡，尸体在总理府花园里被烧掉了
随后，军事情报局局长菲约多尔·F·库斯尼佐夫向斯大林呈上了一份“关于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戈林的命运”的五页报告。据被捕者供述，希特勒同爱娃一起，先是服毒然后同时开枪自杀了。两人的尸体被当场在总理府花园里烧掉了。戈培尔，他的妻子及六个孩子也同样死了，并由海军中将福斯进行过身份指证。他们的尸体在第39步兵军团。有关希姆莱和戈林的命运没有详细报告。库斯尼佐夫还将这位党卫军领袖同西方盟军的和谈及被国家社会党开除的情况报告了斯大林。情报部门的报告还说，戈林曾试图推翻希特勒。因此那位独裁者采取了细节不明的措施来对付他。
同一天，另一名苏联情报部门的成员在总理府花园内挖出了希特勒和妻子爱娃的遗骸。第3突击军第79军步兵军团斯梅尔希军事反谍部门的士兵们已于昨天发现了这两具尸体。但是，由于他们认为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的遗体应该还在总理府里，他们又将死尸掩埋了。1945年5月5日清晨，反谍人员意识到了这个错误，从距总理府地下掩体紧急出口三米左右的一个弹坑内匆匆挖出了“两具被烧焦的尸体”和两条狗的尸体。两具遗骸被用被子包裹着，装在两只弹药箱里。斯梅尔希的工作人员偷偷将尸体运去柏林布赫的他们的新总部，因为此时第5突击军已经接管了总理府的看守工作，绝对不能将这重要的战利品留给它。
三天前，1945年5月2号，苏军在柏林俘虏了希特勒的几名亲信。党卫军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奥托·京舍从1944年2月开始担任“元首”的私人副官，他在普伦茨劳山脚的舒尔特海斯啤酒厂的厂区内向苏联军队投降了。这位党卫队员一开始谎称自己是总理府前作战司令、党卫军旅队长威廉·蒙克副官。没过几天他的谎言就被戳穿了。1945年5月6日苏联军官识破了他的真实身份，立即将他和其他俘虏分隔开来。军事情报局的成员立即对他展开第一轮审讯，两天后军事情报局头目库斯尼佐夫就将审讯的第一批材料交给了情报局局长贝利亚。
同一天，在柏林布赫的第496号外科野战医院里，由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法医主任福斯特·希卡拉夫斯基领导的一个医生委员会一共解剖了十一具尸体和两具狗尸：其中有已验明身份的克莱布斯将军，戈培尔，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及估计是阿道夫·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的遗骸的尸体。法医们在他们的鉴定中确定可能的死因都是“氰化物中毒”。只有两条狗一目了然是被开枪打死的，同时，在一条狗的尸体上发现了氰化钾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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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人后记（2）
但斯梅尔希的情报官员们犹豫不决，不知要不要将法医的鉴定结果告诉苏联最高领导层。解剖结果、找到尸体的情形和证人的供词相互矛盾，大多数证人都声称希特勒是开枪自杀的。因此反谍官员又审讯了其他证人。但他们面临的问题是，目前找到的所有希特勒的亲信人员都是听说来的事情经过。斯梅尔希还无法找到真正的自杀“目击证人”。
另外他们也在等待对两具未明确确定身份的尸体的牙齿的鉴定结果。1945年5月11日，牙医雨果·布拉希克教授和牙科技师凯特·豪伊泽尔曼证实发现的尸体确实是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的。但是，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反谍机构负责人亚历山大·瓦迪斯直到1945年5月27日才向斯大林汇报了1945年5月8日的解剖结果。斯梅尔希情报部门向这位苏联独裁者报告说，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一目了然是“通过服用氰化物自杀了”。
引人注意的是，情报局局长贝利亚未加附函就将瓦迪斯寄给自己的信转给了斯大林。这位情报局头目显然是担心，由竞争对手维克多·S·阿巴科莫夫领导的希特勒之死的斯梅尔希调查的结果会将自己直接牵连进去。尤其引人注意的是验尸报告、法医委员会的有关结论和证人供述的矛盾。根本不再考虑有可能是开枪自杀。
当1945年7月16日最终将提取器官的解剖报告和法医委员会的分析报告转交斯大林时，贝利亚决定对调查材料进行影响很大的处理。为了不让这位苏联独裁者注意到报告中的矛盾之处，贝利亚取走了档案材料中的两份分析报告，分析是由第291医学…传染…分子前线实验室在1945年7月做的。实验室的化学家们总共化验了1945年5月8日柏林布赫解剖时的30个器官样本和12个血样中的氟化物和生物碱含量。
在1至11号样本中，即戈培尔一家、克莱布斯将军及两条狗的尸样里，每公斤器官含有～毫克氢氰酸，而“记录材料第12、13号中未发现氰化物”。而尸检报告第12和13号就是估计的希特勒和爱娃的尸体。为了能支持目前的希特勒系死于氰化物中毒的观点，一开始未将同这一看法相矛盾的材料送交斯大林。因此那位独裁者对斯梅尔希的调查结果暂时还算满意。
此时京舍已被转交到内务委员会负责战犯和拘留人员事务的部门。1945年5月中旬，先由战犯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头目阿马约克·S·科布洛夫中将和他的行政处负责人弗约多尔·K·帕尔帕洛夫中校审讯他。京舍和与他同时受审的曾任希特勒保安队队长的党卫军地区总队长约翰·拉滕胡贝尔的供述被立即送交情报局长贝利亚。但是，由于这些信息很大程度上都未经证实，他犹豫着没有将它再送交斯大林。
1945年5月18日和19日科布洛夫和帕尔帕洛夫继续审讯。只关心希特勒之死的问题：“希特勒什么时候决定自杀的？”“谁确定他们已死的？”“谁将尸体浇上汽油点燃的？”不久，京舍被用飞机运往莫斯科，关进内务委员会的布提尔卡监狱。
希特勒的管家、一级突击队大队长海因茨·林格此时也到了莫斯科。1945年5月2日从总理府突围之后苏联部队在湖泊街地铁站逮捕了他。他们没有认出他来，将他关进了波森附近的战俘营，在那里，他的真实身份终于被发现了。不久，内务委员会将他转到卢布扬卡监狱，于1945年11月开始了对他的初审。像审讯京舍一样，情报人员主要对希特勒之死的一切信息感兴趣。
一个月之前，苏联情报机构领导层就对目前的希特勒自杀的说法产生了怀疑。英、美情报局在1945年11月中旬将他们自己的调查材料交给了苏联情报机构的内务委员会代表伊万·A·谢罗夫大将，材料明显地说明了是开枪自杀。同时这些前盟友请求允许他们接触苏联方面的调查结果。
情报局长贝利亚和他的代表谢尔盖·N·克鲁格洛夫、泽沃洛德·N·梅尔库洛夫和博格丹·S·科布洛夫都同意让美国人和英国人接触情报部门的材料，而斯梅尔希的头目阿巴库莫夫却强烈反对，并要求同内务委员会主席亲自谈话。阿巴科莫夫显然很清楚，西方盟友很快就会发现主要由他领导进行的调查工作的薄弱点，必然会对他的已呈交斯大林的德国独裁者自杀身亡的观点产生极大的怀疑。因此他拒绝交出档案。贝利亚看到这是一个阻挠自己的竞争对手直接接触斯大林的机会。1945年12月，这位内务委员会主席下令重新调查希特勒之死的准确情形。
于是，1945年年底，在莫斯科重新开始就希特勒自杀的背景进行审讯，他曾经的首席飞行员汉斯·鲍尔这回也被牵扯了进来。贝利亚首先显然是想确定那位独裁者真的死了。因为不断出现的传闻让人担心，希特勒在最后关头逃脱了苏联部队的抓捕，逃去了国外。同时贝利亚想弄明白希特勒到底是怎么自杀的。对林格和鲍尔的审讯以及对被斯梅尔希逮捕的希特勒亲信的供述内容进行的比较让内务委员会领导于1946年初做出决定，进行一个代号“神话”的行动。此次行动的目的要对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的“所有因素进行细致和严格的核实”。
贝利亚委托战犯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实施“神话”行动。它于1946年2月中旬制定了一个“澄清希特勒失踪情况调查计划”。该计划除了组成一个由尤利乌斯·K·克劳森中校领导的五人特别委员会，还要求先将内务委员会监狱中的希特勒周围的所有人员转到布提尔卡监狱，也就是说，林格、鲍尔和他的随从、当年的帝国总理府接线员罗胡斯·米希中士被从卢布扬卡监狱转到了内务委员会调查监狱。
出版人后记（3）
这一措施的目的本来是要对犯人的审讯和供述进行平行比较，却让情报局从他们的有关希特勒之死的信息中发现了一系列矛盾。但是，将犯人严格地隔离审讯只是计划的一部分。战犯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同时还建议，“给每位被调查的犯人安排一名狱内间谍”。
苏联情报机构的这个大名词背后隐藏的就是普通的间谍活动。此外，为了不仅仅依赖他们的供述，还在每个狱室安装了监听器。总局各部门也接到命令，将迄今收集到的有关希特勒自杀的所有材料交给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同时命令莫斯科的战俘营，继续从犯人中找出那些在第三帝国的最后几天呆在元首掩体里的人员。
在莫恰吉斯克的第297号战俘营里发现了党卫军三级突击队中队长汉斯·霍夫拜克和约瑟夫·亨舍尔。这两位曾是帝国保安处人员，属元首警卫队，他们也被立即关进了布提尔卡监狱。但战犯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的战俘营内未能找到其他的目击证人。
令人注意的是，内务委员会没有再设法同它的竞争对手斯梅尔希或军事情报局进行联系。战俘和拘留人员管理总局即没有请求内务委员会审讯关押在那里的证人，如汉斯·拉滕胡贝尔，也没有要求转让或复制内务委员会或军事情报局那里的“希特勒一案”的档案材料。
可以看出这里存在两种观点，它们对《希特勒档案》也具有特别的意义。第一是对整个调查工作的严格保密。除了情报局长贝利亚，只有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苏联情报头目伊万·A·谢罗夫大将、战俘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局长米歇尔·S·克里温科少将、他的副手阿马亚克·科布洛夫和战俘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执行处处长维克多·A·德洛斯多夫少将知道“神话行动”。另一方面，各部门相互之间严格分开，在斯大林独裁统治下它们的竞争关系也很明显。为了维护多元结构的统治，斯大林很重视不让各情报部门之间有任何接触，并将情报领域的所有管辖权全部集中在他的手里。
出于保密的原因，新送进达布提尔卡监狱的和《神话行动》有关的囚犯都得到了一个化名。鲍尔被内务委员会取了伊斯沃切克的化名——译成德语就是“出租车司机”，林格的化名是一目了然的“仆人”，罗胡斯·米希在档案里叫做“接线生”，汉斯·霍夫拜克叫做“宪兵”，约瑟夫·亨舍尔叫“警卫员”，总理府话务员埃里希·林斯叫做“电信器材”，他也是通知希特勒遗嘱的人。
1946年2月中旬开始的审讯很快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由于使用了内务委员会惯用的折磨方法——殴打，不许睡觉吃饭，威胁要对亲属采取行动，同时许诺合作有奖，很快就打垮了这些人最初还存在的抵抗。1946年2月27日进行的剥夺被捕者的战俘身份、改称战犯的方法也特别有效。
在被迫夺走军装、换上普通囚服，并将配给降到相应的苏联标准之后，大多数人都崩溃了。用“狱友”刺探的方法也很奏效，他们向内务委员会审讯员提供了他们想要的具有德国式细致特征的材料。
“狱友”通常是在审讯证人的同时跟他们的苏联指挥官“碰头”。这些特务不仅试图找出被捕者所作供述或主动报告中可能存在的矛盾，他们也特别仔细地观察审判官的恫吓方法的效果。
“B…III”号间谍在1946年2月20号提供了鲍尔的下列情报：“他很怕报复，料想在审讯时没有好果子吃，同时他的病腿、他的家庭的命运和究竟还要在监狱呆多久的问题也让他很不安。料想会被折磨，他只遗憾没有自杀。”几天之后鲍尔真的被一名审讯官打了，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林格的狱探“波希米亚人”甚至进行了心理分析：“林格记忆力很好，他只是在装疯卖傻。审讯时他不老实，指望他的供词无法对证，因为只有一个人——鲍曼——知道他知道的事情。仅仅一天之后那位狱探就要求审讯官继续他的强硬路线，因为它生效了：“林格这下害怕了，再这样严审几天，他肯定会如实交待。
只有京舍身边的间谍未能取得他的信任，这位党卫军军官压根不相信他的狱友，所以后者几乎没能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在从1946年2月中旬到3月底的审讯期间，跟先前一样，情报机构军官们最感兴趣的是希特勒自杀的详细情形及有关他个人的领导风格及生活方式的具体信息。他们对纳粹政府的政治牺牲品、违反国际法的战争及系统屠杀犹太人等内容不太重视。他们也不追查德国军备工业的情况，无论对喷气式战斗机、火箭武装，还是对德国的原子弹研究都没有兴趣。相反，他们却将审讯记录及间谍报告中有关下列内容的报告做了标记，如“希特勒在阿根廷有很多国际友人”，“女人在他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和“这位独裁者指示他的亲信销毁他的遗体”等。
这些审讯一开始似乎证实了希特勒在服毒的同时开枪自杀的说法。为了彻底弄清真相，决定于1946年初夏去柏林的事发现场查看。同时，负责“神话行动”的军官们计划对斯梅尔希发现的尸体重新解剖。为了能更好地核实在莫斯科取得的证词，也将关在布提尔卡监狱里的关押人员带去了柏林。
1946年5月，“神话行动”的参与人员来到了前帝国首都。在将犯人关进内务委员会的里希滕贝格监狱，继续进行审讯的同时，一个特别委员会再次检查了总理府的地下掩体及花园。委员会成员除了克劳森还有民警部门的N·F·奥西波夫上校和法医皮热特尔·S·谢苗诺夫斯基。后两位负责先对希特勒“失踪”的情况进行刑侦调查，刑警和法医对总理府掩体里那位独裁者工作室及通往花园的楼梯出口残存的血迹进行了仔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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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人后记（4）
他们的分析一目了然：沙发上的大量血迹可以推断，受伤时流了很多血，有可能有生命危险。受伤的那一刻当事人肯定坐在沙发右角的扶手旁边（……）血迹在沙发上的这种分布及其外表特征证明了受伤部分在头部，而不是在胸部或腹部（……）。头部伤口是枪击而非重器击打头部造成的。证据之一是沙发靠背、沙发上方和沙发靠背的架子上没有血溅痕迹。头部受伤后伤者失去了知觉，头歪向沙发的右扶手，一动不动地坐了一段时间。
1946年5月30号对总理府花园的重新挖掘证实了这一鉴定结果。法医在斯梅尔希成员一年前挖出希特勒和爱娃尸体的地方发现了两块男性头颅的残片：部分右顶骨和左顶骨。右顶骨有缺损，谢苗诺夫斯基法医认为，这是典型的子弹穿出口。另外他断言：子弹是从下往上，从右向左、向后穿出的。正如林格和京舍的供述所证明的，希特勒是自已开枪自杀的。
但是，为了最终证实同时服用了氰化钾的说法，需要重新解剖尸体。可斯梅尔希拒绝了。尽管做了很多努力，“神话行动”特别委员会未能让军方反谍机构交出已解剖过一次的阿道夫·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的尸体。因此这些内务委员会军官不想最终确定调查结果。他们也没有向斯大林汇报再次调查的结果。所以留下了许多猜想，但后来多次谣传的“仅系服毒自尽”或“仁慈的一枪”（林格和京舍的用词）是对公众的故意误导。
根据政治需要，苏联提出了有关希特勒之死的新说法。在1945年后的头几年中甚至声称希特勒没有死，而是逃走了，隐匿在原来的盟友那里。卢·贝希门斯基，这一服毒和仁慈的一枪致死说法的权威人物分别于1968年和1982年出版了引起轰动的有关希特勒之死的书籍。1995年他对这些“故意的谎言”进行了道歉。这位历史学家写道，现在他在“忏悔”，不过他推脱了责任：“在苏联，查阅档案需要接受政治上的审查，克格勃的情报人员也向他口授过文章。
不过，英、美及联邦德国的严肃的历史学家并没有听信贝希门斯基。为斯大林编写的《希特勒档案》也采用了1946年的调查结果。编辑林格和京舍的供词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要在供斯大林使用的档案中撒谎呢？
2．提供给斯大林的信息。《希特勒档案》的产生
在“神话行动”于1946年夏天暂告一段落之后，到1948年3月，这一行动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阿马亚克·科布洛夫在那个月里得到消息，说德国军官格尔哈德·博尔特出版了一本题为《总理府最后的日子》的书，描写了希特勒政府的最后十天。科布洛夫要求克劳森中校，对“神话行动”的材料进行最终的系统整理，交给KI。（KI这一简称代表一个从1947年起就负责协调苏联情报工作的情报委员会。）同时，这位副局长指出，“将鲍尔、林格和京舍关到一间狱室里，建议他们写出一份有关希特勒最后几天的详细材料”很有意义。
《希特勒档案》的主意就此诞生了，但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还不敢肯定，这一提议能否得到苏共政治局、这种项目的惟一拍板机构的欢迎。因此，他们在1948年4月27号放出了第一个“试探气球”。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谢丹诺夫、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沃斯尼森斯基和布加宁，即苏联核心领导集团，收到了一份由京舍撰写、经过了加工的关于阿登攻击战和德国试图同当时的西方盟军单独和谈的材料。那位苏联独裁者看来是饶有兴趣地读完了这份材料，因为他没有将它放进党的档案室，而是搁在了克里姆林宫他私人的文件柜里。
不久就决定将鲍尔从“写作项目”里剔出来，由京舍和林格来创作本书。正如鲍尔1956年在联邦德国出版的回忆录中首次证实的，有关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的死他能说或愿意说的很少，况且他所掌握的东西也不足以全面地介绍希特勒的政治生活。
为了《希特勒档案》的工作，人们先把京舍和林格转到布提尔卡俘虏医院的一个特别部门。1948年8月，出于保密的原因又将他们弄到“军事反谍机构第五号特殊工程”——莫斯科附近的一座别墅，要他们在那里继续“写作”。在苏联情报机构的这个特殊工程里，这两位党卫军军官不得不整月地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交待：首先是希特勒最后几天的情况，然后又不断问及他的私生活，最后还有他的军事和政治决定。审讯者从1945年一直回溯到林格进入元首护卫小分队的那一年。然后又补充了1933年和1934年发生的政治事件，尽管无论是林格还是京舍都没有第一手的资料。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认为能满足斯大林的期望的这部内容翔实的希特勒传记终于出炉了。
负责编辑的是前内务委员会、现军事反谍机构的军官弗约多尔·帕尔帕洛夫中校和伊戈尔·沙勒约夫少校，他们监督工作进度，提出指导性问题，补充解释或背景资料。如前所述，他们主持了1945年和1946年间的审讯工作，德语讲得很出色，并将犯人的所有口供译成了俄语。最后他们对文章进行了润色和统一，使得全书可读性强。
这些情报官员还特别得到了林格的合作。林格后来在回忆录中声称，他并非特别合作，苏联的有关记录却是两样：“工作过程中林格表现积极坦率。几经核实，发现林格希望缩小他当时在希特勒身边工作时的责任，争取得到释放。林格将他的记录当作‘他的救星’。
出版人后记（5）
相反，京舍显得难接近：“京舍在工作时表现特别不好。他回避事实真相，并试图影响林格，也不怕威胁。”难怪帕尔帕洛夫和伊戈尔沙勒约夫在审讯结束时说，京舍是“彻头彻尾的希特勒主义者，也是民主和苏联潜在的敌人。”
内务委员会/军方反谍机构编写希特勒传记的工作持续了一年半多，这也是因为审讯者和被审讯者在介绍一些特定问题——如德意志帝国和苏联在1939至1941年间的合作——无法达成共识。曾经的党卫军军官们也没有回答所有的问题。最后审讯者改变了方案。
一开始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打算使用“云中楼阁”的书名全面介绍德国的政治和战争。在苏联人看来这个词是对希特勒政权的野心一个典型的比喻，俄语里的“云中楼阁”和德语的“空中楼阁”没有什么区别。但这个书名也是因为那位德国大独裁者的豪华别墅，反正山庄包括新建的基础设施具有宫殿的规模，新总理府就更不必说了。最后这个标题显得有些诗意；里面恰恰没有概括介绍德国的政治，而成了一部有关希特勒的文章。
实际上它相当于这位德国独裁者从1933年至1945年的传记，文体上类似一部案卷，从外形看它是一份档案，装订后就是一本书。斯大林于1949年12月29号从他的内务部长谢尔盖·克鲁格洛夫那里得到这本《希特勒档案》。交给他的有关希特勒生活的这部长达413页的报告是惟一的样书，政治局其他成员都没有收到。但斯大林允许几个人看了这本书。读完后斯大林命人将《希特勒档案》放进了他的私人档案柜里。
尽管这位苏联独裁者本人并没有在书里勾划和留下边注，但从其他渠道可以得知他对什么特别感兴趣。斯大林对他周围的人疑心很重，他曾在1945年7月22号交给他的鲍曼的笔记本的译本里主要标出与开除前党员和希特勒的亲信有关的部分：“3月29（……）古德里安被暂时停职！”，3月30号（……）“狄特里希博士被元首暂时停职！”“4月25号戈林被开除出党！”“4月28号（……）费格赖因被贬职”，“4月29号（……）阿道夫·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结婚（……）叛徒约德尔、希姆莱和将（军们）”；“5月1日突围尝试！”。
完成本书后，林格和京舍还被暂时关在五号特别工程里，以防有问题再问他们。当国家安全机构不再需要他们后，伊万诺夫地区军事反谍机构的一个军事法庭在1950年因战争罪判他们25年劳改。开始服刑时间为1950年4月6号，即他们被转到莫斯科附近伊万诺夫48号战俘营的时间。不久后军事反谍机构将林格转到了斯韦德洛夫斯克附近的第476号集中营，1955年10月8号他被从那里释放，前往联邦德国。京舍也被安排在同一座战俘营。这一位的表现显然要比林格倔强得多，在监禁期间由于进行反苏联宣传和罢工而吃了数不清的特别惩罚。最后军事反谍机构于1955年12月将京舍转给民主德国内政部，听凭东德政府自行处理。
3。《希特勒档案》内容的事实和解释
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都是受过思想训练的马列主义者，因此他们对如何解释历史有自己固定的见解。《希特勒档案》的编写依据的是那些同他们意识形态不同的人们的供述。此外他们还被迫满足委托人斯大林的习惯。尽管对纳粹独裁及二战的观点出现过三次意见分歧，但对苏联国家安全部创作集体试图真实撰写历史的想法毋庸置疑。因为追求历史真相本来就与马列主义的接近和利用披上意识形态外衣的原始材料不相冲突。
满足一些特殊兴趣也不一定不利于寻找历史真相，尤其是那些为斯大林所选的内容和今天的读者的兴趣也是吻合的。只因为斯大林不断致力于搜集对手的私人材料，这些信息才可能存在。审讯者认为，研究研究希特勒这个人也是对的，因为这符合斯大林的以人为中心的历史观相符。后斯大林时代的马列主义历史学才将希特勒本人和纳粹独裁两者的联系分开了。1948/49年是为斯大林准备的《希特勒档案》的形成时间，这位独裁者的生活和他的独裁统治时代之间的关系显得很独特。崛起，巅峰，衰落：无论是希特勒的生活还是他的纳粹独裁统治都可以划分成这几个阶段。
创作集体对希特勒私人的观察主要集中于三点：饮食习惯，希特勒的疾病和他同爱娃·勃劳恩的共同生活。他们认为这不是无关紧要的叙述，而是描写了他的身体和精神的不断衰退。希特勒不吸烟且厌恶身边烟雾缭绕，这一点在描写柏林的元首掩体里的一个场面时才提到，当时希特勒看起来心不在焉，甚至有些迷惑。《希特勒档案》里也没有特别提到他的饮酒节制。虽然1931年之前希特勒在纳粹党###上也喝过不少啤酒——多达七扎——，通常情况下他只在晚餐时喝上一、两杯。他偶尔会喝一些助消化的白酒，如药草泡的甜酒或水果烧酒。《希特勒档案》的作者在希特勒戒酒时才提到这一节制。他们引用了林格的供词：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每天中餐和晚餐时都要喝“大量的烧酒或白兰地”，但没讲他喝酒时从不失控而且很快又放弃了。
文中只附带提到过希特勒的食素，虽然这可能是希特勒经常生病的原因之一，这又引起了内务委员会和斯大林特别的兴趣。内务委员会军官一再提及希特勒时而节制时而暴饮暴食的反复无常的饮食习惯，其他证人也注意到了这种习惯。弗里德林德·瓦格纳对此曾经报道说，希特勒在拜罗伊特时每天中午、有时晚上也吃汤面，但每天最多要吃两磅左右的夹心巧克力。他多年的战友恩斯特·汉夫施滕格尔称希特勒是个“甜食主义者”，而且他吃甜食上瘾的程度简直“无法理喻”。《希特勒档案》里这位独裁者被描写为因为压力而必须食用大量碳水化合物的人（“成磅的夹心巧克力”）。
出版人后记（6）
依据林格的供述，书中不断提到希特勒的疲累和生病。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详细地复述了希特勒的健康每况愈下的印象。希特勒似乎是一个消耗殆尽、体弱多病的人。他们只在一处提到了希特勒对待自己的衰弱的强烈的幽默感。在这一点上也给连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被内务委员会军官直呼为“庸医”的莫勒尔，开出了一张很差的证明。鉴于《希特勒档案》里滥用药物的大量证据，这样看法倒也不是不恰当。
但正如《希特勒档案》里所暗示的，使用含有可卡因的滴眼液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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