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魂－－日本根性窥探-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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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歌舞伎等，从而形成了独特性的日本文化。
　　因此世界人一直认为日本是一个美好的国度，看到身穿和服，脚踏木屐，深鞠90度恭的礼貌的日本人，人们都以为日本是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到处都樱花般灿烂，到处都是国旗上太阳照射的光芒，殊不知在这光芒和灿烂背后有多少黑暗和丑恶。
　　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暴力事件从未停止过，一战、二战这样的世界性战争暂且不说，单是那些潜伏在各个国家中的暴力组织就对世界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时刻威胁着各国的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活，而且这些暴力组织和暴力活动极有可能引发战争。德国发动的法西斯战争就是最好的证明，在希特勒这个极度暴力的人的带领下，一个庞大的暴力组织引爆了世界性的战争，杀害了很多无辜的人，在人们心灵上留下了阴影。
　　日本的黑社会组织被称为“暴力团”，其成员被称为“压酷砸”，也就是我们通俗意义上的流氓，“暴力团”这个团体是被日本政府承认的，日本政府允许黑社会组织存在的行为让人很是费解。大概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暴力团”发展得异常庞大，在全日本“暴力团”大概有3380个，所有的压酷砸加在一起大概有86700多名，其中65％的成员是属于日本社会的三大“暴力团”—山口组、稻川会、住吉会。日本“暴力团”在东京都分布得最多，“暴力团”数量大约有720个，占到整个团体的％左右，“压酷砸”大约15800人，占总人数的％左右。由于大量“暴力团”和暴力分子的存在，日本东京都的治安是日本最差的。
　　在日本，有势力的“暴力团”都是分别霸占一方的，其中势力最大的是山口组。山口组自盘踞在关西—东京的西边（也是村上春树的家乡）。它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是日本发展最快的黑社会组织，直到今天，山口组仍然是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在全世界的黑社会组织中也是排前几名的，在香港回归之前，它只能在亚洲排第二，当时全亚洲最大的黑帮是香港的“三合会”，号称“14K”，虽然我们的香港比日本还小，但在回归之前的香港的地下组织是相当地繁荣的，高峰期有20000多人。还有台湾的竹联帮，与同时期的山口组不分伯仲。山口组有10000多名成员，这个“暴力团”在日本称霸，它组织中的成员所到之处人们对他们都敬而远之，由于山口组成员的襟前饰物是菱角形金针，而且很多人的身上都有刺青，因此很容易辨认。人们若是在公路上遇到他们要让他们先过，若是在商店遇到，人们都会给他们打折或者干脆就不收钱了，普通的人都躲他们远远的，怕惹上是非，即使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轻易也不招惹他们。山口组的恶名可谓举世皆知，而且气焰极度嚣张。
　　在日本“暴力团”中屈居第二的是稻川会，它的根据地在东京的东边，也就是关东，稻川会的成员也是万余名，不过相比较而言，这个“暴力团”的组成要更加复杂得多，组织内部的成员鱼龙混杂，有普通的地坯流氓，也有其他社会组织和团体的成员，这些人很有可能是身兼多职。日本右翼分子就是典型的代表，一些人既参加了日本右翼组织，也就参与了稻川会，此外还有一些商界的人员也参加到稻川会中。这些具有不同身份的人在不同的场合要亮出不同的身份，否则很容易引发事端。
　　日本第三大黑社会组织是住吉会，本部设立于东京都港区赤坂，这个组织的特点是家族式，住吉会是以住吉一家为核心的。组织的上层机构通常是将平时的事务交给手下的人员处理，由于亲属关系的存在，所以经常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麻烦，而且总部一般是在幕后掌控着整个组织，所以产生了很多执行命令的组织部长。其中不免有一些内外勾结的人，而日本警察署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所以经常拉拢这些人，想从这些人身上打出一个缺口，不过事情似乎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
　　以三大帮派为首的“暴力团”在日本社会中打打杀杀，经常是因为点小事情进行群殴或火拼。虽然日本政府允许这些“暴力团”存在，但是对于他们这种暴力行为也不是熟视无睹，所以动辄将这些闹事的人带回警察局，并将这些团体的头领一起叫到警察局。即使不对这些人进行制裁，也要批评教育一番。在这样的事件中，“暴力团”一般都没有大的损失，但是这些组织的头领对每次都要到警察局接受批评教育大为光火，为了避免和警察正面交涉，他们决定自己组织一个联盟，将一个较大范围地区“暴力团”联合起来，由威信较高的组织来处理内部的争斗事件。当然他们成立这个联盟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建立一个保护网，当这些势力比较弱的“暴力团”受到威胁和迫害的时候，能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保护他们，为他们撑腰。联盟在处理问题时的手段都很残忍，很血腥。例如：当双方发生争斗时，领导阶层就令人将挑衅的人剖腹，并让双方的人当场验尸，之后再将另一方中一个人的手指切断，以示惩罚，至此这件斗殴事件就解决了。当然领导阶层威望很高，所以这些被处罚的“暴力团”都是服从领导阶层命令的。但是到了后来，社会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受日本经济衰败的影响，日本的黑社会也不好过了，大家为生存所迫不再听从领导阶层的指挥，经常为了争地盘或是抢钱款货物等发生争斗，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对社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日本警方不得不采取铲除黑势力的行动，所以每到发生群体性的暴动事件时，日本警察都会抓走涉案的暴力分子，这样的措施在当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不过自始至终都没有将“暴力团”彻底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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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武士，一个阶级的构成（11）
日本政府和日本警方没有将“暴力团”彻底铲除有很多原因，其中主要原因是日本黑社会组织的根系庞大，并深深地植入日本社会中，想一举将其铲除并非易事。所以近些年暴力事件还是时有发生，而且逐年增加，粗略统计，最近10年的时间里日本的犯罪率增加了50％，其中最多的是杀人、强奸、放火、勒索绑架等恶性的暴力犯罪事件。日本暴力犯罪频发，但是日本警察的办事效率却没有随之增加，反而是与犯罪增长率成反比，而且近些年警界也报出了很多贪污受贿的丑闻事件，种种不良影响使得往日日本警察留在人们心中的光辉形象变得暗淡无光，日本警方不断遭到社会大众的批判。日本逐渐陷入社会危机中，很多人开始呼吁整顿日本警界，并铲除危害社会的“暴力团”，还社会一片安宁。
　　事实上扰乱日本社会治安的不只是黑社会组织，日本的邪教势力也是一支可怕的力量。同世界上的有些国家一样，日本的邪教也是由来已久，也曾在历史上制造了耸人听闻的事件。日本最大的邪教组织是奥姆真理教，该教是由松本智津夫于1984年创立的，最初的名字时“奥姆神仙会”，1987年改名奥姆真理教。截至1995年，奥姆真理教已发展成为一个约有10000多名信徒的邪教组织，其中多数为青年人，其教主麻原彰晃是个仇视社会的极端分子，在他的策划下，奥姆真理教实施了两次喷洒沙林毒气的活动。一次是1994年6月27日在长野县松本市进行沙林毒气实验，致使7人中毒死亡，约600人受害；另外一次是1995年3月20日在东京制造的震惊世界的地铁沙林毒气事件，造成12人死亡，5500多人受伤，14人终身残疾。事发后麻原彰晃和主要犯罪者被捕，10月30日，日本政府将奥姆真理教解散。
　　虽然奥姆真理教解散了多年，但时至今天，极少数冥顽不化分子仍在从事非法活动，有些人是秘密吸纳的会员，他们通过种种手段欺骗不明真相的群众入会，一旦上当入会就不能退会，否则就被监禁，或是被严刑拷打，受尽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很多受不住折磨的人不是自杀了就是成了精神病。幸好警方根据逃生者提供的线索，捣毁了一些这样的邪教组织的据点。
　　另外一些人是光明正大地组织新的宗教组织，虽然挂的是宗教组织的大旗，但实质上进行的却是邪教的勾当。就像法之华三法行这样的组织，该宗教团体是取得宗教法人资格的组织，在全日本设有14处活动据点，拥有近100万名信徒。这个自称“能自由自在地操纵‘天行力’为教徒治病”的组织，通过实施所谓“足底诊断”聚敛了大量的钱财，欺骗了很多信徒。人们的病情没有得到好转，钱财也被骗走了，因此产生了很多饱受病痛折磨却没钱医治的日本穷人，为社会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和负担。最终这个令人痛恨的法之华三法行被日本政府取缔了，并将涉案的相关人员绳之于法。
　　虽然日本政府和日本警方在不断打击邪教组织和黑社会，大大挫伤了他们的锐气，但是一连串的社会问题似乎并没有消除，反而有加剧的趋势。拿日本的犯罪活动来说，各种各样的犯罪活动接二连三地发生，暴力分子日趋增多。但是面对这些日渐猖獗的犯罪活动，日本政府似乎并没有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惩治罪犯、遏制暴力活动上，而是将责任推倒了国外人的身上，他们称都是日本境内的外国人把日本社会搞得乌烟瘴气，使得犯罪率连连攀升。日本政府这样的信口雌黄是任何国家的人都不能接受的，被日本政府冤枉的外国人更不会忍气吞声，他们一致反驳，称日本的犯罪活动中大部分都是日本人所为，特别是那些重大的、骇人听闻的凶杀案件，很多都是日本的暴力分子的“杰作”。
　　日本犯罪分子都是很残忍和冷酷的，一般人很难做出他们那些令人发指的行为，有些犯罪分子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续作案，而且每次作案的手法都极其凶忍；有些人专门攻击年轻的女性，实施强奸之后还要将受害者杀害，更残忍的是他们还将这些死者的尸体肢解；有些则是模仿网络上的色情和暴力行为，无端地、公开地对他人施暴，后一种犯罪者以青少年居多。近些年日本犯罪人员呈年轻化发展，这些青少年犯罪的特点集中为几个方面：一个是起因很小，不是因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是单纯的模仿电视、网络、漫画中的色情、暴力事件。例如：东京地方法院2005年12月1日审判的一起青少年犯罪案，审判的结果是以故意杀人罪和爆炸罪判处一名16岁少年有期徒刑14年，这是2000年日本修订少年犯罪法以来首次对16岁以下的少年罪犯判处有期徒刑。此次犯罪活动的起因就很简单，2004年6月这名年仅15岁高中生因为一些家庭琐事与父母发生口角，之后就将父母残忍地杀害了，为了毁尸灭迹，他还将煤气打开，试图将现场引爆，炸毁现场和所用的证据。实行完这些活动之后，这名学生就离开了家，到日本著名的旅游胜地去闲逛了，当他被抓获的时候似乎并没有任何的后悔，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进行了这种残忍的行为之后是一种怎么的心情。
　　还有一些孩子在与同学或老师发生了小矛盾、小摩擦之后，就将老师和同学杀死了，有用刀的，也有用毒药的，若是有炸弹的话，他们恐怕也会用的。这些有起因的犯罪行为似乎还可以理解，但是对于那些纯粹是为了模仿而对无辜的人下毒手的行为实在是不能让人理解。例如：1997年6月份报道一个案件，同样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出于对电视节目中犯罪情节的好奇，于是便模仿罪犯，在学校门口公然将一个11岁的男孩杀死，其手段和使用的作案工具都与电视情节中描述的基本一致，也是用一把榔头活活将人敲死。
　　这一系列的犯罪行为在日本社会敲响了警钟，青少年的犯罪和暴力伤害事件已成为日本政府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昔日安定和谐的日本社会已经不复存在了，种种社会问题暴露出来，国际社会也不断揭露日本的社会现实。美国就曾集中报道了日本的社会问题，并称日本社会存在如此多问题的原因是经济持续走低，失业率持续偏高，人们生活水平相对下降，所以很多人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尤其是青少年丧失了对未来信心，青少年犯罪因此增多。
　　青少年的犯罪高发是日本犯罪的一个特征，另一个特征就是日本罪犯本身的特点。日本罪犯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罪犯不同，一般罪犯在实施犯罪之后就会立刻逃跑，怕被别人发现，而且被抓时是一副狼狈相。但日本的罪犯不同，很多时候他们是郑重其事的，没有一点颓废和落魄的样子，就像奥姆真教教主被捕的时候，在法庭审判时还面不改色心不跳，理直气壮地否认自己的罪行。更有甚者，还要和受害者道歉之后再离开，这样的行为同样是无法理解的。
　　

第二章　武士，一个阶级的构成（12）
2003年1月4日日本媒体就报道了这样一个有礼貌的罪犯，这个人并没有杀人，只是在夜里偷了便利店的东西，当第二天店员发现店中的东西丢失之后就立刻报了警，没料到这个偷东西的小偷竟然没有逃跑，而是在将东西放在家中之后又返回了便利店，目的就是为了向店主道歉。也许我们会认为这个日本小偷愚蠢至极，但是他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因为在他的思想意识中，他是一个小偷，更是一个日本人，而他眼中的日本人是懂礼貌的，所以他要按照日本的传统文化礼仪，为自己的行为向失窃的失主道歉，这就是他返回便利店的原因，而且绝对是诚心诚意的致歉。即使他最后被及时赶来的警察逮捕了，但他对自己的行为并不后悔。
　　还有一些罪犯分子也是很好笑的，日本曾就有一个爱偷大米的小偷，他每次去超市的时候都会偷回很多大米，他似乎是对大米情有独钟，隔个两三天就到超市里去偷一次，而且越偷越上瘾，越偷越胆大，最后直接将成袋的大米往外扛，不成想米袋子漏了个小洞，沿途撒下了很多米粒，最后被人发现后，沿着米粒找到了他。在警察对他家进行搜查的时候发现他家囤积了大堆大堆的大米，但是这个人似乎并不缺少粮食，也不缺钱，偷东西似乎只是为了满足他的某种心理，享受刺激带来的快感。在我们笑过这个小偷之后，不免要思考一下日本人的心理。
　　通过透析以上犯罪事例，我们可以发现日本人的心理是极度扭曲的，日本人性也是矛盾的，传统文化对他们的束缚与自身对自由的渴望发生激烈的冲撞，所以产生了很多带有极端思想的人，他们通过各种暴力、残忍的活动释放压抑的心灵，寻求一种发泄。
　　日本的现实社会如此，日本的影视作品也是如此。充满暴力色彩的文艺作品在社会上泛滥，这种泛滥比现实社会的暴力情节多得多，也比人们想象的严重得多。日本暴力组织在世界上是最有规模，最有自律能力的组织，他们不单是从事赌博、色情、盗窃、凶杀和毒品走私等活动，社会的其他领域他们也有所涉及。因为他们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以他们为原形的暴力影片随之在日本社会中泛滥开来，其中有很多都是被世人广为评论的，例如《大逃杀》、《一个凶暴的男人》、《杀手阿一》、《小奏鸣曲》，这些作品中有的讲述的是一群孩子在荒岛上相互残杀，求得生存；有的是讲述日本警察依靠暴力手段解决社会中的各种问题；还有的讲述的是暴力组织内部的相互残杀；另外是关于一个黑帮组织的头目和他的手下被卷入对抗事件的故事。总之这些故事情节都是有关暴力的，而是场面都十分血腥，人们在杀戮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残暴和自私的一面。
　　其中的两部影片都是日本导演北野武导演的，有人说，北野武是日本电影界的“怪才”，的确，我们对他都不陌生，而且一提到他，就想起了他那几乎没有动作的暴力，似乎北野武已经成了日本暴力电影的代名词，他们不但导演了多部暴力题材的影片，自己也出演过带有暴力色彩的电影，例如著名导演大岛渚执导的影片《圣诞节快乐，劳伦斯先生》，深作欣二导演的《大逃杀》。不过在北野武的电影中不是突兀地将残暴、血腥的场面展示给观众，每每在暴力出现之前都有温柔的底衬。
　　北野武的作品与他的生活背景有很大关系，北野武在战后1947年1月18日生于东京，没有从明治大学毕业，之后当过出租车司机、脱衣舞秀场的喜剧演员，1973年开始活跃于电视及广播界，《一个凶暴的男人》的走红使得北野武一鸣惊人，奠定了他在日本的导演地位。北野武的电影主旨是生命的苦涩与无奈，但表现手法往往是残忍的暴力，他说自己有个参与黑社会的叔叔，是听着血腥的故事长大的，这显然不是答案的全部。童年孤独、缺少理解、缺少关爱，才是他成为暴力教皇级人物的真正原因。北野武擅长表现急速冲击力与平静美好的对比，这也是日本文化的特点所在，即《菊与刀》中所说的矛盾。
　　值得一提的还有北野武的《花火》，这部影片都是在平静中展现了死亡。《花火》是一部相当有冲击力和感染力的暴力影片，影片的主人公是一名警察，多次执行打击黑社会的任务，但当身边的人都遭遇不幸之后，他对社会失去了信心和希望，踏上了不归路。为了使癌症的妻子幸福地走完一生，他沉默地打劫银行，带上妻子去旅行，在途中杀掉所有阻挡，留下了一片血迹斑斑。影片的结尾，大海碧蓝，天空碧蓝，空旷的海边一个女孩固执地拖着残破的风筝不停奔跑，然后是两声枪响，生命戛然而止，面无表情的女孩定格在画面中。
　　此外还有《坏孩子的天空》，这是北野武讲述少年暴力的影片，故事安置在一所男中学以及其貌不扬的社区里发生，几乎没有女角色，也没有家庭线，而是单纯的男孩子之间的争斗。他们互相逞强，三一群俩一伙地结成小党派，今天你吓我一次，明天我打你一拳，都是些无关痛痒的事情。其中的一对好朋友因为某种原因产生了分离，一个参加了黑社会，但是最后两个人都没有成功，当两人再次相遇的时候，仿佛时间从来没有流逝过一般，两人骑着车在曾经的操场上一圈又一圈地徘徊。其中虽然没有血淋淋的场景，但是却表现了日本少年过早地学会了打假斗殴等暴力行为，并组织了自己的小帮派，之后还加入到黑社会中，反应了一系列青少年暴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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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思想上的矛盾者（1）
一、必然性和偶然性
　　在“知伤感之心”的前提下，和歌可以唤起统治者的自然之心，让他们同情被统治者，为了被统治者的幸福进行统治。他相信，只要统治者对和歌深有体会，他们就会“怜悯之心油然而生，将不会做对社会不利的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打成一片，“万人对万人的斗争”就不会在日本社会上演。
　　日本人喜欢将意志掩藏起来，不代表日本人没有意志，如果他们没有意志的话，也就不需要费尽心思地掩藏它了。但“掩藏”却注定了面对近代化转型期时，日本人会有和西欧人不同的看法。
　　17世纪中期，英国开始了近代化历程，英国人霍布斯敏锐地察觉到英国的变化，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期的残酷和血腥让他愤怒，他感慨人和动物一样，为欲望驱使，人类也可以像豺狼一样野蛮。在无政府的自然状态，总有一天，万人对万人的斗争会在人类社会上演。
　　对此，西方人强化了政府权力和法律的作用，借助二者的力量，维护社会稳定，避免人类社会沦为“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动物社会。法律和权力的强化，实际上就是人类自律意识的强化、意志自我规范作用的强化。
　　近代工业的发展让人类和自然世界脱离开来，人和人分离，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对此，霍布斯等近代哲学家采取了以毒攻毒的办法，利用意志的自我规范作用来限制意志本身。
　　日本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感觉到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但他们对待这些问题的方式，和西方人大相径庭。
　　霍布斯把“万人对万人的斗争”当作一种自然状态，所以才主张用人的意志规范混乱的社会状态。和霍布斯的看法相反，日本人眼中的自然状态是平静的、祥和的，在自然社会中，人就像其他生物一样，安宁地生活着。本居宣长甚至认为，社会在自然状态下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需要人来解决。
　　西方人眼里的自然社会混乱野蛮，日本人眼中的自然社会和谐安宁。对自然的不同看法导致二者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
　　本居宣长认为，无所不能的神控制着日本的人伦世界。因此，人无需再对人间施加统治，只要人人顺应自然，顺应神的意志，在情感的自然流露中，日本社会就可以实现长治久安。
　　在“知伤感之心”的前提下，和歌可以唤起统治者的自然之心，让他们同情被统治者，为了被统治者的幸福进行统治。他相信，只要统治者对和歌深有体会，他们就会“怜悯之心油然而生，将不会做对社会不利的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打成一片，“万人对万人的斗争”就不会在日本社会上演。总而言之，宣长彻底排斥了人类的作为，认为世界上本来就不应该存在“如何统治人世”的问题，既然问题都不存在了，又何必寻找答案？日本人只要按照神的意志生活就好了。
　　尽管一切都是神安排的，但凡人总是摸不透神的意志，与其说命运掌握在神手里，不如说命运掌握在和自己发生关系的他人手中。即便命运是由神把握的，人也要在和他人的往来中体会命运。因此，任何一个人都要解决自我和他人的问题，日本人也是一样，社会越发展，人的选择权力越多，自我和他人的差异就越大，对个人来说，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大，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在现实生活中，想要“遵循神的意志”可不是容易事。日本人通过将人类社会与自然同一化，掩盖人的意志，解决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矛盾，但日本人又用什么方式，面对充满变数的未来呢？日军在二战中的行为方式以及现代日本的保险制度，都集中反映了日本人应对不确定性事件的态度。
　　在二次大战中，美军是日军的主要对手之一。交战之初，对是否能赢得战争的胜利，日美双方都没有十足的把握。美军实力雄厚，财力超群；日军斗志高昂，在亚洲战场上肆虐嚣张，两方各有优势。虽然日美两国都采取了相似的现代官僚组织用来指挥战事，但二者的行事风格截然不同。
　　美国人在制定作战计划时，总是尽可能考虑战场上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他们不单单会对某次战役进行筹划，还会认真思考如何应对战争失利的情况，以便在发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时，迅速采取对策。即使战斗不能胜利，也要想尽量保全实力。因此，美军的作战计划往往分成“作战前”和“作战后”两个阶段，美国人既看重进攻，又重视防御、补给。
　　日本没有辽阔的疆土和雄厚的财力，即使让整个日本都成为日军的补给，日军也应付不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日本只能多多采取闪电战、奇袭战的方式，趁美军不备时出手，见好就收。有人称日本人的作战策略是“狭隘的战略选择”。对日军来说，“狭隘”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咬住的就是日军补给困难的软肋。
　　不过，“狭隘的战略选择”不只表现在日军很难展开持久、大规模的战斗上，还表现在的作战准备忽视上。日军相信，他们的执著精神定能克服物质上的重重困难，只要他们在战斗中足够英勇，准备不足也不足为惧。他们很少为战争制定应急计划，只知道进攻，不看重防御。他们在看到美国战斗机上的防御设备后，耻笑美国人是胆小鬼。日军很少在部队中设置医疗机构救助伤员，负伤者多会被当成拖累，被部队置之不理，甚至杀害。
　　曾经指挥部队，和日军有过正面交锋的英军司令斯林姆称，日军的弱点之一就在于，他们的作战计划失误时不会立即制定新的作战计划。
　　1944年3月8日，10万日军在司令官牟田口连也的带领下，来到印度，英帕尔之战由此开始。起初，日军的进攻非常顺利，逼得英、印大军节节败退。不过，在日军即将突破英军防线之时，连日苦战已让日军疲惫不堪，反倒是英印大军以逸待劳积攒了能量。雨季的来临出乎日军预料，让日军只能拖着虚弱的身躯在雨中前行，战争的局势开始对日军不利。
　　一般统帅在战斗情势发生变化时，都会及时调整作战策略，但牟田口连也认为，顾忌作战不成功的情形和必胜的信念相矛盾。而英帕尔战役就在这种“必胜信念”的麻醉下成了日军最惨痛的记忆。
　　英国人回忆道，日军到后来已经没有丝毫作战能力，很多日本军人都身患疟疾、霍乱、痢疾，而日军显然没有为这些疾病作准备，不少军人在死时就像骷髅一样。雨季引发了洪水，在印度作战，日军却没有准备任何渡水设施。日军原以为用一两周的时间就可以攻下英帕尔，干粮也带得极少，大家都认为自己必胜，打算攻下英帕尔，就吃上英帕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