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大和魂－－日本根性窥探-第8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武士道精神经常和日本右翼联系在一起，但追根溯源，就会发现日本的武士道和中国的儒学有很多相似之处，二者都反复强调要忠君爱国。但相比温文儒雅的儒家，武士道明显暴戾许多，它是日本人引以为豪的日本精神。日本人看重精神，战争时期，很多日本士兵都相信，他们可以凭借强悍的精神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无论情势如何，是胜是败，他们都要展示出英勇无畏的“大和魂”。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每逢樱花绽放的季节，日本人总愿意邀上亲朋好友一起赏花，一些日本人还会把樱花花瓣收集起来，装在精致的小瓶子里，送给朋友。然而外表纤细美丽的樱花却和剑道一样，也是武士精神的象征。
日本人常说“花数樱花，人数武士”，短短8个字，刚好折射出日本人的传统价值观。日语中几乎所有和美好沾边的词语都用“樱”来修饰。日本人欣赏灭寂的美，樱花稍纵即逝的美丽，引起了他们心灵的共鸣，樱花总在盛放之际悄然飘落，不会凋谢枯萎。就像那些以杀伐为使命的武士，总不免在人生最辉煌之际骤然战死。
风吹花落，日本人在飘落而下的樱花雨中，感觉到武士的精魂。德川末年，会津白虎队成员的死就被当成武士的典范。实际上组成白虎队的不过是十五六岁的少年，他们从七八岁时起就接受严格的武士教育。1868年戊辰战争爆发之际，这些少年正准备进入讲义所学习，但他们一接到来自会津的命令，就毫不犹豫地宣誓效忠幕府，加入战争，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在战争中战死。
像樱花那样死亡被当成武士的荣耀。同时，总是一齐绽放的樱花还象征着团结精神，二战期间，日本海军的军徽就是樱花图案。
《三箭誓言》的故事像《四十七士物语》一样，在日本家喻户晓，故事的情结和中国的“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折不断”的故事如出一辙。
在日本战国时代，各国纷争不断。在一次战役前，西国大名毛利元就找来了自己的3个儿子。他拿出3支箭，分别交给了他们，要求他们将箭折断。儿子们照做，很轻松地将箭折断了。
毛利元就又拿出3支箭，将它们一起交给了某个儿子，要他一次折断这3支箭，儿子接过箭，使尽了力气，却怎样也折不断。另外两个儿子看到了，都跃跃欲试，他们不相信，他们身强体壮，居然连3支箭都折不断，但他们都失败了。3个儿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折箭，3支箭却依旧完好无损。
毛利元就走上前来，告诉儿子，他们就好比这3支箭，若他们团结一起，毛利家就不会轻易被人打败，如果他们不团结，就会像孤单单的一支箭一样脆弱，很容易被人“折断”。此时，毛利元就的次子和三子分别是吉川家、小早川家的主人，3个儿子将折箭一事牢记在心，让毛利家日益强大。
尽管日本最终落到了德川家康手中，但在此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许多大名都没落了，唯有毛利家始终强盛。在明治维新中，毛利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多次抵御住幕府的围攻。
战争时期日本将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投入到军事上，后方人民生活的困苦可想而知。但大家都齐心协力地支持战争。即使在崇尚个性的今天，日本人依然将团结作为一种美德，日本的企业在招聘员工时，就非常注意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经常组织员工活动，让大家在交流中增进联系。
今天的日本，虽然很少直接提出武士道精神，但不能否认，武士道精神依旧发挥着作用，它渗透到日本的方方面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日本人爱剑道，不只因为它能强身健体；日本人爱樱花，不只因为它美丽高雅；日本人喜欢历史故事，不只因为它古老神秘，而是因为它们都反映着武士精神，人们可以从它们身上，感受到日本之魂。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二章 武士，一个阶级的构成（7）
三、武士道的“东洋”概念
无论是新渡户的《武士道》，还是内村的《日本的代表人物》，都是试图改变西洋人心中严重的日本封建专制的印象，用自己的方式使日本的近代化得到发达国家承认的表现。在《武士道》中，新渡户对在封建社会形成的自我进行了否定，对自我牺牲式的武士伦理精神进行了重新的评价。他认为武士道的宗旨就是通过自我牺牲而获得精神依托，这种教旨约束着所有日本人。
1899年，日本现代思想文化的先驱人物新渡户稻造在美国宾夕法尼亚洲养病的时候，受到了比利时法学家德·纪维莱先生的款待。在一次有关宗教问题的谈话中，新渡户稻造被问到了一个令他难以忘怀的问题：日本没有宗教，那么日本人怎样进行道德教育？当时新渡户稻造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自己在少年时代所学的道德训条并不是在学校获得的。在仔细分析了形成自己正邪善恶的观念的各种因素以后，他才发现正是武士道使这些观念深植日本国人髓骨。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必然有培养国民道德体系的一套文化系统，就当世来看，这个角色是由宗教担当的。但是在日本，由于其历史发展的原因，武士道则充当了这一角色。
新渡户稻造意识到外国人对日本的传统武士道知之甚少，为了向国外介绍武士道，为了回答世界学者对日本道德体系建立的质疑，《武士道》问世了。此书由于是向国外作介绍写的，因此行文中引用了大量的西方历史和文学典故，便于外国读者阅读和理解。此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外国读者的极大兴趣。连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也亲自拜读，最后还将其分赠友人。
新渡户稻造是一个幼年时亲自接受过武士道传统教育的日本人，与那些外国的日本研究者研究日本的作品不同，他在刻画日本武士精神时，更是形神兼备，有入木三分之感。新渡户稻造在面对来自西方文明论的质问时，一面在脑海里重建日本的道德传统，一面寻找着答案。《武士道》的问世就是在仔细探究日本武士道给日本人灌输的道德意识之后，重构起来的日本道德传统。
与他做过同样工作的内村鉴三在《日本人的代表人物》一书中，也试图证明没有宗教的道德教化，日本确实存在着伦理、宗教性人格传统。内村是基督教的信徒，和新渡户一样从小受武士道熏陶、教化，在受到西洋宗教的影响之后，试图将自己基督弟子和武士之子的身份一体化。这些摆脱了封建世袭，试图将日本文明化的新日本知识分子，在面向西洋对日本道德传统的质疑时，选择了否定自我以求社会变革的道路。这些为了日本变革而否定自己、牺牲自己的行动者，原本就是受前近代封建社会武士道熏陶、教化下的人，他们拥有武士的性格、人格，拥有武士道的精神。
新渡户就是这些新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对道德传统的重构是建立在西洋质疑非宗教教化下的东洋日本的道德基础上的，这种道德重构的核心就是日本封建社会的产物—武士道。
封建社会，一人独霸天下的局面极易造成武断主义的盛行。新渡户认为能将人从封建专制中解救出来的就是“仁”。在武士道的教育下，被统治阶级的人被要求奉献生命和身体给统治者，统治者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意志，集权主义必然发展起来，这就是所谓的“东洋的专制”。这种专制程度是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也没能达到过的。内村对日本的封建制度也进行过辩解，他认为日本的封建制度虽然有很多缺点，推翻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封建制度中也有很多不能舍弃的东西，比如忠义、勇武、刚勇和人情味。
这里的“东洋的专制”让人联想到了黑格尔关于东洋和西洋的论述。他认为西洋的文明是进步的文明，而东洋则是野蛮落后的社会，充满强烈的专制性格。黑格尔的东洋概念深深影响了日本学者，他们意识到原本属于东洋的日本，必须脱离野蛮之列，才能进入先进世界。《武士道》创作于甲午战争之后，作者新渡户也深受黑格尔东洋专制论的影响，从文中对“东洋的专制”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对黑格尔观点的激烈抗议。
为了能够脱离野蛮落后的称呼，为了证明日本不是黑格尔东方专制论的对象，日本经过明治维新，逐渐强大起来。甲午战争就是日本企图跻身西洋发达国家之列，证明自己非“东洋”的第一步。
“东洋的专制”是西洋抛给东洋的词语，主要针对以中国为代表的那些被文明进步抛在后面，一直维持历史原初态的亚洲国家。这个词语将所有东洋国家一网打尽，这对试图将自己定位于文明历史中的日本无疑是个不得不摆脱的束缚和咒语。
黑格尔在《历史的哲学》中，将波斯战争中希腊对波斯的胜利说成是西洋的先进对东洋的落后的胜利，是希腊精神的胜利。
公元前500年，为了反抗波斯对小亚沿岸希腊城邦的统治，小亚的米利都发动了爱奥尼亚诸邦起义，波斯战争开始。这场战争历经400年，以波斯的失败告终，由此雅典的霸权得以确立。黑格尔认为这场战争是拯救了文化和精神的力量，它使亚洲的专制走向衰落无力，世界史的天平通过波斯战争决出了两种文化、两种制度的高下。
世界历史上决定名誉高下的，既不是形式上的勇气，也不是所谓的功勋。在波斯战争中，世界史的利害被置于天平上，一边是东方的专制，也就是统一于一个君主之下的世界，另一方就是领土、物资都很匮乏的分立的小国，也就是一个个生活充满生机的世界。
波斯战争是历史上罕见的精神力量战胜物质力量的例子。对希腊精神对东方专制的胜利的波斯战争的描述，表现了黑格尔历史哲学对东洋的两种态度。一种是对于战争的胜利者希腊来说，东洋是世界史发展的另一端，是呈现历史发展停滞状态，被遗弃了的另一个世界。东洋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洋国家，因此世界史的发展就必须克服或者摒弃掉的历史原初阶段。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二章 武士，一个阶级的构成（8）
另一种就是东洋是与西洋平等的世界史的两方，被同时置于世界史的天平之上，但是东洋世界的价值高低是靠西洋世界来衡量的。在西洋，世界是不断发展的，西方的文明经过希腊、罗马发展到日耳曼。但是东洋已经脱离了世界史的发展，甚至是呈倒退的趋势。
黑格尔认为，世界史就是人类对自己的自我意识或人的内在精神的认识过程。关于十字军东征，黑格尔认为它是基督教世界确立的一个转折—是十字军发现了存在于东洋的基督的墓穴，他们将基督作为人类内在的精神带回了欧洲。这就促使西方和东方世界由此诀别，进入了截然相反的世界史发展轨道。西方脱离东方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以主体的内在精神为原理的基督教世界。东洋国家则成了反基督教的世界。
黑格尔将东洋视为世界史的幼年时期，并将它定义为反世界史、反基督教世界，即反西洋的世界。根据这个定义，基督教世界是一个充满自由、自我意识的世界，而东方人还不知道精神作为人的本质来讲应该是自由的，所以他们不自由。在东方人的意识中，只知道人是自由的，而一个人的自由是放纵、粗野、热情的兽性冲动，或者是热情的柔和驯服，这种柔和驯服自身只不过是一种偶然现象。
在黑格尔的眼中，东洋人成了不知道人类本质为自由的野蛮人，在东洋，自由只有一个人能享受得到，这个人就是统治者。但是统治者的自由也只不过是一种随心所欲的存在，谈不上真正的自由，和西洋世界里的自由根本没有办法相比。不知道人类自由的东洋人世界是一个由专制者统治的世界。由此，“东洋的专制”一词，被作为反西洋的东洋世界的标志而确立起来。
东洋的世界被黑格尔作为世界史发展之外，在时间、空间上都与西洋世界异质的世界。东洋世界只能等待与若干因素结合，才能重新焕发活力，得到进步。
黑格尔对中国古代社会和印度古代宗教进行了论述。他将西洋原理应用于对中国古代社会和印度宗教的论述中，站在西洋的角度批判中国社会和印度宗教。他认为西洋的宗教才是真正的宗教，是“本来的宗教”。因为宗教是对本质的认识，是对人类内在精神的认识，是人知识和意志的实体。而这个实体必须是一个人，他所追求的神圣目的，必须能够成为全人类行动的内容。这才是真正的宗教，也就是西洋的宗教。由此可见，黑格尔对“东洋”的叙述实际上就是本着批判的宗旨，用西洋的宗教、西洋的道德来衡量东方的宗教、道德的。这个“东洋”就成了与西洋完全异质，即非西洋文化的世界。
黑格尔说，中国是历史上最早成立国家的，是一个整体性的国家，而且这个整体性国家状态一直从中国的古代延续到了现代，一直没有发展，没有变化。而没有发展的国家根本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因为一个国家是一种精神的体现，就必须要有自觉的精神、自由的意志。但是在中国，皇帝的道德意志就是法律，主观的、内在的自由被压抑。所谓的自由的法律也只是针对统治者以外的国家成员。国家的基础是自由，但是在中国却根本没有，因此，中国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如果中国是一个真正的国家，那么印度从本质上讲不过是一个民族，而不是国家。
中国即使是历史上最早形成国家的，但是这却是一个压抑个人自由的国家，或者是将国家成员的自由全部集中到统治者身上的国家。这种国家并不是真正的国家，是“反国家”，是完全不同于西洋国家，甚至处于对立的国家，是“东洋的专制”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
事实上，受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影响至深的日本，也是同样一种情况。和中国一样，日本社会也缺乏个人主观性，人被外部力量所规定，道德规范也由统治阶级制定。无论是违反了法律和道德，还是家族法则都要受到体罚。真正的信仰是摆脱外来权利，独立生存的个人才能拥有。但是在东洋，个人没有这样的独立性，在宗教方面，依赖自然界的各种对象就成为必然。
黑格尔认为东亚是没有自由、理想、精神的世界。所谓的科学也大都来源于经验，专门为适应国家和个人的需要而研究出来的东西。因为他们对科学没有真正的兴趣，所以就没有好的工具来表达和灌输思想。从黑格尔历史哲学对东洋叙述中，不难看出一些旅行者和长期留在中国的人对不同社会的好奇心，那些传闻资料和探索性的文献资料都对黑格尔的东洋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黑格尔对东洋的论述，从根本上规定了后世西洋对东洋的理解。马克思关于中国精神类型化的认识，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文化类型的认识都受黑格尔东洋论的深刻影响。黑格尔的“东洋”概念还影响了试图与西洋一致的日本，对整个东洋的看法。
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论”就是受黑格尔历史哲学中东亚概念的影响。他认为应该和中国、朝鲜这样的“东亚”旧国脱离关系，秉着近墨者黑的道理，应该和这些“恶友”划清界限。1885年在《时事新报》的社论中，他提出了“脱亚”口号，认为日本各个方面都应该效仿西洋近代的文明，不仅要脱离日本的老套，还要使日本成为整个亚洲的轴心。要达到上述目的唯一的途径就是“脱亚”。
福泽谕吉抛弃弱者，转向强势的“脱亚论”的提出，事实上是轻视亚洲，甚至是藐视亚洲的做法。这个观点提出的前提是当时朝鲜局势的根本性变化。福泽谕吉看到了朝鲜改革派政变的失败，认识到朝鲜经过内部改革而实现近代化是行不通的，再追求下去也没有意义，所以写了《脱亚论》一文。事实上“脱亚”就是针对西洋的文明发达国家与非西洋两个异质的世界提出的。此时，在亚洲的非文明国家中，日本已经被定义为新兴的文明国家，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也已经被定义为文明国和非文明国的关系。福泽谕吉“脱亚”的想法由来已久，在他最初的文明论中就已经具备了“脱亚”的内涵。在经过朝鲜问题以后，“脱亚论”由幕后走向台前，并逐渐尖锐化了。之后，福泽谕吉将日本和朝鲜进行了对比，他认为日本强大，朝鲜很弱小，日本已经文明化了，而朝鲜还尚未开化。还将日本和朝鲜的关系类比为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结构中，虽然不能表明日本要充当指导落后的朝鲜的角色，但是将强加给日本不平等条约的发达文明国与日本的关系类比成日本与朝鲜的关系，结果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要将不平等条约也要强加载弱小的朝鲜身上。
第二章 武士，一个阶级的构成（9）
日本人看到西洋发达国家的强大实力，认识只有强大才是号令天下的不二法门。他们对用强势压制弱小还进行了辩解，认为人虽然都不喜欢被压制，厌恶压制自己的人，但是压制别人是世界上最高的快乐，任何人也不能否认。为了不再受其他国家的压制，日本应该成为压制别人的国家。这其中透露出日本试图摆脱压制的志向，但是最终的目的却是建立世界霸权，将日本独立的志向变成了暴发户式的新兴帝国的霸权志向。
福泽谕吉还表白了自我志向，这一志向的毫不隐瞒让人们对他的霸权思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说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曾经设想日本有一天能够控制印度人、中国人，不但效仿英国人，还侮辱英国人，将东洋的权柄握在日本手中。这种说法就是将非文明的亚洲各国毫不含糊地贬为自己可以用权力压制的国家，宛然不顾这些国家人们的想法。
福泽谕吉德“脱亚”将英国作为自己国家发展的榜样，要使日本成为“亚洲东边诞生的新英国”，同时在亚洲各国之间确立文明国与非文明国这样的文明论关系。他用文明进化的先后规定了国家的优劣，认为与日本相邻的古老大国中国，已经被规定为停滞文明边境之外的东洋。他认为土耳其之所以受到来自欧洲各国外交上的污辱和蔑视，是因为土耳其在文明进化的过程中已经落后于欧洲国家，它和它的子民已经被放在了文明边境之外。福泽谕吉认为今天的中国与土耳其没有任何区别，土耳其人沉湎于回教信仰，党同伐异，中国人则妄信儒教，不知真理何在，这二者都是文明境外无知的愚民。
“脱亚论”中提及的文明论关系是对黑格尔历史哲学中“东洋”概念的再生。自称文明国的日本，将除自己之外的亚洲国家强行规定为文明边境之外，处于发展停滞状态的东洋。作为亚洲地区唯一的一个文明国家，日本应该担任起管理、压制其他国家的任务，成为亚洲的“英国”。在这一近代日本国家性企图中，也包含着重组亚洲、特别是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的企图，而作为亚洲文明国的日本必将担任亚洲的盟主。福泽针对欧洲势力东移亚洲的国际局势构架了防卫性的蓝图，他认为亚洲国家应该同心协力，共同抵御西洋人的欺凌，而领导亚洲各个国家的，应该是日本。日本亚洲盟主地位的确立，是通过强力将亚洲纳入欧洲中心的文明世界秩序，和面对这种强烈要求以亚洲唯一的文明国日本为中心实行防卫性的重组。这也是整个20世纪前期日本的世界战略。
然而，过去中国是亚洲文明的核心，日本要想实现东亚国际秩序的重构，就必须将中国这个老盟主从盟主的位子上拉下来。19世纪，欧洲用卓越的航海技术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亚洲展示了其新文明的强大实力。这时的中国虽然仍旧处于中华文明国际秩序的中心，但是事实上这种中心地位已经发生了动摇。17世纪中期，经历了明清的改朝换代，从政治到思想文化的影响渗透到了周边的朝鲜和日本。思想文化上中国的地位有了不小的动摇，甚至在日本国学中也已经有否定中国的理论出现。到了近代，中国的中心地位多半是理念上的东西，日本想从东亚盟主中国那里夺得盟主之位，不仅要获得军事上的，还需要获得理念上的胜利。东亚盟主的交替，就是新旧文明的交替，是由停滞走向进步的历史观的革新。
1896年，日本学者竹越与三郎著《二千五百年史》，该书以1867年的大政奉还为新文明国日本的出发点，并以此为回溯历史的起点而叙述的日本文明史。书中日本以试图支配世界的近代欧洲文明的嫡系自居。这本书的初版是1896年，此时日本与中国正处在争夺朝鲜，为确立新的支配权而进行军事性对抗的时期。竹越与三郎将日本定义为新文明的嫡系，从历史上讲日本已经具备了走向文明国的条件，从文明史方面来说名东亚盟主交替的必然性。
竹越与三郎记述了自太古以来日本文明史的环境，他的文明史与后来从一国历史来追溯日本统一性起源的国家史叙述不同，他所观察的是人们在跨越波涛的移动和交流中在日本列岛混合而成的文明形态。竹越与三郎将目光聚集在发源于东地中海文明，跨越印度洋，经由南海诸岛流入日本的海洋文明。他将日本文明上溯为海洋文明对大陆文明的胜利，也是表音文字对象形文字即汉字文化的胜利。
竹越与三郎认为日本文字根本不是以代表中华文明的象形文字为国字，而是由腓尼基人在通过贸易与世界交流的时候，试图移植各国文字，来发明声音文字，之后便产生了拥有47个字音的“伊吕波”。由此可见，日本文字的产生是太古以来日本沿海人竞争的结果，是经由南海而来的人种的胜利，而不是###人种的胜利。
象形文字就像巨石一样欺压着弱小的日本文明，但是日本文明却屹立不倒，产生了平假名和片假名。虽然最初采用了象形文字中的些许文字，但是却没广泛应用到社会生活中。实际上，日本国民根本没有将中国文字当作日常所用文字的历史。
竹越与三郎描绘了表音文字胜利的蓝图：近代西洋采用了的拉丁字母就属于表音文字，而腓尼基文字及其文明是这一文字的源头。被西洋人应用的文字，被西洋人推崇的文明漂洋过海来到了日本列岛，阻止了象形文字—汉字文化的渗透，形成了日本国民文化的基础。日本就是欧洲文明在亚洲先进性的代表，成为亚洲盟主也是必然，这也是表音文字文明对中华象形文字文明的胜利。这番对文明史的叙述事实上只是将近代化和西洋文明等同起来，进行再次确认而已。
竹越与三郎的文明史事实上是仿照黑格尔东洋停滞性的逻辑，认为中国社会是缺乏精神内在性的社会。黑格尔认为中国缺乏属于精神的所有东西，比如自由的实体精神、道德心、感情、内在宗教、科学、艺术等等。他还认为汉字是缺乏精神自由发展的中国社会的文字符号，只适合中国的精神形成过程中静止的东西。
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和竹越与三郎的文明史的亚洲关系构图，都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东方主义构图，规定了近代日本东洋学的东方视野。
近代日本文明论、文明史的定位都是与近代欧洲文明相关联，用黑格尔“东洋”概念的逻辑来眺望中国、朝鲜乃至整个亚洲。黑格尔的“东洋”概念就像一个紧箍咒，深深影响着日本人的亚洲视角。
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东洋”叙事，是近代欧洲成立过程中，欧洲人对异质东洋的认知和体验，是理念化、综合性历史哲学的表述，它代表了站在近代欧洲文明上观察东洋的理念。黑格尔的“东洋”概念，是验证近代日本逐渐构筑起来的东洋观的根本参照理论。
新渡户的《武士道》就是针对来自黑格尔对东洋社会的专制性格规定作出的抗争与辩解。新渡户最早发现了来自东洋，以“东洋的专制”命名的对东洋社会性格的规定，新渡户在抗拒这种性格规定的同时，对东洋，或者是日本进行了重构。与福泽谕吉的《脱亚论》所展示的文明构图不同，新渡户在《武士道》中并没有贬低“东洋”，将除日本之外的亚洲国家视为“恶邻”。相反，在这本书中，他还列出了佛教、孔子、孟子的学说对武士道的不同影响，指明日本武士道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教义，就是孔子的教诲，继孔子之后的孟子对武士道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福泽谕吉的《脱亚论》用文明国对非文明国这一两极对立的世界关系结构来规定日本和其他亚洲各国，特别是与中国、朝鲜的关系。在这种关系结构中，中国被规定为停滞于文明的边境之外，被近代化抛到后面的古老大国。
福泽的文明论和竹越文明史式的关于日本与亚洲关系的构图，是作为欧洲近代文明亚洲嫡系得日本所涉及的构图，是黑格尔“东洋”概念逻辑中的一个构图，同时也是在亚洲最早实现近代化的日本形成的东方主义的构图。这种构图不仅规定了近代日本学术上的东洋学视野，同时也规定了由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日本马克思主义者观察东洋社会的社会学视野。
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显示出来的日本的世界战略，即面对欧洲的世界霸权，以日本为盟主的亚洲防卫性的重组这一世界战略，在20世纪30—40年代的日本，以“东亚协同体”和“东亚共荣圈”论的形式得到了展开。
针对黑格尔的“东洋”概念提出抗辩的《武士道》，终于经过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和竹越的文明史的推广，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带到了中国、朝鲜乃至整个亚洲和世界，让全世界的人们认识、了解了日本的武士道。让那些不明白“东洋”，尤其是日本的西洋人，终于明白没有宗教的教化，以武士道精神为主的道德教化同样在日本人心中根深蒂固。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武士，一个阶级的构成（10）
四、暴力：精制文化下的“武士”与“刀”
日本社会中黑恶势力很猖獗，庞大的暴力组织经常在社会中制造事端，搞得日本社会乌烟瘴气，从某种程度上说日本的暴力组织更残忍。日本国家是险隘的、固执的、甚至是极端的，日本的暴力分子也承袭了这个特点。
虽然日本文化源自中国，但中国文化中很多东西都没有在日本盛行，日本总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例如历史上汉人缠足的习俗、科举中的八股制度和中国晚清人吸食鸦片的坏习惯都被日本摒弃了。日本将中国的优秀文化与日本的经典文化相结合，例如茶道、歌舞伎等，从而形成了独特性的日本文化。
因此世界人一直认为日本是一�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