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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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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接到这份奏章，十分高兴，便就汤下面，任命吕贤基担任安徽团练大臣。
吕贤基对李鸿章说：“你害我啊，皇上命令我去安徽办团练。我也不放过你，上奏朝廷，调你和我同行。”
于是，李鸿章与吕贤基一同回到安徽。
李鸿章曾于七年前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此后他还将再次投拜曾国藩，成为湘军大营的幕僚，然后谱写清末淮军的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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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掌握了湖南省城的兵力情况以后，便考虑自己究竟如何进一步打开团练的局面。
曾国藩自从接到任命他为团练大臣的上谕，一直在揣摩圣意。他发现，当今圣上热衷于团练，是想效仿嘉庆爷的做法。
公元1796年，嘉庆元年，四川、湖北、陕西与河南四省交界的地区，白莲教起义此起彼伏，声势越来越大。到了1799年，清廷的正规军绿营兵，已经对付不了起义的局面。清廷采用古老的保甲制度，管理城乡居民，并在此基础上组建民间武装，称为团练。
清廷下旨之后，团练广泛兴起，民间武装竟然把白莲教打得无处藏身。1802年，白莲教基本肃清，大清帝国的国内政局，此后总算稳定了差不多五十年。
咸丰皇帝现在想起了团练的好处，想用民间武装来对付太平军。他不仅任命了一批团练大臣，还下令刊刻嘉庆初年的《筑堡御贼疏》和《坚壁清野议》，颁发各省，号召大家边学边干，苦练快上。
可是，实际效果能否如咸丰皇帝所愿呢？
团练是什么东西，王錱有过解释。至于团练的作用，在嘉庆时代可以概括为八个字：清查保甲，坚壁清野。清查保甲，可以防止城乡士民与起义军勾结呼应，让作战的清军部队没有后顾之忧。坚壁，就是修砌高垒，挖掘深濠，修缮城防；清野，则是拆除城墙外若干距离之内的房屋，清割农田作物。这样做，一可以断绝起义军的粮食供应，二可以增大起义军攻城的难度。
这八个字扎实做到了，在没有统一指挥，各自为战，不占领根据地的情况下，白莲教起义军想不成为“流贼”都不行。而起义军一旦无法立足，屁股后面便总会跟着一队猎人般的绿营兵。起义军所到之处，都有坚固的堡垒和质朴勇敢的民兵，想歇脚都找不到地方。大致说来，各地的白莲教，就是这样被团练制度困死的。
现在文宗面对的是太平军，他认为可以用祖宗皇帝的办法加以镇压。他没有认识到，白莲教和太平军相差甚远。白莲教没有统一的指挥机构，太平军则有一个紧密团结在洪秀全周围的领导集体。白莲教很像同治年间的捻军，流动作战，没有根据地。太平军则已经建都于金陵，以江苏和浙江为根据地，横行长江，从容进退。白莲教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太平军则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都有自己的纲领。团练对付得了白莲教，要用来对付太平军，却是相形见绌了。
但是文宗见清军绿营缺乏战斗力，不堪一击，便把团练当成了法宝，曾国藩不好直截了当地指出天子的谬误。他自己心里清楚，要想靠各地团练来扑灭太平军起义，无异于痴人说梦。他这个钦命的帮办团练大臣，其实对团练毫无兴趣。文宗既然要他从事军武，他就要组建一支新式的军队，挽狂澜于既倒。
以往谈到曾国藩，俗口流传，总说他起家于团练，后来把团练部队扩展为湘军，完成平乱大业。其实，曾国藩根本就没办过一天团练。从一开始，他就借鉴了江忠源的经验，想组建一支正规军；以对抗全国的太平军为己任。他的设想规模宏大，是罗泽南和王錱所不及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853年，咸丰三年（10）
当然，曾国藩不敢公然修改皇帝的旨意，只能用移花接木的办法，隐秘地实现意图。在接奉上谕的第十天，他给文宗复奏，用隐晦的说法，含糊地说出了要新建一支军队的想法。
文宗要他帮同团练乡民，“帮同”二字，本身就是一个含糊的措辞。所谓“帮同”，就是协助巡抚，至于怎么协助、协助到哪一步，皇帝不说，做臣子的也不便详加请示。
于是，曾国藩索性以含糊对含糊，明办团练，暗练新军。
他在复奏中，首先讲了一通办团练的难处。他说，圣谕说要团练乡民，确实是当务之急。然而，团练的难处，不在于操习武艺，而在于难以募集资金。这是采用迂回的办法，先从财政上阐明办团练的难度。
清廷财政紧张，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自1840年以来，清廷为鸦片战争陆续支付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纹银。1843年，户部银库监守自盗，亏失九百万两。全国税款欠缴几近五千万两。连年水旱灾害，造成歉收，赈贷费用接近两千万两。中央财政捉襟见肘。
国库空虚，清廷自然无法像嘉庆年间那样资助团练，而民间捐款，指望虽大，却是画饼望梅，当不得真。
那么，曾国藩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困难呢？他提出把各地团练集中起来，编组更有战斗力的新式军队。当然，他没有使用“编练新军”这样的字眼，而是说要在省城成立一个大团，把壮健朴实的乡民招募到长沙，训练一个人，就收一个人的成效。这种做法比各地一哄而起操办团练，减少了许多经费，达到了曾国藩创建正规军的目的。
曾国藩说，朝廷与太平军开战以来，时间已有两年多，消耗的军饷不可谓不多，调集的军队不可谓不众，但是将士们见了太平军，马上就逃跑溃散，没有听说过哪支部队进行了战斗。清军只是用大炮和鸟枪从远处向太平军射击，不敢与太平军短兵相接。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士兵没有经过训练，既缺乏胆量，又没有武艺在身。现在，他打算改弦更张，注重练兵。他要吸取明朝戚继光和近人傅鼐的经验，练兵只求其精，不求其多。不指望马上见效，只指望能够接济前方作战的兵力。
曾国藩使用这样一番说辞，偷换概念，从本质上改变了团练的性质。按照清朝的惯例，团练只是在各州各县就地兴办，省城和重镇的防务，还是由绿营担任。曾国藩提出在省会长沙办团，大大提高了团练的地位，增强了团练的职能。
戚继光练的是新军，傅鼐办的是民团，根本是两码事，他把二者混为一谈，是为了混淆视听。日后，他照搬戚继光组建军队的办法创立湘军制度，只字不提那个办民团的傅鼐了。
或许是文宗不够精明，没有发现曾国藩的小把戏，或许是他没有留意，只把曾国藩的这份奏折当作办团大臣照例回复的文书，于是草草批示：“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
直到八年以后，事实已经证明曾国藩的做法可行，这位大臣才将实情向皇帝吐露。他说，他在1853年1月奉旨办团练，第一次上奏折，就报告了要自行编练一千名勇丁，他所办的是官勇，而不是团丁。
曾国藩无异于承认，自己当年和文宗玩了一次文字游戏。在这个游戏里，他成了赢家，于是湘军的创建，得到了圣谕恩准，他就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了。
曾国藩在这份奏折中提到，要把各县经过训练的乡民征集到省城，其中就包括罗泽南和王錱训练的湘勇，也就是由湘乡知县朱孙贻以县衙名义操办的团练。曾国藩把这支一千多人的队伍，加上江忠源留下的楚军，按照戚继光的成法，分为中、左、右三营，分别由罗泽南、王錱和邹寿璋统带，号称“湘勇”。这就是湘军正式的创立。
在这里，“湘勇”的“湘”，和“湘军”的“湘”，是有所区别的，不可一概而论。前者的“湘”是指湘乡，因为当时有江忠源的宁远“楚勇”、塔齐布的宝庆“宝勇”和林源恩的平江“平勇”等名目，于是湘乡的团练就称为“湘勇”；后者的“湘”，才代表湖南。因此，湘军这个称呼，应该是指湖南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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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烧到湖北以后，湖南暂无大的战事。代理巡抚潘铎立足于他的本位思考，不愿意多养军队，多供军饷，奏请清廷撤兵二千多人，只留下一千七百名沅州兵防卫本省。 。。
1853年，咸丰三年（11）
曾国藩却不管江苏人潘铎怎么想，他要趁着湖南处在战争的间歇中，抓住时机，加紧招募兵勇，进行训练。他见清军在湖南兵力空虚，便有了进一步扩充湘军的理由：他要用团练勇丁来弥补本省兵力的不足。他呈告清廷，湖南的标兵都调往追赶太平军的清军大营去了，这里兵少将寡，只能靠团练勇丁来支撑局面。
曾国藩重视扩军，更重视训练。他不但训练湘军，还命令绿营的城防部队，每月六次集合操练。抚标中军参将塔齐布，每当曾国藩检阅部队时，总是穿着草鞋，带刀侍卫，勤勉有加。
三十六岁的满洲镶黄旗人塔齐布生性沉毅，见识不凡，素来为已故都统乌兰泰所器重，并向江忠源提及。在1852年的长沙保卫战中，因守城有功，被提拔为游击，清廷赏给他蓝翎，令他代理中军参将。
现在，塔齐布引起了曾国藩的注意。曾国藩与他交谈，对他的见识不凡感到惊奇。考试他所带的兵勇，发现训练有素。
与此同时，曾国藩决定依靠湘军的武力，整顿全省的治安。只要州县报警，他接到报告后，立即派出几百名湘军，当天就要轻装出发，路上不许停留，所到之处，立即平息事端。湘军不但镇压会党，还就地诛杀不法的官吏。
3月份，自称普南王的道州天地会首领何贱苟，派出部将何禄与吴玉老十，在长沙以南约四百里处的常宁，袭击杉树村的清廷驻军，得手之后，乘胜攻打道州，斩杀清军把总许德禄和典史吴世昌。
曾国藩派刘长佑率领五百名楚勇，王錱率领三百名湘勇，一同开往常宁。湘军还没开到，常宁本县团丁已将会党打散，俘虏了吴玉老十。
曾国藩又接到报告：江西上犹的会军西进湖南，攻击桂东。他令罗泽南率部镇压。
罗泽南率部抵达长沙以南约两百里处的衡山，得知草市有刘积厚的一千多名会党起事。罗泽南和王錱配合刘长佑的楚军前往镇压，擒获刘积厚等二十多人，很快就平息了事端。会党余部逃往衡山以东三百里处的攸县。
罗泽南率部继续向东南方推进，抵达桂东，将江西的会军赶出省界。
在湖南的东南部，永兴、安仁和茶陵有会党劫狱，烧毁官署。消息刚出，刘长佑、张荣祖和塔齐布带兵前往镇压，会党随即溃散。清廷奖励塔齐布，赏换花翎，记名以副将使用。
曾国藩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于3月21日上奏，专论如何对付湖南的会党。
这位团练大臣说，太平军在湖南走了一遭，这里的会党，多半都随太平军去了，但仍然有串子会、红黑会、边钱会和香会聚集闹事，如东南部的衡州、郴州和桂阳州，南部的永州，西南部的宝庆和靖州，都是崇山峻岭，有利于会党的孕育。当地官府知道会党的势力无法遏止，都不想自己的辖地里发生祸患，千方百计地加以遮掩，苟且偷安，留下了几十年应杀而没有杀的人，听任他们横行霸道。现在乡下的无赖刁民，气焰高涨，他们见有人命在身的强盗首犯，常常逍遥法外，又见太平军势力强盛，朝廷没法制止，便以为法律只是一纸空文，起不了作用，官员也就不再可怕。因此，如果不采用严刑峻法，就无法打击他们的气焰。
曾国藩说，他打算采用严厉的刑法，铲除强暴势力，良民才会有安生之日。他虽然因此会得到残忍严酷的名声，也在所不惜。当今的急务，要使全省没有破不了的案子，清除大小各路会党，就可以指望涤荡一切污浊。对于那些曾经有过抢掠、拜会、结盟行为的人，当即正法。只要清除了内奸，太平军从外省再次打来，也无法有什么作为了。
文宗非常赞同曾国藩的看法，觉得他讲出了自己心里的话，立即批复：“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
曾国藩动员全省大小官员，积极整顿社会治安。他只要接到有关官员贪赃枉法、玩忽职守的举报，马上将犯罪的官员逮捕斩首，他的行馆成了审案的公堂。此后三个月，他杀了五十多人，文官和司法官员大为不满，叫苦不迭，又非常惊悚，不敢不打起精神料理公务。
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表明自己的认真，曾国藩在所有的布告上，都署上他的大名。他勤于给府县下发公文，请官员们招贤纳才。湖南的知府和县令们，虽然旧习难改，但有的人慑于曾大人的严厉，只好照他的办法去做。有的人则是因为亲眼见到曾大人这样的高官，也与乡民诸生平等相处，也就为自己高高在上、脱离民众而稍有悔悟。于是，各地官员都开始探查当地的利弊，并时常向曾国藩报告兴利除弊的情况。 。 想看书来
1853年，咸丰三年（12）
民间的有识之士，感念曾国藩的一片诚意，虽然也许不去参见他，但人人都认为，一旦有事，便可以找曾公讨论。这样一来，湖南的社会秩序，很快就有了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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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摧垮陆建瀛的水陆防线后，在金陵以西，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这支起义之师的进军了。他们打垮了清廷的一名钦差大臣，清军只有另一名钦差向荣，率领部队跟在太平军后面。
3月5日，阴历惊蛰日，太平军兵临金陵城下。他们环城修筑二十四座壁垒。威武的船队，从新洲和大胜关延展到七里洲，水师和陆师一起，号称百万大军，昼夜攻城。
城外的民团几次出击太平军，犹如以卵击石。守城的军士开炮援助民团，却把炮弹误射到团勇队伍里，民团死得不明不白，失魂落魄，四下逃散。江苏布政使祁宿藻听说了这件事情，气得吐血而死。
太平军又用挖掘地道埋火药的老办法攻城，派出许多湖南的矿工来执行任务。
3月19日，太平军引爆仪凤门下的地雷，城墙崩塌，一千名太平军战士登上城墙。但是，地道内所埋的两处地雷，刚才其实只爆炸了一处，现在另一处爆炸，反而把登城的太平军炸死了。清军连忙跑上去割下死者的耳朵，拿去献功。
不过，另有一支太平军已从三山门越过城墙，进入城内，攻占了金陵外城。清军提督福珠洪阿战死，陆建瀛逃进内城。
内城的守军，是将军祥厚和副都统霍隆武率领的满洲军士。但他们也只支撑了两天。太平军攻进内城，杀死祥厚、陆建瀛、霍隆武和其他官绅，歼灭了所有的驻防清军。
清廷的江苏巡抚杨文定，主动请求防守金陵下游一百五十里处镇江对岸的瓜洲，文宗任命他代理两江总督。
太平军攻占了金陵全城，军威雄壮，清廷朝野畏惧，几千里之外的居民，都有人忧心忡忡，举家迁徙，在山上修筑岩寨，进去躲避。清廷在京的官员，许多人借口有病，回归乡里，不敢再为满清效力。
金陵既得，太平天国又派丞相林凤祥、罗大纲、李开芳和曾立昌等人，率部攻占了金陵东北面长江南岸的镇江和北岸的扬州，更向东北方面发展。
杨文定丢了镇江，还向清廷虚报战功，说他率领水师乘风攻击太平军，把丢失城池的过失都推到将领们身上。
天王洪秀全坐进了金陵，拥有百万雄师，认为太平天国已经无敌于天下，立刻把建都的事情提上了议事日程。
东王杨秀清说：“河南居天下之中，是古代的东京，我们应该在那里建都。”
洪秀全认为他说得有理，便提议留下部队防守金陵，自己带领大军，从金陵北面三百里外的淮安向北挺进。
唐正财作为太平天国的水师指挥官，听说洪秀全要在河南建都，大为震惊。他连忙觐见天王，陈述自己的看法。他说：“北路不利于水师作战，而且田地贫瘠，民风剽悍。我们应该建都金陵，先平南路。”
杨秀清有一天来到江边，听到一位老船夫呼喊道：“河南缺水又缺粮，若被敌人围困，无法突围。金陵有长江之险，城高池深，百姓富裕，粮食充足，为什么不在这里建都，而要跑到河南去呀？”
杨秀清听了，犹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他改变了主意，劝洪秀全定都金陵。于是，太平天国将金陵改称天京，将清廷的总督署捣毁，建立王宫。颁布十条法令，称为“天条”。
太平军非常注重对天条的宣传。他们每到一处，就开设讲坛，派人坐上高台宣讲，叫做“讲道理”。天条禁止祭拜耶稣上帝以外的邪神，禁止杀人害人，禁止不孝敬父母，禁止奸盗，禁止欺诈，禁止贪心，禁止夫妇同宿，禁止母子交谈，禁止出城挑担，禁止兵入民房。
湘军组建之后，曾国藩为陆师制定了七条禁令。第一禁洋烟，凡吸洋烟者一律开除，卖洋烟者赶走。第二禁赌，惩罚打牌押宝的人。第三禁喧哗，临敌不得高声说话，有人晚上做梦要将他推醒，发出警告。第四禁奸淫，通奸者用棍棒责打，强奸者斩首。第五禁谣言，不许诽谤上级动摇军心，不准乱说是非长短，长敌人之势妖言惑众者斩首。第六禁结盟拜会，严惩鼓动挟持者，拜哥老会信邪教者一律诛杀。第七禁异服，包巾、衣裤及腰带、辫线，禁止使用红绿色，花鞋花巾也要禁止。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853年，咸丰三年（13）
五年以后，曾国藩在江西建昌的湘军大营里写了一首《爱民歌》，用较为温和的语气，为湘军将士开列了一些禁条，也算是对湘军爱民文化的一种总结。
太平天国的天条既是针对军人的，也是针对百姓的，湘军的七条禁令和《爱民歌》，则只是针对军人。它们是两支对立的军队对各自的官兵所制定的约束，将两者比照来看，读者自可从中看出一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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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人向荣自从到广西领兵以来，已经成为清廷与太平军作战的宿将。他又经历了宦海沉浮，如今当上了钦差，不敢敷衍朝廷。他的部队从湖北开始，一直尾随太平军。前锋张国梁率部到达九江时，找不到船只，便向南昌要来一些漕艇，乘艇东进，但还是没有撵上太平军，于3月30日才到达金陵外围，离太平军开进金陵已有十天之久。于是，他们只能瞧着守城的太平军干瞪眼，绕到朝阳门外的孝陵卫扎营。
4月3日，张国梁部署停当，率部攻打城外的土城，当天进占。4月5日，向荣率大部队到来，在土城扎营。城内的太平军派出四五千名军士来争夺土城，清军来不及修筑壁垒。
4月7日，向荣亲自指挥作战，太平军稍稍退却，清军才进逼到城下扎营。
向荣认为，太平军在同济门外修筑的一排壁垒，对清军构成很大的威胁，便分兵攻打，于4月13日攻破三座壁垒。
向荣又于4月18日派兵袭占七瓮桥。4月20日，天下大雾，向荣又派兵偷袭，夺取了钟山。
4月24日夜里，向荣下令，向城内发射喷筒火箭，城内的太平军大为惊慌。杨秀清亲自登上城墙督战，看到朝阳门外的太平军部队，误以为是清军，下令开炮轰击，炸死自己的几百人，城外的太平军当夜全部哗变。
向荣肃清城墙外的阵地以后，下令靠着城墙修筑十八座营垒，阻挡太平军的出路。向荣驻扎的军营，便称为江南大营。他另派邓绍良等人领兵驻扎镇江，以屏蔽苏州和常州。
这时，湘军刚刚兴起，而江忠源的部队名声最大。
清廷命令他率部奔赴江南大营帮办军务。
江忠源本来已不打算再涉足军事。这是因为。他在增援桂林时，本来以为只有投靠乌兰泰，才能与太平军决一雌雄。可是乌兰泰死了，江忠源认为自己位卑望轻，所以打算脱离军旅。没想到朝廷如此看重他，命令他帮办军务，于是他又改变了主意，铁下心来当军人了。
在接到任命的当晚，他挑灯书写家书，洋洋一万余言，把家事全部安排妥当。他在最后写道：我要说的话，就此为止。从此以后，我就一心为国家担当军事，与贼寇作战，你们不要再用家事来干扰我了。
江忠源接到任命时，正在湖北作战，暂时无法脱身。5月6日，他卸去湖北按察使和盐道两职。他不愿意带领绿营兵作战，上疏请求训练三千名勇丁一同前往。
江忠源写了一道长达五千言的奏疏，发表自己的军事见解。他请求清廷严军法，撤提镇，汰弁兵，明赏罚，戒浪战，察地势，严约束，宽胁从。他的奏疏为清廷嘉纳。
江忠源的第一条建议是严军法。他认为凡是人都会贪生怕死，但是军法必须要求官兵出生入死，才能使官兵知道，进可能死，退则必死，这样部队才会有战斗力。
第二条撤提镇，是一件天大的事情。提就是提督，镇就是总兵，他们都是清廷派驻省级行政区的最高军事长官，位高权重，指挥一方军旅。江忠源认为这些人腐朽无能，贪婪怕死，要求清廷将他们一律撤职遣散。这种建议，清廷居然没有驳回，可见清廷多么重视这位团练大帅的意见。
第三条汰弁兵，就是要淘汰那些只会钻营不会打仗的官兵，然后选拔朴实勇敢的军人来补充他们留下的空缺。这是要对军队的中下层进行一次换血。
第四条明赏罚，要求将领们亲临第一线，明察秋毫，一赏一罚都要开诚布公，以振奋军心。
第五条戒浪战。江忠源根据自己的体会，指出太平军之所以能守能战，是因为防守时阵地严实，进攻时能出奇兵，而且重视谍报工作，行军时虚实并举，动作迅速，所以清军必须知己知彼，稳扎稳打，才能制服太平军。
第六条察地势，指出了将领们掌握地理知识的重要性。他总结了清军在全州、道州、长沙、湘阴和岳州失利的原因，就是没能掌控军事要地。其中的原因，显然在于清军将领不懂军事地理。
1853年，咸丰三年（14）
第七条严约束，指出部队不可扰民。江忠源说，太平军只抢富人的财物，清军则连穷人都抢，百姓自然会拥护太平军。因此，将领们一定要加强对于部队纪律的管理。
第八条宽胁从，提出清军在打仗时应在阵地旁树立“投诚免死”的大旗，对于投降的太平军，一律不予处罚。
江忠源的这份奏疏，对曾国藩等人后来组建训练湘军、为湘军制定营制和行军作战的方略，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毕竟，江忠源是第一个与太平军作战并且积累了丰富经验的湘军将领，而他在与清军绿营的合作过程中，又亲身体验到了绿营的弊端。对于交战双方，可谓知己知彼。加上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读书人，他的意见，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连清廷那些刚愎自用的文武大员们也不得不信服。
清廷见太平军已经到达东部，便把先前安排在河南阻截太平军的兵力，全部调往江苏。都统琦善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率领直隶、陕西和黑龙江三省的各路骑兵和步兵，从河南经安徽，推进到天京东北面的扬州。提督陈金绶和内阁学士胜保分别在城外扎营，号称江北大营。
从此，清军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夹峙金陵，威胁着太平天国的首都。
在扬州以北，漕运总督杨殿邦从淮安南下两百多里，率部到扬州东北面四十六里的邵伯驻防，被太平军打败，清廷将他罢官，令他在军中戴罪效力，令福济取代他的职务。
江苏按察使查文经治理黄河，驻扎在离淮安只有三里的繁华商业城市清江浦，扬言将有几十万京兵开来，命令各州县预备马料。太平军得到情报，惊愕犹疑，不敢前进。查文经这一诈唬，竟起了疑兵的作用，清廷委任他暂时代理漕运总督，率领漕运标兵和徐州镇兵驻扎在扬州东北面的运河口岸茱萸湾。
清廷还想增添在江苏的兵力。5月份，江忠源奉命从湖北出发，赶赴向荣的大营。江忠济和刘长佑等人，也率领留在湖南的全部楚军，跟随江忠源前往。
江忠源率领一千七百多名楚军东进，路过广济，听说这里有宋关祐等人领头抗交官粮，斩杀黄州知府邵纶和黄梅知县鲍开运。
江忠源遵照张亮基的命令，就便征讨。部队行进到蕲州，听说宋关祐的部队已增加到几万人。
江忠源认为，百姓是误听了宋关祐等人关于免除粮赋的谣言，所以不肯交粮，鲍开运是邻县的县令，发兵攻打广济，操之过急，所以酿下了大祸。要摆平这件事，必须不问胁从，严惩起事首领。
部队开到蕲州地界，江忠源下令扎营。蕲州百姓请楚军不要推进，他们会把起义首领绑来献官。江忠源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但是，约定的时间到了，不见把人送来，江忠源便下令进军广济城北，
战端一开，楚军三战三捷，斩杀五百多人，俘虏三百人，释放其中的一半，令他们带回告示，转告其他人解散。
第二天黎明，大批起义军杀来，又被楚军击败。江忠源审讯俘虏，发现有许多是昨天放走的人，便将他们一并处死。
江忠源办完广济的事情以后，本该继续向东推进。但是，太平军新的动向，改变了他的行程。
洪秀全定都金陵以后，对战略撤退时放弃的武昌，一直念念不忘。同时，他也没有忘记直捣清廷京城的战略目标。于是，他在5月份派出两路大军，一路北伐，一路西征。
北伐一路，由林凤祥和李开芳统帅。林凤祥留下曾立昌防守扬州，把扬州的金银绸缎和妇女运送到天京。他和李开芳率领两万多人，西进安徽，袭略滁州，再向西北方长驱挺进，取道临淮，于5月28日攻占了凤阳。
曾立昌也派部队清扫扬州周边的地界。他们袭击浦口，西攻六合。清廷的六合知县温绍原率民团在龙池阻击。夜晚，太平军营房着火，温绍原的民团趁机进攻，几千名太平军战士葬身火海，余部逃进天京。
西征一路，由春官正丞相胡以晃与赖汉英、曾添养等大将率战船千艘，溯江西上，战略目标是重新夺取安庆、九江和武汉三大据点，巩固天京上游，解决粮饷供应，席卷江南广大地区。在占领武昌之后，打通经湖南去广西的交通线。
江忠源还没离开广济，清廷已得知太平军正在从滁州北上，连忙给江忠源下了一道圣旨：如果广济战事未完，便由代理提督阿勒经阿接办，令江忠源统带兵勇，迅速驰赴安徽凤阳一带，会同周天爵等人，一起攻打太平军。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853年，咸丰三年（15）
江忠源把广济善后事宜，交给代理汉黄德道徐丰玉和代理提督阿勒经阿接办，自己率领所部，从蕲州出发，打算取道九江，进入安徽。
楚军于6月份抵达九江，江忠源接到探报：赖汉英和石祥祯率领两千多艘船只，从安徽溯江而上，攻打湖口和九江，前队已抵达江西彭泽县。胡以晃的部队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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