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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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咸丰元年（1）
1
　　1月11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
　　这个事件引发了延续十三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内战和混乱。
　　国际上注意到了社会生活已经呆滞的大清帝国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三十三岁的德国犹太人卡尔？马克思在这一年进入了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但是他始终关注着太平天国运动的进展。
　　湘军的历史，起始于金田起义的同一年。从此以后，湘军的历史就和太平天国运动的进程密不可分。
　　湘军在兴起之后，就和太平军成为尖锐对立的互动因素，推动着咸丰和同治时期一段历史的发展。
　　洪秀全率领起义队伍与清军作战的前几个月份里，湘军这个时代的产物，还处在一片混沌之中。日后将要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湘军人物，这时各自处在狭窄的环境里，静静地谛听着命运的脚步声，费力地揣测着：人生的转机，将会在何时发生？
　　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许许多多怀有经世之才的湖南人，没有找到自己的定位。他们的前程，将要由太平天国运动的进程来决定。
　　这一年上半年，即将投入镇压太平军作战的新宁人江忠源，正在家乡为父亲丁忧。这个三十九岁的七品芝麻官，正在密切地关注着广东人洪秀全在他家乡南边不远处点燃的战火。
　　这一年，刚到不惑之年的湘乡人曾国藩得知，刚刚即位的文宗，为他统治的国土上危机四伏而忧虑，下诏让群臣评议朝政得失。这位二品礼部右侍郎积极响应清廷的号召，在《应诏陈言疏》中议论朝政，指出人才、财政和兵力三大方面存在严重弊端。他提出了革除弊端的办法，强调人才决定一切。他心里感叹清廷官场腐败，庸才充塞。他认定自己的家乡湖南，有许多经世之才，长期被朝廷忽略。他希望清廷能够起用一批能臣干将，扭转危亡的局面。
　　对他的奏疏，文宗批道：“剀切明辨，切中事情。”
　　这一年，未来将代表中国出使外国的近代第一位外交家郭嵩焘，还只是一名三十三岁的进士，在家里为已经相继去世的父母居丧。他当时没有想到，不久之后，他将极力劝说老乡左宗棠和金兰结义的曾国藩出山组建湘军，他自己则将斡旋于江忠源、曾国藩和左宗棠这三位湘军大帅以及未来的淮军大帅李鸿章之间。
　　这一年，与江忠源同岁的益阳人胡林翼，补授贵州黎平知县。他在辖地举办保甲团练，收效颇丰。黎平的一千五百多个村寨，修建了四百多座碉楼。团丁们严格控制着要隘。胡林翼又下令储备谷物，以供城防，摆出一副临战的架势。
　　这一年，号为“湘上农人”、自比当今诸葛亮的湘阴人左宗棠，也是三十九岁，身无一官半职，只是一个举人，空怀一腔热血抱负，还在等待着建功立业的机会。
　　这一年，四十四岁的湘乡人罗泽南讲学乡里，跟随他游学的弟子有一大帮。罗泽南值得庆幸的事情，就是他的人品得到了公众的嘉许，被官府推举为孝廉方正。当时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身为理学先生，日后还要带兵打仗，并且饮弹而亡。
　　这一年，将以湘军水师大帅扬名天下的彭玉麟，在跟随官兵镇压李沅发起义之后，刚刚回到家乡衡州，然后受聘于富商杨子春，到耒阳为他经理典号。三十五岁的彭玉麟淡薄名利，志在经商，无意从军，但后来事态急转，他自己的生涯，也由不得他自己作主了。
　　上面这些青史留名的湘军人物，除了江忠源以外，在1851年这个以太平军起义为标志的特殊年份里，在军事上都无所作为。他们散居各处，密切关注受到军事威胁的满清王朝，将如何阻止毁灭性战火的蔓延。
　　但是，另一个同时代的湖南人，却已经以清醒的头脑，为湖南的读书人指出了努力的方向。他的言行，将会深刻地影响中国和日本的前途。
　　这一年，五十七岁的邵阳人魏源，被清廷任命为江苏高邮的知州。这时他已完成洋洋五十卷的《海国图志》的编纂，另五十卷正处于编辑的尾声。这部著作总括介绍了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宗教、历法、文化和物产，使中国人探索的眼光，从封闭的内陆文明，越过蓝色的海洋。
　　魏源探求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的道路，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制造战舰和火械的先进技术，模仿他们的选兵、练兵和养兵之法，改革中国军队。魏源号召“以甲兵止甲兵”，相信中国人能够战胜外国侵略。　。。

1851年，咸丰元年（2）
魏源的思想，对塑造即将问世的湘军人物的精神世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这一年，中国社会的冰封正在解冻，而整个世界也处在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已在欧洲传播了三年。尽管中国的读书人对此一无所知，但共产主义的幽灵已在欧洲的上空徘徊。
　　这一年，在和中国一样封闭沉闷的日本，德川幕府已经进入盛极而衰的转折期，强霸而封闭的幕府政权隐伏着发生变革的危机。
　　这一年，英国人达尔文正在创立生物进化论学说。
　　这一年，俄国全权代表科瓦列夫斯基与中国新任伊犁将军奕山和参赞大臣布彦泰于7月份在伊犁开始谈判。奕山接受了俄方的所有提议。双方于8月6日在《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上签字。
　　这一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于12月2日发动政变，复辟法兰西帝国，世称拿破仑三世。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湖南的读书人身处一个世界局势剧烈动荡，各个国家英才辈出的年代。太平军的阵营里，正在涌现大批杰出的军政人才，使腐朽的清廷，感到了咄咄逼人的锐利锋芒。
　　湖南的读书人能不能在这个时代脱颖而出，是他们热衷于思考的问题。由于这样的思考，他们将逐步地崭露头角，形成另一个阵营，来与造反的太平军争锋对抗。这个阵营，就是本书记述的湘军。
　　说到底，太平天国运动与湘军阵营的对阵，就是两拨人才的对抗。湘军中的著名人物，无一不是在这种对抗中崛起。因此，这些人物在清末历史舞台上的表演，谱写了湘军全部的历史。
　　2
　　1851年上半年，湘军还孕育于几名湖南人命运中的偶然性，诞生不久的太平军，就已经迈着铿锵的步伐，使全中国为之震动。这支军队越战越勇，越战越强，使清军和清廷感到了恐慌。太平军不可阻挡的势头，客观上为湘军的诞生和兴起提供了条件。
　　这个历史的条件，就是清军的战败。腐败的清军绿营部队，完全不是洪秀全新兴武装力量的对手。绿营为清廷镇守各地，养尊处优，由来已久，对于清廷，只是聊胜于无，权当摆设。诗人金和有一首《初五日记事》，描述了绿营的腐朽，说绿营官兵风雨天不作战，天没亮不作战，天热天冷不作战，月光太大不作战，简直就只能吃喝酣睡。
　　绿营官兵连一点苦都不能吃，怯懦怕死，败不相救，自然不在话下。面对太平军如此强大的对手，清廷需要另一支强大的军队来对抗立志要改朝换代的洪秀全起义军。
　　这支强大的军队，经过后来的历史鉴定，就是湖南人创建的湘军。它是一支由汉人领导的独立作战的军队，虽然满清统治者对它心存猜忌和狐疑，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感到了它的威胁，但他们却不无惊讶地发现，只有依靠这支军队，才能打败公然要推翻满清统治的造反者。
　　当然，清廷对这件事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
　　在太平军攻击金田周边的县份时，清军已经打败了以陈亚贵为首领的广西起义军，腾出了兵力来对付金田的起义者。
　　湘西的一千名镇筸兵，已于4月6日开赴广西。他们以强悍善战而著称。湖南湘阴人李星沅，身负钦差大臣的使命，也已经离开平静的湖南，来到南边山水秀丽的战场。
　　李星沅在这里碰到了他不喜欢的广西巡抚周天爵。这位巡抚和五十九岁的广西提督向荣带领一万人，会同以前派出的各路清军四千多人，将洪秀全的起义军包围在大黄江。李星沅和周天爵官位相当，都不愿屈居对方之下。他们没有过多地争执，而是采用了一个迂回的办法：奏请朝廷委派一位统帅，来广西指挥对太平军的作战。
　　清廷命令大学士赛尚阿率领都统巴清德和副都统达洪阿所部四千五百人前往增援。文宗决定把这个一品大员派到广西，还赏给他号称“神锋握胜”的遏必隆刀，以壮军威。
　　5月份，赛尚阿接到皇帝的诏命，代替李星沅出任钦差大臣。
　　可是，赛尚阿还没到任，洪秀全就率部从武宣突破了清军的包围，向北挺进，企图攻打象州。
　　广西的清廷大员频频向清廷告急。清廷希望湖南派兵出境攻打太平军。
　　当时湖南的巡抚是五十八岁的广东人骆秉章。他身负湖南的守土之责，不想把有限的兵力投入邻省的战场。他在6月份上奏说，湖南的驻防军只有四千多人，而永州、宝庆、靖州和郴州与广西毗邻，恐怕有造反者在湖南内应，所以不能再抽调兵力出境。

1851年，咸丰元年（3）
湖南官府听说本省的天地会接应广西的太平军，提督余万清在清廷催促下，打算领兵驻扎在湖南与广西交界的地方，防守堵截太平军。清廷命令湖广总督程矞采奔赴湖南的边境，也算是一种应急的措施，但更多的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
　　这时，清军副都统乌兰泰和向荣率部在象州挫败了太平军，太平军南返武宣。
　　赛尚阿于6月30日驰抵长沙，统筹广西作战事宜，接着于7月上旬抵达桂林。
　　钦差大臣一到广西省城，便感到兵力不足。何况绿营兵都是酒囊饭袋，不是太平军的对手。他知道，要对付蒸蒸日上的太平军，广西的清军需要大量补充有生力量。于是，他下令增募潮州勇丁。
　　赛尚阿同时发现，清军缺少优秀的将领，兵力再多也是徒然。他想到了京官们向皇上推荐的湖南新宁人江忠源。于是他上奏清廷，请求调派江忠源赶赴大营。
　　在推荐江忠源的京官当中，有一个是湘阴人左宗棠的哥哥左宗植。当时，左宗植在朝中任内阁中书，对江忠源非常熟悉，于是对大学士祁寯藻说：江忠源其人，可以倚靠他来镇压洪秀全。祁寯藻便向赛尚阿推荐了江忠源。
　　清廷批准了赛尚阿的请求。江忠源接到赛尚阿的调令，毫不迟疑地踏上了前往广西的征途，走上了博取功名的战场。
　　江忠源的这个举动，就是一部湘军史的发端。
　　3
　　新宁人江忠源是一个能够洞察社会的读书人。他在而立之年，就认识到嘉庆道光以来，社会危机四伏，于是预见到天下兵戈将动，形势将会大乱。客居京师时，他还关注着家乡的动态，留意湖南天地会的动向。
　　这个年轻的新宁人，虽然身无官职，却能纵观全局，一点也不奇怪。他出身于秀才家庭，又考中了举人，自然会有些不凡的见识。难得的是，他并不满足于观察、思考和预见。他是一个实干家，血气方刚，意气风发。他将自己定位于经世之才，注重培养自身的执行能力。
　　江忠源想要的执行能力，就是建立和训练民间的武装力量。
　　应该说，江忠源本来是无意于做个军人的。他来到京城，是为了参加会试。他的同年生中有三位客死京师，一个是武冈的曾如鑨，一个是湘乡的邓鹤龄，还有一个是陕西的邹兴如。
　　邹兴愚的祖籍是湖南新化，他和江忠源是老乡。江忠源见他温文尔雅，对他十分照顾。邹兴愚身体羸弱，因病咯血，又因家贫，没有仆从，江忠源带着被子和他住在一起，为他寻医问药。几个月后，邹兴愚病故。
　　邓鹤龄当过江忠源的老师，也因病咯血，奄奄一息。江忠源买来棺木，收敛邹兴愚，嘱咐他的族人邹溥霖，将遗体送归陕西，而他自己亲自护送邓鹤龄南归。邓鹤龄在路途中去世，江忠源又为他买棺木收敛，将灵柩送回湘乡。
　　这时候，江忠源的急公好义，声震京师，不仅在湖南人中传为美谈，连外省人士，都以结识他为荣幸。
　　后来，江忠源的同年生曾如鑨在京师故世，江忠源又将遗体送回他的故里。
　　江忠源行程万里，将朋友的灵柩送回原籍，自己误了三年一次的考试。
　　1845年，江忠源大挑二等，慨然说道：“穷达，命也。谋个教书的职位，奉养亲人算了。”
　　江忠源未能实现进士梦，失去了士人们渴望的进身之阶。他在失意之余，产生了另辟蹊径的想法。
　　江忠源看重乡谊，到了京城，少不得与湖南老乡结识往来。他与郭嵩焘交好，一起去拜会曾国藩，为他日后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擅长识人的京官曾国藩，与江忠源相见恨晚，感叹不已。他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江忠源这样优秀的人才。曾国藩预言，这个比自己年轻一岁的新宁人是天下奇才，将来一定会扬名天下，为操守和义气而献身。
　　江忠源客居京师期间，与曾国藩一起，被誉为当时操节最佳的两个湖南人。北京城里有个传闻，说是京城里只要死了人，曾国藩必送挽联，江忠源必会帮忙买棺材。这两个湖南人的古道热肠，在官员和学者中有口皆碑。
　　曾国藩后来离开京城时，向皇帝举荐了他所看中的这个英才。
　　4
　　曾国藩的预言是正确的。江忠源没有进士及第，于1845年南归。回到家乡，他便做了一件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事情：联络乡绅，举办团练。

1851年，咸丰元年（4）
他对乡人们说：“国家已经有了二百多年的和平。新宁处在湖南和广西交界之处，又是大山之间，容易滋生不法之徒。官府畏首畏尾，不敢过问。山区汉族和瑶族杂处，又与广西五排相连，一旦发生###，是很危险的！”
　　于是，他召集诸位父老，兴办团练。他与大家约定一条：不得加入会党。每到月初，他便召集各村的丁壮，灌输忠孝礼义，教授兵法技勇，暗中采用兵法，管理团丁。几个月后，他的家乡秩序井然。
　　江忠源组建的武装力量，不是临时凑拼的乌合之众。他在团练中建立了比较严密的组织，规定了一套列阵和搏杀的训练方法。江忠源熟读兵书，现在得以把书本上的知识用于实践。他的这套方法，人们笼统地称为“练勇”。这种方法一直影响到民国，甚至在当代的民兵预备役制度里，也能看到那段历史的影子。
　　当时，广西的会党对湖南的宝庆府所辖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江忠源公开禁止会党活动，搜捕本地会党治罪。遇到争讼是非，他就召集父老乡亲，剖断案情，使大家心服。通过他的努力，乡土上偷盗绝迹，也没有人到官府打官司了。这样一来，邻乡都愿听从他的指挥，会党销声匿迹，人们纷纷脱离会党。而那些对会党敬而远之的人，觉得江忠源替他们解除了威胁，也就安下心来。
　　江忠源发现自己的努力有了成果，发出一句感叹：“由于官府不会管理，所以民心早已散失，从一乡的情况，就能看出天下大势。”
　　江忠源建立的武装力量，在三年后检验了战斗力。
　　1847年10月，新宁黄背峒的瑶族人雷再浩与同乡李辉等人创设棒棒会，拥有两万多兵力，议定于当月26日在新宁和广西全州集结武装，同时举行反清起义。
　　江忠源察觉到将有变故发生，撰写文章，详细阐述嘉庆初年官府镇压四川和湖南教民起义的始末，劝谕新宁子弟，不要加入起义军，免得招来杀身之祸。在这种宣传攻势下，越来越多的乡民离开起义队伍。
　　江忠源又劝告新宁知县李博，请他准许棒棒会的会众自首，并悬赏重金，购买起义领导人的首级。
　　但是，起义仍然按计划进行。李辉首先进入新宁城，准备内应。但因走漏风声，新宁知县李博张榜通缉，派兵捉拿。
　　雷再浩迫于压力，率领部众在黄背峒和滑溪一带提前起义。
　　10月20日，在李博指挥下，江忠源和盐法道杨炳堃率领两千名乡勇，分路围攻黄背峒，迫使雷再浩的会军转移到广西全州的庄塘，与全州棒棒会首领李世德所部会合，恢复了元气。
　　江忠源率领部队据守要隘，切断起义军的供应，并向当局建议，湖南和广西进行联合作战。此后，清军对起义军的作战，基本上按照他的提议进行。
　　江忠源率领团勇，屡次击退起义军的进攻。雷再浩对他恨之入骨，扬言抓到江忠源，要把他生吞活剥。
　　江忠源的母亲听到消息，召唤他回家避祸。江忠源笑着对来人说：“毛贼怎能害到我！”不过，他不愿让母亲担心，便回到新宁县城，协助官员守备。
　　雷再浩认为在广西很难站住脚，率部进攻侯家寨，打算攻取新宁，遭到江忠源所部顽强阻击，未能成功。
　　一天夜里，县城接到报告，说起义军已经杀到。城内居民惊扰，江忠源睡在县衙里，安稳不动。不一会，他部下的团丁抓到起义军的两名间谍，绑来见他。知县要把间谍关进监狱。江忠源说：“不可！现在人心浮动，惊惶失措。只有立刻将他们处死，才能警示乱民。否则会另生变故。”
　　李知县听从了江忠源的意见，城内人心才安定下来。
　　这时，长宝道杨炳堃和总兵英俊奉令来到新宁镇压起义军，打算调镇筸兵来增援。江忠源极力反对。他的意思是，对付这一点起义军，不值得兴师动众。他还说，外来的兵将不可靠，如果小有所失，雷再浩的势力会更加强盛。
　　杨炳堃逼问江忠源：“你能独自担此重任吗？”
　　江忠源回答：“能！”
　　杨炳堃不再言语。江忠源回到住处，上书论述调兵之难，以及对付雷再浩的容易。他把自己的规划说得十分明白，于是大家再也不提请求援兵之事。
　　雷再浩打算转移到全州、兴安和城步三县交界的五排地区，据险固守。起义军分为两支队伍。雷再浩率领所部与全州人萧立三的瑶族武装会合，于10月30日攻克瓜岭，进占五排，在周边的军事要地分兵驻扎。　txt小说上传分享

1851年，咸丰元年（5）
11月3日，雷再浩所部在小池大败广西清军，击毙千总刘春林和外委陈国熊，以及四十多名兵丁。李世德所部起义军，则于11月9日在邓家冲被江忠源所部击败，李世德自尽。
　　雷再浩收拾余部，放弃五排，向广西境内转移，于10月19日抵达火把市，突然与清军遭遇，鏖战多时，击毙清军守备李廷扬以下八十多人。
　　但是，雷再浩的部队仍然无法在广西立足，只得再度进兵新宁，于11月29日黎明从黄瓜冲发起两路猛攻，进驻深冲峒，迫使驻防清军退守石田。
　　雷再浩打算在八峒地区长期固守。杨炳堃和总兵英俊又担心了，认为八峒地势险恶，要打攻坚战，恐怕兵员不够，必须就地征兵。江忠源对他们说：“二位大可不必征兵，只要依靠乡勇，直捣匪巢，就能平定事端了。”
　　江忠源请官府知会广西清军会攻，自己督率团丁，四面围逼，截断了起义军出兵的道路。起义军得不到食物，人心浮动。江忠源派本县的书生蒋启华，去劝诱起义军将领陈新进和李尚开投降。蒋启华密授机宜，让这两个叛徒力劝雷再浩放弃八峒，趁着武冈清军兵力空虚，率部北进，攻取武冈。
　　雷再浩上了江忠源的当，于12月3日率领一千多名部众，向毛安转移。江忠源已经率领一千多名兵勇在这里预设埋伏，对起义军发起突袭，重创雷再浩所部。
　　陈新进和李尚开趁机内应，将雷再浩捆绑起来，送到江忠源的军营。
　　第二天，江忠源命令部队搜山，将李辉抓捕。当时起义军还有一千多人，江忠源要求官府将其中勇猛多谋者处死。杨炳堃不同意，只杀了几个人，其余一律释放。江忠源叹息道：“乱民知道官府会息事宁人，不会慑于官兵军威，还会东山再起！”
　　不出几年，江忠源的话果然应验，新宁又发生了李沅发的起义，影响湖南和广西，激发了广西的会党起义。
　　在江忠源还没有抓到雷再浩的时候，杨炳堃曾悬赏一万两银子购买雷再浩的人头。江忠源得到这笔赏金，用于修葺新宁城。
　　1848年1月，湖南官府将雷再浩和李辉在长沙处死。
　　从此以后，江忠源在湖南博得了通晓军事的声名。湖广总督裕泰将他的战功上报清廷，清廷赏给他一顶蓝翎顶戴，任命他为知县。
　　1849年，清廷将江忠源拣发浙江。
　　短短三年，江忠源在建功立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不过，这和他日后升迁的速度比起来，简直就算不了什么。从1851年开始，江忠源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就由一个七品小官，靠着战功，跨越了许多人一辈子也爬不上去的十个台阶，成为清廷的二品大员，令满朝文武瞠目结舌，也令湖南的读书人个个心痒，争相效仿。在这种意义上，江忠源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榜样。
　　但是，在1847年，江忠源刚刚步入官场的时候，并没有幻想以后的飞黄腾达，只是一心想着如何做好一个知县。
　　5
　　1849年，江忠源奉派来到浙江。当时的浙江巡抚是吴文镕，听说江忠源是个贤才，遇到难办的差事，都交给他去办理。
　　浙江有几十名巨盗，分布在各个州县，伺机劫掠。清军追捕得急迫时，他们便逃到海上藏匿，很难捕获。吴文镕将此事交给江忠源办理。江忠源设下计谋，将他们一一擒获。
　　当时浙江发大水，秀水县灾情最为严重。江忠源奉命到秀水赈灾。
　　江忠源很快就发现，饥荒严重地威胁着秀水的百姓。为了挽救这场灾难，他一到县里，就开仓发粮。
　　赈灾要钱，他只能向富豪们伸手，请他们拿银子来周济灾民。但他是个朝廷命官，不能干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勾当。他冠冕堂皇地宣称自己要拜祭城隍神，邀集所有的豪绅募捐救灾。捐了钱的，发一块“乐善好施”匾，以示表彰。不捐钱的，发一块“为富不仁”匾，规定要挂在宅门上，不许摘下，还责成地保巡视。
　　富豪们害怕家门口挂上必被千夫所指的匾额，几天里，纷纷认捐，县衙收到了十万两银子的捐款。江忠源亲自查核饥民户口，分为极贫、中贫和次贫三等，造出册子，按册分发银两。规定下属五天汇报一次，严加核查，以防贪污。他的举措，受到百姓的拥戴。
　　江忠源还设立赈灾局，收养无家可归的儿童，免除田赋。　。　想看书来

1851年，咸丰元年（6）
赈灾告一段落，江忠源又小试武功，抓捕了十多名巨盗，社会治安稳定下来。
　　秀水县地势低洼，积水无发排泄，百姓无法补种粮食。江忠源到郊野巡视，发现较高的地面，就去劝说农民补种杂粮。
　　这时秀水知县在任上去世，士民禀报官府，请求留下江忠源代理知县，吴文镕批准。
　　江忠源召回流亡的灾民，禁止百姓游手好闲，惩治奸猾刁民。他发现当地有喜好奢侈的民风，便亲自做出节俭的表率。他在告示中说，知县每天只花六十四文钱，百姓争相传颂。
　　浙江西部盛行养蚕，但在水灾之后，桑树大多枯槁。江忠源从《农桑集要》等书籍中找到补救的办法，写成《补救六条》，告示百姓。
　　江忠源在秀水知县任上干了九个月，改变了一县的大局，百姓仿佛没有经历过水灾。当地士绅写诗歌颂江忠源的德行，说他是两百年来没有见过的好官。
　　吴文镕是江苏人，他对这个湖南来的小官刮目相看，当作国士，加以礼遇，不久，上奏清廷，将他补授丽水知县。
　　咸丰皇帝登基后，下诏求贤。吴文镕向朝廷推荐江忠源。正在这时，礼部右侍郎曾国藩也专门上疏推荐江忠源，皇帝下诏，令江忠源赴部引见。
　　可是，浙江布政使汪本铨得知这件事以后，起了疑心。他想，地方官应该由本省巡抚荐举，曾国藩这个京官怎么推荐一个浙江的知县呢？其中莫不是有什么猫腻？
　　幸好武进的赵振祚有事路过杭州，将秀水百姓歌颂江忠源的诗歌念给汪本铨听了，这位布政使才解除了疑虑。
　　江忠源本来有机会进京朝觐天子了。不料海塘决口。吴文镕舍不得放走这个干员，上疏请留江忠源治理连年决口的海塘。四个月后，海塘工程完毕。
　　但是，这时江忠源接到父亲去世的噩耗，哀恸之下，呕出几升鲜血，一病不起。
　　恰在此时，他的家乡新宁发生了李沅发起义。江忠源听到一个谣传，说他全家已被起义军杀死。江忠源且忧且愤，不知所措，病情加重。
　　江忠源的病，似乎是无法治好了。但是，爱戴他的百姓，想方设法为了延请名医。有一位名医，平时向病人索取高额诊费，医术虽高，却不轻易治病救人。秀水的百姓听说江忠源在杭州病入膏肓，结伴来求这位名医，请他赶紧去救江知县。他们担心名医迟延，大家凑齐了医药费，交到名医手里。
　　没想到，这位以爱财出名的回春妙手笑着说：“给江公看病，谁还好意思要钱？”说罢便雇了一条船，赶到杭州，日夜为江忠源把脉问诊，开具处方，只要能治好病人，一切在所不惜。
　　恰好新宁杨溪村有信寄到，江忠源得知母亲平安无恙，心火去了几分，病情渐渐好转，名医才告辞而去。
　　江忠源健康有了起色，便要回家为父亲奔丧。秀水人争着凑钱给他做盘缠，江忠源恳切辞谢。吴文镕听到此事，感叹道：“像江县令这样的贤官，怎么可以让他穷到没有钱回家，回了家又没钱埋葬父亲呢？”
　　当时，吴文镕正好奉调云贵总督，于是，他从浙江的官库里，以云贵总督的名义，借支五百两养廉银，交给江忠源，叫他不要推辞。汪本铨也送给他一千两银子。江忠源感激他们的一片至诚至爱，哭泣着收下了，往家里赶去。
　　1850年1月的一个夜晚，长沙下河街码头停泊着许多渔船，上面灯火闪烁。渔船中夹着一艘官船，载着从水路赶往家乡的江忠源。
　　江忠源听到有人叫他，抬头一看，发现少年时代的同乡挚友刘长佑，身着青衫，头戴席帽，站在他的跟前。
　　刘长佑比江忠源年幼六岁，十一年来，一直在岳麓书院求学，师从丁善庆。他的身边站着一个年轻人，名叫刘坤一。这个十九岁的小伙子辈份很高，是刘长佑的族叔。
　　江忠源对于这叔侄二人的突然出现，颇为惊讶。询问之下，才知道刘坤一昼夜兼程，在今天赶到长沙，带来刘长佑父亲逝世的噩耗。同时，他还告诉刘长佑，李沅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