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改变世界的日子-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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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气应该温和一些呢还是强硬一些，以便和他的语调相配合……”　　随即，他赶忙通知尼克松。据说尼克松当时正准备洗个热水澡。很快，美国客人就动身了。
　　

通向红墙之路
20世纪70年代初期，北京街面上车辆稀少，大路宽阔，从钓鱼台国宾馆到中南海游泳池，匀速行驶只需十几分钟。这是尼克松和基辛格第一次来到中南海。在此后的30年中，他们两人分别来到这里的总和达十几次之多。这一切都源于1972年2月21日下午的这第一次。
　　对于通往外公住处的路径，尼克松后来再没提及，基辛格则写得十分详细，这大概与他在其后的4年中4次在中南海游泳池见到外公有关。基辛格将中南海西门称为接近外公住处的“一个红色的大门”。他还提到门前是东西走向的宽阔大街，其实此街应是南北走向的，即府右街。他说“这条街是拆掉旧城墙而修建的”，这也不对，府右街至今还留有明清两代皇城城墙的许多遗迹。所谓拆掉城墙后修建的街，应指北京今天的二环路地铁沿线。不过，对于并非汉学家的基辛格博士而言，能讲出这些，已属难得。
　　基辛格继续写道：“绕过红墙，我们经过一条甬道，开头的一段路两旁都是平常的房子，看不出那些外观平庸的院墙后面有些什么样的建筑。过了一大段路，两旁的房屋不见了，这里一边是湖一边是树林。毛泽东的住房单独在一处，外表简单平常，这里可以是任何一个低级官员的住处。眼前看不出有特殊的安全措施。”
　　游泳池印象
　　外公在游泳池的住处与丰泽园不同，这里是建成不久的新式房屋，外宾的车可以一直开到门口。客人下车后直接进入室内，无须像丰泽园时代在古老的院门前下车，在露天下走路进院。在外公晚年会见外宾的新闻纪录片中，红旗车开进门廊的镜头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通往外公书房的路是曲折的。尼克松等人随海容先是走入一间小会客室（外公晚年已不再使用这里），再穿过一间乒乓球室——基辛格将其称为“过道”。他还记住了摆在那里的一张乒乓球桌，至少在两次来访时都看到过它。球室空荡荡的，球桌久未使用，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其实，上一场球赛已举行完毕。中美两国以地球为球室，太平洋为球桌，以东西方政治智慧为球拍，以穿梭联络人为乒乓球，比赛成绩是双方握手言和。　海容推开乒乓球室的门，对面就是外公的书房。
　　外公的书房
　　尼克松、基辛格曾把斯诺的文章作为访华人员的必读材料，他们自己也都读过。因此，对于“毛酷爱读书”这一点并不陌生。尽管如此，走近外公的书房时，基辛格还是发出了感慨。对美国人而言，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书桌上摆满了古书。基辛格曾描述过：“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这次来访，是外公第二次使用自己的书房会见国宾。
　　1959年10月人民大会堂建成之前，外公会见外宾多在中南海丰泽园颐年堂。1971年9月“林彪事件”使他重病之后，会见外宾多在中南海游泳池书房。该年10月和11月，外公强打精神，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一世和越南总理范文同。1972年2月1日，即会见尼克松20天前，病体未愈的外公改在书房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此后，他再没能到人民大会堂会见过外宾。基辛格对外公书房观察很是细致，他在回忆录中说：
　　“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
　　从外公的书房看不到外面的景色。巨大的窗户都藏在厚厚的大红窗帘之后，书房顶部装有日光灯池，沙发旁边还有落地灯。在基辛格看来：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此外，房间内的陈设就和屋子的外观一样，简单朴素。
　　总理陪同客人进入书房，坐在沙发上等候的外公被搀扶着站了起来。外公的身体已不容许自己走到门口迎接客人。他努力站直了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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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最高级会见
这次中美最高级会见，外公别出心裁地选择了尼克松抵华前曾谈起的“准备和毛、周谈哲学”一事作为开场白。显然，作为哲学家，他认为中美双方应该从战略的高度出发考虑问题，“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以下是这次会见的部分记录（为行文方便，分别称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基辛格为毛、周、尼、基）：
　　毛：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大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众笑）
　　尼：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读了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中方笑）
　　毛：（指基辛格）他是博士。
　　尼：他是一位思想博士。
　　毛：（指基辛格）今天主讲要请他，博士，philosopher，哲学博士。
　　尼：他是一位哲学专家。
　　基：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选集。
　　毛：我那些东西算不得什么。
　　尼：毛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
　　毛：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
　　随后，外公又提到了自己刚刚看到的蒋介石致辞，巧妙地把台湾问题引入中美最高级会见——
　　毛：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介石委员长，他不赞成。他说我们是“###”。他最近还发表了一篇讲话。
　　周：就是在他们最近召开的“国会”上。　　尼：蒋介石把主席叫做###，主席把他叫做什么呢？
　　周：我们一般叫蒋介石集团，新闻里面有时也叫匪。
　　毛：那还不是匪？彼此叫匪，互相对骂。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跟他做朋友的时间长得多。
　　周：从1924年开始。
　　关于中美关系，外公和尼克松谈了这样几段话：　毛：所以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的来往从打乒乓球tabble　tennis起不到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巴基斯坦前总统介绍你和我们认识。我们这方面也不那么高兴那位约翰逊总统。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也都不那么高兴。这个中间有八年的共和党，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想通。
　　毛：大概我这种人放大炮的时候多。（周笑）无非是“全世界民族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这一套，建立社会主义。
　　尼（微笑）：就是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匪徒。
　　毛：你可能就个人来说，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
　　尼（笑）：就没有靶子了。　……
　　毛：所以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　一定要谈成？
　　尼：他的死很令人悲伤的。　　毛：人们会说话的。一次没有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又谈成了，你怎么办啊？
　　这时，会见即将结束。尼克松再次握住外公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外公的回答是：“我就不送你了。”
　　至此，原定15分钟的会见已延长到1个小时之久。据吴旭君回忆，送走美国客人后，外公已很疲惫，在沙发上坐了30分钟才去休息。
　　在1小时左右的会谈中，尼克松、基辛格均未发现外公病情的严重。基辛格多少感受到了外公特有的气势，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参加尼克松与他的会见时，深为他那几乎发出有形力量的权威所震撼。他会客时成为全场中心，除了戴高乐以外，我没有见过任何别的人能比得上他。”
　　尼克松在当天的日记中也写道：“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地讲话。’周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是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
　　这次会见的照片和消息第二天见报，消息立即传遍全世界。
　　2月21日外公与尼克松总统的会见是何等精彩，是不是再安排一次呢？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虽说外公晚年会客大大减少，一拨客人只会见一次，但是尼克松来华既然属于特事，也就可以特办，不是吗？几天来，总理一直为第二次“毛尼会谈”做着准备。当然，这样重大的事情，是需要考虑各方面因素，最终由总理乃至主席决定的，海容的任务是做好预案。遗憾的是，尼克松首次访华期间，未能与外公再次会见。他们的第二次见面，已是整整4年后的事情了。
　　

北京的雪
有道是天有不测风云。2月21日尼克松到京，中午是大晴天，其后开始阴天下雪，一直下到22日转为大雪。这两天尼克松或参加会谈，或去故宫参观，活动地点都在北京市内，受天气影响还不大。24日原定日程是上午游览八达岭长城。长城距北京市内八十余公里，一半以上路程山高坡陡。正常情况下尚需多加小心，路面积雪的情况下则很难保证行车安全。长城之行怎么办，我方接待人员为此非常头疼。
　　一个方案是把活动推迟到25日上午。经向气象台多次核对查询，25日的天气将更转恶化，而26日上午尼克松就要离开北京去杭州了。另一个方案就是取消此次活动。不过登长城是尼克松的一个宿愿，美国客人当时也已听说这句话：不爬长城，不尝烤鸭，等于没来中国。
　　23日晚上，总理来到中方接待班子办公处——人民大会堂南门二楼，参加接待小组例会。大家就长城之行难以做出定论，最后由总理下了决心，连夜发动北京市民扫雪。会议结束时已是夜里10点钟。次日早晨8点，尼克松一行去长城的车队就要出发了。
　　总理拍板进行扫雪之后，命令一层层通知，主力是在京驻军。一夜过后，第二天7点钟，马路全都清了，雪都堆在两边。北京市还连夜动员上百辆洒水车喷洒盐水，促雪融化。清扫八十余公里的积雪，保守估计也要动用六七十万市民，甚至有说百万人的。这一天，市民们骑着自行车汇成上班的滚滚人流，一切照常，就像什么都发生过一样。住在民族饭店的美国记者对扫雪一事很感兴趣，拍了不少照片。
　　车队浩浩荡荡走在路上。尼克松等美国客人得知中方扫雪一事后，大为震惊。此事对他们的影响超过去长城本身。一件在美国不可思议的巨大工程，在中国悄无声息地一夜之间完成。　2月25日，尼克松举行答谢宴会，以此结束在北京的5天访问。
　　杭州“捉迷藏”
　　2月26日，周总理陪同尼克松飞往杭州游览。
　　26日上午，海容是第一批抵达杭州机场的。那天天气不好，她所乘的小飞机在汹涌的气流中左右颠簸，海容把这叫作“摇煤球”。中美两国首脑在杭州有一项活动，那就是下午3时到达西湖花港观鱼景区，共同观看尼克松总统送给中国人民的红杉树。双方说好分头行动，去花港公园汇合。总理先于尼克松到达汇合地，却一直不见美国客人的踪影。几分钟后，终于看到了尼克松一行的身影，总理和尼克松见面后哈哈大笑，外电形容说：中美两国领导人在杭州游览花港公园时玩了一场有趣的“捉迷藏”游戏。
　　27日一早，中美首脑一行飞赴上海。在上海，又发生了因房间紧张，把罗杰斯国务卿安排住在锦江饭店13层的事情。海容听说，对这种触犯西方禁忌的作法，罗杰斯很不愉快。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也因此议论纷纷，借题发挥，宣泄对尼克松、基辛格在对华外交方面绕开他们的不满。
　　他们横生枝节，对中美联合公报草案提出重大修改意见。总理在亲自登门看望罗杰斯时，对美国国务院改善中美关系的努力表示感谢，罗杰斯非常满意。经过艰苦的谈判，美国国务院专家也做出了让步。就这样，一场可能爆发的危机化为乌有。
　　2月27日下午5时，中美两国向新闻界公布了《联合公报》。因为在上海发布，被称为“上海公报”。周总理在上海为尼克松举行了欢送宴会。在即席讲话的最后，尼克松踌躇满志地说：“我们访问中国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重要的是，中美关系的突破为中国打开全新的外交格局创造了必要前提。对此，外公说得很透彻：“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外交丰收之年
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世界各国纷纷向中国敞开了大门。1972年是中国外交的丰收之年。2月14日，中国与墨西哥建交。随后，相继与阿根廷、毛里求斯、圭亚那、多哥、马尔代夫、马尔加什、牙买加、乍得等建交。再加上此前与中国建交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已与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第三世界成为中国外交的中坚力量。3月13日，中国和英国互换大使，两国之间1954年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接着，中国同荷兰、希腊、日本、联邦德国、卢森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继正式建交或实现外交关系升格（马耳他已于该年1月与中国建交）。上述9国都是第二世界的成员，中国与第二世界的关系得到迅速发展。1972年，中国先后同18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刷新了1971年15国建交的纪录。
　　与第二世界国家的交往
　　日本以及西欧诸国、北美的加拿大、澳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属于“第二世界”范围。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在争取团结“第二世界”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1970年，与加拿大、意大利建交；1971年，与奥地利、圣马力诺、比利时、冰岛建交；1972年，与英国、荷兰、日本、联邦德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交或外交关系升格。
　　在开展对美外交的同时，外公对第二世界国家非常关注，从1970年到1976年他指导了与这些国家发展外交关系重要过程。他先后会见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英国前首相希思、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西德总理施密特、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与他们进行了重要的谈话。海容作为外交部官员参加了多次会见活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日本田中首相的访华，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次外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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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访华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邀访华，与中方商谈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这是当年继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又一举世瞩目的外交事件。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建国以来，外公和总理一贯重视中日关系，制定“以民促官”的方针，亲自指导中日之间大量的民间外交活动。到了1972年，双方在经济、贸易、文化等方面都有一定水平的交往，为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美关系的打开，给日本朝野极大震动，刚刚上任的田中首相决心在其任期内实现中日关系的突破。
　　9月25日，日本首相乘坐的专机抵达北京。在当天的欢迎宴会上，田中首相致辞，其中有这样一段：“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次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中日两国政府首脑的讲话。“添麻烦”一说引起风波。的确，“麻烦”这个词在汉语里意思很轻。据《周恩来的晚年岁月》记载：周总理会谈时向田中首相指出：“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对此，田中首相表示，对不合适的表述可以改。他解释说：可能是日文和中文的表述不一样。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
　　此后，中日双方举行三轮首脑会谈，意见逐步达成一致。9月27日，外公会见田中角荣首相，谈话的气氛轻松而活跃。《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了会见的情形——
　　会见开始不久，外公问田中首相：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了？
　　田中首相答道：“我们准备按中国的习惯来改。”
　　“添麻烦”问题的解决，预示着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即将顺利成功，为此外公也很高兴。他说：“中日有两千多年的来往。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见于中国历史的是后汉嘛。”
　　田中首相说：“我这次也到美国和尼克松总统进行了会谈。美国也承认日本来访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的……只要双方不玩外交手段，诚心诚意地进行谈判，一定可以取得圆满的结果。”
　　外公表示同意，他说：“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跟我讲的。”于是，外公又谈起年初会见尼克松时的情形。他说：我对尼克松说，你竞选的时候，我投了你一票，你还不知道啊。这回我们也投了你＇编注：即田中角荣＇的票啊。正如你讲的，你这个自民党主力不来，那怎么能解决中日复交问题呢？会见即将结束时，外公还向田中首相赠送了自己的藏书——《楚辞集注》和怀素草书字帖，日本客人惊喜不已。
　　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和田中首相在《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宣布结束中日两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两国从即日起实现邦交正常化。与中美从1972年峰会到1979年建交用了7年时间相比，中日复交直截了当，可谓“一步到位”。至于改变“添麻烦”的说法，在双方最后达成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是这样表述的：“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
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是外公始终重视的基本问题。特别是外公决定打开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国全方位外交之时，对第三世界的关注更是他最重要的思想。
　　从1970年左右，中国大规模的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关系，到1976年，中国先后与智利、尼日利亚、伊朗、秘鲁、墨西哥、阿根廷、马来西亚、委内瑞拉、巴西、菲律宾、泰国等40个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也就是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发展了关系。这期间，外公会见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海容作为负责礼宾事务的外交部官员，参加了多次外公的会见活动。亲眼看见外公与众多第三世界领袖会见的风采，见证了中国走向世界，并向世界开放的历史时刻。外公与各国领导人纵论世界大局，谈论新的历史时代。
　　很多次会见中的一些小故事，也给海容留下深刻的印象。
　　1972年6月28日，外公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外公非常欣赏班达拉奈克夫人的蜡染服装，还提议中国妇女也应该学习。
　　1973年1月13日，外公会见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外公对蒙博托的真豹子皮帽子非常感兴趣，风趣的说：“真吓人！”
　　1974年9月27日，外公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特别代表、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出人意料地对马科斯夫人行了吻手礼。
　　1975年10月19日，外公会见马里国家元首夫人玛利亚姆？特拉奥雷时，他风趣地学着夫人行了一个屈膝礼。　……
　　而作为当时第三世界的重要一员——伊朗，中国特别注意发展与其外交关系。1971年4月开始，两位伊朗公主先后到中国访问，海容作为女外交官，奉命与李先念副总理夫人林佳楣，以及资深女外交官许寒冰全程陪同。访问中经历了许多趣事。这件重要的外交活动，反映了中国政府当时执行外公和总理制订的积极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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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公主访华
还是在“乒乓外交”期间的1971年4月14日，总理在会见美国乒乓球队后，下午会见伊朗驻联合国代表阿什拉芙公主，地点还是人民大会堂。周总理和阿什拉芙公主是老朋友。
　　1965年，阿什拉芙公主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出席亚非会议10周年纪念活动时与周总理相识，成为朋友。公主是巴列维国王的双胞胎妹妹，国王很多大事都委托她办。公主此行身负伊朗与中国接触及建交的重任。伊朗是西亚大国，总理对其来访非常重视。
　　阿什拉芙公主是由外交部新闻司、礼宾司和西亚非洲司3位副司长级别的女同志，于4月13日从上海接到北京的，其中的礼宾司负责人就是海容。阿什拉芙公主行为、举止都很西化，风度翩翩，容貌秀丽，而当年已52岁了。在上海接机，公主初见海容就笑着说了一句话，搞得她很不好意思。原来公主说：“我还以为你是献花的小姑娘呐！”
　　14日晚，周总理设宴欢迎阿什拉芙公主，海容记得是在前门烤鸭店。当时，这家百年老店的条件还很简陋，上下需登木制楼梯，嘎吱作响。上楼时总理挽起公主，搀扶她同行；下楼时亦然。总理以身作则的工作精神和优雅风度给在场的工作人员留下深刻印象。说来好笑，烤鸭本是北京特产，多少外宾赞不绝口，把未尝其味视为遗憾。但对海容来说却无福消受，她一点吃不得鸭肉。招待阿什拉芙公主那次，出于外交礼仪，海容只好以面饼卷黄瓜囫囵果腹。都说外交官风光，国宴气派，谁又能想到礼宾官海容的苦衷呢？
　　

城楼之夜
4月13日至19日，海容全程陪同阿什拉芙公主在上海、北京、杭州和广州的活动。公主访问圆满结束后仅11天，她的妹妹法蒂玛公主接踵而至。
　　伊朗公主姐妹接连来访，虽然两国尚未建交，已显示关系非比寻常。中方为此指定李先念副总理夫人林佳楣、姬鹏飞代外长夫人许寒冰与礼宾司负责人王海容全程陪同。3人从广州把抵达中国的法蒂玛公主接到北京。
　　4月30日至5月12日，海容全程陪同法蒂玛公主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长沙、韶山和广州等地参观、游览。4月30日晚上，周总理会见并设宴招待法蒂玛公主一行。第二天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总理有许多事情需要安排。选择这个晚上会见伊朗客人，足见对两国关系的重视。公主第一次见到总理，不由得赞叹这位大国总理的超凡魅力，为之倾倒。
　　次日，公主应邀登上到天安门城楼观看节日焰火，参加晚会的中外人士有几百人。晚会行将结束，公主迟迟不走，原来是想多看总理几眼。海容怕影响总理休息，半扶半推把她劝下城楼。
　　此后，海容陪同法蒂玛公主离京赴外地游览。她们一行到过湖南长沙，公主住在当地条件最好的宾馆——蓉园，外公回湘也住在同一个院子里。那次，她们还专程去韶山参观了外公故居。法蒂玛公主毕竟是金枝玉叶，在饮食方面要求比较独特，闹出不少笑话，好在都被海容随机应变解决了。
　　针灸记趣
　　公主到广州的时候，对中国针灸产生好奇，坚持要试一试。可是大夫穿着白大褂，刚刚拿针进屋，公主就大呼小叫起来，使得海容哭笑不得。公主叫来一个随从试针。没想到，随从按大夫的安排躺在床上，露出腿来，还没扎的时候，就大呼小叫起来……公主的随从是个男的，海容记得他胖乎乎的，个子不高。大家劝他平静，不要怕。大夫一边跟他说话，分散注意力，针扎了进去，他也没什么感觉。公主看到这里，也扎了针。她不为治病，而是好奇。
　　公主与邓大姐
　　阿什拉芙公主于1975年5月和1976年7月再次访华。中国和伊朗于1971年8月16日建交。其后，伊朗王后、王弟和首相先后访华，中伊关系发展密切。　法蒂玛公主此后再未访华，但她的故事没有结束。
　　1978年，周恩来夫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率团访问伊朗、法国等国。这也是对上述国家元首曾邀请周总理访问的感谢。阿什拉芙公主和法蒂玛公主姐妹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迎接中国代表团，法蒂玛公主陪同代表团游览德黑兰的名胜古迹。她在欢迎宴会上取出自己珍藏的照片给中国贵宾看，那是1971年5月1日她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和毛主席、周总理的合影。公主深情地说：能够见到邓大姐，我非常高兴，周总理是我深深怀念的伟人。邓颖超对此表示感谢。
　　转年的1979年，伊朗发生###革命，巴列维王朝告终。此后海容再未听到两位公主的消息，她自己也在此前后离开了外交部，结束了外交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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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三个世界”
　　进入1972年后，外公的身体明显衰弱。
　　1月10日，外公临时决定出席陈毅追悼会。那是北京一个寒冷的冬日，悲凉的心情加之恶劣的天气，使老人家很快感冒了。一个月后的2月12日，外公突发休克，危情千钧一发。
　　在中国外交蓬勃开展的同时，外公进入人生的暮年，他仍以闪电般敏捷的思维把握着国际形势，思考着人类战争与和平、建设与发展的课题。　1974年2月22日，外公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提出“三个世界”的论断，对几年来的大外交做了总结。参加会见的还有周恩来总理、王洪文副主席、王海容部长助理、唐闻生和章含之。根据发表的记录，会见时宾主是这样谈起“三个世界”这一话题的：
　　毛主席：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卡翁达：我同意主席先生的分析。
　　毛主席：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你看这个解释好不好？　卡翁达：主席先生，你的分析很确切，十分准确。
　　毛主席：研究一下吧。
　　卡翁达：我想不用研究，我们的意见就可以取得一致，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分析已经很确切了。　毛主席：第三世界人口很多。
　　卡翁达：确实如此。　毛主席：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此后不到两个月，邓小平副总理率团出席联合国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