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改变世界的日子-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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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合法权利所做的努力。周总理在飞机前和全体成员合影留念。
　　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在总理的带领下，在北京初冬的寒风中，中央领导依然不断挥手致意。飞机升空后，地面上的欢送人群才逐渐散去。
　　代表团成员激动地看着窗外，许久之后才在各自位置上安顿下来，大家毕生难忘今天这个时刻。这一天难忘的还有一件事，代表团成员的亲属都来机场送行。海容记得，自己4岁的小侄子也来了，还找到一个小伙伴，在机场玩得很开心。
　　中午飞机到达虹桥机场。那天刚刚下过一场小雨，机场的空气十分清新。参照北京的规格，上海市的负责人几乎全数出动来此迎接，并摆下螃蟹宴送行。江南秋高蟹肥，正是品尝公蟹的最好时机。在上海只是短暂停留，每个人都紧张而激动。随后，大家登机，海容等代表团领导在头等舱落座。下一站就要离开祖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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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纽约
专机在飞往法国巴黎的路上，途经在缅甸的仰光、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埃及的开罗和希腊的雅典。四国政府均派人到机场，向刚刚恢复联合国席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致意！11月10日，代表团到达巴黎。为早日参加会议，只作短暂停留。11月11日乘坐法航飞机，经过7个多小时的飞行，到达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美国纽约。
　　来迎接的有新闻媒体记者，以及联合国总部的礼宾司官员和阿尔巴尼亚等二十多个友好国家的使节。乔冠华在机场发表了准备好的书面讲话。讲话经外公审阅，言简意赅，表明了中方此行所怀的良好意愿。纽约机场欢迎仪式结束后，代表团随即前往由先遣队准备好的下榻饭店——罗斯福饭店14层。代表团的所有人，除了乔冠华（1950年11月赴联合国安理会陈述朝鲜战争情况）和熊向晖（1947年至1949年赴美留学）、唐明照（美共中国局书记）、唐闻生（1943年至1952年在美出生并度过童年），都是第一次到美国。一切都那样陌生。
　　联合国“中国日”
　　11月15日上午10时，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在联合国礼宾司负责人的带领下，步入联合国会议厅。大会于上午10时30分开始。第26届联大主席马利克致欢迎词。主席致辞后，是全球各地区代表致欢迎辞：科威特代表亚洲，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东欧，荷兰代表西欧，丹麦代表北欧，摩洛哥代表阿拉伯世界，先后致辞。
　　21年来，一直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美国，其驻联合国大使乔治·布什以东道主身份上台致辞，欢迎中国代表团。本来，在美国代表东道国致辞后，按照原有安排，欢迎中国代表团的议程已告一段落。但是，会场上热烈的气氛促使大会主持者改变只允许各地区代表发言的安排，各国代表开始不受限制地接连上台发言。阿尔巴尼亚、法国、阿尔及利亚、智利、布隆迪、哥斯达黎加、赞比亚、古巴……这些提案国或投票赞成国代表在发言中热烈祝贺中国代表团，祝贺中国重返国际社会。
　　21年来一直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但在近10年来与中国关系渐趋恶化的苏联及东欧各国，其驻联合国使节也纷纷上台致辞，祝贺中国代表团。特别是，为体现友好，匈牙利代表是用汉语致辞的。
　　祝贺中国代表团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发言一直持续到下午6时，共有57个国家代表发言。本来当天原定召开世界裁军会议，但却成为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日。
　　下午6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的发言时间到了。这次发言，是中国首次面向全世界各国代表阐述中国对世界重大问题的立场。七八千字的发言稿由外交部主持起草，经总理反复修改，呈外公最终定稿，集中了中国外交政策决策者的思想。“我们主张，任何一个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超级大国就是要超人一等，骑在别人头上称王称霸。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别人的超级大国。”
　　在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发言期间，各国代表聚精会神倾听。发言结束后，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随即，几十个国家的代表走到讲台前与乔冠华握手，这在联大历史上是空前的。据代表团工作人员、资深翻译过家鼎回忆：中国代表团事先准备好的300份团长发言英文本和法文本被一抢而空，翻译只得回旅馆重新打印，继续散发。
　　1971年11月15日，这一天实际上成为联合国历史上的中国日。
　　

“中国胃”的烦恼
在纽约度过的37天里，有一件事让代表团同仁很是头疼，那就是——吃。尤其是海容，她基本不吃西餐。
　　在美方每天提供的自助餐中，并非没有受中国人欢迎的饮食，比如早餐时每人一小杯橘汁，很是鲜美开胃。美国盛产柑橘，橘汁很常见，在当时中国则不易喝到。可在主食方面，中美两国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时间长了，大家的“中国胃”有苦不堪言之感。据亚非司女干部李松龄回忆：美国人会在正餐时提供一大块长方形牛肉，用叉子按下去后会有鲜血渗出，据说这是罗斯福旅馆的名菜之一。大多数中国人对这样的牛肉下不了口。出于好奇，吃两口可以，全数吃下者则为数不多。
　　代表团有3位随行厨师，本来完全能满足大家的需求。不过住在东道主旅馆里，起伙的事情不好说出口。外公在1973年军委扩大会议时，还提起海容向他诉的苦，说在美国吃不习惯……
　　好在大家想出一些办法，比如把中国酱豆腐抹在美国面包上，味道还真不错。只是李松龄记得有一次，一位与中方比较熟悉的美国客人来代表团驻地做客，不明就里地用叉子把整块酱豆腐送进嘴里，真是难为他了。
　　海容对每日的西餐最不习惯，后来中国驻加拿大使馆伸出了援手，紧急运送了一些佐餐的食品。海容记得，自己找了一瓶榨菜，于是就有了真正的美味了。终于，有一天，久违了的鸡丝汤面又出现在代表团就餐的饭厅里，香鲜异常。这是在代表团上下达成一致后，经过与旅馆友好协商，特许中国厨师做的。
　　12月18日，代表团成员回国。22日下午抵达北京，受到了与欢送同样隆重热烈的欢迎。周总理仍率曾去送行的政治局委员来到机场，江青也出席了欢迎仪式。大家走下飞机时，中央领导上前亲切握手。接着，代表团成员绕场一周同欢迎群众见面，这时，机场上锣鼓喧天，一片欢腾……
　　回国后的日子也不轻松。美国特使黑格12天后就要来华，为尼克松打前站，时间紧迫。海容和她的同事们马上又要投入一场新的战斗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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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布什访华想到的
2005年底的一个冬日，我开车去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办事。没想到，往常停车的国博北门禁停。我围着国博绕了一圈也没找到车位，最后停在了几公里外的北京饭店门口。那是上世纪70年代北京知名的涉外饭店，据海容介绍曾是高级代表团住的地方。
　　看到长安街路灯杆上飘扬的中美两国国旗，我意识到今天是美国总统小布什来华访问的日子。如果没记错的话，这已是他在任期内第三次访华了。
　　寒风中，街道上的行人各自赶路，马路上的车辆时停时行，一切如常。看来，除了对某些地段停车有限制外，美国总统的访问没有对北京市民产生太大影响。然而从我向海容请教和自己的调查可知，33年前尼克松总统的那次访华，动静之大，绝对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的。可以说，整个北京都为之动员起来。
　　我的意思不是苛责前人。相反，如果没有1972年2月那次成功的“破冰之旅”，如何能想象今天美国总统几乎每年来华一次，每次又几乎是“静悄悄”来去呢？前人的这份遗产，我们绝不能忘记。
　　国博的事情办完后，朋友约我去长安街上的中国大饭店谈事。此时已是中午，冬日的阳光格外温暖。在步行去北京饭店取车的路上，我瞥见香港电视台的主持人正在街边手持话筒，显然是在报导布什访华的消息。在她身边，是匆匆走过的行人。
　　到达中国大饭店后，停车又遇到问题。这里也设为禁区。会有谁来呢？我在心里问道。在饭店大堂，彬彬有礼的保安人员请客人留步几分钟，让出一条通道。红地毯前一扇门打开，一群中外男士跟随着一位黑人女士，一边说着事情，一边向饭店大门走去。我认出那是美国国务卿赖斯。两分钟后，警戒撤消，一切如常。
　　这可能是一次新闻发布会。当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北京时总是出现在钓鱼台或人民大会堂，起码也是北京饭店。当时可没有现在这么多涉外大饭店。而且听说布什总统在京已不像他的父辈那样住钓鱼台18号楼了，而是自愿选择下榻国际俱乐部饭店。这就是今天的所谓选择多样化吧——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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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访华
准将打前站
　　1972年1月3日，基辛格博士的副手——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准将率领先遣小组18人抵京。美方此行主要是为尼克松及其访华的大队人马进行技术安排，即解决访问期间与礼宾、安全、住房、电视转播、记者访问等有关的所有技术问题。
　　与身材矮胖，足智多谋的德裔美籍犹太人基辛格不同，黑格将军是典型的赳赳武夫，仪表堂堂。美国人大大咧咧、直来直去的特点在他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应该说，这样的人本来是很适合做朋友的。但乍暖还寒的中美关系何等复杂，黑格将军在华期间果然惹出一连串风波。
　　节骨眼上得病　美国先遣小组到来，海容本来是准备一心扑在接待工作上的。可是，一向身体皮实的她，却在这个节骨眼上得了重感冒。头一年夏天成立接待小组后，海容就连续作战，马不停蹄，未得休息。不过，得病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由接待美国先遣小组的地点所致。
　　原来，接待组把位于北京长安街上的民族饭店定为先遣小组的住地，随尼克松来华的大批记者也将被安排在此地。海容作为接待班子负责人之一，吃住都在那里。时值数九寒冬（三十多年前的冬天冷得很，不像现在“暖冬”已成惯例），海容所住房间暖气不足，要命的是窗户不严，露出半指宽的口子，很快就能把人吹出病来，据说美国人也有得病的。要说对黑格的接待后来“降温”，其实一开始温度就不高——当然，这是笑谈。
　　美方的口信
　　黑格此行，还负有一项特殊使命，就是受尼克松和基辛格所托向中方转达一个重要口信。该口信在对国际局势、印度和巴基斯坦冲突、越南战争和苏联威胁做出一番分析后得出下述结论：“苏联企图继续包围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美国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所以美国准备力图抵消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以维护中国的独立及其生存能力。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的世界领袖的形象，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美方口信中提到的“维护中国的独立及其生存能力”，“加强尼克松总统的世界领袖的形象”，凡此种种，都是中国不能接受的。为了共同的利益，中国已做好准备与昔日的敌人建立正常关系，使之成为今日的朋友，但这不能以牺牲自己的民族自尊为代价。“生存能力”之争，非同小可。
　　中方的反击
　　1月6日深夜11时30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会见黑格及其所率先遣小组一行。总理和叶帅准备要好好敲打敲打美国这位黑格将军。感冒未好的海容参加了会见，地点是人民大会堂。
　　总理面前摆着一份《对美方口信的答复》，代表中方的正式态度。会见时中方向黑格宣读了答复稿。“美方口信表示，期望通过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作为世界领袖的形象。对此我们难以理解。一个人的形象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而不是任何其他国家。我们从不认为有什么自封的世界领袖。”
　　至于“生存能力”问题，总理严辞批评了美方的提法。黑格尴尬地说：可能我没有正确地转达总统的意思。他第一次见到大名鼎鼎的周恩来，深为周总理不怒自威的魅力，为他所代表的中国人民的不屈精神所折服。
　　第二天，也就是1月7日，黑格一行离京赴上海、杭州，考察这两个尼克松即将访问的城市，海容到首都机场为客人送行。为了打起精神，重病的海容专门请民族饭店食堂做了片汤，这次喝了没吐。黑格由熊向晖等陪同向中国南方飞去。大家没有想到，一场潜藏的新的麻烦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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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将军失礼
美国先遣小组随后的情况，海容都是在电话中得知的。大概是在北京挨批的缘故，黑格的心情总是有点灰溜溜的。即便如此，还是得罪了上海方面，受到冷遇。其原因据说是在欢迎宴会上没有起身答谢祝酒。当时出面接待的是上海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主持上海工作的王洪文有事在北京）。
　　的确，美国人比较粗犷，上海人特别精细，这也许只是一个侧面。更重要的是，当时上海的负责人多是“文革”提拔上来的新干部，“左”得出奇。他们与熊向晖、章文晋等老干部在如何对待打开中美关系这一大局，如何看待黑格失礼这一问题上僵持不下，熊向晖等老同志很为难。上海方面还通知杭州：接待黑格“降温”。具体措施比如：脸无好脸，菜无好菜，还有“糖果减一半”等等。
　　原来，通过对基辛格一行两次下榻钓鱼台的情况观察，中方发现美方很喜欢中国糖果，每次房间里放多少就不见多少。美国人的确爱吃甜食，上海产的酒心巧克力也的确好吃。不过，再贪吃的美国人恐怕也会忍一忍，省下糖果打入行李，那可是赠送亲友的上乘礼品——从中国带回来的呀！所以，中方决定在客人离开时，为每位赠送10斤糖果。“糖果减一半”是把原定赠送的每人10斤减为5斤。
　　到达杭州的黑格因“生存能力”事件自知理亏，忍气吞声，不敢得罪中国人。同时，中方陪同人员与当地接待人员就接待“降温”发生争论。在北京，海容接到了汇报电话。海容此时病体稍愈，得知上海、杭州如此接待的情况后，迅速向总理和外公报告。
　　外公指示“升温”“美国人的事，不是小事，主席一直关心。”——海容说。果然，外公听完汇报后否定了上海方面的做法，指令立即挽回不良影响。据此，海容赶快给陪同黑格的班子打去电话，并报告了总理。外公也知道美国人喜欢中国糖，他对“糖果减一半”发出了指示：“糖果不能减，照送。”最高领导人的干预使一切云开雾散，接待黑格的温度迅速回升。
　　上海方面也迅速行动起来，赶在美国先遣小组到达机场前完成了一切工作。和上次送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一样，王洪文赶到机场为美国客人饯行。熊向晖等中方陪同人员总算松了一口气，只是黑格将军还蒙在鼓里，为突如其来的变化莫名其妙。当天新华社电讯只用一句话描述当时的情形，在知情者看来可谓“尽在不言中”：
　　“黑格准将一行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上海时，从北京陪同他们到外地的我国政府有关方面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均往机场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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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访华
冷中有热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中国开始对华访问。
　　尼克松是2月17日从华盛顿乘专机离开的，途中经过夏威夷和关岛并作短暂停留。《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新华社电讯。不过，尼克松启程访华前还发表过一段重要的讲话。新华社未做报导，为此受到总理的批评。这段话是：“当我们展望将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美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将来我们之间仍将存在分歧。但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找某种办法使我们可以有分歧而又不成为战争中的敌人。”
　　总理认为尼克松这番话非常坦率地说出了两国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在经历了朝鲜战争之后，中美两国终于开始建立求同存异、避免战争的机制，这是历史的进步。新华社未能捕捉到这样的信息，作为补救措施，总理把这句话用到了欢迎尼克松宴会的致辞中。
　　新华社消息还提到随同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的正式成员，其中有：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总统军事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工作人员约翰？霍尔德里奇。　尼克松在华第一站是上海，海容在此第一次见到他。
　　在打前站会谈中，比如交通工具问题，美方认为总统自始至终必须使用自己的专机“空军一号”，中方则认为尼克松在中国领空内应使用由中方提供的专机。双方一度僵持不下。最后中方提出了新方案：允许美国总统专机作为副机，跟随在由中方提供的主机之后。
　　无奈之下，美方代表提出：总统专机飞往北京的途中需要在上海加油，而在由上海飞往北京时，希望不必转乘中国专机。中方同意了美方的这一要求，但声明需由中方指派领航员登上美国专机，为其领航，这是显示国家主权的严肃行为。同时，外交部还决定派遣一个小组前往上海，迎接并陪同尼克松一行乘坐总统专机飞往北京。美方对此安排表示满意。海容成为这个先遣小组的一员。
　　美方专机到达上海，打开舱门后，中方先遣小组以及中方领航员登机。先遣小组成员包括——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美大司司长章文晋、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礼宾司干部唐龙彬等7人。他们的任务是专程前往上海迎接并陪同尼克松一行乘坐美方总统专机到北京，这是中国政府官员第一次乘坐美国总统专机。而在美国方面，邀请被访问国官员登上总统专机，也是不多见的。
　　在座机上，尼克松谈起基辛格1971年秘密访华时在巴基斯坦装病休养的尴尬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空军一号”是简朴但功能齐全的专机，会议室和起居室只有一些必要的单人软沙发和桌子，并无多少奢华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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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冰之旅
尼克松是在第一个任期内的最后一年1972年访华的。希望连任的尼克松，对此寄予厚望。他认为：与中国改善关系，能够大大加重美国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分量，因而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公众会支持自己在下一个任期继续这项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不过，“中国之旅”绝非易事。1969年美国飞船即已登月，美国总统访华则在1972年。分隔中美两国的太平洋，竟比地月之间的大气层和星际空间还难跨越。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尼克松此行被西方媒体称为“破冰之旅”是很有意思的。或把冰山分开，或被冰山所困，访华成功或失败的可能性同时存在。
　　作为第一个访问未建交国家的美国总统和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在职美国总统，尼克松一定会面对美国国内###及反华势力的强大压力。另外，尼克松于1953年结识的“老朋友”蒋介石，也在暗地里怒责他“朝毛”（即朝拜毛泽东的意思）、“向毛叩头”了。台湾在美势力对美国政要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作为共和党推举出来的总统，尼克松时刻要小心在野的民主党。何况由于越南战争，尼克松在美国已很狼狈，严酷的形势不容许他犯下大错。
　　专机于上午11时30分抵达北京东郊首都机场。尼克松总统与其夫人并排手挽手顶着寒风，稳步踏上专机舷梯。然后尼克松总统抢先一步走下舷梯，主动伸出右手，周总理小步上前，也伸出手来，两只手热烈有力地紧握在一起。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拒绝与中国总理周恩来握手的时代，终于过去了。
　　突如其来的会见　就在这时，外公又做出了一个出乎世人意料的决定。
　　据护士长吴旭君回忆：尼克松到达北京前，她给外公念外电评论，其中有一条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这是说尼克松投降的意思，代表反对此次访问者的看法。外公听完这条消息，笑了。他说：“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
　　这个“围”如何“解”？直到1972年2月21日，谜底才告揭开。
　　中方第一个得知消息的是吴旭君。外公是把吴旭君叫到床头告诉她的。此时，缠绵病榻的老人家已有七八天很少起床和久坐了。他对吴旭君说希望立刻见到尼克松。
　　此事非同小可。这一次，吴旭君不必像去年4月让她打电话给海容，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那样迟疑不决。从海容那里，她知道外交部一直无法把外公会见尼克松的时间确定下来，怕的就是身体情况不允许。现在终于能确定了，十万火急，必须马上准备。
　　吴旭君首先服侍外公起床，扶他到卧室的沙发上坐好。然后，小跑着出了屋。从1972年2月1日外公改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外宾开始，基本上都是由秘书###负责搀扶老人家迎接客人，这次，也要让她有精神准备。接着吴旭君又跑去告诉卫士兼理发师周福明——自从月初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以后，基本上卧床的老人家就没理过发。另外，周福明还要负责准备会见厅（即书房）的茶水。
　　然后，吴旭君又跑到值班室，通知了外公的贴身警卫李连成，再由他报告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副主任张耀祠和中南海西门门卫，这些属于安全保卫范围。另外还通知了秘书徐业夫。细心的吴旭君还通知了生活管理员吴连登，让他准备点食物，因为她担心老人家会见时有可能出现低血糖。
　　最后，她跑到因外公病重而常住中南海游泳池的医疗组，告诉他们即将的会见消息，请大家随时待命。办完这些事情，吴旭君赶回卧室，把老人家扶到会见厅，安排他坐好。自己又到医疗组，再一次检查了医疗器械和急救物品。
　　

外公如何准备
在吴旭君忙碌的同时，外公也相应做了些准备，《参考资料》2月21日上午版刊登了以下两篇对外公会见尼克松有用的材料，外公应该是在会见前看过的。
　　第一篇是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中国前，在临时落脚地关岛对记者发表的讲话。其中有这么两句：“总统说，他期望他同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尼克松说，毛和周都是“有哲学头脑的人物，他们不是仅仅讲究实际的、注意日常问题的领导人。”
　　第二篇是“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在“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开会典礼中的致词：“所以今天国际间任何与恶势力谋求政治权力均衡的姑息举动，绝不会有助于世界和平，而适以延长我七亿人民的苦难，增大全世界的灾祸！我们对任何有损于中华民国主权利益的行动，保有高度的警惕！”　　在不久尼克松到来后，这两篇材料被外公借题做了精彩发挥，成为会见中的画龙点睛之笔。
　　总理下午2时左右得知外公决定会见尼克松，客人已去驻地休息，4点半将有全体会谈，7点钟还有欢迎宴会。总理非常着急，海容马上按总理的吩咐，叫韩叙来。礼宾司代司长韩叙随即赶到。总理对他连说两遍：赶快准备、赶快准备！一向精明能干的韩叙却摸不到头脑，见此情况，海容对韩叙做了解释。最后，总理决定分头行动：自己赶往尼克松所在的钓鱼台十八号楼说明情况，再去游泳池检查会见准备；海容赶往中南海游泳池，安排安全保卫及摄影摄像等工作；另外，安排尼克松尽快前往外公住处。
　　

基辛格的回忆
美方第一个得知消息的是基辛格。他这样回忆道：“1972年的那一天，两点三十分，我们才吃完丰盛的午餐，有人来告诉我，周恩来有急事在会客室等着要见我。他不像往常那样先开开玩笑，而是直接对我说：‘毛主席想见总统。’我问他是否带温斯顿？洛德同往，他同意了……”
　　1971年10月基辛格访华，1972年1月黑格访华。他们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期间，中美双方每次都要谈到一个问题——毛泽东主席何时会见尼克松总统？中方回答照例是：现在无法确定。尼克松、基辛格心中总像有一块石头没有落地。
　　对于中方不能确定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总统的时间，基辛格也发表过一番议论：“他难得会见外国人，会见的对象几乎无例外是外国的元首或共产党首脑。尼克松首次访问北京时我作为总统的幕僚曾见过毛一次。那次召见的通知来得很突然，因为从未预定正式接见的时间。部分的理由是因为这位主席当时健康已欠佳，难以预定他的身体状况什么时候适宜会客。也可能是故意如此布置，因为轻易不露面可增加神秘感，令人可望而不可及更能提高威严。”
　　关于外公的传闻
　　所谓外公“难得会见外国人”，在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后并非虚言。从1971年10月到1972年2月的近五个月里，他只在公开场合中出现并被报导过4次。因此，一段时间内外国新闻界盛传外公病重，或者干脆说——毛泽东可能已不在人世了！
　　现在，美方心中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了！毛泽东主席不但同意会见尼克松总统，而且极不寻常地把时间定在总统到达机场后3小时之内，这是极其罕见的礼遇。外公会见外宾的时间以及会见时间的长短，反映出对会见的重视程度，国际关系专家基辛格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有理由为美国而高兴。尽管总理提出只会见15分钟。
　　中方主随客便
　　得知外公即将会见总统，根据美方提议，由尼克松、基辛格和洛德出席。中方按外交惯例，主随客便。必须提到的是：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以及随同来华的国务院诸公因此失落并且愤怒过好一阵子。尼克松与毛泽东的历史性会见，美国外交最高长官居然没有参加，连记录人员都没派去一个。尼克松、基辛格与国务院的矛盾积聚已久，后来在杭州围绕中美《联合公报》定稿爆发。
　　不过，老谋深算的基辛格博士怎能轻易在中国总理面前表露出美方真实的心情呢？于是，他耍了一个小滑头。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说：“我决定装作冷淡一点，便问周恩来，在当晚的宴会上他准备念讲话稿呢还是作即席发言。他表示将念稿。我又问他，我们讲话稿的语气应该温和一些呢还是强硬一些，以便和他的语调相配合……”　　随即，他赶忙通知尼克松。据说尼克松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