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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爱大米-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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腥怂担ぢ寤舴蚴谴右幻俚墓陌锴宰吡耸指澹缓笠宰约旱拿宸⒈恚灰灿腥怂担ぢ寤舴蚴谴右幻淮蛩赖陌拙偕砩纤训秸夥菔指宓摹�1929年3月，苏联《真理报》以“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名义发表了由绥拉菲莫维奇、法捷耶夫等人签署的公开信，声称《静静的顿河》一书确系肖洛霍夫所作，关于肖洛霍夫剽窃的传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制造出来的“恶毒诬陷”。
然而，这则声明更让人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由一个庞大的作家团体和一群知名作家来“证明”不是剽窃，这件事情本身多少就有点不正常。而且，“恶毒诬陷”的说法，也不大符合基本的逻辑：如果仅仅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那时候“革命阵营”里知名度更高的作家有的是，为什么反动派偏偏挑中了肖洛霍夫来开刀呢？就肖洛霍夫本人的创作来看，他除了《静静的顿河》以外，再没有别的一流大部头的作品。他的其他作品，如《被开垦的处女地》等，与《静静的顿河》相比，无论是思想深度、艺术价值还是语言风格，都有天壤之别。“拥肖派”用肖洛霍夫的才华过早地衰竭这一理由来解释，而“反肖派”则抓住这一点大作文章，咬定可以判定肖洛霍夫不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但是，双方都拿不出进一步的证据来。
1937－1938年之间，正是斯大林清洗持不同政见作家的一个高潮，也正是肖洛霍夫得宠的时候。就在这样的时刻，罗斯托夫州的《铁锤报》和罗斯托夫州委收到许多群众的来信，反映《静静的顿河》一书的作者是哥萨克作家费尔多？克留科夫。克留科夫的岳父是肖洛霍夫在顿河军团中的战友，他把女婿的手稿转交给了肖洛霍夫，没有想到肖洛霍夫居然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这个传闻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
苏联著名歌剧演员薇？亚？达维多娃，曾经是斯大林多年的秘密情人，与苏联政界和文化界上层人物有很深入的交往。她跟高尔基、阿？托尔斯泰、帕斯捷尔纳克、皮利尼亚克等人都是朋友。她很喜欢《静静的顿河》，但是不喜欢肖洛霍夫，在她看来，肖洛霍夫身上充满了“小人得志”的猖狂。她在回忆录里如醉如痴地赞美《静静的顿河》：“还没读几页，顿河哥萨克家乡的生活方式使我惊骇：人人酗酒，粗鲁野蛮，前所未闻的流氓行为，父亲强奸女儿，丈夫把妻子打得半死。哥萨克愚昧无知，他们相信巫术、咒语和赌咒发誓，他们对外部世界和他们不得不介入的战争目的的认识是极其模糊不清的，但却清楚自己祖先的故事，善唱优美动听的歌曲，具有令人吃惊的对大自然的审美感。他们恪守着传统习惯和生活习俗，鄙视自己的邻居：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但在实际接触中，她却发现肖洛霍夫是一个卑琐无知的家伙。
有一次，契诃夫的姐姐契诃娃邀请皮利尼亚克去雅尔塔度假，皮利尼亚克便邀请达维多娃同行。那时，皮利尼亚克还没有意识到一根绞索已经套在自己的头上，依然压抑不住自己的才华，滔滔不绝地表达着。在路上，达维多娃询问到《静静的顿河》的情况，认为作者与作品相差太大了。于是，皮利尼亚克说出了一个天大的秘密。达维多娃把皮利尼亚克所说的一切都写到了回忆录里。
皮利尼亚克说，肖洛霍夫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是《蔚蓝色的原野》，后来收在《顿河故事》里。这是一篇平平淡淡的、毫无动人之处的作品。肖洛霍夫请求皮利尼亚克为之写评论，皮利尼亚克坚决拒绝了。三年以后，大型文学月刊《十月》推出了厚厚的两卷本堪称用标准而绝美的散文体语言写成的小说《静静的顿河》。整个文学界和成千上万的读者都交口称赞。文学界光辉灿烂的一天到来了，数十篇热情洋溢的评论对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的作者大唱赞歌。肖洛霍夫一夜成名。阿？托尔斯泰大惑不解，一个庸才怎么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天才？高尔基对着费定、列昂诺夫、法捷耶夫和皮利尼亚克等人说：“你们要向肖洛霍夫学习！”然后又笑着说：“在我的创作生涯中，如此不寻常的情况还是首次发生！”
在一次文学讨论会上，皮利尼亚克认识了沙俄时代奥廖尔中央监狱的政治犯奇斯加科夫。而奇氏恰恰是肖洛霍夫在军队中的同事。他揭露了肖洛霍夫在一次作战中被俘，被俘后向匪帮下跪求饶，并且替匪帮枪杀自己的几名战友的骇人听闻的行为。更不可思议的是，他透露出《静静的顿河》一书的作者另有其人。于是，皮利尼亚克经奇斯加科夫介绍来到诺沃科夫松斯基村。在村边一所颓败的小房子里，皮利尼亚克见到了克留科夫的母亲、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
老人向皮利尼亚克讲述了儿子的生平。克留科夫1870年生，受过良好的教育，教过12年的书。他深受人民的爱戴，1906年在顿河军队中当选国家杜马的代表。1907年，克留科夫写出了反映哥萨克生活的作品《哥萨克主题》，受到文学界热烈的评价。柯罗连科称赞说：“第一个给了我们真正的顿河色彩。”1914年，又出版《短篇集》。克留科夫走遍了顿河流域，对哥萨克生活了如指掌，在革命以前，他就已经获得了极高的声誉。10年代，克留科夫开始搜集资料，准备写作一部长篇巨著。他有无数个笔记本，上面记载了剽悍的哥萨克老人给他讲的故事以及各种传说、神话、谚语、歌曲、俚语、方言和俏皮话。内战爆发以后，克留科夫在战争中受了伤，患伤寒而死。死前不久，他曾经给母亲写了一封信。
老人把这封信看了无数遍，信的内容被老人一字不漏地记在心中：
亲爱的妈妈：
您知道战争不是过节。这里很多人都在流血，但更多的是无谓的死亡。吃尸体的鸦群可高兴了！妈妈，战争比流放更残酷，流放毕竟打不死人。死我倒不怕，我总想把描写顿河哥萨克命运的书奉献给人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我给了他您的地址。如果你们有机会相遇，请您们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接待他。我喜欢他的谦逊，他很少谈自己，很善于听别人谈话而自己缄默不语。他不博学，是个有点狡猾的小伙子，城府很深。他有一双眯缝眼和紧闭的嘴唇。他对一切事物的看法都很肤浅。对于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知之甚少，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他几乎没有读过，他说没有时间。果戈里他不了解，柯罗连科对他来说简直是代数公式。战争结束后他打算教书，可是这种教师能给孩子带来什么知识？把孩子培养成呆傻人员、肖洛霍夫说他的外祖父是从梁赞迁来的，他在一个富庶的庄园长大，后为谋生同母亲迁到顿河，也就是说他不是我们民族的人。
妈妈，我是那么爱您，尊敬您，每天我都为您祈祷。
再见啦，亲爱的妈妈。致深深的敬意！
您的儿子
克留科夫死后，肖洛霍夫果然来看望战友的父母。克留科夫的父亲询问到儿子的笔记本。
肖洛霍夫说：“他的笔记本放在军用挎包里，经常拿出来在上面写东西，还跟我谈起他的夙愿：写一部关于哥萨克、顿河和我们辽阔的大地的书。”
“那么，依您看，我儿子的笔记本会跑到哪里去呢？”
肖洛霍夫的脸一下子红了，他说：“我怎么会知道？也许同军用挎包一起被埋进了阵亡将士公墓？也许被谁藏起来了？当卷烟纸，干什么都行。”
“您认得我儿子的挎包吧？”克留科夫的父亲接着问。
“怎么不认识！”肖洛霍夫脱口而出。
老人从抽屉里拿出用破了的、绣着儿子姓名的挎包，说：“有人把挎包连同死亡通知书一起送过来了。”
肖洛霍夫顿时像惊弓之鸟一样坐立不安。
母亲也开始说话了：“您说，我的儿子的坟墓在哪里？他的笔记本又在哪里？求求您还给我们吧。我们可以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给您。这是我对死去的儿子唯一能做的事情了。您要他的笔记本有什么用处？母亲的心是不容欺骗的，它告诉我，您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肖洛霍夫没有道别就走了。几年以后，克留科夫的父亲去世了。有一天，有人给克留科夫的母亲拿来一本《十月》杂志。母亲在上面看到了儿子熟悉的文字，而署名却成了肖洛霍夫。母亲前往莫斯科，向编辑部的人反映，但人们把她当作疯子。她又去找已经飞黄腾达的肖洛霍夫。肖洛霍夫拒绝见她，让人送来一张纸条：“要钱应该找社会救济部。”母亲去找律师，律师说：“您没有任何物证，您要告他，只能使自己陷入可笑的、狼狈的处境里。律师不相信语言，只承认证据。我无法帮助您，而且我相信谁也帮不了您……”
以上是皮利尼亚克讲述自己亲身见闻的事实。后来，克留科夫的母亲在绝望中自杀了。
达维多娃详细地记录下了这一切。但是，她的回忆录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呢？我们今天也很难判断。那封信就有点让人疑惑：在一封家书里，克留科夫为什么用这么多的笔墨来描述肖洛霍夫？难道他早就知道自己的作品会被肖洛霍夫剽窃？既然他有预感，为什么还把肖洛霍夫当作朋友？是不是因为军队中实在难以找到值得信任的人，他不得不与肖洛霍夫结交，希望对方在自己遇到不测的时候，能够向自己的双亲报信？从信中可以隐约看出，克留科夫对自己的死亡似乎早已预料到，肖洛霍夫是他选好的介绍给父母的朋友。
1965年，肖洛霍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此后，他凭借崇高的文学地位为官方的文艺政策服务，在苏共23大上激烈攻击持不同政见的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埃尔。这样，他就成了一个“风暴眼”。关于《静静的顿河》的作者权的争论，扩大成为冷战时代“左”与“右”两大阵营的斗争。
1974年，一位苏联文学评论家用A的笔名在巴黎出版了名为《〈静静的顿河〉？小说之谜》的研究著作。该书通过对《静静的顿河》的情节、风格等的全面研究，认为作者不是肖洛霍夫而是克留科夫。《静静的顿河》第一、二卷中的95％和第三、四卷中的70％是克留科夫所之的。这本书得到索尔仁尼琴的完全肯定，并为其写序。因而在西方轰动一时。
当然，也有不少对肖洛霍夫有利的材料。奥斯陆斯拉夫－波罗的海研究所的克耶特萨教授写过一本名叫《〈静静的顿河〉是谁写的？》的专著。刘文飞先生在《电脑批评：文学作品的电脑数据研究》一文中对此书及其研究方法有详细的介绍。（见《墙里墙外——俄语文学论集》，刘文飞著，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克耶特萨教授运用计算机对肖洛霍夫与克留科夫两位作家文本的句长、词长、词类及其位置和搭配、词汇构成等进行数据对比分析，研究极其细致。他得出的结论是，各种指数都偏向肖洛霍夫，因此在肖洛霍夫与克留科夫两人当中，肖洛霍夫更像是《静静的顿河》一书的作者。但是，同样不能完全确定肖洛霍夫肯定就是原书的作者。而且，在文学研究领域，电脑分析是否可信，也让人心存疑虑。在1978年在萨格勒布举行的第八届国际斯拉夫学者会议上，就有学者在报上公开表示对此结论不以为然，“较之于任何一种计算机，我更相信索尔仁尼琴。”
最近，俄罗斯文化双月刊《话语》第四期刊登了《关于〈静静的顿河〉的主人公》一文，文章作者根据肖洛霍夫的邻居的讲述、解密档案和其他资料，介绍了“葛利高里”的原形——叶尔马科夫。叶氏是一个典型的哥萨克，其生活经历与《静静的顿河》中的葛利高里有惊人的相似性。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战勇敢而获得乔治十字章。1919年，顿河领域暴动，叶氏成为白军的一名师长。此后，他多次摇摆于红军与白军之间，时而是红军布琼尼部队中的干将，时而是白军里的台柱。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叶氏的遭遇是悲剧性的。他于1927年被捕，同年6月被作为“苏维埃政权的特别危险的敌人”处死。当地村民都深为不平，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哥萨克”。1989年，叶氏的冤案获得平反。据叶氏的女儿回忆，20年代，肖洛霍夫结识了叶氏，两人成为好朋友。叶氏详细向肖洛霍夫讲述了自己的战争经历。在已经解密的叶氏的档案中，有一封肖洛霍夫给叶氏的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叶尔马科夫同志：
我需要从您那儿再了解某些关于1919年的情况。
希望我从莫斯科去看您时，您不会推辞，会乐意告诉我这些情况。我打算今年5月到6月间去您那里。这些情况与顿河暴动的细节有关。请您写信到卡尔金斯镇，告知何时去您那里比较方便？这几个月您是否准备长时间外出？
此致
敬礼
米？肖洛霍夫
1926年4月6日
这封信显然没有到达叶氏手中，而被有关部门扣住了。
这则材料可信度较高，但是它也只能证明肖洛霍夫与叶氏有过交往，却无法肯定另一个更重要的前提，即：叶氏究竟是不是葛利高里唯一的原形？在内战中，像叶氏这样的哥萨克太多了。我们很难排除克留科夫或者别的作家也接触过一个比叶氏更像葛利高里的哥萨克传奇军人的假设。那么，这封信还是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一个谜。谜底什么时候才能够揭开呢？《静静的顿河》的作者之谜，说明了本世纪以来俄罗斯文化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在本世纪的中国文化中，同样彰显着。
求索真自由
——从令狐冲与傅红雪两个小说人物
看金庸与古龙之自由观
令狐冲是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中的主人公，傅红雪则是古龙小说《天涯？明月？刀》中的主人公。《笑傲江湖》是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生涯中的成熟之作，《天涯？明月？刀》则是古龙武侠小说创作“求变、求新”时期的转折之作。我一直认为，金庸与古龙分别代表着武侠小说的两极：如果说金庸采取的是一种回顾的姿态，怀着对传统中国无比的眷恋，营建了一个诗情画意的武侠世界；那么，古龙则选择了另一种前瞻的立场，在西方现代文化的笼罩下，打造现代人的情感、欲望和痛苦。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无论是骑士传奇还是武侠小说，表达的都是作家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与失望，都是人类在不自由的日常生活之中，对一种更加自由的生活状态的向往。从奇#書*網收集整理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一部武侠题材的作品，所要传达的都是“不自由”与“自由”的冲突、调和与斗争。面对这种冲突、调和与斗争的复杂状貌，每一位作家都有其迥然不同的表现方式。金庸与古龙，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有可比性的两种。
本文试图通过对令狐冲和傅红雪两个小说人物作个案研究，剖析金庸与古龙两位最优秀的武侠小说作家，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挤压中获得各自的艺术平衡，如何发挥各自超凡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建构出一个相对自由的、纸上的武侠世界。
传统与历史
金庸的小说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历史之中，也就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金庸小说中的“历史”，类似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与正史相对立、相抗衡的笔记和野史，他往往透过某一历史横断面铺展开去，或者从某一历史疑团处顺藤摸瓜，演绎出一段与真实历史若断若连的精彩故事。
武侠的世界，必然是一个动荡的、不安的世界。所以，武侠小说家一般都会采用乱世或者朝代更迭的转折时刻，作为其小说宏观上的“历史背景”。动荡的大时代，方有暴力的彰显和武功的价值，方有跌荡起伏的人物命运和荡气回肠的情感纠葛。倘若在太平盛世，再伟大的英雄，也只能够在招安和归隐这两条庸俗而平淡的人生道路之间作有限的选择。这种情节设置，显然满足不了读者的胃口。这也正是像《三侠五义》之类发生在“承平时代”的武侠小说，读来让人感到索然无味的根本原因。
金庸的小说，大多以两个政权交接的时代为历史背景：一是宋末元初，二是明末清初。前者如《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等，后者如《书剑恩仇录》、《鹿鼎记》等。在我看来，以真实的历史作为武侠小说的叙事背景，不仅说明武侠小说作家对中国古代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史传传统”的重视，而且表现出作家对历史强大的“向心力”无奈的屈服。即使是最优秀的武侠小说家，也会不由自主地认为，在小说中搀和进浓郁的历史因素，既能够提升武侠小说作为一种长期受到蔑视的通俗文学体裁的地位，又能够在森严的文化格局中申明武侠小说这一“不登大雅之堂”的文类的“合法性”。所以，在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各种通俗小说中，一般而言，越是历史背景清晰、历史人物众多、历史比重显赫的小说，其主题思想越是受到历史传统中固有观念的束缚和制约，其主人公的性格也就越发打上了传统伦理价值的深刻烙印。
《侠客行》、《连城诀》、《笑傲江湖》等，是金庸小说中少数的几部历史背景淡漠、甚至隐退不彰的作品。因而它们的主人公也多半是享有更多的“自由”的人物。《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其“大侠”称号的获得，不是因为其武功盖世，而是依托其保卫襄阳的壮举，这一壮举背后是他为捍卫正统政权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生取向。所以，赋予郭靖“大侠”名分的，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意识形态的文化符码。与之相比，《笑傲江湖》等几部作品，情节的展开一般都与国家、民族之“大义”无关。它们的主人公并不直接参与到“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入世追求之中。这些英雄人物或者“准英雄人物”，是在更为广泛的“正义”、“公道”的意义上，获取了各自“大侠”的身份。他们的价值观，或多或少都对传统道德伦理有所突破。至少主人公作为个体的独特价值，在扣人心弦的故事进程中得到了相当充足的凸现。
令狐冲是金庸小说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之一，也是最受读者欢迎的人物之一。郭靖的性格过于方正，萧峰的命运又过于悲壮，杨过的行为太偏激，而张无忌的精神又太软弱。只有令狐冲以其一曲荡气回肠的《笑傲江湖曲》和一把轻灵飘忽的长剑，捕获了许多读者的心灵。他的性格魅力、他的自由心态，缘于他跟历史“脱钩”的作为个体的存在。当然，令狐冲与宏大历史的“脱钩”，依然是不彻底的。金庸在《后记》中说：“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这种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中都有，大概在别的国家中也有。”也就是说，以令狐冲为中心虚构的《笑傲江湖》的故事，虽然没有被镶嵌在某一段历史叙述之中，但它却直接地隐喻着现实社会。后人在阅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来。金庸认为自己并没有刻意地去讽喻现实，所以特意在《后记》中说：“‘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在六十年代时就写在书中了。”但无论如何，《笑傲江湖》的故事与现实世界具有某种惊人的相似性，而令狐冲的人生态度多少也是表明了作者本人的基本意向。
令狐冲是金庸写得最自由的人物，他可以跟江湖大恶人田伯光拼酒比剑称兄道弟，他可以担任全部成员是女尼姑的恒山派的掌门，他也可以与魔教教主的女儿任盈盈结为夫妻。其言语行事，多属于“任性情”一类，像是从《世说新语》中走出来的人物。令狐冲以自己认可的正义为准则，来惩恶扬善。他从容地游弋于“正邪”、“黑白”二分的江湖世界之中，并超越被世俗人等遵守的神圣的、固有的观念。
与令狐冲相比，古龙笔下的傅红雪拥有更为彻底的自由意识。《天涯？明月？刀》是古龙创作风格发生转折期间的一部力作，正如他本人所说：“《天涯？明月？刀》是我最新写的一篇稿子，我自己也不知道它是不是能带给读者一点‘新’的感受，我只知道我是在尽力朝这个方向走！”（《写在〈天涯？明月？刀〉之前》）这种转折具有相当的超前性。因此，这部小说问世之后，遭到了读者几乎是众口一词的批评。古龙的写作受到商业出版机制的制约，所以读者的批评给他以沉重打击，迫使他放弃了这一大胆的探索。
与古龙的其他小说一样，《天涯？明月？刀》的主人公傅红雪所生存的时间与空间，都与真实的历史无关。文学的本质在于虚构，在我看来，文学作品审美价值高低的标志之一，就在于它对既成的“历史”的超越。宥于具体历史事实的小说，只能是历史的附庸和注脚而已。古龙没有作挑战历史或者重写历史的尝试，他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作家，他选择的是一条取巧的道路：干脆就无视历史的存在，而虚构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武侠世界。不管古龙是否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设想，他的这种勇气是金庸所缺乏的。
我们能够清晰地辨识出令狐冲是一个中国人，或者说是一个渗透了中国文化气质的人；但是，我们在阅读傅红雪的时候，更多地是从“人”而不是“中国人”的角度来认识他的。傅红雪没有门派、没有师承，甚至也没有亲人和朋友，他孤身一个人在江湖的旋涡中挣扎。无“有”，他也就获得了完全的、彻底的自由。
古龙通过傅红雪将“自由”的理念推到极致，而一旦进入极致的状态，必然带来人性的扭曲与变态。如果说金庸是在一个中庸和妥协的维度之内，保持着笔下人物的和谐与圆满；那么，古龙却是在极端的状况中，让人类内在的善与恶以及两者的冲突展示得淋漓尽致。令狐冲借助酒来弱化自己与现实世界的不融合。酒消解了清醒与沉醉的界限。酒让饮酒者在有限的时空之内，有效地与世俗社会达成了某种默契。在《笑傲江湖》中，写令狐冲酗酒的段落多得几乎到了让人厌倦的地步。然而，大多数的读者却没有领会金庸在文字背后的深意。
与令狐冲相反，傅红雪则天生就是一个“畸人”，虽然武功举世无双，但患有严重的癫痫病。一旦病发，他不仅完全丧失理智与情感，而且濒临死亡的边缘。古龙有一段写傅红雪发病的文字，读来十分精彩：“傅红雪已倒下来，倒在一条陋巷的阴沟旁，身子蜷缩抽搐，不停地呕吐。也许他并没有吐出什么东西来，他吐的只不过是心里的酸苦和悲痛。他的确有病。对他来说，他的病不但是种无法解脱的痛苦，而且是种羞辱。每当他的愤怒和悲伤到了极点时，他的病就会发作，他就会一个人躲起来，用最残酷的方法去折磨自己。……他用力抓起把砂土，和着血塞进自己的嘴。他生怕自己会像野兽呻吟呼号。他宁可流血，也不愿让人看见他的痛苦和羞辱。”这就是一个拥有了绝对自由的人，所必然付出的代价。古龙写傅红雪，实际上是写人类的一种极端形态的生存状况。极端的爱、极端的恨，最后是惊心动魄的“病态”——所谓的病态，其实也就是“非常态”而已。
金庸在令狐冲的身上投射了他的自由观，从西方政治学的定义来看，这是一种“消极”的自由；而古龙却在傅红雪的身上投射了另一种自由观，这是一种“积极”的自由观。就两位作家的个人经历来看，金庸可谓事业成功、青云直上，作为一名“有产者”，自然会信奉“消极自由”的理念；而古龙沉沦于社会底层、至死都以稿费维持艰难的生活，作为一名“无产者”，他当然更倾向于“积极自由”的原则。
家庭与爱情
家庭与爱情是制造戏剧冲突的两种最基本元素。而作为武侠小说，其主要人物都必须在不着边际的江湖世界中游荡，从而展现他们生命中“非常态”的一面。所以，作为“常态”的家庭生活，在武侠小说中，被作家刻意地加以回避。
一百多年以前来到中国的著名传教士何天爵，在《真正的中国佬》一书中精辟地指出：“中国人与自己的家庭、家族的联系十分紧密和强烈。他们从来不游山玩水，寻欢作乐。除由于私事或者公务而不得不出门远行外，其他的时间他们从不须臾离家一步。”要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家庭乃是一个最为核心的概念。“五四”新文化运动，撼动根深蒂固的传统，先驱者们也是从家庭入手的。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巴金的长篇小说《家》，堪称其中的两个典型代表。这两部作品对传统文化的打击是致命的，因为它们批判的锋芒直接针对的目标就是家庭。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以金庸、古龙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天生就具有某些反传统的因素。这些小说，一般是情节刚刚展开，就将家庭的秩序悬空，或者干脆就无情地打破了宁静的家庭生活。《笑傲江湖》的开头，就是以侦探小说的笔法写林家的灭门之祸。家的毁灭，乃是武侠故事的开端。
令狐冲与傅红雪都是没有父母的孤儿，都是江湖上的浪子，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但是，令狐冲虽然没有亲身的父母，却有高高在上的师父与师母。师父和师母将令狐冲养大，从他的童年时代就一直充当着、替代着他的父母的角色。令狐冲的师父、华山派掌门人岳不群，随着小说情节的进展，逐渐褪去其“君子剑”的外衣，而暴露出狰狞的面目。令狐冲与岳不群之间，由师徒关系一步步转换成仇敌关系。尽管如此，令狐冲心目中依然无法脱离岳不群的阴影，在嵩山武林大会上，他见到师父、师娘和华山派一众师弟师妹时，是这样的表现：“他心中一酸，跪下磕头，说道：‘令狐冲拜见两位老人家。’”在遭到岳不群的训斥之后，“眼泪涔涔而下”。而此时，岳不群的阴险毒辣已然暴露无遗。由此可见，令狐冲难以摆脱中国传统中牢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关系。令狐冲虽然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但江湖社会与世俗社会是同构的，江湖中的师门、派别等等，又何尝不是令狐冲的另一个“大家”，何尝不是他脖子上又一道沉重的枷锁？
与令狐冲相反，傅红雪在小说中自始至终都无门无派，一个人、一把刀，浪迹天涯。傅红雪没有家庭的束缚，故能够更加自由地行事。在《脱出樊笼》一章，古龙写傅红雪与琴师钟大师之间的对话，文字犹如行云流水，而古龙的自由观也蕴含其中。傅红雪对钟大师说：“我在这把刀上付出的，绝不比你少，可是我并没有得到你所拥有过的那种安慰和荣耀，我所得到的只有仇视和轻蔑，在别人眼中看来，你是琴中之圣，我却只不过是个刽子手。”但是，傅红雪转而从另一个层面发掘到了自身的尊严和高贵，“他已经找到了生命的真谛，从别人无法忍受的苦难和打击中找出来的！因为别人给他的打击越大，他反抗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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