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鼠爱大米-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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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就抵得上一个州县一年的赋税。可怜的老百姓，最好对皇帝们的生活“不思”、“不议”、“不言”、“不说”。皇帝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本来就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一旦冒冒失失地去思议、去言说，出丑的只会是自己。
偶尔翻民国的史料笔记丛刊，在民国时期著名的新闻记者张慧剑的《辰子说林》中，发现了一则名为《锯木皇帝》的材料，信手拈来，颇值玩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发生革命，皇帝威廉二世逃到荷兰。战后协约国开巴黎和会，许多国家都希望审判威廉。尤其是当时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为了获得选民的欢心，公开以“缢杀恺撒”为口号，日日叫嚣于各个演讲会上。在凡尔赛和约签字前夕，协约国准备成立特别法庭，审判战争元凶之一的威廉。最后由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审判终于不了了之。
于是，前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便在荷兰安静地度过了二十三年的余生。当年政务繁忙，今日闲暇无事，如何打发漫长的日子？放心，皇帝自有皇帝的办法。威廉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以后，人们只是从报纸上得知他新的娱乐方式乃是“锯木”。皇帝亲自披挂上阵，操刀砍伐树木，二十多年间一共砍伐了六千六百多棵树。平均下来，不到三天就要砍伐两棵树。皇帝虽然是流亡皇帝，绝对还没有穷到亲自砍树挣饭钱的地步。因为，威廉出国前就收拾了不少民脂民膏，足以供自己和家人挥霍余生。那么，他为什么辛辛苦苦地去砍伐树木呢？难道仅仅是出于强身健体这一单纯的目的？
先不揭开谜底，再来讲讲另一个与威廉有相似爱好的皇帝的故事。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可没有威廉那么幸运了，他和家人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被布尔什维克枪杀在地下室之中。在被辗转囚禁期间，这位集残酷与软弱于一身的沙皇，最大的爱好也是“锯木”。苏联崩溃后，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首次公布了若干秘密档案和文件，其中就有沙皇的日记。尼古拉有记日记的习惯，尽管文字流于简陋，但也颇为真实地透露出他监禁期间的生活情况。在1917年6月20日的日记中，尼古拉这样写道：“白天，我们砍倒了网球场另一边的四棵枯树。”6月25日：“2点钟我们去散步。下了几场雨，但没把我们淋透。我们砍倒一棵杉树，并锯成了小段。我们看我们的人如何割草。”6月26日：“我给阿列克谢（皇太子）上地理课。我们在温室另一边离篱笆墙不远的地方伐倒了一棵杉树。”6月27日：“白天，我们又在老地方伐树。我们砍倒了两棵杉树，并锯成小段。”6月28日：“又在老地方伐树，砍倒三棵杉树。”7月6日：“白天，我们在树林里干活干得不错——我们砍倒了四棵杉树，并锯成了小块。”7月11日：“早餐后，我们又在老地方干活；砍倒了两棵杉树——我们几乎已锯完六十棵树了。”……在沙皇乏味的日记中，有接近一半的时间记载了锯树的活动，而且使用的是相差无几的笔调。可以设想，假如沙皇没有遭到枪杀，而像德皇一样安享晚年，他锯树的数量应该可以跟德皇像媲美。究竟谁是冠军、谁是亚军，倒是很难判断。
保皇主义者会根据这样的记载替皇帝辩解：看啊，我们的皇帝们是多么勤劳啊！他们像一名普通劳动者一样热爱劳动，凭什么说他们好逸恶劳呢？而今天的环保主义者会反驳说：皇帝们都是狂热的环境破坏分子，他们一个人就砍了如此多的树木，要是每个地球人都像他们这样破坏环境，地球早变成了不毛之地！他们说的都有道理，不过还是没有揭示出皇帝为何会喜欢砍树的深层原因。我倒欣赏张慧剑的说法：“锯木皇帝，无独有偶，心理学家分析此种心理，谓系人类之野蛮破坏性的遗留，盖此身已入囚奴，权力全被否定，满腔愤恨，仅有向静默之自然尽量发泄而已。”他进而画龙点睛地指出：“同此一手，前日用以签发宣战文书，置千百人于死地，今日乃只可锯木，杀一荏无言之树，真现实一严酷讽刺也！”
在专制社会里，权力如同梅毒，谁染上了它，谁就身体溃烂、心智失常。威廉是如此，尼古拉也是如此，他们都是心理扭曲的恶魔。说到底，他们自己也是僵硬的专制制度的牺牲品。如果在民主制度下，他们可以成为身心健全的人——尼古拉是那样地爱他那患上了血友病的儿子，他在给妻子的信件中表示，甚至愿意以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儿子的生命。但是，作为至高无上的沙皇，尼古拉与专制制度浑然一体，在维持自己的统治这一点上，他不会露出丝毫的仁慈之心。1905年，他血腥地镇压了革命，下令军队开枪杀害数百名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尽管明确知道镇压是“令人痛苦和悲哀的”，尼古拉依然告诉母亲，镇压是必要的。就在1916年末革命的前夕，他还在相信社会动乱的原因是“部长们仍像以往一样软弱无力”，他本人则保证要“坚决”、“严厉”，甚至要“尖锐和决不让步”。最后，尼古拉终于将自己也塞进了庞大的绞肉机。
从杀人到锯木，倒霉的是皇帝，遭殃的是树木，解放的是老百姓的头颅。锯木与杀人都是人性中黑暗的一面的体现，而不受监督、不受约束的权力则如同引信，将人性的这一面源源不断地勾引出来。丧失了正义的底线，被权力所毒化的独裁者们将砍倒千百棵树木，将砍下千万颗人头。
没有可爱的皇帝，没有可爱的独裁者。可爱的皇帝和可爱的独裁者，只出现在我们的电视连续剧中：康熙微服私访成了悲悯百姓苦难的甘地，乾隆忠于爱情成了脂粉堆里打滚的贾宝玉，连雍正也勤政爱民成了鞠躬尽瘁的焦裕禄……他们手中带血的屠刀哪里去了呢？

“我家”即是千万家

中国自古以来就缺乏“个人的历史”。虽然中国历史的编纂方法采用“纪传”的体式，但入选的人物全都是帝王将相、文人墨客乃至贞妇烈女。老百姓的悲欢离合，不会、也不允许进入史家的视野之中。一次死亡几十万的人灾荒或者兵祸，在史书中往往只有“人相食”三个字。而这三个字，又能够引发现代人多少惨酷的联想呢？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我十分看重普通民众单个的“自传”。这些文字，也许没有浓烈的文学色彩，也许缺乏波澜壮阔的戏剧场面，但它们所体现出来的个体的苦难与挣扎，却最真实、最朴素、最打动人心。遇罗文所著的《我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正是这样一本“一粒沙里见世界”的好书。
“我家”是当代中国一个既普通又不普通的家庭。说普通，因为他们一家无权无势，不属于左右“历史发展”的少数阶层，油盐酱醋足以造成他们的苦恼；说不普通，因为他们家出了一个为捍卫常识而付出生命的英雄——遇罗克、一个惊世骇俗以致飘零异乡的女作家——遇罗锦，兄妹俩成为当代中国思想史上两个交相辉映的亮点。而其他家庭成员的悲剧性命运，也堪称当代中国民众抗争专制、追求民主的坎坷历程的典型见证。“我家”的六个家庭成员，各有其性格，各有其人生轨迹，相同的是，在黑暗降临的时候，始终没有低下他们人之所以为“人”的高贵头颅。两代六口人，有四人六次与牢狱结缘；同一座监狱，曾经有四人五次在那里羁押。如果算上“群众专政”，家中就无人幸免了。美国学者史景迁在《天安门》一书中，对康有为、鲁迅、丁玲等人的赞美，移用到“我家”的成员身上，是恰如其分的：“这些人从整体上生动地表现出了中国人在面对时代危机时是多么灵活、多么勇敢、多么敏锐。我希望，他们所做的，也是有着相同才智和经历的其他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所能做到的。……明知政治行动充满危险却义无反顾，明知希望没有结果仍一如既往。生活在一个四分五裂、险象环生的世界上，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生存能力和勇气。”
最近，学术界许多人在讨论“中国有没有思想家”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的现实语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问题”。在一个连言说真话的权利都没有的国度里，何谈学术的发扬？在一个连表达常识的渠道都没有的时代里，何谈思想的独创？如果拿“思想家”的标准去衡量遇罗克，他显然是不够格的。他传颂一时的《出身论》，所表达的无非是“人生而平等”的观点。这一观念早在启蒙运动中，就被欧洲诸多的大思想家们阐发得无比透彻。作为一种常识，它已经在西方深入人心。然而，在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受到最高权力机器首肯、东方种姓制度和法西斯等级制度重重纽结的时刻，能为上亿的“贱民”争取做人的权利，并为此而牺牲年轻的生命，遇罗克的身体力行，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难道比一个颇具原创性的思想家要小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全民缺乏坚定的宗教信仰和基本的道德准则的国家来说，致力于建立诸如“人应当尊重人”的常识，比建构一种宏大的思想体系更为急迫。遇罗克不是思想家，但是他给予同胞的精神财富，却远远超过了若干个官方悼词中追谥的“思想家”。
遇罗克在1966年8月26日的日记中写到：“我想，如果我挨斗，我一定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入狱之后，他实现了自己的誓言。在八十多次审讯中，他从来没有检举过别人，没有承认过自己有罪，没有说过违背良心的话。监狱中伙食极差，每当吃饭时，人们总是争先恐后地抢拿大个的窝窝头，分汤也是如是，谁都想得到菜最多的。遇罗克始终对难友表示谦让，从不去争抢。1968年，社会上大兴批斗之风，监狱里趁机把不认“罪”的“犯人”也押出去批斗。每次被批斗的人，轻则鼻青脸肿，重则头破血流以致昏迷，得到的“好处”就是中午额外给两个窝窝头。遇罗克多次被批斗，回到监狱时已经全身不能动弹了。但是，他仍然艰难地从怀里掏出窝窝头，送给大个头的难友刘恩海。每次刘恩海都要落泪，许多难友也被感动得哭了。
遇罗克不是大学者、不是大文豪，只是一个坚持思考、坚持言说的普通青年，但是他的精神硬度却让大多数著名的文化人望尘莫及。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一心要求“进步”的曹禺，为了表明立场，不惜撰文辱骂当年的知音萧乾。在《斥洋奴政客萧乾》一文中，曹禺用恶毒的比喻透出重重的杀机：“萧乾是文化界熟识的人，他很聪明，能写作，中、英文都好。但是有一个毛病，就是圆滑、深沉，叫人摸不着他的底。过去，他曾在混水里钻来钻去，自以为是龙一样的人物，然而在今天的清水里，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他原来是一条泥鳅。……他在《大公报》和《新报》上所写的那些反共、反苏的文章，我们还没有忘记。”曹禺的怯懦和背叛，在萧乾的身上也同样出现过。《芙蓉》1999年第6期的一篇文章揭露说：“沈从文解放后曾经揭发他的学生萧乾和帝国主义有勾结，而萧乾呢？同样也揭发他的老师，以致于沈从文临死也不能原谅他，不要这个学生参加他的葬礼。”沈从文、曹禺、萧乾三人都是文坛大师，却连起码的道德底线都不能够坚守，其人格与遇罗克这样二十出头的小青年相比，何其下也！以遇罗克为核心的《中学生文革报》同人们，大难来时没有一个人叛卖朋友。丁广武、孙钢、杨玉鉴、云杰等被判10－20年的徒刑。“右派”工人任众为《中学生文革报》画了唯一的一幅漫画，他逃过了灭顶之灾，因为知道他身世的朋友没有一个人揭发他。两相比较，我们在谴责制度的严酷、体谅人固有的求生本能之外，对知识阶层的“软骨症”是否也该作一点点反思呢？
诉说苦难，并非受难者的骄傲；诉说苦难，目的在于终结苦难。纪念英雄，并非强迫每个人都去当英雄；纪念英雄，目的在于让我们善待自己民族曾经出现过的真英雄。忘记苦难，意味着苦难的重演；蔑视英雄，意味着流氓的横行。这本记载了“我家”奇特而自然的遭遇的书，比起某些冠冕堂皇的“决议”和“文选”来，更值得我们关注，确如丁东先生所说：“遇罗文和家人、爱人、亲戚、朋友、难友在那个年代所经历的各种苦难，以及他们在磨难中如何顽强地求生，都是我们这个民族历史的有机部分。……其实，一个国家搞得怎么样，关键在于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人日子过得怎么样。底层民众不能安居乐业，再怎么吹国家也是出了毛病。”《我家》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今天。

牛虻的忠诚

苏格拉底的死亡意味着西方古典世界的终结。作为一名优秀的公民，他却被同胞剥夺了生命。苏格拉底曾经把祖邦比喻作牛，把自己比喻作叮在牛身上的一只牛虻，他说：“我的职责便是要不断地刺激它，以使这头高贵的牛不至于昏然入睡。”社会学家丁学良很欣赏前贤的这种精神，在他完成第一部学术著作《从“新马”到韦伯》的时候，便在序言的最后这样写道：“集良知与热血于一身，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应该是高贵的牛身上的忠诚的牛虻。”丁学良经历了“文革”，经历了上山下乡，将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的灾变和苦难尝了个够。他出生于一个乡间牛郎中家庭，当过在车床上劳动的工人，并且在做工时因事故失去了一只手的大半截手指。今天的丁学良，已经是云游世界各大知名学府的杰出学者，用他自嘲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国际非盲流”。他献给自己祖国的第一本随笔集《不敢恭维——游学世界看中国》（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正是这样一部牛虻式的著作。
我一向对海外学者保持相当的警惕，这并不是说我对他们有什么成见，而是看过了太多的海外学者，归国以后随心所欲、不负责任地发表大量言不及意的高蹈见解。他们中的某些头面人物，来来往往于国际航线上，以结交权贵富豪为荣。在国内，他们挟洋自重，摆出高等华人的傲慢；在国外，则以中国精英阶层的代表自居，处处显示所谓的“民族尊严”。其实，他们永远也融不进西方主流社会，同时也与本国同胞的冷暖格格不入。这类“香蕉人”式的学者，名气如雷贯耳，见识却不如三岁小儿。他们当中，有赞美“文革”中所谓“大民主”者，有主张光复儒学以对抗西方文化者。这些奇谈怪论，如同具有“民族特色”的猴戏班子，在西方倒也吸引了不少好奇的眼光。与这些“江湖艺人”迥然不同，丁学良不仅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有着切肤之痛，而且师从美国社会学大师丹尼尔？贝尔，在哈佛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他不会因为发现西方社会的弊病而对中国的现状盲目乐观，也不会生硬地搬运西方文化到中国的现实土壤中来。他在行走的状态中，拥有了动态的观察视角，在不断的比较中获得“此山还望那山高”的见地。在一篇访谈中，丁学良表示，自己最关切的问题永远是中国的。而中国的问题，并非如某些所认为，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既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的典型代表，又曾经照搬苏联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和全能政治。要解决今日中国的危机，就必须有机地结合这两大背景。那种“就中国来看中国的”的心态，常常会封锁思路，限制眼界，增加解决中国问题的决策成本。因此，丁学良倡导，中国人不应该是“中国心，中国观”，而应是“中国心，世界观”，即心中想的是中国的事，为的是解决中国的问题，但眼界必须是超越中国的，是全球性的。
《不敢恭维》一书谈及的若干问题，正是在这一思路下展开的。最“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是作者对民族主义的反思。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飙升有三个高潮：一是世纪之初的义和团活动，二是五六十年代的闭关锁国，三是世纪末的再度招魂。每当中国国内问题严重，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的危机纽结成一团乱麻的时候，某些人便耍出掩耳盗铃的把戏，以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转移国民的视线。而民族主义一旦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则有可能让整个民族都陷入迷狂状态，丧失起码的思辨和比较的能力。这样，不仅自我断绝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也再次利用“民族”、“国家”、“集体”等宏大的概念来取代了个人的权利和个人的幸福。因此，丁学良通过研究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中国人特别需要的，是这样一种爱国主义：它的前提是清醒；清醒地知道自己的缺陷和弊端；清醒地明了自己的落后在哪里、已经落后到何种程度；清醒地了解强敌的优势和实力。爱自己的祖国不爱到无知和热昏的地步，恨敌人恨对手不恨到拒绝学习对方长处的地步。处于优势时不乐观，处于劣势时不绝望。”用丁学良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成熟的爱国主义”，其实也就是哈贝马斯在反思德国现代史之后所倡导的“宪政爱国主义”。而它的反面则是“盲目的爱国主义”。“盲目的爱国主义”建立在“无知”的前提上：或是自己不愿去了解敌之长、我之短，或是阻止他人去谈论敌之长、我之短。这种爱国主义集愚昧和脆弱于一身：在尚未与强手交锋前，文过饰非、“老子天下第一”；一旦被迫睁开了眼睛、看清了现实，就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盲目的爱国主义”从晚清以来就根深蒂固于我们的情绪之中。晚清政坛活跃一时的“清流”，即是一批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他们既不清楚中国底层的现状，也不知道西方一鳞半爪的情况，只是激于满腔的“忠义之气”，便叫嚣着对列强开战。他们辱骂李鸿章等务实派“卖国”，申引传统的文化资源作为支撑，终于获取了中枢权力。“清流”的代表人物张佩伦，在中法战争中被朝廷派去督师福建马尾。这个从来没有见过西方现代战舰的翰林，在轰隆的炮声中屁滚尿流，头上顶着铜盆，仓惶逃窜。最后南洋海军全军覆没。今天，张佩伦式的人物在我们身边依然比比皆是；张佩伦式的思维在主流媒体上依然能够博取大声的喝彩。对此，像丁学良这样有良知和远见的知识分子无不忧心忡忡。按照我的理解，这也正是他的书命名为“不敢恭维”的原因。
丁学良的足迹遍布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对于不同国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都有切身体悟。近年来，他多次往来于大陆、台湾和香港，在对两岸三地的比较和审视中，得出了许多切中肯綮的见解。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他关注的问题十分广泛，大到根治腐败、改革教育这样一些全局性的命题，小到中国菜在海外的推广、超市在中国城市的发展等日常生活琐事，他在书中都有出乎常人意料、却又让人心悦诚服的意见。丁学良一心想当那只忠诚的牛虻，只是，那头庞大的牛能不能体察他的一番苦心呢？

活着，笑着

一位朋友曾经给我讲过这么一个笑话故事：一场大洪水席卷了平原，动物们搭上一艘小船逃生。小船在水上漂了几天，船上的食物快要消耗殆尽了。于是，动物们决定制定一种公平的规则来减少船上的乘客。通过集思广益，他们找到了一个办法：让每个动物讲一个笑话，如果它把全体乘客都逗笑了，那么它就获得继续呆在船上的权利；而只要有一个动物没有笑，讲故事的动物就要被大家扔下船去。按照大小次序，牛第一个讲。牛讲了一个非常好笑的笑话，动物们都笑了，只有猪不为所动，面无表情。大家只好委屈牛了，虽然牛不断地哀求，但也不能破坏已经立下的规矩，立刻便被大家扔到水中。第二个讲笑话的是羊。羊讲的笑话一点也不好笑，讲完以后大家都没有笑。突然，猪哈哈大笑起来。大家觉得很奇怪：刚才牛讲的笑话那么好笑，你没有笑；现在羊讲的笑话一点也不好笑，你却笑了，这是什么原因呢？猪笑了好半天才缓过劲来，回答说：“我终于明白牛讲的那个笑话了，真是太好笑了！”
听完这个故事，我的第一个感受是：牛的命运真是太悲惨了。我的第二个感受是：世间有很多人跟故事中的那头猪一样，对笑话反应迟缓。甚至还有人连猪先生也不如，不仅听不懂笑话，而且一个笑话也不会讲。这使我想起一位古代哲人的名言：世界上的人其实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懂得幽默的人，另一种是不懂得幽默的人。后一种人往往比前一种人多，这就是人类社会不断发生悲剧的原因之一。
王小波有一本杂文集，名字叫做《沉默的大多数》。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它透彻地揭示了我们当下的生存状况。我们有言说的欲望，却丧失了我们自己的言说方式；我们有思想的欲望，却丧失了自己的思想方式。本来，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每个公民个体都应当拥有独一无二的言说方式和思想方式。但是，我们由于长久地处在麻木之中，丢失了最宝贵的东西却不知道。这种言说和思想的麻木，就好像在椅子上坐久了，突然感到腿上的肌肉似乎不再属于自己所有了。王小波的写作恰恰就是对这种沉默和麻木状态的抗争与挑战。在王小波去世以后，阐释其作品的文章汗牛充栋，却少有触及到本质的。在我看来，王小波所有的努力，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使得国人的生活状态，由“沉默”地活着过渡到“幽默”地活着。当然，王小波的幽默中，有不少冷嘲的成分。这些冷嘲的成分，显示出他本人也是被邪恶力量所伤害的弱者之一。但是，他的幽默中，更有一些坚韧的成分。这些坚韧的成分，体现出他内心依然保持着被现实社会排斥的善良与真诚。所以，读完《沉默的大多数》之后，我自然而然地设想：它应当有一本叫做《幽默的大多数》的“姐妹篇”。
可惜的是，王小波英年早逝，我们再也读不到他的作品了。而让我惊喜的是，现在果然有一本名叫《幽默的大多数》的书问世了。漂泊在北京的年轻记者昝爱宗先生，通览时尚的报章杂志，熟知流行的网络空间，更是深入底层社会体验悲苦冷暖，终于编辑出这本集民间智慧和时代风貌大成的《幽默的大多数》。
在《幽默的大多数》中，有新潮一族的口语，也有千锤百炼的笑话；有无名作者的灵机一闪，也有文坛老手的世事洞明；有校园里的青青橄榄，也有网络上的脱缰野马；有大话西游的滔滔不绝，也有绿茵场地的硝烟弥漫；有男女情事的娓娓道来，也有社会怪状的刀光剑影。“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亏得有昝爱宗这位有心人，集腋成裘，为我们留下了这个时代的比年鉴和政府公报更加真实的记录。
《幽默的大多数》中的文字是庞杂参差的，有不少纯属文字游戏或者“文字恶作剧”，却也有相当数量的邃思之作。它们被汇集在一起，像一面不掩饰美丑的镜子一样，展示出生命跃动着的真相。这些文字虽然并非字字珠玑，但它们那或隐或现的幽默的质素，却在力图对错综复杂的生活作出同样错综复杂的评价。这些文字，毫不造作地从平淡中揭示崇高、从荒诞中揭示理智、从任性的描写中揭示让人惊诧的真理。最后，是从可笑的事物中揭示悲哀——如同俄罗斯大文豪果戈理所说，“透过有目共睹的笑”揭示“世人看不见的眼泪”。
文学评论家让？保尔将幽默比喻为尾巴向上、朝天飞去，但又一直俯视地面的小鸟。对于不公、对于邪恶、对于黑暗，我们当然应当持毫不妥协的态度。但在保持这一态度的同时，也不妨“幽他一默”，有的时候，幽默的言辞比严肃的驳难更具有杀伤力。就像鲁迅所说，在壕沟里的战士，大多数时间需要战斗、需要端着枪杆瞄准，但在战斗的间隙里，也不妨因地制宜地在开开舞会、打打扑克。这样的战士，方能显出英雄本色。
我们如果留心倾听几个流传在大街小巷里的民谣和笑话，就会轻易地在这些游动的、被无数次加工的语句背后，发现闪烁着的刀锋。它们是智慧的结晶，更是愤怒的呼喊；它们表面上是无可奈何的感喟，骨子里却是直捣黄龙的批判。例如，无名氏拟领袖诗词之《长征》：“当官不怕喝酒难，千杯万盏只等闲。鸳鸯火锅腾细浪，生猛海鲜走鱼丸。桑拿洗得周身暖，麻将搓到五更寒。更喜小姐肌胜雪，三陪过后尽开颜。”语言的张力与时空的交错，将一种黑色幽默的意味推展到极致，让人过目不忘。又如另一首民谣：“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果没有不显著的。”它用“话语分析”的方法，精辟地讽刺了当下主流用语的贫乏、空洞和虚假。这些民谣生动地说明：幽默在民间、智慧在民间、真理在民间。
同时，幽默之于我们自身，也是不可或缺的精神调剂，甚至可以说是酿造快乐时最根本的元素之一。一个人是否具备创造幽默和享受幽默的能力，是他的精神和心灵是否健全、是否丰满、是否自由的标志。正如萨克雷所说：“一个有幽默感的人肯定性格仁慈，十分敏感，容易产生痛苦或欢乐，能敏锐地觉察周围人们的各种情绪，同情他们的欢笑、爱恋、乐趣和悲哀。这样的人本性善良，热爱人类。”个人是如此，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何尝不是如此呢？由千百万个缺乏、甚至没有幽默品质的个体组成的国家和民族，必然是一个没有活力的、乏味的、愚昧的国家和民族。某个国家、某个民族，其创造力、想象力和生命力的衰退，正是从它的成员们的幽默感的丧失开始的。
《幽默的大多数》是一本让人能够一口气读完的书。在这些普通人的只言片语中，在这些平凡人的喜怒哀乐中，我发现了中国当代文学里少有的幽默。老百姓们一无所有，却拥有高官显贵们讲话稿中所不具备的幽默感。老百姓们用天赋的、无法被剥夺幽默，捍卫着自己仅存的尊严；同时，他们也用幽默来支撑着自己艰难的生存。对于每个老百姓来说，幽默并不是麻醉剂，而是一双带着温暖的手，正在向另一双也带着温暖的手伸过去。幽默渊源于人性中高贵的一面，俄罗斯大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写道：“那些理解所有崇高、高贵以及合乎道德事物的全部伟大和全部价值的人，对幽默都怀着好感，他们为能够热爱这些东西而感到鼓舞。他们感到本身也有许多高贵品性、许多智慧、真正的人的尊严，因此他们尊敬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