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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正经没有-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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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在这里解释一下呵。”于观插话说,“杨重我们都是特好的朋友,有什么话完全没必要藏着掖着。”

“真是干事业。”我看刘会元吴胖子,“再不能这么混了。”

“确实是想干事业。”他们俩一起说,“不想混了。”

“咱跟哥们儿是不是就别装了,留着劲儿冲外人使去。”马青说,诚挚地望着我。

“好吧,那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极诚挚地看着杨重,“我们就是起道哄。”

“干事业您找别人。”杨重说,“起哄交给我,保证还给您哄好。”

“那就哄吧,哄的越大越好。”

“我是这么想的。”杨重有板有眼地说,“既是起哄咱就得像个起哄的样子,哄的专业点,该成立组织就成立组织该刻公章就刻公章。一人来个小证件,一人来打小名片,一人来身新衣裳,到哪儿一站,证件一掏名片一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横竖怎么看都像那么回事。”

“同意,就这么办吧。”

“杨重认得很多人民币砸手里人。”马青说,“急得直哭,恨不得一晚上把钱全撕喽。”

“好呵,他一人花不动咱们大家帮他花。这方面在座的都具备很好的基本功。”

“可有一条。”杨重说,“人家扔钱是要听响儿的。得有好名分,花多少不在乎,得花的有道理。”

“赞助艺术家这名分还不够好道理还不够多?咱们有组织么,有证件么,你信不过我还信不过我们组织?”

“是这个理儿,所以说成立组织是首要的。”杨重说,“再有,咱们还要和文艺界广为联络,最好有个活动地点。大家到那儿可以吃呀喝呀吹呀,谈谈艺术,交流交流创作信息。”

“那就搞沙龙,买几套桌椅几斤茶叶。”

“我也是这意思,如果大家没意见,我立刻就着手办了。”杨重说,“地儿我都看好了,我们家街坊有个小厨房,盖得是永久性的,洋灰顶子水泥地一砖到底,地儿也够宽。都站着能塞十来个人。”

“最好再找几个漂亮妞儿。”吴胖子说,“招待大伙儿。”

“那是必不可少的。”杨重说,“这我已经考虑在内了。”

“这些事我和杨重已经跑起来了,已经进入到具体安排了。”马青说。

“三T公司的老班子是过硬。”我夸道:“我们做梦想想的事儿你们全当真事办了。”

“咱们成立组织,申领营业执照能批下来么?”刘会元问,“你们工商局有人么?”

“这好办。”杨重回答,“三T公司原来有照,现在成立新组织不用另起新照,到工商局改个照就行了,把名称换一下。”

“对了。”我说,“咱要成立个新组织你们打算叫什么呀?”

“起个鸟的名字吧。”吴胖子说,“别致一点,白头雕信天翁什么的。”

“鸟不好,我的意思还是起个走兽的名字,咱们都属于走兽。”我说。

“獾?”于观说,“獾怎么样?要么猞猁?”

“还是不要找太熟悉的动物。”杨重说,“太熟悉的动物习性广为人知容易让人把咱们的所作所为和该种动物等同起来引出寓意。”

“我看咱们找个不三不四的动物,非驴非马谁也不好说是什么。”刘会元说,“海马!海马怎么样?有个马名但从不四蹄生风一贯暗地游走。”

“就海马吧。”我说,“挺好,‘海马创作中心’。”

“海马海马。”大家同说,“就海马了。”

这时,丁小鲁推门进来,见坐着一屋子人转身要走。

“回来回来。”吴胖子叫,“你还不赶快归队,我们这儿已经有组织有纲领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丁小鲁看见杨重,笑着说,“杨重你也混这儿来了?我一向以为你是好人。”

“我跟他们学学坏。”杨重说,“别让几位老师绝了后。”

“谁跟谁学呀?”我们一帮人笑着说,“我们全跟你学坏了——本来挺好。”

“说正经的说正经的。”马青嚷,“呆会儿再聊。”

“就是丁小鲁没正经的,一进来就搅。”大家转回话头,“咱们继续说咱们的。”

“你也坐下来听听。”于观拉丁小鲁,“别忙着走——回去你也没事。”

“像你们!”

“再有件事也得大家议议,我和马青没敢作主。”杨重说。

“跟真的似的。”丁小鲁笑,“你们能有什么正经事?”

“别搅别搅。”我制止丁小鲁,对杨重作倾听状,“嘛事?”

“我和马青奔这儿来的时候,跟礼士路口电线杆子上看见一贴子。”杨重道,“说有一杂志办不下去了,招人承包,爱登什么登什么一概不管只要赚钱。”

“我们想揭来着。”马青补充说,“当时我们就想,既然咱搞文学,手里有个杂志不挺好?又怕哥几个嫌办杂志累,你们是作家,稿子还得你们写,心说还是回来先跟你们商量商量吧。”

“这杂志要接过来稿子就得我们哥几个写?”我看看刘会元和吴胖子,他们俩跟我面面相觑。

“难么?”杨重不解地看着我,“这写小说不就是把汉字串起来么?我要没事我也写了。”

“是,你说的也对。”我说,“那就揭吧,把榜揭了。”

“登不了字书还不能登连环画么?”于观说,“不怕。”

“那我们可得立马走了。”杨重叫上马青站起来,“别让人捷足先登。快去快去。”大家一起送他们。

丁小鲁在一旁笑,瞅着我们大伙儿笑,我脸一红,汕汕地对她说:

“有点历史上今天的感觉是么?”

“有点儿。”丁小鲁笑着说。



那小厨房地确是个非常像样儿的小厨房,在全市的小厨房里也是数得上的。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非常激动,因为你根本拿不准在那儿会碰见什么人。

我们在去小厨房的路上遭了雹子。

出门的时候天气很好,地上刮着晚风,天上挂着晚霞什么的,谁都没想到这中间会有什么变故。

我们挤在公共汽车里蹒跚前进时天气仍然很好,周围互相贴在一起的男女老少身上都散发着臭汗味儿。接着,眼瞅着天迅速阴了下来,一团团乌云低而浩荡地从高大建筑物的顶端疾驰而过。大家都说:“真凉快真凉快,快下场雨吧,要不麦子该旱死了。”

我们下了公共汽车时还很乐观,尽管街上已腥风四起,行人抱头鼠窜,我们仍认为不过是场雨。吴胖子还仰天呼唤:“让暴风雨快点来吧!”

话音刚落,第一批雹子就齐刷刷砸下来,回头再想回公共汽车,车已经开走了。

往前跑,前面倒是有一排商店,但等我们跑到,商店内外已挤满了中国人,狗都钻不进去。这期间,雹子一点没闲着愈下愈密,马路上白花花一片蹦着跳着四处飞溅着。最后把我们砸急了,确实走投无路,索性站住,脸红脖子粗地嚷:“你砸死我们得了!”

有心地善良的大妈顶着雹子来劝我们:“还是避避吧。”

“就不!”我们赌气地说,“让它砸,今儿它要不砸死我们我们跟它没完!”

当我们最终走进作沙龙状的小厨房时那模样儿十分悲状,连马青都没认出我们,冲我们嚷,“你们哪儿的?”

“连我们都不认得了?”身子骨最硬朗的刘会元勉强挤出这句话,就一屁股坐旁边一人身上了。三个正坐着砍的人被我们挤走了。

“别走别走,一快儿坐,一人半拉。”我过意不去地对被我挤走的那位说。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马青认出我们,杨重于观也忙从人群中挤了出来,扒着我肩膀,托着我下颏问,“被谁打了?”

我昏沉沉地往街上一摆头。

他们仨立刻冲了出走,片刻骂骂咧咧回来:“没人呵?”

“都是游击队,那还不打完就跑。”一个姑娘愤愤地说。

“查查是哪部分的跟这一带活动。”于观对杨重说,“伏击咱哥儿们那还了得老百姓还不定被他们打成什么样儿呢?”

“没跑,准是二蛋子那伙儿。”那姑娘又说。低头问我,“你怎么样?要不要来点鸡尾酒?”

“非常需要。”

“这是美萍。”马青在一旁给我介绍。

“美萍是谁呀?光听说有美龄。”我接过一杯花花绿绿的液体,呷了一口,“扑”地喷出,“这怎么是广告色的味儿?”

马青忙扑上来捂我的嘴,“小点声儿。”对美萍说,“给他换杯不搀颜色的——噢,对了,你没见过美萍,她是新入咱们伙儿的,过去跟我们三T公司特熟。”

杨重从外边进来,一脸太平,对于观说:“问清楚了,不是人揍的,遭了雹子。”

“天揍的那咱就没办法了。”于观说,“谁管的了天呀?”

“你们怎么净弄熟张儿?”我再次从美萍手里接过一杯无色透明的水,看她一眼说,“敢情我们成立组织光给你们解决困难了?”

“这人怎么这么说话?”美萍纯洁无邪地望着于观,“你们说的跟我想的怎么不一样?”

“刚遭了雹子,胡说八道的。”于观安慰美萍,“平时不这样——不老这样儿。”

“这我还觉得有点奔头儿。”美萍转身走开。

“丁小鲁在哪儿丁小鲁在哪儿?”随着一连串发问,一个端杯颜色水的大脸女人奔了过来。

“丁小鲁没来。”于观说。对我们介绍:“《文才报》记者。”

“那刘会元在哪儿刘会元在哪儿?”大脸女人没看我们,只是一个劲儿纠缠于观。

“刘会元在你屁股后头。”于观指正昏昏欲睡的刘会元给女士看。

“太好了,认识你真高兴。”女士拉起刘会元的手就握,“刚看了你《海马》季刊上的小说,写的真好。”

刘会元猛地惊醒,痴笑着站起来:“你写的也好,我也刚看了你《河马》月刊上的小说。”

“我是谁呀?”

“谁知道你是谁呀?”刘会元一甩手,“嚯,手劲儿够大的。”

“随便聊聊随便聊聊,都甭刨根儿问底儿。”杨重出来打圆场。

“今儿来的都是什么人呀?”我看着周围神头鬼脸的一帮男女,问杨重。

“我也不知道。”杨重说,“反正就传下话去,让全市的人渣子今儿晚上到这儿聚齐。”

“你是方言吧?”大脸女记者笑眯眯地转过脸看着我,“你,我也早听说了。”

“是是。”我欠身和她握手,“有段时间我是表现不好,在社会上捣乱。”

“你们的小说我全看了,印象特深,我发觉你们都特有风格,同样的风格同样的思想同样的语言同样的篇幅同样的事件同样的题目。你们平时是不是常在一起交流?”

“是是,我们对生活看法比较一致,写出东西来么看上去也就有点相同,生活都是相同的么。”

“怪不得你们的东西都象一个人写的。”

“不不,这是误会。我们写东西时旁边都有监考老师,不许抄。因为题目相同内容也就不约而同了,大家都觉得《特深沉》这题目喊出了我们的心声,所以就决定创刊号出成《特深沉》专号。”

“下一期你们打算百花齐放吗?”

“我们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出专号。”

“这期专什么号呢?”

“这期专号的题目长点语型上也复杂点,叫作:《我们是真深沉不是假深沉》。”

“看来你们是坚持走自己的路了?”

“嗯,不准备变,岿然不动认死理儿不管山下旌旗是否在望。”

“你们是怎么想的?”

“怎么想的?”我看刘会元吴胖子,他们都把眼睛往别处看,“你们是怎么想的?”我问他们。

“怎么也不怎么。”刘会元躲不过去,吭吭哧哧地说,“我们就这么活着、写着。”

“比较执着的那种。”吴胖子补充。

“我能和你们照个相么?”女记者从包里拿出个傻瓜相机,给闪光灯充电,滋滋叫着。

“照一张照一张。”女记者热情地说,“读者都想知道你们这几个长什么样儿——见你们之前我也特想知道。”

“也是一个鼻子两眼儿没多长什么。”

“来,杨重你给我们合个影儿。”女记者把相机递给杨重,往我们怀里凑,“还是照一张读者见人了就知道不是我瞎编。”

我把手搭在女记者肩上,冲着相机笑。

“都笑,别光方言一个人儿笑。”杨重举着相机瞄着说,“怎么按不动呵?”杨重直起腰左右看相机。

“噢,没过卷儿呢。”女记者跳起来,夺过相机过卷儿,又坐回我怀里。

“照了照了——照了!”杨重嘴里喊着一按快门,我们全体被晃了一下。

“咱们继续谈文学吧。”女记者讨回相机,对我们说。

“哎哎,你好,你也来了。”我跳起来,抓住一个正从我身边走过的男人,握着他的手,小声对他说:

“其实咱们不认得,但你得假装认得我,跟我说笑——别回头,后边人正看着咱们呢。笑,笑得再开点。”

那男人笑,我也笑,俩人相对傻笑,片刻,我对他说:“你可以走了。”

我钻进人群,找到刘美萍:“美萍,咱除了色水自来水还有别的什么喝的么?”

“墙根儿那儿还有人家做菜剩下的半瓶料酒。”

“料酒就算了。”我看着墙上挂的菜刀、漏勺什么的,问刘美萍,“这是人就这样儿还是你们布置的?”

“按原始艺术风格布置的。”

“噢,怪不得有所触动。”

旁边两个一模一样儿的大胡子正在和于观聊:“文学,就是排泄,排泄痛苦委屈什么的,通过此等副性交的形式寻求快感……”

“你丫太不对了。”杨重和马青一起来找我,“咱今天来就是砍文学的,你怎么能躲起来呢?”

二人把我押回女记者那里,刘会元吴胖子已经焦头烂额了,他们周围坐了一圈人。

“方言来了,让他说。”二人一起指我。

“文学就是痛苦——”我坐下,慢慢回忆着说,“得排泄,大大的快感,性交一样的……干活!”

“关键在于……”杨重谨慎地揭示。

“关键在于……”我仰脸望着天花板,“关键在于……得你操文学——不能让文学操了你!”

“你这得算高论吧?”一个戴眼镜的男青年说。

“算高论算高论。”马青替我回答。

“你们要把我拉到哪儿去?”我在夜深人静的马路上大叫大嚷。

一帮戴眼镜的男女学生有人乱往上冲并拦阻前来救我的刘、吴、马、杨诸将,有人拽着我胳膊用力往前拖,我使劲坐地上索性不走。

“我招你们惹你们了?连话都不能说了么?”

“那你敢不敢到万人大会上去说——阐述你的文学呢?”一个女学生指着我鼻子斥问。

“我干吗要到万人大会上去说?我怕见生人。”

“你敢不敢吧?既是真金何必怕烈火炼?”

“我不敢!”我理直气壮地说,“既是真金何必再用烈火炼——你别掐人呀!”

“非去不可非去不可!”学生们固执地要求,一齐动手拉。

“你们怎么这么倔呵?”我骨节咔咔响着哀鸣。

“小将们小将们。”于观闻讯跑来,对学生们说,“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别这么生拉硬拽,拽脱焊了到那儿他也说不出话了。”

“我们有办法叫他开口——只要到了我们那儿。”

“不能让他们得逞。”我隔着人墙对刘吴马杨们恳求,“你们快想办法。”

“我们确实也无计可施。”刘会元无奈地说,“咫尺天涯。”

“你们能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吗?”杨重问为首的学生。

“最多扒两层皮自尊心受点摧残,命还是能保住的。”

“闹!闹!”我一急,急出了英语。

“那你们就把他带走吧。”杨重同情地望着我,“好好去好好回来。”

“闹!闹!”我挣扎着,被学生们抬起,扔上一辆平板车,七手八脚绕了几道绳子固定住,飞快地驶去。

“这是什么地方?”我洋腔洋调地哆嗦道,“少管所?”

学生们把我从车上弄下来,几人架着,脚不沾地儿地拖进一个四处挂着帷幕的黑屋子,松了绑。

我立刻四处乱跑,但所有门都被学生们堵住,一齐大声发啸:“去!去去去!”

我无处逃遁,只得向唯一一扇无人把守的门跑去,冲出门外,立时愣住了——台下黑鸦鸦一礼堂学生见我出现,立刻哈哈大笑。

我想再折回那扇门里,门已从里面锁上了。我只得回过身来,看着台下的观众,镇静地露出微笑。

“哗——”台下一片掌声夹着笑声。

我看到台中央已经布置好一个讲台,麦克风,茶杯,一应俱全。

我慢慢走过去,台下的观众安静了,好奇地望着我。

“这么晚了你们大家在这儿干吗?”我问观众。

一片笑声,接着一片掌声。

“等我呐?”

又是片笑声。有人大声问:“你是谁?来干吗?”

“我也不知道我来这儿干吗——我是被绑来的,不是自愿的。”

台下笑声更大了,有人吹口哨。

“你们都是学文学的?”

台下笑。

“看来不是我一个人走上邪路。”

台下大笑。

“那咱就谈谈文学吧,既然咱们搞文学的和搞文学的碰到一起。”

台下观众笑得前仰后合。

“我是主张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

台下一片嘘声。

“也就是说为工农兵玩文学。”

笑声四起,夹着口哨。

“象我们这些老一代的人,没办法……”

笑。

“忧国忧民成毛病了。从来不拿自己当人,要不为戴顶什么冠冕堂皇的帽子那简直是诸务无心一切都觉得没劲——没劲!什么都没劲!”

台下笑。

“一辈子都是这么过来的,八十了你再叫我改,我改的了么?就这么老死算了。”

台下鼓掌。

“要依了你们,我这辈子不白活了么?让我一生的追求付诸东流?我不干!”

笑声。有人问:“你多大了?”

“大到还没大到诲人不倦的地步,但诲人不倦的心是早生了根儿拿镰割拿锄刨仍然春风吹又生。”

嘘声。

“年轻人呐,你们是真不懂历史,难怪你们容易见异思迁。”

嘘声,夹着窃笑。

“几十年来,我们是怎么取得一个个成就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那就是始终如一支持玩文学的创作方针。”

笑声。

“我建议同学们重新学习古今中外文学史和文艺理论,写的多么清楚多么明白。不玩文学的人是没有出路的。从那时到现在,形势并没有起很大的变化么,不是喊文学要走向世界么,不玩文学,诺贝尔文学奖会发给中国人?”

嘘声。

“看看我国现代文学宝库中的经典之作大师之作,哪一篇不是在玩文学?要有社会责任感么!我们是作家,作家是什么人?那就是人上人!总是比一般人机灵点高雅点背负着民族的希望充当着社会的良心指点着国家的未来。我们要不站在高处指手划脚品头论足上挂下连左右方向那全国人民是进退维谷不知所措求生不得欲死不能——那还不得活活憋死!”

嘘声更大了,有人在底下喊:“去你妈的吧!”

“真的真的,我跟你们说的都是真话,你们不能瞧不起我们。说实在的我也就是不计较,你们正眼瞧我其实都是不应该的。老得这样——你们在台下我在台上。”

“不玩文学不行吗?”一个女孩子脸红红地站起来大声问了一句,又迅速坐下消逝在人群中。

“不玩文学不行?不可能不玩,非玩不可。”我回答。

“我们就不玩。”前排一群纯真可爱的女孩子说,“偏不玩。”“那你们玩什么?”

“什么也不玩,见玩就跑。”

“家呆着?”

“我们学西方现代派。”一个勇敢的女孩子说,“两眼一摸黑两耳不闻窗外事就在文学本体上倒腾先谓语后主语光动词没名词一百多句不点标点看晕一个算一个!”

“那你还是玩呵,只不过是玩的对象不同,玩给自己及其同类看。”

“那,那就算玩吧,可我们喜欢这么玩,不喜欢你那么玩,我们这么玩能玩出哲学来。”

“那随你便,爱怎么玩怎么玩去吧。不过既然同是玩何不给多数人玩?”

“我们就爱跟精英玩。”

“问题是老百姓比精英更需要咱们跟他玩。老百姓多惨呐,咱们要不跟他们玩就没人跟他们玩。精英么,总能找着点自我陶醉的招儿,再不成看洋书解闷去。”

“我不同意你这个观点。”女学生慷慨激昂地说,“精英就不惨么?看了一火车洋书,档次上去下不来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一壁萧索拔剑出门高山流水知音难觅怆然涕下那是轻的一头撞死那也说不定。”

“由此可见呀,那根本不是你玩精英而是精英玩你。好的二道贩子是两头在外的二道贩子,欺负中国人的事认得三千字就干了看那么多洋书也是瞎耽误工夫。我多次在一些会上语重心长地讲: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百分之九十九,八亿农民三百万解放军稳住了天下就太平了。”

“噢——”台下一片哄声。

“你们要老这么起哄我可就不讲了。”

“噢——”台下仍是一片哄声。

“玩世不恭是不是?”我喝口茶润润嗓子,等哄声平息下来,“现在有种风气很不好,动不动就起哄,也不管人家说的是什么,有没有道理。”

“噢——”

“越有道理哄的还越欢。”

“噢——”

“在文学界内部也是这样,玩文学的和玩文学的打得最厉害,连点党同伐异的气魄都没有——越是玩文学玩的彻底的越是不承认自己在玩文学还对别人玩文学气得要死。”

“谁他妈关心你们呀!”几条嗓子在喊。

“骂吧,我让你们骂够了。骂人谁不会?我要骂起来比你们可花式多了。有理讲理,不讲理咱们就都不讲理。”

“到此为止到此为止。”绑架我的学生头儿跳上台,对我说,“你走吧,你还是挺真诚的。”

“我他妈当然真诚了!”我瞪眼,“我要不是真诚我早跟你们谈理想了。”

“操你妈!”一帮男学生挤到台前指着我骂。

“操你们的妈?”我一摔杯子破口大骂,“你们他妈有本事打死我!”

“算啦算啦,别跟他们逗气儿。”一群温和派学生上台劝我,拉着我。

“谁他妈也别想跟我这儿装大个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呀!”

我甩开众人,拂袖而去。



那景色很美,但我只认得雪松和丛柏以及飘飘拂拂的垂柳,至于那些栽在地上种在坛里的花儿一概叫不上名儿,奇書网只笼而统之地分辨得出红黄绿粉有个姹紫嫣红争奇斗艳的印象。

安佳抱着扣子站在花丛前嬉玩,扣子伸出小手去弄花。阳光照在花园里,使人和景物都显得明媚动人。扣子几乎被阳光照透明了,娇嫩*危诨*朵前咯咯笑着露出两颗洁白无瑕的小牙,天真无邪,无忧无虑浑然不知人事——令人不忍久视。

“生活多好呵。”我迎着阳光眯起眼,喃喃自语,“真想为扣子跟谁拼了。”

“肉麻什么肉麻什么?”安佳闻声回头白我一眼,“先跟你自个拼了吧。”

“扣子。”我走过去捧着她的胖脸蛋狠狠亲了一口,“你躲什么我有权利亲你……扣子,你爸学坏可全为了你,让你以爸为镜长大到社会上是坏人一眼就能认出来——可怜天下父母心。”

“你唠叨什么?”安佳说,“坑了我一个还不够么?”

“正是为了扣子别再重蹈咱们的覆辙么。”我慈爱地看着扣子,“扣子,听爸的,街上全是坏人——他们都叫你学好,好自个使坏。”

刘会元吴胖子嘻嘻哈哈地从路上走过,看见我,停下来叫我:“摘花儿呐?”

“甭理我。”我对他们说,“关键时刻抛弃我,我记仇了。”

“哟哟。”吴胖子刘会元笑着说,“志气还挺大。”

“你要不去就算啦。”刘会元说,“今儿可是台湾人请客。”

两人往前走了几步,停下回头瞅着我:“给你个台阶儿下不下?”

“你要真有志气,”安佳抱着孩子说,“给梯子也不下。”

“都是朋友。”我说,“不下不合适,咱得让人觉得咱随和。”

我连跑带蹿地向他二人追去。

“怎么台湾人瞧上咱们了?不是发展咱们当特务吧?”

“管丫的,统吃!”

“我不是就盼着他跟咱们使美人计。”

大街上,马青手攥着一块蜡染花布蹲墙根儿下,刘美萍穿件五彩坎肩在他身旁待命。一见有外国旅游者走过,就把刘美萍撒出去,在洋人面前招摇一番。果然,一个金发碧眼穿国式对襟衫黑布鞋足有一米九的大老外被刘美萍嗅过来了,跟屁虫似地踪着她,叽哩咕噜地说洋话。刘美萍只是妖妖冶冶地走,不时飞个媚眼儿,把他一直引到马青跟前。

“跟我说跟我说。”马青迎上去,“我懂不太流利的中国话。”

“这个,”老外指着刘美萍身上的坎肩,“卖么?”

“人不卖,家伙卖。”马青抖开手里的蜡染花布,“这怎么样?见过没有?”

“好儿!”老外眼睛一亮,“哪里卖?”

“别忙别忙。”马青收起花布,“我明白您那意思。您不就是想买中国的宝贝么?我那儿有各式各样儿的,您跟我来吧,美萍,头里走。”

马青搀着大老外,指着一马当先往前走的刘美萍:“咱跟着她,探宝去。”

“路多远?”老外看着曲里拐弯的小胡同犯懵。

“拐弯就到。”

我们一行三人兴冲冲地迈进小厨房——海马沙龙。进门就找:

“台湾人在哪儿?台湾人在哪儿?”

正陪着大老外喝颜色水看花布的杨重转身说:“台湾人今儿不来了啦,改各国反动派了。”

我们仰脸看着高出一头的大老外发愣,大老外也看着我们犯晕。

“你不是就稀罕中国的宝贝么——这全是中国最好的宝贝。”马青为我们介绍,“这是圣马力诺汉学家,哭着喊着要认识你们。”

“他,”我指指汉学家,“有饭么?”

“就看你们的了。”杨重说,“人我们绑来了,砍得出砍不出饭就看你们临场发挥如何了。”

“他们要干什么?”老外指着我们问,“他们不卖花布?”

“不卖不卖。”马青把老外按坐在一张椅子上说,“坐下说别光站着。”

我们也分头坐下,傻呆呆地看着老外。

“别傻坐着,说话呵。”马青催促,“天南地北好容易碰到一块儿。见不着时想死,见着了又没话儿。”

“不知说什么好。”吴胖子说,“不知他爱听什么。”

“没话儿找话儿吧。”我说。比划着端碗拨食的动作,“好吃——中国饭?”

“好吃!”老外恍然大悟,露出微笑,“吃不够。”

“敢情这位也是饭桶。”我指指自己又指指他,“我们一起去吃——你请客。”

“你请客。噢,不好意思。”

“不,我说你请客,你有钱。”

“不好意思。”老外笑着摇头,“还是各吃各的吧。”

“A——还是你请客,我给你中国人的友谊。”

“就别老说吃了。”杨重插话,“说点别的,迂回点。”

“你,多大?”我比划着,确实无法表达年龄的形状,只好比着高矮。

“一米九。你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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