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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无岸-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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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骗人!”浩仔被激怒似的左右开弓啪啪地两耳光打到朱光辉的脸上,又跑到里屋去了,朱光辉却嘿嘿地笑个不停,“好嘛,儿子打老子,有胆量,有出息!”
“这是妈咪给我买的。”浩仔从里边抱来一堆东西,统统放在茶几上。
“你妈咪?她来过?”朱光辉吃惊地问。
“上礼拜五来过。”艾之琳有些不自在地说。
“她来干什么呀?”朱光辉问。
“鬼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反正不是和你离婚。”艾之琳冷冷地说。
“爹地,艾姨打妈咪了,按在地下……”浩仔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一番。
朱光辉脸色一下拉下来,嚯地站起来喝斥艾姐:“你怎么可以打她?你有什么资格打她?你有莫搞错呀你?”
“我哪敢打她呀?她是你老婆,明媒正娶的,我是什么呀?我敢打她?”艾之琳申辩。
“她打妈咪了她打妈咪了,我看见了!”浩仔叫道。
“到底打没打?”朱光辉咆哮起来。
“她先动手,我才还手。”艾之琳说。
“是艾姨把妈咪按在地下,又踢又打,妈咪哭就把我吵醒了,妈咪脸上有血,嘴里也流血了。”浩仔抢着表白。
“你他妈的你把她到底怎么了,快说呀三八!”朱光辉更加气势汹汹了。
“她先动手,不信你问非叔好啦,他亲眼看到嘛。”该死的小东西把我给掺和进去了。
我大吃一惊,一下子愣住了。我没有料到这种突发局面。
“阿非,到底是怎么回事?”朱光辉转身问我。
“朱哥……”我嗫嚅着。
“快说呀?你怕什么呀!”朱光辉转身问我。
“我……”我的脑子里,各种念头疯狂地旋转着冲突着,最后我结结巴巴地说,“刚开始他们只是吵,然后是对骂,就扭在一起了。”
“我问的是谁先动手?”朱光辉不耐烦地问。
“我……我当时没看清楚。”我颤颤巍巍地说,“她们扭在一起,看不清楚,好象……好象是浩仔的妈咪先抓了艾姐的头发--”
“非叔胡说!”浩仔在一旁尖叫,还冷丁冲过来踢了我一脚。
朱光辉一把抓住艾之琳,伸出那只建筑工人的右手左右开弓啪啪地打在艾之琳的脸上,脸上顿时红肿起来,艾之琳一下捂住双脸,眼泪簌簌地流出来,但她没有叫也没有哭出来,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你他妈的臭三八敢打我老婆!我都不敢呢!离婚?等着吧。想老子的钱没那么容易!”朱光辉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又要抡起手打艾之琳。我一下子蹿到他们中间,带着央求的语气说,“朱哥,算了吧。她们当时都很冲动,后来她们还谈了一会,都合好啦。”
“你是谁呀?这里没你的事,你过去!”朱光辉吼道,眼中充满血丝。我悻悻地回到卧室,听到朱光辉的打骂声,“离不离婚老子决定,你想在这里呆就呆,不呆就他妈滚!……”
过了一会儿听见梆的一声关门声,我到门口一看,只剩下艾之琳一人在客厅里,我赶紧走过去,她头发零乱,脸上更加红肿,眼光呆呆地望着天花板。
“他们呢?”我问。
“走了,可能是出去吃晚饭了。”她毫无表情地说。
“这都怪浩仔。”我说,“朱哥生意没谈成心情烦躁,可能过几天就没事了。”
“怪谁都没有用,要怪只怪我自己。”她喃喃自语。
“你后悔了?艾姐。”我用手轻抚她的脸。
“是的。可惜后悔来不及了。你没看见五年前朱光辉在我面前那个样子,简直就象只狗。”她说,目光里尽是哀怨,“哎,只怪我没听父母一句话,自作自受!”
“艾姐,我觉得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你还这么年轻漂亮,这就是资本。”她伸手拿了支烟,我赶紧给她点燃。
“我现在才明白,年轻漂亮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个灾难。”她缓缓地吸了一口说,“以前,年轻漂亮就自以为是资本,找个有钱的人就行了。但有钱的男人要的是永远的年轻和新鲜,人不可能永远不变老。唉,我当初怎么那么幼稚?”
“艾姐,你还可以一切重来嘛。”我安慰她。
“重来?没那么容易。我到深圳来可以说是抛弃了一切。工作、家庭,还有我的青春。我辞了职,和家里几乎断了关系,我父母一直反对我和朱光辉这种不明不白的关系。我本来和一个军官订了婚,我们是中学同学,谈了整整五年,说断就断。我现在回去,不被骂死才怪呢。”她黯然神伤,泪水在眼眶中闪烁。
“你为朱光辉牺牲了这么多,他却这样对你,这太不公平了!他那么有钱,你至少应该让他赔偿你的青春损失费,既然他不爱他的老婆就应该和她离婚。”我愤然地说,“从法律上说,他犯了事实上的重婚罪,你可以去法院告他。”
“你不知道,他老婆娘家比他还有钱,他是不会轻易和她离婚的,他们只有一个儿子,俗话说,老婆是人家的好,儿子还是自己的亲。他们潮州人的家族观念太强了!潮州人爱儿子是出了名的。再说,这件事情总该有个结果,这么多年都过来了,认命吧。”
“艾姐恕我直言,你应该想办法弄点他的钱,然后一走了之,否则你太吃亏了,对于你而言,这里不过是一个金漆的鸟笼。现在这些暴发户一有钱就翘尾巴,哼,饱暖思淫欲!”我骂道,“万恶淫为首,万恶的资本家!”
她没有说话,若有所思地坐着。半晌她对我说:“阿非,麻烦你给我弄张湿毛巾来。”她拿过湿毛巾,轻轻地擦拭着脸上的泪痕,然后取出一块小圆镜对着整理了一下零乱的头发,最后对我说,“谢谢你阿非!我们吃饭吧。”
吃饭时杨排长来了个电话,说有我的两封信,我以前给朋友们留的地址是阿超的酒楼,我回话说明天中午去拿。看电视时,朱光辉和浩仔回来了,带了个陌生的女人,二十上下,浓妆艳抹似鸡非鸡分外妖娆,我忙起身给他们让座。朱光辉满嘴酒气,看也不看艾之琳一眼,指着洗手间对那个女人说:“你到浴室去冲个凉好啦。”
那女人一扭一扭地向洗手间走去,还回头对朱光辉和艾之琳抛一个媚笑。朱光辉冷冷地对艾玲说了句:“今晚上你睡沙发。”
我大吃一惊。我发现艾之琳没有说话,嘴角痉挛着,不停地颤抖,目光动也不动地盯着电视屏幕--她在极力压抑愤怒忍受侮辱。我拉过浩仔到卧室去,路过哗哗作响的洗手间,那娘们把水开得很大,一边唱着那首粤语歌《我是个容易受伤的女人》。
睡觉时,我问浩仔那个女人是谁?他却理也不理我就扭过头睡去。我胡思乱想一通感到不妙,趁浩仔睡着了就蹑手蹑脚地摸到床头,从门缝中窥去。朱光辉和艾之琳的卧室的门关着。艾玲睡在长沙发上,黑暗中有一个小火星,忽上忽下,忽明忽暗,原来她在闷着吸烟!我愣在门口有些难受。忽然对面卧室的灯亮了,门又打开,朱光辉穿着裤衩走了出来,我心头一惊。我看见他走到客厅中来,路过艾之琳身旁时在她脸上猛抓了两把,又做了两个夸张的政流的床上动作。他抱起放在小组合柜上的影碟机,转身进了卧室。那陌生女子用一块布胡乱地捂着身子过来关了门,灯马上就灭了。那客厅里的小火星却更亮了……
我躺下来,心里非常烦躁,觉得这一切只可能发生在书上,电影电视上或街头小报上,怎么就发生在我的几米之内的空间?想起白天朱光辉对我的那副凶像,感到一阵恐惧,一阵忿懑,同时伴着一种叛逆的冲动。我操,不过一暴发户嘛!我抓过放音机,戴上耳机听见撕肝裂肺的呐喊:“一颗流弹打中我胸膛,刹那间往事浮现在我心上,噢,最后一枪!……噢!最后一枪!!……噢!最后一枪!!!……”
一夜无眠!只有混乱!我想到了离开。
早上是艾之琳在门口叫醒我的。我起床后发现朱光辉和那陌生女人已经走了,艾之琳眼睛有些红肿,神色疲倦。她从厨房里端来早点,我们闷着吃,没有说一句话。
中午我要到杨排长那里去取信,浩仔要跟我去,我让他去睡觉他不去,我心里烦透了不经意地说了声“讨厌!”他竟骂我,朝昨天踢我的部位又猛踢一脚,我干瘦的裸露的小腿骨上顿时火辣辣地疼,我撩起裤筒发现伤口处浸出血来,我一气之下将他推了几步远,他哇地哭了起来。我顾不上管他,一个人一瘸一拐地走了。
“怎么样?童子哥,干得满意吗?”杨排长一见到我就问。他正赤裸着上身擦洗地板。
“我不想干了。”我有气无力地说。
“不想干了?你有莫有搞错你?还不到一个月,那家那么有钱。”他惊讶地问。
“光有钱有什么用?何况那钱又不是我的,我每月不过五百元,整天就守着个小猪头,还得低三下四地。”我满腹委屈地抱怨。
“你可要考虑好了,换工作不容易,我这里你睡觉暂时是可以保障的,有必要的话你就过来吧。”说完他从酒楼吧台里取出几封信件。
一共有我的三封信。家里的信里没有过多地责备我的不辞而别,除了告诫我出门在外须事事小心,收敛平时的自大鲁莽之外,还提醒我,若深圳坚持不下去便立刻打道回府,切不可逞强好胜甚至铤而走险,惹出祸端来。王文革除了谈到他艰苦支撑的花店生意,还告诉我说,舒怡已和白成富订了婚,她已经调到一个肥水四溢的机关去了。另外还附带了几首贾卫东和赵卫彪的近期诗作,特别要求我在世态炎凉、物欲横流、人兽莫辨的深圳作几首以谢他意。叶冬江的信更令我心灰意冷--他问我是不是象那个可爱的人当年流落于维也纳的街头,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蜷缩着身子吸着别人扔下的烟头,一边咬牙切齿地诅咒这个该死的世界。
我心乱如麻地告别了杨排长。我走在烈日当空的空旷街道,任凭烈火炙烤我的身体,任凭汗水从下颌处不间隙地滴落,心中是一片迷乱。在路过那个露天人才市场时,居然还有许多我似曾相识的面孔,他们面黄肌瘦,愈加疲惫愈加无奈,最引人注目的仍是那个河南的小伙子,他仍在高声叫卖他尚未卖完的盒饭。
我回去时,浩仔还在那里咋咋哇哇哭哭啼啼,我奈着性子哄了他好久,他才勉勉强强地停下来让我给补了两个小时算术课,其间我忍受了他若干次无理的打骂。我腿上的踢伤尖锐地发作。我这时发现我以前对他的“喜爱”早已荡然无存了。
下午朱光辉回来时,艾之琳拿着张毛巾主动地迎上去,又给他从冰箱里拿了个水蜜桃,再为他提了拖鞋出来,朱光辉沉着脸,一言不发,爱理不理地接了。
“爹地,非叔今天中午打我。”浩仔突然对朱光辉告状。我猝不及防大吃一惊,艾之琳也变了脸色。
“打你?是不是你不听非叔的话呀?老师打学生,该打啦!”朱光辉一边把没穿袜子的双脚从皮鞋里拿出来换上拖鞋一边不在意地说。
“我写好了作业他还打我!把我摔在地上!”浩仔眼泪汪汪地说,“爹地,我不要他!”
“这是怎么回事?”朱光辉转身问我,语气不冷不热不咸不淡。
“噢,是这样的朱先生。”我有些紧张了,“我昨天接到朋友的电话说有我两封信,今天中午我去拿,浩仔非要跟我去,外面太热,我让他去睡觉,他不去……”
“所以你就打他了?”朱光辉愠怒地打断我的话。
“没……没有,只是,只是摔……摔了一下。”我嗫嚅着说,“不小心摔了一下。”
他一把搂过浩仔,问他:“打你什么地方了儿子?让爹地看一下。”
浩仔顿时嚎啕大哭,胡乱地指了身体若干个部位,哭得悲恸欲绝上气不接下气,一副剧痛难忍令人发指的样子。
“阿非,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你什么时候看见过我打他,他又没做错什么事。”他责怪我。
“朱哥,你听我解释。”我噤若寒蝉地伫立一旁。
“你是我花钱请来教书的,不是请你来打人的,打他也轮不上你呀,你有莫搞错呀你!”朱光辉大声喝斥我,青筋都暴突出来。
“朱光辉,我……我说算啦,小事嘛。”艾之琳在旁边颤颤巍巍地说了一句。
“住嘴,三八!他妈的!你这个臭三八打我老婆,你这个臭老九又打我儿子!”朱光辉疾速转过来吼叫,“阿非你还干不干?要干就干,不干就走人啦!”
“去你妈的!老子不干了!”我忍无可忍,猛喝一声。他们一下子都被镇住了,浩仔愣在那里傻乎乎地看着我。
“你……你那么凶干嘛,难道还想吃了我不成?”朱光辉恼羞成怒地、怔怔地问。
“吃你?我才不吃你呢--我是穆斯林!”我回敬道。
我转身走进卧室收拾我的东西,整个房间寂静得可怕。我提着行李包出来后对朱先生说:“朱老板,我的工钱。”
他涨红了脸,尴尬地从口袋里摸出一叠钞票给我数了五张四人头。艾之琳站在一个角落不知所措,脸上是难以言传混淆不清的神色。
我接过钱说:“朱老板,我一共干了二十六天,本来四百三拾元就够了,但没想到浩仔那么笨,我就收五百元不找了。”
路过艾之琳身边时我盯了她一眼,说了声:“再见艾姐。”扭头就拉开门走了。我突然想起该给杨排长打个电话就立即折返回去。
“你,你还想干什么?”朱光辉冷冷地问。
“打个电话可以吧,市内电话。”我盯着他,他朝电话摆了一下头。我就给杨排长拨通了,告诉他二十分钟以后到“大拇指餐厅”见面。
我挂了电话,出门时摸着浩仔的猪头就象摸一只皮球,尽乎猥亵地说:“你这脑袋里装的尽是豆腐碴子,真不愧是朱光辉的儿子呀!你真以为你聪明呀?还是省了家教费回老家去做干部吧。--竖子不可教也!”
我打了“的士”直接赶到“大拇指快餐店”,远远地看见杨排长站在橱窗前东张西望。他接过我的行李,吃惊地问:“你他妈的真的说不干就不干了?你脾气还挺大的嘛!”
“我到这里是为了受剥削的,可也不是为了受那种人的剥削的。”我骂道,“走走,进去喝酒!我请客。今天我们要一醉方休不醉不散。”
“是不是因为那个娘们?”他问。
“不是,艾之琳是一个畸型社会畸型城市畸型家庭的畸型份子她是一只幽禁在金漆鸟笼中的孤独小鸟,她是个悲剧人物,是个牺牲品。我离开那里主要是朱光辉和浩仔的原因。”我们坐在通体玻璃窗前。
“那你以后怎么办?”他关切地问。
“在深圳不能考虑三天以后的事情,因为饥饿总是在几个小时以内发作,能撑就撑,不能撑就滚蛋。计划没有变化快!一路走一路瞧,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无所谓,不行就撤退,大不了来个新长征嘛,什么计划呀方案呀统统扔得远远的。”我神色黯然地说,一边点了酒菜。
“哎,我说你小子何苦呀?在内地坐办公室多清闲的差事,却跑过来遭这份洋罪。”他替我叹息,“钱没捞到反而落双香港脚。”
我苦笑之下喟然叹息:“我现在终于发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三大优越性了。”
“什么优越性?”他用少许啤酒漱洗了杯子然后将其泼洒到地下。
“一是稳定的收入,二是廉价的住房,三是昂贵的医疗保证,这三大优越性是不可比拟的。”
“管他妈的什么制,这个世界上就得讲两个字,权和钱!这两样你有一样就是大爷,没有你到那里都只有装孙子!”杨排长破口大骂。
“杨排长,我最多在你那里住上五六天,找到工作了就再混混,不行就撤退,深圳这个地方,我已经领教了。”我说。
“五六天?那家给了你多少报酬?”他问。
“五百块,加上原来的三百块,现在身上一共只有八百块了,除了回家必需的路费三百块,只有五百块了,最多支撑七八天时间。”我说。
“我们的寝室都住满了,现在你只好和我挤一下了。”他为难地说。
“没关系,你别对任何人说。我晚上十二点以后回来睡,早上七点就走。”我说。
“随便你,反正一般我不乱跑。”
“他妈的,我想给艾之琳打个电话。”
“童子哥,你有莫搞错?给她打?”他吃惊了。
“别老是童子哥童子哥的,从现在起不准叫我童子哥了,我已经不是了。”我神秘兮兮地说。
“什么?你和那娘们那个了?难怪我那次发现她在注意你,炒你鱿鱼一点不冤枉!”他揶揄道。
“她又不是朱光辉老婆!我问心无愧!她真不幸!”我叹息。
“来来来,管他妈那么多,为了中国最后一个童子军的灭亡,干杯!”他举起酒杯嚷道。
杨排长要赶回酒楼上晚班,我就只好告辞了,我让他带走了我的行李后独自踯躅于街头。我如孤魂野鬼如丧家之犬如行尸走肉,游荡了一转,辗转来到一处芳草萋萋的草坪,我坐了下来,望着高楼、车流、行人和霓虹灯发呆。我口干我目涩我头晕我四肢无力我心事重重。我无力地躺下来,弃儿般的感觉又直逼上来。我看见座座峻峭的高楼大厦如巨大的断剑冲刺天空,黑黢的夜空中,断剑剑刃透射出缕缕寒光,我感到它们随时有可能倾覆下来,将我剁成肉泥。出我木然地从兜里取出几封信,细细品味着来自遥远的关切。贾卫东和赵卫彪合写的那几首诗让我心潮起伏,感喟万分,不禁惊叹他那“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一般的气势。我无边无际的悲哀,在我脑海中堆积、萌动、膨胀、旋转、流泻、奔腾、咆哮,渐渐地,我的悲哀化作了难以抑制的迷惘。人一旦迷惘就会伤心,一旦伤心就会绝望,绝望最终会化为愤怒,愤怒就会出诗人:〖JZ(Z〗
多少次梦中见到你醒来后却茫然面对四壁我失去的不只是过去我得到的却一直是空虚看他们一个个活得可以我的头却埋得很低很低我上不了天堂我下不了地狱我抓不住权力我抢不到商品我游不到岸边我沉不下海底我坚锐不起来我阳萎不下去我咬牙切齿我忧郁难离我的心被判了无期徒刑我的呼吸还有什么意义
三十三
我仍然逃不脱乘兴而去铩羽而归的命运。我再一次垂头丧气地走出深纺大厦人才交流中心,在不远处一杂货店买了瓶冰镇矿泉水心灰意冷地喝,忽然间发现面前的电线杆子上贴着一张广告招贴,纸不大,上面是复印机印的蝇头小字:“代办各种证件,立等可取,质量可靠,价格合理,解您燃眉之急!联系传呼××××××。”
我心头一亮,想起一月前刚到深圳人才智力市场时那个湖南小伙子对我的指点,想起因文凭不硬在市场中屡屡遭受的挫折,不禁一阵窃喜,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这可是违法行为!但违法的事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地球照样旋转、街市依旧太平,何况我的主观愿望和目的只是找个立锥之地--目的说明手段正当嘛!窃书不为偷,买张假文凭能叫偷吗--读书人的事能叫偷么?譬如、姑且、即使、纵然、斗胆、就算、豁出去了、退一万步、退一万零一步说,这叫做所谓的“偷”--偷的人还少么?--别人偷得,我就“偷”不得么?我就是这样说服了自己骨子里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和正义感的。我抄下号码,找了个僻静处打了寻呼机,果然不出二十秒中电话铃声就响了。
“请问先生办证件吗?”一个神秘而低沉的男人声音。
“你们可以办什么证件?”我迫不及待地问。
“所有证件。身份证、边境证、港澳同胞探亲证、护照、鉴证、文凭、记者证、军人证、警官证、工商执照、税务登记证、卫生许可证、军车执照、结婚证、离婚证、计划生育证、荣誉证……嗨,你要办什么证?”
“文凭?贵吗?”
“什么学校?”
“北京大学,北京外语学院也行。”
“嗬,名牌大学,行!1000元一个。”
“1000元!太贵了,算了。”
“我们是激光排版,电脑制作,打钢印,还带防伪标记,一模一样不差毫厘……”
“太贵了,我没那么多钱,我连工作都还没找到,算了。”
“嗨,那你说多少钱,总不能让我们亏本,我们成本很高,又担风险,800元怎么样?”
“800跟1000有什么差别?算了。”
“嗨,先生,别挂嘛,那你说多少钱?”
“300元。”我居然也说得出口。
“什么?300元,开玩笑!700元。”
“280元,这里还有几张同类广告呢。”我提醒那文凭贩子。
“600元。”
“250元。”我就不相信买的真不如卖的精,来吧!
“500元。”
“200元。”
“好啦,好啦,别再减啦!200元好啦,你真行,没得赚啦。”他嗷嗷直叫。
“那我到哪儿找你呢?”
“你有现成的一寸照片吗?”
“有。”
“带上,身份证也带上。”
“身份证?为什么要带这玩意?”
“废话,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警察?我们只给外地人办。你穿什么衣服?戴眼镜没有?你贵姓?”
“我姓李,白色体恤,灰西裤,戴眼镜,夹一皮包,尖嘴猴腮,瘦骨嶙峋,营良不良--长得就跟演小品的那谁巩汉林似的。”
“半小时后荔枝公园门口见。”他说完就挂了。
我鬼使神差地立即赶到荔枝公园门口。那个神秘人物却没有准时露面,我开始有些着急,看着稀稀拉拉进出公园的每一个人瞎猜疑,可是他们都没有正眼盯我一眼。直到延时将近半小时,文凭贩子仍未出现。我踱来踱去,心急如焚,又去打了传呼,仍未复机,我气得心里大骂骗子该死,扭头恹恹地走了。不想走出足有二三百米远的地方,一个人突然插上凑近我低沉地问:
“请问李先生是吗?你打××××××Call机了吗?”
我扭身一看,一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几乎和我一个打扮,白体恤,灰西裤,戴眼镜,腑夹条形皮包。比我略矮略壮略黑。
“你他妈拿人当猴耍呀!”我破口大骂。
“莫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其实刚才我一直在你对面商店门口……”他警惕地环顾四周。
“你他妈的拿我当卧底呀?”我余怒未消。
他满脸堆笑一个劲道歉:“莫好意思,干我们这一行小心谨慎为好,莫好意思,身份证带来了吗?”
我从皮包夹层里掏出了身份证给他,他仔细看了一遍,解除了戒备,然后问:“钱,钱呢?”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收回了身份证说。
“不行,你得先付钱,我把钱和照片送过去。”
“那我怎么办?你走了我去找鬼呀?”我断然拒绝。
“你就在这等着,我最多一个小时就回来。”那厮说得倒轻巧。
“我他妈脑子里有疱呀?”
“哪你说怎么办?”
“我跟你走一趟呗。”
“不……不行,那不行,绝对不行!你去不方便,我也不敢带你去,这是规矩!那地方能让外人知道吗?”他直摇头,拿眼四处乱瞟。
经过一番争执,最终达成了妥协,他再叫一个人来取照片和五十元定金,他留下来陪我等货,贷齐再付余款。他拿出皮包里的手机说了一阵语焉不详的鸟语,然后我们往回向荔枝公园走去。几乎在我们到达的同时,一辆摩托在我们面前嘎然刹车,一个戴头盔的家伙下了车,两个家伙讲了几句鸟语,让我拿出一寸照片,在照片背面写上姓名、年龄、校名、专业、毕业时间,又收了五十元钱就急匆匆地走了。我们说好在公园等他。在公园门口,为了门票又是一番争执,最后还是那家伙磨磨蹭蹭地买了票,我也很大套地给每人买了瓶矿泉水。
但凡人造公园,大同小异。荔枝公园也不例外,除了多了些荔枝树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我们找了个树荫下的石凳子坐下,刚点燃烟,那家伙的传呼机就响个不停,他约了好几桩生意,一张老脸笑得稀烂。
“你要走?”我问他。
“不走。我把生意全都安排到了下午和晚上,没事啦。”他说。
“业务繁忙呵,发大财啦。”
“小意思啦。”
“哪里人?贵姓?”
“北方人。我们不谈这些好不好?”可能他生怕我和他套近乎后会占他便宜,他有些不耐烦地站起来,四处张望一圈又坐下来。
“你看起来也是个文化人嘛,怎么也干这个?”我自讨没趣地问了一句。
“文化人又怎么啦?我他妈的就是让文化给坑了,要不是他妈的早发大财啦,这里文化人给大老粗做马仔的多的是,你不也是一文化人吗?”他反问我。
我脸上火辣辣的,嘴上却说:“对,百无一用是书生!教育怎么坑的咱,咱就怎么坑教育一回。”
此后那厮除了频频回传呼兴冲冲谈业务之外,我们是没咸没淡,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看来真是小流氓遇着老流氓了--您瞧那厮鸟语讲得!
可别说,深圳人办事真他妈的有效率,说好一个小时交货,不到五十分钟就办好了。我们接到电话,出了公园大门,在一个僻静的街角交货,骑摩托那小子望风,我把那个硕大鲜红的毕业证匆匆看几眼便塞进皮包,付完余款150元掉头就走,心里惴惴不安。两贩子在背后笑着说:“别急走好,有业务打Call机--嗨,祝你成功!”
当他们骑着摩托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时,我听见那厮的寻呼机又激越地响起。
对北大的渴望使我忘记了饥饿,直到下午两点了我连早饭都还没有吃。我赏心悦目地来到一家赏心悦目的小排档点了几样赏心悦目的菜肴水酒赏心悦目地享用起来。我小心翼翼地拿出北大文凭仔细端详,深情凝视,没错:北京大学毕业证书,编号09201968,李亚非,男,23岁,汉族,于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二年在我校哲学系学习四年,经考核各门功课合格,准予毕业。获哲学学士学位。校长吴树青(鉴章),一九九二年七月。真是天衣无缝,几可乱真!
我之所以选了哲学系是因为我选择的范围很小,理科虽好找工作但我绝不敢冒充,一个中学生就可以把我给识破了。文科不外乎文史哲,在我看来,在这个越来越物质化数字化程序化平面化信息化的时代,人文科学在国内几乎不能称为一门专业,文科生便愈加成为无用之人。那个在人才市场外卖盒饭的河南人就是个中文硕士。唯独哲学,玄玄乎乎好蒙混过关,仅我知道的哲学家的名字和哲学术语就足以使一般非专业人士找不着北。
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北大啊北大,我还不知道您的校门朝那边开呢,便已经在您那儿毕业了!区区200元,我便摇身一变,由一个朝不保夕的流浪汉变成了人人仰视的天之骄子--谁让您是北大呢?
不可抑制的幸福把我刚刚捕捉到的犯罪感瞬间就冲得烟消云散。
翌日凌晨,一个踌躇满志的北大学子火烧火燎地往深纺大厦赶去。
“哎哟,中国最高学府,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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