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理想一点时间-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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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义的，祖祖辈辈就是这样过日子的。
　　这样的场景，使我想到城市的“市”，本来就是集市，水陆码头给人们做交易谋生形成的。至于“城”，除了皇上住的紫禁城，也应该是有市坊的；集市固然没有“城管”，那么《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首都开封城里，有“城管”吗？
　　好像也没有呀。
　　为什么世界大多数国家，可以没有“城管”，而我们必须有呢？如果用成龙大哥“关于中国人就是要人管”的话为“城管”的存在辩护，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城管”。
　　是不是，因为我们从单位制、人民公社和计划经济时代过来，已经没有了社会自治，没有了对社会自治的信仰？是不是因为我们被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所说的“权力美学”浸染的太久，太过看重整齐划一和表面秩序，而将“看上去很美”看得高于底层人的生存权？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社会自治的思路（并不排斥政府作用，黑帮占“码头”收保护费之类就要靠政府强力取缔）被否定了，那就尽快出台《行政强制法》，规范“城管”的执法行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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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岳散人：血统论回潮是危险信号
2011年05月30日07：58东方网五岳散人我要评论（85）
字号：T｜T
五岳散人　资深网络评论人士
日前，有网帖曝光浙江温州公路管理处9年来吸纳领导亲属60多人，还存在“量身定制”的“萝卜招聘”情况。新华社记者赴当地采访发现，虽然温州市人事局、温州公管处相关负责人针对网曝“世袭招聘”一事予以否认，声称“自2007年7月以来的公开招聘都是逢进必考，合法合规的，公管处没有参与招聘，都是由温州人事局统一组织”。但在记者追问之下，温州公管处政工科科长林光夫不得不承认，被明确曝光的36人中，有15人的确是温州交通系统领导直系亲属。而这15人中，有7人确实来自从2007年公开招聘起所招收的26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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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趣的，是一位公管处前任领导女儿的“萝卜招聘”，即设置入聘条件是“旅游管理专业、女性、1982年5月1日后出生、有驾照等”。按说这条件也不算多么苛刻，生日年月有点儿意思，毕竟也是权限之中的事。往下就更有意思：这个公管处并无与旅游管理相关的职位，而且整个公管处不用出外勤，对是不是有驾照应该没有要求。
根据我们现在的公务员招聘制度，公管处并无资格直接招聘哪怕是事业岗位的人员，而是应上报人员要求，经上级审核之后通过人事部门统一招聘、考试才是。照理说这就是某种监督与制衡机制，让开后门的人进不来。但实际上是如何实行的？温州——或更多地方——用的是这种方式：招聘条件是由温州公管处拟定，经温州交通局审核，最后由温州人事局审批。只要有个稍微合理的理由，这些所谓的制衡与监督就都成了摆设，“萝卜招聘”也就是走一个流程而已。
这种制度漏洞其实已不能算漏洞。从制度设计角度说，私招乱聘的情况已被尽力防范。这种制度设计之所以失效，是因为没有任何制度可以堵塞整体范围的关系网。如您所知，所有环节要是都出了毛病，设计得再良好的制度也不过是光明正大走过场。而这么做的机构，完全可以凭借这种制度为自己辩护。原本分权制衡的设计，最终变成相互卸责的工具。
这种状况为什么会出现？最重要的原因是，哪怕违反相关条例，代价也相当低廉。关于这种官场世袭制的报道，这两年并不少见，最后不了了之的占绝大多数，最多有几个不甚合格的“官二代”下岗，而其长辈依然稳坐钓鱼台。我们大概可以合理推断，他们再次上岗也不是难事。
这种被称为“官二代接班”的现象，在温州这个地方倒是有了另外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一些领导在单位干了几十年，让子女进来是人之常情。不设这些条件她不一定能考上，设了自然把很多优秀大学生排除了。”这是某种投桃报李的做法，与当年功臣子弟有个世袭爵位的意思差不多，仿佛这些领导这么些年没有领过工资。而现代社会，所有社会资源与公务职位都是公共性的。温州这种拿着公共资源报答领导的理由，居然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友邦是不是惊诧不太知道，倒很令本邦人士惊诧莫名。
除“报答论”外，有句话可能更说明问题。对领导直系亲属参与招聘，温州公路管理处的官员解释：“这个不能说明问题，他们从小在父母耳濡目染下，立志报考交通系统，所以考上的人比较多，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大概就是血统论的另一个变种。没想到社会发展到今天，这种“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的近亲还在繁殖，且成为可以公开说出的理由。
从不断发生的这种现象来看，很多学者担心的社会阶层板结的情况正在发生，无论“官二代”也好，“富二代”也罢，都在使自己的阶层对其他社会人士关上大门。财富传承还有可能改换方向，但权力传承由于不能受到有效的监督与制衡，板结一旦形成就很难打破，想要打破必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而温州相关官员的解释，使得这个信号的危险系数更为放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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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锁消息封锁不住人心　2011…06…21　19：08：36　浏览　55186　次　｜　评论　29　条
　　　　日前，因家属卖问题粽子被揭露而率队冲击报社的沈阳沈河区工商局长杨晓松，被沈阳市纪委驻市工商局纪检组正式立案调查。6月8日，杨晓松之子杨济维所开设的面包店因问题粽子而被《辽沈晚报》揭露，杨晓松妻子便带人到报社追打记者，后来杨晓松本人也亲自出马，开两台公车（不带工商标志），不仅扬言和记者“单挑”，更动用多方力量封锁消息。当时，出于愤怒，这家报纸的很多记者都用相机、手机进行了拍照和录影，有人在微博上还对此事进行“直播”。然而，杨晓松仍然摆平了诸多媒体，尽管多位记者愤愤不平，但辽宁省内几乎所有媒体均对此保持沉默。倘若不是有人在天涯社区等网络论坛上发牢骚引起新华社记者注意，工商局长赴报社打人一事似乎就被成功地进行了一场“危机公关”。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当地所有媒体闭口不言呢？不消多说，杨晓松动用的力量一定不少，一定不小。什么叫多方力量？那就是各个线上能够用来影响媒体的力量都用上。从行政力量到主管部门，从领导人脉到资本力量，这都是可以造成媒体失语的角色。好在，杨晓松毕竟只是县区一级的工商局局长，能够动用力量封锁本地所有媒体已属难得，而外地媒体他就鞭长莫及了。那么，杨晓松为什么可以让媒体失语呢？这与他的工商局局长的身份必然是分不开的。工商局是所谓的实权部门，辖区内大大小小的企业都得给工商局一份面子，这就是说，杨晓松完全可以调动沈河区企业的力量去对所有媒体进行公关。作为省会城市的一个重要区域，沈河区的知名企业一定不少，企业嘛，总是要投点广告的，这些投广告的企业多半会要求媒体建立“保护机制”，依靠资本而建立起来的公关能量是超乎想象的，譬如某大型知名奶企，不就让很多媒体在对其进行监督的时候噤声了吗？
　　　　媒体如果不能搞舆论监督，动辄被各种力量封锁，媒体的社会公器之作用，也便逐渐消弭了。这位工商局长在殴打记者之后，本身已经触犯法律，可是他却能够让当地公安部门置之不理，让当地媒体无法报道，这说明什么？说明此事背后存在利益勾连，存在猫腻之处。工商局长对法律的漠视、对媒体的无行到如此地步，倘若媒体能够掌握舆论监督的自我判断权，杨大局长还敢如此放肆吗？而一旦当时就进行舆论监督，这位问题重重、飞扬跋扈的局长大人是不是可以早点下台，老百姓是不是可以早点从恶官的管束下早日解脱？
　　　　不管是什么力量，钳制合法、合理的舆论监督都是不正义的。通过遏制舆论监督而让官员逍遥，实质上是对人民犯罪，是促使民不聊生；而一个真正发达的、公正的现代社会应当是通过舆论监督、公民监督使得“官不聊生”。官不聊生，人民大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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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集　》》　热点关注
郑　浩：“政府绝对正确”的年代已经过去
（2011…07…28）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2012年的另一种地壳变动
＇中国政情＇　广东：转型升级进行时
＇地铁瘫痪＇　SMRT：明天开学　地铁趟次更频密
＇朝鲜问题＇　周兆呈：朝鲜穿越
1周点评：千万富翁白手起家的秘密！
专家热议：青钱柳茶降糖有奇效（图）！　
●　郑　浩
　　“7·23甬温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后，中国铁道部发言人一句“反正我信”引起社会极大反弹。他的言外之意无非是：你们应该相信中国政府的话是对的，应该相信中国政府的处理方式是对的。但是，当公民社会到来时，“政府绝对正确”就已经成为历史。
　　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我们生活在独立思考的时代，我们生活在越来越依靠科学、尊重科学而非听命说教、服从权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学会了尊重客观事实，学会了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每一个违反常理的谬误；而最为重要的是，人们懂得了何谓说理、争取和维权。人们需要符合实际的说法，而非草率的搪塞；人们需要既符合常识、又符合严谨科学的结果，而非官员们那种“发死誓”式的咆哮；人们需要通过参与而了解真相、还原真相，而非官员们一味的“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做法。
　　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公民社会时代。在这个时代，需要更多的开放、透明、公平与公正。一句话，公民社会呼唤公平正义。
　　“政府绝对正确”不仅误国误民，而且由此而来的绝对权力，就会被少数人得以滥用。在“7·23惨剧”中，我们看到了这种苗头：在事故远未查清前，是谁下达了清理现场、掩埋出事车厢的命令？是谁急于下达“尽快通车”的指令？又是谁在日前指示对车厢“破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京沪高速铁路不断出现电源短路的情况下，又是谁仍然坚持高铁继续运营？难道领导完全无视“7·23甬温线”事故在京沪线极有可能重演吗？很显然，当“政府绝对正确”陷入极端而忘乎所以的状态时，人们的利益安危是完全可以不管不顾的了。
　　因此，“政府绝对正确”应该休矣！人民的政府应该更加谦卑、虚心甚至更加诚惶诚恐地听取人民的声音，而非以“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与人民的期许作对。那些自认为“绝对正确”、“绝对权威”的官员，是时候下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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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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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歌”唱出来的生意　2011…07…07　13：55：09　归档在　时政社会　｜　浏览　169413　次　｜　评论　103　条
　　　　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6月，整个华夏大地都浸透在激昂的“红歌”声中。就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亲身参与的“红歌”赛就有两次——一次是本单位内部搞的；另一次是我们单位所在的集团组织的。
　　　　对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战士而言，不容置疑地认定，只要让“红歌”以及红色文化铺天盖地般地占领人们的精神生活，就必然能有效地加深他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恐怕是简单和不负责任的。或许，缅怀光荣历史有时候的确能够激发巨大的自我认同和自豪感（这方面最典型、也最成功的，往往是以悠久伟大的历史传统培育人们的国族身份认同）。但在另一些时候，引导人们过分沉湎于往昔（特别是经过精心加工的神话般的往昔），又总是很容易触发一些人的意识形态原教旨情绪，进而使他们对没有神话光环护佑的当今社会现实生出强烈的不满和疏离感。因此，这很可能是一柄双刃剑。而这个问题，也的确有待科学冷静的评估。
　　　　客观地说，假如不是采取行政命令式的强制手段，而是由各级基层党组织牵头主导的话，这类“红歌”会的首要效果是活跃和丰富了企事业单位的内部文化，为日益冷漠化的职场关系提供了一个富有人情味的交往平台。对许多单位的“80后”年轻人来说，他们其实是把“红歌”会当作一次难得的展示才艺的愉快聚会，而并不十分在意表演些什么具体内容。而且，由于这类演出大多是集体性的，又都伴随有比赛和奖励，就更加有助于促进员工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独立创新意识。我曾经听到一家企业的老总（他本人并不是共产党员）由衷地对他的管理团队说：“今后这类活动应该多搞，我愿意掏点钱来赞助，对活跃公司内部的气氛来说，它比我们一天到晚空谈企业文化要实在和有效得多！”
　　　　如果你从经济的视角来审视过去几个月来轰轰烈烈的“红歌”排练和汇演，你会看到一些更有意思的东西。我个人的观察告诉我，这场全民运动成全了一组不容小觑的生意，让一大批人发了一笔不小的财。
　　　　首先是与文艺演出有关的各类场馆出租、服装（道具）租赁，以及相应的海报、宣传材料的制作印刷行业。就像逢年过节各大高级宾馆的宴会厅很难预定到一样，越临近“七一”，各剧院、音乐厅、文化馆……也越抢手。眼下国有单位大多材大气粗，遇上这种难得的“大喜之事”，把演出安排在本单位的会议室或礼堂里，自然嫌太寒酸了，至少也要到区一级的文化馆或剧院才象点样子。我听说（不一定十分准确）上海有一家市级国有大集团租下了著名的五星级波特曼大酒店（美国克林顿和小布什两位总统访问上海时都入住那里）里的上海商城剧院，搞了一场耗资千万元的“纪念七一”大汇演。至于服装和道具，在上海，“七一”前，最普通的一套演出服一天的租金也至少是100元，因此，哪怕再小的演出单位，花在这方面的费用也是少则千元、多则上万，这还不算有些干脆是买了演出服的。我有个同事的亲戚在绍兴柯桥纺织城做服装批发生意，据说同事说，5月1日以后，他那亲戚像换了个人似的，对待客户态度一下子生硬了许多，因为他的生意好得根本来不及做……
　　　　其次是音乐学院、戏剧学院以及各类文艺演出团体的教师和演员们。他（她）们的生财之道有两条：一是比较知名的演员自己演出挣的出场费；不用说，参加各级党委和政府组织的纪念表演一般是拿不到多少演出费的，那是为党的事业做贡献，但被企事业单位邀请去做客串主持和演出嘉宾，就天壤之别了。上面提到的那场价值千万元的国企庆祝建党90周年纪念晚会，估计就有不少钱花在了邀请明星上。假如我是某国有大企业的老总，碰巧我又是某大歌星的粉丝，那我乐得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邀请她（他）来唱一台“红歌”。当然，这还是一个比较狭窄的市场，更赚钱的其实是艺术指导。我在前文里提到了，每个参加演出的单位都想在比赛中获奖——这可是一份政治上沉甸甸的荣誉啊！因此，为了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它们中的不少从一开始便请了专业的艺术家来为自己培训和指导。以上海的行情为例，据我所知，现在请一个艺术院校（或剧团）的专业歌唱、舞蹈老师来辅导一个下午，大约要出500…1000元讲课费；一般略微有点文艺才能的业余人士，如果想要做一次比较成功的演出，在上班之余排练，整个过程大概得花2…3个月，期间至少要有4…5次专业老师的培训。如此算下来，一个老师给一个单位做辅导，总有2000…5000元的收入。当然，他（她）们通常在是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的。
　　　　据说近年来重庆的“红色文化”开展得热火朝天，“红歌”在那里不像在其他地方只是唱一阵，而是年年唱、月月唱、天天唱，而且从乡间田埂唱到工厂车间、校园课堂，甚至唱到了监狱和拘留所里……这些传闻有多少真实性我不敢肯定，因为最近一次去重庆已是5年多前的事了。说老实话，作为一个媒体从业者，我很想去实地观察一下这个传说中的“红的特区”。这两天我忽发奇想：既然重庆的“红色文艺”有那么大的市场，是不是那里的相关产业也特别赚钱和发达、进而吸引全国的同类产业和人才（如演出服饰租售业及革命文艺培训教员）不断地往那里去集聚和淘金呢？我甚至想，长此以往，重庆是否有可能涌现出几个有全国影响的“革命文艺演出集团公司”及一大批配套服务企业来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颇具前瞻性的课题。
　　　　我知道，只有庸俗如我这般才会从钱眼里看“红歌”，但一个社会，只要市场交易体系没有被完全消灭，对某些特殊文化或价值观的引导，就总会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定的经济价值。当重庆市的领导在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在为那些无产阶级革命艺术家们提供巨大的致富机会。
　　　　写于2011年7月5日，发表于2011年7月6日“FT中文网”。见网标题：“唱红”的生意；链接：http：//www。87book。com/story/001039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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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请你慢些走
童大焕—2011年7月24日星期日
7月23日20时27分，北京至福州的D301次列车行驶至温州市双屿路段时，与杭州开往福州的D3115次列车追尾，造成D301次列车4节车厢从高架桥上掉落。据悉事故原因是前车遭到雷击后失去动力停车，造成追尾。截至7月24日11时，媒体报道已有35人死亡、210人受伤。24日日本主要报纸的头条全是这则新闻，正可谓举国同悲，世界关注。
发生如此重大悲剧的前几天，铁道部发言人刚刚针对京沪高铁5天发生6起故障作出解释，说高铁需要2至3个月磨合期，然后进入稳定期。想必D301次和D3115次动车，开通不止三个月了吧？也许，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我们正在为追求过快的发展速度付出代价。
事故发生后，人们翻出了我们曾经感到无比自豪的一些东西，比如《　人民日报　》2010年12月14日01　版发表的《“提速先锋”李东晓》，4009字长文，报道中写道：多一天调试，就能多给旅客一份安全与舒适。上级下了“死命令”：培训时间10天。10天后，必须把第一列时速350公里的动车组开回北京！“回北京可以。就安全角度而言，只能让别的机车把这车给拉回去。”　迈克斯是个倔老头儿，秉承了德国人一贯严谨的态度与工作作风。“那我们就打赌吧！10天后我们肯定能开走！”李东晓比迈克斯更倔。
此外还有硬建建设方面的，从最初的五年工期到实际两年7个月完成铺轨，京沪高铁“创造”了高铁建设速度记录——这个时间，在国外建设高铁时，还不足留给路基自然沉降。按照时速380公里的设计要求，京沪高铁线路建成百年内，沉降要控制在5毫米以内，时间跨度是100年内。如果超出这个限度，轻者会舒适度降低，重者可能会出现列车脱轨等安全事故。
我们大干快上，高铁却并不那么受欢迎。因为贵，即使在一票难求的春运，大量高铁仍然空荡荡运行。京沪高铁开通不到一月，已经宣布停运G181次、D238次、D242次、D241次等4趟车。因为上座率低，这4趟高铁列车3天的预订量最低仅一成。因为高铁故障频发，与此竞争的京沪航线4折机票已经基本上调回8折。高铁列车空荡荡绝尘而去的身影，像一个时代隐喻：中国高速发展的列车，把许多民众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被时代列车抛下的人们，远远不是被抛下那么简单，他们要承担高速发展的列车给他们留下的一系列成本：环境、安全以及高速发展所需的资金等等。最新消息是，铁道部2010年需还本付息超1500亿元，但税后利润仅1500万元，只占应付款的万分之一。在此前的2011年两会上，部长盛光祖表示铁道部负债额约为1。8万亿元。有分析认为，目前铁道部全部经营现金流也就只够支付利息。
而在安全问题上，人民日报社陕西分社社长杜峻晓在《铁路工程师为何不愿坐高铁》的文章中披露，有位铁路工程师去年退休离开工作岗位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这辈子出门坚决不坐高铁。工程师出于对“中国高铁发展很快”的担心，因为，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快，是那种大干快上’的快”。
今天，高铁的安全问题和投资浪费问题正在逐步显现之中。下一个要警惕的，是投资总额数万亿元的保障房。大干快上之下，其质量和债务隐患又将如何？《中国青年报》和《人民日报》几乎同时剑指保障房建设水分。一些地方政府将之前在建的教师宿舍、企业员工宿舍等，一并计入保障性安居工程，企事业单位用自有土地集资建房，低价卖给职工，拆迁户获得的补偿住房列入保障房名目等变相丛生。少数地方在申报数据时，将去年未开工的项目结转到今年开工项目中。为了加快进度，在审批手续不全的情况下就开工建设，边施工边审批的情况则更为普遍。还有一些地方，将奠基仪式作为开工的标志，“铲点土就算开工”。
“开工量”陡增不要紧，数字造假纸上文章不产生实际危害，要紧的是工程质量问题会不会陡增？毕竟资金不足仍是最大障碍，钱少、时间紧迫都有可能成为垃圾建筑的催化剂和安全隐患的定时炸弹。
良好的愿望只有在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和规律前提下，才有可能结下甜美的果实。主导公共工程的政府和官员，和市场主体相比，也并不天然地具备道德、智力和能力优越性。相反，从上到下的短期任期政绩追求、各式各样的献礼工程需要、“花别人钱办自己事”的内在腐败寻租逻辑等，都有可能导致公共工程质量普遍低于私人工程或者造价高于私人工程。
未来中国的安全与稳定发展，两大指标可以一目了然：公共工程迅速减少，发展权利还给市场和民众；政府收入逐步乃至迅速减少，社会财富还给民间。
中国啊，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不要让列车脱轨，不要让桥梁坍塌，不要让道路成陷阱，不要让房屋成危楼。慢点走，让每一个生命都有自由和尊严，每一个人都不被“时代”抛下，每一个人都顺利平安地抵达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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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的力量，国家的希望
是什么力量驱使温州那些普通百姓，在第一时间就赶到动车追尾的灾难现场救人，是什么力量驱使那些睡梦中的人们，在没有人号召的情况下，就自动前往医院献血？是良知的力量！而良知的力量，来自人们的良心。良心，这个久违的属于中国传统精神的名词，在温州动车灾难过程中，复活了，我们通过灾难现场涌现出来的良心与良知，看到了人性的温暖与力量，看到了民间社会自我照亮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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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什么力量，拯救了二岁多的小伊伊，她的父母在这次灾难中付出了生命，我们还要说，是良知的力量给予她以生命。媒体的短新闻报道是这样：【温州特警队长坚持原地清理救〃奇迹女孩〃性命】温州特警支队长邵曳戎：我是下午接到指令说要用吊机把车厢吊起来的，放到桥下来清理。我不同意，坚持在铁轨上也就是原地清理。你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生命，万一有呢？你怎么向人家交待？
有人会说，军人警察在战争或救灾现场，服从指挥是其天职，但在复杂的救灾现场，当自己的良知判断还存有疑虑，按照自己良知的指引，去做一次努力，并不会给救灾工作带来多大负面影响，但却可能救活存活的生命，给那些在黑暗中无助的生命，一丝希望。这位温州特警，让无数网民感动，而人们在感动同时，也在追问，是谁如此草率地决定，宣布车厢里没有生命迹象，结束搜救，并要求将动车车厢推到地面上切割？
　通过各种媒体与网络，我们看到现场百姓的互相救助，还有市民利益飞行伞，航拍救难现场，使更多的人看到不同角度的灾难救援现场。基于自己的良心，中国政法大学何兵教授呼吁，要为死难者建立纪念碑，我则建议，将现场的车厢残骸安放在一起，用玻璃钢罩住，作为纪念标志，供人们永远怀念与省思。而通过凤凰卫视视频，我们还看到，当有关部门强行掩埋列车残骸之时，温州的百姓都表达了不满，他们担心车厢里还有人，并说，不断有人从车厢里被发现出来，可见其搜救不力，也担心旅客的一些物品就这样被简单地掩埋了，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良心与良知的力量，发自内心，但需要制度保障，社会在制定制度时，也有基于良知的考量，譬如，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人大，为避免一些政府部门擅自用权，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自肥自利，又自我监督与处理重大事故，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可以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所以，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先生基于法律人的良知，呼吁启动人大特别委员会，他在微博里说：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我与学界四友曾呼吁启动宪法71条特别委员会，但泥牛入海。温州特大事故震撼人心，铁道部自家调查难以服众，动车与高铁之发展速度及技术可靠程度令人忧虑。再次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设立特别委员会，对事故本身及上述事项进行调查听证，以答国人。
良知的力量，在媒体人身上，表现为追求事件真相，央视主播赵普在微博里表达了媒体人的强烈不满：事发后央视派出几路记者直播，当进一步调查真相给大家释疑的时候，却有想不到的困难！下面是当时记者发我的话。﹣“对不起，我也好内疚，这次的采访我心力交瘁。我和现场进在咫尺却不能近身一步，和警察几乎肢体冲突。好多说不出的恶心，失望，铁道部真的是破罐子破摔了，他们要干嘛？”
而律师浦志强则在微博中批评了政府在处理灾难事件中的失当：当初三聚氰胺是咋弄的，动车追尾事故还会咋弄，维稳方案想必完善了。政府就像个小矿主，不讲理更没担当，出了事就瞎对付：全力抢修但毁掉证据，不公布死伤者名单，不让家属认领遗体，不开放赔偿谈判，不惩处责任者但会找替罪羊；不让受害者起诉，不让律师介入，不让法院受理，删帖并封杀报道。
良知的力量，通过良心的情感作为，变成知识理性，在不同层面上发挥巨大的作用，它使我们整个社会向善，透明而阳光，正义而无私。这次动车在温州追尾所酿制的灾难，有关部门要反思自己追求速度时，管理能力与质量不过关给百姓带来的凶险，而通过民间救助与一系列社会善举良心，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