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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之美-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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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日本老婆”（2）
晚饭后我又来到研究室。学生走了，日本同行不在，非常静。我打开灯，坐在沙发上定定看了一会儿茶几上的花束，然后走到写字台前准备评卷打分。当我坐下摊开试卷时，意外发现差不多每份试卷的最后都工工整整写了几行字——“林老师，谢谢您了，我会永远记住您的话、您的笑脸。”“您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中国人，通过您我知道了中国。中文我会坚持学下去的，将来一定去中国。”“这学期父母寄钱减少，我因打工耽误了很多课，而您亲切地关照了我，我不知有多么感激。”……我一时忘了看答案，只顾一张张翻看试卷最后这几句话。除了少数人用汉语和英语，大部分人是用日语写的。看完我叹了口气，沉思良久，之后用剪刀把那部分小心翼翼剪下来，用大些的信封装了，同样夹进书里。
多么重感情、有人情味的女孩子啊！此刻她们已无求于我，几天后我就要回中国了，我不会再教她们了，不会再关照什么了，更谈不上考我的研究生或求我介绍工作。我和她们不在一个城市不在一个国家，此次一别可以说将永远天各一方……
回国好几年了，至今仍有时在夜深人静时分悄悄从书橱里抽出那本书，默默抚摸、凝视那条红绸带和许多已经发黄的字条。眼前很快幻化出那束异国的鲜花，幻化出异国女孩的眼睛。作为教师，此外我还能期望得到什么呢？
与此同时，心间也会掠过一丝寂寞和怅惘——这样的感动和怀念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的母国，没有因我教的数量多得多的中国学生而引起。是因为自己没有像教日本学生那样热心么？是因为我们中国女孩的感情不如人家那样丰富细腻吗？还是由于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社会正在失去什么？……
东京惟独不在日本（1）
家住东京。严格说来并非东京而是大东京即“首都圈”——住在埼玉县一个叫川越的地方，进东京城至少要一个小时。
大东京由二十三区加外围三县构成。越往中心东西越贵地价越贵房租越贵。休说我这个第三世界来的穷书生（ 除非生在贞观年间或乾隆盛世 ），纵使富甲天下的美国佬也没有多少人敢在城中心赖着不走。当然也不是说那里就没人住。天皇老少一家子就住在最中心一个叫“皇居”的地方，阁楼高耸，城门雄壮，碧水环绕，草木葱茏，面积达一百一十五万多平方米。但人家毕竟是“万世一系”的天皇，贵为一国“象征”，所有开销皆由纳税人分摊。而别人是没有这个福分的。嫉妒不得，也无人嫉妒。
话说回来，既住城外，免不了进城。可是说实话，我最怕进城。每次去东京回来都人困马乏失魂落魄。不说别的，出门坐大巴这一路上的站名就存心跟你过不去。光是墓地入口就两个：“市民圣园”入口、“圣地灵园”入口。接下去是某某“病院”入口、警察署入口、冒险森林入口。都说日本人敏感细腻，依我看相当愚顽不灵——大凡入口必是出口，若统统改称某某出口，岂不令人大有起死回生、久病初愈、刑满释放、化险为夷之感！而快到电车（ 电气列车 ）站的时候，两块巨幅广告牌又相继扑来，一块“积水住宅”（ 房地产 ）、一块“海上火灾”（ 保险 ）。“积水住宅”谁人肯买？“海上火灾”改为“海上平安”岂不皆大欢喜？看来还是咱们中国人脑筋转得快。难怪日本十多年了经济仍未摸到出口。总之，一大清早本来蛮好的心情一路上被这些莫名其妙的汉字搞得黯淡下来。
不过这还仅仅是我进城之旅的开端，更头痛的还在后头。其实一开始我也搞不清自己为何头痛。心想人家刘姥姥虽然年纪比我大得多且屡屡受到那帮小丫头捉弄，但每次进大观园回来都兴致勃勃，以至一进二进三进。而我怎么就不争气呢？后来去的次数多了，渐渐琢磨出个中缘由。简言之，东京不是大观园，不如大观园。
第一，空间太封闭。去东京要坐电车。电车四五分钟即有一列，“普通”、“准急”、“急行”，交相驶来，井然有序，绝不延误。车厢靠窗两排坐位，几乎人手一卷，无人滔滔不绝，无人神情激动，无人举止粗鲁。车厢上方花花绿绿悬着很多广告，上面不时有“巨乳”美女向你明送秋波，或者向你推荐减肥新法——H形体态严重超标者如何摇身变成S形婀娜多姿的girl。你尽可以望着想入非非，但有一个规定你必须遵守，行车时你不能跑到车厢外面去——车厢是封闭的。如此车厢换乘三四次坐一两个小时，渐觉头晕胸闷，美女们也似乎面目可憎起来。好歹熬到新宿涩谷新桥下车出站，心情还是不得舒展。因为东京寸土寸金，楼与楼之间的距离几乎全都是“一线天”，且大多紧贴路面忽的拔地而起，感觉上就好像下了小车厢又进了大车厢。人乃猴类而非老鼠，时下虽不兴在此树枝与彼树枝间舒臂展腿得意地荡来荡去，但如此封闭终究有违天性。日前一位在东京住了半年的澳大利亚籍华人画家从青岛打来电话，兴奋地告诉我：“林老师，你猜我在哪儿啊？我在青岛，这回我才喘过一口气！”
第二，移行速度太快。电车太快，地铁太快，单轨太快。也许你说快还不好，我看未必。这主要取决于外面的参照物。若奔驰在天苍苍野茫茫的千里草原，再快也觉得心旷神怡；飞机更快，而仍觉白云悠悠。但像东京这样高楼大厦紧贴鼻子尖一座接一座“嗖嗖”擦过，你不头晕才怪！广而言之，世界上的事也并非全都越快越好。和情人的缠绵幽会、丰盛的满汉全席、精彩的足球大赛快了反而令人气恼。
第三，景物太单调。主要是建筑物太单调。八十年前一场大地震，东京夷为平地；五十八年前一场大空袭，全城化为焦土。现存的建筑物，十之###是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时一窝蜂堆砌出来的。以功能性为主，间杂刚刚富起来就想摆阔的傲慢和虚荣。形状全部是棱角分明的四条直线，区别只在于长短方扁。色调几乎是灰的。基本和美学无缘，民族风格更是无从谈起。人们常批评中国的城市建筑没有个性，但毕竟还有个琉璃瓦歇山式大屋顶威风八面地扣在上面，分明告诉你“中华在此”。而东京无论走去哪里都是这些灰溜溜密匝匝的水泥盒子，分不清是纽约还是吉隆坡，完全可以说“东京惟独不在日本”。上个月广州一个朋友随团来日本旅游，我问她东京去了哪里，她说去了迪斯尼乐园。我心里苦笑：大老远跑来何苦去看哪家子迪斯尼！不过反过来一想，这也就是东京！一个城市到了除迪斯尼别无东西可看的地步，无论如何都是极可悲的事情。反正我是绝对不喜欢东京单调的建筑物，看得眼睛累，进而心累全身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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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惟独不在日本（2）
因此我怕去东京，尽量不去东京。
那么我干什么呢？除了去东京，除了不去东京而在公寓里皓首穷经满纸涂鸦，休息时大多在田野里走来走去。出得公寓群往北走不远就是一片田园风光。我经常清晨踏着露珠和在傍晚时分走去田间地头。春天土豆花开了，在婴儿小手般肥嫩叶片的簇拥中开得那么含蓄那么羞涩那么老实；豌豆花开了，在密密麻麻的绿叶遮掩下偷偷地开了笑了，向你展示这才叫小巧玲珑；南瓜花开了，这家伙开得大方欢快，骄傲地朝天空举起一把把小号，吹奏嫩黄色的晨曲。夏天有时低头细看一条条紫得发亮的茄瓜一串串红得透明的小西红柿，有时望着玉米地里三五株黄灿灿的向日葵，有时默默凝视爬满篱笆的牵牛花和拳头大的葫芦久久不愿离去……它们让我想起小时生活过的东北平原和山乡景物。不知道它们是悄悄跟在我后面一起来到日本的，还是早已来到日本悄悄在这里等我。他乡遇故知，一见两依依。它们问我“怎么这么多年都不回去看我们啊我们等得你好苦”，我回答说“我要养家糊口要提职称要分房子要出国要对付日本那个村上春树总之争名夺利几时休早起迟眠不自由啊”——我们就这样互诉衷肠，共叙别情，在迷蒙的晨雾里，在昏黄的夕晖中，在皎洁的月光下……
或许你说这大概是déjà？鄄vu，即由错觉造成的既视感，但我的心告诉我这绝对是真实的。若无这个真实，我在世界第一大都会东京的日子无疑将变得虚幻得多枯燥得多无奈得多。
“伊妹儿”在东京（1）
较之尚武，中国人似乎更尚文。在数不清的黄金岁月里，概以文明而非以武力称雄世界。纵然可以像当今美利坚以金戈铁马坚船利炮纵横天下之时，峨冠博带的士大夫们犹然沉醉于“大道之行矣天下为公”的教化之梦。若将文明单纯缩之为文以至文史、文学、文字的时候，不难发现古代中国人多么善于吟诗作赋、咬文嚼字并以此为荣。以翻译言之，唐玄奘等高僧硬是把艰深晦涩的佛家典籍从梵文译为汉文。今人也能脱口而出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据说也是从维吾尔族祖辈文字翻译得来。均堪称名译、佳译、妙译。
这种喜好辞章之乐、文字之美、雕琢之工的遗传因子也流淌在当今国人的血液中。当以工业技术为代表的近现代西方文明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球的时候，众多弱势国家索性舍弃咬文嚼字的翻译功夫而纷纷照搬原文，即使日本在很大程度上也未能幸免。惟独中国人发挥祖传看家本领，一路过关斩将，把television译成电视，把 computer译成电脑，把 facsimile译成电传或传真…… mobile phone也经风风火火的“大哥大”时代而以“手机”之名尘埃落定。其中尤以早些年 Coca？鄄Cola之译为“可口可乐”令人击节叹赏，既谐其音，又得其意，音意兼有，相映成趣，实乃译学史上的神来之笔。足见汉文字之与时俱进神鬼莫测，足见国人之语言天赋与雕虫才华。就此而言，国人无不具有翻译家素质。
似乎扯得远了，说回“伊妹儿”。
“伊妹儿”者，无须说，“E？鄄mail”之谓也。据我所知，E？鄄mail时下主要有两种译法，一是意译为“电子邮件”，一是音译为“伊妹儿”。二者均属够水平的选项，却又都嫌美中不足，未若“可口可乐”之水乳交融。前者不够精确。依《 现代汉语词典 》的释义，“邮件”为“由邮局接收、运送、投递的信件、包裹等的统称”。而将电脑显示屏上闪出的三五行字甚至“新年快乐”等寥寥数字以“邮件”称之，未免以偏概全不伦不类；后者固然谐音谐得巧妙，又兼具“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之浪漫遐思，但多少缺乏涵盖性和普遍性。如对于德高望重的长者奉复一句“您老的伊妹儿拜读了”，总觉得有失礼不恭之嫌；而对于年轻女性回道“见到你的伊妹儿十分高兴”，又觉有欠稳重，甚至担心闹出“性骚扰”官司来。不过相比之下，在东京我还是用“伊妹儿”时候多一些，毕竟蛮温馨的，可以约略冲淡显示屏的冷漠——我想收信人大概也有同感。
说起来，伊妹儿这劳什子不知哪个灵机一动鼓捣出来的。在日常生活层面上，这项成果实在远比什么“勇气”号火星车来得重要。指尖一点，天涯咫尺。现代人最看重的快捷、便利与效益至此尽矣。较之电话，没有不得不即时应对的紧张和尴尬；较之书信，不知节省多少宝贵时间。可谓兼有电话和书信之利。尤其对于既讲面子重含蓄又急性子重效率的日本人来说，这玩意儿一定正中下怀。此番旅日，所接名片，必注明伊妹儿住址；所去部门，必索要伊妹儿Address。会议通知、宴会邀请、工作联系、朋友聚饮以至礼节寒暄，无不由伊妹儿往来传递。如今不单电脑，就连小小的手机据说也可以收发伊妹儿了。乘地铁或电气列车，发现周围年轻男女几乎人人手持这样一个宝贝。指尖在上面跳迪斯科，眼珠却直勾勾盯住不动。我有时偷觑一眼，发现屏面时而五彩缤纷时而跳出间有汉字的日文字母。于是我不怀好意地推测那一定是上网派“伊妹儿”通知真正的伊妹儿几时几刻在老地方幽会了。顺便说一句，日本的公共交通工具不许打手机。偶尔见到接手机的，也都一副窃窃私语的样子，并且三言两语匆匆收起。因此我在车厢中所见形状各异比比皆是的手机，一般都不再发挥手机的本来功能，而大约不是用来打游戏就是上网发伊妹儿了。
我自然也乐意使用伊妹儿。况且在日本我毕竟是外国人，用微妙的日语同微妙的日本人用电话沟通有时难免造成微妙的误解，产生微妙而沉重的stress（ 精神压力 ）。而伊妹儿则可悠着性子改来改去，对懒得答理的尽可暂缓发落或索性打入“垃圾箱”了事。进退自如，以我为主，何其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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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妹儿”在东京（2）
想起来，东京的伊妹儿曾给我带来一次难得的经历。那还是去年三月初，一位日本教授发来伊妹儿，邀我参加预定三月八日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举行的反对美英进攻伊拉克的反战###。那天到会场一看，露天会场人山人海，一个长相、发型和身材酷似小泉首相的人正在台上扮演小泉。此君身穿小泉常穿的浅灰色西装、模仿典型的小泉步法、手势和声调表演小泉如何声称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模仿得惟妙惟肖，台下笑声不断，气氛甚为热烈。会后游行，四万市民举着标语牌或拉着横幅标语喊着口号一路前进，浩浩荡荡，不见首尾。警察虽然脚蹬长靴腰横警棍，但并不吆五喝六吹胡子瞪眼，只是客客气气维持秩序疏导交通。游行队伍中甚至有老太婆用小车推着孙子。这使我看到了日本民众的另一面。
当然，对我来说伊妹儿更大的妙处是可以用来同国内媒体联系。无论采访村上的专稿和照片，还是《 海边的卡夫卡 》的四十万字译文，抑或其他大大小小文章，都由这伊妹儿传往故国。既省了邮资，又无丢失之虞，对方也免去逐字输入之苦，委实皆大欢喜。外出归来，即使深更半夜也乐得打开电脑查看有无伊妹儿来访。若纷至沓来，自是减却几许浪迹海外的孤独；而若数日未睹芳容，不由生出一缕寂寞和怅惘。最糟糕的则是有一次迎进门来的伊妹儿个个面目全非（ 乱码 ），打发出去的又一一被拒之门外（ 退回 ）。而当时正有要紧事非联系不可，赶紧打电话四处求援。晚间急得几乎彻底未眠，翌日又在房间团团打转一个上午，正可谓“为伊消得人憔悴”。下午背起电脑从埼玉县横穿偌大东京城赶到千叶一位博士家求救。博士终究是博士，酒过三巡，只见人家轻触数键，伊妹儿们立即重现芳容顾盼生辉。人生快事，莫过于此。
与此同时，我也绝对不希望普通书信从此减少以至消失。现代伊妹儿终究不如传统的鸿雁传书那么有实实在在的质感、那么有真真切切的温煦、那么撩人情怀。伊妹儿不应该欺负甚至取代辛勤传书的鸿雁。一边是极堂皇的奥运场馆，一边是极古雅的小四合院，一边是高度现代化的科技园区，一边是村头老柳树下的轱辘井——那样不是很好吗？或许那才叫“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东京的美女编辑（1）
我这人不大愿意交际。第一因为我不善于交际。提笔我会斟酌再三，但说话往往冲口而出，别人尴尬，自己后悔。当年大学毕业分配时哪壶不开提哪壶，分我去长春市外办当翻译。费了好一番周折才和预定分往广州的一个同学对换成功 。结果这步棋还真给我走对了——数年前全班会聚京师开同学会，那位早已荣升外办副主任同时沦为脑满肠肥的老同学拍我肩膀说道：“哎哟我说林さん（ 老林 ），你可把我害苦了，你好歹混上个教授，可我活活成了大相扑兼猪头小队长！”（ 喏喏，听这两句就知道他是多么适合当外事官员 ）第二因为我不太关注口福不胜酒力。倒不是说自己多么清高，若有窈窕淑女载歌载舞我保准抢坐前排一饱眼福，但面对满桌子虾兵蟹将人头马实在无心恋战。回乡探亲最怕碰上初中同学镇委书记王某和派出所所长阎某，一次差点儿灌得我回不来。第三因为我也挺忙，要完成钦定教学工作量要捏造煞有介事的学术论文要对付神神道道的村上春树，台灯夜夜亮到十二点——单纯从劳动量来说足有资格捞得五一劳动奖章。
当然也不是说我从不交际，一个铁哥儿们也没有。打交道最多的是出版社杂志社报社的男女编辑。每千字稿酬由5元、7元、14元、28元到50元、80元、100元……循此曲线你也不难看出我的编辑交往史何其悠久。
说来也真是缘分，此次来东京又跟人家日本编辑打起了交道，有报社的有杂志社的有出版社的有大学学报的，又无一不是小姐女士。近年国内坊间常有美女作家美女画家美女保镖之说且颇有卖点，那么我这里就权当续篇来一段美女编辑——东京的美女编辑。
去年十月我刚来日本没几天，东京大学一位教授邀我去Y书店主办的专题学术报告会讲讲村上春树在中国的反响。我不是主角，只见缝插针讲了十多分钟。没想到散会的时候又是记者采访又是旅日女同胞围住攀谈又是出版社递“红包”请喝酒。作为选项，最后我当然拿了“红包”赶紧跟两位年轻女编辑去吃“日本料理”。同去的除东大那位教授还有一位。餐馆蛮有情调。我们的单间位于阁楼，五个人坐下去多少窄了点儿。装修俨然农户人家。裸露的横梁立柱黑乎乎不是疤节就是裂纹，分不清是真的久经沧桑还是人工做旧。贴近三角房脊那里居然有篓筐簸箕锹镐等破烂农具探头探脑，墙上挂着蒜辫子辣椒串玉米棒。灯具也够别致，很像当年下乡时马圈里挂的那个劳什子，昏黄的光晕从头顶笼罩下来。我心里顿时一阵释然，恍惚回到三十年前乡间的蹉跎岁月。惟一有现代感的是两个当编辑的女孩。倒不是说她们衣着多时髦长相多娇美（ 当然不丑 ），主要是觉得两人举止做派极为得体，爽净、利落、抑扬顿挫、生机勃勃。尤其我对面的那位，颇像村上春树笔下的绿子，眼珠如独立的生命体快活地转动不已，绝对有一种气势美——这就是此文的主角樱井（ 化名 ）小姐了。
席间由啤酒而清酒由“刺身”而“寿司”，杯盘源源不断，教授谈笑风生，灯光扑朔迷离，女孩笑脸逢迎，加之不用自掏腰包，我当然也喜滋滋乐悠悠不思吴蜀魏晋，惟恐曲终人散。但总不能喝到天亮，散还是散了。樱井特意七拐八拐走很远一段路把我送到地铁检票口，笑盈盈挥手告别。
事后我发了个伊妹儿表示感谢。樱井回伊妹儿说很希望再见一次。我又何尝不想。但一来不知道人家是真想见还是纯属客套担心自讨无趣，二来生怕闹出个一差二错被遣送回国半世英名休矣。从此再未联系。
一来二去，东跑西颠，转眼半年过去。五月间忽一日接得樱井一个伊妹儿，说要向我约稿——为她编辑的十四卷本《 讲座文学 》所附名为“月报”的小册子写点什么。内容也可不限于村上春树，大凡与文学有关的都可以。日文若不灵便，用中文写而由她找人翻译也无妨，一个月后交稿。我当即应允。因为Y书店是相当于我国商务印书馆的老字号出版社，向以文化积累弘扬学术为己任，不屑于与流行文化为伍（ 早期社长同郭沫若要好，每出新书必送中国一部 ），此次所编《 讲座文学 》执笔阵容亦甚威武雄壮。同时自告奋勇，愿以日文请缨。言外之意自己不光会用中文涂鸦，日文也可比试几下。再说总不能显得中国教授太草包。樱井回电致谢，很快寄来背景资料和极其客气的约稿信。信中注明稿酬以四百字稿纸计算，每页三千日元，篇幅七页。我在心中略一核算，每千字相当于人民币五百余元，就是说一个逗号都值五毛钱顶一斤大米够活一天的，比国内慷慨多了，好，写得！
东京的美女编辑（2）
写什么呢？来日前我曾就村上作品以外语专业116名学生为对象做过问卷调查，分十三项问及喜欢的原因，得分前五位是：①提供了认识世界和生活的另一种视角和方法；②翻译得好；③对孤独寂寞情怀的共鸣；④气氛、韵味别致；⑤文笔优美。思来想去，从翻译处理及体会角度就第二点写了三千字发去。正自鸣得意之间，樱井回伊妹儿了：看您的文章，我们村上好像因了您的翻译才在中国走红似的，我们日本人可是讲“谦逊是美德”的哟！说实话，若对方和我同是男人，我真可能来个恕不侍候撤回文章了事。无奈对方是美女编辑，而美女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耐住性子解释说关于其他几点我已经在《 朝日新闻 》、时事通讯社的《 世界周报 》以及另一家日本出版社的论文集中专门谈了不少，只剩这点没谈，因此并无单独强调和夸大这点之意。最后不软不硬地回敬道中国人也并不认为“骄傲是美德”。樱井马上申辩说她的本意是担心日本读者误会了我的意思，“从而损害林先生的谦和形象”。这个说法太高明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况且冷静细想，“你们村上还不是多亏我们绝妙中文的关照”这样的自负在自己骨子里也并非没有。而日本人素以敏感著称，那么指出也不是毫无道理。于是我找一位日本教授商量，决定在强化村上原始文本重要性的同时弱化主观断定语气。如把“我认为”置换成“我觉得、好像是、似乎是、大概是、恐怕是、是不是、莫不是”等暧昧语气，并在“翻译了二十本村上文集”一句前面加上“我有幸”三字。如此发去之后，电脑旋即传来樱井的笑脸：“这回到底mild（ 温和 ）多了，反倒让人觉得您又过于客气了！”——美女编辑遭遇战至此硝烟散尽。
但感觉上似乎又没完全散尽。现在我还沉思硝烟后隐约闪露的各自的民族意识、心理机微以及文化文体差异……
美女编辑果然非同一般。
落花之美（1）
咱们中国人喜欢热闹喜欢热烈喜欢喜庆气氛。劳模要戴大红花，国庆要挂大红灯笼，过年要放大红爆竹贴大红对联，领导来视察要高悬大红标语人人满面红光。结婚就更不用说了，大红袄、大红盖头、大红被、大红地毯。如今城里人赶时髦学西洋，往往像模像样娉娉婷婷披一袭白色婚纱，但一对大红喜字也还是少不得的。总之国人喜欢张灯结彩、披红挂绿、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可人家日本不兴这一套。当然也不是说日本人就整天愁眉苦脸作深沉状。足球打进世界杯十六强时举国上下也可谓欢喜若狂，近日贝克汉姆来试拳脚，女孩子们比见了久别情人或留洋归来的博士老公还激动万分，若无警察横加阻拦，真有可能扑上去啃两口。不过一般说来日本人是和咱们不太一样。不说别的，这红颜色除了红信号灯和警示灯就很少见。日本共产党颇有影响的机关报《 赤旗 》报头也并非赤色而是黑色，不像咱们诸多报头不知何故呼啦一下子由黑变红。至于领导莅临，休说都府县道知事大人，就连位极人臣的小泉首相外出视察也甭想见到“热烈欢迎”之类的红色横幅。惟有“万世一系”的天皇夫妇陛下驾临才有幸得到若干妇女儿童挥几下小太阳旗（ 那中间当然是红色的 ）。有时我不由心想，世界上大约只国人对红色情有独钟。前不久红色象征革命，理由不言而喻；而今以经济为中心了，一颗红心仍在激烈跳动。
过新年时日本也不用红色装点。门口顶多扎一稻草结挂一小橘子加一枝青松。若不去神社寺院，根本感觉不出过年气氛。加之有不少城里人跑去乡下看望父母，街上比平时冷清许多，商店大多关门。于是只好打开电视看日本新年保留节目红白演歌对唱（ 分男女两组唱日本调歌谣，性质相当于我国的春节联欢晚会 ）。令人吃惊的是，在大年除夕唱的竟多是撕肝裂肺要死要活的东西，不是“在那月色凄迷的寒冷夜晚”就是“你为何狠心把我抛弃”。得得！全家团圆的欢乐今宵何苦唱这玩意儿？端的匪夷所思。像咱们赵本山老兄那样来两段小品逗得男女老少一齐抿嘴乐岂不皆大欢喜？
后来我渐渐明白，日本若真有赵本山且大家捧红赵本山，日本人也就不成为日本人了。日本人所以大过年也听演歌，无非因为他们喜欢听演歌——那一唱三叹跌宕起伏的旋律所传达的或绵长隽永的淡淡哀婉或近乎绝望的深深悲哀，很快就能把听众带入风雨旅程带入共鸣境地。日本人为唱演歌发明了卡拉OK，卡拉OK也的确适合唱演歌（ 极少有人用来唱流行歌曲 ）。而演歌中几乎找不出类似我国采茶忙庆丰收那样轻松活泼欢天喜地的民间小调。可以说，咏叹与悲伤是演歌的基调和魅力，它唱出了这个岛国无数男女的悲剧情结。
是的，日本人普遍有一种悲剧情结。
在电视上，我看了在美军炮火中怀抱死伤儿童的伊拉克父母，看了在以色列坦克面前哀悼死去亲人的巴勒斯坦妇女，看了在地铁火灾现场面对亲人遗体的韩国百姓；也看了导致六千余人遇难的神户大地震和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惨案中的日本民众。无意中我发现日本人面对突发灾难和生离死别时的表现和其他国家大为不同。其他国家的人往往捶胸顿足呼天抢地痛不欲生，而日本人则相当冷静，没人惊慌失措没人号啕大哭，甚至没人流泪，表情中更多的似乎是无奈、达观和镇定。究其原因，我想这绝对不是日本人缺乏感情，而大概是因为他们的感情以至文化中积淀了太多的悲剧因子。
日本是岛国，常有地震、台风、海啸、火山喷发等自然灾害。尤其地震频仍。我来东京不到一年，差不多每月都要体验一次天摇地动。轻者像坐在轮船上忽悠颠簸一下，重者整个房屋框架吱呀作响。一次正躺在榻榻米上看书，忽然头顶吊灯摇晃起来，眼看着越晃幅度越大，简直摇摇欲坠，吓得我赶紧拿过坐垫捂住脑袋，缩进墙角一动不动。若在中国，人们十有###呼爹叫娘拥下楼去。而一两分钟过后我小心爬起往窗外一看，院子里静悄悄一个人也没有，只远处有两个小孩在午后的阳光下踢皮球。估计偌大住宅小区里拿坐垫捂脑袋的仅我一个中国人。好在没给他们瞧见，瞧见了岂不有损中国人形象，笑我堂堂中华男儿胆小如鼠。其实非我辩解，真正上战场我也未必就捂住脑袋。少见自然多怪，多了习以为常。大概除了SARS那厮，人世间什么东西经历多了都会产生抗力。悲剧看得多了，当然不会次次鼻涕一把泪一把。久而久之，甚至以为悲剧才是宇宙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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