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元辅-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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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中期以后，吏治崩坏的速度大大加快。凡是和体制有些关系的人，都可以开介绍信到驿站住宿和使用车马。好处不仅是免费，甚至可以反过来向驿站索要路费。于是为了养活费用越来越大的驿站，系统内官员就只有向民间摊派越来越多的费用。至于摊派多摊派少，完全看官员的个人良心。其中，就有驿丞在孝敬上官，逢迎差事以外还能积攒起千两家财的。

　　　　明眼人都看的出来，如果不裁撤驿站，最后被驿站逼得活不下去的农民迟早会造反。

　　　　在当时，其实也有很多朝廷官员看到了这个问题。嘉靖皇帝在位时，朝廷就计划把全国驿站规模裁减掉30％…50％，所节省的钱粮一半充做军费。

　　　　想法其实还不错，但在执行上，还是出了问题。地方官府确实减少了驿站的经费，但驿站的负担却并未减少。来往官吏们，照样在驿站里大吃大喝，还要用车用马。于是全国驿站的工作人员开始闹罢工或者干脆弃职逃跑。由于驿站本身也承担着消息传递职能，后果就比较严重。

　　　　例如，当倭寇袭破福建兴化城后，十万火急的消息却耽搁了一个多月才送到京师。不得已之下，这次裁撤改革在5年后宣布失败，一切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

　　　　到了万历年间，张居正已经大权独揽，也开始拿驿政下手。但他并未从节省开支的角度来强行规定裁减比例，而是从限制官员特权着手。他主持颂布严格的条令，法办了违规官员几十人，并有多名官员被降职和革职。其中还包括了孔夫子后裔和皇亲国戚。

　　　　此外，张居正并没有规定裁减经费的硬性指标，而是抓住了“官员特权”这一要害下手。还把改革驿政，直接纳入到各地省级一把手的考核内容。这个思路就正确了不少，成功的把全国驿政花费缩减了30％以上，据说是节省了近百万两白银，为民众减少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不过正如之前所说的，张居正这个办法，国家和民众或许有了好处，但强行用行政手段压制天下官员，人亡政息根本没得跑。

　　　　高务实之所以深入驿站了解情况，也是想从中仔细寻找突破口——他一贯同意“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所以强压虽然不是说永远不行，但一味强压肯定不行，你关了一道门，起码还得给人留一扇窗，这个道理就和兵法中围城战要“围三缺一”类似——全部堵死，不如稍留缝隙作为宣泄口，以防困兽犹斗、鱼死网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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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40章　纾驿路疏（中）

　　　　当然，张居正的驿站改革虽然偏于刚、强，失于柔、巧，但起码比一心励精图治的崇祯皇帝好。

　　　　历史上的1629年，19岁的崇祯皇帝也干了一次驿政改革，不过急功近利的崇祯甚至连张居正的耐心还不如，只希望以一揽子的大刀阔斧改革，立竿见影的解决问题。所以他的手段与张居正有两大区别：

　　　　张居正的驿政改革虽然也强硬，但至少着眼点还是减轻民众的负担，至于后来节省了上百万两银子，反倒只是附带的好处。而崇祯身为天子，却只是盯着这驿政改革所得的几十万两白银下手。因此，他默许了官吏们对民间的摊派，而只是要求官吏们把这笔资金的一大部分上交用于军费，可谓舍本逐末、鼠目寸光。

　　　　此外就是刚才说过的，崇祯在改革的执行上操之过急，缺乏耐心。他在没有任何前置工作的情况下，一刀切的下令裁减全国驿站规模的60％！要知道，嘉靖时期和张居正的改革都是徐徐进行、逐步推进，均耗时数年。而崇祯的改革，却要求各地在几个月内立刻完成！

　　　　这你还不失败，谁失败？

　　　　按照高拱、郭朴他们对张居正的看法，张居正做事都还太急了，那换成比张居正还急了好几倍的崇祯，能不坏事？

　　　　治大国如烹小鲜，就好比煎鸡蛋，你那火太大、太急，蛋肯定得糊啊！

　　　　试想当年红朝太祖那样的伟人，又拥有无可比拟的威望和效率足够高的行政队伍，最后都在一个“急”字上失了手，你大明哪一点都比不了人家，还能不出事？

　　　　高务实思来想去，大明驿站之所以成为盘剥当地百姓的毒瘤，关键还是在于它有盘剥的权力，想要消除这种盘剥，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让它失去这种权力。

　　　　但这个权力收回虽然容易，可收回之后还能维持驿站的作用就难了。

　　　　现在驿站有“盘剥”百姓的权力，许多偏僻之地的驿站都难以为继，年久失修都是小问题，规定应该拥有的车、马、驿夫等通通不达标，一旦有事，效率完全无法确保。那么试想一下，它如果还失去了盘剥的权力，这驿站设与不设，只怕是根本没有区别了——什么事都做不了啦。

　　　　但高务实毕竟是干过基层干部的，他很敏锐的想通了其中的关键问题：大明的驿站实际上相当于后世那些“自负盈亏”的事业单位，算起来倒也是国有，但国家实际上不管你的吃饭问题，反而赐予你某些特权。

　　　　换做是谁，也得把这份特权用到极致啊，要不然上哪吃饭？

　　　　世无孔子，良心固然是个好东西，可毕竟不能当饭吃，饿死不是嗟来之食的人，永远是少数。

　　　　很好，这下子总算搞清楚问题的根源出在哪了——还是那位太祖皇帝朱元璋。

　　　　没错，这个看似方便实则脑残的法子，就是这位真正打心眼里同情农民的洪武大帝搞出来的。

　　　　简直令人智熄。

　　　　所以大明的驿站改革，朝廷固然必须收回驿站盘剥地方百姓的权力，可是同时也必须负担起驿站的正常花销来。

　　　　那么这一来就出现了两个大麻烦：

　　　　第一个大麻烦是，朝廷现在穷得就差当掉底裤了，迄今为止高拱都还在为嘉靖朝还账，哪有钱负担驿站的开销？

　　　　第二个大麻烦是，朝廷为什么要负担各级官员出行的费用？哦，你说大家都是皇帝的臣子，出差当然要皇帝出钱？没错，可就算要负责，按理说朝廷也只需要负责中枢层面的官员出行才对，凭什么你地方上的官员出行，也要中枢财政负责？你地方上上缴中枢的税款才几个钱啊？朱元璋当年可是把林林总总加在一块的老大一笔税款都留在了地方，根本没有要求你们地方上上缴中枢的！

　　　　这个情况要让高务实来类比，就好比他是某南方省份的某市某县某乡镇官员，他现在要去北方某地考察学习，难道他这笔差旅费能直接找财政部报销去？

　　　　多大的脸啊朋友！

　　　　问题清楚了，根源也找到了，现在需要的就是想办法解决了。

　　　　咋一看，这是个死循环：朝廷需要驿站——朝廷没钱负担驿站——朝廷给于驿站特权——驿站盘剥当地百姓——官员盘剥沿途驿站——朝廷还是需要驿站——朝廷继续纵容驿站盘剥百姓。

　　　　说到底，这其中的根源还是在于一条：朝廷真的需要驿站。

　　　　别的不说，光是全国的公文往来，如果没有驿站，就全部都得抓瞎。那也就意味着朝廷的统治力被全面切断了，这还得了？

　　　　而且这承担全国公文传递的功能，即便高务实这种穿越者，也不敢乱出主意说成立一个私企来操办——误了军情、急政，哪个私人承担得起这样的责任？别说这私企的“法人”本人了，真要是误了大事，怕不是连十八代祖坟都得让朝廷给刨了，这可不是什么法治社会，鞭尸、刨祖坟什么的，真干得出来。

　　　　好吧，驿站既然无可替代，那就只能想办法满足驿站所需的资金。

　　　　高务实对于现代财务也不是很懂，但他觉得，财务最根本的就是收入和支出，要想朝廷能养活驿站，无非增加收入而减少支出。

　　　　增加收入可以从之前驿站“盘剥”当地百姓这一点上来想办法，首先弄清楚大明眼下的驿站对于当地的盘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水平，在朝廷把驿站的盘剥权收回之后，由朝廷直接从当地收取另一笔税款，单独走账，不能让驿站自己负责，最好也不要让当地官府负责。

　　　　当然，既然要减轻当地负担，这笔税款一定要比之前驿站的盘剥来得轻，否则就是做了白工。

　　　　可是这又涉及到一个行政效率的问题，如果单独再设一个部门负责此事，就成了机构重叠，即便不是重叠，至少也是机构臃肿，同样是在增加开支。

　　　　而减少开支这一项，最关键的则是杜绝经过驿站的各级官员消费和勒索，这也是张居正当年改革的主要着力点。不过张居正的问题在于，他抓死了这笔钱，不让官员拿，所以各级官员对此都很不满。

　　　　高务实不是非黑即白的小愤青，不会去说“这钱你们本来就不该拿”这样的废话——人家拿了两百年了，现在你说不该拿他就心悦诚服的不拿了？就算孔夫子亲自来，他们也不会心服的。

　　　　所以这笔钱得补回去，但朝廷中枢财政不能去补，否则还是做白工，只能让地方财政去补——譬如各地官员上任，可以改为该官员到任后，由其所任的地方官府报销他的上任差旅费。

　　　　当然，这个差旅费必须有一个严格的标准，不能你说你路上花了多少，我地方财政就给你报多少，得定下规矩，根据你的品级、旅途长短来严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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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40章　纾驿路疏（下）

　　　　高务实把这些问题反反复复思考了好多次，在沿途经过的每一个驿站几乎都下来亲自了解情况，这种举动让与他同行的郭朴看在眼里，一直颇为怀疑。

　　　　以高务实的身份，他不向驿站索贿，这是郭朴可以理解的。不仅不索贿，甚至还出钱打赏补贴沿途驿站，这就更让郭朴感到满意了。虽然打赏的钱也并不多，每一处驿站，平均下来的打赏大概也就二十几两银子，不超过三十两，但由于沿途驿站不少，高务实仍然花掉了四五百两银子。

　　　　高务实有钱，这一点郭朴当然清楚，但通过高务实上次那篇《生财有大道》，再加上郭朴对高务实这一年多来所作所为的了解，以及这段时间亲眼观察之所见，郭朴并不认为高务实是个有钱乱花的主。

　　　　由此，郭朴心中断定：高务实沿途打赏必有所图。

　　　　本来郭朴一开始也觉得高务实只是单纯的邀买人心，毕竟驿站侍候着沿途许多官吏，在驿站的人本身也是普通人，也要跟寻常百姓接触，通过他们的口，既可以让许多官员知道他高侍读的大方，也能让不少百姓知道他高侍读的清廉和仁慈，的确一举两得。

　　　　但这并不能解释每到一处驿站，高务实都会亲自去找驿站里的人聊天这个反常举动。

　　　　再怎么说，高务实的家世摆在这里，他本人现在在士林中的声望也不差，横看竖看都没有必要屈尊降贵去和这些人攀谈——即便有事情要了解，派下人去不行吗？你高侍读手底下带着两百号人呢，那个叫高珗的家丁头子看起来也不是蠢人，这点事还搞不定？

　　　　所以郭朴的兴趣也越来越大，经常特意观察高务实的举动，直到有一天，高务实在宣化马驿按照这一路来的惯例与驿站中人交谈之后，一个人在院中凉亭摆着的横案上写写画画，郭朴却忽然出现，问高务实这段时间到底在做什么。

　　　　略微有些出乎意料的是，高务实一点也没有隐瞒的意思，而是恭恭敬敬将郭朴请进凉亭，指着横案上的一叠文稿告诉他，说自己正在算一道很复杂的数术题。

　　　　郭朴对数术略有了解，但谈不上精专，闻言只是下意识拿起几张稿纸来看。

　　　　这一看不得了，上头除了偶尔有几个汉字，大部分都是一些他完全看不懂的“鬼画桃符”，不仅愣了一愣，问高务实这是写的什么文字。

　　　　高务实自然又把阿拉伯数字的事情以讹传讹地给郭朴说了一次，然后才告诉他说，自己是在计算目前大明全国驿站的大概花费和维持运行所实际需要的成本。

　　　　郭朴先是一怔，继而吃了一惊，问道：“你要整肃驿站？”

　　　　高务实心道：跟聪明人说话就是方便，你瞧人家这遣词——整肃！这词用得多么专业。

　　　　如果在明朝说“改革”，大家其实都听得懂，但一般不会这么用，通常会用“变法”来代替，但事实上，“变法”在古代社会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宣之于口的词。

　　　　历史上无论高拱也好，还是后来的张居正也罢，都很排斥这个词——是不是真心排斥不好说，但至少在口中笔下，都是很排斥的。

　　　　因为“遵祖制”在任何一个王朝都是很重要的事，某种程度上来说，“遵祖制”就是彰显自己法理的依据，如果大家都不遵祖制，那么皇帝何以继承先皇基业？

　　　　所以，这其实是个非常非常原则性的问题，并不是每个人都敢像拗相公王安石一样，说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么要命的话来的。

　　　　即便高务实其实非常欣赏这三句话，非常钦佩王安石这种大无畏的改革精神，但他却不敢轻易效仿——至少现在，借他一百个熊心豹子胆，他都是不敢的。

　　　　就他现在这点名望，敢跟当年的王安石相提并论？提鞋都差了十条街。更何况大明的政治环境和宋朝也大有不同，别的都先不说，起码宋朝的皇帝老子可不兴当庭杖毙大臣。

　　　　大明呢？只要皇帝不在乎颜面和身后名，说杖毙也就杖毙了。

　　　　因此在大明搞改革，有一条麻烦就在于不管你怎么改，都得找个理由出来，说我这其实不是“变法”，只是纠正一下，实际上我这么做才是真正遵循祖宗的本意……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因此郭朴很讲究的用了一个中性甚至略带褒义的词：整肃。

　　　　既然是整肃，那就是说不改动祖宗的设置，只是纠正驿站在这么多年的运行中所积累的问题，那自然是理所应当的，完全是好事。

　　　　高务实甚至因为这个词联想到了“整风运动”，心里蠢蠢欲动了一下，又强行把这种冲动压了下去——他还没资格搞这么大的动静。

　　　　当下高务实定了定神，把自己的思考快速但全面的介绍了一下。

　　　　郭朴一开始听的时候还不是很在意，毕竟驿站系统有问题，而且问题不小，这一点是许多朝臣都有共同担忧的，高务实是怎么察觉到这个问题的，并不重要，也许只是听高拱提起过呢？

　　　　但越是听到后头，郭朴的脸色便越是严肃起来，因为他发现，高务实绝非一时兴起。

　　　　高务实在介绍当中，不仅详细的讲述了驿站系统的实际情况——这都是他这一路亲自打探而来的——还认真的分析了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最后才逐条逐条的解释他思考出来的解决办法。

　　　　郭朴全程除了在某些地方出言询问详细之外，没有一言打岔，直到高务实讲完，他才很是满意地点头道：“你做事很有肃卿之风，甚至比他还要细致入微。看来你虽然有些算计过甚，但这种算计过甚的风格，如果用对了方向，却也是极有益处的。”

　　　　高务实口称不敢当。

　　　　郭朴摆了摆手，道：“你的分析很有道理，就算让我来，也不见得比你考虑得更详细了。不过，你这个计算结果究竟算出来了没有，如果朝廷真按你计划中这样改……呃，整肃的话，会不会为朝廷增加开支，以至于无力负担？”

　　　　高务实平静但坚决地道：“不会。”

　　　　郭朴看了他一眼，淡淡地道：“你前次在大同时，已经上疏过一次，这次我看也可以再次上疏——虽然你现在不是钦差了，但好歹也是挂名在翰林院的，在我大明，没人敢说翰林学官没有上疏的资格。这道疏文的名字我都给你想好了，就叫《纾驿路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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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41章　太子赐赏

　　　　“听说小高卿家明日便要回京了，朕忽然想起，内阁那边前两日拟定的封赏之中，似乎漏了小高卿家的名字，是怎么回事？”

　　　　隆庆帝在一张竹木凉椅上半躺着，闭着眼睛，语气悠闲地问道。

　　　　孟冲、冯保、陈洪三人都在他身前伺候着，听了这话，冯保耷拉着的眼皮微微一翻，却又立刻耷拉下来，完全没有要说话的意思；陈洪瞥了一眼孟冲和冯保二人，也把目光一垂，眼观鼻鼻观心。

　　　　孟冲倒是不慌不忙地上前半步，答道：“万岁爷爷有所不知，因李先生告了病假，眼下内阁是高先生执笔，咱们内廷倒是和高先生说过高侍读于封贡有大功，不过高先生只是代高侍读谢了圣恩，但却说什么也不肯把高侍读的名字添进来，臣等也是无法。”

　　　　隆庆连眼皮都没抬，就说道：“嗯，既然高先生不肯，朕也不好勉强……你去和太子说一声，就说高侍读要回京了。另外告诉太子，就说高侍读此次回去新郑考试，连中小三元，才冠河南，只是因为今年没有乡试，所以没法再考，但他的才学想必就算翰林学官也可居之不疑，再加上此前在俺答封贡一事中高侍读立有大功，朕以为当赏——小高卿家是太子近臣，你问一下，看太子想怎么赏。”

　　　　冯保目光一凝，悄悄瞥了隆庆帝一眼，只见皇帝仍然是那副闭目养神的模样，又把目光朝孟冲转去，则见孟冲面上堆笑，连连应是。

　　　　冯保心中冷哼一声，暗骂：高氏之阉奴！待咱爷们妙计得成，有你哭的时候。

　　　　隆庆又问了些朝中大事，便将他们三人打发走。孟冲急着去找太子，一个人先行离去，而冯保却在出了殿门之后，便小声叫住陈洪。

　　　　陈洪本也做过司礼监掌印，当初也是高拱推荐的，只是后来出了些事，被贬了下来，当时高拱已经在全力应对徐阶一党的攻击，没什么精力去拉他一把，只好吧孟冲推了上去代替陈洪。

　　　　至此，陈洪就与高拱有了些嫌隙，不过倒也没有撕破脸，只是不像之前那么亲密了。在高拱赋闲在家的那段时间里，依靠着隆庆帝的恋旧之情，陈洪又重新爬了起来，再次进入司礼监做了秉笔，不过排名已在冯保以下。

　　　　前不久殷士儋入阁，便是走了陈洪的门路，取到皇帝中旨的，可见陈洪虽然丢了掌印大权，但他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仍然很重要，非是寻常宦官可比。

　　　　但不管怎么说，陈洪人前人后还是一副与高拱更亲近的模样，冯保却不是内廷中的“高党”，因此冯保主动叫住他，还是让陈洪颇为诧异。

　　　　“冯督公有何见教？”陈洪皮笑肉不笑地道：“咱爷们手头可还有些事要办的……”

　　　　陈洪没出事之前，一直都在隆庆帝身边伺候，说起来地位可不比冯保低，甚至可以说还略胜一筹，现在也是圣眷未衰，是以在面对冯保的时候绝无半分敬意。

　　　　“陈公，如今高氏伯侄圣眷无双，高先生不必说了，便是那位小高先生，看来也是简在帝心，但陈公如今对这二位却似乎并不亲近呀？还有，前次殷先生入阁之事，只怕高先生心里未必高兴……莫非陈公对孟掌印已经如此服服帖帖了？”

　　　　陈洪眯起眼睛，看了冯保一眼，语气转冷：“我与孟掌印是多年老友，冯督公莫非不知道？”

　　　　“陈公当孟掌印是老友，却不知道孟掌印是否也当陈公是老友？倘是，则冯某有一事不解，望陈公解惑。”冯保面带微笑，丝毫不怒。

　　　　陈洪看了他一眼，过了一会儿才道：“说。”

　　　　冯保道：“孟掌印已是内廷第一人，但只要事关二高，必亲自过问，譬如今日之事，不过是去问一声小爷想怎么赏赐高侍读，孟掌印也要亲自跑一趟……”

　　　　“那又如何？”陈洪皱着眉头：“他是高先是推荐的，关心一下高侍读，难道不是情理之中？”

　　　　“关心一下自无不可，不过这事让他一个掌印亲自去跑一趟，难道真有必要？何况他既然有高先生站在背后，地位稳固得很，陈公你现在却正处于需要外廷支援之时，孟掌印既是陈公老友，为何不把这些事情让给陈公来办，也好让高先生不至于计较殷先生入阁这样的小事……陈公以为然否？”

　　　　陈洪目光一闪，沉吟起来，却不说话了。

　　　　隆庆朝第一重臣只有高拱！这一点陈洪自然知道，他当然也希望和高拱维持最为亲密的关系，只是殷士儋那件事……人家殷士儋舍得花钱啊，自己前次出事，前前后后可是花了不少钱才摆平的，不得找机会补回来么？

　　　　可殷士儋跟高拱却不太对付，这有些出乎陈洪的意料之外，他本来还以为殷士儋入阁之后能够看清形势，不去和高拱作对，谁知道这两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有些互相看不顺眼。

　　　　这可就很不妙了，现在赵贞吉滚蛋了，李春芳只怕也滚蛋在即，殷士儋居然敢跟高拱别苗头，只怕下场也好不到哪去……

　　　　陈洪不禁有些后悔：咱爷们这次是不是欠考虑了些？

　　　　转念想起冯保的话，就觉得颇有道理了：我既然恶了高胡子，你孟冲就该主动给我调解调解啊，这种帮高务实请赏的事，归根结底不也是示好高拱？你怎么就不让我去呢？

　　　　冯保却不着急，也不等陈洪回答，拱手告辞而去。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却说孟冲去见了太子，按照隆庆的吩咐把事情说了一说，太子顿时开心起来，抚掌笑道：“我就知道，以高侍读的学问拿个秀才易如反掌，果然，他就连取三案首，没给我丢脸。”

　　　　想了想，又问道：“皇上要我赏他？”

　　　　孟冲说是，并且把刚才的情况仔细说给了朱翊钧听。

　　　　朱翊钧听罢，想了想，道：“功倒是大功，不过高侍读学问虽好，毕竟还没有金榜题名，若是去掉‘假’字，恐怕还是有人不服……”

　　　　他皱眉思索了一会儿，才略微有些迟疑地道：“这样吧，你去回禀皇上，就说儿臣的意思是，高务实以原官兼詹事府职，假左谕德，另赐大红纻丝飞鱼服一袭，请皇上圣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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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42章　满堂影帝

　　　　隆庆帝听了孟冲的转述，当场就哈哈大笑起来，最后留下一句话作为评价：“太子这一年来的观政，看来还是很有意义的嘛。”

　　　　的确很有意义，因为朱翊钧对高务实的赏赐完全遵循了之前隆庆的风格：

　　　　首先是只升学官或者东宫官，并且一律在开头加一个“假”字，类似于“临时”之意，这样可以避免争议。

　　　　此外，他也没有忘记，赏赐的另一层意思是“许你人前显贵”，所以又赐大红纻丝飞鱼服一袭。前次高务实获赏大红纻丝斗牛服，但他马上就回原籍考试去了，没来得及在京师“人前显贵”一把，这次倒好，直接从斗牛再升一级，到了飞鱼服。

　　　　所谓“飞鱼”其实是尾巴像鱼尾的四爪龙，“斗牛”是直角的四爪龙，“麒麟”是牛蹄龙形的动物（另外提一句，麒麟服有两种，明朝公侯伯爵和驸马身穿的红色常服，胸前和背后有麒麟补子，但其中的麒麟是寻常的兽类形象，而与龙形的“麒麟服”不同）。有四爪而不做其他变形的龙，则被称为“蟒”。

　　　　绣有这四种图案的袍服称为蟒衣、飞鱼服、斗牛服和麒麟服。它们不在品官的官服制度之内，而是属于赐服，等级极高，一般只有皇帝赏赐或奏请批准之后才能穿着。

　　　　赐服通常采用云缎、闪缎、云绢、纱、罗等高级衣料，通常以大红为底色，但也有青、蓝、紫、沉香等颜色，用以区分高低——红为朱，是以在明代，大红的档次最高。这些赐服采用织金、妆花等复杂工艺，胸前为龙头和龙爪，龙身绕过肩膀，龙尾甩到身后。大体来说，蟒衣是等级最高的赐服，之后依次是飞鱼服、斗牛服和麒麟服。

　　　　要注意的是，大红纻丝飞鱼服不同于一般锦衣卫的飞鱼服，最起码颜色就不同——大红色的飞鱼服，即便是在锦衣卫，也只有正三品以上堂官可以穿戴。

　　　　然而问题是，锦衣卫的正式官阶品级中，正三品就是指挥使了。在指挥使上面，按例还有都督和都督同知，但是多数情况下，都督和都督同知都是虚衔，只有像嘉靖朝的陆炳、现在的朱希孝这一类本身就是皇帝亲信的都督，才能真正掌握锦衣卫，否则的话，锦衣卫的实际一把手其实就是锦衣卫指挥使。

　　　　非要强行打个比方的话，这就好比后世某教育集团下有个学校，这个学校可以类比为锦衣卫。集团董事长很可能兼任该校校长，可以类比为锦衣卫都督，但他不会去直接管理这个学校，真正管理学校的是该校的常务副校长，也就是锦衣卫指挥使。

　　　　而嘉靖、隆庆年间，虽然赐服渐多，但也只有六部大臣及出镇视师的大帅才有被赏赐大红纻丝飞鱼服的，除此之外，即便是皇帝非常赞赏的日讲官（学官），最多也就赐个大红纻丝斗牛服。

　　　　所以，朱翊钧的这两个赏赐，从名头上来说，升官更实际，因为他原本是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读学士（假），而现在是正五品的詹事府左谕德（假），这是明确的提级。但问题在于，翰林学官或者东宫官虽然都是清贵官，可是前头加了这个“假”字，意义就不那么大了，也就是好听一点，从高侍读升格到了高谕德。

　　　　但这件衣服却不同，如果没有赐服，高务实此前进宫伴读，穿的只是青色常服，打白鹇补子（也就是按从五品算）。就这还是皇帝破格准许的，否则他由于实际上不算品衔，别说青袍了，绿袍都混不上，只能穿便装，那就太丢份了。

　　　　但现在就不同了，直接一跃而穿大红纻丝飞鱼服，便是在飞鱼服泛滥的皇宫之中（因为内宦大多都赐飞鱼纹），也因为这个“大红”二字，显得足够尊贵。

　　　　隆庆之所以高兴，就是因为朱翊钧的这个封赏足够聪明：

　　　　官可以慢慢升，因为高务实年纪还小，哪怕是“假”官，也要慢慢来，要注意影响。

　　　　赐服却要显示出皇家的厚爱，要让高务实伯侄二人都感受到皇帝父子对他们的信重，而且赐服属于皇帝不可动摇的权威，哪怕文官们再不满意，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这是单纯的“恩”，而“恩出于上”，不容臣下置喙。

　　　　次日，高务实抵京。

　　　　虽然当时已经到了中午，但他还是按照之前的一惯风格，连家都不回，而直接去皇宫销假。郭朴那边不用担心，他已经提前向郭朴告了罪，郭朴不仅不怪罪，反而很是满意他的这种态度。

　　　　而高拱当然知道郭朴是与高务实同行而来的，早已安排了人去迎接。高务实既然先不回家，那就先接郭朴到府一叙，也是一样。

　　　　听说高务实家都没回，先进宫来销假，“小蜜蜂”隆庆帝也难得的从后宫繁忙的工作中抽出身来，亲自摆驾钟粹宫，与太子一同接见高务实。

　　　　其实这是隆庆和朱翊钧父子俩昨天就约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