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元辅-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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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得解释一句：有明一朝，自洪武十八年开始，规定地方官员逢辰、戊、丑、未年——也就是每隔三年——要进京朝觐一次，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考察。这对官员来说，是一件大事，事关考评，也就是关系到今后的仕途。

　　　　但这里有个明显的问题，就是隆庆四年乃是庚午年，隆庆五年才是辛未年。也就是说，明年才是朝觐之年……怎么明年才要朝觐，你今年正月份没过完就开始停阁不办公了？你这意思是，为了明年的朝觐，得停止办公一年？

　　　　哦，不是你，是你们——因为还不是一位知县这么说，是五位知县都这么回答。

　　　　这就很有意思了，摆明了五县已经私底下商量好了，对这次合议采取消极不合作的态度，尽量拖延下去，拖到忘，拖到黄，拖到无疾而终，然后自然就天下太平，原先怎样最后还怎样了。想当初歙县在嘉靖朝的两次申诉，不也就是这么被拖没的么？

　　　　高务实气得只剩下冷哼，连骂都有些骂不出来了。

　　　　“现在知道吏治难清了吧？看看这些人，眼里都只有自己屁股下面那点地方。”高拱也笑了一笑，摆摆手道：“我看你对这件事倒是有些想法，你方才说……这件事很有代表意义，可是说了半天，你也没说这个代表意义是什么。怎么，不想说给三伯我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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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86章　蛇打七寸（上）

　　　　高务实方才提到徽州“人丁丝绢”案是一个典型，其实是想顺着帅嘉谟的思路把这件事与一条鞭法联系上，虽然帅嘉谟这么做目的只是为歙县减轻负担而利用朝廷大势，但高务实却也想着以此为契机，将这一件“小事”作为突破口，把一条鞭法略作改良推行下去。

　　　　但是这有个问题，就是现在究竟是只谈一条鞭法，还是顺带谈一谈大明的税制痼疾？

　　　　要不要现在就跟高拱谈这个问题呢？高务实心里有些迟疑。

　　　　他不像很多穿越小说一般受某些所谓历史正剧影响严重，一提到张居正就说大改革家，一提到一条鞭法就说为大明续命数十年。他是一个真正从过政的文科生，他有实际的主政一地经验，哪怕这“一地”小得可笑，却也不妨碍他管中窥豹，知道张居正改革失败的必然性。

　　　　然而，这个话题太大太大，即便只以高务实的水平，也能说上三天三夜不带歇气的，就看要谈到什么深度。

　　　　后世人提起一条鞭法，只会想到张居正，似乎这法子就是张居正的原创，其实不然。一条鞭法早在嘉靖初年就开始试行，到眼下其实已经搞了几十年，只是推广力度不算很强，前面二三十年都相当于是在“搞试点”，最近才开始真正推广，而推广一条鞭法，在中枢层面上来说，把握大局的正是高拱。

　　　　高务实知道，后世人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目光主要放在张居正身上，即便有部分学者也发现高拱的许多成就根本不输张居正，甚至张居正很多改革根本就是顺着高拱开的路在走。但他们对高拱的研究还是主要集中在用人、兵制等方面，毕竟经由高拱提拔的大批官员后来都成了明朝历史上的名臣乃至名相；而在边防治理上，高拱又有最为突出的历史功绩“俺答封贡”珠玉在前，于是其经济改革方面的贡献就似乎显得不那么耀眼了。

　　　　尤其是高拱与一条鞭法推行之间的关系，几乎根本没有怎么被人提及。

　　　　可是，一条鞭法是贯穿于嘉隆万三朝的一项重大赋役改革，作为实学大家、改革先锋的高拱怎么可能在其中毫无作为？要知道，高拱可是这一时期鼓吹“为国理财”、“以义为利”并且真真正正大力提高商人地位的头号人物！

　　　　高务实当年就已经从一些确凿史料中推断出高拱在推行一条鞭法过程中起到过重要作用，譬如大力支持地方官员丈田均粮。

　　　　《朝邑县志》记载：隆庆四年，西安府朝邑县县丞陈谋“奉文均田”。而万历《和州志》中则有“奉例文丈田均粮”。可见奉文均田至少从隆庆四年就已经开始了。

　　　　隆庆四年是谁在主政？当然是高拱，要不然难道去指望李春芳？这样事情就很清楚了：万历时期张居正的清丈田亩，明显是在延续高拱的政策。

　　　　清丈田亩是实行一系列改革的前提条件，所以清丈之后就要开始做事了。那么高拱是怎么做的呢？他没有急吼吼地全面铺开，而是既抓住重点、又小心翼翼地先在重赋重役地区开始推行。

　　　　如《野纪蒙搜》中就记载：“隆庆二年，行一条鞭法。初，抚臣庞尚鹏、刘光济以此行之江西。”其中还明确提到了：“其后阁臣高新郑、张江陵会户部议通行之，海内至今遵守。应天巡抚朱大器、海瑞之后亦行条鞭之法。”可见此时此事高拱、张居正乃是决策者，而朱大器、海瑞则是执行一条鞭法的得力人物。

　　　　对于海瑞当然不用多介绍了，但对于朱大器却要多说一句：他是高拱一手提拔起来的。

　　　　高务实知道自己的身份，尤其知道自己这个年纪，还不适合冲锋在前，所以一贯是按照“引导高拱思路”来行事的。如此一来，就要求他必须在高拱本人已经有类似意向的时候助推一把，而不能是在高拱毫无考虑的方面瞎起哄。

　　　　现在既然已经确定高拱对一条鞭法的推行是大力支持的，尤其是他已经开始在江南这个富庶而重赋重役之地开始动手，那自己当然要帮他一把。毕竟，一条鞭法并没有达到高务实心目中的理想标准，但如果一条鞭法都推行不了，高务实心中的理想标准就更别提了。

　　　　于是他想了一会儿，才苦笑着问道：“三伯，我想先问一下，近些年来，太仓银每年要亏空多少？”

　　　　“你问这个做什么？”高拱有些诧异，但还是回答道：“嘉靖三十年时，太仓银入库两百万两，支出六百万两，亏空四百万，其后一些年头亏空略有减少，也在二三百万两之间；隆庆元年时，收入二百零一万两，支出五百九十六万两，亏空三百九十五万两；隆庆二年收入二百万两，支出四百四十万两，亏空二百四十万两；隆庆三年收入二百二十万两，支出三百七十万两，亏空一百五十万两。”＇无风注：以上数字为史实。＇

　　　　他说到此处，傲然道：“再给我三五年时间，我若不能让亏空变盈余，愿一死以谢陛下。”

　　　　高务实心中感慨，什么叫“慨然以天下任”，什么叫救时良相？这便是了。虽然高拱一度被逼离职，但隆庆朝的经济政策还是一直按照高拱离开前定下的基调在走，所以亏空逐年减少，现在他已经起复回京，自然信心更足。

　　　　于是高务实道：“侄儿方才说那番话的意思就是，要想把一条鞭法推行下去，眼下徽州‘人丁丝绢’案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哦？”高拱眼前一亮：“你有何见解？”

　　　　高务实笑了笑，道：“一条鞭法之所以推进得不快，一方面是由于朝廷要审慎的思考哪些地方适合推广，哪些地方不适合推广，不能毫无根据的搞一刀切，必须有相应的数字，通过精确计算才能确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很多地方由于地方官员与当地富豪乡绅等势力狼狈为奸，仍然希望维持原先混乱的税制，好从中浑水摸鱼，因此对于推广一条鞭法不肯尽心尽力，以为朝廷不过是‘一阵风’，拖着拖着拖没了，也就万事大吉。”

　　　　他说到这里，冷笑一声：“既然如此，为何不借此良机，让那些人看看朝廷的决心？”

　　　　高拱眸中精光一闪，甚至隐隐有些杀机，沉声问道：“你有何良策，还不速速道来？”

　　　　高务实笑了起来，一张稚气尤盛的脸庞上写满冷厉：“那五县县令不都表示要准备朝觐，想混个好的考评么？可以，不过您可以通过某些途径让他们知道，整顿税法、平均地赋，乃是朝廷近来最重视的事——我倒要看看他们，是不是还敢继续拖着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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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86章　蛇打七寸（下）

　　　　高拱有些惊讶地看着高务实，忽然笑了起来，摸着自己的大胡子，颔首道：“我以为你会说，不如干脆换一个听话的应天巡抚，甚至一不做二不休，连徽州知府也给换了。”

　　　　“换人？”高务实摇了摇头，道：“换人本身不是不可以，三伯是内阁辅臣，又兼掌铨务，换个应天巡抚也好，徽州知府也罢，陛下那里都不会有不批的。可是，换人只能解决这一件事，而咱们的目的难道仅仅只是解决一个徽州‘人丁丝绢’案？”

　　　　高务实正色道：“方才侄儿说了，徽州‘人丁丝绢’案只是一个突破口，咱们办这个案，目的是为了给其他人一个信号，甚至可以说是杀鸡儆猴！咱们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哪怕只是跟推广一条鞭法稍微扯上一点关系，朝廷中枢也会无比重视，绝对不允许推三阻四、拖拖拉拉，该今天办的事情就得今天办，你要是胆敢拖到明天，我就敢给你的考评降它一级！”

　　　　高拱听得哈哈大笑，虚指着高务实道：“看你这指点江山的模样，倒比那李石麓更像元辅一些，哈哈哈哈！”

　　　　高务实心中一动，暗道：你家侄儿我的目标，还真就是当这个元辅！

　　　　不过面上他还是比较含蓄，只是赔笑道：“三伯说笑了，侄儿连童生试都还没去考……”

　　　　“你说到这个事情，倒是提醒了我。”高拱很少见的直接打断了高务实的话，严肃地道：“如今你身无半分功名，却已经官挂翰林院，陪侍太子身侧，此事虽然有颇多铺垫，你自己也算争气，以《龙文鞭影》一书在一群高官子弟之中脱颖而出。但是，三伯还是要提醒你，在我大明，唯有科举出身，方是正途！我的意见是，你要尽快找个时间回一趟新郑，至少也得先考个生员，这样外头才不会有太多嚼舌根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高务实点了点头，道：“原先只是觉得年纪尚小，科举之事不必太着急，不过此前毕竟也没想到会有今天这等情况，所以……的确是该先回去考个功名了。”说着，却渐渐皱起眉头来。

　　　　高拱一直在注意他的神色，见状不禁问道：“怎么，考个生员而已，你该不会是怕了吧？”

　　　　高务实苦笑道：“不是怕考不过，是怕费时间呀。还有就是，县试是在二月，今年已经赶不上了。”

　　　　高拱瞪了他一眼，道：“就算今年来得及，你也没得考——今年是庚午年，哪有县试？”

　　　　高务实呆了一呆，才想起来明代哪怕只是区区县试，规矩也颇为复杂。

　　　　县试是童子试的初考，明制设科之法：士子起家，应童子试，必有籍。而明代又“以其业为籍”，应考之人必须是本县境内具有儒、官、民、军、匠、医之籍的士子，这县人不得到他县应试。

　　　　而童子试的时间也有规定，是三年两考，俗称小考，也称小试。由县试到府试再到道试，共有三个层次，未考取者可以再考。每逢丑、未、辰、戌年和寅、申、巳、亥年，即行岁考和科考之年，提学道行文进行岁考或科考，各州、县即出告示考试生童。

　　　　开考日期多在二月，州、县官要先期一月出示试期。考生需要按时到县学或者县衙礼房报名，填写姓名、年龄、籍贯及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三代履历，先觅本县在学的廪生结保，保证本人无冒籍、匿丧、顶替、假捏姓名；身家清白，非娼、优、皂、隶、奴仆及其子孙，方准正式应考。

　　　　身份证明这事好办，高务实无须担心，不过如今二月都过去了大半个月，现在赶回新郑肯定错过考期——不对，今年正如高拱所说，没有县试可以考。所以高务实就算要考，也得等明年了。

　　　　高拱见状，摆了摆手：“好了，这事情我也就是提醒你早些做个准备而已，现在先不提了。”他顿了一顿，提点道：“你那太子伴读和假侍读学士都是挂名在翰林院门下，待会儿你拿到官印、腰牌，就该去翰林院拜见掌院学士了。”

　　　　高务实怔了一怔：“今天就得去？”又问道：“如今的掌院学士是哪位先生？”这里的先生不是老师的意思，单纯就是个尊称——人家可是翰林学士，清贵中的清贵。

　　　　高拱脸上露出一丝古怪的笑容，吐出三个字：“张凤磐。”

　　　　“我大舅？”高务实呆了一呆，他是真的忘记这茬了——谁叫翰林学士这个位置在大明有着特殊意义，很多即将被提拔的重臣，经常都会被安在这个位置镀一下金呢。就好比很多被廷推进内阁的辅臣，经常都会被先放到礼部尚书位置上坐一坐，翰林学士也差不多。

　　　　高拱这么一说，高务实才想起来，张四维此前乃是翰林院侍读学士，高拱提拔他的程序也是先提拔为翰林学士，然后紧接着兼任吏部右侍郎。现在回过头来看，高拱这个提拔是有深意的：有了翰林学士这个绝对足够清贵的本职，兼任吏部右侍郎就不会让人觉得资历不够——因为翰林学士直接背廷推进内阁也不是多么奇怪的事情，譬如说张居正就是从翰林学士被徐阶推荐直接进内阁的。

　　　　而张四维本来就是翰林院侍读学士，算是除了翰林学士之外翰林院最大的官儿，学士出缺，侍读补上，理所当然。同时这里还有一层深意就是：既然翰林学士本就可以直接廷推入阁，那么张四维在翰林学士任上干个一任，等三年考满，他又同时有吏部右侍郎的主政经验，那么再经高拱推荐，通过廷推直接入阁就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原来三伯早就有意思拉大舅入阁了呀……我还是嫩了点——不对，我还是对大明官场的这些制度和潜规则不够熟悉啊！

　　　　想通了这一点，高务实就开心起来，笑道：“本来昨日太子交待，让我今天去宫里见他，我也答应了，不过既然翰林院自有成法在此，侄儿怎么也不敢坏了规矩，就先去翰林院见过掌院学士，再去宫里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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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87章　翰林清贵（上）

　　　　“翰林”一词，始见于汉。汉时杨子云《长杨赋》中道：“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籍翰林以为主人。”本意为文学之林，即文翰荟萃之地。到了唐代，“翰林”正式成为官署名。自唐以降，历朝皆设翰林院。早期的翰林院是“为天下艺能技术见诏者之所处也”，乃网罗天下各式英才供皇帝之需，后逐渐成为参政、修史的枢要机构。

　　　　到了明朝，太祖朱元璋很早便设置翰林院，其功能定位为辅政智囊团。但是当时由于丞相的存在，翰林院实际只是个空架子，因此朱元璋在废中书省与丞相之后提高了翰林院的地位。自此，翰林院的功能定位发生了些许改变：首先，接手丞相的行政工作，分担皇帝的工作压力；其次，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供皇帝驱使，加强了皇权；再次，作为官方编史、修史机构，掌握全国舆论的重要话语权。

　　　　而从选举设官等方面看，大明的翰林院制度较唐、宋、元等朝更为完善，可以说是集历代之成。大明翰林官的选拔与科举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尤其庶吉士制度的创立，保证了翰林官的素质。在明初，由于翰林官主要通过举荐和征召的途径选任，因而素质不一，甚至鱼龙混杂。洪武十八年，庶吉士制度正式设立，使翰林院制度与科举制度形成了紧密的联系，最终形成了“非进士不入翰林”的局面。

　　　　庶吉士制度又称馆选制度，简单来说就是朝廷通过科举考试选取优秀人才成为庶吉士，并对其进行专门培养。也就是说，被选为庶吉士就意味着取得了成为翰林官的预备资格，再经过三年“以朝臣为师、以经史诗赋为课”的学习培养后，便可参加“散馆”考试，成绩优秀者即被授予翰林官之职。

　　　　有明一朝，先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庶吉士，再通过学习、考察成为翰林官，这是人才进入翰林院的唯一途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入阁为辅臣的重要途径。

　　　　然而，这一使翰林们引以为傲的制度似乎遭遇到了一点小小的挑战——有一人年仅八岁、黄口小儿，身无功名、妄称儒童，竟然堂而皇之的成了翰林之官。

　　　　昨日消息传来，翰林院颇受震动，继而议论纷纷，导致几位出身翰林的讲官回到院中，几乎被人当做内奸给骂死。

　　　　除了同知经筵事的申时行本官是礼部右侍郎、讲官顾养谦本官是工部郎中之外，剩下的陈经邦、沈鲤、许国、张位、陈于陛五人，因为本官就在翰林院，实在避无可避，被一众翰林官堵门“拜访”。

　　　　几位翰林出身的讲官们再三解释说高务实那个官儿只是在翰林院挂名，实际上即非常设，也无品级，劝大家不要过于激动。又纷纷拿高务实那《龙文鞭影》来说事，力证自己几人绝非毫无风骨地附和皇帝，确实是因为高务实“其年齿虽幼，才堪一用”。好说歹说，总算保住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为何区区一个太子伴读、假侍读学士，竟然会惹得这些清贵文臣们如此激愤？其实说到底，根源还是翰林官的定位问题：清贵！

　　　　明初，仿元制，翰林院被称为翰林国史院，秩正三品。虽然后来经过改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基本格局大致相似，其正官，包括学士一人，正五品；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二人，从五品。其属官，包括侍读、侍讲各二人，正六品。其史官，包括修撰，从六品；编修，正七品；检讨，从七品。另外便是庶吉士，没有品级，也没有定员。

　　　　大明的翰林院品级的确不高，低于前代翰林院或者同类机构，但是由于其靠近权力中心，是专属于皇帝的重要的中央秘书机构，直接为皇帝提供服务，因而备受皇帝重视。其与内阁之间，是非常有联系的。

　　　　以上这些，可以说是“贵”。那还有“清”呢？

　　　　翰林院直接受命于皇帝，承担备皇帝咨询、修书撰史、起草诏书、为皇室成员侍读、担任科举考官等职责。学士负责撰写、详正文书，考议制度等，同时备天子顾问；侍读、侍讲负责为皇室成员讲读经史；修撰、编修、检讨等负责撰修实录、玉牒、史志诸书等。

　　　　除此之外，翰林院的职责还包括掌管科举事务、教习庶吉士、组织重大典礼、稽查理藩院档案等等。凡此种种，理论上都是些名义很大，但油水很少的差事，因此而“清”。

　　　　众所周知，大明的官员俸禄在历朝历代中倒数第一，本来这“头把交椅”应该是清代，但自雍正后实行了京官双俸禄制度，外官养廉银制度，官员的待遇得到了很大提升。而大明的京官是出了名的穷，要不是有地方上的冰敬、炭敬等孝敬，京官们单靠自己的俸禄甚至养不活一家人，而其中翰林官更是穷官中的战斗机。

　　　　翰林之所以最穷，根本原因就是在于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行政机构，手上没有权力，只能靠点工资度日。大明的翰林院严格意义上来说都不能算是一个正式的衙门，说它是一个培训机构似乎更为确切，翰林们实际上是大明帝国的后备人才——高层后备人才。

　　　　但是穷是暂时的，翰林这个身份蕴含着无穷的潜力。因为，翰林院是有明一朝科举精英荟萃之地。明初时，翰林官皆由皇帝特简或举荐，洪武年间，翰林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他途选入的，到了景泰年间，翰林院中非进士出身的还有十之四五，而自那以后，则逐渐被科甲进士所垄断。

　　　　此后，想要进入翰林院就只有两种情况：一是殿试中的一甲前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三人直接授予翰林院修撰、编修等官；二是馆选，也就是从二甲、三甲进士中选文学优等即及善书者为庶吉士，当然前提是要经过考试，即“朝考”。考试录取者进入翰林院学习三年，优秀者留翰林院。

　　　　翰林官平时的工作虽然“清”，可一旦升迁就会有常人不具备的优势。比如，大明官制中就有规定，南北两京的礼部尚书、侍郎，吏部的右侍郎，非翰林不任。六部尚书由翰林出身者，则兼翰林学士，侍郎则兼侍读、侍讲学士。

　　　　另外，辅导太子为职的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经局的官员，无论何品必带翰林官衔：詹事、少詹事带学士衔，春坊大学士不常设，庶子、谕德、中允、赞善、洗马，则带讲、读学士衔。也就是说，这些辅佐太子的官员，将来新君即位，便可成为新朝重要成员。

　　　　还有，主管国家教育的国子监也与翰林有密切的关系。尽管国子监也是个是清水衙门，可它担负的是国家教育大计，因此明代官制中规定，国子监最高长官祭酒及司业非翰林出身不能迁转。

　　　　按照高务实的理解，明朝的翰林官不仅作为侍从机构影响着方方面面，而且担负着为国家重要部门输送人才的任务。如果说国子监是育才、储才之所，那么翰林院就是养官、储官之地。

　　　　说到这里，读者诸君就一定明白了，翰林们在翰林学习的三年期间，那是名副其实的穷，可为何进士们哪怕挤破脑袋都想往翰林院中挤？道理很简单，因为毕业之后，他们的就业前景远远高于一般的进士。

　　　　一个进士如果被外放为七品知县，那么就意味着他要一级一级地慢慢升迁，而庶吉士一旦毕业，就有可能一年几迁，而且将来还有很大机会入阁，成为国之辅臣。

　　　　最后还有一个说不定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翰林出身的官员死后还有一项极大的殊荣：他们可以以“文”为谥，譬如文臣的最高谥号“文正”——你不是翰林出身，那就想也别想，这也是很多进士想法设法也要成为翰林的目的之一。

　　　　正是因为习惯了这种“清贵”，翰林官们哪怕穷得喝风拉烟，心理优越感都是很强的，对于一个“不够格”的“同僚”，当然也就格外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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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87章　翰林清贵（下）

　　　　翰林们对高务实的这种不满，高务实还一无所知，因为他昨天陪皇帝小心翼翼地吃了顿饭之后就去默写《龙文鞭影》去了。

　　　　由于这种情况下一般而言必须用台阁体书写，所以写得很慢，明明不过两千多字而已，却几乎搞到大半夜才写完。毕竟台阁体算是一种楷书，书写时惟求端正拘恭，横平竖直，整整齐齐，最高标准就是写得像后世印刷体一样，因此难就难在养心——绝大多数人写字、写文章，开头的时候大多写得还比较得体，但越是写到后头就越潦草，这就是所谓养心不到位，做不到前后一样的心平气和。

　　　　高务实自问养心水平也很一般，但毕竟这次情况特殊，不得不时刻提醒自己不要乱、不要急……于是几乎到半夜才算完全搞定。

　　　　到了今天早上，又必须早起赶回高府，因此他根本不知道翰林院对他这个挂名官的不满。于是等他拿到告身、官印、腰牌等证明身份之物后赶到翰林院，顿时觉得——

　　　　怎么这地方如此冷清？

　　　　虽说翰林院本身的确是个清水衙门，但呈现在高务实面前的情况还是有些诡异：整个翰林院里头连活物都见不着几个，只有几个皂隶仆役走动，身穿官袍的几乎没几个人。

　　　　高务实靠着腰牌进了翰林院，茫茫然在里头转悠了一会儿，才总算看见一个年过四旬、身着七品官服的中年人从眼前闪过。正有些找不着门路的高务实连忙上去叫住：“这位编修先生，请留步！”

　　　　那官转过身来，面无表情地看了高务实一眼，不咸不淡地道：“你是何人，称我为先生？”

　　　　高务实闻言便是一滞，心说叫先生可是尊称，这又不是那些毫无常识的电视剧，难道我还叫你大人不成？

　　　　但腹诽归腹诽，眼下有求于人，该陪的笑脸还是得陪，于是客客气气道：“小子虽德薄才浅，也知《孟子·告子下》里说：宋牼将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将何之？’后赵岐有注：‘学士年长者，故谓之先生。’今先生身着官服行走于翰林，必学士也，又年长于小子多矣，故称先生，以为尊敬。”

　　　　那翰林官听罢，脸色缓和不少，点了点头：“既如此，你有何事？”

　　　　高务实听得有些奇怪，按理说自己这样一个小孩子居然跑进了翰林院，你见了我的第一句话难道不是应该问：“你是哪家孩童，何以至此？”怎么倒直接问我有什么事了？

　　　　但既然人家不问，高务实也懒得多事，谁知道这些翰林官们是不是读书读迂了，脑回路根本不正常？于是也就顺着他回答道：“末学后进小子新郑高务实，侥幸得为太子伴读，官挂翰林院，今日领了告身腰牌，特来拜见掌院学士。只因此前未曾来过此处，不知道路，是以冒昧请教先生……不知先生尊姓大名？”说罢就是一礼。

　　　　“哼哼。”那翰林官微微扬起下巴，干瘪瘪地回了一句：“本官翰林院编修赵志皋，字汝迈，号濲阳。”

　　　　高务实吃了一惊，连忙再次躬身一礼，道：“不知是探花公濲阳先生当面，小子失敬了。”

　　　　嘴上是这样说，心里却暗道：卧槽，老子第一次来翰林院就碰上赵志皋了，这可也是后来干过首辅的人。不过，不是说赵志皋为人“柔而懦，为朝士所轻”么，怎么我瞧他这模样，说起话来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就差在脸上挂个条幅，上书四个大字“老子很拽”的模样了？这是史书记载有误，还是他老兄更年期脾气暴躁啊？

　　　　赵志皋却不知道高务实的腹诽，反倒因为他礼数周全，心里略微消了些气，淡淡地道：“高侍读不必客气，你虽无品级，毕竟是假侍读学士，算起来还是上峰呢。”

　　　　原来是这么回事！

　　　　高务实心中自以为了然，想是这老小子四十四岁才考中进士，虽然由于是一甲出身，直接入翰林院授编修，但毕竟皓首穷经大半辈子到现在也只是混了个七品官，而自己这个黄口小儿连功名都没一个，却居然能挂名侍读学士，换了谁心里也觉得恼火。

　　　　既然可以理解，那就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于是高务实连忙解释道：“濲阳先生说笑了，小子德薄才浅，哪里算什么侍读？其实说穿了，不过就是太子殿下的书童罢了。这个侍读之名，乃是陛下觉得小子虽然只是个伴读，毕竟也算太子殿下之近臣，这才给了这个称谓，免得说出去失了储君颜面……当不得真，万万当不得真。”

　　　　赵志皋见高务实“态度诚恳，言辞谦卑”，心里的不满消散大半，回过头来倒觉得自己比人家年长几十岁，居然还这般欺负晚辈，实在说不过去，不禁有些后悔，补救一般地挤出一丝笑容，点头道：“高侍读虽然年幼，但看来却正如传闻所说的那样，才德兼备，难怪陛下及诸位前辈、同僚选中了你来做这个太子伴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