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元辅-第2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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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务实知道，只要李太后能想出一招以退为进来，莫说下跪了，但凡说几句软话，说得仿佛是朱翊钧在逼她一般，朱翊钧就只能退让——他要是敢不退，明天就要被如山似海的弹章淹没！

　　　　海瑞的《治安疏》，天下官员谁都能写！

　　　　以嘉靖的要权不要脸都能被海瑞气得差点直接升天，年轻气盛脸皮尚薄的朱翊钧能扛得住一大波的“治安疏”吗？想都不要想！到时候怕是只能下罪己诏以证清白了。

　　　　好在，李太后的政治手腕毕竟有限，而且她在儿子面前强势惯了，也实在想不出这样的办法，再加上她也没有认识到今日这一退，竟然就是把皇权拱手相让。

　　　　高务实悄悄咽了口吐沫，轻咳一声，提醒朱翊钧道：“皇上，下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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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8章　隐情（上）

　　　　忆昔永乐十年的岁末，正值成祖迁都北京的前夕，京城的营建工程已近尾声，随着那些堂而皇之的宫殿官署相继落成，皇城的东安门迤北，建起了一座院墙格外高大，黑墙黑瓦诡异的衙署。想免费看完整版请百度搜

　　　　此处，便是后来令人谈之色变的东厂宦官衙门。

　　　　说来也怪，那个滥杀功臣、的明太祖朱元璋，并没有重用宦官，甚至还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

　　　　他的继承人建文帝朱允坟遵循了不用内臣的祖制，结果宦官们都去投附了起兵靖难的朱棣。

　　　　明初这一政治变迁，使宦官命运得到转机。可以想见，当一群执役宫中的皇帝家奴，突然步人政治舞台，并以一种复杂心态和特殊身份充当起皇权鹰犬时，那种忠诚、热情和能量，实在是足以使天下瞠目了。

　　　　永乐迁都后建立的东厂，经历过怀疑，经历过责难，经历过与文官集团的斗智斗勇，但一直与皇帝相始终。

　　　　隆庆驾崩前夕，曾经教导太子朱翊钧，掌握大权并不难，只要紧紧抓住两点就行了：京营和厂卫。

　　　　这座阴森的衙署，在外界的眼中正如一座活地狱，但它却是大明皇权至今不受任何挑战的两大保障之一。

　　　　东厂大门朝南，但这一扇大门是终年紧闭的，在西南另有一门出人，这样的形制，更增加了一种诡秘恐怖气氛。

　　　　大门内为正厅，厅左另有一小厅，里面供有岳飞的画像。大厅后有一砖影壁，壁上雕有狻猊等兽，以及狄仁杰断虎的故事。

　　　　厅西有一祠堂，里面供奉着历代掌东厂宦官的职名牌位。祠前有石坊，坊额上刻有“万古流芳”四字。

　　　　稍南是座刑狱，专门用来收系重犯。

　　　　按制，东厂设提督太监一人，通常由司礼监第一秉笔太监担任，本任东厂提督黄孟宇便是以司礼监第一秉笔太监兼任此要职。提督以下设掌贴、领班、司房四十余人，十二伙管事，按子丑寅卯排列，各领挡头办事，共计百余名，其下有番役千余人，

　　　　东厂提督的关防上刻着“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比之其他官署多了“钦差”的头街。既然有皇帝钦差的身份，一切所为均代表着皇帝，自是不会有任何人胆敢相违忤了。此外又刻制密封牙章一枚，上刻“东厂密封”四字，专门用来密封上奏的情报。

　　　　这两件东西，现在正摆在正厅主座的桌案上。

　　　　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主桌今日设了两个席位，正印提督黄孟宇坐在右边以明人的习惯而言，这是次席。

　　　　左边的主位坐着一名年轻人，身穿大红纻丝飞鱼曳撒，面色平静，甚至微微有些眯着眼的意思，但在场二十余名大珰在他面前无不凛然警醒，屏息凝神，生怕错过他口中说出的哪怕一个字。

　　　　所有大珰都清楚，此子既非勋贵，更非宦官，乃是彻彻底底的文臣。

　　　　在过去许多年中，大明最常见的一种畸形政治生态链，便是皇帝怕文臣，文臣怕宦官，宦官又怕皇帝。

　　　　但众所周知，眼前之人不在这个循环之中。

　　　　他是高务实，一个不怕宦官的文臣。

　　　　因为，他比任何宦官更受皇帝的信任。

　　　　这种信任有多惊人？惊人到皇帝刚才下达的口谕中就明确说了：“赐高卿天子剑，领东厂、锦衣卫彻查陈洪一案，凡有其党羽鹰犬，尽数捉拿归案，如遇隐瞒、抵抗等，准便宜行事。钦此。”

　　　　“便宜行事”之权，皇帝给得不算少，不少要地疆臣都有此权，然则东厂、锦衣卫本就权势滔天，还有几个能拿到“便宜行事”之权的？更遑论，还赐了天子剑。

　　　　陈洪虽是司礼监掌印，但由于黄孟宇跟他不是同一个“老板”，他这个掌印大太监的权势，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的，对付这样一个人，怎么看也似乎用不着如此阵仗才对。

　　　　可是，正因为异常，这些大珰们的态度才会如此恭谨，生怕做错一丁点儿，给自己招来无妄之灾。

　　　　身在东厂这个特殊的衙门，大珰们都有自己的一套行事准则，譬如说越是想不明白的事，就越不能多问，且越要严格执行，因为这里头所涉及的问题，肯定不是他们这小胳膊细腿扛得住的。

　　　　然而高务实的态度并非作伪，他半眯着眼，也不是故作神秘、佯装深沉。

　　　　他只是困了，而且又深知这一切的n。

　　　　忙了一天的生日宴，又连夜回城，安排几条线“合围慈宁宫”，哪怕他这具身体正是最具活力的年岁，到了现在这个下半夜，也实在累得眼皮子打架。

　　　　年轻人精神头虽好，可是也贪睡啊，六首状元又不是真的天上星君。

　　　　但如果眼下的事情还真的很重要，他也不至于如此。能犯困，说明在他看来，后续已经不会出什么意外了。

　　　　朱翊钧搞出这么大的阵仗，说到底还是年轻人沉不住气，有一点“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做派。

　　　　他是想立威，想让天下人都知道，他万历天子已经完全可以君临天下，不需要两宫太后再继续对他指指点点，他自己能比太后做得更好！

　　　　高务实唯一稍稍费了点心思琢磨的，只是朱翊钧为何不拘常理，让自己一个文臣来暂时领导厂卫。

　　　　事有反常必有妖，高务实不能不琢磨朱翊钧这个举动的潜台词。

　　　　朱翊钧的政治头脑并不差，虽然偶尔还会表现出年轻人的气盛，但气盛不代表瞎搞，他再怎么激动，作为六岁就封了太子的人，也不可能不明白文官来统领厂卫意味着什么哪怕只有这一夜呢。

　　　　为了表明他与自己君臣一心？不会，这一点还要表明吗？京师百官，甚至天下官员，但凡还没瞎的都看得出来了，何必多此一举！

　　　　那么，就只能看做是他在向文官集团示好。

　　　　可是他为什么要示好呢？为什么又偏偏是在这个时候示好呢？

　　　　是因为他怕逼太后放权一事引起朝野非议，还是因为王恭妃的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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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恭妃的肚子有什么事，大家能猜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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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8章　隐情（中）

　　　　抓捕陈洪本人是非常简单的事，根本用不着东厂和锦衣卫这厮就在宫里，朱翊钧一声令下便直接锁拿了，不需要费任何周章。想免费看完整版请百度搜

　　　　不过，既然要抓捕党羽，那就麻烦一些，尤其是朱翊钧把陈洪案定性为贪蠹不谨，贪蠹嘛，这里头当然要涉及行贿者，高务实现在要安排的主要是这茬。

　　　　东厂这边好办，有黄孟宇这个正印的督公在，谁适合去抓谁，高务实无须太费心，主要的不便在于锦衣卫那边。

　　　　现在已经不是早几年的时候了，当时老成国公的兄弟朱希孝是锦衣卫都督，锦衣卫跟高务实处于暗中盟友的地位，但朱希忠死后没几年，朱希孝也死了，刘守有实际主掌锦衣卫，这下子锦衣卫就和高务实渐行渐远了。

　　　　刘守有是湖北麻城人，与高务实一般出身于世宦之家，乃名臣之后。其家族祖地在后世麻城顺河集镇南部，曰锁口河，刘家就是在这片土地上逐渐走向强盛，并最终成为了麻城的四大名门望族之一。

　　　　刘家祖上刘梦在元末随高祖起兵而“官同知，赐田麻城，因家焉”，这可以是为刘家能够在麻城这片土地上科场连绵、人才辈出所作出的最早准备。

　　　　自洪武年间，大明朝麻城的第一位进士诞生在刘家以来，锁口河刘氏先后有十七人举乡试，有十四人中文武进士，因此被誉为是“荆湖鼎族”。

　　　　洪武二十七年，刘梦之子刘从政科场报捷，成为麻城明代第一位进士。麻城县志载：“刘从政，字恭明，明洪武甲戌进士，拜监察御史，謇谔抗直，弹劾无所避，保靖宣慰司，族屡相仇杀，从政赍敕抚谕之，历河南、山西参议，皆清慎卓著能声，卒于官。”

　　　　刘从政胞弟刘从宪之子刘训于宣德七年中举，正统四年中进士第，麻城县志称：“知金坛县，有惠政，性俭素，治蔬圃以自给。”“拜监察御史，廉直有风裁，冢宰王翱特疏荐其治行为天下第一。”

　　　　金坛县志亦记其：“爱民勤政，好贤礼士，锄强剔弊，声称籍然三年考绩，行李萧然，冢宰王翱特疏荐其治行为天下第一，擢监察御史升山西左参政。”

　　　　刘守有的曾祖父刘璲为刘训之孙，成化十六年中举，弘治三年庚戌科进士，字士约，麻城县志称：“知丰城县，恺悌果断，兴学育才。县好淫祀，首毁之，以正民俗。自守狷介，不私一钱。征敛有方，奸猾屏迹。述职为江右第一。”

　　　　刘璲父刘仲荩�，为景泰四年的举人，官至崇德县令。

　　　　刘守有祖父刘天和，字养和，号松石，弘治十一年中乡试，正德三年进士，授南京礼部主事，为刘璲之子。

　　　　刘天和初任南京礼部主事，后补御史，为钦差巡陕西，因得罪宦官廖堂，遭其陷害被捕，后经吏部尚书杨一清等人营救获释，被贬为江苏金坛县丞，外放几年间，因政绩卓著，后迁至湖洲知府。

　　　　嘉靖初年，刘天和升至山西提学副使，累迁南京太常少卿。后以右佥都御史督甘肃屯政，向皇帝请求以肃州丁壮及山、陕流民于近边耕牧，且推行于各边疆。后改为陕西巡抚，任内请求撤镇守中官及罢为民患者三十余事，世宗均听从。

　　　　此后，刘天和又pnn洮岷番四十二族bn及平息湖店的盗贼和汉中的妖贼，因戍边、平贼有功，便升任右副都御史兼陕西巡抚，总管河道水利工程。

　　　　嘉靖十一年，母丧，刘天和回乡丁忧，除服后恰逢黄河泛滥成灾，朝廷又重新起用刘天和以原职总理河道，后加工部右侍郎，仍然负责河南等地河道治理，因治河有功，刘天和晋升为工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

　　　　嘉靖十五年，刘天和改任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总理陕甘三边军务，恰逢吉囊入寇凉州、宁夏等处，天和抵御塞外吉囊入侵有功，加封为太子太保，荫一子锦衣千户，前后赉银币十数。

　　　　后刘天和升迁至迁南京户部尚书，不久召为兵部尚书兼督团营，因言官弹劾其年老衰，刘天和遂乞休归。家居三年后，于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逝世，赠少保，谥庄襄。

　　　　刘澯为刘守有之父，刘天和之子，字汝静，号云薮，嘉靖元年中乡试，嘉靖十一年中进士，麻城县志载刘澯“官郎中，以不附权贵改汝阳通判，为政严明，人不敢欺，后复为南京刑部郎中”。

　　　　而刘守有本人却不太行，但他改行很成功，中了武进士。

　　　　不过他能在锦衣卫混得好，主要还是因为以其祖父刘天和的平虏之功，得以荫官世袭锦衣卫千户。

　　　　至于后来逐渐升迁，去年起正式以锦衣卫都督同知身份掌锦衣卫事朱希孝死后至今，锦衣卫没有都督则主要是因为张居正的关系史实，因为他是湖北人，属于张居正的乡党，同时他的祖父刘天和又与张居正的座师徐阶有些渊源，张居正不提拔他才是咄咄怪事。

　　　　刘守有既然是在锦衣卫混的，对于当年张居正倒台的原因，当然多多少少会知道一些，因此对高务实素来观感不佳，虽然不至于跳出来跟高党扳手腕，但锦衣卫在他的掌控之下，算是完全和高务实划清界限了。

　　　　这显然是让高务实有些不高兴的事。

　　　　高务实虽然胆子还没大到试图去掌握东厂和锦衣卫，但一贯是希望与厂、卫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毕竟没有这两家的暗中配合，还是有许多事情不好办。

　　　　今天得了个机会，他就打算顺便捋一捋锦衣卫的事，看能不能想法子把锦衣卫从新拉回来。

　　　　高务实不打算拉拢刘守有，一来刘家是跟徐阶一道的心学门徒，跟高家理念冲突，二来高务实也估计刘守有不肯与他走近是跟张居正有关，多半是知道点什么，这样拉拢起来一则难办，二则就算拉拢到了，也说明刘守有不值得信任，那还不如不拉拢呢。

　　　　那么，就只能想法子找人出来顶替刘守有。

　　　　至于人选嘛，倒也有两个，而且巧得很，还都是和高务实有血缘关系的。

　　　　一个叫王之祯，是王崇古之孙一个叫高务本，是高务实五伯高才之子。

　　　　话说，写络写到把一干古人的人际关系画图谱的作者可能不多了，我可能又在干吃力不讨好的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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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8章　隐情（下）

　　　　王之祯这个名字，高务实是熟悉的，不过对于王之祯这个人，他只在当初王崇古还在京师时见过几面，印象不算特别深刻。

　　　　王崇古实际上是高务实的舅外公，在王家所在的蒲州当地叫做舅姥爷，不过高务实当年与他在大同见面时（俺答封贡前高务实代太子检阅宣大防务），由于领着钦命和教令，当面只以官场俗称相称，王崇古入京之后，才有几次私人拜访，得以认识王之祯。

　　　　但高务实与王之祯的父亲王谦很熟悉，因为王家的私营兵工厂就是王谦力主开办，并且主动前来找高务实商谈合作的——合作的主要方向是京华方面为其提供精铁、精钢。

　　　　王谦的身份是高务实的表舅，但他考中进士只比高务实早了一届，乃是万历五年的金榜，当时其年已三十有七，不过名次尚可，且非常凑巧，二甲第三十七名（史实）。

　　　　不过王谦的官运比较一般，一开始翰林院散馆之后任了工部主事，没多久因为高拱去世，高党内部一时顾不上照顾他一个新丁，任他自由发展，结果被派去杭州榷税。

　　　　到了杭州倒是展现了一把，凑巧碰上杭州罗木营兵变，兵变乱军挟持了巡抚吴善言——这位老兄名字取得可能不大准确，没有因为“善言”自己搞定兵变，结果还是王谦赶过去安抚，才把这事儿摆平，将吴抚台救了出来。

　　　　不过吴抚台没来及报答王谦，就被得知消息的朱翊钧认定无能，派兵部侍郎张佳胤取代吴善言并镇压继续生乱的浙军，于是王谦也就只好继续留在浙江，负责税制改革方面的事务，至今还在杭州未归。

　　　　王谦有二子，长子便是王之祯，他不太好读书，便以王崇古之功，荫官锦衣卫千户；在他之后，王谦次子之乾，荫国子监生；还有一幼子之采，目前还小，只有十三四岁，留在山西老家读书——其实王家还有荫官锦衣卫的名额，但之乾、之采目前看来都能读书，便都没去，只给之乾要了个荫国子监生的名头，免掉一场考试。

　　　　之乾、之采先不去说了，只说王之祯，他比高务实还大两岁，今年二十有二，在锦衣卫当差已经几年，不过至今仍然还是个千户——他荫官就是千户，等于原地踏步了几年，大致就是在打酱油。

　　　　这一点看起来有点奇怪，张四维早几年就是次辅了，按理说照顾一下外甥很容易，何至于王之祯打酱油呢？

　　　　实际上张四维也有他的难处。

　　　　众所周知，他的晚辈中已经身处官场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外甥高务实，一个是儿子张泰徵，还有一个就是外甥王之祯。

　　　　高务实没得说，他的前途全大明都在看好，根本不必张四维刻意关照什么；

　　　　儿子张泰徵是正经进士出身，与高务实为万历八年的同年，并且高居二甲第四名，翰林院庶吉士排名前列。他庶吉士散馆之后已经做到礼部祠祭清吏司主事了，虽说只是个没什么油水的六品闲差，但张家反正也不缺钱，他只要按部就班慢慢来就行，暂时来说也不需要张四维提拔。

　　　　于是世人都把目光盯在张四维的王家亲戚那头，前次王谦这个表兄弟以工部主事得了去杭州榷税的差遣时，都有御史弹劾张四维，说他给表弟找美差呢，他又哪有心思去给王之祯想法子？

　　　　树大，就肯定招风，除非这棵树长的位置特别好，长在大山的背风面——譬如高务实，他这棵树背后的大山是皇帝，一般的风就不大找他。

　　　　当然，也可能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高务实本身是一棵比较特殊的树，他是棵摇钱树。

　　　　但张四维没机会帮王之祯一把，高务实现在却有机会，而且也不怕利用机会。

　　　　为什么？因为在原本的历史上，万历二十三年的时候，王之祯自己都能混成锦衣卫左都督！

　　　　这说明什么？说明王之祯虽然读书不太行，但做人做官还是有能力的，办事水平也不会太糟糕，这不就有了提拔的基础了么！

　　　　况且，高务实也不是提拔王之祯，他也没这个权力，他只是给王之祯创造一点露脸的机会，让他的名字能够出现在朱翊钧面前罢了——高务实当然也可以直接在朱翊钧面前提起王之祯，但那就未免流于下乘，不够水平了。

　　　　至于说高务本，他这位堂兄为人比较老实本分，如果是在某些清水衙门，或许可以做个主官，但在锦衣卫这种虎狼之地，高务实就根本不考虑把他推上堂官位置了，顶破天能做个副手的样子，甚至再低一点也说不定。

　　　　不过不管怎么说，高务实是敢于想办法推他们一把的，也不担心皇帝怀疑——不是因为他跟皇帝关系亲密。

　　　　这是个“制度”和“趋势”的问题。

　　　　制度，就是大明朝独特的荫官制度（荫官历朝都有，但明代比较有特色）；趋势，就是“文官荫武职”的特殊趋势。

　　　　明代的荫官制度，本书前文曾有浅议，此处不再赘述，单说一下这个“文官荫武职”的神奇趋势。

　　　　根据考证《明实录》可以发现，有明一代的“文臣荫武”并非一开始就有的，其发源于景泰年间。

　　　　景泰元年（1450）八月，其时督兵贵州的兵部尚书侯�“以劳瘁卒于普定”，景帝“赐祭葬，荫其子锦衣卫世袭千户”，至此之后的景泰二年、景泰五年等，这种“文臣荫武”的记载就开始不断出现了。

　　　　但是仔细分析一下景泰年间的“文臣荫武”记录可以发现，当时那些文官荫子武职的情况，应该视为对文臣军功勋业的个别嘉奖，其制度化运行程度甚低（我就不一一举例了）。

　　　　此后天顺、成化、弘治三朝延续前政，视军事贡献为主要衡量标准以荫叙文官子弟武职。当时正逢明代文臣督、抚统兵制度推广之际，得荫之边臣有所增多。

　　　　当时，有关文臣荫子武职的具体条件、实行细则并未开列于典章，从景泰朝以降的十余个相关事例来看，获得文臣荫武优待的大臣，还是文官集团中的绝对少数，仍属于“异典”范畴。但不断累积的文臣荫武案例，也构成了一种类似“事例法”的制度规范。

　　　　作为“事例法”，典型的前朝文臣荫子武职故事，常为后人援引为再开荫叙恩典的依据。例如于谦之子于冕，本受荫任府军前卫副千户，但到了成化朝，于冕“自陈不愿武职，改兵部员外郎”后“累迁至应天府尹”。但这个，仍然还是特例。

　　　　然而从正德朝始，文臣冒滥军功以荫叙世袭武职的情况就陡然增多了，这明显是受到武宗尚武情节及宦官佞幸冒功风气的不良影响。

　　　　据《弇山堂别集》载，正德五年“宁夏平”，边功加恩于内阁大学士李东阳、杨廷和、刘忠、梁储等，阁臣皆加官荫子。此次推恩虽未将阁老们荫子武臣，但边功恩及内阁实“自兹岁始”。

　　　　至正德八年，“以山东、河南贼平，内阁大学士李东阳、杨廷和、梁储、费宏各荫子锦衣世袭正千户，辞”。

　　　　此后正德十二年，朝廷“录大同打鱼王山及镇西南山庄坪等处功”，将监督太监张忠“加禄米二十四石，荫弟侄一人为锦衣卫正千户”，并“总兵左都督刘晖子副千户，提督侍郎丁凤子百户，俱世袭”，又以“兵部运筹有功”加尚书王琼“少保兼太子太保，荫子如忠”。

　　　　该战役本因诸将官杭雄等拼杀“乃有此捷”，而太监张忠提前回朝，并无功劳，只是因兵部尚书王琼题请，“故忠再受赏而并及琼”。当时王琼“与权幸相结纳”，多次冒领军功，“数承荫叙”。

　　　　正德十三年七月，武宗又开“应州御虏功升赏”，大肆封赏荫内臣武将子弟，“督饷侍郎郑琮仁、侯观，廵抚都御史胡瓒、刘达各荫子”锦衣卫百户。此次推恩加荫被《明武宗实录》编纂者认为是“军功之滥未有甚于此者”。

　　　　然而同月内，武宗又自以“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朱寿，亲统六师剿除虏寇”的名义，功赏随军太监谷大用等内臣、兵部尚书王琼等文臣、都督朱泰等武弁佞幸，荫其子弟为锦衣卫千、百户，另以“运筹定议，协力成功”为名敕内阁杨廷和、梁储、蒋冕、毛纪“各荫子侄一人锦衣卫世袭正千户”。

　　　　总之，在正德一朝，部分文臣随内臣、近婞冒滥军功以荫子武职，诚为不稽。

　　　　此后，嘉靖皇帝入继大统，为拉拢朝臣，以拥迎驾戴功再开大规模冒滥荫子，其中阁臣荫子之命令尤为不稽，受荫大臣纷纷请辞。

　　　　然而，这个势头已经止不住了，尤其嘉靖中后期开始，大明边事迭起，使得朝廷较为常态化地加荫文臣子弟以武职。

　　　　内阁大臣、兵部僚员、地方督抚、殉节绅宦等以各类勋劳得荫，在原历史上，这种趋势长期持续直至明朝灭亡。嘉靖中后期以降，内阁重臣如夏言“暴贵自拟世袭锦衣”，翟銮“以故相行九边”荫锦衣，其余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等一批阁老、重臣，皆以推恩军功勋劳，得荫子锦衣。

　　　　更关键的是，皇帝们对于这些大臣的后代，并没有什么不信任，甚至还格外信任，比方说现在的刘守有，将来的王之祯、吴孟明（吴兑之孙），这些锦衣卫都督，很多都是文臣荫官之后。

　　　　既然制度与趋势已经如此，高务实又有何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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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昨天那章之后，有书友书评担心高务实的亲戚在锦衣卫中掌权会影响皇帝对高务实的信任，这里就多解释了一下。还剩一点非制度的人性问题下一章说，我先洗个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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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9章　皇帝不担心

　　　　万历八年，高务实以新科状元入翰林院，在一众大佬的挂名之下，实际主持纂修《大明会典》，其会典之中正有提到恩荫制度之处，并且根据嘉靖、隆庆两朝时内阁的票拟和皇帝的朱批（查档案），对过去不曾明确的“文臣荫武”问题作出了规定性说明：

　　　　“凡恩荫世袭，文、武大臣及总兵参游以下将领剿贼，如遇大敌，能运谋设伏，冲锋陷阵，建立奇功者，抚按分巡官覈实具奏，兵部题奉，钦依升职荫子，有世袭字样者俱准袭。”

　　　　此条首次明确了文臣恩荫武职的军功原则，并开列上报的审核程序。该法令不见于正德版《大明会典》中，系嘉靖朝以后渐成之例，在万历朝被确定（这是个史实）。

　　　　说完这些，就到了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了：

　　　　为什么文臣荫武的势头会止不住？

　　　　为什么皇帝不怀疑荫官武职的文臣之后？

　　　　第一个问题的简单回答是：问题出在爵赏困难，不足以酬功之上。

　　　　明代异姓军功爵位只有公、侯、伯三等，相比中国传统的“五等爵”已属缺制。而自明代开国伊始，绝大多数勋爵即由武将受封，文臣得封爵者屈指可数。

　　　　嘉靖以后虽边事迭起，文臣督、抚多亲历疆场，但勋爵册封却又趋于停滞。

　　　　其实，朝廷视封爵为重典固然不错，但过度地吝惜爵赏，反而会使得大臣丧失为国效忠的进取心。

　　　　对此，很多人也提过意见、建议，比如陈子龙就提出恢复“五等爵”以振奋军心：

　　　　“今天下奋智亡身，趋功名，为天子去所恶，则莫若轻封爵矣……今天下之患，人轻上位而意无求进。圣王设所慕以系其心，以其事异而名重也。夫爵，权物也，滥则重之，以示有尊也；旷则轻之，以示能臻也……今莫若复子、爵为五等，而余悉去不置，明等危、汰冗杂也。”

　　　　然而有明一朝，国家大政多系朱元璋以“祖制”名义构建，僵化不可变通。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化的文臣荫子武职，由于有军功推戴、子孙世袭的性质，在一定意义上代替了文臣封爵的政治功效与政治意义，成为朝廷酬答功勋文臣的重要形式。

　　　　这种制度的关联性虽然没有开列于典制，却为时人默认共识。

　　　　如前文所述，弘治朝就有于谦之子于冕题请再荫于谦后代武职之事，其实他当时就并列援引前朝兵部尚书王骥封伯与兵部尚书马昂、白圭、程信、余子俊等荫子锦衣之事例，作为乞请理由。

　　　　类似的将荫子武职比附为“次级”封爵，或“准封爵”制度的观点，在明代中后期广泛流行，如沈德符在编撰《万历野获编》时，就把有关文臣荫子武职的《世官》条及《补荫》条纳入《勋戚》卷中。

　　　　明代公、私文案典籍中径称文臣荫子武职为“延世之赏”、“延世金吾”，也是比附公侯伯“世爵”称谓而来。

　　　　举个例子，嘉靖初年，廷议王守仁封爵事宜，群臣就曾上奏云：

　　　　“夫封爵之典，论功有六：曰开国，曰靖难，曰御胡，曰平番，曰征蛮，曰擒反；而守臣死绥，兵枢宣猷，督府剿寇，咸不与焉。盖六功者，关社稷之重轻，系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足报之。至于死绥、宣猷、剿寇，则皆一身一时之事，锡以锦衣之荫则可，概欲剖符，则未可也。”

　　　　这段话说的是什么？简单的讲，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