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元辅-第2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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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翊钧其实除了面对高务实之外，也不是个很会表达感情的人，心里虽然有些发堵，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点点头，又对张元功、张元德兄弟交待了一声：“好好照顾老国公。”然后便转身上台去了。

　　　　这种时候高务实不能抢话，只好朝张溶和那两兄弟点了点头，也跟着朱翊钧上去，站在朱翊钧身旁。

　　　　兵部尚书吴兑显然是本次大阅理所当然的主持人，他先上来朝皇帝见礼，然后请问皇帝是不是现在开始。

　　　　朱翊钧早就等不及了，大手一挥就说：“即刻开始。”

　　　　吴兑立刻走到中间靠前的位置，朝台下的一种勋贵下令。

　　　　第一个得令的是成国公朱应桢，虽然这厮根本不会打仗，但他是成国公嘛，又是目前的前军都督府左都督，第一批次受阅的就是由他指挥的部队。

　　　　当然，“由他指挥”这个说法本身并不确切，因为实际上现在的五军都督府相较于正统年间以前，权力权威早已经衰落得不成样子，实际上朱应桢对于挂在他这个前军都督府左都督名下的卫所，也只有统兵权，并没有调兵权。

　　　　实际上，五军都督府目前还能做的只有三件事：管理军籍，管理屯田，以及推选将领，甚至连作为武官最重要的领兵出战的权力都已经基本丧失殆尽了。

　　　　但实际上，连这三项权利，也被六部侵占了很多。

　　　　比如说管理屯田，成祖永乐时期“以五军都督府总摄天下屯政。”

　　　　建文四年九月，令五军都督府给各个都司下达指令“令卫所屯田如旧制，卫指挥一人，所千户一人专提调，都指挥督察之，岁终上其所入之数，以课勤怠。”

　　　　永乐九年九月，有卫所军士因入京操练耽误屯种，但五军都督府“必欲追纳”强征屯粮，军士只得击登闻鼓诉状。

　　　　宣德三年三月，在皇帝给五军都督府的敕书中，指责“屯种徒拥虚名，兵食常不给足”，进而要求五军都督府必须“务屯种”。

　　　　可以看出，这个时候五军都督府对于屯田事务还是负全责的。

　　　　不过随着储粮户部郎中的设立，在九边等地逐渐形成了总督、巡抚、户部郎中和兵备道的管理体制。具体开垦荒地、清理屯田等事由户部郎中和兵备道负责。

　　　　过去那种军屯情况完全由都司、卫所报告给都督府，然后再转行给户部的程序，已被打破，兵备道可直接向户部报告清理屯田和拨军屯种情况。五军都督府管理屯田之职掌已大为削弱。

　　　　而推选将领，则是被兵部侵占了权力，甚至……连翰林院都分了一杯羹。举个例子，现在的武举考试，就是从翰林院和詹事府选两位史官担任考试官的。

　　　　嗯，譬如高务实现在就够这个级别，他虽然是个完完全全的文官，但如果被皇帝点将去主持武举，那一点都不奇怪，虽然名义上肯定会有一位或者数位国公爷同时充当武举考官，但其实最终说了算的，却是那两位翰林老爷。

　　　　唯有一件事，迄今为止仍然是五军都督府的直接执掌，外人无法插手，那就是掌管军籍。

　　　　掌管军籍，才能吃空饷。所以这个权力，勋贵们是打死都不肯让出去的，否则他们就不光是权威不保，而是富贵不保了。

　　　　前军都督府光是在京的军籍人数，按理说就高达差不多五万人，不过这次大阅，朱应桢即便是看在高务实的面子上，也只挑了两千五百人出来——这已经颇为尽力了，乃是矮子里面拔将军，最后才选出来的一批勉强能看的“军人”。

　　　　至于，要问剩下的人怎么回事……大概一半是在吃空饷，一半在做工和务农。

　　　　实际上，前军都督府中，偶尔还能集合起来训练一下子的，拢共也就四五千人，而其他各都督府，大致上也差不多。

　　　　换句话说，堂堂大明京营，理论上最精锐的部队聚集地，实际上能勉强算是作战部队的，最多不超过三万人。

　　　　好在，除了这批京营卫所兵之外，京师的防务还能指望一下班军，不过班军的兵力也只是理论上稳定，而且由于班军到了京师之后，也经常被派出做工，所以各地对于选派班军也很不积极。

　　　　关键是班军的用度开销居然还是其原籍地方负责的，京师这边顶多偶尔打赏一点。如是，对于原籍地方而言，那自然是恨不得一个兵都不派才好，由此也就经常出现扯皮。

　　　　兵力虽然少了点，但不得不说，这批京营士兵光看走出来时的卖相，还是比边军要好。

　　　　高务实是见过边军的，无论是宣府、大同的边军，还是广西的卫所兵，在高务实看来，基本都和叫花子差不多，武器五花八门，衣服破破烂烂，怎么看怎么不靠谱。

　　　　而这批朱应桢挑选出来的“京营精锐”，鸳鸯战袄都是崭新的，赤红发亮；武器更厉害了，油光水亮得宛如新出炉的产品——其实真差不多，这些武器发放下来之后，这几天刚从库房里清点出来发给他们使用。

　　　　朱翊钧是看不出来的，只觉得这支部队光是看上去就很不错，所谓旗帜鲜明、甲坚兵锐是也。

　　　　朱应桢悄悄偷看了皇帝一眼，见皇帝面带微笑，不由得心中松了口气，回忆了一下突击学习来的几手旗语，拿着手中的小旗挥了两下，旁边的旗鼓立刻一变。

　　　　其实朱应桢的动作错了也没关系，下面的旗鼓手都得到过叮嘱，不必看国公爷怎么挥他手中的小旗，只管按照事先“彩排”的动作来办就是——反正下面的那些士兵也只会按照“彩排”的阵势变化，要真是临时指令，下面根本玩不转。

　　　　随着旗鼓变化，这两千五百人演练的阵势也在变化，一共变了三次，高务实大致看懂，大概是防守、徐徐进攻和缓缓后撤三样，但具体叫什么阵，他也不知道——毕竟他虽然被朱翊钧搞得强行顶了个名将的名头，其实却只是个半吊子。

　　　　不过，这次演练在朱翊钧看来近乎完美，高务实这个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接触过军旅的人却发现了不对劲——怎么还有人抢拍啊？进攻的快节奏鼓点还没结束，没有换成沉重而偏缓慢的后撤鼓，怎么下面的士兵已经开始整队后撤了？

　　　　愣了一愣之后，高务实朝吴兑和朱应桢打量了一眼，尤其是仔细看了看朱应桢的表现，他才终于肯定：他喵的，这是在演戏啊！

　　　　朱应桢的指挥和旗鼓手的步调不一致，旗鼓手有时候会抢朱应桢的拍子，而下面的士卒跟旗鼓手的步调也不一致，士卒们有时候会抢旗鼓手的拍子。

　　　　这样一对比，朱应桢的好多指挥简直慢了两拍！

　　　　高务实一下子汗都出来了，我去你大爷的，老子呆在燕京十年，就靠你们这群演员守卫着？！

　　　　然而比他更加门外汉的朱翊钧一点也没察觉到，只觉得士卒们虽然偶尔显得步伐不那么齐整，但整体演练还是不错的，各种变阵行云流水，一点迟滞都没有，可见京营不是完全不行，只是估计这样的精锐数量比较有限——皇帝又不是不知道京营吃空饷的事。

　　　　朱翊钧满意之至，转头对高务实笑道：“务实，我想起你骂郑松那贼獠的话来了：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少年天子意气风发，指着台下的演员们大笑道：“朕有这般精锐，何愁中国不靖、四方不平？务实，你看这京营如何？”

　　　　高务实强行挤出笑容来，干巴巴地道：“圣上所言极是，今日这表演，呃，这操演……委实精彩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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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22章　日讲官上任啦（3更破万）

　　　　本次大阅，是一场胜利的大阅，象征着大明“最为精锐”的京营仍然具备极强的战斗力，是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胜利之师，威武之师，能够切实保障大明京师之安全，能够有效策应和支援九边乃至各地用兵之所需。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朝廷上下看起来都是信了的，连“南征名将”高务实都被迫发表了类似的观点。

　　　　总而言之一句话，京营是很厉害的，你们要老实一点。

　　　　大阅完成，告祭反正就是那套仪式，倒是不必过多赘述，反正对于高务实而言，就是陪着皇帝走一趟，该磕头磕头，该代念祭文代念祭文。

　　　　这些事情办完，高务实这位再次新晋为日讲官的左庶子，终于轮到了要上值讲课的时间。

　　　　没料到，就在讲课前的两日，高务实正在詹事府值房“备课”，讣告传来：张溶卒。

　　　　张溶是英国公，除皇室的亲王、郡王之外的最高外臣之爵，按例辍朝。

　　　　同时由于英国公府跟高务实关系密切，高务实少不得要亲自上门致哀，加上世子张元功跟高务实关系极好，又请他帮忙挥毫，为祭文书丹等等，这又耽误了几日。

　　　　尘埃落定之后，讲课便到了九月初。

　　　　高务实是堂堂六首状元，早年就有《龙文鞭影》、《新郑对韵》等书问世，年纪虽小，却算是文名鼎盛之辈，然而对于经筵日讲官而言，他毕竟还是个新人。

　　　　新人就意味着，他还不能讲四书，只能讲《五经》。但五经一般不会随便扔一门让讲官来讲，而是必讲其当年主治的一科。

　　　　高务实治《周易》，因此他现在只能讲《易》。

　　　　经筵之制虽于宋代已形成，但形式并未固定，非但历代有异，即一代之中不同君主实行情形亦不尽相同。以明代为例，初无定日，亦无定所。

　　　　明初之时，诸帝勤政好学，讲学虽未制度化，但于圣学犹无大碍。到了英宗以冲龄即位，三杨柄政，有感于身负幼主教育之重责大任，乃上疏请开经筵。从此制定经筵仪注，每月二日、十二日、廿二日三次进讲，帝御文华殿讲读，遇寒暑则暂免。

　　　　开经筵为朝廷盛典，例由勋臣一人知经筵事，内阁大学士或知或同知经筵事，六部尚书等官侍班，另有展书、侍仪、供事、赞礼等人员。

　　　　不过那是“经筵”，不是日讲。除每月三次的经筵外，尚有日讲，只用讲读官和内阁学士侍班，不用侍仪等官，讲官或四或六，每伴读十余遍后，讲官直说大义，惟在明白易晓。

　　　　日讲仪式较经筵大为简略，或称小经筵、小讲。经筵讲学自此制度化，每日一小讲，每旬一大讲，为帝王接受儒家教育的主要方式。

　　　　高务实虽然官至左庶子，这个位置如果是资历较老的史官充任，有时候甚至会掌翰林院事，但显然高务实属于资历最浅的那一类，不仅不能掌翰林院事，在翰林院的位置甚至不算特别高。

　　　　正因为如此，他的小讲，规矩自然不大。

　　　　没有内阁大学士前来侍班，只有一个讲读官，乃是熟人：左春坊左赞善沈鲤。

　　　　左春坊的主官是左庶子，乃是正五品，与大学士同级；左庶子以下是左谕德，从五品；再下是左中允，正六品；再下才是左赞善，从六品。

　　　　所以说朝中有人好做官，高务实一个后来人，现在反而是沈鲤的上官。当然了，高务实考得好，而沈鲤会试虽然考得不错，但廷试考砸了，幸好馆试又考得不错，要不然今天也就不会在此做讲读官了。

　　　　但廷试考砸对他显然也是有影响的，因为翰林史官平时要是不捞个编纂先帝实录以及如《大明会典》这样的差事，升官是很慢的，一般只能熬资历，很少有高务实这样翰林官干了几个月就外任，然后居然以外任时的功劳升官回翰林院这样的好事——外任捞功劳本来就比翰林院简单多了。

　　　　所以，不能成为特例的沈鲤到现在还只是个从六品的左赞善，然而他今年都五十岁了，而高务实尚未及冠。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易，变化之道也。”高务实不打算像一般的讲官一般光讲大道理，但不代表道理就能不说：“昔年臣选本经，舍其余而取《周易》，为的便是了解这变化之道。”

　　　　“天地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诸般变化之中，我等为人者，如何才能趋吉避凶，此乃《易》所欲讲之道也。”

　　　　“孔子晚年感慨：‘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可见圣人看出了《易》的精髓。《周易·系辞下传》中说，‘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谓易之道也。’何为无咎？无咎便是没有凶险，没有大的过错，亦或是就算有过错，也没有关系，这才叫做无咎。无咎才是《易》告诉我等的人生最高境界。”

　　　　“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谓易之道也。反省补过无咎。无咎者，善补过者也。”

　　　　“此言皆出自《周易·系辞传》。谁人无过错？无非大小而已。无咎，不是不犯错误，而恰恰是犯了错误以后，能够及时反省和改正。《左传》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孔子称赞颜回：‘不迁怒，不贰过。’不贰过，就是不重复犯错误，善于改正自己的错误。

　　　　《周易》上同样说，‘震无咎者存乎悔’。要达到无咎的状态，必然要善于反思悔过，如曾子的‘一日三省吾身’。反思悔过是改过的前提，一个人如果没有真正的反思、悔过，则不可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也就不知道如何去改正。要真正达到无咎，就要随时反省自己，随时随地要能检查出来自己每一方面的错误，随时随地检查、反思、改正自己的错误。”

　　　　这时皇帝发问了，朱翊钧问道：“先生方才明明说变化之道，此时却又说无咎，此二者有何关系？”

　　　　朱翊钧平时称呼高务实，是君对臣，所以直呼其名，不过为了表示亲近，才只呼名而不称姓。但讲读时不同，朱翊钧在这一块还是比较随他父亲隆庆，不管哪位讲官，在讲读时他都称先生——仅仅这个时间里。

　　　　高务实微微笑道：“天地万物皆变，我亦当有所变，然则世间终有不变之理，即为道也，此道在易中，便是求‘无咎’。”

　　　　朱翊钧又问：“无咎，便是尽量不犯错，或者即便犯错，也当尽快改正么？”

　　　　高务实道：“易说：‘震无咎者存乎悔’。又说：‘谨慎无咎’。还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此三言，皆是一个意思：谨慎。”

　　　　但朱翊钧有不同意见，他问道：“朕举一例：今年辽东洪涝，应天也洪涝，此天灾也！其地其民，该如何谨慎，才不使之有洪灾，可以‘厉无咎’？”

　　　　对于此时的明人而言，哪怕再有学问，这一问可能也无解了，或者就只好扯“天人感应”，说洪涝是上天示警云云。

　　　　但高务实却笑道：“洪涝不可避免么？非也。臣也举一例，昔年黄河水泛和其严重，然则这些年以束水冲沙法治水，以水泥加固河堤，黄河水泛便减轻了许多。又举一例：昔年长江水泛亦严重，尤其是湖广等地，常常于夏秋之际泛为泽国，然则自从前几年湖广兴修水利，如此数年之后，水灾减少了至少一半。可见，谨慎并不代表不做事，它代表有些事应当提前准备，提前做好应变措施……所以您看，天地虽变，我以谨慎相待，便能无咎。”

　　　　朱翊钧哈哈一笑，道：“先生所言极是，如今土默川大变在即，不知朕该如何以‘谨慎’而至‘无咎’，还望先生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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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23章　真“万历时代”来临

　　　　对于右翼蒙古方面的应变思路，高务实之前就有过一些规划，简单的说，就是趁俺答去世的时机，将把汉那吉推上位，取代辛爱成为大汗，然后劝三娘子嫁给把汉那吉，同时将辛爱所部转赐给三娘子之子布塔施里。

　　　　他把这个思路说给朱翊钧听，朱翊钧听罢，没有立刻答应，而是皱着眉头道：“朕知道蒙古人婚嫁规矩不合礼教，但钟金哈屯算起来应该是把汉那吉的祖母辈，这……好么？”

　　　　高务实解释道：“皇上既然知道蒙古人不讲礼教，又何必在意这些？蒙古人只要不是血亲，别说祖母辈，便是曾祖母辈也是无所谓的。对我大明而言，无须在意他们之间的名分怎么定，只要保证土默特依然恭顺即可。”

　　　　朱翊钧想了想，问道：“那么，把汉那吉和钟金哈屯二人，互相之间会愿意吗？”

　　　　“皇上若不放心，此事臣可以想想办法，咱们先不要通过朝廷或者边臣接触他们，且由京华方面暗中向他们提起此事，如此既可以试探他们心意，也能不失转圜之余地。”

　　　　“这倒不错。”朱翊钧点头赞许。

　　　　其实他之所以犹豫，本就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担心乱点鸳鸯谱，然后惹得把汉那吉和钟金哈屯两人都不满意，结果反而坏事。既然高务实把这件事揽了下来，那就相当于是以私人身份去进行试探，这就可以把朝廷撇出来，免得朝廷一开口，就没法挽回了。

　　　　今日小讲，除了高务实这个讲官之外，就只有沈鲤一位讲读官，他的职责主要是记录，一直也没说话。

　　　　不过高务实并不担心他泄露机宜，因为沈鲤跟他不仅是“同党”，而且还是“同乡”。

　　　　沈鲤是河南归德府虞城县人，在这个时代来说，和高务实是正经的乡党，加上他又是嘉靖四十四年的进士，脑门前已经雷打不动的贴上了高党的标签。

　　　　沈鲤此人，在历史上是与沈一贯作对而闻名的，而这也为他留下了千古美名，在他去世后，朱翊钧曾亲笔为他题写了祭文足足四篇，称其为“乾坤正气，伊洛真儒”。

　　　　在原历史上，高拱既是他的主考官，又是他的同乡，他都不肯私谒高拱，以至于高拱把他当成沽名钓誉之辈而不闻不问，打算先磨一磨他的心性。这一世却有所不同，因为高务实知道沈鲤的为人，也知道他的前途，所以一直与其交好，慢慢才将他拉进昔日高党的核心圈子。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沈鲤能出现在高党之中，其实是由于高务实的缘故，这也就使得他对高务实比对整个高党还要重视。

　　　　这样一个人，高务实当然是不担心他会泄露机宜的。

　　　　蒙古应变这件事暂时就先到这里，接下去高务实写信召回坐镇成都、正在想办法打通西南商路的曹淦，让他亲自出马把这件事落实下去。

　　　　曹淦在京华集团的地位相当高，乃是未改姓家丁中的第一人，尤其特殊的是，不同于海贸和海上力量被分为各私港以及现在的南北两洋舰队，京华的陆路“外贸”被集中掌握在京华商社，而曹淦则从头到尾一直负责京华商社，至今已十年有余。

　　　　这种资历，在整个京华的“家丁系”中，只有高陌和高瑞两人能比。

　　　　但相对来说，高陌算是坐镇中枢，负责的是全京华的监察系统以及高务实的个人安保；高瑞是坐镇开平这个京华工业体系的核心重镇，算是“管生产”，都不负责“直接来钱”的商贸，因此曹淦的地位在商贸口尤其独特。

　　　　不过曹淦在成都接到信之后，二话不说，甚至没等过夜，当天就启程往京师赶。

　　　　其实这件事在曹淦看来，本身就是自己提出的，要不是上次自己向老爷汇报，说不定老爷现在还不知道土默特内部已经有了分崩离析的苗头。因此老爷召他回京主持这件事，在他看来也是理所应当。

　　　　当然，他急着回京还有一个私人原因：儿子曹恪回来了，据说老爷对他颇为满意，给他安排好了身份，以京师户籍让他去考童子试，看能不能拿个生员身份，如果表现好的话，明年接着参加顺天乡试。

　　　　家丁身份其实有各种好处，简单的说就是背靠大树好乘凉，但也有一个麻烦，就是一般不允许参加科举。如果要参加科举，主家首先要同意，这是肯定的，但有很多麻烦的手续要办。

　　　　嗯，其实一般而言，主家都是不同意的，道理很显然：考了功名，就是人上人，将来主家还压不压得住他，就不好说了——万一这厮读书厉害，不止是考了个秀才，后来又考了举人怎么办？甚至万一的万一，人家考了个进士，自己就成老爷了，那这主家还有个鬼的压制力？

　　　　不过高务实显然是个例外，他的态度是任你考，你便是考个进士又如何？我这六首状元是跟着你闹着玩的？

　　　　就算你做了进士老爷，你脑门贴着一个斗大的“高”字，我对你恩重如山，这是天下人肯定会公认的——要不然你能参加科举吗？

　　　　所以，就算曹恪考中进士，只要他做出任何对高务实不利的举动，都相当于自杀——政治自杀。

　　　　真正的牛逼，不是体现在欺负弱小，更体现在培养和提拔。

　　　　曹淦这一路估摸至少要走大半个月，暂时不必去说他。

　　　　接下来京师的大事，已经聚焦在郭朴头上。

　　　　太傅、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郭朴一连三日，三疏求退。

　　　　皇帝的批复从“不允”、“温言慰勉，不允”到“切恳元辅尽心辅佐，所请不允”一路变化。

　　　　但接下来，郭元辅求见两宫了。于是当日两宫又召见了皇帝。

　　　　次日，皇帝命司礼监传旨，召集九卿等重臣，议增补阁臣。

　　　　这个举动意味着郭朴求退大局已定，所以皇帝在做准备。

　　　　大明的历代皇帝因袭了选拔官员的一项祖制，叫做廷推。凡属高级干部出缺，并非直接由皇帝定夺，而首先要由三品以上大员及各部主官协商，公推二至三人甚或更多，由皇帝选取任用。这种办法一直沿用了整个有明一朝。

　　　　当然，皇帝就毫无作为了吗？也不是，皇帝在这种时候可就名单圈选，亦可不予采用。

　　　　如“天启三年正月，廷推阁臣，首列孙慎行、盛以宏，皆不用。”

　　　　又如“万历二十六年，吏部尚书蔡国珍罢免，廷推七人，李戴居末，帝特擢之。”

　　　　可见，大臣们的首推，有时并非皇帝最爱，有时所荐人选，皇帝甚至一个都瞧不上眼。君臣之间，用人标准差异之大，足令局外人莫名其妙。

　　　　不过，千万不要以为皇帝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大度与和气，要真是这样，那就真有点皿煮得近乎可爱了。在皇权时代，皇帝手中有一条与廷推制度并行不悖的权力行为，叫做中旨，即皇帝可以自宫廷中发出亲笔命令或诏书，以不正常途径绕过中书门下，直接交付有司执行。

　　　　虽然这一次，大伙儿都知道在这个局面下增补阁臣，其实不管九卿怎么廷推，最终结果都是一定的：皇帝一定会选择首辅临走时推荐的那位。哪怕廷推的结果有异，皇帝也一定会否决廷推的人选，直接中旨拔擢。

　　　　当然，如果情况搞到这一步，问题就比较严重了，那说明首辅对内阁、六部等已经失去控制。而且，不由廷推而入阁的阁臣，面子上会很难看——没有来得及廷推和廷推没通过，这是两码事。

　　　　仍以大明为例，历史上的万历年间，也出现过吏部尚书出缺，“天官”可是举足轻重的职务，不必阁臣来得差。但廷推上来的人选万历都不中意，僵持不下之后，万历断然下达了中旨，亲自选定了当时首辅张居正的同乡李幼滋。

　　　　孰料，李某却不买账。

　　　　在皇帝看来，这位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已在侍郎位上难有寸进，笃定难以抗拒这天上掉下来的天官大印。

　　　　可李某却在奏疏中直言：廷推乃祖宗成例，贤士众望所归。今皇上无视众议，以中旨指定微臣，实乃与众臣怄气，非圣君所为。

　　　　李某在此态度十分明确，中旨授予的官衔，他是不会接受的。

　　　　可见如果闹到廷推僵持，问题是很严重的。

　　　　申阁老显然不是一个强势到当面和皇帝、首辅顶牛的阁老，他在廷推上的表现完美的体现了他的风格，郭朴一提出由潘晟入阁，他就立刻表示同意。

　　　　张四维显然不可能反对，许国和余有丁同样不是二货，都表示赞同。

　　　　内阁全票通过了首辅的提议，六部和都察院、翰林院等主官都不傻，纷纷表示同意，礼部就不说了——潘晟自己是尚书。

　　　　于是廷推顺利完成，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但皇帝情绪不高，完成廷推之后就默默走了。

　　　　高务实这个讲官比较独特，经常被皇帝点名要求跟在他身边，今天也不例外。

　　　　廷推结束后，朱翊钧很少见的选择不乘轿，而是徒步慢慢走回乾清宫，路上沉默了许久，才忽然对高务实道：“务实，元辅走后，三位顾命辅臣就都不在朕身边了……”

　　　　高务实很难判断朱翊钧说这句话的时候，心情究竟是感叹还是解脱，又或者二者皆有，但究竟是感叹更多一些，还是解脱更多一些？

　　　　他只能安慰道：“元辅已经完成了先帝交待他的事，他是功成身退。皇上，明年是万历十年，那将是真正的万历时代了。皇上，您和臣等，能否不负先帝之托，自现在起，就要见真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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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夜风云突变，失眠加感冒，今天估计是有点发烧，脑仁都疼了，能不能按量完成有点难说。感谢书友“傻妞妈”的月票支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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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24章　俺答死，战争近

　　　　郭朴的离去，的确是功成身退，作为唯一在世的顾命辅臣，他的致仕得到了极高的士林赞誉，离京之时，京师官员无分派系，纷纷自发送行，反而让高务实这个亲传弟子都被忽视了。

　　　　掌权的时候尚得不到这样的尊重，放权的时候反而得到了，这也许便是有明一朝的某种特色。

　　　　后世的华盛顿之所以备受赞誉，其实未见得是他那两任总统做得有多好，更重要的，也正是勇于放权。

　　　　实际上，按照某种不成文的规矩，顾命辅臣哪怕一直干到死，也不算什么稀奇事。

　　　　如郭朴这般，明明身体还矫健得很，甚至看起来比年仅五十五岁的张四维还要硬朗，却因为年至七十，已是该退休致仕的年纪，就非要求退，怎么留都留不住，那是真可以用高风亮节四个字来形容的——人家严嵩当年六十三岁入阁，一直干到八十多岁呢，您这七十岁算什么事？

　　　　但各人有各人的坚持，严嵩栈恋权位，一意谋私，是故临死前寄食于墓舍，死后既无棺木下葬，更没有人前去吊唁；而郭朴急流勇退，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却得了百官送别，士林仰望。

　　　　想必在一段时间之内，郭朴和高务实这一对师徒，都将是士林美谈：做老师的高风亮节，做学生的才冠九州。

　　　　人生如此，夫复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