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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元辅-第1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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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知高务实很严肃地道：“自然有所根由，否则学生怎敢乱言天灾之变？”
朱载堉这下倒是惊讶多过于怀疑，问道：“如此，倒要请教。”
“天道有常，周行不殆。”高务实道：“学生知道，九峰先生长于历法（这里指天文历法），精于数术，想必先生一定知道，天下万物虽各有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每一项变化，其中都有规律可循。”
朱载堉皱着眉头：“高龙文此言，我的确颇为认可，但这与方才你所言之灾害有何关系？难说，灾害也有规律？”
“有。”高务实叹了口气，道：“在于先生论及这个话题之前，学生需要先向先生介绍一个新词：小冰河期。”
“请讲。”朱载堉虽然从没听过这个词，但或许是出于科学家的慎重，他丝毫没有抵触。
但高务实虽然说要解释小冰河期，却没有直接解释，而是道：“我华夏数千年，曾经历了至少三次小冰河期。殷商末期到西周初年，是第一次小冰河期；东汉末年、三国、西晋，是第二次小冰河期；唐末、五代、北宋初年，是第三次小冰河期……这三次小冰河期，都导致了气温剧降，造成了北方干旱，粮食大量减产，形成至少数十年的社会剧烈动荡乃至战乱。”
“这是你计算出来的？”朱载堉的脸色突然变得极其严肃甚至可以说是难看起来，倒抽了一口凉气：“你是说，现在大明要面对第四次这个……小冰河期了？”
高务实的脸色也同样严肃异常，反问道：“九峰先生不妨仔细想一想近年的气候和灾害……学生怀疑，咱们恐怕不能说‘即将面对’，而是已经一只脚踏进第四次小冰河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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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8章 关键在粮？
朱载堉沉默不语，苦苦思索了良久，才慎重地道“大致上看，似乎有些道理，而且近些年的确要比以前更冷一点，不过气候温差这种事高龙文，你和我说说也就罢了，咱们只当是讨论研究，却不要随意宣扬，毕竟天人感应之说还是有许多拥趸的。”
高务实心里松了口气，看来不管朱载堉是否相信小冰河期这个说法，至少他应该认为自己是个肯思考的人，所以他甚至会关心一下自己。
不过高务实却笑了笑，道“多谢九峰先生提点，不过这事儿无妨，我实学一脉，从王浚川公到我三伯高中玄公，可是向来反对天人感应说的，也没见谁把咱们喊打喊杀了。”
高务实这话还真不是胡说，明代实学，尤其是王廷相和高拱这一脉的实学大家们一直都是明确反对天人感应和各种鬼神之说的，不仅口头反对，而且写进著作，乃至于写进奏章，这么多年下来，还真没有因此被喊打喊杀过。
当然，学术争论肯定是有的，但那基本上是打嘴仗，了不起打笔战，升华不到哪去。
这也不奇怪，像李贽那样的异端思想家都能活得好好的，足以证明大明根本没有什么舆论管制，尤其是对于士大夫们来说，除了高呼“打倒朱家残暴统治”可能会有些麻烦，其他都属于学术争论范畴，不会上纲上线的。
要知道，相比于经世实学而言，李贽那个自号“儒家异端”的家伙，思想可是更加激进，他甚至敢公开反对以孔子的是非观为是非标准，批判的锋芒直指宋代大理学家周敦颐、程颢、张载、朱熹，将程朱理学贬斥为伪道学，他还提倡人类平等、尊重妇女、婚姻自由、个甚至还提倡无政府主义！
李贽都没死，他高务实怕个毛线？
至于天人感应乃至程朱理学的问题，也没放在高务实眼中，原因就是身份！如果让戚继光、俞大猷、马芳、刘显等人站出来说反对程朱理学，那肯定要被批倒批臭，但他高务实站出来说反对程朱理学，就一定不会！
世人谁都知道他是高拱的衣钵传人，而高拱的实学思想师承王廷相，王廷相是怎么批判程朱理学的？他说程朱理学是“伪儒学”！高拱也是一样，直斥程朱理学是“远人情以为天理”！
高务实也不怕批判心学，因为王廷相照样抨击心学的心本论是异端！什么心外无物，在王廷相看来全是瞎扯，实学派认为万物由“气”构成，而“气”分阴阳二态，又可化为不同形态，所以“气”本身就是实物这思想都快接近元素说了。
不过看起来，朱载堉虽然是律圣，但他限于身份，是不怎么研究这些可能“涉政”的话题的，高务实想了想，决定稍微给他介绍一下。
“昔年王浚川公便认为天气和星象不可推测人事，他说日月薄食。星纬慧孛，历家可以逆而推之既可以推而知之，是天道一定之度当然，谓应人主之行政，岂不诬乎？此则其说不可通也。
又说天，一也天下之国，何啻千百，天象之变，皆为中国之君谴告之，偏矣。以为千百国皆应之，而国君行政之善恶，又未必一日月而均齐也。九峰先生既知学生出身新郑高氏，实学传家，当知学生立场。”
朱载堉听罢大笑“如此，倒是朱某多虑了。”不过笑也只是这么一笑便罢，很快他就严肃下来“既然如此，且先不论这小冰河期是否确有其事，姑且算是有的吧，可那与郑王府同你高龙文的合作又有何关系？”
高务实叹道“一旦真出现那样的情况，肯定又是流民四起，一旦流民过多，朝廷如何应对？前几年学生招揽流民开矿办厂的法子，本来是事出无奈，后来回过头一看，却似乎也是条路子”
朱载堉却微微摇头“前次和这次恐怕有所不同，前次的流民其实是山东、淮北一代而来，而河南本省受灾并不严重，你以河南开矿办厂盈利来养活这些人之所以可行，也在于河南其实是有粮食的，只是那些流民原本买不起。但他们受了你的招揽之后，有了事做，有了积蓄，这才能有钱买粮。”
朱载堉面色严峻“可是，照你刚才的说法，一旦灾害四起，不仅是河南，连北直隶、山西、陕西等地都要大范围受灾，到时候北方诸省恐怕都要缺粮你就算招揽再多的流民，开办再多的矿山、工场，买不到粮食不是照样要出乱子么？”
这算是说到关键点了，小冰河期本身并不要命，至少不是说小冰河期直接冻死了多少人。真正要命的是小冰河期的灾害严重影响了北方的粮食生产，原本北方的粮食产量就比不得南方，否则京师搞什么漕粮制度？所以如果北方还严重遭灾，那肯定会出现巨大的缺口啊！
不管土地怎么分配，北方地面所生产的粮食不足以养活北方这么多人，才是北方出现乱子的根源。而这个缺额越大，乱子肯定也就越大。
玉米、红薯、马铃薯这南美三大高产农作物，高务实当然是知道的，但他在南方的势力不足，派出的人到现在也没能搞到种子，只是查明了吕宋那边的佛郎机人手头似乎有大少爷提到的这三样东西，现在还在想法子看能不能偷带一些出来。
这个情况高务实倒是有了解所谓吕宋的佛郎机人，其实就是西班牙人，不过眼下还没有正式的“西班牙”这个称呼，目前的西班牙其实是卡斯蒂利亚王国和阿拉贡王国以及尼德兰低地领地组成的共君联邦。但是，只有卡斯蒂利亚王国拥有海外殖民之权。
现在的西班牙可不是后世的二流强国，而是真正的王者，其前任君主查理五世曾说“在朕的领土上，太阳永不落下。”所以世界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就是它。
此时的西班牙，论6战有吊打欧洲的西班牙大方阵，论海战有举世皆知的无敌舰队，正是高光时刻不过，把西班牙拖得半死的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现在已经开始了，再过十来年，无敌舰队将会吃到它的第一场大败，莫里斯方阵也会取代西班牙大方阵但那都是后话了。
而根据托德西拉斯条约的规定，罗马教宗亚历山大六世把除巴西之外的整个美洲全部划分给了西班牙，吕宋的这些西班牙人就是从太平洋东边的美洲一路向西过来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美洲高产作物的种子。
然而西班牙人来吕宋也还没多少年份，甚至还没有全面占领这块后世的菲律宾领土，美洲高产作物的种子还被他们严密监控着。
高务实在大明的南方都没有多少势力，就更没法子把手伸到吕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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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9章 粮在湖广
美洲三大神器当然是救明的关键法宝，但其实这个事情绝对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搞到种子就够了吗
高务实前世在党校进修的时候，曾听党校老师粗粗地讲过一下三大高产农作物在中国的推广，听完之后，他一点都不觉得这三大农作物能够很快的在中华大地上全面铺开。
这个理由要说明白，得从这三大农作物的引进说起。玉米何时被引入中国，后世观点不一。有观点认为，玉米早在明宪宗成化十二年之前就已经被引入了。当然，主流观点是明朝弘治五年哥伦布到达新大6之后才传入的。
然而，具体的时间点还是有分歧。有15年、1531年、156年、1572年等多种说法，其流通渠道的说法也很不一致，有经过西北、西南、东南海路三大观点及三大观点的组合。
高务实当时是去进修经济课程，对此研究不深或者干脆说根本没有研究，其实就是听老师提了这么一嘴，所以他也没法判断到底哪一条才是真的。不过单从感觉上来说，他觉得海路似乎可能性更大，只是这玩意光靠“感觉”可没用。
反正，玉米直到鞑清前期，虽然全国各地都已经有了种植，但是并不普及，这一点是肯定的。真正被大规模推广时间是在乾隆、嘉庆年间，因为人口大规模增长的压力下，鞑清政府才开始大规模推广。相对来说，南方早于北方普遍种植，北方甚至到了清末、民国初年才开始大规模推广。
那么，番薯呢以前有一种说法，说中国在汉晋时期就已经有了番薯。但农业史普遍不认可这种观点，主流观点认为汉晋时期现的是甘薯，也就是山药。真正的番薯引入中国的时间，最早认为洪武二十年引入，但同意的人也很少，主流观点还是认为万历年间中国才引入了此物种。
番薯到了明末，在福建、广东有大规模种植，江苏、浙江有少量种植，也就是说在鞑清前期之前，番薯只在长江以南地区广泛种植。乾隆时期因为人口压力，除了边疆地区和甘肃等外，才开始了全国性种植。于是到了嘉靖、道光时期，番薯成为主粮之一。
再说马铃薯。此物引入中国时间最早应该也是万历年间，但因为证据比较模糊，学术界公认的是清初，具体时间是台湾省在165年的种植记录。而其最晚的引入时间记载，是晋商通过俄罗斯经商从哈萨克传入，也有人认为“回回山药”也即马铃薯是回族同胞从西北引入的。
可是，因马铃薯的属种的退化问题，经过多次、各种途径引入，同样是到了乾隆时期，才获得大规模推广。
也正是因为这三大神器都是经过多年酵，到了乾隆时期才的威，所以虏酋乾隆明明是个败家子，却居然能混成某些人口中的圣君，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讽刺。
反过来看，引入三大神器的明末也是够倒霉，没扛到三大神器认主就先一命呜呼了。
正因为知道这些情况，明白新物种推广不易，甭管是因为属种退化还是老百姓需要接受时间，反正这事儿肯定不是三年五载能办成的，因此高务实也只能一边派人搜集种子，一边另想它法缓解北方灾情引的动荡。
能有什么办法呢无非是南粮北调。因为哪怕就是小冰河期最严重的时段，南方受到的影响也不大，并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减产。
但南粮北调可不是容易的事，朝廷为了南粮北调，每年花那么大工夫维护运河、管控漕运，最后还是不得不另开海运，而哪怕开了海运，到现在也只是维持局面当然，这个局面比历史同期要好一些。
这么一看，朝廷可没有余力继续南粮北调了啊，要加大这个“调”的力度，需要搞定的方方面面可是太多了。比如这些漕粮，虽然南直隶已经几乎全面普及了一条鞭法，改交粮为交银，但拿着银子可以买粮，而南方粮价低于北方，即便加上运输消耗和花费，也比在北方买粮划算。
这还是单从经济效益来看，如果换个角度，这笔钱直接押解进京，在北方买粮，那北方就更缺粮了所以漕运海运的南粮北调绝不能动摇，不仅不能动摇，可以的话甚至还要加强。
然而这是不够的这些粮食主要作用不过是供应京畿，京畿之外的地区可享受不到多少好处，一旦大规模天灾爆，该缺粮仍然要缺，朝廷不会有那个余力去广泛赈灾的，了不起给个别受灾严重的地区“免赋三年”之类的待遇，别的就只能大眼瞪小眼了。
而且，目前漕粮大半是从南直隶一代往北送，但实际上南直隶的粮价也不算特别便宜。因为所谓南直隶就是后世的苏南、皖南一代，这片区域虽然土地好，但由于是经济达地区，特别是纺织业十分达，所以很多的土地其实都没有用来种粮食，而是去种植一些经济作物了，所以继续从南直隶这一片搞南粮北调是很困难也很不划算的。
现在真正能够余粮支持北方的，只有湖广和四川。
但是四川的地形谁都知道，从四川盆地运粮出川到北方，那可真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差不多就是诸葛亮北伐的难度。就算舍得大本钱强行去运，效率也肯定是惨不忍睹，哪怕放宽裕了想，也顶多能支援陕西一些了罢了。
所以主要目光只能放在湖广。
高务实的这个思路，可不光是因为他知道“湖广熟，天下足”，而是有实际数据做支撑的，这个数据就来自于高拱在万历朝这六年的清丈田亩工作。
高拱的清丈田亩与历史上的张居正清丈田亩得到的数据大致类似。本次清丈其实是自“洪武清丈”之后，大明朝廷第二次大规模的全国性耕地普查。在这次清丈后，朝廷编制了新的鱼鳞图册，较明初的赋役黄册更加完备，体现在以下几点。
先是土地清丈比较彻底。这次不止百姓的土地，宗室、亲王的占地也被重新丈量，高拱以皇帝名义下达的诏令是“丈国均粮，但有执违阻挠，不分宗室、官宦、军民，据法奏来重处。”由于此前就先给了地方官“考课法”强大的政治压力，最终保证了土地清丈的顺利实施，一共清理出155亿亩的瞒报土地。
其次是统一了亩制。原先北方存在“大、小亩”现象，这次高拱借“土地清丈”统一了全国的亩制，一律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统一亩制”减少了税粮征收的麻烦，基本杜绝了底层官员利用“大小亩”牟利的漏洞。
再次则是简化了赋税征收规则。土地清丈后，朝廷将土地分成三等上等水源肥田、中等瘠薄田、下等无水高田。交税的时候，无论官田还是民田，规则一样，上等田1亩实为1亩、中等田以15亩折为1亩、下等田以2亩折为1亩。
这次清丈后，两京、十三布政司的耕地总面积为758亿亩，较洪武14年第一次土地清丈增加了391亿亩。而从结果看，湖广、山东、四川的土地瞒报最为严重，分别清查出5519万亩、3658万亩、2645万亩的耕地。
根据这个数据，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摆出来了湖广的粮食一定是充足的
但问题在于，这并不代表湖广的粮食是凭空多在市面上了，而是多在掌握田地的官绅地主、勋臣王室手中，朝廷现在不过是能在这里头多征收一点税罢了，真正要想做到湖广支援中原，关键问题在于怎么把这些人手里的粮食弄出来。
………………………………
第110章 创造需求
粮食有用什么用
这个问题简直弱智，因为谁都知道粮食是用来吃的。但问题是，如果粮食已经吃不完了呢
哦，那可以储存一部分用来备荒。然而，粮食不是黄金，它是有保质期的，所以备荒也得有个限度，如果储粮备荒之后，还是吃不完呢
那就是现在湖广的情况得卖掉，要不然就只能烂掉了。
卖也有讲究，比如湖广的粮食，主要就是卖去江南。
这里必须要说明一下，江南地区在有明一朝的早期，是主要的粮食产地，有“苏湖熟，天下足”之称。但到了中期乃至晚期，这话就没人提了，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因为江南地区的经济结构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简而言之就是，江南地区从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变成了以商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大量过去的良田，从栽种粮食变成了栽种棉花、桑树等经济作物为主，因而形成了以苏州为核心的几个大型棉纺、丝绸中心，同时商业活动大大加强，又形成了商贸核心。
有道是无农不稳，无工不强，无商不富。江南地区既有工，又有商，但竟然却缺了农。
好在这不要紧，因为湖广和江西得到了大开，农业生产快步提升，已经可以取代江南地区成为粮食主产区了。而又因为长江水道的关系，从湖广、江西运粮去江南卖，成本不算太高。
江南有工有商，自然是不缺钱的，所以湖广的粮食既然有余，自然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卖去江南。
但现在高务实需要的不是湖广的粮食往江南走，而是需要它们北上支援中原、河北地区，这就比较麻烦了。
北方这几个省，不管论工业还是论商业，都远不能和江南地区相比，而从交通而言，也没有长江水道运输便利的巨大优势。湖广商人只要不是脑子坏掉，怎么可能不把粮食卖去江南，而是跑到河南、陕西甚至北直隶、山西去
而从经济结构而言，湖广的“土豪”们需要的外来商品其实并不多，因为在小农经济时代，湖广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它几乎啥都不缺。
哪怕是江南地区的拳头产品丝绸和棉布，湖广自己也能产出。棉布不用特殊介绍，而丝绸的话，湘绣可是跟苏绣齐名的四大名绣之一啊，你说湖广在丝绸上的对外需求能多大虽然其丝绸产量比不得江南，但满足自身那肯定是绰绰有余的。
至于瓷器，湖广的醴陵也是八大瓷器中心之一，尤其是釉下彩瓷，哪怕在后世都是驰享誉全球的硬扎货，可见湖广也不缺瓷器。总的来说，就是湖广对外来商品的依赖度很低。
那么它缺什么呢它可能只缺钱
因为湖广的一些经济达府、县，现在也已经进行了一条鞭法的改革，比如汉阳府、武昌府、岳州府、长沙府等地，都已经从过去的实物税改成了折银缴税，所以现在湖广缺的不是物资，而是银钱。
然而在银钱方面，河南等省肯定干不过江南啊，所以这条路也不通。
所以如此一来，按照正常思路操作已经没有办法可想了，高务实唯有按照后世的思路来办，那就是没有需求，我给你创造需求
湖广缺的东西少，但不代表它就没有麻烦了，湖广目前的麻烦主要有两件。
一是长江流域也有水灾。长江流域的水灾历来就有，只不过目前洞庭湖和鄱阳湖的面积还没有大减，多少能有些蓄洪的作用，但这并不是代表长江流域就没有水灾了，大大小小的水灾仍然时有生。
之前就说过，大明朝廷基本是既没钱赈灾，也没钱大修水利的，都是靠地方官府小打小闹搞一点。既然只是小打小闹，当然很难成什么气候，也没有什么整体规划可言，因此该有水灾的时候照样会有，起不了什么大作用。
再一个麻烦，就是治安问题。鄂、豫、陕、川四省交界的内地边区，因山多林密、人口不多，明初采取了“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的措施。但到明中期，这里还是酿成荆襄流民变乱。在平定变乱后，明中央决定在这里新置郧阳府、湖广行都司等机构以加强管理，并设置郧阳抚治来统辖，从此“边区”演化为“政区”。
然而，那并不代表这片区域就长治久安了，事实上这里一直到清朝前期，都是动乱的常区，一直都不太平。民乱频是一个方面，土匪山贼则是另一个方面。
不过，这个方面不好利用，高务实难道要跟湖广的地方衙门说我派家丁来帮你们剿匪，你们给我粮食
所以这第二条暂时利用不上，只能从第一条来想办法湖广如果大力整修水利，肯定是有好处的，既可以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又可以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这两条对于掌握当地大量田地的“土豪”们都是有利的。
而高务实能从中为北方带来的收益，显然就是搭便车卖水泥了，因为水泥的出现，使得堤坝的加固比以前更简单、更高效也更坚固，所以现在连河总衙门都早已在大量采购。换句话说，如果湖广也大修水利，肯定也会考虑大购水泥，这是肯定的。
现在的问题只是在于，湖广的地方衙门有能力、有动力去做这件事吗
放在以前，那是肯定不会的。湖广的地方衙门和大明其他地区的地方衙门一样，一来经费极其有限，二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凭什么他们的觉悟就格外高，跟人民公仆似的整天想法子到处干工程没道理啊
但是现在却不同了，现在的湖广地方官不对，现在全大明的地方官，只要是还对自己的仕途有所希望的，甚至是只要没想着挂冠而去的，几乎都想着要做事，尤其是能切切实实提高政绩的事
这看起来很奇怪，大明的地方官怎么突然变得勤政起来了
其实这事要归功于高拱那个加入了高务实“政绩量化”思路的考课法。
………………………………
第111章 一举三得＇第4更＇
高拱的考课法，与张居正的考成法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高拱并不是把某地官员每年必须完成的事项全部定义出固定标准。
虽然，该地官员每年有多少件事情是必须办的，这一条考课法与考成法是一致的，但一些细节处却很不同。
比如考成法要求某地上缴的税额，基本是一成不变的，朝廷一旦规定你这个府今年交多少税，那么张居正就只看你这个知府交没交足这个数，交足了就是考成合格，交不足就是不合格，基本不问其他缘由。
高拱的考课法就不同了，他结合了此前高务实给他的建议，采用了一种浮动数值的考量方式。就随便以武昌府来举例吧，其具体操作方式是先把武昌府前十年的缴税总额算出来，取一个年缴税平均值，然后以这个平均值为基点，明年武昌府的缴税额过了这个平均值，那就至少算是合格，如果过了5，则算良好过了1，那就算优秀了。
但这只是考课法所考的其中一项，同时还要综合其他项目来评价，比如说地区稳定。地区稳定是个大项目，其下又包括民变、骚乱、土匪、流寇、杀人案、抢劫案等各类治安事件的考察。
当然粗略一点来说，可以概括为“经济要提高，动乱要减少”
这就狠了。
按照大明或者其他封建王朝的一贯规律，所谓提高赋税，方式无非就是压榨得更狠，而压榨这种事，最后十有**都是平头老百姓倒霉，然后就是官逼民反、社会动荡。
现在又要提高赋税，又不能搞得官逼民反，否则都是考课不合格，因此考课法刚刚推行的时候，大明的官员一时之间都有些懵，这他娘的要怎么搞
那段时间，高拱的压力无疑是巨大的，各种弹劾、申诉如雪片一般飞往通政司，堆满了内阁，连两宫都不得不私下宣召高拱问明情况。
但高拱是何等样人他认定了的改革路线，哪能因为一些弹劾、质疑就半途而废
天官一威，官帽落成堆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许多上疏之时言辞激烈的官员就吃了大亏，革职候勘、回籍闲住、冠带闲住、降级贬官、降调外任、调外任各种轻重不一的处理决定，以圣旨的名义从吏部往各衙门、各地方，全天下的大明官员都充分见识了顾命辅的威严
眼见得硬扛不是办法的大明官员们，不得已只好另觅他法，开始真正琢磨起怎么完成这个该死的考课法来。
这时候，高拱的各种私信又开始寄往各地。私信政治是大明内阁制的一种特色，就是辅臣不通过正式途径下文，而通过私信的方式告诉或者暗示地方官员该怎么办，这其实是内阁大学士不能真正成为宰相而不得已行之的一种变通办法。
然而，红头文件不如领导打个招呼，古今一贯如此，所以高拱的私信效果奇佳收到信的官员们顿时就知道辅大人的意思了收商税啊
农民起义在中国见得多了，商人起义在中国有吗
君不见嘉靖朝最大的海商五峰船主汪直都心心念念想着被朝廷招安吗
几十年后还有个更牛逼的海商郑芝龙，一样是想方设法觅招安呢
各地的地方官员得到暗示，心领神会，虽然明知道动商人的蛋糕会有不小的麻烦，但为了自己的乌纱帽，却也不得不想办法动上一动了
不过，这些官员也分不同的情况，但凡是自家家境富裕的那种，一般来说动得就比较轻微，略微加一点点商税意思意思也就是了，因为他们只要稳住乌纱帽不掉，反正也不是很缺钱。
如果是那种寒门学子出身，家境一般的官员，通常就更有往上爬的意愿，动起手来刀子就下得比较狠。不过这么做也有危险，因为碰到某些地方商人或者经常卖粮的富绅势力较大的时候，可能会酿成一些小骚乱。
不过还是那句话，他们也就敢搞点什么聚众抗税、聚众罢市之类的名堂，在考课法中虽然也要扣分，但比出现民变、造反之类的情况扣分轻得多。
这些官员事后一计算才现，一年哪怕出现三次这种罢市之类的骚乱所扣的分，也不如多收税所加的分多啊那还犹豫什么，加啊
当然大家也是会算账的，知道一年不能加得太多，因为今年加多了，明年想要过今年这个基数可就难了。
于是，仿佛市场调节的大手一般，很多地方衙门都开始逐步而缓慢的开始加收商税，不求多，但求稳
既然各地都加，那湖广当然也加。但是，商税的比例好加，商业规模的总值却不好提高，如果总值不提高，那商税想要连年增加就难办了，势必造成商人压力越来越大，慢慢地说不定做生意的人都会越来越少，那就麻烦大了。
所以，提高商业总值也就成了地方官必须考虑的问题。湖广虽然既有棉布又有丝绸，但规模却没法跟江南一带相比，所以要论优势产业，数来数去还是粮食。
怎么提高粮食产量，现在已经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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