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元辅-第1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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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打算先把北边的海路走通，主要线路先简单一点，把渤海湾串联起来，同时向山东扩张影响山东登、莱地区是有一定造船基础的，虽然好像造不了能跑南洋航路的那一类远洋海船，但适合在渤海、黄海巡游的平底沙船还是可以造的。高务实把这当做是他“走向海洋”的第一步。

　　　　先建海港，再造海船，然后打造船队，最后考虑配备海上武装，这是他定好的主要步骤。

　　　　虽然看起来要花比较长的时间，但他表示不着急我年轻啊！急什么？

　　　　要搞就搞一条龙式的巨无霸，不然以后怎么扼住别人的命脉，让人家跟着自己的指挥棒动？只有把一整条链子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人家才不得不听他的话，而听他的话，他才好把上了他贼船的人牢牢绑住，一起从地主转向海商。

　　　　要不然大明那些真正有钱有势的“土豪”光知道兼并土地，再怎么能种，他们还能种出朵金花来？

　　　　高务实现在已经完成了穿越以来第一个大计划帮高拱坐稳辅位置，继续隆庆时代的大改革。这个计划完成之后，他就打算在官场方面进入为期数年到十年左右的“潜伏期”，把主要精力放在两件事上。

　　　　一是，这个没什么好解释，现在各项条件都已经打好，就差考中进士了，不好好怎么行？不过归，只要高拱不致仕，他是不会去考进士的，免得万一弄成历史上张居正家的那种名声，那可不是高务实想要的。

　　　　所以他得等高拱退下来之后才会去考，考一个名副其实、无人质疑的进士出来，这对他今后要搞的“深化改革”有很重要的意义至少让人少一条抨击他的理由。

　　　　二是继续扩大自己的商业版图，尤其是军工和造船，以及与这两类相关的产业，都是高务实打算大力拓展的业务，譬如煤铁、基建等等，都是为这两项打基础的产业。至于将来真的搞出船队之后要贩卖什么货物，那个反倒不是高务实着急的。

　　　　就好比丝绸、瓷器乃至茶叶之类的大明拳头产品，高务实哪怕一丝一毫都不参与，它们也是无敌的存在，那有什么着急，非要高务实插一脚？而且对于推动这三样产品，他也帮不上什么大忙。

　　　　他知道怎么提高纺织效率，但他现在还不知道珍妮纺纱机能不能用来提高丝绸生产率，只有棉布确定可以，而他的手又伸不到大明棉纺中心的南直隶区域，所以急也没用。

　　　　瓷器方面，他倒是有一个绝活，就是后世欧洲终于打破中国瓷器垄断的产品，也是欧洲唯一明的瓷种骨瓷。

　　　　然而那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骨瓷即便是在后世最被吹捧的时代，它的价值也远不及中国的一些名瓷，譬如景德镇等地的薄胎瓷之类，工艺成就和艺术成就那就更别提了。所以高务实觉得自己搞瓷器好像也没什么意义，至少起不到多少推动作用。

　　　　至于茶叶高务实可没有兴趣买下几十万亩茶山。开玩笑，就算要当地主，他也只会选择在港口区、商贸区之类的地方当包租公收房租，搞种植就算了，了不起将来推广一下美洲高产农作物，但那也就是推广，可不是自己去种。

　　　　他的目光还是放在那些可以对大明的国力起到推动作用的产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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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章　高文正公（上）

　　　　天光荏苒，一去经年。

　　　　万历六年七月初二，大明发生了一件悲剧性的大事。

　　　　前文华殿大学士张居正，于本年六月上旬在江陵老家郁郁而终，其长子张敬修上疏乞赐荫谥。

　　　　疏至内阁，首辅高拱见文，痛哭失声，竟至昏阙，内阁众官惊急，乃传太医至，而元辅已逝矣。

　　　　时帝与观政高务实正于文华殿讲读，闻讯急至内阁，见元辅案上，文牍满置，竟高数尺。

　　　　帝大恸，涕泪难止，执务实手言：“昔先帝临崩，托孤元辅，曰‘以天下累先生’，而今先生驾鹤，如船失舵手，房缺中梁，朕哀极痛极！更不知今后又何为之？”

　　　　不多时，皇帝欲下旨辍朝三日，观政高务实立刻劝谏，曰：本朝文官丧礼，辍朝礼均只一日，惟荣国公（姚广孝）享辍朝二日礼，礼不可废。请止。

　　　　帝答曰：“如此，改辍朝二日，不得再谏。”

　　　　于是朝廷为高拱之死辍朝两日。

　　　　第三日时，皇帝诰命：“……大学士高拱，锐志匡时，宏才赞理。当畿庭之再入，肩大任而不挠。谋身近拙，实深许国之忠；遗俗似迂，雅抱殿邦之略。幕画得羌胡之要领，箸筹洞边塞之机宜。化椎结为冠裳，柔犬羊于帖服。利同魏绛，杜华夏之深忧；策比仲淹，握御戎之胜算……

　　　　博大精详，渊宏邃密，经纶伟业，社稷名臣。……慷慨有为，公忠任事。迨殚内宁之略，益宏外御之勋。岭表滇南，氛净长蛇封豕；东夷西虏，烟消堠鹭庭乌。洵称纬武经文，不愧帝臣王佐。

　　　　盖有不世之略，乃可建不世之勋；然必非常之人，斯可济非常之事。

　　　　……赠上柱国，谥文正。布告中外，咸使闻之。钦此。”

　　　　诰命一出，满朝倾羡，高氏门生，纷纷赞颂。

　　　　文正！

　　　　自司马光提出“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之后，历代文官梦寐以求的死后尊荣，美谥之极！

　　　　文正二字，何等之重？只说明朝，便有一例可证。

　　　　武宗之时，大学士李东阳垂死，大学士杨一清来看他，见李东阳为谥号担忧，杨一清就向他表示，朝廷将给他文正的谥号。垂死的李东阳听罢，竟在床上向杨一清磕起头来。可见“文正”之谥在士人心中的地位。

　　　　张居正死了，据说是郁郁而终，但这可以理解。

　　　　高拱也死了，却不知是累死的，还是想到与张居正多年的恩怨，心情激荡之下的意外。

　　　　对于高拱之死，伤心的人很多，但其中最甚者，恐怕还是高务实。

　　　　他觉得高拱大概率还是死于劳累过度，这个年过六旬的老人，一心念着先帝托付，没日没夜的工作，连高务实无数次劝他多休息时，他都每每回答：“年老少睡而已。”

　　　　去年被高务实“挖角”而来京师、今年刚刚编成《本草纲目》的李时珍也数次向高务实提过，说元辅过劳，恐难持久。

　　　　可惜，没人劝得住他。

　　　　历史上，高拱便是死于万历六年，如今他仍然死在了这一年，时也？命也？

　　　　但除了这一点，高务实还有更多的感慨，因为张居正也死了，甚至还死在高拱之前。

　　　　原本的历史，已经因为他高务实的到来，出现了最大的变化。

　　　　是好的变化吗？高务实认为是的。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一直认为张居正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改革家，只有高拱才是。

　　　　高务实认为张居正应该是整顿派。

　　　　原历史上，张居正的施政基本上是以整顿为基调的。他的立足点不是改革，而是整饬纪律，恢复祖制的活力。

　　　　改革是制度的创新，整顿是祖制的恢复。

　　　　宋朝时王安石变法是突破祖制、创制新法的真正改革；而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的诸多内容，都是祖制的恢复和整顿，不应列入改革范畴。

　　　　唯二有新意的，是考成法和条鞭法。考成法扩张和强化了阁权，提高了行政管理的效率，但却消除了科官对政府的监察职能，破坏了祖制小大相维的制衡原则。

　　　　然而，高拱也推出过“考课法”，甚至在这一世，由于高务实“政绩量化”的思路影响，高拱的考课法走得更远，用意更深。＇无风注：本书第一卷有述。＇

　　　　“一条鞭法”则不是张居正的发明。在张居正还是五岁孩童的时候，就由桂萼创始并由傅汉臣等人推行了。在隆庆、万历时，一些地方官员如庞尚鹏、王宗沐、刘光济、海瑞等多人在所辖地区以至全省范围内的推行，一条鞭法渐次盛行。

　　　　由此可见，张居正只有推广之劳，并无创始之功，所以不能称为改革家。

　　　　其实后世也有学者认为“高拱的人品操守、胆识才干、改革意识，都是张居正所不及的。”在他执政的两年半里，创行了吏治、司法、军制、边防、水利、漕运、海运等全方位的改革。

　　　　他不仅有《除八弊疏》的施政纲领，而且还打破了禁海政策，造船只，开海运，“实行对外贸易”。高拱还“特别重视发展工商业”：“亲自到市场调查研究”，“了解实情”。他还大力支持和推行丈田均粮和一条鞭法的赋役制度改革。

　　　　而张居正执政的十年，“并没有完全继承高拱的改革方向”。特别是他“对高拱的开海运、开放对外贸易主张暗自抵制”，重新恢复海禁，推行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

　　　　因此这部分学者的评价是：“高拱是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家，张居正是官僚、政客，实用的保守主义者”，“高拱是真正的改革派、而张居正基本上属于整顿派”。

　　　　至于改革的效果，以经济改革为例，历史上高拱罢官前的隆庆五年（1571年，只算到隆庆五年是因为隆庆六年他就罢官了。），太仓银库岁入310万两，岁出320万两，岁亏只有10万两，比隆庆元年至四年（1567…1570）平均岁亏的206。6万两，减少了196。6万两（无风注：参见樊树志《万历传》）。这就为张居正执政时期国库盈余奠定良好基础。

　　　　张居正执政后继承了高拱的与俺答维和的局面，有其功劳和贡献。“但是，他享受的和平‘红利’，超过了他的贡献”。张居正接手的不是一个“烂摊子”，而是“坐享了高拱遗下的和平‘红利’”。

　　　　而这一世没有张居正的接手，高拱又做到了哪些，以至于使万历对他的去世如此伤心，并给他追谥“文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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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章　高文正公（中）

　　　　这六年来由于皇帝年幼，而两宫虽未对立，但也互相形成牵制，所以实际上是由高拱在治理朝政，而他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正是他得以追谥“文正”的主因。

　　　　穆宗隆庆去世之时，朝廷岁入与支出堪堪持平，而六年后，朝廷已经能有所盈余——但这不是说高拱只是简单的控制住了亏损。

　　　　隆庆六年时，朝廷的岁入是白银330万两，支出也差不多；但万历五年时，朝廷的岁入已经达到510万两，只是支出也提高到了460万两。

　　　　这是为什么呢？收入的增长来自于几个方面。

　　　　首先是清丈田亩，这是历史上张居正也做过的，高拱也同样做了，不过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力度其实差不多，取得的效果在高务实看来也没有太大出入，可以暂且略过，总之是稍微提高了一些朝廷岁入。

　　　　其次则是继续开港。这件事是张居正比较抵制，但高拱很乐意做的。高家所谓的经世实学，如果不说那些大道理，简单来概括就是一句话：见实效。所以高拱理财的思路也是与此一脉相承的：赚钱为大。

　　　　这六年来，除了隆庆时期已经开放的月港，朝廷又陆续开放了四大港口，由南而北分别是广州、泉州、宁波、天津。

　　　　当然，此时的开港不同于后世很多人的理解，并不是允许外国商船在这几处港口随意停靠，而是准许这几处港口的明朝商船可以出海，但即便如此，大明朝廷从这几处港口获得的关税也大大提升。

　　　　高务实在这里发挥了一点作用，由于朝廷此前对于商港榷税的制度十分糟糕，高务实向高拱提出了一个简单易行的建议：只以货船大小计税。

　　　　大明朝廷的海关关税，在正德以前……没有税收，它不征税。正德、嘉靖年间开始采取抽分制。

　　　　所谓抽分制，就是运来十分货物，抽取一定比例为税，具体数值一开始比较多变，后来逐渐常定为十分之二。

　　　　到了高拱时期，情况为之一变，成为了三税制：引税、出口税、进水税。

　　　　其中引税，是指海商办理出入海港的通行证需要交纳一笔税收，只有办理该税的船只，才是正规合法的商船，这笔税收是按船只大小按年缴纳的，不过税费并不高。

　　　　进口税和出口税这两个名词是高务实“所创”，原本地方官府和市舶司报备的名字叫“水饷”和“陆饷”。水饷就是进口税，指从外运入港口的征税；陆饷就是出口税，指从内运出港口的征税。

　　　　原先，各地方衙门和市舶司列出了很复杂的征税细则，比如“每百斤胡椒水饷2钱5分”这种，洋洋洒洒上百种商品，有的量大还好说，有些量少则根本不便计算。所以高务实给高拱建议只按船只大小征收，但是要分出洋的目的地。

　　　　比如说，往返西洋（其实是南洋）的商船，宽一丈六尺以上者，征银十两；每多一尺，加征一两。而往返东洋、吕宋的船只由于相对略小，则征税额度整体降低三成。这个税率比历史上的征税税率高了将近一半，但其实高务实很清楚，这个税率一点也不高，是历史上征得太少了……

　　　　四大港口陆续开放之后，虽然只有短短几年，但到了万历五年时，每年已经可以给朝廷额外提供近百万两的关税，平均一个港口提供了二十多万两。

　　　　要知道，此时的大明海贸由于刚刚开始“回暖”，在高务实看来还只是个起步阶段！

　　　　开港，成了高拱理财收益最大的一个单项。

　　　　另一个方面则是重视工商业发展。

　　　　早在隆庆六年年末，高务实就暗中指使兵部、户部、工部以及某些九边重镇的文武官员连番上疏，为军工私营造势。到了万历元年，朝廷正式通过了军工私营、并行采购的新制度。

　　　　在这个制度下面，朝廷继续维持官营制造部门，但允许部分符合条件的“私企”参与军工制造，同时也改革了军械分配和采购制度。在高务实的暗中操弄下，最后形成了“承包商竞标制”。

　　　　这个制度是怎么回事呢？打个比方，如果眼下宣府守军需要换装火铳两万支，兵部及内阁也批准了。

　　　　那么，首先就由兵部发榜，告知各官营部门如军械局、兵仗局和私人军工企业，将与此后多久召开竞标。然后提出由宣府守军和兵部等部门商议后定下的要求，比如射击距离、射击精度、火力强度、枪管冷却时间等技术指标，然后开始竞标。

　　　　竞标会议由兵部主持，科、道同时派员参与监督。该会议不光是开会，还必须进行现场展示，然后比较结果，最终进行综合考虑，并报备于内阁，最后发榜公示，这才能确定竞标部门或者企业。

　　　　为了保证官营部门的优势或者说保证官营部门能维持下去，私人军工企业如果中标，还必须缴纳中标总额的十分之一作为保证金，当中标并且完成该项交易之后，保证金直接转为税收，不予退回。

　　　　如果因中标企业本身的原因，导致交易无法完成，则保证金全扣，并根据合同追缴违约金。这里的“中标企业本身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困顿无力完成、产品质量不达标等各类。

　　　　至于军工私营的所谓“符合条件”的私企，本身需要具备的条件要求也不低。

　　　　首先要缴纳十万两白银的“经营保证金”到兵部衙门，以确定自己有实力进行军工制造；其次，任意在职武官本人或其直系亲属不得为军工企业东家；再次，三代以内直系亲属有涉及谋逆罪者不得为企业东家或参股；又次，私营军工企业之中必设一名由兵部派出的吏员进行产品流向监督，都察院及六科可随时派人检查（为不影响企业正常经营，每年限两次以内）……

　　　　反正林林总总加起来，得有十几条限制。

　　　　不过，略微尴尬的是，军工私营制度出来之后，直到现在，大明全国只有高务实一人开办了两个私人军工企业：京华火枪厂和京华火炮厂。

　　　　倒不是能够达到条件的人整个大明只有高务实一个，而是其他人对此还抱有谨慎态度。

　　　　但即便只是这两个企业，仅万历五年一年，高务实就缴纳了七万两银子的税金！

　　　　而最先得到换装的蓟辽二镇，于万历六年元月，在辽东总兵李成梁的果断出击下，打出了“劈山大捷”！

　　　　是月，左翼蒙古泰宁部（喀尔喀巴林部）首领速把亥大举入侵，扎营于劈山。辽东总兵官李成梁连夜督兵出塞二百里，大破劈山营，速把亥等死伤不下万余人，李成梁部阵斩一千一百三十人，又夺其器械牲畜数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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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章　高文正公（下）

　　　　蓟辽宣大四镇是最先两批换装了部分“京华”火器的边军，甚至早于京军。宣大方向因为俺答封贡的关系，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值得一提的战争了，所以目前“京华”火器取得的战绩，全部来自于蓟辽二镇。

　　　　其实他们换装的武器也不算先进，其中的火枪依然是前装滑膛火绳枪，与赛贡铳类似，被命名为“京华隆庆二式”——之所以是“隆庆”二式，是由于这款枪在隆庆六年便已定型，并上交兵部、京营验证，后来又小批量提供给戚继光所部，获得好评，后来在军工私营之后，便得到了订单。隆庆一式其实也有，但那是个试验款，属于内部试制，没有量产。

　　　　不过，隆庆二式火枪相比于赛贡铳，还是有优势的：其一就是隆庆二式拉长了枪身；其二是质量更稳定。

　　　　质量不用细说，如果京华出产的火器质量连军器局、兵仗局的产品都比不了，那高务实干脆退出这一行业算了。

　　　　拉长枪身倒是值得一提。枪身的长短，影响的东西有很多，譬如弹丸初速、有效射程内威力、射击距离、射击精度等，但一般而言，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枪身越长，射击就越精准，但同时射程则会下降。

　　　　然而隆庆二式却在提高精度的前提下，做到了和官营两大局赛贡铳同样的射程。原因其实也不复杂：高务实是配套提供弹药的，他提供的弹药，不光已经搞出了纸壳定装弹，而且火药更好——虽然仍是黑火药，但稍微进步了一点，制成了颗粒火药，成分配比也更精确。＇无风注：解释颗粒化有点复杂，可能会“被水字数”，我就略了啊。＇

　　　　总而言之，隆庆二式火枪在技术水平上只能算是略微超过大明原本最好的步兵用火枪（包括鸟铳），但可靠性大为提高，在蓟镇装备并大力推荐之后，辽东也迅速开始进行换装。

　　　　换装当然是需要钱的，所以高拱在关税上赚的钱，又有一部分投入到了军备上。但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所以都要算作政绩。

　　　　再有一大政绩，则是行政效率大大提高。这个政绩，主要来源于添加了高务实“量化政绩”思路之后的考课法。

　　　　张居正的考成法后世受过不少批评，问题不在于效果不好，而在于他不问手段。举个例子，考察某县县令的政绩，如果里头有一条是收了多少税，那么张居正就只问这个税的具体数额是否达到，他不问这个县令使用了什么手段。

　　　　同样的问题，早在隆庆四年的时候，高拱和高务实就曾经谈到过＇无风注：参见第一卷第009章＇，当时高务实最开始提出的观点与张居正很类似，但高拱马上就反对，认为地方士绅乃至于地方官肯定会把缴税压力转嫁给普通小民，很容易导致小民受到更多剥削，引起动荡甚至民乱。然后高务实便提出了另一项要求，即把地方稳定同时纳入县官政绩考核。

　　　　高拱这几年所推行的考课法，就是秉承这一思路，但加入了更多的细则。简而言之，现在一个县令干得好不好，有很多的具体数据可以参考，比如公文回复速度、征税足额率、征税提高率、功名取得率（秀才以上）、案件处理速度、案件完成度、匪情出现率及危险度、民乱出现率及危险度……等等。

　　　　这些标准的出炉，使得大明全国的行政效率几乎都得到了提升。当然，由于地域差异、发展水平差异等原因，基本上是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效果越好，经济越落后的地区效果越差。高拱前不久还在和高务实商议怎么把落后地区也提升起来，想不到现在竟然就天人永别了。

　　　　另外，高拱在用人方面不仅眼光准，而且也非常有宰相气度。

　　　　举一文一武两个例子：文官方面，原山东巡抚梁梦龙是张居正的门生，在张居正倒台之后，梁梦龙自己都觉得别说山东巡抚坐不稳了，只怕还要吃到高氏门生的大量弹劾，所以连请辞的疏文都写好了。结果他却等来了一纸调令，回京任户部右侍郎，配合户部尚书王国光清丈全国田亩。

　　　　清丈田亩完成之后，梁梦龙又改掉兵部，前往辽东赏赐将士，万历五年回来之后，由兵部左侍郎升任右都御史、总督蓟辽，李成梁的“劈山大捷”就是在他的全力支持下打出来的。

　　　　武将方面，张居正倒台之后，戚继光一度非常着急，派他的侄儿戚金回京联络高务实。高务实只是告诉戚金，“令叔国之干城，元辅深知矣。蓟镇事大，岂能轻易。”

　　　　结果戚继光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因为在万历元年和万历二年两次大胜朵颜董狐狸而被朝廷重赏，戚继光先加太子太保，又升少保，终于成了高务实最熟悉的“戚少保”。

　　　　至于其他功绩，一时难以书尽，可待将来再提。

　　　　总之，高拱在这六年之中，为大明“嘉隆万大改革”的继续推进注入了足够的活力，取得的成就难以估量，从这个方面来看，“文正”对他而言，是应有的回报。

　　　　但如果仅仅是这样，鉴于“文正”的特殊意义和极端稀缺性，朱翊钧仍然有可能不给，说不定给个“文忠”也能打发得了。

　　　　但高拱还有一个让朱翊钧打心眼里满意的方面，那就是高拱的教育经验十分丰富，他没有像历史上张居正教导万历一样，事事要求极严，一点差错都不允许皇帝出现，反而经常在万历出现失误的时候劝慰他，在皇帝偶尔被某些“沽名卖直”的言官批评时帮皇帝说话。

　　　　一如当年他对待隆庆一般无二。

　　　　高拱的教育思想和张居正区别很大。如果一定要对比的话，可以说高拱是坚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而张居正则是宽于律己，严以待人。

　　　　张居正被罢免的时候，皇帝之所以下口谕查抄他在京师的那座大学士府，当时就是想送给高拱的，结果后来高拱拒绝了。他甚至亲自面圣向皇帝解释：“臣侄务实家财丰裕，来历清白，臣若是想换宅子，何时不可换？所以不换者，为不忘廉洁自律之初心也。”

　　　　他在万历朝当了六年首辅，宅田未增一亩，奴仆未加一人，连高务实送给他的一些赏玩用的雅物他都不收，只收了些茶叶、香皂之类的寻常用度之物。＇无风注：历史上高拱守廉是海瑞都表扬过的。＇

　　　　而张居正在历史上的表现，可就糟糕多了。后世有学者总结他是“一边高喊反腐倡廉，一边却大肆收受贿赂；一边高喊节俭，一边却奢靡无度；一边高喊节操，一边却忘情于美女裙钗间”。

　　　　两种风格，决定了万历小皇帝对他们的不同观感。

　　　　高拱延续了他对隆庆的教导方式：既是老师，该教的要教；又像父亲，该护的得护。

　　　　所以，“文正”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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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4章　再别京师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万历六年，七月五日，高务实护送高拱棺椁回乡埋葬。朱翊钧力排众议，亲自护灵送出城外，倒是意外地得到了许多人的暗中称赞众议不可，只是因为这不是祖制暗中称赞，则是为皇帝尊重顾命辅臣而感激。

　　　　高拱的改革力度不其实是得罪了不少人的，但皇帝仍然坚持给予如此礼遇，自然会让倾向改革一派的大臣感到安慰和振奋。

　　　　当然，世事总有两面，有人高兴，就有人愠怒，但那已经不是高务实现在需要考虑的了。

　　　　因为他已经辞去了观政和假翰林院侍读学士、假詹事府左春坊左谕德等职。

　　　　对于高务实的请辞，一开始朱翊钧本来是不同意的，因为他现在还没有亲政，而根据穆宗隆庆帝的遗命，高务实应该陪读到他亲政为止。

　　　　高拱虽然去世，但两宫太后尤其是李太后认为朱翊钧仍然不足以亲掌国政，所以她已经和陈太后联名下达了懿旨，郭朴升任中极殿大学士接任辅，继续以顾命身份辅政。

　　　　但本就权如内相的高务实，通过这几年的“继续奋斗”，对“天家三人组”的影响力早已更上一层楼。他声情并茂的在两宫和皇帝面前表演了一番，说高拱现在没有其他子侄辈的亲人在京，自己身为高拱从子，护送他的灵柩回乡既是亲情所感，也是孝道要求。

　　　　同时，因为自己此前曾表示三伯致仕之前不会参加贡举，所以取得生员身份之后就没有再考试。而如今已经过去七年，三伯也已离世，自己也该好好准备一下，去参加考试了。只要自己考中，不是一样能回来继续为皇上效力么？

　　　　这番表示，既合情，也合理，两宫商议之后认为值得考虑。朱翊钧无法，只好又单独召见高务实，两个人在乾清宫西暖阁密议了许久，也不知道究竟说了什么，反正朱翊钧最终是同意了高务实的请辞。

　　　　离开京师之前，高务实又去前张大学士府、现如今的郭大学士府拜会了老师郭朴。

　　　　补充说明一下，这所房子很有意思，一开始皇帝查封之后准备送给高拱，高拱没要，于是又想送给郭朴，但郭朴也不肯收。皇帝只好保留了“产权”，特许郭朴居住理由是郭朴在京没有房子，老住在高务实的见心斋别院既容易遭到言官非议，而且距离也远，对于一个上了年纪的顾命辅臣而言，实在不怎么方便。

　　　　郭朴是个比高拱还穷的官，高家好歹还是官宦世家，而他出身贫寒，又是个连投献都不肯接受的那种官，自然不了财。他当了一辈子的官，全靠学生们的那点冰敬、炭敬才攒了几个小钱，在家乡买了两百多亩地，算是当做养老之用他起复之前当到阁老都在租房，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当初在内阁只和高拱合得来，秉性相投呗。

　　　　所以郭朴现在也一样买不起京师的房子，见皇帝都这么说了，他也就答应了下来。如今这个郭大学士府里的东西，可能只有门口的牌匾算是他的，连府里的下人，都是朱翊钧自掏腰包出内帑让御用监帮忙雇的人。

　　　　高务实来和郭朴商议，主要是两个方面的事。其中一个方面当然是朝政，别看高务实今年也才十六岁，但郭朴作为他的恩师，哪里会不知道高务实这个前观政的影响力？他这个妖孽学生早几年就被人私底下叫做“小阁老”啦！

　　　　朝政方面，他们师生二人商议出来的主要原则有两个，一是继续推进高拱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