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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唐帝国-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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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积敛地大批财富都便宜了农民起义军。
可以说，尽管这个王爷贵为皇室宗亲，但是他的意思仍然是小农意识地。甚至整个中国。整个统治阶层。都被这种小农意识充斥，极少数的清醒者被他们压制。即使有少量的改革成果，也会很快被他们开倒车。所以明朝禁海，清朝锁关，造成了中国在近代几百年的停滞不前，终于沦落为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对象。其根子就在于此。
而官方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又与此彼此交融，形成一体，甚至更进一步的说，儒家思想的很多主张，都是典型的在小农意识的指导下形成的。于是要对付这种意识，就必须对付占据了整个中国思想阵地的主导思想，其成功的可能性也就更为渺茫了。
可能唯一的机会，就在战乱的时候。一切陈规都被打破，儒家思想面对刀剑的危险，集体性的失声。而儒家思想和王朝统治承载的基石也被战乱毁灭。这个时候要进行改革，成功的机会是最大的。然而历代结束战乱的统治者，却没有一个人拥有这样的长远眼光，思想阵地、统治权力，终于逐渐被在和平时期能够飞速发展壮大的儒家窃取，于是新的一轮历史轮回又重新开始。中国的前途，也就在这一轮一轮的轮回中，从此暗淡无光……
如果没有战乱，李俨的改革变法也必然会失败。他最好的结果就是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改革，从此沦为儒家的傀儡。而最坏的结果就是被儒家控制的人以“天命”之类的虚无缥缈的玩意儿废黜皇位，身首异处。
幸运的是现在已经开始战乱了。黄巢肆虐过的地方，儒家及其存在基石士绅、士子、地主阶层都被黄巢消灭。正所谓一张白纸好画图，在这样的地方，却正是李俨改革变法的最好试验田。
而李俨必须抓紧时间。否则一旦慢了几步，这些地方就又会被儒家和士绅、士子、地主阶层占据，从此再度陷入轮回的怪圈。
这样一来。在朝廷能够控制地地区：关中地区和凤翔地区，李俨的改革开始了。
凤翔地区虽然没有遭遇战乱，但是那里是郑畋曾经的控制区域。而郑畋已经被李俨说服，认可了李俨的改革。以他的声望威信全力辅助李俨，同时又以战时紧急措施为由，李俨的改革在凤翔推行了开去。当然，由于士绅等阶层没有被消灭的缘故。李俨在这里地改革更加缓和，手段也更加隐秘。
而关中就不同。这里的士绅等阶层已经荡然无存了，这里地改革，也就更加激进一些。
比如在凤翔，对于土地，李俨采取的是国家赎买，和要求降租降息、要求善待佃农，大军的威胁下。郑畋的调和下，再加上《大唐国闻》的大力宣传，很多开明的士绅地主都明白了这一点，于是进行得还算顺利。至于那些顽固不化者，李俨掌握了军队，自然有的是手段和借口收拾他们。于是在很多顽固不化抵制新政地人某日被流寇血洗灭门之后，剩下的人突然脑子开窍，放弃了抵制的行为。
在关中则不一样。
黄巢肆虐之后。民生凋敝，十室九空，于是李俨采取的就是大分田地。那些已经被黄巢灭门得地主豪强，他们的土地自然是直接被收归国有。然而对于那些侥幸逃脱的人的土地就不能直接收归国有了。
怎么办？李俨想出了一个非常狡猾的办法，发诏书说关中被黄巢肆虐，民生凋敝。为了恢复生产，决定重新勘测丈量土地。因此要求在黄巢手下逃脱地土地拥有者在某一期限之内到长安某一专门成立的土地勘测司报备并提交相关的地契文书证明。过期不到者，没有文书证明者，其土地一律收归国有。而这个期限，非常短暂，只有短短的两个月。
要知道，现在正处于战乱时期，交通不便。光是文告诏书传递出去就需要一个多月时间，在剩下的时间里，那些地主豪强们哪里能够赶到长安？更何况李俨在土地勘测司也做了手脚。专门将其办公地点弄到了一个偏僻的角落。同时还增加了办理手续地步骤和繁琐度——要比官僚主义，后世的水平可也是相当了得。尤其是改革早期。只是为了办理区区一个经营许可证，就要跑许多部门，盖许多章，以至于商人不得不成立一个部门叫做“公关部”，专门请客吃喝，办理手续。李俨将其照搬过来，自然效果非凡。
当然也不是没有例外。如果这些地主、士绅、豪强家族中有人加入了李俨的军队——必须是李俨亲自控制、整编的军队，其他节度使、藩镇的军队不算其中——并且有立功情况者，即使错过规定期限，即使没有相关证明文件，只要有一定数目的人证证明，仍然可以获得自己家族从前拥有的土地。当然这立功情况的限制实际上几乎形同虚设，因为到现在，基本上李俨的士兵没有几个没有立功的。
这样地政策出来地后果，就是基本上拿回了自己土地的人，都是李俨地军中士兵。他们本身的家族已经残破凋零，并不具有强势的力量，而他们这些拿回土地的人也就成了他们家族的实际掌控者。而在经过李俨整编、洗脑后，他们对李俨的忠诚也不是一般人能够相比，自然而然的，他们连带着他们的家族，也都占在了李俨这一边，支持李俨的任何政策措施。虽然也不是没有例外，但例外毕竟只是例外，只是极少数的例子。于是通过这么一来，李俨已经无形中的控制了整个关中地区而不是像从前一样，政令出了长安城，就没人理会。
凤翔地区、关中地区，或者还要加上李俨的大军日后收复的地区，李俨的改革范围也就仅只与此了。各藩镇的地盘自然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改革，而其他朝廷控制的地区，由于朝廷的控制，实际上是通过当地的士绅、士子、地主阶层进行的，他们自然不会执行有损自己利益的政策，对他们的改革，只能留待以后了。
李俨的改革措施是这样的，对于开明的士绅、士子、地主，进行自愿的国家赎买。要求他们减租减息，同时宣布实施新地税法，将所有的税种合并为农业税一种（商业、工业方面的税另算），规定为固定的十一税。同时宣布废除其他任何苛捐杂税。任何个人和官员都不得征收十一之外的任何实物或者货币税收。
十一税即十成收入纳税一成。在古代比较强盛的朝代，基本上都是十一税。实际上在李俨看来，这种税率已经盘剥相当严重了。如果不是因为现在商业、工业发展不行，再加上朝中的阻力。他甚至有取消农业税地想法。想想后世欧美发达国家不但不对农民收税，反而对他们进行政府补贴。这农业税也并不是绝不可少的。不过对古人来说，这却是只有盛世才有地薄赋。实际上，古代即使在乱世的时候，官方税率相对来说也并不高，虽然远远大于十一的比例，但是也不至于让农民无法生存。
之所以会因为盘剥太多而引发农民起义，主要是除了国家规定的税收外。地方官员还有其他摊派等等，再加上按丁纳粮的计算方式，还有占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主用其他种种手段，把将自己的赋税转嫁到普通自耕农头上。而官员与士子按照惯理都是不纳税地，随着王朝统治时间的推移，不纳税的人越来越多，这一部分人的赋税也同样转嫁到了普通自耕农头上。如此越来越沉重的压力让他们无法生存下去，为了活命。也就不得不揭竿而起了。
李俨自然要避免这一点。他参照后世历史上的种种手段，采取了诸如“摊丁入亩”“士绅一体纳粮”等等手段。
摊丁入亩的意思就是改变以前按照每户人口数目纳粮方式，改为按照每户人拥有土地的方式，再计算出一个每亩土地一般情况下能够打出多少粮食，按照十分之一地数目确定其纳粮数目。这样，丰年的时候多出来的粮食。归其自己所有，可以选择留着自己用或者卖掉。而灾荒年的时候，可能农民就会说一定的损失。不过，这样的年景，一般都会通过减免赋税地方式减少农民的损失。
士绅一体纳粮就是免除官员、士子在纳税方面的特权。这一条李俨知道必然会引发大量的反对声浪，因此只在关中地区实施，在凤翔地区有限度的实施。关中地区被黄巢肆虐后，官员不是逃亡就是被杀，要么就是投降黄巢，逃亡的可以给他一个守土不力之罪。撤销其官职。后者的更不用说，直接被打成助逆叛党。总之是别想再当官了。而士子更不用说。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实施，李俨以清剿黄巢余党的名义宣布对关中地区实施军管。那些幸存下来的士子们可没有胆子面对朝廷军队明晃晃地刀剑说个“不”字。
总之新地赋税政策，在李俨的军队威慑下，加上那些关中因为子弟加入李俨军队而新兴地豪强对李俨政策的大力支持，这一改革措施进行得还算顺利。
总之，在豪强力量不大的地区，李俨直接将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大力招纳流民，将关中的肥沃土地分给他们。平均一个三口之家可以分得十亩土地。只要辛勤耕作，在新的赋税制度下，这十亩土地完全可以让这一家人步入小康生活了。
为了与新的税收政策配合，李俨还从地方官员中收回了税收的权力。所有的税收，都必须由专门成立的直属于户部的税务司及其下派机构征收。同时负责农业税收机构的农税局也与负责商业、工业、贸易、海运等税收的机构商税局分开，两者不得相互干涉，也没有统属关系，同属于税务司的下属平行机构。
新的税收政策也有新的税收利用政策。新的税收分配方式是：每年的税收收齐后，税务司下派机构将其中的百分之四十五留给地方，作为地方第二年的所有财政拨款。如果地方有属于国家级的其他建设项目，朝廷将会另外拨款，成立另外的相关组织部门进行，地方官员除了配合其工作外，无权参与其中的管理和决策。
这样一来，地方官员与中央下派人员勾结一气贪污受贿的可能性将会很大程度的降低。
地方使用百分之四十五后，赋税解送到京后，粮食等实物赋税分别押解入朝廷建立的各大粮仓，货币赋税收入国库。其中的百分之五进入内库，以为皇家用度。
除此之外，任何一个王朝中兴或者建立的时候都会施行的抑制兼并措施，李俨却并没有实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鼓励的倾向。虽然对于中国的古代王朝来说，土地兼并严重，将会动摇一个王朝的根基，但那前提条件是这个王朝并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力发展。
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就需要大量的闲散社会劳动力加入。而男耕女织的传统生活方式却阻碍了社会劳动力的流动。土地兼并却正好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所以如果一个王朝的工商业发达的话，土地兼并并不会造成太大的社会动荡。比如说两宋时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但是繁荣的商业和工业，让宋朝仍然延续了几百年的统治，甚至如果没有外族入侵，很可能还会继续延续下去。
现在大唐的情况，农业生产尚且不足，当然不是大力发展工商业的时候。所以现阶段李俨的政策更接近于传统的政策，给流民和破产的农民分配土地，鼓励农业生产。但他的种种政策，却已经为日后的工商业发展开始悄悄布局，留下了后手。等到农业生产恢复之后，李俨就会引发这些后手，让土地大量兼并的同时，削减从事农业生产能够得到的利益，将那些地主、财主的注意力吸引到工商业上来。这样一来，新的中国社会格局就将会形成了。而中国或许就能摆脱的那种轮回怪圈了吧。
第五卷 广明鼎革 第五章 官僚体系
自从回到长安之后，李俨的事务就开始繁忙起来。wwW。
从前他只是管理凤翔一地，有关的事务并不繁忙，但是现在回到了长安，他要管理的就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了——尽管这个庞大的帝国已经有很大一部分是他已经无法行使管理权的了。
尤其是，由于凤翔本身的地域、人口限制，人才出现的几率不大，同是其他资源也有所不足。当时李俨以及他的一干近臣虽然对帝国日后的发展也拟订过不少计划，也对很多事情开始了前期的筹划。但计划也好，筹划也好，都毕竟没有落到实处，同时受凤翔本身的条件所限，没办法落到实处。
而朝廷收复关中，李俨回到长安之后，情况就有所不同了。
关中地区是唐王朝经营数百年的根本重地，除此之外，从秦之后的历朝历代，除了偏安南方的朝代之外，其他朝代也都以关中地区为根本所在，对其的发展不遗余力。因此京畿一带的文化、经济发展程度都相当高。即使经过黄巢军的肆虐，其底子却仍在。人力、物力、资源等等都不是凤翔可比的。就算是以资源丰富而著名、从而成为了唐王朝的战略大后方、根据地的两川地区，也无法跟关中一带相比。所以自古以来有“得关中者得天下”的说法。大秦王朝以关中为根据地，从而一统六国。而汉高祖刘邦，也正是先一步进入关中而奠定了战胜项羽的基石。就连大唐，也是首先占据了关中才拥有了逐鹿天下地资格和实力的。
所以，在凤翔难以开展的计划，在回到长安后，却可以顺利的开展起来。
这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官员的培养计划。李俨对当今的官僚体系得不信任程度已经到了一个十分严重地程度。他认为现在的官员当然不能说没有能干、忠心地官员。但那绝对只是凤毛麟角的。除此之外，几乎整个官僚系统都已经从根子上烂透了。想想也是。现在的很多地方官员都是通过贿赂宦官而得到的官位，指望他们能够爱惜百姓、发展生产，能够对朝廷有几分忠心，那希望之渺茫就不用说了。
所以，除了极少数官员之外，李俨准备对整个大唐的官员体系进行大换血。这样一来，新式的。符合李俨要求的官员地缺口，就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了。虽然李俨对官员的换血也不是一步到位，而是逐步推行的，但是这官员、吏员的缺口，还是相当大的。
这就迫使李俨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官员的培养上。
他知道，自己无论有多么好的政策，多么好地想法，如果没有一个如臂使指的良好官僚系统作为自己施政、传达命令的通道和实行者。那些想法和政策也都将化为泡影，甚至成为害民之策。几百年后宋代的王安石变化，原本的良法，因为不良官员的作为最后变成了害民之策，最终导致了变法地失败，就是前车之鉴。
所以。虽然政务上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需要他去关注、处理。比如说对军队的整编培养、对大唐局势的把握和对各节度使的分化瓦解、对更高更新科技手段和战争手段的研发、恢复生产等等，都是当前的当务之急。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对官员的培养上。
有了合适的官员，以上地一切都可以交给那些官员来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李俨地官员培养系统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在凤翔的时候就已经初步开始地“凤凰涅磐”计划，但是这一计划刚刚开始，培养出来的人都是小吏，虽然从政务的角度上来说，这样的人是政府运行必不可少的，甚至可以说是政府的基础。但是他们的层次毕竟低了点。还没有资格登上政治舞台发挥力量，换句话说就是还上不了台面。毕竟政府的运行，固然少不了他们这些基础。也离不开那些高级官员。
于是。参考后世的经验，政务馆一个新的机构随之诞生了。政务馆的想法。来源于后世的“干校”，也就是干部学校。可以说这个干部学校，就是培养官员的地方。在共和国早期，为共和国的发展壮大培养出了无数的官员，立下了汗马功劳。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二十世纪末期，干部学校就成了太子党们镀金的地方或者是失势官员被冷处理的所在，而逐渐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但其建立初期的功劳还是不可磨灭的。
政务馆的体制，基本上是模拟后世的干校。其馆长，直接由李俨这个皇帝担任。其副馆长由郑畋兼任。
在政务馆的基本规则下，有一条那就是政务馆的副馆长不得担任任何官职。已经担任官职的必须卸去自身所有官职方可担任。同时副馆长的任期为二十年。副馆长卸职后可以在政务馆担任名义上的教员，赐予一定爵位，由国家供养其生活，同时此后不得出任任何官职。这是为了防止政务馆副馆长日后当官的时候，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擅权弄权。毕竟在中国这样一个尊师重道的国家，作为帝国大部分官员的老师，他的影响力将可怕得惊人。如果还让他做官，只怕就会一手遮天了。这不是李俨想看到的。
当然，在眼下缺乏人才的情况下，让郑畋来做副馆长这是权宜之计。而郑畋也聪明的对李俨表示，日后将逐渐卸下宰相的职务，培养新晋的宰相人才，在适当的时候卸去自己的一切官职，专心做政务馆的副馆长。
政务馆地建立。对帝国的官场是一个相当大的震撼。因为根据新的政策，任何官员在上任前必须到政务馆培训半年以上。而调职、升职等等情况也无一例外的要前往政务馆接受培训。即使以宰相这样的高官也不例外。同时还要接受政务馆的考评。考评有三次机会。一旦三次考评都不通过，将会被撤职，同时以欺骗罪、渎职罪交付大理寺审查。其推荐、简拔他为官员地人都要负连带责任。
这样一来，买官卖官的情况就可以杜绝了。同时那些走人情、开后门地情况也将会受到遏制。这就成了李俨澄清官场风气的第一步。
作为另外一个官员培养计划，李俨同时也成立了“吏务馆”，专门培养小吏。培养有针对性的。有专业性的培养事务性小吏，实际上就相当于后世的公务员。古代的小吏任命是很混乱的。即是在朝政清明地情况下。小吏的任命也是相当不清晰的，有父子相承的，也有官员们一时兴起任命的，其他走后门、贿赂得职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这个时候渎职、贪墨的官员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关注，但是小吏却不然。对小吏渎职地处理，虽然也有律法可依，但更大的程度上却完全取决于主管官员的心意。这些小吏本身又不入品。官员都算不上，因此他们的地位很不稳定，也很低。尤其是他们是很多官员事务的直接执行者，知道很多不应该知道的东西，稍有不慎就会被灭口。至于被欺压、被勒索等等地情况更是司空见惯。其生活环境相当黑暗。
然而有了吏务馆之后，这一切就开始发生变化。以后，官府的小吏任命将不再由官员随心所欲的任命。担任小吏的前提条件是有“吏学馆”的毕业证书。在眼下，只需要长安一个“大唐吏学馆”就可以满足政府对小吏的需要。但日后小吏的需要缺口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就将在全国各地建立“州立”、“县立”吏学馆，培养小吏人才。大唐吏学馆对所有吏学馆培养的人才进行统一的管理、调配。其中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不得在本地为吏（官员也有一个这样地规定）。各地吏学馆除了培养小吏人才之外，同时还负有协助本地政府对本地政府内小吏业绩进行评估地职责。而吏学馆除了接受大唐吏学馆的命令和指挥外，任何地方政府都无权干涉其正当地管理、教学活动。
吏学馆的师资力量都是从各地调来得经验丰富、老到的积年老吏。他们经验丰富，不乏才干。由他们对学员们进行教育，能够最大限度的把他们的经验保留下来，并加以流传。当然他们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都是官场老油子，一个个老奸巨猾，不能让学员受他们这一方面的影响。这就需要依赖完善的政治教育系统了。实际上就是洗脑系统。对这些油盐不进得老油子或许不太管用，但是对那些年轻的学员来说，这一招还是很有效果的。
一切事业草创的时候，任务总是很繁重的。政务馆和吏学馆正是如此。李俨一人同是担任了政务馆和吏学馆的馆长。虽然这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职务，但是在人才还没有培养出来的情况下，他也只好自己亲自过问很多事情了。
一个月来。他的事务之繁忙。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就连关于击败黄巢，用其首级献俘太庙。祭告天地与祖先的事情他都无暇过问。
要知道，在古代，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祭祀与战争，所谓“国之大事，唯戎与祀”。献俘太庙，则是将二者合一的大事，其重要程度可想而知了。但是这些的重要，也只是对于那些深受时代影响的当时人，对于李俨这样一个来自后世的无神论者，却并不是什么了不得事情。即使他因为灵魂来到了唐代，从而从某种程度上承认了鬼神的存在，却也并不像当时的人那样对鬼神充满敬畏，顶多将鬼神当成一种奇妙的生命形式罢了。对于追求实际的李俨来说，抓紧每一分每一秒，巩固自己的统治并为大唐日后的复兴奠定基础，远比那不过是走一个形式的献俘太庙更值得自己关注。
当然，他自己不关注。并不等于也不让别人关注。从提升士气，鼓舞人心地角度来说，搞一个声势浩大，庄严威武的献俘仪式还是有必要的。而且对于这个时代的人来说，也不可能接受取消这一仪式的做法，于是他也就任自己的大臣们准备去了。
等到李俨的官员培养计划初步上了一个台阶，他也不再那么繁忙地时候。郑畋已经将献俘仪式基本上准备完毕，连日子都已经定好。就等着李俨拍板决定了。
闲下来的李俨对这个献俘仪式，以及相关地古代军事方面的各种礼仪情况还是很有兴趣的。专门要郑畋向他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
献俘属于古代军礼中征战之礼的一部分。
征战之礼中，分为出师祭祀、誓师、军中刑赏、凯旋、饮至与论功行赏、师不功六大部分。
出师祭祀是军队出征时候的祭祀活动。
军队出征，有天子亲征与命将出征之不同，二者礼数规格也有不同。军队出征前有许多祭祀活动，主要是祭天、祭地、告庙和祭军神。
出征前祭天叫类祭，在郊外以柴燔燎牲、币等。把即将征伐之事报告上帝，表示恭行天罚，以上帝的名义去惩罚敌人。古代干支纪日有刚日、柔日之分，甲、丙、戊、庚、壬为刚日，刚日属阳，外事须用刚日。类祭即在刚日举行，但具体地日子则要通过占卜择定。
出征前祭地叫宜社。社是土地神。征伐敌人是为了保卫国土，所以叫“宜”。多将祭社（狭义指本国的土地神）、祭地（地是与天相对而言的大地之神）、祭山川湖海同时举行。祭社仍以在坎中瘗埋玉币牲犊为礼。
出征前告庙叫造祢。造就是告祭的意思。祢本是考庙，但后代都告祭于太庙，并不限于父庙。告庙有受命于祖的象征意义。
祭军神、军旗称为“祃（mà）祭”。军神，一说是轩辕黄帝，一说是蚩尤。祭祀时要杀牲，以牲血涂军旗、战鼓。叫做衅旗鼓。军中大旗叫“牙旗”，古有“牙旗者将军之精，一军之形候”的说法。祃祭也称为“祃牙”，就是祭牙旗。东汉以后，出征前常有“建牙”仪式，把大旗树起来，然后“祃牙”。不少著名的文人，如陈子昂、柳宗元等写过《祭牙文》、《祃牙文》。
唐时，礼书说天子有六军，实行六纛之制。即一军有一旗。于是。祃祭既要祭牙旗。也要祭六纛，建坛位。张帷幄，设旗、纛神位，掘坎埋瘗，礼仪也更趋复杂。
出征必经道路，因此要祭道路之神，即“軷祭”。上古山行曰軷，驾车出门有“犯軷”之祭。軷祭在道路上封一小土堆，以树枝草木为神主，驭者一手执辔，一手以酒浇洒车两轮轴端，再浇车厢前的挡板，然后将酒饮尽。祭毕，驾车从封土上辗轹而过，表示从此跋山涉水，可以一往无前。皇帝亲征，軷祭在国门之外举行，刳羊并设罇罍于神座前，为坎瘗埋祭物。
祭祀礼毕，出征地军队有誓师典礼，一般是将出征的目的与意义告知将士，揭露敌人的罪恶，强调纪律与作风，也就是一次战前动员和教育。《尚书》所载《甘誓》、《汤誓》、《牧誓》等，都是上古著名的誓师之辞。如果是命将出征，天子要在太庙召见大将军及全军将校，授之以节钺（后代常授刀剑）。君王拿着斧钺的端首，把柄交给大将，表示将节制军队地全权授予他。
军队在外行军作战，刑赏尤须严明。《尚书。甘誓》说：“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孔丛子》也说：“其用命者则加爵受赐于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则加刑罚戮于社。”所谓“赏于祖”，因为天子率军出征时要将祖庙的木主载于车中，随军一起行动，所以奖赏有功将士就在祖先神主之前颁赐。所谓“戮于社”，也是指在社神的木主前对有罪之人加以刑戮。《孔丛子。问军礼》中子高向信陵君解释这么做的理由，说：“赏功于祖，告分之均，示不敢专也。戮罪于社，告中于土，示听之当也。”这是说为了表示刑赏都公正无偏，鬼神可鉴。刑赏的依据是军法，军纪规定非常严明。军中刑赏都重视及时见效，“赏不逾时”，“罚不迁列”，这是由于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刑赏及时，使人知道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才能克服消极因素，因势利导，夺取胜利。
军队获胜而归，谓之“凯旋”，其时高奏凯乐，高唱凯歌。天子亲征凯旋，大臣皆出城迎接，有时远至数十里之外。如果是命将出征凯旋，有时皇帝也会亲率百官出城至郊外迎接，以示慰劳；有时则派遣大臣出城迎接。这都称为“郊劳”。
军队凯旋后要在太庙、太社告奠天地祖先，并有献捷献俘之礼，即报告胜利，献上卤获的战利品。在两周一些铜器铭文中常记有战争胜利后献捷献俘之事，象《小盂鼎》铭文说，盂征伐方，执兽（首领）四人，获聝（馘）近五千，俘虏一万三千余人，及车、马、牛、羊，数以百计。馘，即作战时将杀死的敌人的左耳割下，献捷时作为计功邀赏的凭证。所以，这个字在金文里，以耳为偏旁。“献馘于王”（见《虢季子白盘》和《诗。鲁颂。泮水》），正是献捷之礼。
此外还有露布。
“露布”制度，始于后魏。东汉时，本来把官文书不加缄封者称为“露布”。后魏以“露布”发表战胜消息。每当攻战克捷，欲使天下遍知，便以漆竿上张缣帛，写上捷报。这种办法后来被广泛采用，露布就成为“布于四海，露之耳目”的“献捷之书”。隋代文帝起，有宣露布之仪。当时在广阳门外集中百官及四方客使，宣读露布。宣读毕，百官舞蹈再拜行礼。
诸侯战胜敌方，向天子或大国报告胜利消息，也称为献捷。捷报一般在早朝时当廷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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