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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天方夜谭-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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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间接地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在此，我愿意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大意是：专制主义的最大特点是轻视人，不拿人当人。这的确是我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最本质特征之一。
在历朝历代的制度设计中，人性的因素可能是最少被考虑到的。即便有所考虑，也是透过儒家思想和帝制传统结合后高度扭曲的人性；从而渗透了对治下人民的深切蔑视。因此，那些制度设计中，对于皇家之“私”的考虑远远超过了对于天下之“公”的顾及。明代皇帝尤其如此。这样的制度设计与建设看似严密，其实漏洞百出，国家、社会、人民要为此付出极为高昂的成本，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政治智慧。我特别厌恶钱穆谈到中国没有皇帝说过“朕即国家”这句混账话时的津津乐道；在他看来，这种情形表明了中国帝制政治传统中悠久的“自由”、“平等”和天下为公。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何种肚肠。我只知道，就我的读史体验，中国数千年的帝国政治史，根本就是一部朕即国家史。因此，才会有我们所看到的那所有疯狂与残暴。
扭曲的人性也是人性的一种，它不可能不发挥作用，不可能不在时间与空间中膨胀发酵。最后的结果就是：不拿人当人的人也做不成人，不是报应在现世，就是报应在来世；不是报应在本人，就是报应在子孙。于是，朱元璋做的孽也就报应在他那些乖戾的子孙身上，如崇祯皇帝一家。
中国历史写作的变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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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前些天我写过一篇评论“历史写作”的短文，把你的“帝国”系列归入此类。文中总结了它们的特点，其中之一是史料的扎实。我这里有几个小例子，希望阁下能就此谈谈写作过程中选材取料时的立场与方法。比如，关于严嵩的年龄。严生于1480年，卒于1565年，享年八十五足岁，以虚岁计，可说八十六岁；书中说他八十七岁，虽不算大毛病，但觉有些勉强。你肯定有自己的想法，不妨谈谈。再如，关于徐阶举家迁徙江西一事，书中取最通俗的说法，认为是为巴结严嵩。但姜德成对此有极详尽的辩驳：“厌吴中之俗，择风俗淳朴之地徙之，是徐阶一生夙愿。”这点于徐阶、明中后期的政治，显然比严嵩的年龄重要得多，阁下为何取“巴结严嵩”说？你对姜的辩驳怎么看？第三个小例子，其意义更非前两个所能比的了，是有关朱元璋诛杀功臣的。基本事实是，明初四宰相，有三人被杀，徐达一死，有一种民间传说，甚是诡异。但温功义先生在他的《三案始末》一书中，以徐达身后所获得的哀荣以及子孙们世代所享皇家的恩宠，直至明灭才止的事实，暗示他不同意徐死于朱元璋那只鹅的传说。甚至温还不同意朱有计划地诛杀开国功臣的意见。阁下书中很大篇幅，其立论的基点恰与温的意见和质疑相反。一般而言，“知人论世”，当谨慎从之。阁下于此一点，常常是，结论所留余地不多。请谈谈，处理重大史实，你所尊崇的原则是什么？
李：我记不清楚计算严嵩年龄时的情形了，大体上是按照我老家计算人虚岁的方法，可能是把他老人家在母亲肚子里的十个月也算进去了，又加上了差额的月份。还有一个可能是：根本就算错了。
我孤陋寡闻，不敢苟同姜德成先生对徐阶的说法，譬如“厌吴中之俗”云云。既然“厌吴中之俗”，退休后干嘛不到严嵩的老家——那“风俗淳朴之地”去住，而是在吴中老家一住就是十年以上，直到八十多岁高龄去世？说徐阶什么都行，只是把他说成是一位将追求“风俗淳朴”当成“一生夙愿”的政坛老将、严嵩“小妾”之一，我不太敢相信。
至于朱元璋杀功臣的事儿，不谈也罢。因为这方面的史料实在太多。有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在一个爱谁谁的时代里，对同样的资料做出完全不同的解读，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不同意朱元璋是“有”计划地谋杀也没有关系；那就说那帮家伙是“无”计划地被杀的好了；如果说连那十数万人被杀也不同意，那也就不需要再说什么了。
我多次说过，我没有受过专业的史学训练，也不是为跻身专业文化人圈里而写作。这使我时常暗自庆幸。专业人士对一件事情怎么看，包括对我的写作怎么看，我基本不太在意。原因很简单，就像在《大明王朝纪事》“尾声”中那位裁缝荆元所说：仅仅因为“文化圈中人另有一番见识”。我只在意那些非文化圈中人的普通读者的看法，只在意写的是不是真话和这真话是不是有根据，只在意我所说的是不是符合人性、人生常识和良知。仅此而已。
不知道这算不算“处理重大史实时所尊崇的原则”？
刘：我没把阁下看做明史专家，但我十分欣赏阁下解史的角度，也相信阁下的功夫。我有一个题外问题，借此机会请教。1421年永乐帝迁都北京后，仍留南京为“陪都”，各职司照设如常，虽为闲职，但也能满足中国人居官为贵的心态，而且仍有被擢拔京城的可能，严嵩即为一例。严长期在南京任闲职，直到嘉靖十五年，由夏言所荐入北京任礼部尚书。嘉靖朝的张璁和桂萼，原都是鼎力支持朱厚骢的微臣，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拔擢入阁，两人都在南京刑部待过。这“陪都”的衙门，像是明代官员选任的蓄水池，前后各朝少有耳闻如此设计者，历代论者也少有人留意此处。如此重要的政治设计，长期被忽略，总觉惋惜。我的疑问是，永乐帝的这一心思，对后来两百余年的明代政治，甚或后来六百年的政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永乐帝之后的朱家子孙，杀官如麻，动辄成千上万，与此制度设计是否有什么关系？阁下书中特别注意到了自朱元璋始的明代杀官现象，以及给文官队伍——换句话说是，给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阶层带来的巨大伤害，因此我不太相信你没注意到这隐秘的“陪都”于此“传统”的作用。但书中说到此，三两句而已。你是否愿意借这个机会，就此多说几句？
李：我想，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读书人荼毒得最凶恶的，是中国数千年以官为本位的文化传统和朱元璋设计的各项帝国制度。这些东西使得中国人太少选择的机会，并且至今还在腐烂着中国人的心灵。与今日世界其他国家比较，这个传统对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有不小的阻滞作用。
真的很惭愧，我没有认为把南京当成留都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所以确实没好好想过这个问题，不敢多说。
刘：明中期以后的政治衰微，与各帝的选官之法有着很深的关系。如何深获帝心，至为关键，这本也是常情。但嘉靖朝尤甚的靠写“青词”作为选官的重要标准，令人匪夷所思。严嵩，其《庆云赋》《大礼告成颂》，不仅辞章华美，且因其谀意入髓，深获帝心自不待言。然徐阶、夏言也是如法炮制，让人不能不深想一层。阁下书中对此着墨不浅，但还是有不解渴之感。阁下能否再捋出个顺序来，让更多的人看看靠这写青词一法，是怎样把知识分子引入诡谲的升迁之路，从中计算出中国政治的某种吊诡的逻辑来？
中国历史写作的变化（12）
李：苏里兄不要害人。这个问题看似浅显，其实是一个博士论文的题目。而且，很可能是一篇博士论文都说不清楚的大题目。因为这个问题根本就是一个官吏考选的问题。
秦汉以降，两千多年间，我们的祖先在这个问题上着实花费了不小的精力、智力和体力。一个在西汉初年就被曹参认识到了的问题就是：在帝国制度下，最难治理的是官，而不是民。如何让手中掌握着权力的官吏不要为非作歹，是全世界都在致力解决的问题。
一个好制度，必定是一个让英雄有用武之地的制度，同时，又必定是一个让坏蛋不敢不收敛的制度。为此，两千多年来，我国至少有过察举孝廉、九品中正和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包括张居正在科举制度之下实行的官吏考成法等等。这些制度都曾经在其当时发挥过良好的作用，后来，无一不蜕变得一塌糊涂。究其实质，根子的确在帝国制度上。
说到底，就是官吏对谁负责的问题。
想想看，一个官吏只要搞定了自己的上司，就几乎可以无恶不作时，号召官吏们都去做海瑞，还有比这更弱智的事情吗？既然如此，大官们用“青词”去博取皇帝欢心也实在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事实上，翻翻史书，在我国历史上，为了博取上司或皇帝的欢心，比这个恶心的事例称得上比比皆是。否则，哪里来的吮疮舔痔之类的成语呢？
刘：说到这儿，让我把话题扯得稍远一点。你的话，让我鬼使神差地想到一个词儿：“东北现象”。好一段时间，我看不到电视、报纸，上网也十分地困难。这几天有机会上网，电视也通上了，你猜怎么着，重要新闻净是咱们东北的事儿。吉林苯厂爆炸引发哈尔滨水荒，随之松花江污染，前几天水流到了佳木斯，据说还要捎上俄罗斯，标准国际级的大事儿；哈尔滨550万元医疗天价收费案，院方对着媒体还说是照顾患病家属，少收了135万元；两起煤矿爆炸案，其中一起死人过百；爆炸声刚刚落下，黑龙江前政协主席###收受巨额贿赂案公开判决，死缓，我看网上一片骂声，也是影响全国的大案；由韩案让我又联想到了马德买官卖官案；再稍远一点点，有辽宁的穆马案、刘涌案，哈尔滨宝马车撞人案和人出在东北的田凤山案。哎，怎么说呢？啥叫祸不单行？最近几日辽宁一个什么地方的医院起火，烧死39名患者，惊天动地啊。这又让我联想到去年的什么时候，东北某地学校学生中毒案，都闹到北京来了。以及，前不久，东北某地的买凶杀人案，也是国家级的大案要案。都咋整的呢？离奇、离谱的事儿怎么都叫咱东北摊上了呢？不都说咱们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吗？怎么一夜之间和这么些闹心的事儿扯上了呢？如此种种，无法不让我联想到东北的官吏队伍，像是出了什么问题，联想到东北官吏的选拔任用问题，联想到东北超负荷对国家的贡献问题，联想到东北的失业问题，联想到许多许多。我总觉得这里面像是有某种神秘的联系。老兄读史，解史，有足够的洞穿能力。我没有让老兄犯错误的意思，我也不赞成搞影射史学，但克罗齐说过，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或曰历史是一面镜子，明天的历史便是今天发生的，否则还有“历史的教训”一说？我想听听你怎么看这些事儿。如果有人不愿意听，就当没说。
李：话说到这份上了，还说没有让人犯错误的意思！其实，个中因果你已经在提问中都说得差不多了，我何必再饶舌。我只想说一点：在这个问题上，恐怕不仅仅是东北一地的事情。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这可能都是最为任重道远的一个领域。套用黄仁宇先生的说法：经过长期革命，当我国国家上层组织和基层组织已经到位时，建立连接上下的一套政治、法律体系就成为当务之急；我想，这大约也是我国这一次社会大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因此，就我的读史体验，在这个问题上，很有可能会对我们民族的良心与智慧发生一次重大的考验，甚至可能还会经历程度不小的痛苦。就个人而言，我肯定希望这种痛苦越小越好。如果不是如此，也没有办法。毕竟，做到这一点需要社会综合条件的具备。历史上，不如人愿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太多太多了；这个民族必须承受。
刘：还说朱元璋。太祖一介布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布衣皇帝”。元末群雄并起，中原逐鹿，最后胜出的不是别人，是朱元璋的一班人马。远的不说，只看明的前后两朝，成吉思汗的早年经历，只比朱元璋更悲惨，衣食还不是主要问题，他真是时时有生命之虞；但即使在兄弟之间，更别说与其他人的竞争，胜出的也是他。努尔哈赤，虽说生于殷实之家，相当于今天的中产，但十岁丧母，成年之前，所历艰辛非寻常人能比，四个兄弟个个人尖，但开创满清基业的正是他。元、明、清三朝一路下来，统治中国大陆近七百年，创业、奠基者皆为布衣或准布衣之族。再加上此前的宋朝开国之君赵匡胤，一个武将世家的低级别士兵出身，这华夏千年的历史，终归是这样一个底牌。阁下能否以朱元璋为例，谈谈这底牌翻过来时对整个牌局的影响么？
李：我想我没有完全理解你所提的这个问题。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都是贵族出身，赵匡胤应该也是中高级军人世家出身。虽然经过变乱，他们的处境大变，但其血统“高贵”，应该是不必怀疑的。只有朱元璋是“雇农”——布衣出身，几代赤贫。
中国历史写作的变化（13）
假如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我想，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事实上，它已经涉及到了社会条件、政治文化传统、民族集体性格和集体心理素质问题；并且和我们前面谈到的问题有一些相关性。秦始皇开创的帝国制度，汉武帝时代确立的儒家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是特别严丝合缝地切合古代农业社会与农民理想的。这种制度与意识形态是公开提倡不平等与不公正的。于是，在攫取权力的过程中，必定会有其另外一面如影随形，那就是实力加暴力加不择手段原则。这种东西和人物的综合素质密切相关。种种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会培育出强人崇拜和心口不一的文化品格。
中国人特别喜欢标榜自己不以成败论英雄。其实，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更喜欢跪拜在“成”者面前。从历史记载上，我们会不停地看到：有时，这种文化品格已经到了下贱的程度，使得我们的历史在某种意义可以说是一部暴力加不择手段加跪着造反的历史。
黄仁宇先生在《大历史不会萎缩》一书中提到，我们以往的政治文化传统并非完美。我理解，在面临李鸿章口中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事实上更加需要反省这传统中的重大缺陷，而不是一味地从事自娱自乐的自慰。
只有这种东西整个翻转过来，我们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否则无非是谁来坐下一个庄而已。所以，我说和上一个问题有相关性，就是指的这一点而言。
刘：明代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每每藩王作乱，从燕王朱棣，到安化王朱ND345ND346、宁王朱宸濠。仁宗朝亦有作乱的藩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朱元璋写了无数告诫子孙的文字，立了不计其数的规矩，怎么还会不断出现这样的事情？还有，江山社稷兴衰存亡系于一人之喜怒哀乐，就从未有人反思过？雄才大略的开国之君，怎么到这时候都像是白痴了呢？我读中国政治、历史将近三十年，搞不懂，所以请教你。说实在的，我深厌大而无当之论，也不喜欢皮里阳秋之议。你读史为“野路子”，就此“野说”一次无妨。
李：这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
简单讲，我的认识可以一言以蔽之：我们的政治文化传统具有重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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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展开：三纲五常与天人合一的意识形态，渗透到了国人的骨髓和血液之中；一次次改朝换代所体现的暴力与强人崇拜，排除了政治理性、宽容与妥协；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由其生产与生活条件决定的眼界、心胸与思想。特别是，明清时代完全以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取士，使我国知识精英大体呈现出范进和孔乙己那样的面貌。
说我们的政治文化传统具有重大缺陷，这就是理由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它根本就是栽培白痴的文化。
我们可以也应该对古人抱着“同情的理解”的态度，特别是涉及对于哪一个具体人物的评价时更是如此。但如果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在世界已经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情势下，对于政治文化传统中的这些优劣长短稀里糊涂，像阿Q一样陶醉在昔日和祖先的光荣之中的话，只能说明我们依然是白痴。什么现代化云云都是扯淡。因为这种东西迟早有一天会再一次来惩罚我们。
事实上，如果我们对于其他民族的文化具有更多一些了解的话，很有可能我们会清醒许多。因为，除了希特勒的种族思想之外，与别人相比，我们恐怕没有理由觉得自己一定比人家聪明或优秀，我们也大约没有特别多的理由自我感觉好到如此程度。
刘：太后问题。穆宗陈皇后，和神宗（万历）生母李皇后对张居正的充分信任。宣宗朝的张太后，孙皇后等。
李：朱元璋的祖宗家法里面有一条，就是不许皇太子和功臣贵戚联姻，大约是汲取了历史上外戚专权乱政的教训吧。因此，大明的皇后大多出自平民或农民家庭。这些清白人家的女孩子，一旦成为母仪天下或以天下养的皇后、皇太后的话，若说她们会对万分复杂诡异的帝国政治具有洞察或者操控能力，显然是成问题的。何况朱元璋的另外一项祖宗家法就是严禁后宫干政。因此，当她们年幼的孩子成了皇帝之后，她们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当然就是选一个或几个大臣信任之。情形大抵如此。
刘：王朝晚年无子现象。有明一代晚期，先是武宗无子嗣，亦无同父兄弟，只好由堂弟继位承统；天启七年，熹宗病逝，无子，由其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清代晚期的例子？
李：曾经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事实上，说中国历朝历代皇帝一代不如一代，甚至在生殖上都是如此，或许是可以成立的。这可能是特别有趣的一个政治文化人类学选题。若说有明一代特别严重，则就是可以推敲的了。
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没有子嗣是事实。这可能与他大婚一年就搬出大内住进豹房，从此不再与宫中妃嫔同居，一心一意地和那些莫名其妙的女子厮混有关。天启皇帝明熹宗朱由校则是有儿女的，其中至少有两个儿子，只是后来夭折了而已。有史家认为，是魏忠贤在其中捣鬼所致。清代晚期除宣统外，同治、光绪两代皇帝的绝后，则大约是和慈禧太后有关。
此外，没有证据能够支持明清两代皇家子孙与前朝比较特别退化这个说法。这一说辞之所以特别盛行，我想可能和离今天更近有关。
中国历史写作的变化（14）
在深宫中的脂粉膏粱和太监堆儿里生长，可能会导致皇家子孙的退化吧。从统计学意义上判断，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个朝代皇家子孙繁衍的数量的确是呈衰减状态的。其中，情况不尽相同。比如，东汉末年那一连串儿“小萝卜头儿”皇帝，显然就和激烈的###相关。
刘：士人的问题。明末，复社的成立，支持东林党人。虽有公正一面，但多用心于党争，荒废政务。
李：这个问题谈论起来实在太繁杂，今后，如果资料收集得足够的话，我可能会专门就此写一本书，此次，恕不作答，如何？
刘：嘉靖朝的“议大礼”之争，实在像是明代中期政治转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性事件。由于朱厚骢的诡异行为和决定，将明代本已千疮百孔的政治，引向恐怖的深渊。张璁的当道、得势，便是再好不过的明证。
李：这是一个在史学界颇有争议的话题。仅就张璁其人，就有不止一种说辞。详细展开，需要特别多资料征引工作和礼仪制度方面的叙述，而且讲起来必定是特别枯燥乏味。故也请放在以后再说或者不说？
刘：问题我们已谈了很多，永远不可能谈完。我建议还是回过头来说说作品和你的创作，以及你本人吧。上次在作品讨论会上，不止一个人也包括我，批评了你的作品中有“水分”，建议“挤水”，吴思较客气，说挤掉3％，刘东华激进一点儿，说15％，我呢，倾向居中，10％左右。听编辑说，作品发表前，你自己已挤过水几遍，但终于挤累了。到今天为止，作品上市有快三个月了，肯定也听了不少意见，要是让你现在对作品下刀子，你准备砍掉多少？
李：若从我收到的近一千封读者来信这个层面考察，对第一本即写大宋的那一本，认同的比例几乎是一面倒，大约顶多有十几封信是质疑或不赞同。对第二本即“明王朝纪事”的反应，则分成了旗帜鲜明的两种看法：一种是认同，甚至认为比第一本更好、更成熟，至少是不比第一本差很多；第二种则不认同，有的认为作者的议论太多，有的认为逻辑关系不清，总之是不像第一本读起来那么过瘾。
要是现在让我重写的话，我可能会这样写：开国——治国——亡国这么一个三步曲式，突出皇家与士大夫这个主线。其中，朱元璋和张居正的部分会剪去一些枝杈，加大崇祯皇帝那一部分。这样，总体篇幅可能会增加，但问题也许能够谈得更透一些。另外一个写法，就是将皇家完全作为背景，只写从夏言到张居正这五个首辅大学士之间的关系，本身已经有了足够精彩的各种要素，就看写作时的临场发挥了。
刘：从你此前谈过的经历中，看不出后来走向历史写作生活的轨迹。你也说过黄仁宇对你的影响，与吴思的“叫板”等等，但历史写作不仅是一件吃苦事儿，甚至吃力不讨好，盖因此项活动要兼具历史家的严谨、慎重，和文学家的叙事、修辞能力。读过你作品的，对这两点绝对存疑的，如果有，也是少数吧，说明读者对作品总起来是认可的。写作中，你是如何照顾这两种角色的和平共处的？遇到冲突的时候，谁让谁呢？
李：我相对自信的领域可能与中文系出身，又受过近十年记者训练有关。中文系出身不必多说，所谓记者训练则是在事实的取舍驾驭和谋篇布局、遣词造句上。
说起来，我更看重对史实的选择与使用。如果没有把握，就一定使用不确定的语气；若是孤证或推测，也一定交待清楚其来龙去脉，尽量做到对史实和读者的双重尊重。
事实上，在我看来，对史实的尊重也罢，叙事、修辞能力也罢，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如何看待这些史实，如何分析这些史实。所谓有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指的就是这一点。这也正是我一再讲要向吴思靠拢和学习的地方。我读到过不少这样的文章——用同样的史料，说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其中必定有“伪命题”或者“伪科学”。招人讨厌的地方正在这里。其他的，我觉得都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刘：与你交谈过程中，感觉你很怕人将你归类，声称自己是为普通读者写作的，不关心专业人士的看法。你别恼啊，我怎么觉得你这说法有些言不由衷啊。在你的概念中，为普通读者的写作是什么意思？一个专家，无论历史学家还是文学家，作为读者而不对作品发表意见的时候，他是什么读者？而一旦他说了话，他又是什么读者？
李：我没那么无聊，以至于对此还要言不由衷。我这一辈子说过不少假话，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从不言不由衷；否则，我现在也会是一个“专业人士”，你信不信？
中国人特别津津乐道于自己的史学与文学传统。古代的不去多说，那时的史学等于是帝王家谱，文学的主流则是文以载道。对此早有大家评论。
而现当代的所谓专业和专业人士是什么东西呢？你会看重那些以学术的名义而实则取媚外在利益或力量的“专业人士”们吗？你会喜欢那些把学术与科学作为自家后花园的猥琐的“专家”们吗？从过去到今天，有许多对此的形容性专有名词，我想不必再提了吧。
说得好听一点，为普通读者写作，就是为自己的良心写作；我在第二本书的后记中说：愿我的工作能够救赎自己的灵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恰恰是普通读者而不是“专业人士”更看重这一点，也更能够看明白这一点。过去，士大夫喜欢说一句话，叫做事“各秉天良”，也是这个意思吧。
中国历史写作的变化（15）
说得不好听一点，这是一个市场经济时代。学位、学衔、学术经费、学术基金、专业传媒、专家的名声、地位、福利、待遇、住房、奖金，都在“专业人士们”手中掌握着，他们惟独失去了普通读者，惟独垄断不了市场。普通读者凭借自己的心灵，在用市场投票。对此，我充满敬畏与欣慰。幸亏如此！否则，若除了上述一切，他们还要心理不平衡，还要垄断市场，那不就倒退回“文革”时期去了吗？这固然是他们的愿望，可时代毕竟已是21世纪了。
过去，经常听到一些“专家”义正词严地抱怨国人浮躁得不读书了。其实，应该加一个限定词，是不读伪书了。从我收到的那些读者来信中，我对此颇有信心。你认为我需要言不由衷吗？
刘：其实，我喜欢“扼腕叹息”这个词，甚至喜欢你行文中无法抑制的激情和忧患意识。我有时候甚至想建议，即使有人批评这一点，也别改，就这样。但每当我读温功义的作品时，又觉得历史写作创作者的态度就该是这个样子，不温不火，绵里藏针，写得让读者去“扼腕叹息”，给读者留下思考、想像的空间。可再回头读你的，每当将要扼腕的时候，你的情绪也上来了，还是觉得有一种过瘾：“你看，作者跟我一样的感受啊。”
李：我其实挺想学习吴思那种不动声色的深刻与犀利，在一个点上深挖下去。可惜学不到。《北京晚报》有一位叫沈沣的记者，相当敏锐。他和我只谈了一次话，就看出这一点来了，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叫“李亚平：感情是隐藏不住的”。或许是禀性使然。我会照你说的去继续操练。就是它了，爱谁谁。
刘：“往事”已出了“大宋”、“大明”。你坚持用“大”，我就不再说什么啦。你是否有想法写个“往事”系列？下一部该向后了吧，宋以前？听你的意思，历史上几无一个可圈可点的朝代，过分了吧？你概念中可圈可点的朝代，如果有，举一二个？
李：这个系列里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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