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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天方夜谭-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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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写作的变化（6）
以上这些说明，司马光为什么反对变法，这个反对立场背后有充足的历史经验的支持。
我这里猜想一下司马光为什么如此作为，他保的什么守，但是这个猜想还找不到明确的资料证明。
司马光可能欣赏的是一种安静的、百姓安居乐业不受打扰的自然经济，所以他特别反对官方介入经济。司马光可能有些类似黄仁宇，平时都是特别儒雅温和的，可是一旦涉及这个事情，他的立场和态度都是特别激烈的，所以能很直接地批评王安石。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是这样骂王安石的：“搜刮多少钱才算完”。司马光的看法类似。因为他认为天下所生钱财万物就是那么多，不在民，就在官。所以他很坚定地主张“不扰民”。也许可以猜测，司马光的保守一是反对变法的内容，这可能成分更大，二则是他主张不扰民，这也占了一定比例。
但是“不变法活不下去”的问题，司马光就没有考虑吗？如果变法不那么激烈，比如可以先施行“裁军”。按照禁军和厢军的个人具体情况，裁汰冗兵，而后给予安置，那么每年军队上的财政支出就可以大大节省下来。这样一步一步地做，从裁军开始，取得成功后再向前走，说不定就能获得相当大的成效。如果变法不那么理想化，一步一步来，它是可能度过来的。因为，对裁军，很多大臣都是赞成的，或者可能支持的。而军队的个人势力很弱，很难组织起强有力的反抗。如此第二步裁吏。再看财政支出的第三大部分，皇家费用，如果第一二步施行有成效，皇家费用中那一大笔给官员发“年终奖金”的钱，自然也得到节省了。在国家方针大计上，仅仅政策正确是不够的，的确需要策略和技巧。所以才有一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我在《帝国》中有一段发挥（见该书中第七十五页），改革的成功与进步，需要满足的条件：一是国家决策层治理好国家的政治善意和目标；二是改革目标方向正确；三是改革步骤适应不超前；四是具有政治智慧、耐心和洞察力的改革政策、策略、步骤与准备；五是实施路径；六是人力资源。
现在来看王安石变法，他太急于求成了，太理想主义了，太相信他在一个县里的成功的改革实验可以推之于全国了。很倒霉的是，他又碰上变法那些年自然灾害频繁严重。再说人力资源，王的学生，继承人都被列入《宋史》的奸臣传。变法所用的官吏，大多只管自己的政绩而不得变法的真意。比如增加利息比率，在荒灾之年强迫富人为穷人担保，致使有产者皆破产。乱世时富人往往先受灾，因为穷人往往无东西可以榨取。史书中记录了许多官扰民的事例。宋朝的官员考核制度是一年一考，这一制度也是促使官吏只顾政绩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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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你的猜测很有意义。司马光与其说他“保守”，不如说他是反对太过激烈的改革。希望你的猜测以后能够得到确实的史料证明。
照你刚才所讲，难道宋代的思想家（如司马光之类）就已经想到了这一层，已经想到了过于激进的改革的害处？还是，他们只是更朴素地思考这个问题的。比如，不扰民，不与民争利。是否又可以说，20世纪知识分子的激进思维，在一千多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一方面是要改，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有私心，为自己求取功名，就不管不顾现实，走极端。现当代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也是赞同改革的，但他们又思量，如此长存的传统难道都不值一文吗？即使鼎新除弊也有个速度快慢问题，急于求成，往往适得其反。
仔细分析宋当时的处境，身处与辽金夏的关系当中，国家存在边患，希望有维持国家安宁的力量，必须有财富的支持。但是，当时的自然经济条件又决定了财富的生产是有限的，的确可说“不在民即在官”。回头来理解王安石变法，前提上，我们要承认变法的基本指向是有价值的。
李：也就是他具有政治善意和明确的目标，可是我所说的改革成功的六个条件也就是这个他具备。变法和保守之争，从最初的政治理念之争到最后沦落到利益之争，真是特别可惜。司马光和王安石这样伟大的人格却被滥用了。
刘：我希望能将讨论从表象进一步推入实质层面。
再说司马光，这样一个高水平有识见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当他后来又有了权力，面对十七年变法积累下来的好的传统时，却可以不管不顾，甚至处罚保守派中支持保留变法好的内容的人士，坚决地把所有变法成果都撤销呢？为什么，恰恰在在位者身上总出现这样的问题？比如，苏轼之类保守派，他们没有登上权位，就可以看到变法传统中好的因素，并且支持保留下来。
李：司马光离开朝廷后，隐居洛阳写《资治通鉴》。回开封看见国库充盈而民众流离失所，再加上《流民图》事件。这些事件对司马光的刺激可能非常之大。
神宗死，司马光回洛阳被民众拦阻的经历，很有可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请想想看，在首都街头，被数百人拦在路上，要求他留下来救救百姓。像司马光这样富有道义感的政治家，自然而然地就会将这一切与变法联系起来。
这些事情加起来对司马光的刺激很大。他在变法十七年中反对变法的史料，我们找不出来。虽然他被人推出来作为反对变法的大旗，事实上却没有实际行动。可是我们可以想像，他心里是非常痛苦的。他给王安石的三封信写得相当客气，而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却很刻薄。对这些事例做一个人之常情的推断，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司马光会全部断然否定变法传统了。
中国历史写作的变化（7）
还有一个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司马光那么急着改，用一年半的事件就把十七年的改革都废除了：那时他已经没有能力和时间来考虑周全了。司马光回开封时已经六十五岁，一年后他就去世了。
刘：可是他之后还是有保守派在台上啊。王安石不也是这样一种“时不我待”？
似乎总是没有办法继承一种制度一种传统中值得保留下来的部分。中国就是少有这种保守（也就是继承，并非指具体的哪种思想）的传统，信奉“不破不立”。
李：开国之初，除旧布新还是很容易的。因为那时正是大破大立的当口，而且领袖人物一般都有足够的威望与能力。同时，还没有过多的包袱而造成的积重难返，没有太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发展到中途再来改，难度可就大了去了。
刘：对。一个朝代被推翻，它就确实有很多“旧”东西坏到不能不改了。
虽然表面看来，保守似乎是一种“反动”力量，可是长久地看，保守地改革，五个十年，八个十年过去，国家不知会变得怎样！而“时不我待”的意识是多么糟糕，实为一种太自私的心理。怎么可能牵涉无数人利益的改革一早晨起来就看到结果？
激进变法和废法，一正一反，就都结不出什么好果子，都是问题，都没有保守和传承的精神，都缺少渐进稳步前进的智慧。
李：真的，开句玩笑，我真是深情地呼唤民族的政治理性精神、宽容精神和必要的妥协精神的到来。没有这样的精神，我们民族将势必逃不出历史的惩罚。看看互联网上触目皆是的“杀光某某某”这类的叫嚷和甚至对希特勒的推崇，我们就会部分地理解，何以我们这个民族如此多灾多难了。在我看来，牛顿的力学定律绝对适用于社会生活：有一个作用力，就有一个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那些敢于作恶并一意孤行的人，一般都是以为自己可以逃出此定律的人，他们的收场都很难看。——反作用力带来的惩罚，不是落在他们本人头上，就是带给他们的子孙后代；不是着落在肉体上，就是着落在心灵上。从历史上看，很难找到例外。
刘：西欧、美国，它们难道一直就是这么好？事实上看六十年前，更不用说一百五十年、五百年前了，它们比现在差多了，甚至远远不如同时代的中国。
等待的精神和等不起瞎折腾，造就了不一样的国家。
李：我们国家民族在文化上常常被人称为或者自称为“早熟”。这可能是文化沙文主义的一种自我膨胀，一种类似精神手淫的自慰行为。从我们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随处可见的非理性行为判断，与其说是一种“早熟”，可能还不如说是某种机能亢进或者某种机能缺乏所导致的畸形更合适。比如在北京，常常会听到一种说法：老子不赚你这个钱。这就是典型的商业非理性。类似的例子实在太多了，遍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近几年，情况似乎有了一点变化？我不知道。
刘：就是种地，也要一百多天才能有收成。更不用说培养一大批人的道德观念和政治理性之类了。一句话：急不得。
王安石的激进我还能理解，司马光号称“保守”下的决绝，我却感到难以理解。虽然缺乏资料，但你今天用进一步猜想所作的解释，却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可能接近了历史真相——一是个人生命快走到尽头，一是被刺激得太厉害，所以走了极端。
李：我想请教下一步写作明代历史的想法是否可行？
刘：我的想法是能否在横向和纵向两方面扩展。纵向就是考察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政府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分析其对政权运行状况的影响。横向就是考察近似的帝国，西方或者近东的帝国，看它们有无类似的问题。或者在它们那里重要的不是知识分子与政权的问题，而是比如宗教与政权的问题。中世纪西方的神职人员同时不就是知识分子吗？
这样的书我现在还看不到。
稍深入比较中西方的知识分子与政权的关系。中国的士阶层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怨气”，也是因为它与政权靠得太近，它太想担当天下了。看看西方的士人，写《通往公民社会》的米齐尼克，曾经支持瓦文萨的团结工会反对波兰政府，后来瓦文萨上台，米齐尼克进入议会，三个月后他便辞职，回头即开始批评瓦文萨的政府。对应中国，可能找出这样的例子？为了保持一种独立的可以批评的立场而与政权保持距离的？中国的士人有的是求“入阁”而不得，个人不能施展才华的怒气。
这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但是结论为何我无权发言。从一般史料来看，明代确是一个特别明显的朝代。在这之后，士人的地位再没有翻过盘。
再说你的《帝国》对秦桧的“翻案”——岳飞为什么必须死，原因更多在帝王，所以说是对秦桧的翻案——写得精彩极了。写赵构一开始如何励精图治试图恢复中原，为什么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真是非常有意思。但是你的写作中，似乎更多用的是一种猜测性的词汇，这会是我的另一个问题，可是我能理解，非如此（猜测）也无法解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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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我必须声明，我完全没有为秦桧翻案的意思。秦桧在人们心目中是个什么东西，对于我一点都不重要。
中国历史写作的变化（8）
刘：改了多少稿？
李：技术上改得比较多。在史实上请人来挑“硬伤”。结果发现史料引用没有注明出处，光去补这个就花了二十天左右的时间。大概四到五稿吧。
刘：文字本身没有改吗？
李：没有。
刘：你的文字挺有特点的，行文本身与黄仁宇和吴思有一种神似之处。
李：年轻时当记者，文字挺华丽的，现在火气退了。
刘：这么说你的文字是在压激情压激愤的了。可见你的本性是诚实老实的。吴思则不同，他在表面的谦和背后有“奸诈”和“坏”的一面，他常躲在墙角“坏笑”。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他如果不是这样的性格，他也就发现不了“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了。
明以后再做什么？
李：回到秦汉去。写帝国建立之初的那些好玩儿的事儿。
闯进历史瓷器店的野牛
——关于《帝国政界往事——大明王朝纪事》的对谈
李亚平〓刘苏里
刘苏里（以下简称“刘”）：《帝国政界往事——大明王朝纪事》应该算是《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的续篇或者姊妹篇，上市后卖得这么好，是我没想到的。一般说来，两本书出版间隔那么短的时间，第二本很难卖好。读者那么捧场，你是否向他（她）们透露点儿内情？
李亚平（以下简称“李”）：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内情。按照一位网友的评论，认为这本“大明王朝纪事”上市时，比“大宋实录”低调了许多。据我所知，出版社也没有做过特别的推广与宣传。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内情的话，我想秘密应该在读者朋友们那里。
比如，“大宋实录”出版后，我大约收到了近千封读者来信。在这些来信中，有两个倾向特别明显，特别值得注意：
一个是许多朋友使用了“感谢”这个词，大意是说感谢作者写了一本让他们喜欢读的历史书。这令我有些诧异且难为情。本来，读者喜欢我的书，是我的光荣，应该是我感谢读者朋友的错爱才对；毕竟他们是真金白银地花了钱来购买书的。由此可知，中国的读者很厚道，买了一本不是假冒伪劣的东西便心存感激。写书与出书的人实在是应该戒慎戒惧才好。
另一个则与上面的情形有些关联。许多读者都在来信中谈到了对我们历史教科书的——怎么说呢？如果不是厌恶的话，至少可以说是反感的情绪。我想，作为一个也算是读书人的我，也的确很难喜欢上那些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大体上是在图解概念的所谓历史书籍。从潘家园旧书摊上，你会发现被一两块钱甩卖的图书里，这种书占的比例特别大。在今天这个时代，要想喜欢上那一类书籍，或许需要一种很特殊的心理素质才行，就和没有人喜欢图解概念的文学艺术作品一样。我相信，读者一定是更愿意阅读那种不假模假式的、不是教师爷式的、真实鲜活的历史书籍。我愿意在自己的写作中，努力贴近这种毫无疑问是健康的阅读趣味。
刘：此篇文本应该说有新的突破，像是走出了黄仁宇、吴思的“阴影”，我想读者也很想知道，你在构思本篇的时候，文本上有些什么考虑？
李：我想我很难走出黄仁宇和吴思的“阴影”了。我可能会在未来很长时间的写作中，向他们靠拢。——靠拢黄仁宇深厚的历史学养，靠拢吴思对历史深刻的洞察力。我实在喜欢他们写的东西，我自愿留在他们的“阴影”里。如果能够被视为他们的同道，我会感到很光荣。
我曾经向您提到过一位我很尊敬的学者，就是徐迅博士。在写作这本“大明王朝纪事”时，他给了我很多教益。他一再警告我，要求我——坚持讲故事，在尽力打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背景的前提下，坚持讲故事；在讲故事中，把历史还原给人。我不敢说是心有灵犀，但他的确是点透了我朦朦胧胧地有些感觉却没有想明白的那一点。这很重要，在这样的前提下，筛选史料，结构故事，就并不困难了。
我对“文本”这个词有一种敬畏之心。我必须老老实实承认：写作前，我并没有在文本的问题上想得特别明白；只是按照自己最喜欢的叙事方式去做而已。假如这种方式具有了某种独特性，从而具有了在“文本”上探究的意义的话，我只能说：感谢上帝！那是上帝的恩惠。
刘：我个人的体会是，叙事较“大宋实录”有突破，阅读时总想着一个词：“王朝性格”，或叫做“朱元璋现象”。比如《剑桥中国明代史》写道：明王朝二百七十七年的统治特点，“主要渊源于这位奇异而强有力的人物的个人性格特征。”不知你构思、写作此篇时，是否属意这一点，或者以你的观察和体会，怎样看待“朱元璋的性格特点深深影响了明代统治者的治理思想与行为”这一说法？
李：你这个问题真的很厉害。假如不是对两百七十几年的明王朝历史有一个透彻了解，甚至，假如没有对朱元璋之后六百多年历史的了解的话，断然提不出这种问题。
我读过《剑桥中国明代史》，但的确没有注意你所引用的那句话。假如说我所写的“大明王朝纪事”明显地突出了这一点的话，那只能说是《剑桥中国明代史》的作者和我本人，都注意到了明代历史上的这一特别重要的特点。我注意到这一点，是在大量阅读有关明代史料的过程之中。在阅读官修正史《明史》、私家明史著述、野史笔记、前辈先贤们包括黄仁宇等人的著作与研究时，这种感受越来越强烈，甚至到了惊心动魄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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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写作的变化（9）
若要描述朱元璋的个性、能力与心理状态，这是一件极度困难的工作。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对朱元璋的研究远远说不上是令人满意的，许多东西不是歪曲或误导就已经算是不错了。如果要简单形容的话，可以使用很多最高级的形容词。如极度强悍、极度残暴、极度诡异、极度复杂等等。我在书中曾经引用过一句话，形容朱元璋“兼具大贤之厚朴与大奸之残暴”。在这种东西潜移默化下的治国实践、制度建设、在《皇明祖训》中对子孙的严厉训诫、帝国恪守所谓祖宗家法的政治文化传统等等交织在一起，不但深深影响了有明一代的治理思想与行为，对后来的清王朝乃至我们的今天，其影响都称得上至深且巨，堪称六百年来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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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在中国历史上，明朝仿佛是专门为小人设计的一个朝代。在这个朝代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活得七扭八歪，不像人样。从宋濂、徐达、刘伯温、方孝孺、于谦、戚继光、张居正、李贽，甚至唐伯虎、徐文长……。王阳明不但生前活得郁闷，身后，他的子孙们也不叫他省心。在那两百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活得堂堂正正、神采飞扬的历史文化人物！在这些史实中，我们差不多全部都能找到朱元璋那“大奸之残暴”的影子。你曾经笑话我特别喜欢用“扼腕叹息”这个词。真的，读明代史料越多，就越无法不扼腕叹息。
刘：朱元璋极其讨厌太监、宦官，可有明一代问题恰出在此一方面，是不是绝大的讽刺？先是英宗朝的王振，接着是宪宗朝的汪直。刘瑾便是在武宗朱厚照一朝得势，祸国殃民。武宗之后，世宗继位，曰嘉靖。严嵩此朝弄权，内阁获得巨大权力，宦官弄权现象得以遏止。此后，徐阶、高拱、张居正等首辅渐露水面。水平高的首辅们争权不断，酿成明代中后期持续的严酷的###局面。居正之后，内阁的地位大为下降。不幸的是，熹宗时，魏忠贤勾结浙党，卷土重来，为患深重（此朝幸有孙承宗和袁崇焕，与大清周旋，才保住北方边境，否则多尔衮进京的日期可能不是1644年，而要提前十年）。书中很大篇幅写到宦官为害朝政，但还是觉得有些遗憾：明代统治的许多问题正出此处，但书中于此缺少一种连贯，希望在此听到你的辩解和考虑。
李：这的确是一个软肋。我曾经犹豫过是不是专门辟出一章来写这些宦官们。事实上，从郑和开始，王振、汪直、刘瑾、钱宁这些大太监颇有些可写的东西；好太监，比如万历、泰昌、天启前期的王安，不但人品高，而且学养也深，就连高层士大夫们都十分尊敬他。的确如你所说，明代的太监是一个特别引人瞩目的群体与政治现象。后来，两个原因使我没有这样做：
其一，在《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中，我侧重展开的是帝国制度之下，皇家与军人之间的关系；试图说明：在这种制度之下，军队与军人在兼具国家的捍卫者和皇家的鹰犬这双重职能的同时，也将是皇家心头无药可医的永远的痛。我们民族优秀而杰出的军人，除了自污，鲜有良好结局者。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而在《帝国政界往事——大明王朝纪事》中，我着力想要展开的是，在帝国制度之下，皇家与文人士大夫之间的关系。因此，才用了大量篇幅交待几位士大夫阶层的主流代表们的生前身后。而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得不把宦官们扯进来，否则会说不清楚当时的情形。于是，便陷入了一个写作技术上的两难境地：详细写，怕枝杈太多，冲淡了上述主旨；不详细写，就不幸被抓住了软肋。
其实，我曾经有一个打算：用某一个朝代专门交待皇家与宦官之间的关系。不知能不能做好？也想请你不吝赐教。
第二个原因，则纯粹是篇幅上的考虑，害怕篇幅太大，读者会不耐烦。
刘：下面我要请教的问题比较复杂，说实话，提给你未必恰当，但淤积胸中，不吐不快。我先开个头，是关于明代治权的分散与集中问题。
朱元璋开国之初，采取一系列措施，撤中书省，政务悉归六部等等。朱元璋理政的特点之一就是专断多疑，师心自用，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而崇祯帝勤于政务，有励精图治之心。但该帝确像其祖，专断多疑，师心自用。这一开国一丧国，不正是整整一个轮回么？像是黑色幽默的经典段子，更像朱家天下的宿命——始于此，止于此也。有为，如太祖，留下那么一套“祖制”；有为，如崇祯帝，最后丧国。奇怪的是，国，为何未丧在不理朝政的万历手上？反倒丢在思宗朱由检的手里？我隐约觉得，这个问题是理解晚明命运的节点，书中语焉不详。对，你大概已猜到我的疑问，是有意为之，还是可以理解的疏忽？
李：或许两个原因都有。
自从乾隆皇帝说出明王朝不是亡在崇祯皇帝，而是亡在万历之手这一段有名的评论之后，受到后世大体上的认同。事实上，像大明王朝这样一个巨系统，其崩溃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或者说，凭着巨大的惯性，这个庞大的实体会在越来越不像话中，滑行好长一段距离后，才会解体。而且，这一解体过程是在多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才能实现的。
翻一翻我国历史，大凡大一统帝国崩溃之前，都会有长达三五十年的破坏性副能量积累期。届时，上下离心离德，贪官污吏遍地横行，法纪道德荡然无存，人民痛苦不堪，衣冠禽兽们则兴高采烈地奔走于冠冕堂皇的庙堂之上。这时，只有在这时，秩序外的力量才会像电脑病毒一样大量繁殖，等到它们繁殖起来的破坏性能量达到足够大的当量，并相对顺利地突破了“防火墙”时，崩溃便会轰然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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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写作的变化（10）
我体会，所谓大明王朝亡在万历手上，指的是万历时期加深了这种破坏性能量的大积累，并且几乎达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而足以摧毁这个王朝的其他因素还没有完全形成。或者用一句文绉绉的话说，就是万历皇帝为帝国的崩溃准备好了必要条件，而摧毁这个帝国的充分条件还不具备。比如：按照人们的习惯说法，到万历死前一年，满清和大明之间的战略态势才真正变得很难扭转，其标志性事件就是当时的“萨尔浒之战”。而与此配合起来要了帝国老命的张献忠、李自成们，还要再过七八年才开始折腾事儿。然后，还有并非不重要的大面积自然灾害的发生。
对于乾隆皇帝这个说法的潜台词，我一直深怀疑虑。原因是，我始终认为，在帝国历史上，一切跌宕起伏下面，最强有力的那根杠杆是皇帝的素质与能力。在极大的程度上，这个因素甚至可以左右历史的进程。在政治上，这才是我们民族真正的不幸。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国历史上一再出现的所谓“中兴”现象，就不是孤证：
——汉武帝后期，这位在历史学家和无聊文人口中雄才大略的皇帝，把国家折腾得国敝民穷、“盗贼蜂起”，社会极度动荡。紧接着下来，就实现了“昭宣中兴”，汉宣帝刘询也成了历史上口碑很不错的一位皇帝。
——宋高宗赵构因为用秦桧、杀岳飞、对金媾和，被后来的人们骂得体无完肤。孰不知，他是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和几乎是一片废墟之上，开创了南宋一百五十多年的基业。由此，才被当时的人们颂为“中兴之主”。我国历史上，欲求苟安一隅而不可得的事例太多了。
——明成祖朱棣也被称为“雄才大略”。在他的好大喜功、恣肆暴虐之下，大明王朝的国民经济差点走向崩溃的边缘，各地暴动不断。以至于他的子孙两代皇帝要拼命收缩，连郑和的所有航海资料都要烧掉，害怕后来者继续这种“壮举”；居然也在十年之间，形成了“洪宣之治”。
——张居正在皇太后与万历皇帝的倾心委倚下，也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实现大明朝的中兴，这也是人们较能接受的一种说法。须知，张居正接手的也差不多是个烂摊子。
——甚至就在慈禧老太太秉政之初，在恭亲王和曾、左、李、胡辈的齐心协力下，也曾经有过一个应该算是很不错的“同光中兴”。
上述事例至少说明，中国历史常常围绕着最高权力人格化的综合素质发生变化。再说一遍：这才是中国人的最大不幸！
因此，一些在历史上特别喜欢用“规律”、“必然”之类全称判断的说法，特别令人感到可疑。
事实上，如果把崇祯皇帝和朱元璋做一下比较的话，崇祯皇帝实在不仅仅是太嫩了。在排除了善恶之类判断之后，如果说朱元璋的综合素质达到了教授级高级政工师的话，崇祯皇帝可能连小学毕业的水平都达不到。他的综合素质中的缺陷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因此，窃以为，大明王朝亡在他的手里，真正叫一个——气数。
刘：仔细审视，明太祖开创了一个权力分散格局，这假不了，但权力的集中也是真。分散权力的设计，真为的是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上么？防范之需也。集中才是根本。集中，便生出后世的诸多祸患，此为历朝之通病，非有明一代独有。但明代的集中，过于离谱，乃至撤中书，罢宰相，遇到弱君执政时，内廷势力膨胀，宦官弄权，或外廷（内阁）做大，其首辅权力甚至大于宰相，披着党派外衣的谋权者争权，几无可免也，以晚明尤甚。而当遇到有为的君主，专权自用，几成惯例，到头来还是躲不过一塌糊涂之结局。姜德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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