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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梅煮酒话西汉文景之治 作者:史杰鹏-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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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心一定会有好报,在中国历史上,刘恒也是作为罕见的明君,被世代传诵的。在《汉书》的赞语里说:刘恒在位二十多年之间,宫室苑囿没有新建,衣服车马也是久不更新。如果有让百姓不便的地方,就开放苑囿,让百姓可以从中渔猎获利。他曾经想建造一座露台,等到召来工匠预算金额,得知大概要花百金(一百万钱),就慨然道:“百金,相当于中等人家十户的家产,我继承了先帝的宫室,已经感到很羞愧了,还建造什么台子。”当即废弃了这个计划。他自己身上穿的都是黑色厚缯,不披锦绣,最宠爱的妃子慎夫人穿的衣服下摆也不够长,不至于拖在地上,为的是节省布料。所施用的帏帐都很朴素,没有花纹,一心想成为天下人的表率。为自己建造的陵墓霸陵,里面的陪葬品全部用瓦器,不许用金银铜锡等贵重金属,而且完全依照霸陵原来的山川来挖掘,不费力堆积泥土。南越王赵佗自立为皇帝,他反而把赵佗的兄弟召来,赐以高官厚爵,让赵佗羞愧称臣。与匈奴和亲,匈奴人屡屡撕毁和约,入侵边塞,他也不发兵追击,怕百姓遭受战争之苦。吴王刘濞心怀鬼胎,称病不朝,也不派使者责问,反而赐给吴王几杖以为安抚。群臣像袁盎等人说话很直,常常让他下不了台,他也不责罚,而是从谏如流。将军张武贪污受贿,事情披露,他不处置,反而更加赏赐,让张武自己觉得羞愧认罪。总之,他一切的宗旨就是希望能以德化民,也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在位的二十多年,清净无为,海内殷富,黎民讲究礼仪,很少犯法。每年全国判决案件才数百起,几乎让刑罚无用武之地。唉,真是一个仁厚之主啊! 
以上史家对刘恒的称赞或许有些夸大,但按照中国史家“直笔不隐”的传统来说,也不会太离谱。刘恒在一片内忧外患的气氛中登上帝位,最终平衡了朝中和东方诸侯的各派势力,回避了对外战争,使国内经济蒸蒸日上,同时还竖立了自己的权威,奠定了大汉外儒内法的政策方针,很好地利用了秦朝的统治优点,避免了秦王朝的缺点,确实有着了不起的才能。在他死后,大汉政策沿着他的既定方针继续前进,继续积累财富,为将来的反击匈奴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刘恒执政期间,功臣集团的势力日渐下降,文法吏阶层逐渐兴起,他们当上三公九卿的比例从以前的零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三,极大地加强了专制皇权,这一方面维持了朝廷稳定,也为后来武帝能极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开拓疆土打下了基础。当然,由于刘恒在位期间究竟不算太长,大汉王朝的危机并没有完全解除,虽然朝廷中皇权得到了加强,但由于当时为了制衡功臣集团的原因,文帝没有下决心对诸侯王的势力采取更强的遏制措施,导致诸侯王的势力仍然尾大不掉,为景帝时代的七国之乱埋下了伏笔。



第8章 七国起兵晁错丧

小章:第一集

刘恒驾崩的第七天,安葬于霸陵。第八天,皇太子刘启在未央宫即皇帝位,尊皇太后薄氏为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首先我们要谈谈刘启这个人。 
刘启是刘恒的长子,即位时已经三十二岁了,而他父亲在位二十三年,计算一下,在他父亲当皇帝前九年就已经出生。而史书上说刘恒当皇帝时才二十三岁,这么一来,似乎十四岁就生下了刘启,汉代人喜欢“谎报”年龄,一般比我们现代人计算要多两岁,那么,刘恒十二岁就生孩子了?这件事颇为不解。按照生物学的观点,古人寿命短,性成熟早,也许是真的也未可知。 
比起刘恒,刘启的性格比较冷酷,究竟他是守成之主,没有经历过坎坷。在少年的时候,他干过一件很嚣张的事,为以后的七国之乱埋下了祸根。 
事情要从吴王刘濞讲起。 
刘濞是刘邦二哥刘仲的儿子,汉六年正月(前201年),刘邦封刘仲为代王。刘仲去代国即位,很快碰上匈奴入侵。刘仲这个家伙做做生意,耕耕田,水平还不错。当年在老家,就把自己的小家庭经营得挺滋润的。搞得他老爸刘太公啧啧称赞,经常拿他做榜样来教育刘邦:“你这小子,就知道斗鸡走狗,不务正业,你该经常去向你二哥学习学习啊!”刘邦不服气,后来打打杀杀竟当上了皇帝,把二哥封到危险重重的代国,大概就有报复的因素:你牛逼什么呀,碍着老爸的面子,封你个王当当,看你丫的有没有福气当下去。 
不出所料,刘仲这家伙果然只配侍候庄稼,没有当王的素质,看见匈奴一来,吓得落荒而逃,昼夜兼程的一直逃到洛阳才停住脚步。刘邦拿他没办法,究竟是亲兄弟,总不能杀了罢,只是废黜了他的王位,却仍旧封了个郃阳侯。不过在汉九年(前198)未央宫前殿的一次新年晚会上,刘邦想起了二哥这件丑事,又笑嘻嘻地打趣刘太公:“以前老爸您经常斥责我,说我无赖,不会赚钱养家,比二哥差多了。现在您看看,我挣下的这份家当,比二哥怎么样?” 
大殿上喝酒的群臣立刻爆发出一阵哄笑,齐呼“万岁”,开心得不得了。看见主子摆阔,奴才们也觉得挺有脸面。就像《飘》里面写的,那些在富裕白人家当奴隶的黑人,往往看不起那些穷苦白人。似乎主子的财产,他们也有一份,这种变态心理每每让我掩鼻。我们有些国人,一谈起成吉思汗打到了多瑙河,建立了世界级的霸权,也跟着神往,其实他们的祖先几乎被成吉思汗的铁骑屠戮了大半,而他们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有些人云亦云的愤青,一说起祖国,就是“地大物博”;一说起国际关系,就是“国家利益”,自以为懂得很多。殊不知那些地和物,那些所谓国家利益,都是主子的私产,都是主子的利益,和他们这帮奴才毫无关系。当然,刘邦殿上的群臣还不算纯粹的奴才,他们也算是有爵位有封地的官吏,在主子发家致富的过程中都立过汗马功劳,所以主子夸富,他们也觉得与有力焉、与有荣焉的缘故罢!他们比当今这些一贫如洗的愤青还是好了无数倍。 
刘太公则一张老脸羞得通红,看来自己的眼光确实不行,老二确实不中用,给他个代王做,他都没能力。当然也有些自豪,不管怎么样,眼前的皇帝究竟还是自己的儿子嘛,是自己在床上辛辛苦苦制造出来的嘛,在他面前,承认自己看走了眼也不会死嘛,自己眼光虽然不行,精子质量终归还可以嘛。要不,能生出皇帝来吗? 
当然,刘太公的想法,是按照科学推理来说的。但他自己万万没有想到,在《史记》和《汉书》里,他的这一制造权被史官粗暴地剥夺了。史官们信誓旦旦地说,刘邦这个儿子,是刘太公的老婆刘媪和蛟龙交配出来的,和刘太公丝毫没有关系,他顶多算个假父。我不知道现在要是能起刘太公于地下,他会不会嚷着去做DNA化验,看看刘邦的生理学父亲到底是谁,是那条谁也没见过的蛟龙吗?还是生活在侏罗纪的恐龙? 
可能因为老爸的认错态度还可以,刘邦对二哥的那种耿耿于怀逐渐消除了。十一年的秋天,英布举兵反叛,击灭了荆王刘贾,关中震动,刘邦不得已亲自出征。 
刘仲的儿子沛侯刘濞二十岁,跟从出征。他长得非常强壮,擅长骑射,在这场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一直到击灭英布为止。 
英布死后,刘邦有些忧虑,原来的荆王已经被杀,得重新立个国王才行。那时的地域歧视很严重,就像现在河南人被妖魔化了一样。中原人普遍认为吴楚人都是愣头青,喜欢打架斗狠造反,不在这里立一个擅长打仗的王恐怕镇不住。刘邦想,自己的儿子都还小,没办法胜任。刘濞这次的表现不错,是个上好人选,于是封刘濞为吴王,管辖东阳郡、吴郡、故鄣三郡五十三城,都城广陵(今江苏扬州)。 
刘邦命令把吴王印绶授予刘濞之后,又亲自召见了刘濞一回,这回他左看右看,发现刘濞的相貌有些不对,对刘濞说:“你长着一副造反的相啊!”心里非常后悔。但是印绶已经给了,再收回也不大好,何况是自己的亲侄子,于是拍拍他的背,说:“大汉五十年后,东南方有造反的人出现,难道就是你吗?不过我们都是同姓刘家,你可一定不要造反哦!” 
刘濞赶忙顿首道:“岂敢岂敢!” 
当然,上面的肯定是传说,刘邦怎么可能预见五十年后东南有兵灾,也不可能看相就知道刘濞会谋反。史家把这种事也堂而皇之地记载在史书中,大概就是想说明刘邦是天子,非凡人可比。 
吴国是块好地方,地方大,风景好。海边可以煮盐,所辖的故鄣郡(今安徽、江苏南部以及浙江西北一带)内有铜山,可以铸钱,靠着盐、铜的资源,吴国非常富裕,根本不需要向老百姓收取赋税。而且招纳了外郡很多亡命罪犯,收归己用。因为没有赋税,百姓对刘濞也非常拥戴。 
刘恒即位后,刘濞曾经让自己的王太子刘贤代替自己去长安朝会。刘启和刘贤年龄估计差不了多少,两个人经常在一起下棋。刘贤的师傅都是吴楚人,依照地域歧视观念,教出来的学生也肯定是愣头青。刘贤和皇太子玩博棋,输了就饮酒,本来应该谦恭一点,可是他偏不,有一次出现了争执,坚决不肯让步,刘启可不像他老爸那么温文尔雅,再说自己是大汉皇太子,怎么肯受小小的吴王太子的气,当即勃然大怒,提起博棋的棋盘就猛地向刘贤掷去,这位可怜的堂弟猝不及防,被棋盘砸中,当场毙命。 
皇太子杀了吴王太子,这能有什么办法?难道还能将储君治罪?刘恒于是命令将刘贤厚敛,再运回吴国归葬。 
吴王刘濞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站着去长安,躺着回吴国,伤心欲绝,却也无可奈何,总不能真的嚷嚷“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那都是商鞅那变态骗老百姓的,当不得真。想当年秦孝公的太子犯了法,商鞅这变态不敢拿太子开刀,却把人家的师傅公子虔给割了鼻子,明显的欺善怕恶,却得到当今愤青的一致赞颂,简直莫名其妙。此刻刘濞他只能哀叹自己命不够贵,没当上皇帝,辜负了爱子。他是个打仗出身的人,性情刚猛,心里的怨恨容易浮在脸上,不懂得收藏。他看见儿子的丧车回来,想起了当年刘邦说的那句话,怒道:“既然天下同宗,都姓刘氏,那么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好了,何必把尸体运回来?”又命令把丧车重新运回长安。这时的吴王,大概在心里已经埋下了一个心愿:有机会一定要杀回长安去,亲自到爱子坟前祭奠。 
从此之后,刘濞心都碎了,再也不愿去长安朝会,每次新年都称说病重,经不起路途颠簸。可是哪有几十年如一日都称病的?长安的官吏都知道他心里因为爱子的死而怨恨装病,于是吴国使者一旦来了长安,都全部拘押责问。刘濞也很惊恐,当即加快了谋反的步伐。 
后来刘濞又派使者代替自己去长安作例行的秋请之礼,刘恒亲自责问使者:“为什么刘濞不肯亲自来?”吴使者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们大王确实没有生病,因为汉朝几次拘押了吴国的使者考问,我们大王心里愈发害怕,所以称病。古语说:‘察见渊鱼者不祥。’如今我们大王装病的事实陛下已经知道,可是能怎么办呢?陛下要是将我们大王责问急了,他就更加想不开,怕被陛下诛杀,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不造反都不行了。臣以为陛下不如忘掉以前的不快,和我们大王重归于好。” 
刘恒想了想,觉得这个使者很聪明,说得很有道理。虽然自己在长安地位已经逐渐稳固,但逼得吴国造反到底合不合算?万一镇压不下去,自己的皇帝宝座能否坐得稳,实在是个未知数。不如先笼络吴王,把这个问题留到下一代去解决。于是把以前系押的几批吴国使者全部释放回国,并且赐给刘濞几杖,说圣朝尊重老年人,叔叔可以不用来长安朝请了。 
刘濞没想到侄子这么懂事,既然汉朝不逼迫,自己又何必造反,究竟汉强吴弱,自己造反成功的几率也不大,于是逐渐打消了这念头。他继续在国内推行不收赋税的政策,老百姓按照法律每年要征发戍边三天(这是理论上,实际上不可能这么短),吴国政府也出钱帮老百姓雇人代替。他还经常亲自访问闾里百姓,赐给他们食物和金钱,别的郡国逃亡来的罪犯,吴国也特意隐藏起来,不交给别国要求引渡的官吏,这样总共过了四十多年,吴国经济蒸蒸日上,刘濞更加得到了吴国人民的爱戴。造反的潜力非常强大,就等待催化剂了。景帝三年,这个催化剂终于不速而至。 


小章:第二集

刘启即位的第三年,以吴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东南方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叛乱,历史上称它为“七国之乱”。 
在谈七国之乱前,我们还得说说前两年刘启做了些什么事。 
在景帝元年的冬十月,刘启下了一道诏令,列举了老爸刘恒的许多功德,决定要给刘恒制定庙乐,命令群臣讨论一下,具体怎么实施。 
群臣立刻集体上书,说不但要给文帝立庙乐,而且还应该制定庙号。他们认为,功劳没有大过刘邦的,德行没有盛过刘恒的,因此,高皇帝的庙应该称为太祖之庙,孝文皇帝的庙应该称为太宗之庙。所以他们二者的庙,不但应该立在长安,在天下郡国都应该有,而且要按时派使者祠祀。所谓“太祖”、“太宗”,就是庙号。 
说起庙号,必须谈谈它跟谥号的区别。 
古代有一定身份的人死了,大家是要对他盖棺论定一下的,这风气据说出自“郁郁乎文哉”的周朝,他们把商击灭之后,开始着手给死了的姬昌和姬发摆摆功劳。结果是一个夸为“文”,一个称为“武”,也就是所谓周文王和周武王了。这名目叫做“谥”。“谥者,行之迹也”,也就是对一人的盖棺论定,别想翻案。 
谥号到底有什么作用呢?章太炎在他的《訄书·平等难》里说,众生平等是虚假的,人的身份总有高低贵贱之分。他的说法确实有点道理。就说民主典范的美国吧,要把乔治·布什完全和一般老百姓平等起来,事实也办不到,并非每个人能象布什老爸那么阔,花足钱让他念名牌大学乃至推上总统位置的。不过章太炎说,绝对平等虽然不可能,绝对的批评却是可以平等的,由此他就迂腐地祭起了“谥”这个例子,说老百姓对他们的王可以置褒贬,有罪的王,史书上不得不留下那么丑恶的一笔。就象埃及的法老一样,犯了大过错老百姓不满意,则连躺进金字塔的资格也没有,煞是可怜。因此这惩罚很能让生前的王深自悚栗,不敢过分为非作歹。可见谥号的作用。当然,一般老百姓是用不着谥号的,因为你的能力不够大,对社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费心力去褒贬你完全是浪费纳税人的钱,不符合经济规律。《大戴礼记》里说:“有土之君也,一怒而天下惧;匹夫之怒,适以亡身。”这是很经典的概括,对我们现在还适合。比如一个县长对县公安局长发怒,限定至某日止要破某案,县公安局长只有胆战心惊地照办,哪怕随便抓个人屈打成招;可是一个平民如果因为自己老婆被县长玩弄了,就想学吴三桂冲冠一怒去杀县长,很可能是找死。“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么浪漫的爱情,在吴三桂则可,在我辈则不可,因为力量悬殊。为了心理平衡,我们老百姓只好把制定谥号这玩意当救命稻草捏在手里,希望君王贵族们发号施令、生人杀人、欺男霸女时能有稍微收敛。 
综观历史,客观地说,这谥的作用起先还有那么一些。而且似乎越在上古,皇帝的权力越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圣旨下去,臣下也可以不买帐,毫不客气地提出异议驳回,那叫“封还诏书”。而关于谥号,新即位的皇帝也改动不了,这可能有迷信的因素在支撑。老的皇帝死了,群臣就要到南郊去祷告上天,为崩殂的皇帝制定谥号,有不敢欺骗上天的意思,新的皇帝虽然对老爸的谥号很反感,但慑于天的威力,只好知趣地闭嘴。所以象周朝的?“厉王”?和“幽王”,他们的儿子宣王和平王看着不舒服,也只有干瞪眼。 
在先秦,这谥号制度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诸侯王确实比较在乎这个,比如春秋时楚共王临死的时候,很惭愧地对大夫们说:“我幼年即位,水平很低,国家治理得很一般,还去跟晋国打仗,鄢之战败得一塌糊涂,辱没祖宗,给诸位大夫带来忧虑。如果我死了,能和先王同受祭祀于太庙,给我的谥号就叫‘灵’或者‘厉’吧,你们斟酌斟酌,哪个更适合我。”床边的大夫都愣了,不答应。因为“乱而不损曰灵”、“戮杀不辜曰厉”,都是很恶劣的谥号。只是这临死的王很执拗,群臣劝说了五次,都不管用,只好答应了。不过到安葬,真的制定谥号的时候,令尹(宰相)子囊又一本正经地说:“该为王制定谥号了。”众大夫又一愣,说:“王临死前不是说好了,让我们在‘灵’和‘厉’之间选一个吗?”子囊说:“你们这帮猪脑子,也不想想,我们的王有这么差劲吗?赫赫楚国,君王临之,蛮夷宾服,诸夏敬畏。他老人家竟然还觉得自己有过错,这不是一个很恭敬的君主吗?我看谥为‘共’比较合适(“恭”和“共”音近同源)。”于是众大夫皆称好。因为“既过能改为共”,也确实符合楚共王一生的经历。谥号的制定这么严格,也可见当时的君王很在乎身后之名,这样说来,有神论对社会还是有一点积极意义的,他相信死后有灵,就不会无耻到说“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相比之下,无神论的思想更为可怕。 
暴君秦始皇是看到了这一层的,他讨厌谥号,所以一并天下,自我膨胀得要命。改了王称“皇帝”还不够,还下诏要废除谥号制度。理由是“朕闻上古有号无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看他多有野心,想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结果只落得二世而亡。这“二世”虽不算谥号,可比所有的恶谥还臭。后世说起灭亡的例子,必定以这厮为首,说他是“人头畜鸣”,这不是没起到封杀谥号的效果吗。 
汉代建立,又开始搞谥号这套了。可是也慢慢变了味,再差的王也可以得美谥了。综观西汉一朝,就没有被冠上恶谥的皇帝,诸侯得恶谥的倒不少,比如谋反的淮南王刘长,全称为“淮南厉王”。这当然是诸侯王的权威不够,无法阻止中央对自己褒贬的缘故。所以,在谥号之外,就必须搞出一个更高的荣誉,这就是庙号。 
庙号同样是一个盖棺论定的程序,对王起着褒贬,也就是称祖称宗,永享太庙,而没有庙号资格的皇帝过一定时期牌位要被撤掉。起先谥号是每个王都有的,可是庙号只有牛比的王才配享用。刘邦的谥号是“高”,而庙号是“太祖”,合起来就是“太祖高皇帝”,文帝的庙号是“太宗”,武帝的庙号是“世宗”,宣帝号称中兴,庙号是“中宗”,元帝其实很孱弱,他在位的时候,汉朝开始衰落了,可是他也很幸运地分到一个庙号,称为“高宗”,可能是王莽别有用心的缘故,因为他的姑姑是元帝的皇后,又活得特别长,到他篡位的时候还在呢,看在姑母的面子上,总得给那早死的姑父一个面子。总之,整个西汉,虽然不无舞弊的嫌疑,但有资格称庙号的也就这么五位,享有“文景之治”盛名的景帝和聪明得不得了的昭帝都没有资格横插一腿,可见入选的严格。但是,和谥号一样,这庙号很快变了味,到了唐代,已经是无帝不可以称宗了,包括被太监掐死的那个十八岁的短命皇帝也煞有介事地叫什么“敬宗”呢。 
从谥号到庙号,我们可以饶有兴趣地看到“新闻自由”是怎样被建立,又怎样变味的过程。即使有再多的类似程序,在专制的制度下都不能幸免的。 


小章:第三集
 
为老爸制定完谥号后,刘启的其他政策也是按照老爸的既定方针实行。比如给百姓减轻赋税,跟匈奴和亲。但也有一项没有妥协,就是和诸侯王的关系。 
那个在文帝时代已经崭露头角的晁错开始要真正迈上他的历史舞台。 
在文帝时代,晁错再强,也不过做到了千石的中大夫。刘启一即位,晁错的职称风生水起,先是拜为内史,也就是后来的京兆尹,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长,秩级为中二千石。由于晁错出身太子家,所以刘启对他的宠幸超过了九卿,他提出的建议,刘启无不采纳,很多法律条文的修改,也都是晁错的建议。晁错的专权,引起了丞相申屠嘉的极大反感。 
申屠嘉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早年因为有些膂力,擅长发射强弩,在刘邦统一战争的过程中当过队率也就是小队长,不断积累功劳,汉朝建立后,当上了淮阳太守。在后元元年,因为那些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都将近死光了,申屠嘉因此被拜为丞相,封为故安侯。这家伙生性刚直清廉,却是个大老粗,当年看邓通受文帝宠幸不惯,差点把邓通擅自抓来杀了。现在见晁错这个只会写几篇文章耍耍嘴皮子的人如此受宠,当然也不开心,对晁错恨得牙齿都痒,做梦都想杀他,只是暂时拿他没办法。 
晁错办公的内史府位于太上皇庙的内墙外游乐的区域,大门朝东,很不方便。于是他命令在内室府开了个南门,把太上皇庙的外墙也凿破了。申屠嘉大怒,想劾奏晁错擅自凿破宗庙外墙,下廷尉诛杀晁错,可是他低估了晁错的能量。 
晁错一听到申屠嘉想劾奏自己,马上一溜烟跑去见刘启,叩头求情。刘启一听,抓住这么点小事,申屠嘉就想杀自己的宠臣,哪有那么容易?于是等到申屠嘉把请求诛杀晁错的奏折一上,刘启轻描淡写地说:“哦,你说的是那件事啊?这是我叫他做的。那块地又不是真的宗庙墙,只是一个外墙,好多官吏都曾在那里住的。你回去罢,晁错没有罪。” 
申屠嘉一听,简直信不过自己的耳朵。可是皇帝说了话,自己哪敢不听,只好连连谢罪,说自己乱告状。罢朝后出了宫殿,他气鼓鼓地对自己的长史说:“妈的,我本来应该先宰了晁错那小子再禀告皇帝的,现在却先向皇帝请示,简直吃错了药。”他回去后,肚子里的气一直憋着,没多久竟气死在家里。晁错听到后哈哈大笑:“活该,这个死大老粗,跟我玩,看我不玩死你。” 
从此之后,朝中无人再敢惹晁错,晁错升官像现在北京的房价一样:腾踊,一年半之后,也就是景帝二年的八月,晁错升任万石的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不过好景不长,他很快就把自己送上了绝路。因为,他之后干的事,正像他的名字一样,真是“错”的。 


小章:第四集
 
晁错提出的建议,和以前的贾谊如出一辙,就是“削藩”。 
在刘恒时代,晁错还是太子家令,就屡次向刘恒上书,应该惩治吴王刘濞,削夺吴国的郡县。刘恒没有采纳。现在他当了御史大夫,立即又上书刘启,说:“以前高皇帝定天下,因为自己儿子年幼,所以封了很多同姓为王,连私生子刘肥都封了齐国七十二个城池,同父异母弟刘交封为楚王,也握有四十个城池,侄子刘濞则掌管吴国五十多个城池,这三家的封地几乎达到了天下面积的一半,这不是正常现象。吴王因为太子被您杀了,心里不爽,一直诈病不朝,应该诛杀。先帝心地良善,不忍加诛,反而赐他几杖,哪知他不知报恩,反而越发骄傲,公然铸造钱币,煮海制盐,还收留天下罪犯。今天削除他的封地,他也会反;不削除他的封地,他也会反。削了,他很快就会反,祸患还小一些;不削,他积蓄更多的实力再反,祸患更大。不如立刻削除。” 
晁错的话很有些夸张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政客本性,为达到目的不计手段,可谓狡诈。其实这时候的齐国早就不是汉初的齐国,早已分裂为齐、济北、菑川、胶东、胶西、济南六个国家,所辖国土比当年的齐国小多了,六国各自为政,实力大减。楚国只有三十六个城邑,这还不包括那些位于楚国境内的列侯封邑,实际上也远不到晁错所说的四十个城邑。而且更重要的是,就算当时天下所有诸侯王的土地加起来,按照胶西王群臣的分析,也不过仅占汉朝面积的五分之一,不可三家就能占到二分之一。可以说,晁错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采取了夸张的修辞手法。至于晁错为什么要这么做,一则有向皇帝表忠心的因素,二则有博取政治资本的因素。三则,当然,也有可能他觉得废除诸侯王制度,确实有益于天下苍生。 
说起来,这世上专制制度的发展,都和奴才们自觉的忠心有关。有时独裁者根本想不到的统治绝招,往往有奴才们主动想好了,给独裁者奉上。商鞅不是奴才吗,吴起不是奴才吗,韩非不是奴才吗?呕心沥血给主子献策,最后却死在主子刀下。奴才们必须清楚,等到他们忠心爱戴的独裁者主子把异己分子消灭光之后,也就轮到了他自己,但那时已经没有人能救他了。这就叫“作法自毙”。秦国的商鞅,首先建立了残酷的法家政治,后来他自己被秦王通缉出逃,逃到一个旅馆,欲歇宿一夜再跑,不想旅馆问他要身份证,理由是:“商君之法,没有身份证的,各旅店一律不许留宿,发现可疑人立刻报警,否则连坐。”商鞅只能哀叹:“老子制定的法律,竟然害死了老子自己。”文革时,一些文痞的表演和害人伎俩,估计也很多是他们的主子所想不到的,都是类似于商鞅和晁错的表演。 
《汉书》的作者班固对于晁错的表演,是持认可态度的,因为他是东汉人,大一统的专制君主制已经建立,他没有表示异议的权力。而成熟的专制君主制,也是一直伴随着他成长的,就像人入了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他不可能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可悲。但《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对晁错的表演却颇有微辞,在赞语里评价说:“晁错擅权,对政事多所变更。七国举兵的时候,晁错不好好谋划退兵之策,反而想因此杀袁盎以报私仇,弄得自己被杀。谚语里说‘变古乱常,不死则亡’,这就是说晁错的罢。”而班固的评语却是:“晁错一心想着为国家的长远谋划,从来不考虑自己。最后遭到族诛的待遇,真是忠心耿耿,可惜啊!” 
很显然,作为去古未远的司马迁对君主专制的大一统政体并不欣赏,他欣赏的是以前的封建制度,因为封建制度下,皇帝受到诸侯王势力的掣肘,而不能为所欲为,个人不需要直接赤裸裸地面对专制朝廷的挤压,也因此能保留更大的自由空间,这和西方国家的联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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