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之新帝国时代-第4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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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平矿务局投产后，煤炭运输成为当务之急，兴修铁路势在必行。为减轻守旧派的冲击，李绍泉取得了光旭皇帝父亲纯亲王宜瑄的支持，嘱其“试行于煤铁之矿、开垦之地，以及屯军设防之一二口岸，俾见闻习熟，渐推渐广”。光旭七年五月十三日（西历9081年6月9日）唐胥铁路破土动工。该路由唐山煤矿起至胥各庄止，当年十一月告竣，全长20华里。钢轨轨距为四英尺八英寸半，遂为日后乾国轨距之定例。这就是在乾国土地上自行建造的第一条铁路。铁路修成后，因怕反对派禁阻使用机车，声明以驴马拖载，遂成为铁路史上之奇观。第二年才敢用机车牵引。后虽连续遭言官弹劾，“谓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遭奉旨查办，旋勒令停驶”，但几经周折后，仍照常开驶。

为了加强海防，大乾朝廷特设海军衙门（后改为海部），管理一切和海军有关的事务，由纯亲王宜瑄总理海军事务，李绍泉、郭筠仙等分任会办和帮办，并将修筑铁路事宜归划海军衙门办理。宜瑄过去对兴办铁路不以为然。但在“隐握朝纲”后，他痛切感受到国家缺乏火车、船舰造成的弊端，遂转而支持兴办铁路。首先支持兴办苔湾铁路和扩展唐胥铁路。当时，第一任台湾巡抚陈轼奏请铺设台湾铁路，当即获得朝廷批准，修成台北至基隆段；接着又往南展筑，刘铭传继任苔湾巡抚后，修至新竹段，全长达107公里，使台湾铁路正式铺设成功。唐胥铁路则扩展至阎庄，旋由海军衙门奏准，从阎庄延伸至大沽北岸，再由大沽拓展至天津，于是成立大乾铁路公司，由沈保靖、周馥任督办，伍廷芳、吴炽昌为正副总办，招募商股。后因入股者不多，又加入官款和借洋款，共用银约130万两，建成津唐铁路。李绍泉、纯亲王等人又从加强京师防务出发，要求一鼓作气，将铁路伸向京师，接修津通（州）铁路。此议一出，立即使相持已久的铁路之争进入高潮。

大学士义托、礼部尚书翁叔平、吏部尚书徐桐是反对修铁路的主要人物，其他反对者所在多有，纷纷上疏，罗列“资敌”、“扰民”、“夺民生计”三大罪状进行谏阻。仁曦太后将反对折件交海军衙门及各地议奏。海军衙门及各地赞成修路的官员在纯亲王等人支持下奋起反击，逐条批驳；在这种情况下，仁曦太后充分肯定了修路决策，从而使旷日持久的铁路之争宣告结束。大乾朝廷肯定修路举措在具体线路上，拓展了津通路，并肯定了湖广总督张芝栋兴修芦汉路的计划。修筑铁路首在筹款、制轨。张芝栋统筹该路，以“储铁宜急，勘路宜缓，开工宜迟，竣工宜速”为指导，首先兴办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并修成28公里的大冶铁路以运矿石。当年芦汉路动工。与此同时，俄国开始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的消息传来。为抵制俄国，大乾朝廷立即决定修建关东铁路，派李绍泉为督办，在山海关设“北洋官铁路局”，从滦州境内之林西镇向东北延伸，现下已修至山海关外60余公里的中后所。该路与原有的津唐线衔接，长348公里。

在铁路对加强国防惠及工商的巨大作用已被社会广泛接受后，修筑铁路的阻碍基本不存在了。但与此同时，列强在乾国周边国家加紧修造铁路，力图向乾国境内延伸。大乾朝廷被迫把修筑铁路作为抵制侵略、挽救危机的重要内容，力图独立发展铁路事业。

由于地处南北干线的芦汉路受到中外广泛重视。大乾朝廷不仅将它作为“富强兼资、势不可缓”的要政，而且开始筹划其南部粤汉铁路的兴办。大乾朝廷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准设铁路总公司，由盛宣怀督办，并决定铺设双轨。铁路总公司设立于上海，并在天津、汉口各设一分局。开办伊始，以部分官款为开办经费，同时请各地方官帮助招集商股，使之据有1300万两资本，又几经交涉于罗特希尔德银行借款1000万两，使铁路顺利动工，此后，该路从南北并举，于（9087年（大乾光旭十三年，日本明治二十年）4月1日正式建成通车，改名为京汉铁路。其间，还修筑了正太和汴洛路两条支路。同时粤汉铁路虽然耗资巨大，也得以顺利修成。

在长江流域和东部沿海地区，大乾朝廷修筑了天津至镇江、山西经河南至长江沿岸、九龙至广州、浦口至信阳、苏州经杭州至宁波五条铁路。为了统一事权，提高修筑效率，大乾朝廷于8月17日在京师设立铁路矿务总局，统一对铁路的管理。在该局制定的《矿务铁路章程》中，将维护路权，提倡商办，引进洋股、洋款作为重要内容。它规定各地铁路公司“集款以多得华股为主，无论如何兴办，统估全工用款若干，必须先有己资及已集华股十分之三，以为基础，方准招集洋股或借用洋款。如一无己资及华股，专集洋股与借洋款者，概不准行”。同时将批准举借外债的权力收归中央，明令凡举借洋款，必须由总局和海部批准。

由于修筑铁路利益巨大，大批绅商上书朝廷要求民间承办铁路。大乾朝廷经过认真讨论后，允许商人设铁路公司自办，并由海部奏定《铁路简明章程》二十四条。

《铁路简明章程》受到广大绅商欢迎。自光旭十三年至十四年间，先后有四川、湖南、江西、云南、安徽、山西、浙江、江苏、福建、湖北、广东、广西、陕西、河南、黑龙江等15省设立公司，纷纷招募商股，雇工聘匠，察勘线路，兴起了全国性的商办铁路热潮。如潮汕铁路于光旭十四年建成，全长39公里。新宁铁路也是光旭十四年筑成。粤汉铁路建成后由官办转为商办，准粤、湘、鄂三省商绅共同拓展，不久由广州至黎洞106公里铁路建成通车，后又展筑至韶关。在湖南，株洲至长沙段建成通车。湖北则在张芝栋主持下，粤汉、川汉两路都得以拓展。与此同时，四川也大规模设公司，筹资兴办川汉铁路，至光旭十四年共集股达1175。9万余两。此外，江西从光旭十三年始筹划九江至南昌铁路，于次年修成九江至德安50多公里。福建从光旭十三年六月动工兴建漳厦铁路，次年建成嵩屿至江东桥段28公里。山西同蒲铁路公司至光旭十四年修筑成15里轨道和70里土工。黑龙江于光旭十四年修成由齐齐哈尔至昂昂溪45里的齐昂铁路。

商办铁路最有成效的是浙江和江苏。光旭十三年两省绅商提出将线路改为以上海为起点，成为沪杭甬铁路。浙江省到光旭十四年集股925万余两，江苏省集股达409万余两。浙江省于光旭十二年开工，至光旭十四年建成杭州经嘉兴至枫泾线；江苏省于光旭十三年开工，至次年二月建成上海至枫泾线（嘉兴属境）。至此，上海经嘉兴至杭州线于光旭十四年完全开通。此外，浙江省还于光旭十三年修通江干至拱寰桥线；在这一时期，大乾朝廷又兴办了京张铁路，后又修通宁波经慈溪、余姚至百官铁路，使甬曹线开通。

鉴于京张的战略地位，大乾朝廷动用关内外铁路余款，任用年轻的留洋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主持勘路修筑。从京师到张家口，中途经八达岭等处，山峦叠嶂，地形复杂。詹天佑不辞劳苦，带领技术人员风餐露宿，创造性地设计用“人”字形路线，便于机车爬坡，亲临指挥开山凿洞，使该路从光旭十三年九月兴工至次年六月全线201。2公里顺利通车。京张铁路是乾国铁路发展史上的创举，不仅提高了民族自信心，而且为民族、为乾国工程技术界争得了荣誉。

商办铁路的兴起，激发了广大乾国官绅的热情，显示了乾国民族资本力量的壮大。

自光旭七年（西历9081年）修筑唐胥铁路始，到光旭十四年（西历9088年）的7年中，大乾帝国一共建成以京师为枢纽的京奉、京汉、京张、津浦四条官办铁路干线，以及华北的正太、汴洛、道清、胶济；江南的沪宁、沪杭、萍株、株长以及华南的广九、潮汕、漳厦；西南的滇越等官商所办各线，总长约达9292公里。其中西方国家的公司在乾国建筑的铁路为1858公里，占铁路总长度的20％以上；而乾国自建铁路达7433公里，约占铁路总长度的79％。

铁路给乾国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

好多原本偏远的小城，因为铁路的通车而崛起，成为举世闻名的矿城。

张霈伦的家乡丰润县，铁路通车前是一个小县城，通车后成为发达热闹的大城镇。也是因为铁路，老家齐家坨这个小地方，也比以前热闹了许多，现在竟然能见到俄国女人在这里讨生活了。

铁路的通车，给那些边陲城市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京师和沿海富裕的省份自不必说，云南这样的内陆省份，一直是偏僻不毛之地，都因滇越铁路而发生了翻天巨变昆明市郊螳螂川上的石龙坝水电站是乾国第一座水电站，电机组是从法国到越南海防沿滇越铁路最终运到螳螂川，于光旭十三年4月开始发电。当皇城里还在点油灯的时候，昆明人就已经用上了电灯！

昆明自来水厂的设备也是滇越铁路通车后从法国运进来的，当乾国其他大城市的老百姓还在提井水的时候，昆明的老百姓率先喝上了清洁、方便的自来水。

据云南地方统计，在滇越铁路通车后，昆明新开张的酒楼、洋行、公司就有20家之多，先后兴建的工厂35家。街面上来自欧洲各国的洋货琳琅满目，让昆明迅速成为商贾云集的国际化商贸都市。

据云南省石屏县举子袁家驹说，滇越铁路通车前，他从家乡赴京赶考，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而在铁路通车后，他坐火车返回故乡只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袁家驹感慨之余，赋诗一首：“山川依旧物已非，云岭横贯大动脉；二月行程一旬度，万里雄关亟相随。”广为传颂，他回想铁路建成之不易，又做诗一首：“新生事物多折难，说三道四两极反；云滇谁说无前路，列车尽头尽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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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未完待续。）

第一千零四十一章“青牛”之角

李经珊的脸蛋依然保留着北国少女那种艳红的颜色。月光照在她那特有的肌肤上，发出贝壳一般的光泽。

“多温暖啊。”张霈伦把李经珊抱了起来。

“我天生就是温暖的嘛。”

“这儿早晚已经很冷了吧？”

张霈伦明知她那双虽像是半睁着的黑眸子，其实是合上了的浓密睫毛，他还是凑近看了看。

李经珊知道丈夫在看自己，她一直很享受他的爱，虽然他比她要大十九岁。

张霈伦现在已经四十二岁，而且结过两次婚。他的前两任夫人亦皆出自名家。第一个妻子是大理寺卿、军机章京朱学钦的女儿朱芷香这位朱学钦先生是浙江余杭人，三十岁考中进士，进翰林院，入户部，是“辛酉政变”当中敬亲王宜欣一派的“四章京”之一，为仁曦太后和敬亲王诛杀承威一党、夺取执政权立过大功。此后十余年，深得敬亲王信赖，协助其处理大量政务。时人称其：“声气灼甚，外吏争走其门。”曾伯函谓之：“学足论古，才足干时，枢辅之重器也。”可惜他死得早，9075年即去世，不然极有可能像曹毓瑛、许庚身（“四章京”的另两位）那样，飞黄腾达升入军机处。而张霈伦与朱小姐结婚，是在他中进士之后数年，算起来，至多四载的落差，张霈伦没沾第一位老泰山什么光。

张霈伦的继室边翠玉，是边宝泉的女儿。边先生属八部“金猊”部夏军籍。他是彤郅二年进士，从陕西按察使一直做到闽浙总督，堂堂正正的封疆大吏，独当一面，比朱学钦还要显赫。但他的女儿却于光旭十二年去世，使得白发人送黑发人，亦是一桩悲事。

边夫人故世之后，张霈伦一直未能续弦。众所周知，在中土古代，如果一个女子先后两次结婚，都以丈夫死亡而告终，那么她必定背负“克夫”、“白虎星下凡”的恶名，再想找第三任老公，估计就有点困难。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男子。说起来，张霈伦的命亦够硬朗，克死两位如花美眷之后，还能遇上“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的直隶总督李绍泉爱女李经珊，尽管岁数大了点（李经珊时年二十三岁，按旧时习俗，已经是老姑娘），可论品质，论家世，再对比张霈伦的中年丧妻，这姻缘怎么算计，都是男方占了大便宜。

张霈伦的官现在做到左佥都御史、侍讲学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现在是以三品卿衔会办海防事宜。三品职分，对“学而优则仕”的古典知识人来讲，已经不算小，可却匹配不上现时张霈伦正高昂如中天之日的声望。彤郅、光旭年间，有“二张”齐名，他们都是河北人，亦为好朋友，一个即张霈伦，另一个是张芝栋。后一张的年纪要大上十多岁，科名更要早一些，可两人风光的时候，却是难分高下。光旭七年，张芝栋跳出京城的政治漩涡，出任山西巡抚，对照之下，张霈伦的仕途止步于“卿贰”，尚没有“转正”。

二张均是进士出身，点翰林，作学士，以弹章撼动时世。当时有“翰林四谏”的美誉，除了这两位，还有渤族宗室宝廷和陈葆臻。好事的时人将绰号“铁汉”的邓载修加进去，合称“五虎”。这一时期以弹劾官员出名的人，除他们几个之外，尚有吴大成、刘恩普等。待这帮人抱成一个团，便有了另一种说法，叫“清流党”。其中以张霈伦的风头至为劲爆。

时人曾评价张霈伦“仪容俊伟，善辩论，好搏击。官翰林日，频上书弹京省官吏，封章多于台谏。其奏疏深文周内，恒以诸臣恣纵、蔑视两宫为言。适如西宫（仁曦）意，故所言无不行，往往劾人不待覆按，即罪之，旧所鲜有也，言路益发扩，朝士多持清议，辄推霈伦为主盟。”

其实“清流党”的领导核心，不是张霈伦，而是张霈伦的老师，大学士、军机大臣、有“相国学士”之称的直隶保定府人李高阳。

时人谓：“李高阳好收时誉，诸名士皆因之而起。光旭初年，台谏词垣弹章迭上，号为清流，实皆鸿藻主之。惟邓载修、边宝泉无所依倚。高阳每入见，凡承旨询问，事不即对，辄叩头曰：‘容臣细思。’退朝即集诸名士密商。计既定，不日而言事者封事纷纷上矣。南皮张芝栋，丰润张霈伦尤为鸿藻所器重。”

“张芝栋、陈葆臻、张霈伦多以公（李高阳）马首是瞻，彼等所上奏摺，亦先得公之同意。”

当时还流传着更生动的说法。清流谐音为“青牛”，有牛头、牛角、牛肚、牛鞭、牛尾之说，分别对应品阶不一的清流党人。牛头当仁不让指李高阳，是为指引方向的精神领袖；张霈伦、张芝栋为青牛的双角，犀利好斗，专门用来触人；陈葆臻为牛尾，宝廷为牛鞭，王懿荣为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纷乱杂多而无以计数。更有人进而言之，遇要事，李高阳一般不大出面，张霈伦才是真正的牛头，他头上的一双角再也厉害不过，凡被触及，必受巨创。

张霈伦曾有诗句抒写其谏诤业绩：“往还五千里，咒骂十三家。”气魄十分雄大。有人统计他于光旭十年之前所奏劾的三品以上官员，钩沉而得二十一人之多，“如侍郎贺寿慈，尚书万青藜、董恂，皆被劾去。”随后还有赴俄使臣崇厚、军机重臣王文绍。这一数目，在古今非御史类的官僚当中，可以说没有几人能够比拟。

不光是王文绍这样的“油浸枇杷”被张霈伦弹劾落马，连陈宝箴这样的名臣，也都给张霈伦弹倒。陈宝箴是当时出了名的干才。作文、练兵、治河、办教育、调理人事关系，样样精通。他在河北道任上，曾参与会审王树汶一案，本来已经定案，可临刑之时，王树汶大呼冤枉，这一声叫喊凄厉得惊动了中枢，刑部复查，终予以平反。那些会审的审判官员们，自然要遭到行政处分，或免职，或降级。其时陈宝箴已经升迁至浙江按察史，按照大乾官场的潜规则，追究责任，适可而止，既然人家早就不在其位，何苦要赶杀到底？除非两造有解不开的宿怨。但在光旭九年，时任左副都御史的张霈伦，与陈家既无冤，亦无仇，却还是参上了一本，认为陈宝箴既然参与会讯，就应该承担一定的罪责。结果，清廷下谕，拟追加处分。这下陈宝箴不干了，他说：“一官进退，轻如毫毛比，岂足道哉？然朝廷方以言语奖进天下，士不思竭忠补阙，反声气朋比，颠倒恣横，恐且败国事。吾当不恤自明，籍发其覆，备兼听。”于是上书抗辩，而且反咬一口，“推及言路挟持弄威福之由”。两造都坚执己见，朝廷只好下令阎丹楚来查问。阎是大乾名臣，以强项自命，一身奇倔的硬骨头。但他处理此纠纷，却“首鼠两解之”，一味捣糨糊。最终，陈宝箴落得“降三级调用”。由于咽不下这口气，他愤而辞官，自放白云山水间。虽然陈宝箴在奏折当中直接向最高执政者控诉“言路”的恶行。但即便如此，朝廷还是站在了张霈伦这一方，连阎丹楚这等不畏权势的人，都选择妥协退让，息事宁人，张霈伦的气焰之盛，实不愧“牛角”（李经珊戏称其为“犀牛角”）之誉。

张霈伦弹劾朝官的风格，可以归纳为“对人不对事”所谓“好搏击”，自然是攻击人身。这与张芝栋正好相反。后者“但谈时事，不事搏击”，可谓“对事不对人”。时人评价此二种监察纠弹的方式，多半赞赏后一种。因为惟有就事论事，不细分谁是主事之人，才是真正做事情的态度，才可能推动政治走向良性的轨道。如果就人论事，正如架上一副有色眼镜打量世界，只看到暗色的一面，却忽略了明色的一面，只盯住人的优劣长短，却不顾事态的进展，与谁有仇怨，就死命咬谁，且不管他所行的事之好坏，这则很容易陷入宗派社党斗争的偏狭。古人喜欢说“因人成事”，确是硬道理，可它不应该教条化、僵硬化而运用于风谏，其恶果往往是“因人坏事”。

但论者评定二张，赞扬的天平却向张霈伦倾斜。其时张芝栋所上奏折、附片共计三十九件，无一是弹劾他人，无一非因事陈言。这亦是一个可以配对张霈伦的奇迹。而张芝栋因此背上“宦术甚工”、“极会作官”的恶名。确实，张芝栋的弹劾风格，一般不会得罪人；而张霈伦的弹劾风格，则会一再得罪人。是否在乎得罪人，得罪了多少人，是考察言官的一个重要标准（所谓“亢直”），却不是全部的标准；评定言官的成绩，不仅在于他们的德行，更在于他们对政事的洞见和补遗。古人将“立德”置于品评人物的最上端，张芝栋因此被斥责为“下愚不移”，在“翰林四谏”之中，人品最下，实在是冤枉。

有人说：“这些人里头，我只佩服两张，是用世之才。张孝答（张芝栋）大刀阔斧，气象万千，将来可以独当一面，只嫌功名心重些；张侑樵（张霈伦）才大心细，有胆有勇，可以担当大事，可惜躁进些。”

其实，“躁进”不独为张霈伦一人的缺点，甚至可以扩大化至几乎整个“清流党”。

清流党所指涉者，乃光旭初年，一群在翰詹科道尤以前二者为盛供职的京官，以儒家传统观念为基础，以国家利益为诉求，以奏疏为主要工具，议论国事，搏击权要，全面发挥中原王朝传统制度中的监察功能。也由于这批官僚常以集体行动以成声援之势力，遂有“清流党”之称。

而党争冠以“清流”之名，是因为他们认为现时朝政腐坏不堪，制度的枢纽已然崩解脱落，需要以道德的名义加以整治和拯救。

“清流党”之勃兴，一是因为“彤光中兴”的大局面，朝廷要作出为打造盛世而虚心纳谏的民主姿态，士风高涨，言路大开；二是因为另一种隐秘的派系斗争即斩不断、理还乱的“南北之争”的鼓动，将单个的、分散的清流人士拧成一股绳，隐然有党社团体的形状；三是因为仁曦太后的推波助澜，借清流的力量打击敬亲王一系。就这几点最关键的原因而言，清流的产生，与儒家道德的自发鼓舞并无什么直截的关联。在时人口中，亦少有“诤臣”、“君子之风”的赞誉，多认为他们借搏击权贵以谋求直言的美名；倒是对帝国执政者能够容忍这些人的论政方式和意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但道德水准的普遍低下，有弊亦有利那就是他们极少患上道德病，以道德的名义杀人。

大乾帝国的南北之争，地域之争、正如地域歧视，是中原王朝政治史上的一个特异现象。大致而言，北派的代表人物，即“清流党”的牛头李高阳；南派的代表人物，早期为沈桂芬，后期为翁叔平，翁氏门下聚集的一帮名士，如盛昱、王仁堪、文廷式、张季直等，又有一个名号叫“南清流”。

“清流党”内部，既有汉人，亦有渤人，他们的弹劾标准，与中央地方权力和利益的分界更无必然的牵连。而对于洋务派与守旧派之争，清流却略略介入，姿势相当暧昧。在洋务与守旧两派的争斗当中，他们的思想立场应该更亲近后者。可这里的“亲近”近乎权宜之计。象陈葆臻上《条陈讲求洋务六事折》，已明确提出富国强兵只有“讲求洋务”，并建议选员出洋考察，掌握各国的“山川政教土俗民情”，以避免“临事仓茫无定见”。张霈伦既承认“时艰之亟，实以洋务为大端”，又完全赞同洋务派的变法主张，强调要“采西法以敌西人”，认为“变法之效，至久而至速者，则莫如武科改试洋枪”。张芝栋一再指出，“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驶有方，皆可供我策遗”，因而他在现实活动中“颇以师西法致富强为事”。清流派不仅是出谋划策的言者，更是直接经办洋务的实践者。如吴大成在吉林创办机器局，张芝栋在山西筹办铁矿，这些都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进程。

而张佩纶被任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时，他是欣然接受，而不像当年的守旧派首领斡垠，被敬亲王作弄，亦接到类似的任命，他当时的表现，却是痛哭流涕，大有晚节不保之感，于是以养病为由，被迫辞去了所有职务。张芝栋更滑头，在京城的时候，以清流自居，对洋务运动的态度极其审慎；到山西担任巡抚之后，便开口大谈洋务，放手大干洋务，从而成为洋务派的中坚人物。当然，如“五虎”之一的邓载修，对洋务运动的恶感就相当浓重，但却只是少数而已。

事实上，“清流党”反对洋务充其量只是表象，他们更多的是反对洋务派官员就是说，他们的矛头指向人，而非事。他们如此抉择，与南北之争、仁曦太后与敬亲王之争息息相关。在这两对矛盾之中，清流都涉入过深。简而言之，南北之争，清流亲近北派，北派与“清流党”的共同核心李高阳思想保守，敌视洋务；相应的是，作为洋务派之领头羊的敬亲王则一向关照南派，他看重沈桂芬，却不喜李高阳，如此，“清流党”理所当然要反南派，反敬亲王，顺带造成反洋务的假象。同理可知，清流在仁曦太后与敬亲王相争持的战场会怎样站队。当然，比较与北派，“清流党”与仁曦太后的关系更为错综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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