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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大业风云-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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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三章 限佛令
除了兴修水利，朝廷为了增加财政，还采取了另外一项措施………限制佛道。
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原，早期的信众十分有限，但是两晋开始，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尤其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无论鲜卑人的北方政权，还是汉人的南方政权，佛教都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推崇。我国著名的龙门、云冈、敦煌石窟，都开凿于这一时期，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更是至今流传。
当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北魏武帝拓跋焘时期，曾经“灭佛”，捣毁寺庙，甚至处死僧侣。而北周武帝宇文邕也曾“禁佛”，不过相对拓跋焘，宇文邕要慈悲得多，只是令僧侣还俗，关闭寺庙。
无论“灭佛”还是“禁佛”，都有客观原因………佛教过度发展，僧侣过多，不仅使得人口增长减缓（和尚尼姑当然是不能结婚生孩子的，虽然花和尚也是有的，毕竟是少数），还减少了国家的财赋收入（寺庙不仅占有大量土地，还不用向国家缴纳赋税），减少了可以当兵服役的人口（和尚当然也不用当兵打仗）。
而“灭佛”“禁佛”的皇帝，恰是历史上颇有作为，希望一统天下的皇帝………由于种种原因，都只统一了中国北方。要统一，就得有钱有粮有兵，寺庙和尚多了，就使国家少钱少粮少兵，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不过，终南北朝数百年，对佛教的限制只是一段短暂的插曲。到了隋代，佛教又开始兴盛。
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就是出生在寺庙里并且由一个尼姑带大的，他的小名“那罗延”，就是鲜卑语中“金刚”的意思。至于杨广的母亲独孤皇后，她的名字“伽罗”，更是直接来源于梵语。
大业八年之前，佛教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皇家的支持，大业八年后，我对佛教大体采取了“不鼓励、不反对”的政策，并借着当年的“洛阳之变”（注：大业六年即公元六一零年正月初一，东都洛阳的一些人借着“弥勒佛转世”的名义，企图进攻皇宫，被时任河南尹的齐王杨暕镇压）和“向海明叛乱”的理由，对东、西两都的一些寺庙进行了“整肃”，没收了一些寺产，勒令部分僧人还俗。不过这只是局部现象，从全国来说，佛教仍然继续发展着。直到大业十八年，与我的“宏图大业”产生了矛盾。
至于道教，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吸收了原始宗教（多神教、拜物教）、佛教、道家和儒家的内容，逐渐形成。虽然道教声称黄帝、老子、庄子是自己的祖师（所以又称黄老、老庄），但确切的讲，老子、庄子的思想，更是一种学说而非宗教，至于黄帝，更是借以抬高身份的虚托。道家的学说，在西汉初期曾经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但汉武帝时期，儒家兴起，道家思想开始没落，并逐渐由学说转向宗教。大约东汉，太平道兴起，并最终爆发了“黄巾大起义”，而汉中、四川则兴起“五斗米道”。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虽然有所发展，却远不如佛教的影响，不过基于与佛教相似的原因，也曾被限制禁止。
大业十八年九月十五日，颁布“钦定天下佛道寺观等级诏”：
划天下寺庙道观为三级九等，每个等级限定僧尼和道士的人数，不得自行增加，按规定人数授给田地（每人十亩，相当于一户普通百姓“永业田”的三分之一），其中半数可不纳赋税，半数减半收取赋税，超出的土地，一律收归官府，分配给无地少地的百姓；
依据各地的情况，规定各道、府三级（最高级）寺庙、道观的数目，规定各郡、县各等级寺庙、道观的数目和僧尼、道士的总数，不得超出；
贵族和士绅只能向寺庙、道观布施钱财，不得赠送田产；百姓不得以田地归附寺庙、道观以免赋税；
所有僧尼和道士必须有“寺籍”、“观籍”，寺庙、道观需备有“名册”，以备官府按年布施（给少许钱粮，其实是查验，由于田地是定数，所以增加人数对寺庙、道观自身并不合算）；僧尼和道士外出化缘、云游需随身带有“名帖”（寺庙、道观出具的“介绍信”），以备查验，不许“挂单”（即不依靠某处寺庙、道观）；“外籍”和尚不在此限，但需有入境时的“关凭（护照）”；
寺庙、道观应管束所属的僧尼和道士，不得在外欺诈、勒索百姓；
僧尼、道士还俗，听凭自愿……
阻力当然不能说一点都没有，不过总的来说，我采取的是“限制”而不是“灭绝”、“禁止”，要温和的多，受到的阻力自然也要比拓跋焘、宇文邕小许多。
并且，我还采取了一些“怀柔”手段，比如给某些“得道高僧”一些荣誉，让他们有面子。比如少林寺，自然是三级甲等，有寺众千余人，原该有田产一万五千亩，朝廷恩旨，又加给“方丈等高僧免赋职分田（这些高僧常有“国师”一类头衔）三千亩”。至于最低的一级丙等的寺庙，只能有十来个和尚，百把亩地。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降低实行的难度，以及其他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原因，这一措施，仅限于内地的十三道（除陇右的鄯善、且末、伊吾、西海、河源五郡，这些地方居民以少数民族为主，受当时全民信佛的西域影响，佛教已经深入人心）。在安北都护（不包括汉地的榆林、五原、定襄三郡）、南宁都护的西部（大理郡以西）、安东都护的大部（不包括移民为主的辽西、辽东和燕郡），佛教（主要是中原化了的净土宗、禅宗）的发展，还得到了鼓励，朝廷甚至派出僧侣，到这些地方传播佛教。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包括鄯善等陇右五郡、黄海郡、南宁都护的其他地方、安南都护特别是它的南部，对佛教既不鼓励，也未严格限制（只规定寺庙要有名册、外出要带“名帖”、不得欺诈百姓、士绅百姓不得将土地送给寺庙，对于寺庙规模并未加以限制）。
更重要的是，我的措施，得到了儒家的支持，儒家的思想里，是讲“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此外，相当一部分百姓也是支持的，此时的佛教发展，在很多地方已经到了压迫普通百姓的程度，特别是一部分原本没有土地或者缺少土地的百姓，借此得到了土地………当时在河南（包括今天的山东）、关中这样一些人口密集的地方，已经出现地少人多，每户授予“永业田”，无法满足规定的三十亩，只有二十亩甚至更少，朝廷除了鼓励移民，设法再找到一些土地重新分配，也是一种手段。
而朝廷借此，增加了缴纳赋税的人口，限制了宗教对世俗政权的影响力，特别是限制了宗教对国家财富的占有。大业十八年九月，在实行“钦定天下佛道寺观等级诏”的地区内，约有僧尼、道士超过三百万，占有土地山林在七千万亩以上，“天下庄园，十占其二”，到大业二十一年五月（将近三年的时间）限制佛道的措施基本完成，下降到约一百万略多，占有土地山林不足一千五百万亩，其中还有将近半数要“减半纳赋”。
第一百四十四章 土地改革
一个帝王治理国家，“武功”只是一个方面，“文治”往往更加重要。
况且，国家没有雄厚的财力作为依靠，“武功”也很难有效的实现。
所以，请大家不要介意我提一些与战争无关的琐碎东西。
实行“新政”，既要“节流”，更需“开源”，然而对百姓横征暴敛，强取豪夺，无疑是自取灭亡之道。既要增加政府的财赋，又要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土地问题，便成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提到封建社会，人们总想到地主拥有大量土地，剥削农民。事实上，中国的儒家学说，一向提倡的，是一个“自耕农”社会，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自给自足。中国历史上，经过改朝换代以后，通常会进行土地的再分配，多次实行过“均田制”（隋唐都实行的均田制），但是经过一个发展阶段，土地兼并就会加剧，越是我们后来认为的长治久安的“盛世”，这一趋势越为严重。
隋初推行“均田制”，至此时已经四十多年，随着生产发展，人口增长，土地兼并的趋势，又开始显现。特别是以“关陇集团”为代表的贵族集团，除了依照法律合法拥有的“爵禄田”（可以世袭）和“职分田”（不能世袭），都大量占有土地，多者可达十万亩以上。
职分田，是俸禄的一种补充，通常和爵禄田一样不用纳税，但去职后要交还国家。中国古代的官员，虽然收入不菲，但开支也大，古代没有“公车”，骑马坐轿，都要自己出钱，衙门里的差役，许多也得自己出钱，既然是官员，少不得还要请佣人，加上往往是一大家子，老婆孩子一大堆，仅靠俸禄，确实可能入不敷出，不给“高薪”，往往只有贪污，但俸禄过高，政府财力又有困难，所以在隋唐，往往给官员职分田作为弥补。当然，官员们是不会自己下地的，一般是出租收佃。
而中国古代的税制，通常采用两种模式，一种是“人头税”，老百姓按人口纳税，贵族和僧侣阶层往往有纳税的“豁免权”；另外一种是“地亩税”，按拥有田地的多少缴纳赋税。这两种税制常交替采用，比如先秦的“井田”，其实该算“地亩税”，唐代中期也实行的“地亩税”，不过因为多有反复，“人头税”实行的时间更长，不少人还以为清朝雍正年间的“摊丁入亩”是中国实行“地亩税”的发端。
从缴纳的税赋形式，又可以分为“实物税”和“钱税”，通常认为，“钱税”较“实物税”是一种进步，但也往往使百姓税负加重。
隋朝实行的是“租庸调制”，其实是一种按户实行的“人头税”，开皇年间，一户纳粮两石，大业年间，增至三石，此外再缴纳棉麻绢布，相对一户三十亩地，税负并不算重。但是随着土地兼并，一部分农民失去（或者减少）土地，却依旧要缴纳赋税，而贵族地主占有土地后，原有的赋税还要已经没有土地的“旧主”承担，显然不公平。所以户口流失的现象，日渐加重，而户口流失，则意味着官府的税收损失。
（注：其实中国古代的正税，向来并不太重，鼓励恢复生产的时期尤其如此，比如当时一户有田三十亩，纳粮三石，合大约二百斤………一石六十斤，但有资料显示隋时一斤相当于今天六百来克，也就是一斤二三两，加上其他赋税如布、麻折算成粮食，即便翻上一倍，合每亩不过十余斤，虽然当时生产力水平落后，但一亩收个一两百斤应该还是可以的。其实可怕的是正税以外的苛捐杂税，什么淋尖踢斛不过是小儿科，可怕的一是“加征”，如明朝为了和满人打仗的辽饷；二是“预收”，就是提前“借”该收的粮税，当然是有借无还，如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四川军阀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预收”到了七十年代，甚至有到二十一世纪中期的。）
我在前几年就开始注意土地的问题了，但是在这个关乎“国本”的问题上，行事必须非常谨慎。
首先，这几年通过科举、军功等，许多平民出身者进入统治阶层，不少人封了爵位，成为新贵族，而旧贵族出身者中，也有封爵升爵者。对于这些人，我以“天下田地，不足封赏”，在确保他们的“永业田”以外，只给了不能世袭的“职分田”，没有授予“爵禄田”。赏赐方面，我一贯“多给财货，吝于田地”，金银珠宝，包括宅第都好说，可是这地，实在小气。
同时，朝廷几乎每年都会下旨，强调“均田”，限制土地买卖。
土地是国家根本啊。
但是，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旧贵族占有的大量土地依旧存在，土地兼并虽有遏制，却无法禁止。
还在窦建德主政江南东道的时候，我就命他在江南东道的郡县进行了“试验”：实行“地亩税”，大致按土地产出的十分之一缴纳赋税，但超出国家规定的“户均三十亩”的部分，则“加租两成”，即按百分之一十二缴纳。在取得经验以后，“地亩税”在江南西道、黔中道、岭南道渐次推开。
这些地方，相对而言，在当时还属于地广人稀，土地易于分配，加上其旧贵族的势力远不如北方的关陇集团强大，上层官员又大多来自外地，与当地世族没有什么利益关系，所以实行起对旧贵族和世族显然不利的“地亩税”，显然要容易得多。
在这些地方，土地虽然允许买卖，但必须到官府备案，办理手续，双方都要给官府缴纳一笔“交易税”………卖主是交易额的十分之一，买主是交易额的五分之一，以后买主要承担所有的赋税。这样放开土地买卖，反而在实际上更有效的遏制了土地兼并。
占有土地越多，赋税越重。
同时，这一措施还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南方对土地的盲目开垦………与其大量增加土地，不如提高土地产量。当然，土地并不是不开发，而是由官府组织人（比如移民、大户分小户后授田）进行有计划的开发。
在北方，没收李浑家族的土地，从宇文述家族分出一小部分土地后，没收部分寺庙庙产后（大业十八年以前），我也都采取了类似的方法，但是规模有限得很。
大业十八年九月十八日，在下诏限制佛道的三天后，下旨确定凡由寺庙道观收回的田地分配后，一律实行“地亩税”。
大业十八年十月一日，诏旨免关中旱区一年钱粮，同时下诏在淮南、河南、河北三道，各挑选一个郡，试行“地亩税”。这三道的贵族势力，虽然强于江南，但较之关陇集团，依然要好对付得多。
大业十八年十月初十日，再诏东西两川和江汉道各以一郡试行“地亩税”。
大业十八年十月十五日，以虞世基的弟弟、余姚人虞世南为从三品“六道地税巡检大使”，作为钦差大臣，在六道督促“地亩税”的试行。
大业十八年十月十八日，下诏：佃户收租，主产不得过三成五，副产不得过两成五，且朝廷赋税，概由主家承担，不得令佃者承受；因故豁免税赋，则当时收租，主产不得过两成，副产不得过一成。但同时也明令：租约既成，佃者亦当履约，有约无故不行，可处笞杖之刑，官府强令履约，主家可收回租约，另租他人，但非此，主家不得单方毁约。
大业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针对“军功爵禄”，诏旨明确每户减免赋税的田亩，在“无爵者三十亩，男爵四十亩，子爵五十亩。”
第一百四十五章 儿女的婚事
另外一件重要的内政，就是“移民”。
中国人的传统，是安土重迁的，移民的原因，通常是因为兵荒马乱，天灾人祸。而这几年，总体来讲，国家还算太平。
为了鼓励移民，朝廷采取了许多鼓励的办法：
移民一户的土地，可以达到数十亩甚至近百亩（移民江南、岭南的，仍然是三十亩一户，而往边远的辽河乃至室韦等地，则可以达到男六十亩、女三十亩，闽地的移民，则是男三十亩，女十五亩）；移民通常有三至五年可以不交赋税，此后移民缴纳的粮食，大约相当于产出的十五分之一，充作驻军的一部分军粮，在突厥等地的移民中，许多改为从事牧业（考虑到当地的自然环境，对于农业，并未一味鼓励），则以缴纳相应的牲畜为主，可以为官军放牧战马替代部分赋税，十年后才增加到与内地相当的水平（百分之十，但江南、岭南的“新移民”，免税三年后即达到百分之十的正常税负）。
当然，移民相对承担的差役要多些，适龄的男人们通常要被武装起来，必要时配合作战，不过朝廷相应规定减免钱粮，立功者还可以跟军士一样受到奖励。
到大业十八年九月，大致的移民情况如下：
长江以北迁往江南的，大约有七十多万，迁往岭南的，约二十万余，迁往闽地的，有数千人；
江南移民岭南的，约五万，迁往闽地的，约万人；
岭南移民安南的，约两万，移民闽地的，近万人；
中原移民南宁两万余，两川移民南宁的，近五万，而再由南宁昆明等郡，移往永昌、开远、天竺等处，也有近两万；
东北地区是移民的重点区域，有来自各地的移民四十多万，其中契丹、靺鞨、室韦、黑水等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移民七万余；
黄海郡移民约六万；
东突厥故地（包括铁勒人的地区），移民约六万
吐谷浑故地及伊吾等郡移民约三万余；
西川移民至定西（今川西高原地区），有数千人……
剔除内部迁移（移往江南、岭南），真正往“新疆”的移民，不过七十多万人口。
为了弥补移民的不足，十年间，朝廷发往边疆的流犯，也有数万人。
这些流犯的地位，自然比移民差许多，首先，安家银子当然是没有的，其次，没有分配土地，往往承担较苦的开垦荒地的工作，所得收获，除了维持自己基本生活的，基本都要上交，占到收获的七成以上，除此之外，还要服一些苦役。
当然，这些流犯还是有机会变成移民的………朝廷大赦。实在赶不上，还有下一代………凡出生在流放地的，或流放时年不足十四者，十六岁后都是“移民”而非“流犯”，可以分给土地。
边镇屯垦中通常还有另外两种人：
归化夷人，包括当地少数民族中的归化者、被迁徙后重新安置的被征服民族百姓（如韦云起安置在燕郡的契丹等族、近几年内迁的突厥人）、投隋的高句丽乙支家族等，包括与汉人通婚者等等，大致享受移民的待遇，当然，是没有安家银子的。
战俘，包括突厥人、高句丽人、倭国人，有数万人，他们的地位，低于移民高于流犯，一般需要交纳收获的一半，也会被分派一些相对繁重的劳役。不过他们的下一代………如果有的话，同样可以在十六岁后转为归化夷人的待遇。
又是一个冬天来到了。
“兰儿回来，却病了几次了，昨日御医又去看过，说是染了风寒。她的身子，本不是如此虚弱的。”我对皇后说道。
“只怕更是心病。”皇后笑道。
“心病？”
“皇上可还记得臣妾在太原时说过的话？”
“你是说，兰儿的意中人在太原？许久未见，故而相思成病？”
“皇上以为？”
“昔日太原城中，可谓四方俊杰云集，不知兰儿的意中人，却是哪家公子？”
皇后叹了口气：“臣妾委实不知，是该说，还是不该说。贵妃妹妹为着这事，不知责备过兰儿多少次了！”
我越发好奇：“皇后莫非还想欺君？”
皇后知道我说的不过是句玩笑话，笑道：“臣妾哪里有如此胆量，只是不知皇上得知，该做如何想。”
“你等不说，朕如何知之？”
皇后又是叹了口气：“兰儿喜欢的，却是唐国公的公子。”
“唐国公公子？莫非四子元吉？”
“皇上聪明过人，何以却犯糊涂？唐国公四子元吉，哪里在太原？”
“难道是李世民？”我的确吃了一惊。皇后虽不答话，显然是默认了。
“李世民的确非寻常人可比，兰儿眼光，原也不差，可是李世民已纳长孙氏为妻，连孩子也已经有了。”
皇后叹口气：“正是如此，贵妃妹妹才烦恼，又不敢明言皇上。臣妾也知那李世民出身贵胄，文武全才，乃当世难得的少年人才，与兰儿，确也般配……可是，兰儿毕竟是堂堂公主，千金之躯，如何能够与人去做侧室？”
我思虑片刻，说道：“兰儿毕竟小孩子家，许是久在宫闱，少见男子，到了太原，不免新奇，总归是一时性起。皇后与贵妃不妨多挑几个尚未婚娶的出色男子，与兰儿交往，或可让兰儿转性，也未可知。”
“眼下也只能如此。皇上适才提到的李元吉，不知如何？”
我回忆起当日在唐国公府里见过的那个男童，比起他的大哥李建成、二哥李世民，无论人才相貌，都相去甚远，不由摇摇头：“还是到别家寻寻吧，天下的好人家，又不只一个唐国公府。”
李世民！已经好久没有惦记这样一个名字了。
屋里生着炭火，暖暖的，我望着窗外，飘飘洒洒的雪花。
“又是一年将尽了。”我叹了口气，突然有了一种来日无多的感觉。
算起来，我已经是五十三四岁的人了。
帝王长寿的有多少？似乎不多，在皇帝的宝座上坐了六十年的爱新觉罗。玄烨，也不过是六十六岁吧？过了八十的，我能确定的，只有梁武帝和乾隆。
我来得及完成自己的梦想吗？
我该算又活过两次的人，十年前，或者更准确地说，一千多年以后的那场雷击，本该夺去我的生命，却鬼使神差地让我成为一千多年前的皇帝。三年前，本该有一场“江都之变”，把我的第二次生命定格在五十。
我已经赚了很多了。可是，越是如此，越充满了对生命的渴望。
我终于体会到秦始皇、唐太宗这些“千古一帝”当日的心态，以他们的聪明睿智，何以陷身于求取仙丹的梦幻之中不能自拔。
以我这样一个接受过“科学”教育，又曾经学医五年的人，竟然在近来也常常想起如何的“长生不老”了。
侥幸的是，我还可以从梦幻中清醒过来，明白自己不该去做无谓的徒劳。
但是，几份奏章，又触到了我的伤心之处。
奏章是朝中几十个官员联署的，算起来，这些官员中的大多数，都该算是好官。
他们在奏章里表达的，是对皇帝实行“限佛”“限道”的不满………当然，这种不满表达的十分委婉，他们“不无善意”地提醒皇帝“因果报应”，“设身处地”地为我分析了得罪神佛对皇帝本人和江山社稷的危害。
我真的会得罪如来佛祖、元始天尊吗？
沈莺走在我的身后，双手抚着我的肩，温柔的把头侧倚在我的背上，将我从沉思中唤回。我略略转身，顺势地把她揽在怀里。
“突厥已平，你却还是整日心事重重。”沈莺说道，透出一种关切，一种怜惜。
“天下的事情那么多，就如同按下葫芦浮起瓢，哪里有轻松的时候？巧儿还听话吧？”
“奶妈带着，已经睡了。我向来无事，带个孩子，也没什么难的。”
“我十余日才来一次，倒是让这个孩子少了父爱。”我带着歉意对沈莺说。
“你对巧儿，关心得并不算少。而今侗儿侑儿，都已经是十七八岁的大人，只怕你这个皇帝父亲，才该多想着些。”
或者是因为潜意识里总想着他们并不是自己的亲孙子，我除了在让他们好好读书以外，平日里的确关心甚少。
“既是大人了，何劳我费心？”
“皇后姐姐前些日子来过，与我说起侗儿侑儿，还有炎儿，都到了该物色好女儿家的时候了。”
“皇后也是，自己为何不与我说？”
“皇后姐姐说，一个兰儿的事情，已经够让你烦心的了，再添上侑儿他们，只怕你更是心烦。”
原来，杨侑也有了自己的心上人，这事说来，又要与兰儿脱不出关系。
迦摩波王的幼女，大业十五年被送入宫中，还只有十四岁，不过热带女子，出落得却要比汉家女儿，更显成熟。当日我将其送归家中，不想却被兰儿撞见，硬要给自己做个伴读。
于是，迦摩波王的幼女就进了英华殿，并且起了个汉家名字………贾云儿，要说这名字，还是兰儿给她起的。
英华殿本是皇子皇孙读书的地方，因为兰儿要去，才有了女生，于是贾云儿就成了第二个。
大家都忽略的一个事情，是几个皇孙，最大的也已经十五岁，而杨侑，当时十四岁。
十四岁的男生和十四岁的女生，放到今天，绝对是早恋，可是在那时候，结婚生子，却是很普通的事情。
何况此时的他俩，不过是互生好感。
等到对突厥的战事铺开，杨侗杨侑等都奉旨外驻各地，其他的也大都随我去了太原，英华殿没了学生，于是暂时“休学”，贾云儿也就回了自己家的“伯爵府”。
距离可以使爱情变得疏远，也可以使爱情贴的更紧密。
杨侑与贾云儿之间，便是后者。
第一百四十六章 安定吐谷浑
他俩只能鸿雁传书。等杨侑从西都回到东都，这段恋情，也就渐渐被某些人知道了。
兰儿自然是其中之一，并且抱着年青人“唯恐天下不乱”的态度，成为两个年青人的“同盟军”。
而杨侑的母亲韦妃（故太子杨昭的太子妃）则坚决反对这段恋情。
跟一个“洋妞”谈婚论嫁，成何体统？
虽然我也纳了“番女”做嫔妃，但与杨侑的“浪漫爱情”，却不可同日而语。
贾云儿虽然也是国王的女儿，但那是亡国了的，就算没有亡国，那样的“王国”，在中原皇室的大多数人眼里，那也是根本不算什么的。贾云儿的父亲，不过被朝廷安慰性地“赏”了一个伯爵，与杨侑的地位根本不能般配。
更何况，杨侑尚未婚娶，贾云儿如果过了门，便是代王正妃。皇储尚未确立，杨侑作为故太子的“嫡子”（杨侗的年纪虽然稍大于杨侑，母亲却是良娣身份，只是“庶出”，杨炎则既非长又非嫡），按照传统，无疑是“皇太孙”最有力的人选，而代王正妃，很可能就是将来的皇后，让一个“番女”做“皇后”，显然难以被大多数人接受，那么杨侑成为皇位继承人的可能，就会大大下降，这是韦妃最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韦妃一面极力反对，一面替杨侑物色人选。
平日里十分温顺的杨侑，此时却相当坚决………非贾云儿不娶。
皮球踢到皇后这里，倒令皇后为难了：她自然更倾向于韦妃的建议，可是与杨侑几番接触下来，这个孙子总是以沉默作为对抗，又使皇后不愿让他伤心………对于这个“嫡孙”，皇后私心里还是更加偏爱的。
其实这事在我这里，却并不算什么困难。
“昔者先帝为朕选立萧氏，可问出身？”我对皇后和韦妃说。
和稀泥，是我最拿手的。
贾云儿和韦氏挑选的“关陇贵族”之女，并选为代王良娣，明年完婚。十八岁，年纪倒也说得过去了。
如此一来，杨侑和韦氏，都不好反对。反正如杨侑这样的“郡王”，有几个妻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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