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惊涛中的毛泽东与蒋介石 作者:[中]尹家民-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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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钞运往台湾。
　　一周之后，蒋介石亲自召见俞鸿钧、席德懋，下令中央、中　国两银行，将全部外汇化整为零，存人私人户头，以防共产党接　收。
　　国民党政府自1948年8月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后，　民间所藏之金银美钞几乎被搜刮殆尽，全部存于国库。蒋介石派　了蒋经国以“上海区经济督导副专员”的名义亲临上海督战。蒋　经国率领的“勘乱建国大队”、“上海青年服务队”，对私藏金银　外币和从事投机倒把的“不法分子”，狠狠打击，逮捕了好些人。　甚至将杜月笙的三少爷杜维屏抓去，当时上海人称此为“蒋经国　打老虎”。蒋经国成了显赫一时的“打虎英雄”。仅在上海一地，　蒋介石就收兑了黄金10万多两，美钞3400多万元，还有大量港　币、白银和银元。总计在全国搜刮到数以亿计的金银财宝。淮海　战役开始后，蒋介石还设法将台币与金圆券脱离关系，直接与美　钞挂钩，有外汇牌价，而金圆券在台湾则不能流通。蒋介石大量　印发金圆券，造成金圆券贬值。贬值之快，不是以日计，而是以　钟点计，一个钟头就下跌许多，一个钟头前可买一盒烟的钱，一　个钟点后只能买一张草纸了。要买件贵点的东西，只能用麻袋来　装金圆券。
　　要将这样一大批数额巨大的现金运送出去，既要保密，防止　李宗仁南京政府的阻挡，又需要说服主管财经金融的当局，促其合作，不能不使蒋介石费尽心思。在定海机场修成之前，主要是　用军舰运送。由蒋经国负总责的运送任务，全部交给了海军部队　和毛人风的军统特务经办。
　　于是，在上海外滩，每当夜幕降临之时，会有几艘神秘的兵舰开进开出，停泊在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前面不远的黄浦江上，江岸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警戒地四处张望，不许任何行人车辆　通行。江上的兵舰仍喷着烟，准备着随时开走。上下搬运的“苦力”，则是个个健壮的特务们担当，因为每个箱子都很重，这些　壮汉子也时常累得呼哧呼哧地大喘。
　　蒋介石究竟运走了多少现金，实在是个难以估量的数字。国　民党文人陈孝威在其《为什么失去大陆》一书中说是“黄金50万两”；而当时参与转运工作的詹特芳则说是“美金8000万、黄　金92。4万两、银元3000万元”。
　　据国民党监察院财政委秘密会议报告和《李宗仁回忆录》中的统计数字，去台前，蒋介石从国库偷运黄金390万盎司，外汇7000万美金和价值7000万美元的银元，总计价值约在5亿美元　之上。李宗仁发现后，曾撤换了中央银行总裁，但偷运活动仍瞒　着新任银行总裁持续不停。李宗仁曾致电台湾省主席陈诚，令其　将运往台湾的黄金、白银、美钞等再运返福州的财政部仓库，但　陈诚忠于蒋介石，不但拒不运回，还在台湾实行高压控制，为蒋　介石退守台湾积蓄力量，以备与人民解放军对抗。李宗仁无奈，　只得开动机器，大量印发金圆券以代现金，加剧了经济的崩溃。　尽管蒋介石在下级面前仍挺直腰杆，发誓要与故土共存亡，　其实心里早已发虚，早在准备后路。对此，他在蒋经国面前也没　有明说。事后蒋经国回忆说：
　　“那时，我们不大明白父亲的用意，只能遵照命令去做。父　亲对这件事显得很关心，差不多每星期都要问，机场的工程已进　行到何种程度了？后来催得更紧，几乎三天一催，二天一催，直　到机场全部竣工为止。到了淞沪失守，才知道汤恩伯的部队就是　靠了由定海机场起飞的空军的掩护，才能安全地经过舟山撤退到台湾。”
　　在上海解放之前的四个月内，是国民党抢运金银、机器设备、车辆、纸张、棉纱、布匹的高潮时期。这期间，仅从上海一　地就抢运走1500船的物资，还不算飞机运走的。仅抢到香港的　一小部分布匹、棉纱，其价值就达400多万港币。
　　除金钱和物资外，原有南京博物馆的故宫文物也被大量运往　台湾。其中铜器、瓷器、玉器、漆器、珐琅、文具、名画、杂项　等共1424箱；图片画册1324箱；历史文献204箱，共计文物23　万件之多，这些文物中有许多是无价的稀世国宝。
　　直到5月22日，解放军已打到上海市郊了，蒋介石还电令　留在马公岛的儿子，要他立即飞回上海再抢一批物资。只是当蒋　经国飞临上海上空时，江湾机场已是烟雾弥漫，解放军的炮火已　将地面掀动，没有落脚之处了。蒋经国眼睁睁看着几辆满载银元　的大卡车成了解放军的战利品，只好长叹一声，悻悻而返。并致电其父：
　　“上海已陷入共军之手，再抢运物资已不可能了。”
　　蒋介石本来是要乘军舰逃离的，不过乘坐军舰离开上海太引　入注目；再说主帅临战逃脱如何向部下交代？
　　5月5日，蒋介石　命令儿子蒋经国冒着大雨到轮船招商局，征用了江静号轮船。
　　新婚后才三天的江静轮船长徐品富被招商局董事长徐学禹叫　到办公室，徐学禹神色严肃地对他说：“你的船今天不开了。卖　出去的船票都已退了，另有重要任务。你立刻把船移到复兴岛附　近带浮筒，准备七天煤水。客运人员都下去。”
　　徐品富立即通知大副、轮机长、事务长，装足七天所需煤水　和粮食，除客运人员外，所有船员一律不准下船。船开到复兴岛　附近江面，系好浮筒。蒋介石乘坐的泰康号军舰也系在前面浮筒　上。
　　5月6日早晨，一艘艘汽艇将一只只沉甸甸的银箱、蒋介石　的乘马、坐的轿子、睡的红木床和用的三联大橱全部装上船，整　整用了一天的时间，连餐厅内都堆得满满的。卫兵在甲板要道口　站岗，戒备森严，船上原来的电台被封，跟随蒋介石的电报员在船上架设了电台。一个国民党副官通知徐船长：　“所有的人都等在房间里，不要出来。”　当晚8时左右，蒋介石由徐学禹陪同坐汽艇上船来，跟在后　面的是蒋经国。蒋介石仍然穿着长袍马褂，脚登圆口缎子鞋，眼　眶已瘪陷，神情黯然阴沉。在船长室坐定后，徐学禹就向蒋介石　介绍说：“这是江静轮船长徐品富，是个优秀船长。江静轮经常　航行宁波航线，是艘好船。”
　　蒋介石听了，阴沉着脸，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在一旁的蒋经国朝徐品富点头笑了笑。
　　而后，徐学禹将徐品富叫到外面，嘱咐说：“首要任务，是老先生的安全。第二，要服务好，招待得好。你是代表我们招商　局的，不能出半点差错啊！”　徐品富连连点头。
　　蒋介石当晚就住在船长室。当徐品富出来拿走要用的东西时，顺便问蒋介石：“老先生，什么时候开船好？”
　　“嗯……”蒋介石沉思片刻，反问徐品富：“到舟山，需要多少时间？”
　　“12小时左右。”
　　“最好，天要亮未亮时开船，天要黑未黑时到舟山。不能鸣依　，’　田0
　　“可以办到。明天早晨天蒙蒙亮开船，黄昏时间到舟山。”　5月7日清晨6时，江静轮在泰康舰的护航下，离开了复兴　岛，向吴淞口驶去。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沮丧地写道：不管前　途如何艰难，也要“不屈不挠地奋斗下去”；“我眼看到中华民族　的危亡，怎能不挥泪前进？”但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因对手毛　泽东的厉害而无奈：“今日的仇敌，是坚强、恶毒、凶险的共党，　我们用什么方法对付敌人呢？”
　　10时许，徐品富正在驾驶台凝神眺望，蒋介石在四个侍从的护卫下，走进了驾驶台。徐品富将望远镜递给蒋介石，蒋介石　端坐在太师椅上，朝一群依稀的岛屿望去，问道：“现在哪里？　这是什么山？”
　　蒋介石要求天将黑时到舟山，徐品富只能通知机舱减速慢行。
　　掌灯时分，江静轮靠上了舟山码头。码头上戒备森严，搭好　跳板，当时担任浙江省长的周岩上船迎接。
　　舟山是个群岛，大小岛屿几百个，星罗棋布，住满了溃败逃　来的国民党军队。蒋介石没有下船，而是要徐品富将船在各岛之　间来回靠，他要到各岛去视察。
　　“我对舟山水域不熟悉，为安全起见，最好请一位引水员来领航。”徐品富想快些脱离蒋介石，出了这个主意，他想最好找　不到引水员。
　　谁知过了两天，原来引领此船的宓领港竟然来了。
　　徐品富不禁暗暗叫苦。
　　宓领港按照带来的海图，指引江静轮在舟山各岛之间来回停靠。每到一个岛屿，蒋介石就上岛去勘察地形，目的是要把舟山　辟为一个军事基地，以便重振旗鼓，卷土重来。
　　转眼七天过去了。5月16日这天，蒋经国到徐品富房间，笑着唤他去：“老先生坐你的船很满意，略备菜肴，请你吃饭。”
　　徐品富知道，这顿饭不好吃，可不去不行，只好随蒋经国去了。
　　桌上碗筷已放好。蒋介石坐上首，蒋经国和徐品富分左右坐　着。徐品富见蒋介石脸色苍白，眼眶浮肿，眉宇间隐露着忧郁，　便寒喧道：“老先生，睡得好吗？在船上习惯不习惯？”　蒋介石好像心不在焉，过了一会儿才说：“睡得蛮好。”
　　徐品富怕话多有失，就不再多问了。蒋介石举起筷子对他　说：“吃得惯吗？吃啊，吃啊！”
　　徐品富点头说好，却吃不出味道。好不容易挨到席散，退出　餐厅。可到晚上，蒋经国又把他唤去，说：“老先生坐你的船很　满意，他要你送他去台湾。”
　　徐品富心里一惊，怕的就是这个，但脸面上却还平静，他想　了四条理由，说不能去台湾：“船的保修期已到，需要修船；船　上的煤水也不够；江静轮的机械设备不适宜跑台湾海峡；我对福　建、台湾航线不熟悉，要绝对安全地把老先生送到台湾，没有把握。”
　　可这四条理由当场就被蒋经国驳掉三条：
　　“修船，延迟几个月也无妨。煤、水可在舟山加足。航线不　熟，只要跟着泰康舰后面跑就行了。你再考虑考虑，明天给我答复。”
　　这一夜，徐品富辗转反侧，未能成眠。他打定主意，不主动　去向蒋经国表态，能拖一天是一天。
　　5月17日10时左右，天空忽然传来隆隆的飞机轰鸣声。只　见蓝天白云间，三架巨型运输机向舟山机场飞去。徐品富看到其　中一架是蒋介石的专机“美龄”号时，提到嗓子眼的心终于怦然　落地了。看来蒋介石可能要乘飞机去台湾了。果然如此。因为　17日蒋介石已经得到消息，上海市郊已经解放，浙江沿海岛屿　也已岌岌可危。蒋介石害怕乘船太慢，夜长梦多，不如一飞了之。
　　这天夜里，当蒋介石离船后，徐品富和宓领港花钱雇了只小渔船，偷偷离开舟山，在穿山登陆后几经曲折到达杭州，又从杭　州回到已经解放了的上海。
　　●6。人才争夺与人心向背
　　蒋介石在撤出大陆前，总想把最宝贵的东西全部带走。可是，要带走比黄金更贵重的人才，却不像带走黄金那样容易。对　于知识分子，蒋介石表面上还是很尊重的，给他们的待遇也不　低。以1935年为例，国民党管辖下的教授级，月薪可达300至　500银元，助教也能拿到80至140银元。而当时的一般工人工资　只在4至50银元。在那个时代，维持中等水平的个人生活费只　需10块大洋。这还不算，蒋介石还让许多搞科学的院士走上仕　途。在政府里当了各种各样的官。比如，清华大学的历史学教授　蒋廷黻，当上了行政院政务处长，还出任过外交官；中国物理学　会第一任会长李书华当上了教育部副部长，其他如物理学家李耀　邦、植物学家李顺清、化学家徐佩璜、经济学家何廉等，都在政　府中任职。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中央机关中12000多　名公务员中，学理工农医出身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就有1300多名，超过了10％。
　　如此丰厚的待遇和尊崇，当初蒋介石是满有把握将这些人才像运黄金一样运到台湾的。可事与愿违，许多知识分子和他捉起　迷藏，藏着躲着，就是不想跟他走。
　　先是翁文灏。蒋介石的同乡，中国第一个地质博士学位获得者，曾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此会以后更名为资源委员会，　是国民政府容纳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才的重要机构。当蒋介石四　处寻找翁文灏时，翁文灝正在和友人道别，并慷慨陈词：“今天　的问题，不再是钱的问题了。美国方面有人说：美国帮我们搞大　陆。大陆太大，美援再多也没办法，如今台湾地方小，一个钱有　一个钱的影响，反有办法了。他们说四块方糖泡在大锅里会感觉　不到一点儿甜味，但四块方糖放在咖啡杯中就会很甜。他们把台　湾当作小小的咖啡杯，那我们算什么呢？”
　　宾主间苦笑一阵，翁文瀬长叹一声，又说：“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这样拖下去，实在不能想象。资源委员会各单位主　管问我怎么办？各厂改隶省府，等于把厂送给台湾省了。从今以后，更苦的日子在等着他们了。”　翁文灏苦笑着摇头。
　　“昨天我还听说，美国已经发电报请咏老到那边去，怎么不去美国？”
　　“我到美国干什么呢？世态炎凉，今天的美国对我们还看得　起？再说美国的做法固然有人叫好，但我可不一样，我以为美国　的做法有商量。大家相信么，台湾其实已经是美国的人。”
　　“那么说，咏老是台湾也不打算去了。”
　　翁文灏不做回答，那神态已经说明一切。
　　蒋介石听说翁文灏到了香港，派人动员他去台湾，可翁不做答。
　　再一个是竺可桢，也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竺被称为“中国　气象学之父”，他在南京北极阁建成了当年最现代化的气象台，　自1930年起，这个气象台已通过无线电接收国内外气象电报80　余处，幵始绘制天气图，进行天气预报和台风警报，由此打破了　由外国人垄断我国天气预报的局面，最终实现了全国各项气象业　务的统一化和标准化。在竺可桢的培养熏陶下，在此工作过的　40余人后来全部成为中国院士。竺可桢还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1936年，浙江大学发生学潮，原校长郭任远被逐，蒋介石为了　他家乡这所大学的名牌地位，特聘竺可桢出任校长。竺可桢提出　三个条件：“校长有用人全权，不受国民党干预；保证按时供给　经费；只当半年。”蒋介石答应了前两条，却不准竺离任。浙大　和他的校长名噪一时。
　　国民党政权临近垮台之际，蒋介石要他去台湾。　竺可桢想了个声东击西的办法，说是“不走”，却悄悄去了　上海。行前，1949年2月底，浙大的学生听说竺校长六十寿辰　到了，自发地开展祝寿活动。他们为竺校长画了一幅两公尺高的　半身像。学生自治会还决定建立可桢图书馆，派出代表把这个决定告诉竺可桢。竺坚辞：“人尚健在，何必馆为？”就在这一天，　学生们献给他一面锦旗，上书“浙大保姆”四字。
　　竺可桢到上海后，不断变化住地，先到化学家侯德榜之子处　住下，后又转到枫林桥对面永利公司宿舍，再转移至岳阳路中央　研究院宿舍。
　　蒋介石找不到竺可桢，震怒不已。知道竺可桢是在躲他。便　将蒋经国唤来，要他亲自去上海一趟：“把我们需要的人，找一　批。”
　　原来，蒋介石从毛人凤的报告中，得知已有不少名人“失踪”　了。他估计这些人多半是被共产党请去了，或者投奔共产党　去了。考虑到今后的政治影响，他不能不罗致一些人才。
　　蒋经国答应后，驱车赶往上海的一家医院。　“竺校长，我父亲派我来转达他的意思。”蒋经国询问过竺的　病情后，开门见山地说。
　　“什么意思？”竺可桢问。
　　“请你到台湾去办学校。”
　　“谢谢你父亲的好意，我看不必去了。”
　　“为什么不必去了呢？”
　　“大势已去，在台湾你们能维持多久？”竺可桢毫不隐瞒地说，“在哪都一样，我看国家总要统一的，自古已然。”
　　蒋经国百事缠身，有些耐不住性子，但仍克制住自己：“竺校长，时局决非如此，你还是到台湾去办大学吧，当教育部长也　行。你我知交，我是决不会对不起你的。”
　　竺可桢低头想了想，好像是同意了，可话一出口，令蒋经国大为吃惊：“我看你也不必到台湾去了，你留下来吧！”
　　将经国呼地站起来，他没想到竺可桢会反过来劝他，生气地说：“人各有志，你不愿走，也不必劝我！”说完，拂袖而去。
　　5月2日，竺可桢上街买早点，看到《新闻报》上登了条消　息：“钮永建与竺可桢飞台湾”，不觉吃了一惊。5月3日杭州解　放，浙大师生对这条消息又惊讶又疑惑。在知道了竺校长确实没　有走的时候，才一个个露出笑颜。
　　5月25日晨，竺可桢听说“国军”退净，就出外察看。在　永嘉路与衡山路见到了穿军装的解放军数百名，席地而坐，秩序　极好，绝无扰民之事。他像许多善良的老知识分子一样，一向怕“兵”，但现在他却在日记中表达了他心中的企盼：“解放军来，　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败。”
　　9　月，竺可桢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0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竺可桢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据统计，1948年“北极阁院士大会”前评选出的81名院士，　留在新中国的有50多人。他们在“富足的”　“携金而去的”蒋介　石和“贫穷的”　“空手而至的”毛泽东之间，选择了后者。选择　了初升的太阳，就是选择了光明。　以李四光为例：
　　卓越的科学家李四光，从少年时代起就怀抱“科学救国”的　理想离家求学，后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到了英　国又改学地质。在漫长曲折的道路中，他渐渐对中国共产党有了　认识，向往革命，向往延安。1944年8月，日寇打到广西来了，　李四光一家和他担任所长的地质研究所随着逃亡的人流，从桂林　到贵阳，最后来到重庆。蒋介石听说到了重庆，便托人捎信，请　李四光出任中央大学校长。李四光对来人说：我是搞科学研究　的，没本事当校长。宋子文知道李四光曾留学英国，在英国很有　声望，就请他去当驻英大使。李四光回答他：我是和石头打交道　的，没有外交才能。蒋介石多次举行宴会招待科学界、教育界知　名人士，每次都把他右边的位子留给李四光。李四光总是借故说到外地调査去了，不去赴宴。然而在一个风雨交加之夜，中共代　表周恩来却来到他的床前。周恩来说：“刚才在《新华日报》社，　听到教育界一位朋友说，李先生和夫人正在患病，顺便来看看你　们。”周恩来一直坐到午夜12时才离开。抗战胜利后，地质研究　所的人，大部分回到了南京。李四光为了避开蒋介石，就坐轮船　去了上海。在那里，他和同行们创立了地质力学。1947年年底，　李四光接到国际地质学会通知，邀请他出席将于1948年夏天在　英国伦敦举行的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大会。他考虑了两天，想　起周恩来对他的关照，就和夫人立刻动身到英国去。在英国，他　知道国内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给留学生们讲话：“我　们盼了多少年，现在终于盼到了，毛先生、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取得了伟大胜利，苦难的祖国就要解放了！到那时候，百废俱　兴，势必需要大批专业人才。你们年轻人正赶上这个时代。希望　同学们努力用科学知识武装自己，准备回国参加建设吧！“
　　同学们高兴得交头接耳。李四光理了理斑白的鬓发，说：　“我虽然年纪大了，身体一直不好，但我一定回到祖国去，把自　己的余生贡献给新中国！”
　　正当李四光在伦敦迎接祖国解放之际，解放军的炮火已打到　长江北岸。在南京，地质研究所第二次遇到了搬迁问题。李四光　出国后，地质研究所由俞建章代理所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下令将地质研究所迁往台湾。俞建章应付着，马上给李四光打了　电报。李四光很快回电：“南京如发生战争，切切不可远行。详　函告。”于是，李四光的10几个学生起草了一个反对搬迁的声　明。声明说：“为保护研究所多年置备的图书资料、标本仪器，　为使地质的研究不因战火而中断，我们共同约定，决不南迁。否　则同仁共弃之。”
　　声明贴出不几天，李四光的航空信也寄到了。他恳切明白地　告诉研究所的同事们：从报纸上看，南京即将成为战争要地。万一发生战争，在所人员切不可远行。可暂居京沪之间。凡所内仪器图书皆放于地下室，妥为保护。我身在国外，想出力用不上，　我的薪水尚存所内，可买粮米为同事们备用。
　　秉承蒋介石旨意的朱家骅说不动地质研究所，又去催陶孟和　的社会研究所快走。陶孟和像1937年要他南迁时一样，只有简　单两个字：“不搬！”而且，自己坚持住在研究院二层楼的一个房间里。
　　南京解放后，在海外的李四光却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那位　朋友告诉他：“台湾方面已经给驻英大使馆拍来一封转交给你的　电报，他们要你立即发表一个公开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中国政　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政协委员？”李四　光感到很突然。但他知道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安排的，心里顿　时涌起一股暖流。他问道：“我要是不发表声明，他们将怎样？”　“他们已经命令驻英大使馆，如果你不发表公开声明，他们　就把你扣留在国外，到那时，后果将不堪设想……”
　　李四光想带着家人马上动身回国，但他们预订的船票要下个　月才有效。于是李四光决定一个先走。临行前，他给国民党驻英大使郑天赐写了封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少年来，日思夜盼的理想的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能当选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囯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是莫　大的光荣。我已经启程返国……我也奉劝你，还是脱离　这个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从此重新作人，早日回到　光明祖国的温暖怀抱……
　　回国后的李四光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并兼任地质部部长。
　　1953年，毛泽东专门把李四光请到中南海，参加研究石油　问题。毛泽东问道：“外国的学者，也包括我们的某些学者，多少年来，几乎一致认定，只有海相地层有工业开采价值的油田，　而我国，大部分是陡相地层，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
　　李四光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肯定地回答：“我认为，外国人那套理论在我们这里可以搁起。问题不在‘海相’、‘陆相’，而在于有没有生油和储油的条件，在于对地质构造规律的认识
　　毛泽东的脸上兴奋地闪着光。最不相信“外国的太阳”的毛泽东，以其新生的中国吸引了大批有为学者，现在，具有创新思　想的学者们要摘掉中国贫穷的帽子，这些大胆的想法，又反过来　激动着共和国的领袖们。看来，当年从蒋介石手中夺回的人才，　比黄金更宝贵。



　　第02章　各自“一边倒”

　　新生的共和国要谋求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　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首先需要得到远方朋友苏联的支　持和援助；退居台、澎的蒋介石，过去靠美国，现在就更离不开美国的支持。
　　所以毛泽东在第二次访问苏联，谈到中国革命时，曾兴奋地　说到：“1949年初国民党被我们打得呜呼哀哉的时候，向杜鲁门　大喊救命，说：美国老爷呀，你出几个兵吧！杜鲁门说：我一个　兵也不能出！于是国民党又说：你可以不可以讲几句话呢？说长　江以南这块地方，如果共产党到了那里的时候，美国就不能坐　视，杜鲁门说：这个不行，讲不得的，共产党很厉害。于是乎蒋　介石只好开跑。他现在在台湾。”
　　●1。毛泽东决意“倒向”苏联
　　从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的一年间，人民解放军从重点　防御转人全面进攻，战争形势如同长剑刺破青天，瞬间天翻地　覆，毛泽东步步紧逼，蒋介石节节败退。毛泽东的指挥部不停地　朝前挪，蒋介石能够伸缩的范围越来越小，只剩东南一隅了。毛　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于1948年3月东渡黄河，4月11日到达　晋察冀边区党政机关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当时的毛泽东就有过去趟苏联的打算，以便同斯大林交换意见，争取他们的支持。但　是，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发展之快，连领袖们也始料不及，军情万　变，所有大事都离不开毛泽东的决断。他简直一步也离不得。等　到1949年年初，三大战役告捷，更复杂的事情又出现了。
　　1949年1月8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请求苏、美、英、法调　停国共内战，企图赢得时间，伺机再起。中共中央观望片刻，很　快表示了拒绝调停的态度。但是，代表苏联政府的驻华大使罗申　却同代总统李宗仁达成了苏联调停国共内战的三项条件，实际上　支持了李宗仁“划江而治”搞“南北朝”的企图。这种情况，对　斯大林来说，是有他的想法的。正如后来毛泽东所批评的，第二　次国内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战初期的王明右倾　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　命，斯大林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　了，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　这个批评至少说明，当时在苏共和中共之间，存在着一些历史的　隔阂。
　　1949年1月31日，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　议副主席米高扬来中国。陪同来访的还有苏联在东北铁路局的顾　问格瓦洛夫、翻译瓦寥夫和警卫员共四人。他们是从大连乘机抵　达石家庄的。中共方面派出中央警卫处长汪东兴和中共中央办公　厅副主任师哲到机场迎接。米高扬以俄罗斯式的热情和机场的每　一个人拥抱，汪东兴告诉他：“毛泽东同志派我们来迎接苏联同　志，你们远道而来，先休息一下，西柏坡离这里还有90多公里，　还要坐几个小时的汽车，很累的。”
　　米高扬扬起双臂，以示他的身体很好：“我们不累，可以立　即上路，我们盼望早些见到毛泽东同志。”
　　于是，宾主很快登上吉普车，朝着西柏坡方向前进。路况很　差，颠簸得厉害。米高扬却兴致很高，像拉住缰绳一样拉着座椅的把手，像骑马一样摇来晃去。只是路上行人极少，使他有些扫　兴。车子路过村庄时，他要求停车，要到老乡家看看。同车的师　哲劝他：“米高扬同志，为了你的安全，还是免了吧。”
　　米高扬有些误解：“反正人家都会知道的，消息很快就会传　遍全世界，人家会说：‘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