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情书集-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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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我骄傲依然，怪异仍旧，我什么都没失去——只除了我的心。
　　我不能怪你，怪你使我分裂，使我幻灭：我不会追求你，因为我不愿尝试我有被拒绝的可能；我久已生疏这些事，为了我不相信中国女孩子的开化和她们像蚌一般的感情。
　　也许你应该知道我喜欢你，也许我应该使你知道，虽然我不相信除了知道以外还会有什么奇迹发生。我不属于任何人，你也不会属于我，我们没有互相了解的必要，流言与传说早已给我编造了一个黑影，对这黑影的辩白我已经失掉热情。也许在多少年以后，我们会偶尔想起，也会永远忘掉很多，唯一不忘的大概只是曾有那么一封信，在一封信里我曾歌颂过你那“从不看我的眼睛”。
　　李敖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八日深夜在台湾碧潭
　　这封信写成已近九个月，可是我一直没将它发出。多少次我看你下班回来，多少次，我想把它交给你，可是我都忍住了。今天重新检出，决定还是寄给你。
　　李敖　附跋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四日
　　
　　给　Bonnie
　　Bonnie：
　　谢谢你在聚餐时对我的两次批评和临走前的一番直言，我不能不感激你，为了你至少使我知道在那种人情泛泛的热闹场合里，竟然还有一位不惜犯颜规劝我的冷眼入。
　　四年来，我的为人和作风始终受着人们的非议，并且不爽快的是，这些非议每多是在我背后的阴影里面发出的，很少人能够直接在我面前显示他们的光明和善意，他们论断我的态度缺乏真诚，也缺乏表达真诚的热情和度量。
　　对这些层出不穷的臧否与攻击，我简直懒得想，我觉得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多嘴而怯懦的小蚍蜉，根本成不了什么气候。而我这方面，却又仿佛是个玩世不恭的禅宗和尚，总是报以一个挪揄的鬼脸，或者回敬一个“老僧不闻不问”的笑容。
　　近几年来，我一直在用“存在主义”的方法，树立着“虚无主义”的里程碑，思想上的虚无再孱进行为上的任性和不羁，使我很轻易就流露出阮籍那种“当其得意，忽忘形骸”的狂态，聚餐时的表现只不过是我放浪形骸的一小部分，可是已经足以使你看得不舒服了！
　　在这四年的岁月中，我历经了不少的沧桑和蜕变，本性上的强悍与狂飚使我清楚的知道我总归是一个愈来愈被“传统”所厌恶的叛道者，我孤立得久了，我不太妄想别人会改变一个角度来看我了，我也不再希冀我喜欢的人能够对我停止那些皮相的了解了，听了你对我说的话，我忍不住想起那位命途多戕的女诗人　Sara　Teasdale的两行句子：
　　All　his　faults　are　locked　securely
　　In　a　closet　of　her　mind．
　　这也许正是你我之间的最好的描述，可是不论怎样，你的关切与好意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
　　四年浪花的余韵，如今已经逼近了尾声，我不知道我还能再说些什么，一个早已被时光消磨了色彩的人，他却深愿你的未来是绚烂多彩的。
　　李敖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在古夷洲
　　（附记）寄这封信后第七年，吴申叔王莫愁夫妇请我吃饭，我忽然在他们家里看到Bonnie结婚后的照片，颇有感触，我回家写了一封信给申叔夫妇，原信如下：
　　申叔兄、莫愁嫂：
　　九号承赏饭，多谢多谢。府上宝物极动人，尤其是泰戈尔等的真迹，令人百看不厌。当然更亲切迷人的是申叔兄的画，我这次再看，更感到意境的不俗。可惜我不懂画，只能在看过后，“感到舒服”而已。莫愁嫂的大作，不知何时可给我们俗人看看。你们小两口儿，真是多艺的一对！
　　九号晚上熊式一先生所谈的一些秘辛，颇有味，他真该少写一点名人专传，多写一点士林内史。那位将军教授似受刺激过深，戎马半生，终落得如此下场，亦可哀也！（　在他的照片册中，我看到一张他的干女儿的照片，中有她、她丈夫和两个小宝宝。那位女士跟我在大学同班同学，毕业时谢师宴上看我喝醉，还特别跑来劝我一阵，人颇可爱。毕业典礼上她又特别把她妈妈介绍给我。以后未再见面。我服兵役时，听说她结婚了，想不到这次在府上，竟看到她婚后的照片！）
　　申叔兄便中写信到乌拉圭时，请代我向“鲍老虎”国昌先生致意，并谢谢他这次来台请我吃饭。我对他的少爷的大作，很感兴趣，不知他可否寄我一二抽印本？
　　现在已是夜深，特写此信，聊述九号赏饭回味之乐，并谢谢你们小两口一再请客的好意。　敖之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三日夜四时
　　
　　给尚勤的两封信
　　一　一九六六年在狱外写
　　与文星bye…bye事，无法在信中详说。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外压力”，我曾开玩笑说这是“内扰外患”，所以不得不拆伙。我已正式写信给孟能，决定四月一号起不再拿他们的“看稿费”（即是书店方面每月付给我的全部费用），我决定从四月一号起，完全靠独自的力量生活。
　　我的计划是付利息借钱，印自己的一些“不惹麻烦”或“少惹麻烦”的书，靠我销路不错的著作，维持生计，开展生路。我这种做法，短时期内尚不能“脱债而出”，可是日子久了，书出多了，每月每册书的零星人账，也就颇可集腋成裘——　这是我的如意算盘，尚不知“可行度”有多少。
　　我希望我能少被当权者误解一些或仇视一些，少查禁我的一些书。我不靠他们吃饭，但他们也总该让我“有限度的”（“不惹麻烦”的或“少惹麻烦”的）吃我自己的饭。（即使我坐牢，也得管饭吃吧？那时候，就要全吃他们的，我再也不必费命去自己找饭吃了！）
　　如果当权者硬是不让我活——不让我在外面活，那我只好进去活，我目前除了自己出书的一途外，已没有第二条“维持人格的活路”可走——我无可选择！
　　至少到目前为止，当权者对我的态度还算相当聪明的。至少他们清楚的知道我是绝无野心的，清楚的认为我只是纯文字上有限度的危险性而已。他们对我，当然是感到讨厌，可是似乎还未构成深仇大恨。换句话说，他们对我的观察表情，只限于鼻子以上的动作——嫉首蹙额；还未到达鼻子以下的动作——咬牙切齿。什么时候，他们的观察表情从鼻子以上坠落到鼻子以下的时候，便是他们聪明做法的终点，便是我寂寞岁月的起点。那时候，一切将是十二个大字：“当权者，背恶名；坐牢者，变‘英雄’”。双方都不愿意，真是何苦来？
　　当然我相信，至少到目前为止，当权者中毕竟还有相当程度的聪明人，并且这种人，目前还说了算。所以我还一直能以“称衡”姿态出现，虽然做得是越来越吃力！
　　我不愿我被逼得越来越没有选择，我希望当权者知道我李敖也不是不会丧失掉忍耐力的，我希望他们也能多少知道我李敖的限度与极限，更希望他们永远了解我的“人围”并不就是他们的“胜利”。逼我走绝路，或者使我走投无路，又能证明些什么？难道这只证明我李敖是一个“不容于世”的“失败者”吗？难道这硬是要逼求出我李敖是一个“铤而走险”的“不良分子”吗？
　　Ernest　Hemingway笔下那个快死的小女人（在A　Farewell　to　Arms中），曾表示她对死的看法。她说她不怕死，只是恨死（I'm　not　afraid．I　just　hate　it．）这种心境，如果移之于我对坐牢的看法，也是一样。我实在不怕坐牢，可是我恨坐牢，我讨厌它。坐牢最没有意义，其没有意义，对双方都是一样。被关到牢里的，固然有一时表面的“失败”；可是硬要把人关进去的，又岂是不失败的“成功者”　吗？正相反的，他们也未尝不失败，甚至更失败、真失败——关人人牢只证明关人者没有更好的法子和更聪明的手段去“胜过”那“囚犯”，因此他们不得不借助于　“光着屁股的暴力”（naked　pow…er），去表演图穷匕首见。他们是狼狈的制造者，每多锁一次铁栏杆，就多制造一次愚蠢与狼狈！
　　信手写来，越扯越远了。这封信，尤其是后半部，可叫做“李敖的牢狱观”。　“司法行政部”应该把它复印十万份，分送给每一名“禁子牢头”看，每一名“典狱长”每一名“狱吏”看。他们看了，一定会说：“李敖王八蛋！”
　　一九六六年四月八日夜三时五十分
　　二　一九七四年在狱中写
　　尚勤：
　　老太来信提到你给她信中“希望不再走上‘悲剧’之路”的话。悲剧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就像死是人生的一部分。即使你跟别人隔绝，也不能免于悲剧——自愿遁世的修女要和上帝演；老处女要和猫演；被迫遁世的人要和小房里的白蚁、蜈蚣演……没有能跳出悲剧的舞台。只有一个人是例外，那就是名伶J．N．Booth，他跳出舞台，溜进包厢，演了一出更逼真的悲剧——杀了林肯。但我们别忘了：林肯的生死和论定，正因为他是悲剧的主角，虽然他收场在别人的舞台前面。
　　表面上，似乎有两种人是悲剧免疫的。一种是早夭，一种是凡夫俗子。早夭在开场就演了收场，凡夫俗子则以为他们幸运置身场外，其实只是迟钝无知而已。悲剧，像死一样，总是跟着人的，死因或者不明，死法或者各异，但或早或迟，他们总骑上《启示录》中的灰色马。
　　悲剧的认定，往往不在悲剧的本身，而在你的观点。所以悲剧倒也并非一定要禁演。很多时候，你以为你演了悲剧，但从长远的观点看，你却因而不再演出大悲剧，所以这种悲剧，也无宁是自嘲式的喜剧。另一方面，有些悲剧实在也有它“黑云的白边”（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ming），有它塞翁失马的一面，有它的潜伏的喜剧成分。这种情形，尤其在会演悲剧的人，常能感到。会演悲剧的人不在会哭，而在会笑。会哭只能把悲剧搅成小文所谓的“乱七糟八”，这一种“爱哭面”，只能在台湾演歌仔戏，跟一流标准的距离，也正是万华戏院到Radio　City　Music　H　all的距离。
　　我这个跟歌仔戏班一块儿吃馄饨的，如今在小地方的小地方，向你们大城里的人大言不惭，真未免坐井观天。写到观天，我抬头从高富一望，天是浅灰，楼是深灰，不同的只是深浅，同的是阴雨绵绵。此情此景谈悲剧，倒真得天时地利呵！
　　敖之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七日狱中
　　信收到，书大概不久会收到，老太寄来Dec．20；'73　the　Oxford　Press剪报，上面赫然是我们小女儿演Hansetl　an　Gretel歌剧的照片！当然在小孩子观点，这是喜剧；但若从剧中女巫的观点，这真是“折杀奴家”的大悲剧！
　　
　　给汝清的五封信
　　一
　　汝清：
　　中国人讲究阴阳五行，五行是金水水火土。缺水的人，要加上三点水，使水多一点，只要多得不吃水泥，不生水肿，不起水痘，不变水牛，不跳水库，不闹“水门事件”，不修“水产动物学”，不看水银温度计，而只是水汪汪的，那就好。水汪汪的以后，再吃水饺（东门饺子馆冷冻的）；吃水饺以后，再吃水蜜桃；吃水蜜桃以后，再欣赏水仙花，那就更好（欣赏不到水仙花的时候，可看八大山人的七幅水仙图）。
　　至于水多的人，水淋淋的，水来土掩，该用土克一下，最好住在土城之地土化之，只见土木形骸，不见水木清华，脱水以后，只剩几分“咸湿”（广东话），半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想到水，想到老子的话：“天下莫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John　Bullein却说“水是很好的仆人，却是残忍的主人。”（Wa．ter　Is　a　very　good　servent，but　It　Is　a　cruel　master．）这都表币了水这一行，可大可小可利可害。而它最大最小最利最害的表演，就是做成女人。俗话说女人是水做的，比照创世纪亚当肋骨造女人之说，后者当为不实。应该更正为亚当之尿过滤后造女人才对。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有的女人很骚，此无他，过滤得不彻底之过也！　人在牢里，其实是一种遁，形式上是遁迹，精神上是遁世（遁在中国传统，叫做隐，我说隐有三层次：小隐于郊、中隐于市、大隐于牢）。遁得太多，以至无所不遁。由水遁遁到土遁，由土遁遁到尿遁。庄子说道在尿中，的确尿中有道，此乃“尿道”之正解。日本鬼子有茶道、花道、书道、武士道，却没有尿道，就凭这一点，我就不相信Japan　As　Number　One。先来个尿道的笑话给你：祖父参加酒席，带孙子去。吃了一半，孙子大喊：“我要尿尿！”祖父小声告诉他：“这样说不文雅，说你要‘唱歌’，我就懂你意思了。”酒席过后，祖父喝醉了，回到家里，半夜孙子摇醒他，说：“我要‘唱歌’！”祖父把酒席上的话全忘了，说：“半夜三更，唱什么歌嘛！”孙子说：“人家要‘唱歌’嘛！”祖父说：“好吧，要唱就唱吧，不过要在我耳边小声唱。”
　　别以为笑话只是笑话，如果你不被“优待”，睡在四坪十二人的小cell里，你睡马桶旁边，岂不耳边整夜听人“唱歌”吗？
　　别以为只有活人才听人“唱歌”，死了也照听不误。再来一个笑话：酒鬼张三对酒鬼李四说：“我死了以后，千万别忘了在我坟上浇一瓶白兰地。”酒鬼李四说：“绝对忘不了的，不过，白兰地通过我的肠胃，就更容易浇在你坟上了。”
　　这里又是一种尿道。又别以为笑话，有人真在死人头上
　　尿尿呢！两千四百年前，晋国的智伯（智瑶）是个祸水派，他决水淹赵襄子（赵无恤），结果没淹成，自己反被淹垮了。赵襄子恨他，把他脑袋切下来。经过印第安式处理，做成一个小马桶，朝里面尿尿。英文中“小便器”叫urinal，“骨灰缸”叫urn，见到赵襄子这个故事，我才好玩的发现：这两个接近的英文字，竟被我们的赵襄于接合起来了！
　　今天很邪门，好像用了ureth］scopy（尿道镜）一般。写来写去，竟不离泌尿科。
　　大人物中最会尿尿最懂尿道的，是汉高帝（刘邦），他在吃霸王饭——鸿门宴那一次，用上厕所小便做理由，完成尿遁，死里逃生，这尿可尿得真好！汉高帝生平最看不起“儒生”，就是现在的所谓知识分子，他的杰作是“溺儒冠”——一把把知识分子的帽子抓下来，朝里头尿尿。我觉得这种干干脆脆的流氓作风，真是痛快淋漓，对付知识分子——当然是不入流的知识分子，像台湾的这些与官方一鼻孔出气的——有时候真该干干脆脆。
　　孔夫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就看不出来为什么仁者就不能乐水？仁者不但可以乐水，还可以乐尿呢！弗洛伊德假设人格发展的五阶段，第二阶段就是the　anal　stage，表示人从排泄中获得满足。从心理学家的观点推而广之，排泄一事，竟不乏“道”可寻，从孙子到酒鬼，从赵襄子到汉高帝，人证俱在，自不容正人君子再忽视泌尿科，这才叫“如其仁，如其仁”。　我每天清早五点就起来了，先尿尿，然后在小房间内独自一人过一天，晚上十点就要睡了，再尿尿，每周如一日，每月如一日，既乏善可陈，又无恶可做作，只是用功读写而已。好在“水肥”不落外人田的日子，毕竟指日可数，他年尿尿于五湖四海，不亦快哉！
　　一九八一年十月四日
　　二
　　汝清：
　　新约（哥林多后书）有两段话，我最喜欢，我把它们改译如下：
　　一、哥林乡后书第四章第八至九节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
　　心有疑虑，却不至失望；
　　遭到逼迫，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却不至死亡。
　　we　are　pressed　on　every　side，yet　not　straitened；
　　perplexed，　yet　not　unto　despair；
　　pursued　yet　not　forsaken；
　　smitten　down，　yet　not　destroyed．
　　二、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八至十节
　　似乎是骗子，却是诚实的；
　　似乎不为人知，却大大有名的；
　　似乎要死了，却还活着的；
　　似乎在受刑，却不至送命的；
　　似乎忧愁，却常常快乐的；
　　似乎很穷，却叫别人阔的；
　　似乎一无所有，却样样都不少的。　as　deceivers，　and　yet　true；
　　as　unknown，　and　yet　well　known；
　　as　dying　and　behold，　we　live；
　　as　chastenedand　not　killed；
　　as　sorrowful，　yet　always　rqolcing；
　　as　poor，　yet　making　many　rich；
　　as　having　nothing，　and　yet　possessing　all　things．可惜你不在身边，你在身边，一定会给我更好的意见，真的，你真有很好的意见。
　　哥林多是希腊的一个大城。哥林多后书是保罗跟哥林多教会发生“谁是真使徒”的争执时写的。保罗真是一个怪人，他早年受犹太教影响，信上帝却反基督，他不相信基督教，他以犹太公会会员的身分，去抓基督徒，走到半路，据说有一道强光照上了他，同时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问：“你是谁啊？’那声音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这下子保罗转变了，他把扫罗的名字改为保罗，加入基督教的阵营。由于他的努力，基督教开始有了世界性，在基督教里，他成了继往开来的大宗师。　保罗同耶稣的关系很微妙，他比耶稣大两岁，他一辈子也没见过耶稣，这种师徒关系，比函授的还离奇。他主要是受了彼得的影响，才变成这样一个人。
　　他的改信基督教，对犹太教说来，是一种叛变行为。所以，他一回耶路撒冷，就给抓起来，押解到罗马。由于没有犹太教的人跟过来控告，罗马当局准他自己租一间房，作为监狱，只派一名卫兵看住他，同时允许他在监狱中招揽教徒，前后达两年之久。　你别以为这种宽大的监狱制度只在两千年前才有，只在罗马才有，在七十年前的中国，在“腐败的”清朝政府统治下，其实就有。特大号革命党胡瑛，给关在牢里，他却能在牢里近乎公然的指挥革命！可见时代越“进步”，统治力量就越强，人民的自由就越少。九月十三号中秋节那天，“法务部长”李元簇到土城看守所“巡视”，给人一种关怀受刑人的仁慈印象，自然以为他是来协助“欢度中秋佳节”的，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他跑到看守所来，是来“巡视”新装的两台闭路电视接见机！所谓接见，有特别接见和普通接见的两种，普通接见有二十个窗口，每次讲话，只有三分钟，（虽然“监狱行刑法”第六十三条明定“接见时间以三十分钟为限”“有必要时得增加或延长之”；“羁押法”第二十五条也明定“接见被告每次不得逾三十分钟，但有不得已事由……得延长之。”虽忘了明定下限，但立法原意，大概总不是三分钟吧？）普通接见窗口有一至二十号，用“电话三明治法”（这是我描写的，因接见人与被接见人之间，有塑料板隔音，只有电话相通），这已经是很不入道的科学方法了，因为没有电话的发明，双方见面要讲话就非得给面对面没有塑料的优待不可，这种电话的发明，你说多可恶啊！（当然它的可恶，可以被法院候保室的那种电话抵销掉，候保室的电话，能给人在牢笼中走私出爱的呼声，多可爱啊！）不料台湾的大官人，认为这种“电话传真”（这又是我描写的）还不够安全不够过瘾，居然在整天高喊经费不足之时，制造了两台闭路接见机，就是连隔塑料铁栏的人道都不准了，要接见人和被接见人都从闭路电视中出现！双方各对电视机讲话，而不再对塑料、铁栏外的“真人”讲话了！这两台闭路电视接见机，编为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号，于中秋佳节启用。李元簇部长特地跑来“巡视”，就是“巡视”这种剥夺人权凌虐人犯的科学道具的！你说可叹不可叹！（所中囚犯恨此机器入骨，奔走相告，千万排队时，别排到这两号！）　汉朝的人说：“刀笔吏不可做公卿”；宋朝的人说：“本来无事只畏扰，扰者才吏非庸人。”“刀笔吏”和“才吏”都以能干著称，但这种人不识大体，他们做了“公卿”，扰起人来，比庸人自扰祸害多得多，李元簇的“德政”例子，正说明了这一现象和道理。在历史中，这种人，正该进入“酷吏列传”——如果他进得了历史的话。
　　司马迁写（史记），特别为酷吏写了一篇传。他提到的赵禹，赵禹为人清廉，可是周亚夫不肯重用他，人家问周亚夫为什么？周亚夫说：“极知禹无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我知道禹是清廉的，能干的，但是他办事用法太深太刻，这种人，不可以在大衙门掌权的。）这就是说，有刀笔吏习性的公务员，他们老是不识大体的找人麻烦，这种人得志，别人就活得太吃力了。　赵禹的酷兄酷弟是张场，张汤小时候，他爸爸出门，叫他看家，家里的肉被老鼠偷吃了，爸爸回来，摸他一顿。他吓得要死，把老鼠捉来，先审问，后处决。而他审问老鼠的判决书，“文辞如老狱吏”，非常内行！他后来当权，当然整天搞“捕鼠专案”，杀鼠无算。后来他被整肃，终于自杀而死。死后家产只有“五百金”，穷得草草掩埋了事，证明了他绝非贪官，他的毛病，只是喜欢把人当老鼠而已。　中国人以为清廉的官都是好人，大错特错，清廉的官可能是个不爱钱的坏蛋，他们酷爱权力，捕鼠机式的权力，不但不识大体，并且鼠目寸光，整天以残忍为事，还美其名曰仁政、曰法治、曰大有为，这不太好玩了吗？（其实这种人，是值得精神分析的残忍变态人。）
　　有一种双子叶植物离瓣类的一科，叫“鼠李科”，在他们仁政、法治、大有为之下，我想这一植物学名词自然要发生词变而成动物学或法学名词了，“鼠李科”，“鼠李科”，老鼠李敖入笼，岂不是典型的“鼠李科”吗？　三个月来，这边枪毙了两只老鼠，凌晨五点多动手，都是两枪毙命，枪声凄厉可闻。本月四号枪毙的是林辉煌，林辉煌的故居，改分吕韬去住，吕韬忌讳，不肯住，被视为犯规，加钉脚镣，放在犯规房中，真是无妄之灾。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九日，明天开始，就是下山火车了
　　三
　　汝清女秘书：
　　这边虽然有三千多囚犯，但是正牌医生只有课长一个人是，课是卫生课，课长叫金亚平，他不给囚犯看病，逍遥得很。他手下有一个王护土，是男的，冒充王医生，专治外科、内科，所有的疑难杂症，但病有千般，药却只是几种。他看病，使我想起一个笑话：
　　军医：你头痛吗？耳鸣吗？我给你试听一下，你听听看，这声音是叮叮呢还是当当？
　　病人：是叮叮。
　　军医：拿阿司匹灵去！
　　病人：不是呀，说错了，是当当。
　　军医：也一样，拿阿司匹灵去！
　　病人：那么怎样才不要老是阿司匹灵？
　　军医：要听起来叮当才对！
　　王医生以外，另外两个穿便服的“警察”，一个叫尤大时。一个叫阙壮士。尤主管负责接洽外医工作（即接洽技术员来所照X光、做心电囹、验血、验尿、以及送重病犯人去中兴医院求诊）；闭主管负责新收犯人的体检工作（只量身高体重、检查有无tattoo，其他病情，均由犯人自报，由他填入表格，便算他检查过了。我在军监时，军医也一样，不过比较老实，在表格上写：“该李犯自称有胃病”云云。）
　　事实上，以上职务也是形式上的，因为实际作业的，还是犯人——犯人中的医生。去年他们逮到一个妇产科医生黄仁温，以堕胎罪判一年。于是一年的外科、内科、所有疑难杂症，便都有替身代诊了。（我在军监时，逮到台独要犯陈中统，是兽医求他看病，军医整天坐在那里，不看病人看武侠。）由于所方一再上报说人手不足，大有为当局同意每月支付一万二千元，聘雇外面的蒙古大夫来兼差。所以这边也可看到医生做外会。不过近朱者赤，外面的一来，看病的方式便是草营人命式，“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式（西医用中医望、闻、问、切的方法看病，从来不用温度计或听筒之类）。这里面也有所谓的病房，叫“病舍”，内分单人房和多人房，类似医院中的头等二等之分。但病舍住的，却非病人而是有来头的或有钱的人，如林浩兴案财务经理张国霖，如法官贪污案高院庭长董国挂、地院推事宗成销，如启达案徐启学等等等等。真正有病的犯人如景美翁媳命案张国杰（年逾古稀，已押八年，发回更审十余次之多），只在病舍住三天多就给赶回押房。按说李敖是有住病舍的条件的，但病舍为外宾参观必经之地，李敖若在那里，是非必多，所以仍以住押房为宜。
　　这里的药，当然全是最蹩脚的，偶尔有～点高级的，如“克风”，如“特勒麦辛”，却都锁在金课长的柜里，若无门路，休想吃到。所方有一大苛政，就是不准外面送药进来。但依“羁押法施行细则”第六十九条规定：“被告声清自行购买或由亲友送入药物，经看守所医师检查合格后得许可之。’可见不准送药是于法不合的。此一苛政，起源在去年所务会议上，卫生课提议以无检查设备为由，拒收亲友送入药物，规定一律由卫生课代购。不料代购之下，药物比外面贵得多，“康得六00”市面上定价五十，四十可买到，但所方代购却要六十，经犯人｛I］抗议，所方的理由是，请药商代送，当然要加车马费！但三千多人的经常购药量，平均每日或每周已是大生意，药商竞送还来不及，何能反加车马费？最后无以自明，索性悍然一律拒绝代购！于是犯人生病，全靠神仙保佑了。（其他的看守所，规模不如敝所大，却可以送入药物，可见无检查设备之传说，全属透词！）
　　犯人看病的时候，这里也给打针，不过那种场面像是领配济米，（写到这里，我必须声明一下，你看我的字写得多难看，因为笔不好用的缘故，这边买的笔，良莠不齐。纸上又有蜡质，不好着墨。）大家排好队，露出屁股，然后依次向前挪动，打针师是个兽医（又是兽医，天下兽医何其多！），用一根针管和　一根针，插入药瓶吸药、注射，……再吸药，再注射，……三吸　药，三注射。……全部过程，我有诗咏之如下：
　　大罕阴气阴森森，
　　排队看病如狼奔，
　　兽医下令齐脱裤，
　　只换屁股不换针！理论上这根万用针头，不知可传染到多少新病出来，但是谁他妈的管呢？
　　只换屁股不换针，
　　兽医妙手要回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