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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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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说：“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他四毛钱。沈从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一次跑警报，沈从文撞上刘文典，刘文典随后对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
1929年5月，鲁迅从上海回北京探亲期间，曾应邀到一些学校演讲。5月22日晚，他写信给许广平说：“傍晚往燕京大学讲演了一点钟，听的人很多。我照例从成仿吾一直骂到徐志摩，燕大是现代派信徒居多——大约因为冰心在此之故——给我一骂，很吃惊。”
16．年节
1912年1月1日，民国诞生。这一年，叶圣陶18岁，住在苏州。当天下午，他和顾颉刚等两三友人到观前街闲逛，日记里有“风狂云黯，市静人稀”的描述。日记还特地注明：“今日为吾国改用阳历之第一日。”叶与顾的交情，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初顾颉刚病逝。一个多月后，民国迎来第一个春节，叶圣陶又在日记中写道：“岁岁元旦，观夫融融之日，油油之天，每以意象之觉殊而另有一种境况。此境况今日亦觉得之也。”与叶圣陶同岁的吴宓，当时正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他在大年初一的日记里写道：“晨，为《水调歌头》一阕，殊不惬意。午无事。晚，及李君伯愚并仲侯、君衍捕雀为戏。嘻，此亦新年之常例。”
1917年除夕，时鲁迅居北京城南绍兴会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
陈济堂曾是广东实力派人物。俗语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的亲朋中自不乏握有实权者。广东商人霍芝庭凭借陈妾莫秀英等为后台，连续多年包办全省最大的烟、赌捐务，获利无算。某年正月初一，霍到莫秀英家拜年，给莫的儿女各“利是”一封，每封内装一张10万元的支票，合计达一百多万。霍辞去后，莫拆封一看，不禁也为之讶然。
1947年冬，蒋介石夫妇到庐山住了一段时间。除夕，蒋氏夫妇请身边工作人员吃年夜饭，江西省主席王陵基和侍卫长俞济时在座。蒋介石夫妇分坐一张长条桌的两端，王坐蒋的左手，俞坐右手，其他人员居中间。席上没有什么名贵菜肴，也不备酒。最显眼的是一只烤火鸡。宋美龄见火鸡烤得比较酥，便劝牙口不好的蒋介石多吃点。
天津金融界大买办魏信臣和宁星普交情不浅，过年时必亲到宁宅拜贺，每次都带银票1000两给宁家的孩子当压岁钱。
民初的某个春节，梁实秋的父亲说：“我愿在哪一天过年就在哪一天过年，何必跟着大家起哄？”
邵乾一在东北各大城市如哈尔滨、长春、大连等地都有买卖。一次邵从哈尔滨回老家金县过年，命跟班给他蒸两大筐馒头带回去。跟班说：“这多不好看。”邵说：“少废话，我看家里过年能吃上馒头就不错了。”
张群与民生银行老板周作民过从甚密。1946年春节，周在成都，张特地在除夕赶到成都，邀周同车观览市区年景，并下车漫步街头一小时许。春节期间，张群还在寓所备下一桌丰富的肴馔款待周作民。周在日记里说：“据称抗战中，（张群）款客极俭，今特为余设此盛席，可感。”
许杰的老家在浙江天台。当地习俗是腊月收账，一直收到年三十，正月初一去讨债则不吉利。凡是提着灯笼要债的都算年三十晚上出来的，可以一直提到初一早晨。穷人家最难过的是年关。许杰家穷，一向欠债，而他叔祖父则开店当债主。每及除夕，父亲就开溜，跑到叔祖父家，一是避债，二是替叔祖父要债，兼充两种截然相反的角色。
1931年元旦，在孩子们的发起下，苏州九如巷张家以一场热闹的“同乐会”过了新年。除家人外，还有一些来宾应邀参加。晚会自晚6点开始，除了跳舞奏乐唱昆曲，还演出了田汉创作的独幕话剧《咖啡店之一夜》，17岁的张宗和扮演男主人公，他的姐姐、22岁的张允和扮演女主人公，其他角色均由张家姐弟担当，而他们的继母韦均一也被安排扮演了一个只有三句台词的店主人。
1934年除夕，胡适忙于应付饭局，他在日记中写道：“午饭在欧美同学会，有两局：一面是孟和、孟真为袁守和饯行；一面是余上沅约梁实秋吃饭，并有今甫、一多、吴世昌、陈梦家、公超、林伯遵众人”，“晚上到美国使馆吃晚饭”。“我回家时，家中过年的客还在打牌，我打了四圈，就去睡了。他们打牌守岁，直到天明。”
1936年除夕，何其芳拎着几斤莱阳梨到青岛找卞之琳。卞正在一个德国人开的消夏旅馆里埋头翻译小说。两个年轻人在清冷和闲谈中过了一个大年。
郑逸梅住在苏州时，每逢新年，都约上二三友人去玄妙观闲逛。走累了便去三万昌茶肆，凭槛品茗，遍览眼前的一片承平气象。他后来移居上海，很怀念那段闲在的日子，“思之犹在目前”。
郁达夫居杭州时，逢年过节喜欢去爬城隍山，他说：“这城隍山的一角，仿佛是变了我的野外的情人，凡遇到胸怀悒郁，工作倦颓，或风雨晦暝，气候不正的时候，只消上山去走它半天，喝一碗茶两杯酒，坐两三个钟头，就可以恢复元气，爽飒地回来，好像是洗了一个澡。去年元日，曾去登过，今年元日，也照例的去；此外凡遇节期，以及稍稍闲空的当儿，就是心里没有什么烦闷，也会独自一个踱上山去，痴坐它半天。”
1929年春节，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26岁的浦江清都在清华的单身宿舍里写《殷墟甲骨之新发现》，初一中午完稿后，才进城和几个朋友看了场戏。15年后，浦已是西南联大教授，虽处战时，家眷在上海老家，他独自僻居昆明，但这个年过得有滋有味，热闹非凡，已经今非昔比了。1944年除夕，他在日记里写道：“上午佩弦（朱自清）请吃烤年糕。下午同人集合包饺子。晚饭即吃蒸饺，另菜二碟，佐以酒。又闻（一多）家送来鸡肉一碟，萝卜球一碗。此即年夜饭矣。同人兴致尚好。我自幸今年得在自由区过年，如仍僦居上海，则愁闷可知。晚饭后在闻家打牌。同人皆加入，或打四圈，或八圈、十二圈不等。”这场牌局一直持续到初一天亮。初一“早起甚迟”，吃煎饺子，中午仍是大家一起聚餐，有烧肘子、炒猪肝、冰糖白果等，晚饭后，浦又“入雀局”。初二午饭后，浦江清外出拜年，他在日记里写道：“至棕皮营陈梦家、游泽承及钱端升、金岳霖诸家，均有茶点。归时，余戏咏：‘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之句。”初三，天寒，上午浦江清与朱自清、游国恩等在闻一多家围炉谈诗，午后去他处唱昆曲。当夜仍在闻家“围炉谈”，“自宗教、科学至新旧诗、电影、话剧皆谈，互为辩论。”初四，浦与闻一多夫妇、朱自清散步到散村余冠英家，又去黑龙潭一游。当天记道：“夕阳照潭，竹树荫蔽，境甚清幽。庙中山茶尚盛。一株梅花姿态甚好，正盛开。”
张元济虽为新派人物，生活理念及实践常破旧立新地领导潮流，但家中有些习俗乃至陋俗却因循不去。他家的年夜饭必有两道菜。一为“金条”，即萝卜丝炒豆腐丝；一为“元宝”，即蛋饺。皆取发财之意。此外，张家每年除夕都要摆供祭祖，列队磕头。
据说1941年除夕，汪精卫在南京颐和路寓所前贴了这样一副春联：“立民族民权民生之宏愿；开为党为国为民之大业”。当晚，就有人在对联上加以修改：“立泯族泯权泯生之宏愿；开伪党伪国伪民之大业。”
1947年8月，乔大壮只身到台湾，任台大中文系教授，次年独在异乡过年。乔嗜酒，加上孤独感，从除夕起就不吃菜而大喝金门高粱酒，灯前将家人的照片摊在桌子上。如此一连数日，始终处在醉眼矇眬的状态。
学者邓云乡晚年曾忆及抗战前北平置办年货的场景：“那时我家住在西城，一到腊月里，卖年货的，不单南到单牌楼，北到四牌楼，到处南货铺、点心铺、猪肉杠、鸡鸭店、羊肉床子、大小油盐店，拥满了人，而且马路牙子上，也都摆满了各种摊子，干果子铺门口，都吊着大电灯，那大笸箩堆的什锦南糖、京杂拌，都像小山一样。堂子胡同口上一家大鸡鸭店，大肥鸭子吹足了气，擦上油，精光肥胖，天天吊满了铺子。一般教书的、当职员的人家，拿出十块二十块‘忙年’，就能买不少东西了。买只五六斤重的大肥鸭子，一块大洋还要找钱呢。”
剃头洗澡，是北平过年中的一景。大年三十，京城的大小澡堂子破晓即营业，24小时连轴转，到初一凌晨仍灯火通明、浴客满堂。澡堂子的从业伙计多为河北定兴人，操着怯腔的喊声此起彼伏：“看座——里边请”，“这边来一位”，“垫板儿——”……
民国时期，每逢除夕，天津南市的“落子馆”都有民间会演。唱梨花大鼓的、唱京韵大鼓的、唱单弦、靠山调、莲花落的等等，齐聚这里。演员都穿红缎绣花裙子、短袄，头戴珠花。一直唱到半夜，然后由各自“相好”的陪着去天妃宫烧头香，图个一年的吉利。客人这时候来凑热闹，掏出的票子较平时翻倍。
徐铸成回忆：“抗战前一年，是我在上海过的第一个新年。除夕深夜，费彝民、王芸生两兄驾车来邀去观光上海的新年夜景。先去老城隍庙和永安公司的天韵楼兜了一圈后，到了南京路的红庙，只见成群的莺莺燕燕，都穿着一色的红绸裤袄或红旗袍，一个个虔诚跪拜，烧纸钱上香，还有些西装革履或袍褂俨然的青年或大腹便便的壮年们跟随着。听说，这些姑娘们，都是一等、二等班子里‘生意上’的。”
1927年秋，罗亦农在上海新闸路麦特赫斯特路口租了一个二楼二底带厢房的房子，房子和家具都不错，用郑超麟的话说：“简直像一个阔人的大公馆。”1928年元旦，罗亦农在这里办了数桌酒席，瞿秋白、王若飞、陈乔年、苏兆征、邓小平、郑超麟、夏之栩等二十来人到此过年。郑超麟后来回忆说：“大家吃得痛快，玩得痛快，特别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致我至今还记得不少参加的人。”很多人大概因为平时处于险境，神经绷得过紧，借着过年彻底放松一下，因而有郑超麟所谓“痛快”一说。席间不少人都喝醉了，郑超麟当时正和刘静贞谈恋爱，遂成为大家哄闹的对象。郑寻机从后门逃走后，却被王若飞醉醺醺地追到街上把他拉了回去。
沈尹默回忆说：“‘五四’前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每逢元日，八道湾周宅必定有一封信来，邀我去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人，每年必到的是：马二、马三、马九弟兄，以及玄同、柏年、逿先（朱希祖）、半农诸人。席上照例有日本新年必备的食物——粢饼烤鱼之类，从清晨直到傍晚，边吃边谈，作竟日之乐。谈话涉及范围极其广泛，有时也不免臧否当代人物，鲁迅每每冷不防地、要言不繁地刺中了所谈对象的要害，大家哄堂不已。”
画家司徒乔回忆说，1925年除夕，“一位燕大同学请我吃辞年饭，我走到筒子河边，经过一间施粥厂门前，突然有四个全副武装的警察，高举着棍棒，手推脚踢把一个拖着两个孩子的孕妇扑打出来。问起原因，是那妇人讨了一碗粥给孩子们吃了，最后想为自己讨一碗，就是为这，四个大汉子扑打凌辱她。这灭绝人性的事件使我无法参预同学们的除夕宴叙，我跑回宿舍，把当时情景快笔记下，因为素描基础不好，又是凭记忆追溯，画得十分粗糙，怕只有自己才认得出那笔线所倾诉的东西”。这幅画后来被鲁迅从一个展览会上买去。
1934年春节，茅盾写了一篇《上海大年夜》，他自称这是他实地考察的记录。茅盾后来回忆说：“报纸上早就说‘市面衰落’，实际是南京路的商店至少有四五十家过不了年关，单是房租，就欠了半年多。房东要求巡捕封店，还没解决，因为工部局如果发封，就伤它统治下的大上海的体面。各报也因农历大年夜而停刊，但出有号外，这些号外上，只有电影院的广告，极尽夸大、刺激、诱惑的能事。马路上，排着长蛇阵的，只有电车、公共汽车和私人的或出租的小汽车。黄包车几乎无人光顾，因为它们的老主顾——小市民，口袋已经空了。电影院（高级的）却是每场都满座，我们九时半去买票，跑了两三家，都没有买到。后半夜，大上海的马路上已经冷冷清清。归家的路上，碰到一位乡亲，他告诉我：南京路的商店只有两家半是赚钱的；这两家是三阳南货店和五芳斋糕团点心店，那半家是冠生园。”
1935年除夕，鲁迅致信黄源：“今年爆竹声好像比去年多，可见复古之盛。十多年前，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现在却心平气和，觉得倒还热闹，还买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次日，即大年初一，鲁迅又致信杨霁云：“今年上海爆竹声特别旺盛，足见复古之一斑。舍间是向不过年的，不问新旧，但今年却亦借口新年，烹酒煮肉。且买花炮，夜则放之，盖终年被迫被困，苦得够了，人亦何苦不暂时吃一通乎。况且新生活自有有力之政府主持，我辈小百姓，大可不必凑趣，自寻枯槁之道也。”
1927年，郁达夫独自一人在上海过年。除夕，他在沧州旅馆订了一个房间，当晚，他的一些朋友陆续来旅馆洗澡，郁达夫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住处，设备不周，所以弄得一间房间内，有七八个人来洗澡，旅店的Manager颇有烦言，也只好一笑置之。”第二天的日记说：“火炉熊熊不息，室内空气温暖，一个人坐在curtain（窗帘）后，听窗外面的爆竹声，很有点出世之想……很想在此地久住，但费用太昂，今天午前，必须离开此地，不过将来若经济充裕的时候，总要再来住它一两个月，因为地方闲静清洁，可以多作冥想的工夫。”郁达夫离开沧州旅馆后，到创造社出版部吃午饭。“午后和出版部同人玩骨牌，输了两块多钱。傍晚五时前后，出至周家，和女太太们打牌，打到天明。”
1940年2月7日为除夕，时宋云彬在桂林，日记记道：“晚五时，去开明，吃绍兴酱鸭、鱼干，均佳，白鸡亦好。六时一刻，赴新生菜馆，应国新社之邀。餐后，参加国新社联欢会，余已小醉，歌昆曲，大笑，不觉酒涌上来，醉态毕露。杨彦英、丁务样、林山挟余归寓，倒头即睡，不知东方之既白。”次日（大年初一）又记：“昨宵醉态毕露，传为笑柄，晨起尚觉头昏，吃橙子两枚。”
1941年1月26日是旧历除夕，宋美龄在香港不归，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本夕为旧历除夕，孤单过年，世界如此孤居之大元帅，恐只此一人耳。”
1940年旧历除夕，周佛海时居上海，他在日记中写道：“遥忆老母生辰，未能侍奉，不禁泣下。每逢佳节倍思亲，未知何时始能膝下承欢也。”此后三天，他接连每晚“赴76号观剧”，或“深夜始归”，或凌晨“三时始返”。
汪曾祺出身于一个旧式大家庭，分好几“房”。他后来回忆说：“每年除夕，要在这方桌上吃一顿团圆饭。我们家吃饭的制度是：一口锅里盛饭，大房、三房都吃同一锅饭，以示并未分家，菜则各房自炒，又似分居。但大年三十晚上，祖父和两房男丁要同桌吃一顿。菜都是太太手制的。照例有一大碗鸭羹汤，鸭丁、山药丁、慈菇丁合烩。这鸭羹汤很好吃，平常不做，据说是徽州做法。”“大年初一，祖母头一个起来，包‘大圆子’，即汤团。我们家的大圆子特别‘油’。圆子馅前十天就以洗沙猪油拌好，每天放在饭锅头蒸一次，油都‘吃’进洗沙里去了，煮出，咬破，满嘴油。这样的圆子我最多能吃四个。”
梁实秋生长于京城一个极其守旧的家庭。家中平时绝对禁赌，根本就没有麻将牌，因而他从小不知麻将为何物。只是每年除夕到上元这段时间开赌禁，但也仅以掷骰子状元红为限，下注三十个铜板，每次玩时不超过一两小时。一次过年，梁实秋斗胆问起麻将的打法，其父正色道：“打麻将吗？到八大胡同去！”
梁漱溟从不过年。1930年，他在河南辉县办村治学院时，给亲戚写信说，看到老百姓生活之苦，就没有心思回北京过年了。那时兵匪不分，这个年，他是和衣而睡，在分不清鞭炮声还是枪声中一个人度过的。1935年春节，他在上海访问军事家蒋百里。1936年春节是在梧州到南宁的途中。1938年初梁漱溟去延安，归途坐火车到开封时恰值大年三十晚上，他一个人住进河南旅馆，就这样把年过了。1939年春节，他正在前往敌后巡视的途中，2月18日的日记记道：“旧历除夕，车过三原，晤赵戴文于一花园中；晚抵洛川，途中落雪。”1940年春节，梁漱溟觉得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便利用寒假带他们兄弟俩去重庆北碚，除夕是在附近的缙云寺里过的。
1948年春节，丰子恺时居杭州葛岭，一时书兴大发，欣然为附近村民大写春联，一村人家，不留虚户。但村民不知珍爱，写了也就写了，多年后，已不剩片纸。
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春节，是在溪口过的。1949年从除夕起到正月十五，蒋介石特地从上海延聘著名的票友及京剧演员到溪口，大演其戏。先在武岭学校演出六天，再到上下白岩庙各演两天，又在武山庙、新旧蒋家祠堂各演出一二天。演的都是还愿戏。演出剧目中，第一出常常是演黄巢起义斩了柳空和尚的戏，其次常演的是借东风、甘露寺、回荆州一类的三国戏。
李辛白是辛亥老人，抗战期间避难他乡乡间，生活极其困苦，1938年有《咏除夕》一诗：“乞米度除夕，今年第一年。还家惟有梦，买酒已无钱。两鬓白如雪，孤怀冷似泉。匈奴何日灭，万里靖狼烟。”
抗战初期，张治中任湖南省主席。1938年2月，他曾微服私访，步行七县，作了一次秘密旅行。张于大年初一出发，在湘潭的一个村庄休息时，与农民闲谈，他问：“你们过年，为什么不贴对子呢？”农民答：“没有闲钱！”又问起十来岁的孩子读不读书，老百姓的牙为什么都是黄的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所答都很干脆且一致：“没有钱！”
17．意趣
上世纪30年代，姚雪垠曾四度“北漂”，是一个典型的文学青年。第二次来北平时，已入冬季，他住在沙滩一带的蓬莱公寓，因为坐不起黄包车，每天步行到文津阁北京图书馆看书，早出晚归。他晚年回忆说：“那时，晚上9时以后，从文津街到沙滩的一路上已很冷清，行人稀少。留在我脑海里印象最深的是，有几次我回来时走到金鰲玉桥上，凭着汉白玉栏杆停留一阵。冷月高照，北海和中南海灯火稀疏，偶有微风吹过，看石桥附近的片片枯荷飒飒作声。”
1923年，臧克家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当届新生都住济南郊区的“北园”，这与今天一些学校近似。北园处处流水，满眼稻田。秋末，荷枯时，把水放走，一派野趣，虽不乏苍凉感，意境却很生动。闲暇时臧克家常邀同学李广田、邓广铭等外出，迎着秋色，在铁道上用双脚走单轨，一直走到黄台车站。
第二年搬到校本部后，臧克家和几个喜欢文学的同学结为一个小集团。一个初秋的黄昏，他们带着一瓶酒来到大明湖畔，跳上一条船，让撑船的划到幽静处。臧克家后来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和心境：“暗空无月，寒星闪闪，静夜冷清，孤舟湖心。这时，我们心情自由舒畅，好似置身自己的天地。”
缘缘堂被战火摧毁后，丰子恺一连写了数篇文章追记和怀念它，把缘缘堂春夏秋冬的意趣揭了个底儿掉。例如夏天，“垂帘外时见参差人影，秋千架上时闻笑语。门外刚挑过一担‘新市水蜜桃’，又来了一担‘桐乡醉李’。喊一声‘开西瓜了’，忽然从楼上楼下引出许多兄弟姐妹。傍晚来一位客人，芭蕉荫下立刻摆起小酌的座位。这畅适的生活也使我难忘”。再例如冬天，“屋子里一天到晚晒着太阳，炭炉上时闻普洱茶香”。“廊下晒着一堆芋头，屋角里藏着两瓮新米酒，菜厨里还有自制的臭豆腐干和霉千张。星期六晚上，儿童们伴着坐到深夜，大家在火炉上烘年糕，煨白果，直到北斗星转向。这安逸的滋味也使我难忘。”
李宗仁长年戎马军中，不知“避暑”为何味。他任五战区司令长官时，驻屯河南老河口。1942年夏天，酷热难当，白天树叶能被晒得卷了起来。有人建议他到距老河口六十里地的海山避暑。李初无此意，后因实在太热，众人力劝，战事又相对稳定，就去海山住了几天。山上原有外国传教士建的十余幢洋房，此时主人都已避战回国，李宗仁一行权充游客住了进去。他们的汽车开到海山脚下，坐滑竿上山时已觉清风徐来，“山上林荫片片，泉水潺潺，真是别有一番天地。我这才尝到所谓避暑的乐趣”。这一年，李宗仁52岁。
1949年4月22日傍晚，李宗仁到杭州面见蒋介石后回到南京。此时，南京四郊已炮声隆隆，市区一片凄凉。中山路、太平路等繁华地带的店铺全部歇业，街上行人绝迹。这是南京作为中华民国首都的最后一个夜晚。当夜，李宗仁虽“解衣而卧”，但“辗转反侧，未能入寐”。第二天，他匆匆登机离去。当日，南京解放。
1934年秋，舒新城偕妻子出游苏州青阳港，当夜两人荡舟河上，一切静止，唯有他们的桨声和偶然过往的火车声打破天人之间的沉寂。舒写道：“桨声如诉，车声如吼，有如天籁，而饭店路灯之倒映在水中则有如星斗。我们在一叶扁舟之中，占有了全宇宙，少年心情陡然增长，乃放乎中流，引吭高歌。”
张恨水在南京时，冬天常独自坐公共汽车出城，到江边散步。喝过一阵西北风后，再找一家江边的茶馆喝茶，泡一壶毛尖，来一碗干丝，摆上两碟五香花生米，“隔了窗子，看看东西两头水天一色，北风吹着浪，一个个地掀起白头的浪花，却也眼界空阔得很。”
1929年初，钟敬文与友人同游西湖，被“冷趣”所吸引，大发感慨说：“当我们在岳王庙前登舟时，雪又纷纷地下来了。湖里除了我们的一只小划子以外，再见不到别的舟楫。平湖漠漠，一切都沉默无哗。舟穿过西泠桥，缓泛里西湖中，孤山和对面诸山及上下的楼亭房屋，都白了头，在风雪中兀立着。山径上，望不见一个人影；湖面连水鸟都没有踪迹，只有乱飘的雪花堕下时，微起些涟漪而已。柳宗元诗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我想这时如果有一个渔翁在垂钓，它很可以借来说明眼前的景物。”
1929年2月的一天晚上，清华一些青年教师聚在一起讨论如何要求学校恢复助教派送留美问题。事毕，潘世宁、孙瑞珩、浦江清等又留下来漫谈婚姻等话题，午夜后方散。当天是正月十三，明月当空，显得高而小。三人漫步校园，浦江清对潘世宁说：“古人言‘山高月小’，今在平地，何能若是？”潘答：“北方天气特别洁净，天无纤云，故能如此。”三人便决定暂不回屋睡觉，出了学务处大门，在校园内绕行。浦江清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全园似均已入梦，绝无灯火，静极，惟闻三人脚步声。路上见一警察，向余等颇注视，月光中不能视其面，当有错讶之色耳。余谓：‘万事皆有缘，朋友相值，闲谈，闲行，皆有缘分在。’潘云：‘朋友中有合有不合，不可用理由讲解，我等即出一千块钱，有谁肯陪我们闲谈到二三点钟，又犯寒出门看月耶！’”
学者钱穆是无锡人，北来后并无不适应的感觉，反而很畅快。他在一本书里写道：“余初来北方，入冬，寝室有火炉。炉上放一水壶，桌上放一茶杯，水沸，则泡浓茶一杯饮之。又沸，则又泡。深夜弗思睡，安乐之味，初所未尝。”又写道：“其时余寓南池子汤锡予家，距太庙最近。庙侧有参天古柏两百株，散布一大草坪上，景色幽茜。北部隔一御沟，即面对故宫之围墙。草坪上设有茶座，而游客甚稀。茶座侍者与余相稔，为余择一佳处，一藤椅，一小茶几，泡茶一壶。余去，或漫步，或偃卧，发思古幽情，一若惟此最相宜，余于午后去，必薄暮始归。”
1921年7月2日，胡适到什刹海参加一场婚礼并为男方主婚，当日记道：“什刹海荷花正开，水边有许多凉棚，作种种下等游戏。下午游人甚多，可算是一种平民娱乐场。我行礼后，也去走走。在一个古董摊上买了一幅杨晋的小画，一尊小佛，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买古董。”半个多世纪后，学者邓云乡借着胡适的这段描述大加发挥，他推断胡适出席的婚礼设在什刹海湖畔的会贤堂，进而说：“会贤堂门前的风光旖旎无比，尤其那个楼，坐西北，向东南，十一间磨砖对缝的高大二层楼房，楼上临什刹海都是宽大的走廊，那落地大玻璃门里面，都是一间间的雅座。酒宴未开，或酒阑席后，雅座中的人都倚在栏杆上，眺望荷花市场的风光，下面的人望上去，梳着大辫子，梳着爱司头，簪着玉簪花、栀子花的旗下大姑娘小媳妇，笑语时闻，真像神仙中人一样。”
之江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坐落在杭州六和塔钱塘江畔，倚山靠水，景色如画。上世纪30年代在这里执教的学者夏承焘曾在日记中写道：“夜与雍如倚情人桥听水，繁星在天，万绿如梦，畅谈甚久。”雍如即顾雍如，北京大学毕业，是夏承焘的同事和密友。此前的1924年7月，正在这里就读的施蛰存写下了他自认为平生“最美丽”的一则日记：“晚饭后，散步宿舍前，忽见六和塔上满缀灯火，星耀空际，且有梵呗钟声出林薄，因忆今日为地藏诞日，岂月轮寺有祝典耶？遂独行到月轮寺，僧众果在唪经，山下渔妇牧竖及同学多人，均行游廊庑间，甚拥塞。塔门亦开放，颇多登陟者，余踌躇不敢上。看放焰口到九时。旋见教授女及其弱弟，方从大殿东遍出，望门外黝然者，亦逡巡莫知为计。余忽胆壮智生，拔弥佛前蜡烛，为牵其弟，照之归校，并送之住宅前，始返宿舍，拥衾就衣，不胜其情怀恍惚也。”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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