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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电的帝国-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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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督抚们并不像慈禧一样闭目塞听，更加了解天下大势的他们深知，即便按照朝廷的命令执行，也不会对战争的结果有任何影响，反倒可能会把相对富庶和现代化的东南各省也陷入战火之中。然而中国是一个儒学治国的国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君臣臣，君权是重于一切的。两相为难之下，一时间，各地督抚都哑然失声了。
这个时候，从广东飞出的一封电报，挽救了险些被扼死在摇篮之中的东南互保联盟。盛宣怀的恩主、天下督抚的老大领袖李鸿章电复朝廷：“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慈禧接到这封电报时，几乎惊得没喘过气来。这封电报实在太艺术了，八个字高妙无匹。它虽然不否认“勤王电”是清廷的正式命令，却提出这是“乱命”，也就是不正当、不应该接受的命令。并且正式表明了态度——“粤不奉诏”。与此同时，又仍然以地方官员自居，把和中央政府的对抗限制在了一个不撕破脸皮的限度，让清廷不至于暴走，各地督抚也敢于接受。这后面，有没有盛宣怀的建言和策划呢？我们是无从得知了。
李鸿章的这封电报通电全国后，东南各地督抚松了一口气，反正天塌下来有更高的顶着了。配合李鸿章的行动，盛宣怀接连给张之洞、刘坤一去了急电，提出了“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的具体措施。张、刘复电表示同意，“东南互保”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6月24日，张之洞致电列强驻上海领事，内称：“上海租借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各国商民产业，均由各督抚保护，本部堂与两江刘制台（刘坤一）意见相同，合力任之，已饬上海道与上海各领事迅速妥议办法矣，请尊处转致各国领事。”
两天后，在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支持下，由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上海道余联元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了《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东南互保”条约。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各省巡抚均派出代表参加仪式，各国对此条约都颇为赞赏，英国虽然由于未能达到独霸长江流域的目的，一直不愿签字，但是毕竟孤掌难鸣，也只有委委屈屈地默认了。
条约虽然签定，但毕竟地方的督抚们不能代表清朝中央政府，也没有外交权，这份条约是没有任何公法效力的。盛宣怀的好友，《新闻报》老板卡尔文·弗格森在签字当天还问他：“今日定约，倘贵国大皇帝又有旨来杀洋人，遵旨否？”所以3天后，一直被督抚们压着没有公开宣布的《宣战诏书》突然在上海被公布，又引起了很多人的震动和猜疑。
为了尽快稳定局面，盛宣怀再次致电刘坤一和张之洞，请求他们公开表态以平复人心。
刘、张二人于是致电各国公使：“无论北事如何，仍照原案办理，断不可易。”为了扩大互保范围，把更多的人拉下水，刘、张公开致电各地督抚，请求支持。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通电表示赞同，原先持观望态度的浙江、四川、陕西等地看到大势所向，也纷纷公开表示支持。各省督抚甚至通过电报暗中约定，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如有不测，他们将推选李鸿章出任总统来维持国家稳定。
这一封封的往来电报，织就了东南互保的大网，也撕破了满清朝廷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本来自太平天国运动开始，朝廷的绿营糜烂不可用，中央政府被迫令各地督抚自募练军起，清朝中央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地方实际控制的权力，不过靠着曾、左、李等重臣没有什么太大野心，慈禧在中央又有一定威望，还能勉强撑持着老大帝国的威严。有时候人人都明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心理惯性使然，不敢作仗马之鸣而已。现如今，这一封封电报赛匕首，似投枪，放干了满清朝廷的最后一滴血。每个人都知道，清朝的统治已经完蛋了，大家擦亮眼睛，只等着看它什么时候咽下最后一口气。11年后的辛亥革命，也不过是水到渠成而已。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签订，八国联军退出中国。吓破了胆的慈禧太后终于从西安回銮北京。只是这一次她不敢沿原路返回，而是选择了东出潼关，经过河南洛阳、巩县、郑州到开封，再从开封渡过黄河，一路北上。在此之前，慈禧太后一直不允许陕西、河南等省修筑铁路、电报，以致陕、豫两地只能靠畜力运输或传递信息，极其不便。盛宣怀打出方便太后“回銮”的旗号，特意拨款修筑了潼关－直隶线，全长1600华里，与山东、江苏两路电报联通，从此开始了中国内地的电报网络建设。
至于慈禧太后，她已经充分领教了电报的威力，总算乖乖闭上了嘴，不再横生阻挠。
假设没有电报，而是依靠清政府古老而效率低下的驰驿，李鸿章、盛宣怀、张之洞等人绝不可能在短短几天内就“东南互保”的核心精神达成共识，并以极快的速度传遍全国，让各地督抚为之震动，顺利实行。电报赋予了“东南联保”以全新的政治内涵，其商议效率之高，实施速度之快、覆盖范围之广，别说大清开国二百年，就是中华五千年来，也是匡古未有的政治奇迹。
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这里姑且不提。不过东南互保事件却生动地表明，电报在短短几十年间，已经从国人眼中的洪水猛兽变成了中国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项关键工具。电报的迅捷让政治变得更加云诡波谲，变数更多。到了清末民初，更是电波纵横，往来频繁。可见电报已深深进入生活，给中国晚清政治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
邮传部风云
我们都知道，三省六部制是中国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中央官制系统。它始建于隋文帝时期，在唐代得到完善与进一步的发展，从宋朝以后，三省制有所废弃，但掌管天下具体事务的吏、户、礼、兵、刑、工这六部制度却延续到清朝末年，前后一直存在了1200多年。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列强的环逼之下，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新思想、新制度的冲击，已经逼得这个老大帝国必须要做出改革以求得基本的生存能力了，这也正是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所提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宣布准备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进行官制的改革以适应新的形势要求。于是清廷首先把掌管外交的总理衙门改组成为外务部，随后又新成立了管理商业的商部、管理国内安全的巡警部。1906年，清朝政府正式对六部制度进行彻底的改组，在把巡警部改为民政部、户部改为度支部、兵部改为陆军部、刑部改为法部、工部和商部合并为农工商部之余，又设立了一个全新的“中央部委”，管理天下路、船、邮、电四政，称为邮传部。
邮传部的政治职能，大致相当于我国建国初期交通部和邮电部的合体（邮电部98年改名信息产业部，08年改称工业和信息化部，其政府职能亦随之有所变化），它的前身，就是我们屡次提到的，由盛宣怀主持开办的电报总局。
清朝末年，经过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之乱，清朝政府背负着沉重的军费和战争赔款，对地方财政的控制空前弱化，虽然一再加税加捐，也开始课收厘金，但中央还是经常陷入财政窘迫、无钱可用的尴尬局面。
中国的海关当时由英国人赫德为总税务司，经营情况相对较好，年收入1200万两，是清朝政府的第三大税源，也是各种洋务运动的主要资金来源。电报总局刚开始建设的时候，就是借用了海关的经费来经办的。但是津沪线建成四个月，在一群腐败官僚的管理下不但没有盈利，反而亏损甚大。身兼官、商两职的盛宣怀，自然想到了引入较为灵活、先进的商业资本来扭亏为盈。这个在前面说及盛宣怀时已经提到，不再细述，下面主要谈一谈中国的电报事业是怎么由“官督商办”又变回“官督官办”的。
不得不说，“官督商办”这一招在中国电报事业的前期发展中，是起了不可磨灭甚至是决定性的促进作用的。不但解决了资金匮乏的根本问题，而且商人们灵活先进的管理、经营，也不是官僚机构所能比拟的。从光绪八年（1882）三月初一日起，短短两年间，8万两的初始资本膨胀了10倍，到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资本总额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20万元。
经营情况好了，股票自然水涨船高。刚开始每股100元面值的原始股最高时涨到160元，每股一般可派发红利20余元，最高时每股红利居然涨到35元以上，投资商们自然个个赚得喜笑颜开了。
当时电报局实行的是“学堂与电局相表里”之制度，进入电报学堂就学的学生，自动就担任电报局的电报生。他们的薪水分为4等12级，要想薪水提一个档次，就要通过考试进入更高一级。考试共分10项业务，每项业务20学分，最终的薪水是根据考试所获得的学分来确定的。这就好比当年的大学生毕业包分配，而且电报局的薪水又颇为丰厚，自然吸引了不少人趋之若鹜。社会上也把电报与银行、铁路、海关等其他3门职业一同称为“金饭碗”。
股东们和职员们虽然高兴了，老百姓和当官的却都郁闷了。
先从百姓这边说起吧，中国电报局在晚清时期的派头很大，早期各地电报局皆为官办官用，门前都竖有“虎头牌”，上面还横着用馆阁体大字写着：“非传政令不得入内”，有近于“肃静”、“回避”等衙门大牌。所以老百姓们都敬畏地把它们称之为电报衙门。后来电报局逐渐转为民用，百姓们用得多了，敬畏之心日减，不满倒是与日俱增。不满的方面主要有两个，一曰贵，一曰烦。
贵，是不用说的，据时人笔记记载，从天津发往通州的电报每个字的发报费用是银元1角。这银元1角在当时能买多少东西呢？可以买16斤大米或30个鸡蛋，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大概值50多块钱。换句话说，假如您发一封10个字的电报，就要掏500块钱——天津到通州才几步路啊，要是发封跨洋电报，只怕一个月工资就全折进去了。
所以民间的商人和普通百姓，都曾多次呼吁电报能够降价，但毕竟这玩意是绝对的垄断经营，民间呼声虽高，终究也是白搭。
如果说光是贵，服务态度能好一点，也算心里边稍微有点安慰。可是不然，那时候可不提倡人性化服务。当时的电报局，是不给私人提供译码服务的。还是刚才那个比方，假如读者大人您要在光绪年间发一封私人电报，就需要先到当地电报局或者书店去买一本译码本，把您的电报按字翻译成电报码，再跑到电报局去交给发报员，发报员按照你翻译的编码发给目的地，目的地的收报员再把这一串数字送给收信人，收信人也要买一本译码本，然后按字再翻译回中文。如果您不小心翻错了一个两个字，收报人看不明白，对不起，这不是我们电报局的责任。
从官府的角度来说，除了同样要头疼高昂的电报费用以外，还多了一层矛盾。那就是“官报”和“商报”的顺序之争。
要知道，牵涉到切身利益的时候，商人们是很猛的。曾经有这么个故事，英国公使巴夏礼有一次急等国内一条重要电报，可却迟迟不见送来，一直等到电报发出3天后，这份该死的电报才送到巴夏礼手中，气得堂堂公使大人满头是包，当即责问中国政府是怎么回事。总理衙门追问电报总局，电报总局又追问分局，哪知回报上来，好悬没把巴夏礼给气乐了。分局理直气壮地回答，按照规定，这条重要的外交电报是按“四等寻常商报”算钱的，所以理应和其他“寻常商报”一样，排在一等官报、二等局报和三等加急加费商报之后发送投递。晚了？活该！
英国鬼子咆哮如雷，中国大员脸上无光，可是下边人是照章办事，也不好太过追究。于是只好在英国人的强烈要求下修改章程：“合约各国公使、水陆提督、领事官等为国家之电音往来，均作一等电报，仍照四等电报核算报资”，“皆照中国一等官报看待”，“按照投报之先后次第发递”，这个事才算最后了结。
对付洋鬼子是这样，对付本国的官府股东们也往往啧有烦言。按照电报局设立之初的章程，一等官报是免费发送的。平时还好，中法战争期间，羽书如雪，战报频繁往来，大大影响了普通收费电报的投递。电报局商董谢家福等人于是代表江浙闽粤各地商人频频上书，希望政府能将头等官报“核发现资”，官司扯皮了一年半，最后在李鸿章的调停下，规定了只有中央各部和各省的督抚将军才有权利发送一等官报，而且从今往后，开始采用一等官报一年免费、次年半价这样的模式轮流收费，这样才算堵住了股东们的嘴。
这些钻进了钱眼的家伙如此不上路，自然让上边的大佬很不开心，再加上这个行当的确是获利丰厚，又让人眼红不已。所以洋务派的泰山北斗李鸿章刚死，第二年接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就奏明朝廷，希望将电报收归国有，并很快获得了批准，袁世凯也随即被任命为电政大臣。
股东们虽然不甘心，但是胳膊扭不过大腿，也只好认了。可是既然说是要“收赎商股”，这个价钱应该怎么定呢？围绕着这个核心问题，官商两方争得面红耳赤。官方认为，这些年你们已经挣了不少红利了，票面价值100元的股票最多只能支付180元；而商人们拿出上一年的账簿，说现在光账面上的资产就有500多万元，平均下来，一股不能少于240元才对。争来争去，大腿还是比胳膊粗，最后的赎买价格，就敲定在180元。
借着收归国有一事，袁世凯入主电报总局，盛宣怀退避三舍。不过毕竟电报总局是盛宣怀、郑观应、经元善等人一手打造，他们的势力已经浸透在电报总局中了。北洋、洋务、商人各派别互相勾心斗角，这个情况到了成立邮传部后，也没有多少好转。
公元1906年11月6日（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清政府批准成立邮传部，主管有尚书（后期改称大臣、正首领）一人，侍郎（后期改称副大臣）分左右侍郎各一人。电报总局合入邮传部成为电政司，设郎中、员外郎、主事、小京官等职位，其中主管级的郎中和员外郎每年薪俸可以达到160两，比起其他部的官员来说是相当优厚的。
舆论的控制管理，是邮传部电政司的一大职能。清末时人为了扩大舆论影响，往往采用电报与报纸相结合的方法，有什么大的新闻事件就发私密电报或者公开通电，然后报纸予以转载，这种方法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让信息传遍全国，在清末很是兴盛了一段时间。
比如1882年1月14日，也就是大陆首条电报线路津沪线对公众开通的第2天，上海《申报》在天津的“访友”（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特约记者）就利用电报发回了一篇有关清廷查办渎职官员的报道报道，并在16日刊发，这就是写入中国新闻史的“由报社记者亲自排发的、最早的一条新闻专电”。深明电报作用的《申报》还连续5天在头版刊登广告，称本报将“不吝重资”，利用电报刊登最新的重要消息。自此以后，借助电报的传播速度，报业在国民舆论影响力方面所占的比重是越来越大了。
大清的官员们对电报的正面价值，表现的很迟钝，恰好相反的是，他们对电报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却十分敏锐。沈葆桢曾经致函总理衙门说：“查外洋之轮船，捷于中国之邮递。一切公事已形制肘。若再任其设立铜线，则千里而遥，瞬息可通，更难保不于新闻纸中造作谣言，以骇视听。”这从一个侧面表达，中国官员已经隐约有了预感，通讯手段的革命，很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社会变革，进而导致旧体制的崩溃。
由于“各省绅商各界，往往因细微事故，动辄电致政府”，而且电文中没有发电人姓名，极易被有心人用来进行一些秘密通信。被各种通电烦得够够的清朝政府也看到了电报在串联民意、撼动自己统治方面的威力，于是先后出台了一些政策，用来遏制这种情况的发生。
1907年，邮传部下发了《限制收递电报章程》，正式对电报内容进行审查和控制。此章程要求今后所有电文，如果不加盖政府的官防钦印，就必须出具铺保才能发电，否则就要退还。而且特别规定如果电文中有“毁谤朝政、坏人名誉”的内容，审查要更加严格。甚至在国外的留学生要往国内发电报，也必须通过当地的使馆。就算外国人的电报中有“违背字样”，也要被毫不留情地咔嚓掉。
通过这一章程，清朝政府正式赋予了邮传部信息检察机关的职能，言论审查制度更形严厉。根据邮传部的记载，1908年各地电局就焚毁“忤逆电报”多件，甚至说，如果发现发此电报的人形迹可疑，电局的工作人员还要“跟从稽查”，真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但是毕竟清朝国运已经衰败到了极点，钳制言论再也没有什么用处，革命运动仍然是风起云涌，并且最后断送了大清的江山。
不过从上可以看出，邮传部从建部以来的一条重要指导思想，就是认为电报不单纯是一种商业投资，而是同时担负着重要的政治作用。“电线之设，为利交通，不计赢绌，本与商业性质不同”。故而在建立初期，邮传部就提出了口号“电报为全国之交通机关”，邮传部第4任、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尚书陈璧更是提出电报是“国家交通之枢机”，这两条口号足以鲜明的表现出清朝政府对电报这个当时最快捷、影响力最大的舆论控制工具的重视程度。
所以清廷先是把电报线路由“商办”收赎为“官办”，后来更是提出，要“省电归部”，进一步加强电报的中央集权。邮传部先后上了《拟将各省官电归并部办折》和《遵旨将各省官电归部办理谨酌拟办法折》，指出“伏维电报之设，义重交通，必须有居中驭外之枢机，乃能收指臂相联之实效。考诸东西各国办理电报，靡不集权中央，用能界限分明，事权归一。中国电报向系官商分办，商电业经臣部收回，官电仍由各省自办，彼此畛域不能划一”，认为“应将各省官电统归臣部管理，以一事权，而便统筹”，请求将本来由各地督抚管理的电报分线收归部有，进行统一管理。
电报是个赚钱的行当，说是“金线”也不为过。各地督抚位高权重，自然不愿意把这个能生金蛋的鸡拱手交出。山东巡抚孙宝琦等人就上奏，反对将本省的分线交给邮传部管理。虽然最后在中央政府的压力下，“省电归部”政策得以执行，但是也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电报经营权是交还了部里统管，但是邮传部的尚书、侍郎们却悲哀地发现，扯皮官司也比以前多了不少。地方督抚们本来对电报线路的铺设、管理和保护还是上心的，现在一概不管，出了问题全部推给部里——反正挣的钱也不归我了，我管那么多作甚呢？比如广东东沙岛上安设无线电一案，就整整拖了两年多没有办理。此外，各地督抚还纷纷上书，要求各省官方电报免费，甚至威胁要严惩收取费用的电报生，把邮传部的人员也吓得不轻。
部里和各省有矛盾，尚书和侍郎之间有矛盾，下边的主管、职员又分成好几个派系，邮传部内部可谓山头林立，一潭水深不可测。邮传部存在的时间是1906年到1912年，短短6年时间，一把手换了13次，最短的一个任期不到半个月。好事的人甚至传言，邮传部的位子坐上去不吉利。这个当然是迷信的说法，其根本原因，还是内耗太消磨人了。第6任尚书、曾经做过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深知其中三昧，他曾经长叹道：“邮传部事难办在权限不一，即用人犹如此掣肘，况兼交涉更须与外务部合办，无怪历任尚书无久任者。”
邮传部是清朝官制改革的产物，其建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虽然说它也做了一些利国利民的好事，但终究清朝已经从根子上朽坏了，不是哪几个人或机构所能挽回的。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次年，邮传部改为交通部。现在台湾地区的“交通部”仍然管理电信邮政业务，就是此事遗存。
惜墨如金——中文电报的奥秘
可能不少人都还记得，小学时代的应用文训练里总有练习写电报的内容。老师先给出一件事，然后要求大家拟定电文，谁能用最少的字数把事情说的最清楚，就能得一朵小红花，让邻桌女生多看自己一眼。
我那时候好奇，问老师为啥作文都是字越多越好，电报却是字越少越好。老师回答说因为电报比较贵，所以要省钱。我生性不求甚解，没继续问下去为啥电报会那么贵。
现在我知道了，电报最大的特点，就是惜墨如金。电文和其他文体截然不同，讲究言简意赅，能一个字说清楚的绝不用两个字。没办法，贵啊。一直到电报行将消亡的时候，它的费用在邮政手段里还是属于比较高昂的。
李敖讲过一个故事。1948年的时候，中国海军在南海抓了一个大海龟，各大报纸都把这当奇闻轶事来报道。但其他报纸都说抓到的是玳瑁，唯独《世界日报》驻上海记者说是乌龟。当时的主编成舍我大怒，发去电报责问，全文仅10个字：“人皆玳瑁，我独乌龟，何也？”其对字数的计较，可见一斑。
甚至在新文化运动时争论文言文与白话文优劣时，电报还屡屡现身而出当裁判。
黄侃（一说章太炎）就拿电报举过例子，说如以白话文来写：“爸爸死了，快点回来呀。”实在啰嗦，若用文言文写，只须4个字：“父亡速归。”可见文言可适合于新时代生活。
另外一个传说是关于胡适的。有一回他在北大给人讲课，免不了颂扬白话文几句，有学生起立质疑。于是胡适说前两天有人邀请他去作行政院秘书，被他推辞。他让学生以此事为例，让他们以文言文拟一封推辞电报。其中一封用字最少的文言电报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大笔一挥，用白话文只写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这两个故事都有偏颇之处，故意把反对的文体写得很长，把支持的文体写得很短，权当趣事则罢。但这也反证电报费用之贵，已经使人达到对字数锱铢必争的地步。
可是电报为啥这么贵呢？电报的费用主要是产生于两个环节。
第一是它的传输费用。
电报的原理很简单，说白了就是通过线路传递长、短电脉冲信号之间的规律性交替。不过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咱们的想象中，电那和光的速度一样，都是每秒30万公里，拿电来通讯可以瞬息跨越几大洲，无比快捷。其实没那么简单，电报原理被提出来以后，科学家通过大量实验已经知道，电流通过电缆的速度取决于电缆的电阻和静电容的乘积，信号的推迟比例等于电缆长度的平方。换句话说，电缆越长，信息传递速度越慢。
早期的电报以直流传输于架空单线铁路，以地气完成回路，不能跨越海峡或远涉重洋。1850年，第一条水线跨过英吉利海峡，和法国连接到了一起，并产生了一个新的英文单词cable——海底电缆。
世界上第一条跨洲电缆是1858年从华盛顿穿过大西洋铺到伦敦的海线。当时美国总统布坎南发给英国首相巴麦尊一封电报：“上帝保佑，希望电报能成为民族永久和平与友谊的纽带。”这封电报的愿望很好，一共150个字母，却足足发了30个小时。这条电缆命运多舛，铺设的时候就曾经在12000英尺水下崩断。等到建完后一个月，因为电缆绝缘被击穿而彻底报废。
一直到开尔文勋爵（又名威廉·汤姆逊）改进了无定向反射电流计、发现了正负电流发报规律，电报的传输速度才有了提高。后来经过科学家不懈努力，这个技术难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但成本仍旧相当高昂。
第二种是电报的译码成本。因为电报传递的只是信号，还必须让人把文字翻译成电码，再把电码翻译回文字。这在电脑面世之前，是个吃力的活儿。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应该还记得列宁去世那一段儿：
〖在舍佩托夫卡火车一站的报务室里，三架莫尔斯电报机啪嗒啪嗒地响着，只有内行人才能听懂这不绝于耳的密语。
两个女报务员都很年轻。从开始工作到现在，经她们手收发的电报纸条，顶多也就两万米长，可是，跟她们同事的老报务员却已经超过二十万米了。收报的时候，他用不着像她们那样，看着纸条，皱着眉头，去拼读那些难认的词和句子。他根据电报机的嗒嗒声，就能把电文译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在纸上。现在他正在收听并记录电文：“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
……他看得入了神，竟忘记了听机器的响声。等他回过头来，已经漏过了一段电文，他托起纸条读道：“一月二十一日晚六时五十分……”他迅速抄下这段电文，然后放下纸条，用手托着头，继续往下听：“在高尔克村逝世……”
他慢慢地记下来。一生中他不知收听过多少讣闻和喜讯，他总是最先知道别人的痛苦和幸福。那些简略而又不完整的句子究竟说些什么，他早就不去留意了。他耳朵听着，手机械地记着，根本不理会它的内容。
不过是某某人死了，通知某某人而已。老报务员已经忘了电文开头的几个字：“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机器嗒嗒地响着，他边听边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平静地坐在那里，已经有点累了。
在某个地方死了一个叫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他现在把这个噩耗抄下来，有人收到后会悲伤地放声痛哭。可是这跟他毫不相干，他不过是个旁观者。机器嗒嗒地拍出几点，一划，又是几点，又是一划。老报务员听着这熟悉的声音，立即译出第一个字母，在电文纸上写了一个“R”，接着又写上第二个字母“W”，然后又工整地写上“H”，两竖中间的短横还特意描了两次。“H”后面是“X”，最后一个字母一听就知道是“H”。
收报机接着打出了间隔，他只用十分之一秒的时间瞥了一眼刚刚抄录下来的五个字母，拼在一起是：“REHXH”（“列宁”）。〗
熟练的莫尔斯电码电报员一秒可以传送一个字母，但培养出一个合格、高效的电报员却十分不容易。每天面对着不同的点、划，就算是铁人也都麻木了。这种状况一直到1920年发明了电传打字机，电报员才算解脱了抄电译电这个苦差事。
在清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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