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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电的帝国-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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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智勇双全的官员秘密潜入，在西贡、金边一带侦察敌情，暗中联络南洋反法势力。他回国以后，隐居数载，一部《盛世危言》横空出世，震惊中外。世人皆叹其眼光深远，却不知郑观应的这种见识，正是肇始于对电报的深入研究呢。
就这样，外有列强的重重压迫，内有洋务诸名臣的极力推动，几经反复，发端于西洋的有线电报终于在中华帝国奠定了自己的地位，获得了国人的认同。
有了丁日昌、沈葆桢、盛宣怀、郑观应等一众先辈苦心孤诣的铺垫，到了马可尼发明无线电报的时候，中国对这个新生事物的接受程度，已经远不像从前那么闭塞，引进速度之快，态度之开放，令人咋舌。
马可尼在1985年进行无线电报通讯试验，获得成功并取得专利。转年8月9日，由黄遵宪、梁启超等著名革新派人物创办的期刊《时务报》上，就刊载了这样一条消息：《无线电报》。这条消息用的笔法，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有趣的很，兹转录如下：“意大利人马考尼，年少而好学，尤精于传电，新得其悟，其传也无事于线，不用电磁石，但用摩擦而生之电，凭空发递，激而成浪，颤动甚疾，每秒跳二万五千万次，所谓汉忒象浪是也。其发也性直，返射之角度，与透物之斜度，与光无异致。近挟其术抵伦敦，……表演无线电收发”，“发报与接报处，并无尺寸之线，其电报器具，不过两木箱。演说时，远置厅事两旁，一箱电发，则他箱内之小钟铮然应之”。文中的马考尼，就是我们现在翻译的马可尼，“汉忒象浪”就是赫兹发现的电磁波。
等到了1987年马可尼创办了“马可尼无线电报有限公司”的时候，《时务报》不失时机地又登出一篇消息《电浪新法》：“用大小合度、力量相当之电机，数英里之遥，凭空发信，现用哈子（赫兹）法之电浪试验”。“于一英里之外，设一电机，并在隔一山处，亦设一机，激动电浪，则两机俱应，是则电浪竟能穿山水矣。”这两篇报道，使国人及时了解了无线电报的特性和原理。
1899年初，中国购买了几部马可尼旧火花式无线电机，安装在广州两广总督督署、马口、威远等要塞以及南洋舰队各舰艇上，以便远程军事指挥之用。这是无线电波首次飞越在中国大地上。十分难得的是，这一次中国对无线电报的应用，基本上与欧美同步。要知道，在同一年，马可尼才刚刚说服英国邮政部在南福兰角建立了一个无线电报站，用来与法国维姆勒之间的通信，通讯业务方才起步。中国的反应速度，已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之上了。
到了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俄军在烟台至东北的牛庄架设起来无线电台，来指挥作战。保持“局外中立”的清政府受此影响，斥巨资购买了7部马可尼式无线电机（每台约白银2000两），安装在北京附近的南苑以及几艘海军舰艇上，其功能不问可知，也是军事所用。
观一叶而知秋。清政府在对无线电报的安排只是一些小小的历史细节，却并非无关宏旨。从其中的细微处，我们可以揣摩到，电报已经从一头国人眼中避之不及的洪水猛兽，逐渐变成了与军事、政治生活密不可分的一件利器。
电报这个小小的发明，在这个绵延几千年的国度已经开始渐渐发酵了。
电报与晚清政治
每一次科技的变革，总会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最先作用在政治和军事上。电报的出现，是一次信息革新，它使信息的传输速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这对于视情报与时间如生命的军事将领、政治家们来说，不啻为是一柄利器。即使是对新生事物反应迟钝的晚清，亦不能完全规避这种影响力。清政府晚期的许多著名事件，都是与电报的出现密切相关——或者我们应该反过来说，假如没有电报这种东西的话，许多清末政治事件未必会发生，即便发生也未必会辐射出绝大的影响力和震撼来。科技改变政治，这一条定律即使是在中华老大帝国亦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电报引入中国的早期，清政府和绝大多数国人并没有意识到电报其中蕴藏的重大政治价值，尽管很方便不错，可也仅此而已。换句话说，电报只是一件“玩意儿”，上不得台面。
中国正式开始架设电报线路是在光绪五年，李鸿章在天津与大沽炮台之间建成电报线，随即铺开了沿海各省电报建设的大潮。但清政府却一直不认为电报是官方文件，只是称之为“抄电”。当时官员打电报上奏之后，仍旧要用传统途径送递一份同样内容的奏折，以便备档。可见在当时清政府心目中，电报根本不能算是正规文书。
一直到1883年发生的中法战争，才改变了清政府对电报的态度。当时中国军队一路连胜，昏庸的清政府却一味求和，电令前线停战。老将冯子材和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复电抗辩，却无力回天。当时担任广东会筹防务的湘军名将彭玉麟按捺不住愤懑之情，愤然赋诗一首：“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把此事比作了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的国耻。这是首次把电报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此役丧权辱国，颟顸之至。不过电报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倒是发挥得淋漓尽致，让清政府尝到了远程遥控的甜头，认识到了电报的重要性。于是从光绪十年开始，在军机处建立电报档案，光绪帝亲自下旨将电报视作公文来对待。同僚之间的电文往来，被称为“电牍”，给皇帝的电报奏折则称为“电奏”。
所以查阅中国近代史料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从光绪五年到光绪十年这期间的电报，几乎没有档案保存。只有在一些满清大员的个人收藏里——如盛宣怀的“盛档”中——才能一窥中国早期电报的风貌。
到光绪二十四年百日维新之时，电报的名分终于确定下来，被新法提升到了正式公文的地位。而恰好也是这个时候，电报的真正政治价值，也在这一年大放异彩。
光绪二十五年（1898年）6月11日。一心想要扭转颓势的光绪皇帝主持的戊戌变法正式开始，这是清政府最后一次挽救国运的努力。短短百天内，光绪和他信重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就颁布了数十条变法诏令，其中牵涉到编练新军、兴办实业、鼓励发明等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一时间中国这只睡狮，似乎有了那么点猛醒的样子。国内的有识之士无不翘首企望，希望他们心目中的明君光绪，能为中国再造一个盛世中兴的气象。
然而积重难返的满清朝廷，走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已经不可能像明治维新的日本一样轻易摆脱那太过沉重的历史包袱。上有积威数十年的慈禧太后，中有闭目塞听的守旧官僚，下有民智未开的无知百姓。漫说光绪不是光武帝，就算他有着超越唐太宗、宋太祖的才华，面对着这无奈到了极点的局面，只怕也只能黯然一声长叹罢了。更何况，他只不过是个徒有热情，却既无治国的实际经验，又无可依靠的班底的空壳子皇帝呢。
所以慈禧一反手，光绪皇帝就翻身落马，戊戌六君子或死或逃；所以戊戌变法在史书上，就被后世人取了个别名“百日维新”。一场变法强国的春梦，终究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
这件事的直接影响，一是让本来已经保守到了极点的风气更趋保守，中国的国运也向着背离世界大势的方向加速滑落。二是慈禧也对这个忤逆的干儿子光绪深恶痛绝，连将他握在手中当傀儡来耍的念头都完全断绝了。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慈禧太后立端亲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准备废黜被幽禁在瀛台的光绪另立新帝，史称“已亥交储”。但是让那个慈禧始料未及的是，这个决定竟然引起了中外舆论的一致强烈反对——洋人同情较为开明的光绪皇帝，各国公使对立储一事冷眼相对，一个去道贺的都没有；而在国人中间，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
无论如何，光绪毕竟是大清帝国的皇帝，象征着皇家的光荣和尊贵。而且他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总还是个肯做事的皇帝，这点比起那些因循守旧的官僚们更是难能可贵。并无失德之处而要被篡废，不管是革新派还是一般百姓都是为之抱不平的。于是，民间对慈禧太后乃至整个满清官僚体系的不满，就在这一刻集中爆发了出来。
率先义无反顾地站出来的，是一位叫做经元善的老叟。
经元善，字莲珊，号剡溪聋叟，是上海著名的富商，热心于洋务和公益慈善事业，对民族企业尤为支持。当时由江苏、浙江、福建至广东的电报线路架设工程缺钱上马，需要吸纳民间资金，主持此事的盛宣怀找到经元善想办法，他当即痛快承诺，并和谢家福、郑观应联合组织35万两白银投入。以此功绩，经元善被李鸿章任命为上海电报局总办，从此与电报有了不解之缘，担任此职长达十八年之久，把上海电报局经营得风生水起，好不兴旺。对于维新变法，经元善是举双手赞成，并且身体力行，积极在上海实行新政。
慈禧改储的消息传来，同情光绪的经元善大为震惊。他当即向老上司盛宣怀去电，希望盛能和他一起上书，谏阻此事。可是让经元善大失所望的是，早已将时局看得通透的盛宣怀只回了他一封9个字的简短电报：“大厦将倾，非一木能支”。
怎么办？是大声疾呼，还是蝇营狗苟？虽然出身商界，但他毕竟是饱受儒家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忧愤之下，经元善骨子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热情被猛地激发了出来。
中国知识分子的激烈手段，不外乎伏阙上书之类。远有海瑞给嘉靖的直言上疏，震惊海内；近有康有为，联合了十八省三千多位举人公车上书。从方式而论，这些上书皆是手书奏折，递送入朝，无论海瑞还是康有为，均概莫能外。
但经元善却发古人所未发，开创了中国政治史上前所未见的手段——通电上书。
已亥交储之时，他身在上海，无法立刻赶到京城。劝说盛宣怀未果之后，经元善便利用自己在上海商界和电报局的影响力，奔走呼号，串联了绅商名流与新党官员一千二百三十一人——其中不乏章炳麟、蔡元培、唐才常、黄炎培这样的大人物——大家“公凑电资”，经元善以上海电报总办的名义，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全国发出了这样一封振聋发聩的著名电报：
“昨日卑局奉到二十四日电旨，沪上人心沸腾，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务求王爷、中堂大人公忠体国，奏请皇上力疾临御，忽存退位之思，上以慰皇太后之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到这一封电报之后，大为震惊。一是因为这封电报竟在如今的政治形势之下仍旧去挑战慈禧，可谓虎口拔须，不知死活；二是因为落款人名之多，名头之盛，真是前所未见；三则是因为这封电报不只发给了总理衙门，还拍送到了各地的电报局，全国皆知。经元善这一手，让总理衙门立刻陷入被动，完全没有反应的时间，更在全国舆论的火头上浇了一把油，被赞为“飞电阻谏，电动全球”。在这封的通电的引领下，再加上身在海外的康、梁等人的鼓吹，形成了一股用电报来表达民意的风潮。一时间各地纷纷致电总理衙门。“凡四十六埠”，各地同情变法的士绅们纷纷“集资发电”，最多时候电报总署竟然一天能接到12封劝谏慈禧不要擅行废立之事的电报。
这也是清末第一次，也是最大规模的、以电报为斗争工具的民主事件，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通电。它在极短的时间串联了舆论，凭借传统信息传递载体所达不到的高效率在大范围内发挥影响，效果卓著。尽管这一次通电并未能达到政治目的，经元善本人也因为被清政府通缉而逃去了澳门。但他的作为却点醒了一批官场和民间的明白人：“原来，电报还可以这样来用。”
于是，紧接着，电报又一次在政治上发出了耀眼的光亮，这一次更是极大的震撼了晚清政治格局。
让我们从慈禧太后说起。
“已亥交储”之后，宫内局势逐渐稳定下来，紫禁城外却是风雨飘摇。民间舆论汹汹，怨声载道，列强更是心怀鬼胎，各有各的小算盘。慈禧太后恼恨那些洋人同情维新和光绪皇帝，甚至还窝藏朝廷钦犯康有为和梁启超。虽然对玩弄政治手腕有着天生的才能，但慈禧毕竟是个颟顸愚昧的深宫妇人，对于国际局势全不了解，在她看来，民间的风潮，都是洋鬼子鼓弄起来的，看看经元善等人的电报里，不是明明写着“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的么？
于是慈禧一怒之下意气用事，再加上毓贤、刚毅等满族大臣屡屡谗言，她竟然准备依靠义和团来“扶清灭洋”，最后竟干脆地干出了对英、法、德等“天下万国”宣战的可笑愚举。
一经宣战，举国哗然。
慈禧毕竟是坐在中国实际统治者这个宝座上数十年的人物，就算再昏聩，也不是寻常之辈。虽然裕禄等王公大臣一再传来“捷报”，但是义和团根本不是八国联军的对手，她也是看得明白的。一方面寄希望于义和团的“神功”能够破敌，另一方面，又明知这些人并不真正可靠。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作用下，慈禧太后忽然想到了电报，这个她一向深恶痛绝的西洋玩意儿，或许能够在制夷方面发挥些功效。
于是，老佛爷也学起经元善，开始用电报来玩政治手段了。
她发出了一封电报，来解释她对万国宣战的原因。
“此次中外开衅，其间事机纷凑，处处不顺，均非意计所及。该大臣等远隔重洋，无由深悉情形，即不能向各外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特为该大臣等缕晰言之。先是直东两省，由一种乱民，各就村落，练习拳棒，杂以神怪。地方官失于觉察，遂致相煽成风，旬月之间，几于遍地皆是。甚至沿及京城，亦皆视若神奇，翕然附和。遂有桀黠之徒，倡为仇教之说。五月中旬，猝然发难，焚烧教堂，戕杀教民，阖城汹汹，势不可遏。
当风声初起之时，各国请调洋兵到京，保护使馆，朝廷以时势颇迫，慨然破格许之，各国通计到京洋兵不下五百，此中国慎重邦交之明证也。各国在京使馆，平日与地方官尚属无怨无德。而自洋兵入城之后，未能专事护馆，或有时上城放枪，或有时四出巡街，以至屡有放枪伤人之事。甚或任意游行，几欲阑入东华门，被阻始止。于是兵民交愤，异口同声。匪徒乘隙横行，烧杀教民，肆无忌惮。各国遂添调洋兵，中途为乱党所杀，迄未能前，盖此时直东两省之乱党，已熔成一片，不可开交矣。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促，深恐各国使馆保护不及，激成大祸；亦恐直东两省同时举事，两省教士教民，便无遗类，所以不能不踌躇审顾以此。尔时不得已乃有令各使臣暂避至津之事。正在彼此商议间，突有德使克林德晨赴总署，途中被乱民伤害之案。德使盖先日函约赴署，盖署因中途扰乱，未克如期候晤者也。自出此案，乱民益挟骑虎之势，并护送使臣赴津之举，亦不便轻率从事矣。惟有饬保护使馆使之兵，严益加严，以防仓卒。不料五月二十日，既有大沽海口洋员面见守台提督罗荣光，索让炮艇之事。谓如不允，便当明日两点钟用力占据。罗荣光职守所在，岂肯允让？乃次日果先开炮击台，相持竟日，遂至不守。
自此兵衅已启，本非衅自我开，且中国既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与各国开衅？此意当未各国所深谅。
以上委曲情形，及中国万不得已而作此因应之处，盖大臣等各将此旨详细向各外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现仍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剿办。各该大臣在各国遇有交涉事件，仍照办理，不得稍涉观望。将此各电谕知之。”
这封电报写的语意含糊、前后矛盾，既想乞降求和，又不肯放下颜面，充分体现出了慈禧内心的惶恐与恼怒。电报被送到了八国联军总司令官瓦德西手里，瓦德西一看内容，几声冷笑，根本不吃慈禧这一套，退回了电报，继续指挥联军进攻。八国联军很快便瓦解了清军的抵抗，攻拔了天津，直指北京。
已经陷入绝望的慈禧忽然又心生一计，觉得既然跟瓦德西说不通，那么绕开军方，干脆跟各国高层直接沟通，从政治层面寻求解决之道。这时候，她总算意识到电报的好处了。若是以往靠飞骑传送，根本不可能在短短数天之内就跟分布在各个大洲的列强高层都建立起联络，现在几个电报拍过去，瞬息便可搞定。
只要能联系上各国政治首脑，事情就好办了。军事实力中国不行，积五千年的中华政治智慧，还怕玩不转洋人么？慈禧这么想着，又变得信心十足，玩政治手腕她在国内还真没怕过谁。
于是慈禧立刻召来总理衙门，开始频频向各国元首发去电报，想来一个长袖善舞，周旋于万国之间。
她首先想到的是俄罗斯，俄罗斯当年是康熙皇帝的手下败将，应该最好对付，于是便先给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发了一封电报：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俄国大皇帝好。中国与贵国邻邦接壤，二百数十年来，敦睦最先，交谊最笃。近因民教相仇，乱民乘机肆扰，各国致疑朝廷袒民嫉教。归国使臣格尔思曾向总理衙门请速剿乱民，以解各国之疑。而其时京城内外，乱民蔓延已遍，风声煽播，自兵民以及王公府第，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若操之太蹙，既恐各使馆保护不及，激烈成大祸，又恐各海口同时举事，益复不可收拾，所以不能不踌躇审顾者以此。乃各国水师不能相谅，致有攻占大沽炮艇之事。于是兵连祸结，时局益形纷扰。因思中外论交，贵国与中国，绝非寻常邻谊可比。前年曾授李鸿章为全权专使，立有密约，载在府盟。今中国时局所迫，几致干犯众怒，排乱解纷，不得不惟贵国是赖，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皇帝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企之至。”
慈禧随即想，列强之中最强的，无过于英吉利国。何况英吉利国当时是女王当政，或许能与慈禧有些共同语言，便给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也发去一封电报：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英国大君主兼五印度大后帝好。中国与各国通商以来，惟贵国始终以商务为重，并无觊觎疆土之意。近因民教相仇，乱民乘机肆横，各国致意疑朝廷袒民嫉教，遂有攻占大沽炮台之事。从此兵连祸结，大局益纷扰。因思中国商务，贵国实居十之七八，关税既轻于各国，例禁亦宽于他邦。是以数十年来，通商各口之于贵国商民，最相浃洽，几如中外一家。今以互相猜疑之故，时局一变至此。万一中国竟不能支，恐各国中必有思其地大物博，争雄逞志于其间者，于贵国以商立国之本意，其得失当可想而知。现在中国筹兵筹饷，应接不暇，排难解纷，不得不惟贵国是赖。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君主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企之至。”
最后是慈禧一贯看不起，却又恨又怕的日本帝国，慈禧发电云：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日本国大皇帝好。中国与贵国唇齿相依，敦睦无嫌。月前忽有使馆书记被戕之事，正深惋惜，一面拿凶惩办间，而各国因民教仇杀，致疑朝廷袒民嫉教，进而攻占大沽炮台。于是兵衅遂开，大局益形纷扰。因思中外大势，东西并峙，而东方只我两国，支柱其间。彼称雄西土，虎视眈眈者，其注意岂独在中国哉？万一中国不支，恐贵国亦难独立。彼此休戚相关，亟应暂置小嫌，共维全局。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皇帝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企之至。同上。”
在这几封电报里，慈禧施展出了浑身解数，一会儿拉着俄罗斯，说“贵国与中国，绝非寻常邻谊可比”如何如何；一会告诉英国中国若跨掉，其他列强难免会侵占英国在华利益；一会又拽着日本，苦口婆心地讲所谓“唇亡齿寒”的道理，说“万一中国不支，恐贵国亦难独立。彼此休戚相关”云云。可说是把所有离间的手段，都用了出来，只盼着各国“彼此相疑，纷生龃龉”，清政府便可趁此间隙喘息一二。
可惜国际政治，不是靠小聪明就能掌控的。据说几个国家的外交人员拿着这几封大同小异的电报一对，笑得“为所颠倒”，笑完了，又不禁感叹这位满清的最高统治者实在是不可理喻。各国外交人员把电报转回国去，压根没有几家政府当回事。慈禧翘首以望，却是石沉大海，一封回电都没有。几个老牌强国根本懒得搭理这个无知昏庸的老妇人。
唯一搭理了慈禧几句的，只有年轻而急于在国际事务中表现自己的美国政府，它客客气气回复了一封电报。
“美国总统向中国皇帝致意：
我已收到陛下7月19日来函，欣悉陛下认识到，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除了希望正义和公平之外别无他求这一事实。我们派军队到中国的目的，是从严重危险中营救美国公使馆，同时保护那些旅居中国并享有受条约和国际法保证之权利的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已向贵国派遣军队的所有国家都公开了同样的目的。
我从陛下的信中得知：那些扰乱中国的和平、杀害德国公使和日本使馆成员、现仍在北京围困着那些幸存的各国外交官的暴徒们，不仅没有得到陛下的任何赞助和怂恿，而且实际上是对皇权的反叛。如果是这种情况，我最郑重地促请陛下政府：
1．公开证实外国公使是否还在世，如果还在，他们的现状如何。
2．让各国外交使节直接、自由地与各自的政府取得联系，排除威胁他们生命和自由的一切危险。
3．使中国的朝廷与援军保持联系，以保证在解放公使馆、保护外国人以及恢复秩序方面彼此合作。
如若这些目的均告实现，本政府相信，对于和平解决这次动乱所引起的一切问题，各国将不会存在任何障碍。同时，本政府在取得其他国家的同意后，将乐于以此目的为陛下进行友好的斡旋。
威廉·麦金莱”
那时的美国，和如今的不可一世不同，人轻言微，虽有善意，却无济于事。慈禧电报离间不成，只得仓皇北狩，并急电各地诸侯进京勤王。
千盼万盼，结果她最后盼来的，却是一封令她惊骇莫名的电报。
这一封电报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地位之重要，无以复加。而在这一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恰恰就是在中国电报史上举足轻重的盛宣怀。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腐败之极的清军节节败退。平壤战役中，虽然有左宝贵、聂士成等部的拼命血战，但由于统帅叶志超的不战而逃，清军一溃千里，盛宣怀五弟盛星怀阵亡于败军之中。这一噩耗传来，盛宣怀愤激之下，旧疾发作，差点死掉。第二年马关条约签定，盛宣怀以身体不好，无法担当大任为由几次要求辞职，清廷都没有批准。从日后的事情推演，盛宣怀对清廷失望透顶，恐怕就因此时起了。
在清室尚未向各国宣战之前，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和时任铁路大臣的盛宣怀等人就在一起秘密商议过对策。一向善于利用电报的盛宣怀自然也不可能放弃自己最为有利的阵地和武器，电报也随之再次走进了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扮演了重要道具的角色。
6月20日，也就是清廷正式向列强宣战的前一日，李鸿章给清朝中央政府拍发了一封电报，称：“众议非自清内匪，事无转机。”电报里这个“众”就是指东南地区的督抚们，他们经过商议，认为只有“先定内乱”，才能“再弭外侮”，不清除掉“内匪”义和团，就无法收拾局面。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这一建议是正确的。但此时，他们的意见已经不能影响陷入醉狂状态的中央政府了。被洋人欺侮已久的满清权贵们，正在盲目的快感刺激下，向着他们也不知道在哪里的目的地狂奔。
1900年6月21日，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宣战诏书》，同时向12个国家宣布开战，史无前例。宣战后，清廷将《宣战诏书》转电各地，并命令沿江、沿海各省“召集义民”、共御外侮。
电文递到电报总局，盛宣怀看过以后，长思良久，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决定先扣发这封清朝最高统治者发出的电报，并给李鸿章拍发了一封震惊千古的急电。
这封急电的全文如下：“千万秘密。廿三署文，勒限各使出京，至今无信，各国咸来问讯。以一敌众，理屈势穷。俄已据榆关，日本万余人已出广岛，英法德亦必发兵。瓦解即在目前，已无挽救之法。初十以后，朝政皆为拳匪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出者，将来必如咸丰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今为疆臣计，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仍不背廿四旨，各督抚联络一气，以保疆土。乞裁示，速定办法。”
这封电报在近代史上的意义极为重大，盛宣怀以纵跨政商两道的大局观，准确地判断了当前局势最有可能的发展方向，并且正式提出了“联络一气，以保疆土”的政治方案，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东南互保”雏形——台湾学者戴玄之据此认为，盛宣怀应该是“东南互保”的首倡者。特别是中间“今为疆臣计”这一句话，表明了盛宣怀已经不把自己视为大清的臣子，而是以李鸿章的私党自居了。后人评论，这封电报“不但保住了南方半壁江山的安宁和繁荣，而且准确地预测了清末最后十年发展的脉络，它也预告了南方省份将重新主导了这个古老帝国未来近三十年的走向”。
盛宣怀和李鸿章商量妥当之后，才向各地转发清廷的电报，但同时他又嘱咐手下“但密陈督抚，勿声张”，并迅速电告各地督抚，要他们不要按照电报上的命令执行，并且旗帜鲜明地提出这封电报是被暴民胁迫下发出的“伪诏”！这就给各地督抚提供了一个道义上的借口，既然是“伪诏”，又何必要执行呢？张之洞当即用电报回奏朝廷，“恳请严禁暴民，安慰各国，并请美国居中调停”。
但随后而来的另一封电报，把刚刚喘了一口气的督抚们又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朝廷下令，各地督抚必须立刻集结兵力，“北上勤王”。
地方的督抚们并不像慈禧一样闭目塞听，更加了解天下大势的他们深知，即便按照朝廷的命令执行，也不会对战争的结果有任何影响，反倒可能会把相对富庶和现代化的东南各省也陷入战火之中。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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