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药-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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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姆·霍索恩不止一次向她示意过，愿与她风流一番。不过她早就拿定主意，这事对他们两人都会成为最大的不幸，因此萨姆少有的几次表示都被她有礼但坚决地拒绝了。
　　与马丁的关系则又当别论。他们初次见面西莉亚就很爱慕他，而且——她现在也承认——当时就希望与他发生肉体关系。好吧，如今这愿望实现了，而且同任何情人可能希望的一样，结果很满意。西莉亚明白——如果两人的处境和现在不一样——她和马丁可能再发生多次这种关系。
　　但马丁很明智，认识到他们的这种你欢我受没有前途。这点西莉亚也是看到的，除非她准备和安德鲁一刀两断，准备冒和孩子们疏远的风险。然而她对此并无准备，也决不会这么干，何况她非常爱安德鲁。他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岁月，安德鲁又有很多优点：他聪明，体贴人，意志坚强，在这些方面，西莉亚所认识的任何人，连马丁在内，比起他来都差远了。
　　所以那天早上马丁才写了那么句：“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将是个永远的秘密和愉快的回忆……我知道找到天堂只有一次机会。”这话听起来不像出于科学工作者之口，却像出于诗人之口。
　　她想，有人会认为她对昨夜的事理当感到内疚，她才不呢——倒恰好相反！——就那么回事嘛。
　　她的思路从自己转到了安德鲁身上。
　　安德鲁是否曾纵情于这种婚外的关系之中呢？很可能有过。机会他也是有的。再说，他在女人的眼里也是颇有吸引力的。
　　那么，西莉亚问自己道，她对这种事有什么感想呢？
　　假定真有其事，当然她不会高兴，因为在这类事情上，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难以用逻辑来推理的。另一方面，只要是她不了解的事，她决不让自己去操那份心。
　　在莫里斯城的一次鸡尾酒会上，西莉亚听见一个不相信有正经人的论调：“一个结婚二十年的正常男人，要是声称从无外遇，那么他不是在撒谎，就是个傻瓜。”这说法当然不对。因为很多人从没那种机缘，而另一些人宁愿对自己的配偶忠贞不贰。
　　不过她记得的这种说法倒也有其真实性。从人们的闲谈里，有时还从公开的不检点事件中，西莉亚知道，在她和安德鲁活动其中的医务界，乱搞男女关系的事比比皆是，在制药界里也有此种现象。
　　由此引伸出一个问题：一方偶有外遇，会影响牢固的婚姻关系吗？她认为不会——只要不是真正变心，也不想永远私通下去的话。西莉亚认为，实际上许多婚姻之所以会不必要的破裂，是因为夫妻双方常对一些无伤大雅的调情心怀嫉妒或假装正经，有时则是两者兼具。
　　最后，她认为不管安德鲁有没有过外遇，他总还会对她关心体贴，行为检点，西莉亚决心要同样检点，所以也就接受不再同马丁幽会这一既定局面。
　　对个人问题的冥思苦索就此结束。
　　现在考虑哈洛问题。西莉亚问自己，她明天应该向萨姆提出什么建议呢？
　　显然可提的只有一条：关闭这个研究所，承认当时建立它是错误的，尽快减少损失，承认马丁那个大脑老化的科研项目是令人失望的失败。
　　难道这是唯一的办法？是唯一的最好办法？尽管西莉亚已耳闻目睹了哈洛的一切情况，她依然拿不准该怎么办。
　　特别有一件事老在她脑子里萦回，那是昨晚临离开饭店的餐厅前，处于悲痛中的马丁讲的话。今天早晨，从坐上开往伦敦机场的轿车起，她像反复听录音似地听到这话在她心头响起：“我们寻求的东西会发现的……会的，一定会的……不过在别的什么地方……”
　　他说那话的时候，她没有往心里去。可是不知怎么的，此时此刻其重要性似乎大得多了。会不会还是马丁对，而别人都错了？“别的什么地方”是哪儿呢？是别的国家？别的制药公司？如果费尔丁·罗思放弃马丁对人脑老化的研究，可不可能有别的制药公司——一个竞争者——把这个课题捡去继续搞，最后取得成功？——这“成功”是指生产出一种重要而有利可图的新药。
　　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在搞同一科研项目的问题。两年前马丁提到过：德国、法国、新西兰也有科学家在搞这项研究。西莉亚通过询问，也知道那些国家还在继续搞，虽说进展情况显然不比哈洛研究所强。
　　但要是哈洛关了门，另外那些科学家中有人忽然取得了突破，作出了哈洛如继续下去本可作出的激动人心的发现，那怎么办呢？如果情况竟然那样，费尔丁·罗思将有何感想？如果是西莉亚建议关闭哈洛的研究所，她自己会有什么感想？——公司的人又会怎样看待她？
　　因此她盘算来盘算去，总觉得还是按兵不动为好。这里所谓“不动”是建议这研究所继续办下去，指望它会搞出点名堂来。
　　然而，西莉亚还在左思右想，这样的决定——不如说是不决定——不就是那种“最保险”的办法吗？对！这正是那种“暂不采取行动”、“等着瞧”
　　的哲学。她曾听到萨姆·霍索恩和文森特·洛德都以此挖苦华盛顿的食品药物局，说是这种哲学就是该局盛行的工作方式。各种想法在脑子里兜了一圈，又回到临出发前萨姆对她的指示上来了：“你要是觉得必须狠心冷酷……就不妨狠心冷酷。”
　　西莉亚叹了口气。光巴望不碰上这种叫人为难的抉择，这有什么用？事实是，她必须作出抉择。同样重要的是，狠心地作出决策是最高层领导的职责。对这种职责她曾向往过，现在不是有了吗？
　　但是，协和式客机已在纽约机场着陆，究竟该主张什么，她仍然没有确定下来。
　　西莉亚向萨姆·霍索恩的汇报后来推迟了一天，因为萨姆的工作日程已排得满满的，到汇报前，她对哈洛的问题已有了坚定而明确的主见。
　　她在总经理办公室面对萨姆坐下后，萨姆并未浪费时间和她寒暄，开口就说，“你给我的建议准备好了吗？”
　　问题开门见山，西莉亚凭直觉感到，萨姆显然无心听取细节或背景简介之类的汇报。
　　“准备好了。”她回答很干脆。“我权衡了一切利弊之后，认为如关闭哈洛的研究所将是一种鼠目寸光的严重错误。此外，马丁的人脑老化研究项目我们应让他继续进行，务必再给他一年，也可能更长一点。”
　　萨姆点点头，干巴巴地说了声，“好。”
　　对建议既没有强烈的反应，又没有提出任何问题，这清楚表明西莉亚的建议已被全部接纳。她还觉得萨姆听后如释重负，好像她的答案正是他所希望的。
　　“我写了报告。”她把四页备忘录放到办公桌上。
　　萨姆把它扔进文件格里。“这东西我另找时间看，只要有助于应付董事会的提问就行。”
　　“董事会要让你作难吗？”
　　“很可能。”萨姆勉强一笑，显得很疲乏。西莉亚觉察，外来的压力使他近来心绪极度紧张。他又说，“不过别担心，我能把这事定下来。你通知过马丁我们要继续办下去吗？”
　　她摇摇头。“他以为我们要关闭它。”
　　“这样看来，”萨姆说，“我今天要办的高兴事之一就是写信告诉他，研究所要办下去。谢谢你，西莉亚。”
　　他的头略微一点，表明接见到此为止。
　　一星期后，西莉亚的办公室里出现一大束玫瑰花。她打听花的来历时，秘书对她说，“乔丹太太，花束上没有名片，我问过花店，他们说他们接到的电报上说是送给你的。要不要我再问问送花人是谁？”
　　“不必麻烦了。”西莉亚说，“我想我知道是谁送的。”

七
　　在一九七五年剩下的日子里，西莉亚出差的任务不多，不禁舒了口气。
　　她现在工作虽忙，但主要是在莫里斯城，这就有较多时间和安德鲁在一起，也可以到莉萨和布鲁斯的学校去看看他们。
　　莉萨在埃玛·威拉德女校已是最后一年，是毕业班的班长。她不仅学习成绩好，还参加学校里的各种活动。实习计划就是她筹划的一项活动，据此，高年级学生每周去奥尔巴尼的州政府机关工作半天。
　　莉萨认为，要办成一件事，就要去求职位最高的人。她搞起来的这个实习计划正表明了这一看法。她把实习的事写信给纽约州州长，州长看了助手交给的那封信后，觉得很有意思，亲自给莉萨复了信，赞同她的计划。这件事学校里除莉萨外，人人都感到意外。后来这消息传到安德鲁那里，他对西莉亚说，“毫无疑问，那姑娘是你的女儿。”
　　莉萨搞起组织工作来就像人们呼吸一样自然。最近她向好几个大学写信，申请入学，但是她最大的抱负是进斯坦福大学。
　　布鲁斯现在是希尔学校的二年级学生，已成为一个比以前更厉害的历史迷。他对历史有特别浓厚的兴趣，全部精力几乎都花在这上面，结果其他课程有时勉强得个及格。有一次，乔丹夫妇来校探望布鲁斯。舍监对他们讲，“布鲁斯并不是学习不好，他可以成为一个各科都优秀的学生。只要我们有时盯住他，要他放下历史书，坚持要他学学其他几门功课就行。乔丹大夫，乔丹太太，我看，你们的孩子将来会成为历史学家。我估计不用多少年，我们就可以从出版物上看到令郎的大名。”
　　西莉亚一面告诫自己切莫沾沾自喜，一面欣慰地想到，职业妇女照样可能有发展均衡、成绩明显的儿女。
　　当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温妮和汉克·马奇两人，他们过去和现在一直高高兴兴地把这个家安排得井井有条。在庆祝温妮来家干活十五周年的日子（这天正巧是温妮三十四岁生日），倒是安德鲁想起温妮早已放弃的去澳大利亚的计划。他说，“澳大利亚人的损失，正是乔丹家的收获。”
　　温妮性格开朗，只有一件事使她闷闷不乐：没有小孩。她非常盼望有个孩子。她私下对西莉亚吐露说，“我和汉克一直在努力。天知道，咱俩啥办法没试过？有时我什么劲儿都使了出来，可就是没用！”
　　经西莉亚的催促，安德鲁给温妮和她丈夫做了生育能力试验。结果表明双方都正常。一天傍晚，厨房里只有安德鲁、温妮和西莉亚三人，安德鲁给温妮解说道，“这只是个时机问题，妇科医生会帮你解决的。另外也还有个运气问题。你们还得继续努力。”
　　“咱俩是要努力的。”温妮说着就叹息了一声。“但我明儿再告诉汉克。
　　我先要好好睡一晚。”
　　九月里，西莉亚去加州出差。在萨克拉门托时，正巧有人谋刺福特总统，而她当时站的地方离福特不远。只是那试图行刺的女人无能，连手里的枪都用不来，才避免了又一场历史悲剧。西莉亚的这一经历吓得她够呛。过了不到三个星期，听说在旧金山又有第二次谋刺，也同样使她觉得可怕。
　　在全家团聚欢庆感恩节那天，西莉亚向大家谈起这事时说，“有些天我在想，我们变成越来越多地使用暴力的国家了。”接着她来了句修辞疑问句：
　　“暗杀这主意源出何处？”
　　她本不指望有人回答，可是布鲁斯提供了答案。
　　“妈妈，我真没有料到，你是干医药这一行的，怎么不知道在历史上此事与麻醉药有关？‘暗杀’一词即麻醉药之意。它起源于阿拉伯文的hashishi（hashishi是焙干的大麻之意。英语中“暗杀”（assassin）一词由之而来。译者注），也就是‘吃大麻叶的人’。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有个叫尼扎里·伊斯麦里斯的伊斯兰教派，他们搞宗教的恐怖活动时就吃大麻。”
　　西莉亚有点气恼地说，“要说我不知道，那是因为我只知道大麻不是用来做药的。”
　　布鲁斯从容不迫地回答，“做过药的，而且也不是在很久以前。精神病医生曾用它治过记忆缺失症，只是疗效不好才停止使用。”
　　“知道得比我这医生多！”安德鲁说。而莉萨这时既惊喜又敬佩地注视着弟弟。
　　一九七六年一开始就带来令人愉快的插曲。乔丹夫妇一年前在霍索恩家里见过而且很喜欢的德怀特·古德史密斯，二月里与朱丽叶·霍索恩结婚。
　　德怀特刚从哈佛的法学院毕业，就要去纽约开始工作，并将和朱丽叶在那里定居。
　　婚礼豪华热闹，包括乔丹夫妇在内，宾客共有三百五十人。莉莲·霍索恩对西莉亚讲，“这毕竟是我作为新娘母亲参加的唯一的一次婚礼——至少我希望只这一次。”
　　早些时候，莉莲曾向西莉亚吐露，朱丽叶才二十岁，年纪轻轻刚上两年大学就辍学结婚，感到有点担心。但在举行婚礼那天，萨姆和莉莲看来喜气洋洋，非常高兴，原先那种担心显然已搁置一边——西莉亚寻思，这颇有理由。看着这对既聪明能干又谦虚真诚的新婚夫妇，西莉亚印象很好，相信他们的婚姻一定美满。
　　这年五月，《南北美洲用麻醉药的问题》一书问世。西莉亚对该书特别感兴趣。
　　这是一本吸引广大读者的书。它列举了好多事例，指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制药公司的可耻行径：在拉丁美洲销售处方药时，故意不标出对有害副作用的警告——发达国家有法律规定必须标出此种警告。书中描述的实例，都是西莉亚过去搞国外销售时亲自观察到的、而且还在费尔丁·罗思里提过意见。
　　该书与其他这类书的不同之处在于，作者对制药业不作例行的刻薄攻击，而是以学者风度来彻底探讨问题。作者米尔顿·西尔弗曼博士是药物学家，旧金山加州大学的教授。他不久前还在国会一个委员会上向恭听者作过证。在西莉亚看来，该书的出版是又一次警告：制药业不仅应履行法律上的义务，还应履行道德上的义务。
　　这书她买了六七本，分送给公司的领导，他们的反应同她估计的一样，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萨姆的看法，他潦草地写了个便条：
　　我基本上同意西尔弗曼和你的观点。但要作改变必须经各方面一致同意。在所有相互竞争的同业中，没有一个公司敢让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我们财政状况正处于脆弱的时刻。
　　在西莉亚看来，萨姆的论点只是貌似有理，可她不想再争，知道争也争不赢。
　　意外的倒是文森特·洛德的反应。他的回条措辞友好。
　　书收到，谢谢。我赞成作出改变，但估计我们的主子会暴跳如雷，大声反对。要等到枪口对着脑袋，他们才会转过弯来。继续提意见吧。要是我有用，我会帮忙的。
　　西莉亚想，近来研究部主任似乎越来越温和了。她记得十三年前送过他《女性的奥秘》一书，他将书退回时草率无礼地说那是“胡扯的东西”。她纳闷，难道这是因为洛德认定她在公司里的地位已经够高，可以作为同盟者为他所用？
　　四月间，莉萨给家里挂了电话，激动地说她秋天就要去加州，因斯坦福大学已接纳她入学。接着在六月份，莉萨从埃玛·威拉德女校毕业。露天举行的毕业典礼很隆重，安德鲁、西莉亚和布鲁斯都出席了。那天全家在奥尔巴尼进晚餐时，安德鲁议论说，“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但就全世界来说，我预言今年将很沉闷。”
　　可转眼间，乌干达首都恩德培机场发生的事证明他预言错了：一群阿拉伯恐怖分子，在反复无常的乌干达总统阿明的支持下，虽在机场劫持了一百多名人质，但以色列的空降突击队大胆袭击了机场，改变了局面。西方世界听到这鼓舞人心的好消息，正为之高兴欢呼的时候，以色列人解放了人质，把他们用飞机送回到安全地方。
　　然而，沉闷的日子确实回来了，安德鲁很快就指出了这点。在纽约举行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佐治亚州出了个默默无闻的民权派人物。他在很大程度上靠他是“再生的”南方浸礼会教徒这点，获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尽管美国公众先是对尼克松，后来又对福特不再感兴趣，但一个新来者要想获胜似乎不大可能。在费尔丁·罗思的自助餐厅里，西莉亚听到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谁能想象这世界的最高职位会被一个自称吉米的人占去？”
　　但在莫里斯城的总公司，谁也无暇去考虑政治。人们大部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即将出笼的使人振奋的新药——蒙泰尼上面了。
　　约两年前，西莉亚曾对萨姆表示过她对蒙泰尼的疑虑和不安，不过经萨姆的劝导，她已同意不抱成见地去阅读有关的研究和试验资料。
　　这段时间里出的大量材料，西莉亚多数已看过，看后越来越认为萨姆说得对：十五年来药物科学进展惊人，不能只因许久以前有一种药对孕妇有害，就不让她们用有益的药。
　　同样重要的是，对蒙泰尼的试验——先是在法国，接着在丹麦、英国、西班牙、澳大利亚，而今又在美国——显然已尽了人之所能，做到了最仔细周到的地步。因此，根据这些已证实的结果和她自己阅读后的体会，西莉亚对蒙泰尼，不仅相信它安全可靠，而且对它的效用和商业上的前景都抱有很大希望。
　　在家里，西莉亚好几次试图把她这认识同安德鲁谈谈，让他转到她的新看法这边来。但安德鲁似乎不愿敞开心扉，总设法把话岔开。显然他由于要避免争论，对蒙泰尼的问题宁愿敬而远之。这表现和他平时的性格大相径庭。
　　最后，西莉亚也只好作罢，在安德鲁面前把这股热情憋在自己心里。她知道，一旦费尔丁·罗思的推销活动认真开展起来，表露她热情的机会多着哩！

八
　　“关于蒙泰尼，我们搞销售的全体人员必须牢记和强调的是，”西莉亚对着落地式扩音器讲，“它是一种对孕妇十分安全的药，而且，是吃了会非常舒服的药！妇女在怀孕期间要受呕吐、恶心的折磨，蒙泰尼就是多少世纪以来妇女们需要的、渴望的、也应该获得的一种药。眼下，我们费尔丁·罗思终于成为这种苦痛的解救者，让美国妇女从古老的枷锁中解脱出来，让她们在怀孕期间每天都能过得更舒服些，更愉快些，更幸福些！永远消除‘午前恶心’的药就在这儿！我们有了！”
　　听众里爆出了一阵兴高采烈的掌声。
　　这是一九七六年十月。西莉亚在旧金山主持费尔丁·罗思的地区性销售会议，与会的是公司在西部九个州——包括阿拉斯加、夏威夷两州——的男女新药推销员，经销督察员和各地区经理。这次为期三天的会议在诺布山上的费尔蒙特饭店举行。西莉亚和公司其他几位高级职员住在对街高雅的斯坦福宾馆里。高级职员中有西莉亚在门市产品部时的下级比尔·英格拉姆。他现在已成为她的主要助手——药品销售部副主任。
　　蒙泰尼的推销计划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因为费尔丁·罗思指望在明年二月就让它上市，离现在只有四个月时间了。这期间有必要让推销人员尽可能多地了解该药的有关情况。
　　在这支销售大军中，人们对蒙泰尼的前景表现出高度热情，有个总公司来的人按照《美丽的亚美利加》这支歌的曲调，填配了新歌词：
　　啊！你给快活的日子增光；
　　你为母亲的绮梦添彩；
　　你这安全简便的良方，
　　有了你朝朝安宁来！
　　蒙泰尼，蒙泰尼！
　　蒙泰尼，蒙泰尼！
　　孕妇吃了你心欢喜；
　　让我们大力销售，广为宣扬
　　它万无一失的效力！
　　当天上午，与会的推销人员就兴致勃勃地大唱这歌，还准备在今后两天内反复唱。西莉亚个人对新填的词是有保留意见的，但销售部的其他人都为这词辩护。为了不给大家高昂的情绪泼冷水，她也就同意用这歌词。
　　在美国，对这药的试验计划已进行了一年半——在动物身上，在五百名病人身上——只偶尔有极轻微的副作用，不存在医疗上的大问题。它的积极效果与其他国家取得的相似，那些国家已出售蒙泰尼，很受欢迎，也受到开这处方的内科医生及其女病人的赞赏。
　　在美国试验蒙泰尼以后，那一向浩繁的新药申请材料已送到华盛顿，只希望食品药物局总部早日批准。
　　不幸这指望落了空。至今食品药物局还未发下出售该处方药的许可证，这是笼罩在费尔丁·罗思煞费苦心搞的销售计划之上的两小朵乌云之一。
　　然而，总公司的人认为不可能把一切准备工作停下来傻等批准，否则将会损失半年以上的销售时机和一大笔收入。他们假定该局在公司原定上市的最后期限前会开绿灯的，因此作出决议：把该药的生产、广告宣传的准备工作以及类似这次会议的“热身”会继续搞下去。
　　萨姆·霍索恩、文森特·洛德等人深信，该局的批准通知不久便会发出。
　　他们也注意到对费尔丁·罗思有利的一个因素，那就是社会舆论。
　　因为在海外，蒙泰尼的进展很快，深受欢迎，人们就公开质问：食品药物局为何做个决定要这么久？既然外国妇女用这种好药安全有效，为何不许美国妇女用？“美国药品滞后”这话又一次到处传开了，人们纷纷指责这全是食品药物局的过错。
　　批评得很尖锐的人里有个丹尼斯·多纳休参议员。通常他总是指责制药界的，但这次他看清了哪一方能得到公众的支持。在答记者问时，他把食品药物局对蒙泰尼迟迟不决一事说成是“在这种情况下显然荒谬可笑”。多纳休这一评论受到费尔丁·罗思的欢迎。
　　另一朵小乌云由医学博士莫德·斯特夫利造成。这人是设在纽约的一个消费者组织——公民争取安全药物协会——的主席。
　　斯特夫利博士及其组织极力反对美国政府批准蒙泰尼，认为该药可能不安全，应再延长试验期。她对愿意听她宣传的人大肆灌输这种观点，新闻界对此作了相当可观的报道。
　　斯特夫利反对该药的根据是一桩民事诉讼案，几个月前该案曾在澳大利亚法庭上争论过。
　　在澳大利亚靠近艾丽斯温泉的偏僻地区，有个二十三岁妇女生下一女婴。这妇女是最早用蒙泰尼的孕妇之一。后经检查表明，这女婴患的是先天性智力缺损，医生说她的脑子是个“空白”。此外，这孩子甚至满一岁之后，还只会作最微小的动作，其他就不行了。负责检查的医生一致认为，她将永远是个植物人；如没有扶持就既不能行走，也不能坐着。
　　一位律师听说这情况后，说动了那位母亲对给她蒙泰尼的那家澳大利亚公司提出起诉，遭法院驳回后，又向高一级法院上诉，经裁定，原告败诉，维持原判。
　　两个法庭在审理该案的过程中，证据似乎充分说明该女婴致残的责任不在蒙泰尼。孩子的母亲名声不佳，她承认她不清楚谁是孩子的生父，而且整个怀孕期间一直在用别的药，如安眠酮，安定等等。她还酗酒，抽起烟来一支连一支的，甚至还吸大麻。一位医学专家在法庭作证，把她的身体形容为“装满互不相容的各种化学物的可怕大锅，那里面什么样的东西都可能制造出来”。他与其他几位作证医生都证明女婴的致残与蒙泰尼无关。
　　只有一位偏僻地区的“飞行医生”（“飞行医生”指在澳大利亚偏僻地区服务的医生，他们接到病家电话后即乘飞机前去诊治。译者注）站在母亲这一边出庭作证，把责任归咎于蒙泰尼。这医生曾在她妊娠期间给她作过治疗，孩子是他接生的，蒙泰尼也是他给她服用的。但是在盘问下他又承认没证据来支持他的看法，有的只是“此种非常强烈的感觉”。鉴于别的专家的证词，法庭没把他的观点当一回事。
　　随后，澳大利亚政府搞了个调查会，医药、科学方面的专家再次到会作证，得出的结论同法庭上的一样，证实蒙泰尼是安全的。
　　斯特夫利博士这个尽人皆知好出风头的美国人，拿不出其他反对蒙泰尼的证据。
　　因此，在费尔丁·罗思一方看来，莫德·斯特夫利以及公民争取安全药物协会搞的活动虽然讨厌，却算不上大问题。
　　此刻，在这次旧金山开的地区性销售会议上，西莉亚等待热烈掌声平息后继续往下讲。
　　“你们可能会碰到这种情况，”她提醒大家说。“有人对我们的新药蒙泰尼表示不安，他们还记得早先孕妇用过的一种叫酞胺哌啶酮的药，它对孕妇体内的胎儿产生可怕的作用，使孕妇产下畸形儿。我现在旧事重提，向大家公开这事，以便我们都在思想上有个准备。”
　　大厅里一片寂静，脸朝西莉亚的男男女女凝神谛听。
　　“蒙泰尼跟酞胺哌啶酮不一样，不同之处很多很多。
　　首先，酞胺哌定酮是大约二十年前生产的药，那时药物的研制工作不如现在细致，安全要求也不像现在这样明确、严格。还有一点——与人们所相信的正相反——酞胺哌啶酮根本不是特意为孕妇生产，供她们专用的，它只是一般的镇静剂，一种安眠药。
　　回到研制问题上来看，酞胺哌啶酮还没有做过广泛的动物试验就拿给人用了。举个例来说，在禁用之后，此药的动物试验表明，有些孕兔和人一样，产下的兔崽也是畸形的。这就说明如果当初作过充分的动物试验，那场人间悲剧本不会发生。”
　　西莉亚停下来看了下笔记，那是她为这次会议，也为今后的不时之需而认真准备的。
　　下面的人仍全神贯注在听她说道，“蒙泰尼则与此不同。它在五个国家经过尽可能充分广泛的试验——包括对各种动物以及自愿接受试验的人——这五个国家对药物管理都有严格的法规。而且，其中三四个国家中，有好几千妇女用这种药达一年以上。我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此项研究及试验计划有多彻底。”
　　西莉亚讲了最先研制蒙泰尼的法国吉伦特化学制药公司的例子。这公司除按该国法定的药物试验期之外，决定对蒙泰尼再进行试验，以确知该产品她还说，“从前引进的药里，可能没一种在安全方面作过更彻底的试验。”
　　西莉亚发言后，公司科研部门的人发言，支持她的讲话，并回答销售人员提的问题。
　　“你们的销售会议开得怎样啦？”大约一个小时后，在斯坦福宾馆一套豪华舒适的房间里，安德鲁问道。他从工作中挤出几天时间陪西莉亚到西部来，顺便看看莉萨，如今她是斯坦福大学一年级生，住在校园内。
　　“我看挺不错，”西莉亚甩掉脚上的鞋，伸了个懒腰，把两脚往长沙发上一搁。“这种地区性销售会议，某些方面像是到处跑的巡回演出队，我们得一次比一次演得好。”她颇感奇怪地注视着丈夫，“这是你第一次问起蒙泰尼的进展情况，你意识到了吗？”
　　“第一次？”他力图说得颇感意外似的。
　　“你心里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