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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的另一半-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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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被硫酸毁容或鼻子被砍掉的女人来向她求助时（砍掉鼻子是“不安分”或“水性杨花”的女人所遭受的传统惩罚），穆赫塔尔就给她们安排整形手术。
慢慢地，穆赫塔尔自己也在改变。她学习了巴基斯坦官方语言乌尔都语，现在已经能够流利地表达。我们初次拜访米尔瓦拉村时，她每次踏出家门都要请示父亲或大哥；但是当她招待大使时，就没办法维持这样的程序，于是她开始自行出去。当时这让她大哥非常不满（她父亲及弟弟很钦佩她，所以并不阻拦她），于是对全家人施压。一度，大哥语出威胁，表示她如果不听话就要把她杀掉。然而，大哥的威吓阻止不了那些来到他们家门前向穆赫塔尔求援的落魄女人，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们吃掉了家里的食物、霸占了屋外厕所。大哥后来软化下来，他也被这些访客的故事触动了。虽然不太情愿，他也承认妹妹所做的事非常了不起，而时代也在改变。
穆赫塔尔以前总是把脸部和头发全部包住，只留一条细缝给眼睛。在美国接受表彰的宴会上，男性已事先获知不要跟她握手、拥抱，或是亲她的脸颊（这是最可耻的）。但是大约一年之后，穆赫塔尔不再那么在意她的头巾，而且开始与男人握手了。信仰对她来说依然非常重要，但是她发现即便解下头巾，世界也不会停止运转。
穆赫塔尔的名气越来越响亮，政府开始施威打压。穆沙拉夫依然因她“丢尽了巴基斯坦的脸”而愤愤不平，情报机构不断找她本人及其支持者的麻烦。法院还以明显莫须有的罪名向穆赫塔尔的一个兄弟发出了逮捕令。“有一阵子，巴基斯坦政府不给我们发签证，就因为我们拥护穆赫塔尔，跟她很亲近。情报组织在乌尔都语报纸上发文章，指控穆赫塔尔挥霍无度（完全没有这回事），说她是印度人及尼可的走狗，帮助外人危害巴基斯坦。一些上流阶层的巴基斯坦人原本同情穆赫塔尔，但现在则对她嗤之以鼻，认为她是没文化的乡下人，根本不配得到国外的礼遇。他们全然接受了加诸她身上的诽谤，认为她嗜钱如命又爱出风头，呼吁我们不要把焦点放在她身上，而应该去关注城市医生和律师。”“穆赫塔尔是出于善意没错，但她只是个乡下人，”一名巴基斯坦人不屑地跟我们说道。这些诽谤都让穆赫塔尔深感挫折。
“我的生死由真主掌握，”她之前也说过类似的话，“这点我能坦然接受，但是政府为什么一直把我当骗子和犯人？”
“这是我第一次觉得政府计划要置我于死地。”穆赫塔尔补充道。她说这计划就是要杀害或囚禁她，或是通过假造绯闻让她身败名裂。
果不其然，后来一名高级警官警告她，要是不合作政府就会以通奸罪囚禁她。通奸？每天晚上，都会有十几名妇女在穆赫塔尔卧室的地板上跟她一起打地铺（她把床位让给了同事娜馨·阿克塔）。总统穆沙拉夫甚至通过一名高层幕僚向巴裔美国人阿姆娜·布塔尔发布警告：穆赫塔尔在美国要小心舌头，因为巴基斯坦政府可以雇用当地流氓杀她灭口，而且会弄得像是拦路抢劫案。布塔尔是一名勇气可嘉的内科医生，她打算陪同穆赫塔尔访问纽约，并把这则警告转述给了我们。
娜馨跟我们表示：“我要你们知道，不管我们是怎么死的，就算看起来像意外，真相也绝非如此。所以要是我们死于火车或公车意外事故，或是火灾，请告诉世界那其实不是意外。”
穆赫塔尔的勇气发挥了影响力，她本身的存在也表明：伟大的社会企业家不只来自有钱有势的阶层。以前，巴基斯坦的乡间因为没有遏制之道而常发生强暴事件，但是穆赫塔尔改变了传统模式，妇女开始反击和报警。
穆赫塔尔在她的学校里。
（拍摄：尼可拉斯）
2007年，类似穆赫塔尔的案例又一次发生在哈比拉巴诺村。一名年轻男子与出身高阶世家的女友私奔，为此惹怒了女方家庭。于是高阶族会决议，把这一仇恨报复在该年轻男子16岁的堂妹赛玛身上。11个男人绑架了赛玛，让她全身赤裸地在村子里游街示众，然后议会一声令下，两名男子强暴了她。
受到穆赫塔尔的启发，赛玛没有走上自杀的不归路，而是由家人提起诉讼。赛玛接受了医疗检查，结果证实她遭到强暴，救援团体纷纷声援。在一场当街抗议之后，当局解雇了两名警官，逮捕了五个阶层较低的嫌疑犯。虽然正义并没有完全得到伸张，但这的确是一大进步。强暴穷人家的女孩不再是毫无风险的消遣，因此旁遮普省南部的强暴事件似乎大幅减少了。虽然没有数据可以证明，不过各个村庄的居民纷纷表示，以前很普遍的强暴事件现在很少见了。
穆赫塔尔也激励其他人推动改变，复制她的模式。法鲁克·利迦瑞是个身形彪悍的警察，会说英文，常在巴基斯坦最危险的地区执勤。我们在他管辖的派出所里跟他进行了一番长谈，他谈到用恐惧作为统治手法，谈到如何毒打嫌犯好逼其招供。在他眼里，只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后来他被派到米尔瓦拉村，担任看管穆赫塔尔的高级警官。穆赫塔尔本人以及她对贫困无依人群的奉献令他大为震撼。
“这是一种灵魂上的触动，”他回忆道，“看到穆赫塔尔女士出国受访，看她创办学校和收容所，我心里非常高兴。”上级命令法鲁克监视并骚扰穆赫塔尔，深受感召的他渐感不安。当他们指责法鲁克袒护穆赫塔尔时，他向上级讲述了她的伟大事业。没多久，他突然被调到偏远的派出所。法鲁克继续公开谴责政府对穆赫塔尔的迫害，我们问他为何甘愿冒着丢了铁饭碗的风险，也要为一名本该被他责罚的女子出声辩护。“我一直是个坏警察，”他说，“对坏人使坏是应该的，但我以前真的不是好人。有一天我想，这辈子我曾做过任何好事吗？现在真主给我这个机会做点好事。穆赫塔尔女士在帮助别人，我也必须帮助她，我也必须做些好事。因此，我情愿冒着事业和生命的危险来支持穆赫塔尔女士。”
法鲁克表示，现在他的人事考评非常差，他的警察生涯实际上已经结束了。他担心有一天自己会遭到谋杀。但是看到穆赫塔尔，他找到了新的生命目标：保护村里的贫穷妇女，为她们出声抗议。
穆沙拉夫政府于2008年垮台后，笼罩在穆赫塔尔事业上的乌云散开了。情报机构开始转而监视恐怖分子。穆赫塔尔带我们参观附近的村庄时，巴基斯坦间谍不再尾随着我们。政府不再骚扰她，危险稍微缓和，这使得穆赫塔尔能够扩展自己的活动。2009年，穆赫塔尔嫁给一名向她求婚已久的警察。她是警察的二太太，这让穆赫塔尔成为女权运动的奇特标志——不过，婚事是在大太太说服穆赫塔尔后才进行的。这是她非凡生命里奇特的另一章。这名在小村庄长大从未受过教育的妇女，曾经挺身反抗该国总统及陆军参谋长，在忍受了多年来持续不断的威胁和骚扰之后，她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她通过非凡的勇气及远见，把一个受害牺牲的悲惨故事变成了一则激励人心的醒世寓言。
第五章 『荣誉』之耻
人若娶妻，与她同房之后厌恶她、信口说她、将丑名加在她身上，说：“我娶了这女子，与她同房，见她没有贞洁的凭据。”女子的父母就要把那（夫妻同床的）布铺在本城的长老面前。但若女子果真没有贞洁的凭据，就要将女子带到她父母家的门口，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她打死。
——《申命记》22章第13～21节
在人们以上帝之名所做的一切事当中，女孩因为在新婚之夜没有见红而被杀害，是最为残酷的一种。然而，处女膜（脆弱、不容易看见、毫无意义）依然是世界上许多宗教及社会所崇拜的象征物，是象征荣誉的幻影。不管黄金售价多高，处女膜远比黄金贵重，常常比一条人命更有价值。
处女崇拜在古典文化中特别普遍。不只《圣经》表示女方要是没在新婚之夜见红，就应该用石头将她砸死，就连古代雅典的伟大立法者梭伦（Solon）也如此规定：除了在结婚前失贞的妇女，雅典人都不能被贩卖为奴隶。中国宋代理学家程颐也曾说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现在，这种残酷的观念在世界大多数地区已经消失，但是依然存在于中东。而强调妇女贞操，正是当今妇女遭受暴力的主因。有时候它以强暴的形式呈现，因为惩罚敌对家庭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侵犯其女儿，就像穆赫塔尔的案例；有时候它是以荣誉谋杀的形式呈现——家族成员会杀死自己的女儿，只因她行为不检点，或是爱上一名男子（通常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已经发生性关系，荣誉谋杀受害者的验尸报告经常显示处女膜未遭破坏）。荣誉谋杀的矛盾在于，道德规范最为严格的社会，却准许最没道德的行为：谋杀。
美丽的杜娃·阿斯瓦是住在伊拉克北部的库德族女孩，17岁时她爱上一个伊斯兰教逊尼派的阿拉伯男孩。一天晚上两人一起在外过夜，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否上了床，但是女方家人认定生米已经煮成熟饭。第二天早上回家时，杜娃看到家人早已愤怒不已，于是跑去部落长老的家中寻求庇护，但是宗教领袖和她的家人都坚持她必须以死谢罪。于是八名大汉闯入长老的家，把她拖到街上。人群将她团团围住。
虽然荣誉谋杀在伊拉克库德地区是非法的，但是杜娃遭受攻击时，在场的安全部队却没有干预。至少1000名男人参与了攻击，许多男人用手机拍摄短片记录了这一场景，你在网络上可以找到五六种版本来了解接下来发生的事：杜娃被摔到地上，身上的黑裙被扯了下来，浓密的长发从肩头垂落。她试着站起身，但是那些男人把她当足球一般踢来踢去。慌乱的她挡开攻击，掩护自己站起身来，试图在人群中找到同情的面孔。接着男人们找来一堆石头和水泥块，往她身上砸。慢慢地，她开始流血，有些石头击中了她的头部。30分钟后，杜娃死去。
她断气后再也感受不到羞辱时，一些男人又把她的腿部和臀部盖上。这似乎是一种伪善的正义表现：仿佛下流淫秽的是少女的赤裸肉身，而非她血流满地的尸体。
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估计，全世界每年有5000起荣誉谋杀事件，几乎都发生在穆斯林世界（光是2003年，巴基斯坦政府就揭发了1261起荣誉谋杀案例）。但是这个数值似乎太低了，因为有太多的谋杀伪装成了意外或自杀。我们估计全世界每年的荣誉谋杀事件至少有6000起，可能还远不止此数。
无论如何，这样的数字无法呈现问题的全部，因为其中并不包含那些或许可以被称为“荣誉强暴”的事件——亦即以羞辱受害者或贬损其家族为目的的强暴。在近期发生的种族大屠杀事件中，强暴成为系统地威吓某些族群的手段。集体强暴跟大屠杀一样有效，但是不会留下尸体而引发人权起诉问题。此外，强暴行为往往会破坏受害者所属团体的内部组织，因为领袖无法保护妇女时就会失去权威。简言之，正因为女性性征是如此神圣，强暴成为保守社会的战争工具。这种以贞操来评判女性的道德规范，表面上看是保护女性，事实上却创造了让妇女惨遭有系统奸污的环境。
在苏丹西部的达尔富尔（Darfur）地区，人们后来发现，苏丹政府资助的贾贾威德民兵组织（Janjaweed militias）搜寻并轮奸了三个非洲部落的妇女，然后割下她们的耳朵或是把她们弄残废，好让她们永远带着强暴受害者的标记。为了避人耳目，苏丹政府还会惩罚投诉报案或寻求医疗救治的妇女。哈娃是一名学生，她在卡尔马营区（Kalma camp）外被贾贾威德民兵轮奸和毒打。朋友把她抬去救援组织“世界医师联盟”（Doctors of the World）所经营的诊所接受治疗。两名法国护士立刻着手为她治疗，但是几卡车的警察闯入诊所，把英勇抵抗的法国护士推到一旁，逮捕了哈娃。他们把她拖出诊所带到监狱，在那里，她的一只手臂和一条腿被链条绑在了行军床上。
她究竟所犯何罪呢？私通。寻求治疗，就等于承认婚前性行为，而她又没能提供四名穆斯林成年男性目击者，去证明这是个强暴事件。苏丹也阻止救援团体把“接触后预防性投药”试剂带到达尔富尔地区，该试剂能够大幅降低强暴受害者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
在最近爆发的冲突里，投诉报案的集体强奸案例多得惊人。塞拉利昂有半数妇女在该国动乱时期曾遭受性暴力或性暴力威胁。一份联合国报告宣称，利比里亚内战时，其境内某些地区三岁以上的女性当中，有九成遭受过性虐待。就连在没有发生种族大屠杀或是全面战争的巴基斯坦，荣誉强暴事件也比比皆是。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处女情结；二是因为当局对于贫困及未受教育群体所受的不公平对待总是忽视不理。舍尔夏·赛义德（Shershah Syed）是来自喀拉蚩的一名杰出的妇科医生，他说自己经常治疗遭受强暴的贫民窟少女。遭到强暴后，除非女孩自杀、全家迁离，否则行凶者（通常是有钱有势的人）会恐吓女孩全家，把他们当作目击者杀人灭口。而警方采取的措施，比漠不关心还要糟。
“我治疗强暴受害者时，都会告诉女孩不要去找警察，”赛义德医生说，“因为要是去报警，警察就会强奸她。”
强暴行为发生的大本营是刚果东部。民兵们认为与持枪歹徒交火很危险，因此他们攻击平民。他们发现恐吓人民最划算的方式，就是以残忍的手法强暴女性。刚果民兵经常用棍棒、刀子和刺刀强奸妇女，或是往女性的阴道开枪。在一个案例里，士兵们在强奸了一名三岁女娃后，枪毙了她。外科医生看到她时，已经没有什么组织细胞能够修复创口。小女孩的父亲伤心欲绝，后来自杀身亡。
“这里的所有民兵都会强暴妇女，好显示自己的强壮和对方的脆弱。”刚果戈马市（Goma）的强暴心理咨询师朱利恩·恰库沛娃（Julienne Chakupewa）表示。“在其他地方，发生强暴事件是因为士兵们想要找女人来泄欲；但是在这里，强暴不只是泄欲，也是一种邪恶、一种憎恨心理，而付出代价的是女性。我们虽然说是‘女性’，”朱利恩马上补充，“但是很多受害者并不是成人，而是14岁的少女，甚至6岁的女娃。”
2008年，联合国正式宣布强暴是“战争武器”。在讨论议程中，刚果不断被提出来。前联合国部队指挥官帕特里克·卡马特（Patrick Cammaert）少将在谈到强暴行为已经普及为一种战术时，有一句话让人难忘：“在武装冲突里，身为女性可能比担任士兵还要危险。”
家住金杜镇的迪娜，今年17岁，也是一名刚果受害者。她身穿蓝色衬衫和一条亮彩色裙子，头上端庄地绑着橘色头巾，在我们面前诉说着自己的故事。迪娜内向羞涩，说话轻声细语，通过口译员跟我们对谈时，她常会拘谨得笑起来。
迪娜有五个兄弟姐妹，她从小就在父母的农田里帮忙，种植香蕉、树薯10和豆子。她的两个兄弟曾经上过一阵子学，但是女孩们没上过。“教育男孩比较重要，”她解释，似乎对这点深信不疑。
当地居民都知道这个地区有胡图族极端分子的民兵组织“联攻派民兵”（Interahamwe），所以迪娜每次去种田时都很害怕，但是不去就只有挨饿。一天，迪娜提早收工，想赶在日落之前走回家。路上，五名手拿刀子的胡图民兵围住她，强迫她躺在地上。
“你要是敢叫出声，我们就杀了你。”一名民兵警告迪娜。于是她忍气吞声，让那五个男人一个个强暴她。接着他们把她按在地上，其中一个把棍子戳进她身体里。
因迪娜没有回家，她父亲和朋友就去田里找。在一处草丛里找到时，她已奄奄一息。他们给她盖上衣物抬回家。金杜镇有一家康复中心，但因为负担不起治疗费用，迪娜只好由家人照顾。她全身瘫痪，无法下床走动。那根棍子戳破了她的膀胱和直肠，使得组织里出现瘘管——就是连接组织的不正常的管道，因此尿液和粪便不断从她的阴道沿着腿部流下来。因为性暴力的关系，直肠阴道瘘管和膀胱阴道瘘管这种伤害在刚果很普遍。
“我们族人跟他们没有部落冲突，”谈到那些民兵时，迪娜说道。“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强暴我，让我生活无法自理。”这种残暴文化从一个民兵部队蔓延到另一个民兵部队，从一个部落传播到另一个部落。联合国估计，2006年光是在刚果的南基伍省（South Kivu），就有2。7万起性攻击事件发生。根据联合国的另一项统计，在刚果的某些地区，有3/4的妇女遭受过强暴。联合国人道事务署副秘书长约翰·霍姆斯（John Holmes）斩钉截铁地表示：“刚果的性暴力事件是全世界最严重的。”
诺尔·罗比林巴，刚果的儿童兵，他说强奸女人是他们的权利。
（拍摄：尼可拉斯）
在麾下军人牵涉强暴案的军阀当中，有一人叫作劳伦特·恩昆达。他身材高大，看起来亲切友善。他请我们到他舒适的山寨享用晚餐。他假装是五旬节派11的牧师，制服上装模作样地别着“为基督反抗”的圆形徽章——显然，他认为这会赢得美国的支持。请我们喝饮料、吃点心之前，他还作了饭前祷告。恩昆达坚称他部队里的军人从来没有强暴过任何人，然后补上一句：只有一次，在麾下的一名士兵强暴妇女后，他把那名士兵处死了。但是大家都知道强暴是惯例。后来恩昆达带上来一些敌军战俘，我们问了他们关于强暴的事情。
“看到女孩，强暴她们，这是我们的权利。”一名16岁的战俘诺尔·罗比林巴说，他表示自己携带枪支已经有两年了，“我们可以侵犯她们。”
联合国维和部队在阻止强暴方面做得不多。加拿大前大使斯蒂芬·刘易斯（Stephen Lewis）口才一流，是世界妇女维权的拥护者，他建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Ban Ki…moon）应把消除集体强暴事件列为首要任务，并承诺若会员国不支持就辞去职务。“我们谈论的是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其中有地球上最为颠沛流离、权利遭剥夺最为严重、最为贫困的人，”刘易斯说，“要是你不能为这个世界上的女性挺身而出，你就不应该当秘书长。”
在卢旺达和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种族大屠杀中，不只是女人严重受害，男人也是。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结束时，全国人口中七成是女性，因为有太多男人惨死。在达尔富尔地区，我们访问了几名妇女，她们都曾在离开营区去搜集木柴的路上遭到强暴，于是我们问了个很明显的问题：“如果妇女出去搜集木柴会被强暴，为什么不留在营区？为什么不派男人去搜集木柴呢？”
“男人一离开营区，就会被射死，”一名妇女耐心解释。“女性离开，只是被强暴而已。”几乎每一场冲突中，男性死亡人数都尤其多。男性虽然是战争的正常受害者，但女性却成为战争武器——借由摧残和虐待她们以杀鸡儆猴。
在刚果东部，问问村民们，你就能层层揭示出习惯性强暴的真相。在一处难民营里，我们询问能否访问强暴受害者，一位妇女立刻被带过来。为了保护她的隐私，我们把她带到一棵树下。十分钟之后，赶来的妇女排成了长队。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问。
“我们全都是强暴受害者，”排在第一位的妇女解释，“也想讲讲我们的故事。”
对大小便失禁、成日里只能瘫在家的迪娜而言，生命似乎到了尽头。后来邻居说，有家医院的医生能够治疗她这样的伤害。那家医院叫“医治非洲”（HEAL Africa），位于刚果东部的最大城市戈马市。迪娜家人联络到“医治非洲”的代表，对方安排了一架飞机把迪娜运到了戈马市。“医治非洲”承担了所有费用。
到了戈马市的小型机场之后，他们用救护车把迪娜送到了“医治非洲”。这是她第一次坐车。护士给了她一块塑料尿布，让她与其他几十名妇女一起活动，她们全都因为瘘管而大小便失禁。这带给了迪娜一些勇气，她试着站起来走路。护士给她一根拐杖，帮助她一点点走起来。他们给她食物吃，让她接受物理治疗，把她的名字加入瘘管手术等候名单。轮到迪娜动手术的那一天，医生成功缝合了她的直肠阴道瘘管，接着对她进行了更多的物理治疗，以准备第二次手术来修复膀胱瘘管。同时，迪娜开始考虑手术后的事。她决定暂时留在戈马市。
“要是回到金杜镇，”她解释，“我只会再次被强暴。”第二次手术也相当成功，但是手术完毕后，她决定还是回去。她想念家人，此外，战争也即将蔓延到戈马市。对迪娜来说，待在城市一样束手无策，于是她选择回到动乱频繁的金杜镇。
海外留学到刚果
在刚果东部这个充满暴力和厌女情绪的混乱境地里，为迪娜治疗的“医治非洲”医院就是座神圣的殿堂。那是个由白色低矮建筑组成的建筑群，病患在那里受到尊重。这是援助计划改变人们生活的一个案例。许多人在那儿帮助像迪娜这类病患，年轻的美国女子哈珀·麦康奈尔（Harper McConnell）就是其中一个。
哈珀留着暗金色的长发，在热带的阳光下，她白皙的皮肤总是晒得褐里透红。她穿着随意，除了脖子上挂着的那串非洲项链，她看起来与美国大学校园里的学生没什么两样。然而，现在她却身处被战争蹂躏的刚果，说一口流利的斯瓦希里语（Swahili），与那些在刚果丛林中长大的新朋友谈天说地。她所踏上的这条路，是更多美国年轻人应该考虑的——旅行至发展中国家，“回馈”急需协助的人。
年轻人经常问我们，他们该如何帮忙解决性贩卖或国际贫穷这样的问题，我们总会先建议他们走出去看看世界。如果实现不了，就在家乡筹款或提升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这也是很棒的做法。但是要有效解决问题，你需要深入了解，光靠阅读是不行的。你需要亲眼看到，甚至在那里生活。
哈珀和朋友在刚果“医治非洲”的医院中。
（拍摄：尼可拉斯）
我们认为，美国教育体制的一大缺失，就是年轻人即使对国内外的贫穷状况毫无了解，也可以顺利毕业。出国留学的学生，往往是到牛津、佛罗伦萨、巴黎深造。我们认为大学应当把花一些时间待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实践作为学生的一项必修课，不管是休学一年还是去那里留学。如果更多美国人趁暑假到巴基斯坦穆赫塔尔的学校教授英文，或是到刚果的“医治非洲”医院工作，我们整个社会就会对周遭世界有更丰富的认识，世界其他地方或许也会对美国人有更正面的看法。
年轻人，尤其是女性，常会担心到海外当志愿者的安全问题。她们担心会感染疾病或遭受暴力，这当然有道理，但主要障碍还是对于未知情况的过分恐惧，这和非洲人或印度人到美国留学时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一样。现实情况是，美国人和欧洲人在发展中国家通常会受到热情款待，在非洲村庄遇到抢劫的概率，也会比在巴黎或罗马低很多。通常生活在贫穷国家最危险的事情是开车，因为没有人系安全带；而红绿灯嘛，如果有的话，往往是供参考而已。
美国女性有时候的确会引起多余的注意，尤其是金发女性，但是这样的注意很少有威胁性。女性一旦在目的地安定下来，通常会发现那里比想象的要安全。西方女性通常不会受到当地人的侮辱和骚扰，原因之一是当地男人觉得西方女性令人生畏。女性志愿者通常比男性拥有更多的选择，比如在保守的文化中，美国男性教导女学生甚至跟女性谈话可能都不太妥当，而女性则男女学生都可以教，也能够与当地的男男女女融洽相处。
民间团体为志愿者提供了无数的机会。我们在这本书后面提到的援助计划，大多也都欢迎志愿者，唯一的条件是要能够待上几个月，否则不值得大费周章。待在刚果或柬埔寨可能不像待在巴黎那么舒适愉快，但是这个经验将会改变你的人生。
哈珀在美国密歇根州和堪萨斯州长大，在明尼苏达大学攻读政治学和英文时，她并不确定将来该何去何从。她研究过贫穷与发展的问题，却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毕业一天天逼近，她感到焦虑不安。大四那一年的五月，她听说自己所属教会和刚果的一所医院建立了合作关系。这所位于明尼苏达州伊代纳市的马可楼教会（Upper Room Church）很懂得这个重点：教友不应该只是开支票捐钱，也应该主动积极地做慈善。于是与牧师沟通前往刚果的安排后，哈珀同意前往戈马市，监管与“医治非洲”医院的合作项目。
“我们想让教友了解刚果东部的情况，让他们有机会过来看看这里的生活，”她说。“我也会让教会知道当地的现实情况，这样一来，在美国的构想才能够确保符合当地需求。”
哈珀住在戈马市一栋美丽的西式房子里，与成立“医治非洲”医院的夫妇同住，这对夫妇就是刚果医生乔·卢西（Jo Lusi）和他的英国籍妻子琳恩。夫妻俩用了其中的一个房间，里面总是挤满了访客。虽然这栋房子是避开刚果乱象的世外桃源，但是发电机依然会在晚上十点停止运作——而且别指望可以冲个热水澡。至于刚果的乡间，常让她觉得比戈马市落后一两个世纪。有一天，哈珀迫不及待地报告最新见闻：“我们有个团队刚去拜访一座村庄，那里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再没见过汽车了。村民们都称车子为会走路的房屋。”
“医治非洲”是一所大医院，正式床位有150个，可是通常有250名病患，院方尽量容纳了他们。医院有14位医生，210位职员，除了琳恩、哈珀和另一个人，其余全是刚果人。院方尽量让病患有干净的床单可以使用。但是在这个有500万人口的地方，却只有两名妇产科医生。医院获取电力、纯净水和绷带都很困难，有时简直是场噩梦。更糟的是当地贪污风气盛行。2002年，附近一座火山爆发，岩浆流过来，医院顿时成了火球。这里的大多数土地都覆盖了八英尺厚的岩浆，后来在美国捐助者的支持之下，医院得以在岩浆冷却后立即重建。
对于一名单身年轻人而言，住在戈马市这样的地方，可能会觉得单调乏味。哈珀搬到刚果时，与交往两年的男友分手了。虽然一群司机常会向她求婚，但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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