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的另一半-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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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就很难嫁给别人。男方承担的风险微乎其微，因为女方家长永远不敢控告强暴者，否则女儿更将名声扫地，并且会因为违背传统习俗而遭社会唾弃。的确，在沃妮雪遭到强暴的那个年代，埃塞俄比亚法律明文规定：一名男子不会因为侵犯女性而遭起诉，只要他事后将其娶进门。
　　　　“我们村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沃妮雪的父亲吉本内表示。几年前他就离开村庄，去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当了一名小贩，也会定期回来看看家人。“我知道这对女孩很不利，但我们束手无策，她们全都嫁给强暴自己的男人。那些男人逍遥法外，大家都心知肚明他们干了什么，可他们一犯再犯。”
　　　　沃妮雪和父亲吉本内在亚的斯亚贝巴。
　　　　（拍摄：尼可拉斯）
　　　　沃妮雪和父亲坐在棚屋里，描述着事发经过。棚屋位于亚的斯亚贝巴的城市边缘，没有安装消音器的轿车和巴士在屋外川流不息，隆隆作响。四面都住有邻居，房间仅由单薄的墙壁隔开。沃妮雪和她父亲低声细语，免得让人听到自己遭强暴一事。沃妮雪个性内向，父亲试着解释村民不是坏人时，她一直盯着自己的双手，偶尔看一眼他。“在村里，偷窃是很可耻的行为。”他说，“要是有人偷一只山羊，大家就会把他毒打一顿。”但是，为何绑架女孩却被容许？
　　　　“偷窃东西的罪行，还是比偷窃一个人来得严重。”吉本内哀伤地说。他看一眼沃妮雪，又说：“我从来没想过这种事会发生在我们家。”
　　　　坐在昏暗的棚屋里，沃妮雪的视线依然是下垂的时候居多。她语气沉静地接着说下去。那时，她只是一个年仅13岁的七年级学生，还住在村子里。
　　　　“他们来的时候，我们睡得正熟，”她平静地说。“可能是半夜十一点半。我猜他们不止四个人。我们家没有电，但是他们带了一支手电筒。他们破门而入，把我带走。我们全家大声呼叫，但是没有人过来阻止。”
　　　　沃妮雪不认识绑架她的阿贝鲁·杰玛（Aberew　Jemma），也从来没跟他讲过话，但是阿贝鲁早就注意到她了。整整两天，那帮人不断地殴打和强暴她。她的家人和老师前去报警，要求警方救人。警察赶到时，沃妮雪逃了出来——她失控地奔跑在村里的小路上，哭喊着，浑身满是鲜血和伤痕。
　　　　吉本内一听到女儿遭绑架，连忙从首都赶回来，他不愿意让勤奋好学又可爱的女儿嫁给强暴她的男人。在亚的斯亚贝巴时，他经常收听“埃塞俄比亚妇女律师协会”（Ethiopian　Women　Lawyers　Association）播放关于女性权利的广播；他也看到，首都的女性都能充满自信地工作，任职重要的岗位，享受权利和一定程度的平等。于是吉本内与沃妮雪商量，决定不嫁给阿贝鲁。父女俩都是沉默寡言、行事低调的人，却很有骨气，两人都不愿意让步。他们虽然恐惧，但还是不愿意按照传统的方式息事宁人。他们决定向警方报案。
　　　　沃妮雪走了五英里的路，找到最近的巴士站牌，用了两天等来一辆巴士，一路艰难地来到设有康复中心的小镇。在那里，护士帮她做骨盆腔检查，并在病历上写道：“她已经不是处女。身上有许多瘀青和刮伤。”
　　　　沃妮雪回到村庄后，长老们希望她的家人与阿贝鲁和解。为了避免双方酿成血海深仇，他们不断向吉本内施压，要他接受两头牛的聘礼，让沃妮雪嫁给阿贝鲁。而这样的交易，吉本内连谈都不想谈。双方僵持不下，阿贝鲁与家人越来越担心会被起诉。他们研究出一套解决方案：阿贝鲁再次绑架沃妮雪，把她带得远远的，继续殴打强暴，直到她同意结婚。
　　　　沃妮雪设法逃了出来，可在归家的路上又被抓住。不可思议的是，阿贝鲁在绑架她之后，竟然还带她去地方法院，逼她向法官表示自己愿意嫁给他。然而，沃妮雪——这个被男人重重包围和威胁，一再被虐待的小个子姑娘，却告诉法庭官员她是遭绑架的，请求让她回家。这名男法官根本不屑于听一个女孩的遭遇，他劝沃妮雪不计前嫌，嫁给阿贝鲁。
　　　　“就算你回家，阿贝鲁还是会继续找你麻烦，”法官告诉她，“反抗是没用的。”
　　　　沃妮雪心意已决。她还不打算结婚，更不可能嫁给强暴她的人。“我想继续留在学校。”她语调轻柔地回忆着，态度相当坚决。阿贝鲁把她关在高墙深院里。大家都看到她被关了进去，也听到她尖叫求救，但是没有人搭理她。一次，她攀过围墙，逃了出去。
　　　　“大家都怪我破坏了传统，”沃妮雪愤恨地说，目光暂时从双手上抬起来，“他们批评我，说我怎么可以逃走。他们这种态度，让我非常生气。”沃妮雪为了存活下去，搬到警察局的监牢里住——遭强暴的受害者待在牢里，而强暴者却逍遥法外。警方拖了一阵子才开始搜集证据，包括沃妮雪家被撞坏的门，以及她被撕裂及沾了血渍的衣物。他们也听取了村里许多目击证人的证词。但是，审理此案的法官认为起诉阿贝鲁是个错误。听证会上，法官问沃妮雪：“他想娶你，你为什么要拒绝？”
　　　　最后，法官判处阿贝鲁十年有期徒刑。但一个月后，不知以什么理由法官又释放了他。沃妮雪逃到亚的斯亚贝巴，搬进了父亲的小棚屋。“我决定离开，到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她慢条斯理但坚定不移地补充道：“我一辈子也不会嫁人，我不想跟任何男人有牵扯。”
　　　　埃塞俄比亚乡下的这种文化，也许看起来永远也无法改变。但是沃妮雪在另一个世界找到支持：义愤填膺的美国人，其中大多数是女性。他们撰写措辞激烈的信件，愤怒地要求埃塞俄比亚当局修改法律条款。他们无法抚平沃妮雪的创伤，但是精神上的支持对她和父亲是很重要的——在周围几乎所有人都在谴责他们家破坏传统之际，这是一针强心剂。美国人也提供了一笔津贴，帮助沃妮雪在亚的斯亚贝巴继续求学。
　　　　这些信件撰写者由“现在就平等”（Equality　Now）所动员。这个国际女权组织总部位于纽约，主要关注世界各地妇女的受虐问题。创办人杰西卡·纽沃思（Jessica　Neuwirth）曾经在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工作，在那里她认识到写信能够帮助并解救遭囚禁的政治犯。于是，她在1992年成立了“现在就平等”。虽然通过筹款来维持这样的机构非常艰辛，但是杰西卡得到美国女权主义先锋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和影星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等守护天使的支持，使得“现在就平等”运作至今。今天，该组织在纽约、伦敦和内罗毕都有办事处，共15名职员，年度预算为200万美元——在慈善世界里，这只是零头而已。
　　　　“现在就平等”代表沃妮雪上诉，但阿贝鲁似乎不可能再度入狱。然而，“现在就平等”的智囊团硬是把埃塞俄比亚推到聚光灯下，迫于国际压力，当局修改了法律条文。现在，就算受害者后来同意嫁给强暴她的男人，那个男人依然犯了强奸罪。
　　　　当然，改变的只是法律。在贫穷国家，首都之外的法律形同虚设。我们有时候觉得，西方人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改变不公平的法律上，在改变文化方面却显得力不从心，比如说兴建学校或协助民间草根运动。毕竟就算是在美国，为黑人争取到平等权利的并不是南北战争之后所通过的第十三、十四及十五条《宪法》修正案，而是近100年后由民间发起的民权运动。法律很重要，没错，不过光是改变法律往往成效有限。“埃塞俄比亚妇女律师协会”负责人玛德芮·保罗斯（Mahdere　Paulos）是名活力十足的女性，她也同意这样的看法。该协会的主要工作是提出诉讼或游说政府更改法律，但是玛德芮承认，文化上的改变同样重要。
　　　　“赋权妇女始于教育，”她说。她看到受过教育的女性骨干越来越多。现在，每年约有1。2万名妇女担任“埃塞俄比亚妇女律师协会”的志愿者，这使得该组织在政治及法律上显得更为重要。如今，“现在就平等”与“埃塞俄比亚妇女律师协会”密切合作，形成了一种有益的模式：外人能够提供的最佳帮助，就是担任配角支持当地人。“埃塞俄比亚妇女律师协会”可能很快就会迎来另一名志愿者：沃妮雪目前在读高中，成绩优秀，她打算继续到大学攻读法律。“一切顺利的话，我希望专攻绑架案。”她简明扼要地说，“即使我自己得不到正义，我也要为别人伸张正义。”
　　　　加诸世界大多数地区女性身上的暴力及虐待，让人很难不注意到比因性冲动而猥亵和因达到某种目的而强奸更邪恶的现象，即：性别主义和厌女价值观。
　　　　要不然该如何解释，为什么古代总是有那么多女巫而不是男巫被烧死？为什么硫酸总是泼在女性脸上，而不是男性？为什么女性被剥光衣服、遭受性羞辱的可能性远高于男性？为什么在许多文化里，大家尊敬年长的男性为族长，而年纪大的女性却被带到村庄外头，死于饥渴或被野兽吃掉？虽然存在这种虐待行为的社会里，男性的确也比美国男性遭受更多的暴力对待，但是女性所遭受的暴虐行为却特别普遍、残暴和致命。
　　　　这些心态深植于文化里，唯有通过教育和当地人的领导，才有可能发生改变。但是外人要担任配角，职责之一是把当地人的这种落伍心态置于聚光灯下，好打破环绕在他们周围的禁忌。2007年，参议员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和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首次引介《国际反暴力侵害妇女法案》（Internation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他们每年都在议会提出，直到立法通过。该法案通过后，国家每年拨出1。75亿美元给对外援助活动，用以防止荣誉谋杀、焚烧新娘、外阴残割、硫酸毁容、集体强暴和家庭暴力。此外，还会在国务卿直属办公室创设“妇女全球计划办公室”（Office　of　Women's　Global　Initiatives），以及在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创设“妇女全球开发办公室”（Women's　Global　Development　Office），双方将会向政府施压，让解决性别暴力成为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我们虽然对法律的效力保持怀疑，但是就像2000年那条规定每年要提交海外人口贩卖报告的里程碑式法案一样，这条法律就算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也会越来越有分量。它虽然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对沃妮雪这样的女孩会有所帮助。
　　　　在谈到厌女现象和性别暴力时，一些人会想当然以为男性才是罪魁祸首，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男人对待女人的举止常常是很残暴的，但是在贫穷国家里，通常是女性管理着妓院，是她们让自己女儿接受外阴切除手术，是她们先喂养儿子而非女儿，也是她们带儿子而非女儿去诊所打疫苗。一项研究指出，塞拉利昂内战的轮奸案例当中，有1/4是男女同谋。通常是女兵引诱受害者到强暴地点，然后在男兵强奸时从旁协助，压制受害者的挣扎反抗。“我们会帮忙逮到她，把她压在地上。”一名已退役的女兵给出了答案。该研究的作者达拉·凯·科恩（Dara　Kay　Cohen）援引来自海地、伊拉克和卢旺达的证据表明，女性参与类似塞拉利昂的性暴力并非反常现象。她认为内战时十分普遍的轮奸，重点不是满足性欲，而是让军队（包括女性成员）通过欺压践踏女人的残暴手段，来达到团结一心的一种方式。
　　　　许多国家依然有杀害女婴的风气，而且通常就是母亲杀死了她们的亲生女儿。哥伦比亚大学临床精神医学教授及杀婴文化专家迈克尔·赫·斯通（Michael　H。Stone）博士根据巴基斯坦妇女杀死女儿的数据，发现她们之所以这么做，通常是因为丈夫的威胁——要是保留女婴就会跟她们离婚。举例来说，妇女沙赫纳兹毒死自己的女儿，以避免被丈夫遗弃。佩尔文生了女儿，她公公为此毒打她，于是佩尔文毒死了女儿。然而在巴基斯坦，有时候妇女杀死自己的女婴，只因为社会上重男轻女。雷哈纳淹死自己的女儿，因为“女孩会带来霉运”。
　　　　至于毒打妻子，一项调查发现，62％的印度乡村妇女支持这一行为。此外，习惯性地虐待年轻女子的人群，没有一个群体比婆婆们更残酷。在全球大多数地区，婆婆是女家长，负责调教女性晚辈。索亚·娜佳比（Zoya　Najabi）现年21岁，出身于阿富汗喀布尔的中产阶级家庭，她的经验证实了这一点。她接受我们访问时，穿着绣着花朵的牛仔裤，看起来比较像美国人，而非阿富汗人。她在学校一直读到八年级，在12岁时嫁给一名16岁的男孩，之后就常常受到体罚。
　　　　“不只丈夫，他的哥哥、妈妈、妹妹全都打我。”索亚在喀布尔的一间收容所气愤地回忆道。更糟的是，他们会因为她家务做不好而处罚她，把她绑在水桶上放到井里浸泡，让她在那里冻得直打哆嗦，几乎溺死。最糟的一次，婆婆在打她时，她本能地踢了回去。抗拒婆婆是滔天大罪，她的灾难来了。首先，索亚的丈夫挖出一条电缆抽打妻子，直到她不省人事。隔天，她公公将其双脚捆绑在一起，拿一根木棒交给她婆婆，后者就用这根棒子狠抽她的脚底。
　　　　从家中逃出的索亚在阿富汗的一个收容所中。
　　　　（拍摄：尼可拉斯）
　　　　“我的脚被打得稀烂。”索亚说，“我在那里每天都过得不快乐，但那一次是最糟糕的。”
　　　　“会把妻子打成那样的丈夫，大多是因为他不识字、没有受过教育。”她补充，“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妻子没有把丈夫照顾好，或是没有乖乖听话。如果是这样，打妻子就是应该的。”
　　　　索亚看到我们一脸震惊，微微笑了一下，耐心解释：“我不该被打的，因为我一直都很听话，丈夫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但如果妻子真不听话，丈夫当然就要打她。”
　　　　简言之，如同男性一样，女性也接受并传播厌女价值观。这不是一个二分法的世界，并非男人施虐、女人受虐那么简单；这是一个更为杂乱的境地，其压制女性的社会习俗是男女共同遵守的。我们之前说过，法律有用，但是最大的挑战是改变这种思维方式。要挑战这种令人窒息的传统，最佳方式或许是教育，而我们最喜欢的一所学校可以成为典范。该校位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Punjab）的偏远地带，负责人堪称世上一大奇女子。
　　　　穆赫塔尔的学校
　　　　最有效的变革推动者不是外国人，而是推行运动的当地女性（有时候是男性）——比如穆赫塔尔·马伊（Mukhtar　Mai）。
　　　　穆赫塔尔出身农家，在旁遮普省南部的米尔瓦拉村长大。人家问她年纪多大时，她会随口丢出不同的数字，实际上她自己也不知道。米尔瓦拉村没有女校，因此穆赫塔尔从来没上过学，她每天都在家里帮忙。
　　　　2002年7月，她的弟弟夏克尔遭到绑架，被地位较高的玛斯托家族成员轮奸（在巴基斯坦，异性恋男人强暴小男生并不稀罕，其污名没有女孩遭到强暴来得严重。），当时夏克尔十二三岁。事后，玛斯托家族担心会遭到处罚，不愿释放夏克尔，反而控诉他与玛斯托家的女孩莎玛非法性交，借此掩盖自身的罪行。由于玛斯托家族控诉夏克尔从事非法性交，村庄的部族大会举行会议裁决此事，然而该大会被玛斯托家族控制了。穆赫塔尔代表家人出席会议，表达了歉意并试图安抚对方的情绪，结果一群人把她团团围住，里面还有几名佩带枪支的玛斯托家族男丁。部族大会判定穆赫塔尔的道歉不够，只有轮奸她，才足以惩罚夏克尔和他的家人。四个男人把尖叫着的穆赫塔尔拖到会场旁边的一间空马厩，剥光她的衣服，在泥地上一个接一个强暴了她，而其他村民们就在外头等待。
　　　　“他们知道受到这种羞辱的女人，除了自杀之外没有其他办法。”穆赫塔尔后来写道，“他们甚至不需要动用武器。强暴等同于杀了我。”
　　　　施暴者在“执行完刑罚”之后，把穆赫塔尔推出马厩，强迫她在群众的奚落声中，几乎是赤裸着身子跌跌撞撞走回家。到家后，她准备作出任何巴基斯坦农村妇女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采取的行动——自杀。妇女若想洗刷自己及家人的耻辱，唯有自杀。但是穆赫塔尔的父母时刻看着她，防止她走上不归路。接着一名地方穆斯林领袖（本故事里的英雄之一）在周五的一次祷告会上为她发言，谴责这桩强暴事件是违反伊斯兰教教义的暴行。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穆赫塔尔由羞辱渐感愤怒。最后，她采取了革命性的行动：到警察局报案，要求起诉。出人意料，警方居然真的逮捕了施暴者。时任总统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听说这个案件后对她深表同情，送给穆赫塔尔相当于8300美元的补偿金。但是穆赫塔尔没有私用这笔钱，她决定投资在村庄最需要的资源——学校上。
　　　　“我为什么要把钱花在自己身上？”尼可第一次拜访米尔瓦拉村时，穆赫塔尔这么告诉他，“这笔钱用来办学校，就是在帮助所有女孩、所有孩子。”那次拜访中，结识穆赫塔尔并不容易。她父亲迎接了尼可，邀请他进到家里坐坐，尼可花了好一阵子才知道穆赫塔尔是哪一位。讲话的都是穆赫塔尔的父亲和兄弟，而她只是坐在后方聆听的几名妇女之一。她的脸被头巾盖住，尼可只能看到她闪亮的眼睛。尼可一次次问穆赫塔尔问题，回答的总是她哥哥。
　　　　“好，穆赫塔尔，你为什么要用这笔钱来办学校？”
　　　　“她办学校是因为她相信教育。”
　　　　当我们第一次见到穆赫塔尔·马伊时，她正和学生们在学校里。
　　　　（拍摄：尼可拉斯）
　　　　两三个小时过后，有美国人来家做客带来的新鲜感逐渐退去，男人们开始坐立难安，就干活去了。终于，穆赫塔尔开始说话，声音因被头巾盖住而变得模糊。她热情地讲述自己的信念，认为教育有救赎的功能，想着要是村里的男男女女都接受教育，大家就可以和谐共处。她表示，自己被强暴是由一种心态导致的，而这种心态的最佳消除之道就是教育普及化。
　　　　警方在穆赫塔尔家驻守，美其名曰保护她，实则想监听整个访谈过程。后来，穆赫塔尔把尼可拉到一旁向他求援。“警察实际上只是在勒索我们家而已，”她气愤地说。“他们根本没帮我们，政府也忘了我。政府答应帮我办学校，但是什么也没做。”新成立的“穆赫塔尔·马伊女子学校”（Mukhtar　Mai　School　for　Girls）就坐落在她家旁边，穆赫塔尔也在自己的学校入了学，跟一群小女孩坐在一起学习读书写字。但是学校并没有兴建完成，而营运资金也即将耗尽。
　　　　尼可在专栏上报道了穆赫塔尔的事情（当时她用了别名穆赫塔尔·毕毕），热情的读者通过在巴基斯坦运作的救援团体“美慈组织”（Mercy　Corps）发起捐助，共筹集到43万美元。然而，这也为她招来了麻烦。穆沙拉夫总统一开始敬佩穆赫塔尔的勇气，但是他希望巴基斯坦以蓬勃的经济扬名国际，而非以野蛮的强暴恶名远播。穆赫塔尔公开谈论的内容，包括她坚称强暴贫穷妇女是体制所造成的问题，让他备感难堪。情报单位开始向穆赫塔尔施压，要她保持缄默。她不愿听从，于是政府“鸣枪示警”：官员下令释放那些因强暴她而被判强奸罪的男人。穆赫塔尔精神崩溃了，常常以泪洗面。
　　　　“我担心自己性命不保。”那天晚上，她打电话跟我们说。即便如此，她也不愿退让，反而呼吁巴基斯坦政府应更注重女性权利。穆赫塔尔依然我行我素地计划拜访美国，并打算在一场关于女性的会议上发言。穆沙拉夫总统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把她列入了“出境控管黑名单”。穆赫塔尔谴责巴基斯坦政府采取这样的措施，并表示不愿意就此却步，于是情报机构软禁她，剪断了她的家用电话线。她到屋顶上接收微弱的信号，用手机跟我们描述：警方理应保护她，现在却把矛头指向了她。
　　　　对于穆赫塔尔的持续违抗不从和直言不讳，穆沙拉夫总统气愤不已，他下令将她绑架（或是用他委婉的说法——带她到首都）。他们催促穆赫塔尔上车，一名情报探员开车把她带到首都伊斯兰堡，在那里她受到了严厉谴责。
　　　　“你叛国通敌！”一名官员指责穆赫塔尔说，“你在世人面前让巴基斯坦丢尽了脸。”接着，泣不成声的穆赫塔尔被情报官员带到了一处禁闭室，并被禁止与任何人联络。当这些事闹开的同时，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正在白宫访问。小布什总统公开赞赏了穆沙拉夫“大胆无畏的领导作风”。
　　　　巴基斯坦政府骚扰穆赫塔尔一事引起了媒体关注，这也让布什政府颇为难堪。国务卿赖斯女士打电话给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告诉他必须停止这样的骚扰。当局释放了穆赫塔尔。穆沙拉夫的幕僚提议，当风波平息之后，巴基斯坦官员可紧密陪同穆赫塔尔访美，届时，让她多讲讲政府的好话。穆赫塔尔拒绝了，她说：“去的话，也要我愿意才行。”穆赫塔尔还公开抱怨政府没收了她的护照。不久，穆沙拉夫退还了她的护照，让她自行前往美国讨论国际事务。
　　　　这时，穆沙拉夫已经把穆赫塔尔变成了名人。她受邀访问美国白宫和国务院，法国外交部长也接见了她。《魅力》（Glamour）杂志让穆赫塔尔搭乘头等舱飞到纽约，在宴会上表彰她为“年度风云女性”。宴会当中，一位她从来没听说过的人——漂亮宝贝波姬·小丝——把她介绍给大家。总统夫人劳拉·布什用一段视频向她致敬，她说：“请不要认为这只是个令人心碎的故事。穆赫塔尔证明了一名女子真的可以改变世界。”
　　　　那段时间，穆赫塔尔坐在位于中央公园西侧宫殿般的酒店套房里，被突如其来的关注及奢华生活搞得头晕目眩，她深深思念家乡米尔瓦拉村。她担心自己不在时，学校的女孩会出事。接连不断的访谈令她疲惫不堪，部分原因是记者对她的学校并不感兴趣，只想在强暴一事上大做文章。他们只会问：那么，遭到轮奸是什么样子？穆赫塔尔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晨间新闻》接受那次失败的实况转播的访谈时，就被问到这个问题。穆赫塔尔一脸不悦地回答：“我不想谈这件事。”现场出现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
　　　　穆赫塔尔访美期间，重要人物一再邀请她到高级餐厅用餐，而她只想吃巴基斯坦式外带食物。当官员告诉穆赫塔尔他们的政府或救援团体在巴基斯坦是多么活跃时，她会问：“你们在巴基斯坦的哪里运作？”答案总是：伊斯兰堡、喀拉蚩、拉合尔。穆赫塔尔只能摇头表示：“需要帮助的地方在乡下，求求你们，请到乡下帮助村民吧！”
　　　　穆赫塔尔本人谨守这一信念。同情她的救援人员建议她搬到伊斯兰堡——在都市里她就没有危险之虞，但是她不愿讨论这种可能性。“我的事业就在我的村庄，”当我们提起这个话题时，她说，“这里才是需要帮助的地方。我是很害怕，听天由命吧，我接受真主的安排。”
　　　　在穆赫塔尔接受表彰的场合，与会者看到的是一名戴着头巾的害羞女子，接二连三地接受观众起立鼓掌（当她出现在《魅力》杂志上时，衣服与露出皮肤的比例创下该杂志的纪录）。但是穆赫塔尔对此兴趣全无，她的热情总是放在学校和村庄，她从事的大部分工作一点也不风光。
　　　　尼可两度作为特别来宾，在穆赫塔尔学校毕业典礼上致辞。典礼场面非常隆重，超过1000名的学生、家长和亲友聚集在操场上搭设的巨大帐篷下，观赏学生们的歌唱节目以及旨在警告民众不要殴打妻子或早婚的短剧表演。典礼热闹欢腾，甚至那些因强暴穆赫塔尔而入狱的男子的子女也前来观礼。戏台上，女孩被丈夫殴打时反而会放声大笑。不过寓意都是希望家长让女孩继续上学，这也正是穆赫塔尔无比坚持的地方。
　　　　有一名四年级学生叫海莉玛·阿弥尔，父母要她辍学结婚，而穆赫塔尔执意要帮助她。海莉玛12岁，身材高瘦，留着黑色长发，7岁时就与一名大她五岁的男孩订了婚。
　　　　“我见过他一次，”海莉玛是指未婚夫阿萨蓝，“但从来没跟他说过话，就算再见到他也认不出来。我不想现在结婚。”去年，海莉玛是班上的第一名，最喜欢的科目是英文。她的未婚夫是文盲，她父母担心女儿很快就会进入青春期，因此想赶快把她嫁出去，免得她暗恋上其他男孩而引发流言蜚语，或是毁了她最珍贵的东西——处女膜。穆赫塔尔一再去家访，请求海莉玛的父母继续让她上学。有一次尼可拜访她们学校时，刚好看到这一幕。之后再一次拜访时，他又问起了海莉玛的情况。
　　　　“她已经不在这里了，”另一名学生说。“她父母帮她安排了婚事，他们趁穆赫塔尔出差时，将海莉玛拉出学校嫁了。现在她住在很远的地方。”不是每一场战役都能以胜利收场。
　　　　来自四方的捐款，让穆赫塔尔可以继续扩展她的慈善活动。她兴建女子高中，也为男孩开办学校。她购买了一群奶牛，用出售牛奶的收入来维持学校运转。她还买了一台兼作救护车的校车，以便把孕妇送去医院生产。她在附近帮派猖獗的地区建了另一所学校，那是连政府都不敢碰的地方。那些流氓混混并没有洗劫学校，反而把自己的子女送去就读。她还说服了省政府兴建女子学院，好吸收她的高中毕业生。
　　　　穆赫塔尔欢迎志愿者前往她的各所学校教授英文，只要有人愿意全心投入待上几个月，她就会提供免费食宿。我们无法想象还有什么地方比这儿更能积累丰富的学习经验。
　　　　穆赫塔尔也创办自己的救援团体“穆赫塔尔·马伊妇女福利组织”（Mukhtar　Mai　Women's　Welfare　Organization），开通受虐妇女24小时热线，设立免费的法律救助中心、公共图书馆以及暴力受害者收容所。设立收容所是必要的，因为随着穆赫塔尔名声越来越大（部分原因是她投拍了一部每周播出的电视剧），全国各地的妇女开始出现在她家里。她们搭巴士、出租车、人力车或是走路过来，通常连车费都没有。司机逐渐明白，要是他们载着一名哭哭啼啼的女人来到穆赫塔尔家门前，穆赫塔尔就会给车费。同时，穆赫塔尔还利用她的名望来敦促警方、新闻记者和律师帮助受害者。穆赫塔尔说话时并无世故老练或学问渊博的模样，但是她努力不懈、效率极高。脸部被硫酸毁容或鼻子被砍掉的女人来向她求助时（砍掉鼻子是“不安分”或“水性杨花”的女人所遭受的传统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