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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的老兵故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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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炮那个组比老邓他们还多走了一段，因此爬上来时离炮阵地就更远，甚至根本就看不到火炮在哪里。他们一开始还沿着坡向左面继续找，过了好一会才想明白搞错了方向，赶紧折回来。半路看见前面坡上有一圈简易工事，三个美国兵正用两挺机枪把老邓往死里整，高大炮他们从后面兜上去，两梭子就把美国兵撩倒了。
美军的这个机枪阵地离我军“右边角”很远，肯定不是敌人进攻的支援火力点，并且这个工事建在靠近我方一侧的一个土包上，可以清楚地看见我军通往阵地的交通线，所以这应该是个美军的一个固定观察哨。有趣的是，这个观察哨的哨兵也许是被我军炮火吓蒙了，志愿军的两个小组一个从他左边上来、一个从他右边上来，他们居然都没有发现。等好不容易找到了受伤的老邓，却又没注意后边来的高大炮。三个糊涂鬼死得也叫活该了。
高大炮他们压制住敌人，老邓连滚带爬地也到了工事里面。看见老邓受伤了，高大炮的那个老乡就问：“你会使机枪吗？”
“会啊。”
“那么好，你掩护，我们去炸炮！”
老邓虽然腿受伤，可脑袋变灵活了，他赶紧说：“不用去炸炮，过不去的。我们在这里，可以扫射敌人的炮阵地和机枪阵地，守住这里和炸炮一样管用。”
高大炮的老乡一听觉得有道理。“那么你指挥吧，我们听你的。”
“好，高大炮给我当助手，你们俩防守侧翼”，老邓说着，就把重机枪扯了过来。
第十二章
老王头不会用机枪，老邓头却会用！马甲对老邓的敬仰之情顿时又增添了许多。
“我们指导员以前就是机枪手，打仗的时候也是他负责机枪组。他最喜欢弄机枪了，我也就跟着学了一些。”
“我跟着指导员，见过的机枪比我们连里机枪手见的还多，除了我们自己的重机枪马克沁，还有老苏联的郭留诺夫机枪、美国人的强生机枪，再就是勃朗宁。”
老邓在美军工事里扯过来的就是勃朗宁重机枪。“那个枪比我们的好，枪筒子能散热，不用加水的，子弹链子也长。”3
“那机枪带个枪架子，得站着打。我腿有伤站不了，高大炮就拉了个沙包来，让我跪着打。”
高大炮给老邓递子弹，其他两个战士在工事两侧，利用沙包做掩护，一个用轻机枪、一个用冲锋枪，配合着老邓，大家开干了。老邓的重机枪只管打前面的炮兵阵地和机枪阵地，轻机枪和冲锋枪负责打试图接近工事的敌人。他们四个人不用担心背后，因为身后的山坡面对的是我军阵地。
老邓一开打，敌人的后方就彻底乱了。子弹洒向敌阵前炮，炮兵立刻丢下炮躲了起来，子弹洒向敌机枪工事，敌人抱着头趴着，不知道该往前开枪还是往后开枪。老邓的机枪就这么挨着几个重点目标来回地扫。“250 发的子弹链子打了不知道多少条，打得地上子弹壳老大一堆。”敌人被打糊涂了，他们不明白怎么阵地后方被志愿军占领了，于是，在前面进攻的美军开始往后退。
可志愿军这边一时也糊涂了。高地上的炮兵观察所首先发现新情况，搞不懂，立即通知前沿指挥部，可前指也不明白啊，又赶紧询问阵地上的魏参谋。大家一碰情况，这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团长这时候正好在前指，他当机立断，命令附近的两个志愿军阵地各派出一个排火速支援魏参谋进行反击，命令在团指待命的两个连直接进攻中央山脊。师前指也随即命令炮兵炮火轰击敌左侧阵地和后方交通线，阻止敌援军接近山脊中部阵地。原本准备在夜晚实施的反击作战，就这么突然改在白天开始了。
战场上的战机是瞬息万变的，好的指挥员能够迅速地感觉到信息，并抓住机会。魏参谋后来告诉老邓，幸亏当时团长正好在前指，要还是那个参谋长指挥，老邓的这条命就算完了。
作战意图改变了，但老邓他们却已成为了新作战意图能否顺利实施的重点。前指无法了解老邓他们现在的具体状况，所以要求炮兵观察所密切注视阵地上的动向，一旦发现老邓他们没动静了，攻击部队就立刻停止前进、撤出战斗。结果，一直到我军冲上了中央山脊，炮兵观察所的呼叫都是：“机枪还在射击！机枪还在射击！”
老邓当然不知道我军前指正发生着什么事，他玩机枪正玩得开心呢。敌人的炮兵阵地早就没人了，并且，有很长一段时间，美军的机枪也都是哑的，高大炮只要看见敌人工事上有人露头，就会大叫“这边这边、那边那边！”老邓跟着把枪口甩过去，那刚露头的敌人就立马又趴下了。到后来，向我军“右边角”阵地进攻的美军退下来了，看见成群的敌人涌进自己的射程，老邓忍不住掉转枪口，把他们打得东滚西爬。
许多年以后，老邓仍在后悔当初自己的冲动。本来，如果敌人不接近工事就不去管他，如果有人试图接近，就由两个防守侧翼进行阻击，重机枪则保证压制住敌人火力，这是个很稳妥的办法。可现在老邓一转头去打远处的步兵，敌人的几处机枪就趁机抬头了，这么一来，火力压制立刻变成了火力对射，老邓他们的处境顿时就难过了。
“至少有三个点在对着我打，没办法，我打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后来敌人也冲过来了，我都听见甩手榴弹了，知道已经离得近了，我不能打敌人机枪了，先对着步兵打，高大炮这时候也顾不上帮我，自己端着冲锋枪打。”
就这么打了好一阵，敌人的一发炮弹击中了工事。老邓说，他当时已经看见了准备射击的敌人，但等他把枪口转过去的时候，晚了一步，敌人的炮弹已经出膛了，老邓说是“肩扛炮”，实际上应该是火箭筒吧。
炮弹打在工事前的沙包上，老邓被掀到工事外面去了。他一时喘不出气，动不了，也听不见，过了好一阵，才又听见轻机枪还在响。他立刻跃起来奔回工事里，把重机枪扶起来接着打。“也奇怪呢，炸了一下，脚也不痛了，能走了也能站了。”事实上，这颗炮弹使老邓的五根肋骨骨折，右前臂骨折，只是高度兴奋中的他没有意识到罢了。
但老邓却看到了受伤的高大炮。他倚坐在工事一角，胸、腹部全是血，右臂被炸飞了。他那只力气很大、能把手榴弹扔得好远的右手没有了。老邓说，他当时听见高大炮在后面嚷：“通讯员，你说我这个样子怎么回家啊，我这样子怎么回家啊？”说了两遍。而正在前面拼命地打枪的老邓根本没顾得上理他，等战斗结束，高大炮已经因流血过多而牺牲了。
“那是个好人啊，人老实，最肯帮忙的。他是解放战争的老兵了，可从来不欺负人。我们后来在朝鲜搞建设，遇到力气活，就经常有人说，要是高大炮在这就好了……”
老邓打完了一条子弹带，伸手去换弹药，却感觉自己抓不住弹链，仔细看看手臂，才发现右手臂弯了，中间鼓出来一大块。只有一只手，重机枪就不能打了。这时，左右两侧的枪声也突然停了，老邓意识到情况不妙，跑到工事旁边，果然看到两个战友都牺牲了。“那时候也没别的办法，只要还有口气就得接着打。”于是他趴下来又操起轻机枪继续射击。
幸运的是，敌人这时候已经开始撤退了。美军撤得很快，老邓打着打着，就发现没有敌人还击了，再打一会，他看见自己的战友了。听见劳君冠“有情况没有？”的喊声越来越近，老邓全身都瘫软了。“当时连喊句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就只是想，好了好了，又拣了一回命。”
据朱正常介绍，团长后来特别表扬了老邓的战斗意志，说正是由于他们打得坚决、打得顽强，才使得美军无法判断他们的实际兵力。结果是，美军甚至没有能够组织起对他们的有效进攻，就丧失了战斗的决心（美军撤退时，我军负责主攻的两个连才刚到达山脚下，收复中央山脊阵地的是魏参谋他们）。反过来，如果老邓他们稍有畏难思想，整个战斗的结局就有可能逆转。团长说，仅凭这种大无畏精神，就应该给老邓记一等功。
收复阵地以后，老邓他们连被换了下来，老邓也被送进了医院。在医院，老邓切除了半个脚掌，取掉了两根肋骨，成了残废军人。他没有能够参加24军以后的战斗，却在伤愈出院后随部队在朝鲜进行了两年的战后重建工作。
想到老邓的半个脚掌，马甲才知道他为什么走路总是“鬼鬼祟祟”地不大正常，也才明白了为什么当老邓首先提出要回外木班时，其他职工会因感动而纷纷响应。试想一下，以半个脚掌在脚手架上长期工作，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啊。想到这里，马甲大着胆子问：“在医院给你的脚动手术时，你难不难受啊？”
“哦，也不算难受吧。”
老邓刚进医院，就知道他的脚掌要被切掉半个。但在当时，少了半个脚掌是什么滋味，他还不知道。因为脚被包着，他看不见；还没有走路，他也体会不出。而就在他对自己的伤残程度颇有些拿不定主意的时候，遇见一个病友。
这病友是个排长，大腿受了伤，却是整天乐乐呵呵的。直到有一天，医生告诉他，原先的保守治疗失败了，必须给他截肢，乐呵呵的排长才着急了。他哭啊、叫啊的，看见医生就喊：“医生、医生，别锯我腿吧。”看见护士就喊：“护士、护士，别锯我腿吧。”看见老邓他们就喊：“朋友、朋友，别锯我腿吧。”看不见人了，就对着天花板喊：“老天、老天，别锯我腿吧。”看到他可怜的样子，老邓觉得自己才少了半截脚掌，简直是拣到大便宜了。排长终究还是被截了肢，手术过后两天，老邓听见他在床上又嘻嘻哈哈地开乐起来了。老邓于是领悟到，不管多难的事，只要当时能挺住，世上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老邓在病床上的时候，天天有各路人马来医院慰问，他很开心。当他下床学走路的时候，朝鲜人民军给他送来个“三级国旗勋章”（志愿军给的一等功是张奖状，而且要晚两个月才发）。顿时，每天老邓的床头都摆满鲜花，每次出门都有朝鲜姑娘前来搀扶，把老邓感动得恨不能马上重返前线奋勇杀敌。所以，老邓说他在医院时没觉得自己的伤残有多难受。
宣布停战的那一天，老邓还在医院。听到这个消息，他先是有点不敢相信。毕竟，这之前他听毛主席说过：帝国主义要打五年我们就陪他五年，要打十年就陪他十年……作为战士，他已经做好了长期战斗的思想准备。当确信战争已经结束的时候，老邓说，他也哭了。
虽然当兵的时间不长，但战争已经教会了老邓一个概念，即：这个世界只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前方，一个是后方；一个比较安全，一个绝对危险。而你只能选择注意一个方向——那就是前线。现在，前线突然没有了，到处都是后方，到处都有安全，世界也突然有了许多方向，人也突然可以有了很多选择，这是多么奇妙的变化啊。老邓说，当他确实相信和平是真实的时候，他看周围的一切风景就都和原来不一样了。他的心，也立刻就从一个战士，重新变回了一个普通老百姓。
讲故事的那天，喝了酒的老邓话越来越多。但马甲记得，他最后的话还是那句：“打仗不好，真的，打仗不好。不管什么事，再难也难不过打仗，再狠也狠不过打仗。”
是的，打仗不好。如果能够避免战争的话，谁会愿意去打仗呢。
第十三章
我是在山沟里、工地上长大的，不曾认识什么威风赫赫的大人物，我所介绍的老王头（王福贵）、老邓头（邓九龄）和朱正常伯伯，都是原水电部第八工程局的老工人。他们在部队是小兵、在社会是草民，他们的言行比较简单，刚好是我所能够理解的。我尊敬他们和他们的生活，并且我认为，悉心体会、分享平头百姓的快乐，是件幸福的事，也是件重要的事。
朱伯伯现在国外是我已经介绍了的，老王头已于2004年过世了，他的女儿们则都在国营基建企业中承受下岗的尴尬。老邓头不同，他的景况要好一些。
老邓从1981年就带促使我说老兵故事，是由于两个月前的一件事。当时我和母亲在电话里闲聊，不知怎么就聊到了老王头身上。我于是问母亲：“小时侯记得老王和老邓经常打架，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啊？”母亲说，是为了工资补调的事。
那时候工资调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普调”，人人有份，不会引起矛盾；另一种是“补调”，有名额限制，这可就是“挑起群众斗群众了”。老王和老邓基本条件差不多，老王的工龄大概长一些。于是老邓事先去找了领导和工会代表，说了一些家庭困难的情况，结果是老邓调级了，而老王却没有。这样，老王当然对老邓极为不满，彼此的矛盾也就因此升级了。
我问，那一级工资有多少啊？母亲回答：还不是一级，是一档（一级的一半），七块钱。我顿时乐了，两个英雄为七块钱打架，这不是滑稽嘛。
母亲不高兴了，说这就是生活。英雄怎么了？英雄也要生活；为七块钱又打架怎么了？认认真真生活的人都是英雄！
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我开始思考老王和老邓，在他们的人生中，战争的时间其实是短暂的，漫长的是和平岁月（其实绝大部分英雄也都是这样），对他们而言，战争的回忆只是人生历程中的一个插曲，他们自己似乎并不十分看重。他们重视的是人格，是贯穿于他们生活始终的诚实、认真和公平待人的理念，在战争中，他们以这样的人格对待自己的战友和自己的任务，于是，勇敢无畏就成为了他们的“英雄本色”；在和平时期，他们以这样的人格对待自己的家人和自己的事业，含辛茹苦又何尝不是他们的“英雄本色”呢。
因此，我想讲讲他们的故事，讲他们平民生活的可爱和战斗精神的可贵。我还想说，战争只是生活的极端形式，并不是只有战争才能创造英雄的。从更普遍的意义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英雄本色。因为，每一个认认真真生活的人都是英雄！
毕竟，在生活中，有什么比生活本身更加伟大呢。着儿子们自力更生。从帮别人做家具、做沙发开始，到现在，他们家已开了家具厂、超市、煤矿、水泥厂等五花八门的公司，老邓头也已经是住洋楼、坐轿车过上了剥削阶级的生活。我父亲曾经开玩笑说，是什么样家庭出身的人，最后多半会回到什么样的路上去。老邓和邓妈祖上原来就是做买卖的，现在看来，这个“出身论”还真有点道理。我比较惊奇的是邓妈，许多年前她就成天抱着个药罐子，病秧秧的样子，可许多年过去，她依然还是成天抱着个药罐子，病秧秧地享受着生活。我真心希望她老人家能让我的惊奇永远继续下去。
第十四章
太阳从三官庙的窗外透进来，照在凹凸不平的砖地上、照在红漆斑驳的供桌上、照在人们木然的脸上。明晃晃的光线里，无数白色的小点子七上八下，撩得人心烦。用拂尘拍打一下，细小的灰尘却更加热闹了，纷乱地飞舞着，直往人的眉毛和鼻孔上扑过来。
王三官只好叹了口气，不再理会这些恼人的尘埃。
这是民国三十二年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王三官忘不了这个日子。
这一天，是“地官”清虚大帝的生日，也是俗称的“鬼节”。每年的这个时候，四周的乡民都会聚集到三官庙，超度亡灵、送鬼魂回阴间，今年就更是如此了。
1943年，豫中的人命比蝼蚁还要贱，田野上布满了新起的坟茔。大家一边祭奠着逝去的亲人，一边望着飘动着的招魂幡，心头都在想：今年的冤魂野鬼一定格外的多，再这样下去，人间也快要变成鬼的世界了。
这一天也是舞阳县发布“乡村选举结果”的日子。中午的时候，县里的告示贴到了大洼村三官庙的墙上，榜文上赫然写着王三官的名字——他当选了“河南省舞阳县保和乡第十六保”的保长。
这个消息使人们忧伤的面孔上浮起了一丝欣慰的笑容：“好了，好人王三官当上了地保，日子要太平一些了。”
可是，王三官却有点做梦的感觉。
老王家祖宗三代没有出过秀才，也不曾有人当过官。今天，自己忽然成了县政府任命的“保长”，见到盖着县长手印的委任状，王三官心里的惶恐远远大于愉快。
说真的，要不是因为乱世灾年，王三官是不可能当上这个保长的。
王三官本名王缘道，字慕仙。他是河南省舞阳县大洼村人，家里有三十几亩旱地、还雇着长工，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地主。
王三官的父母先前生过六个孩子，除了一个女孩，其他的都夭折了，到了王家老汉四十五岁那年的正月十五，才终于又得到一个宝贝儿子。算命先生看过相，说这孩子和“上元天官”紫微大帝同一天生日，必是天官赐福，与仙道有缘，需要多亲近寺庙、多行善举，而且还不能太早成家……如此这般，方可以安享天年、长命百岁。
因为这个，孩子起名叫“王缘道”。从小到大，事无巨细，他始终保持小心谨慎、与人为善的态度，时刻躲避是非、保命养生，是个处处殷勤客气的老实人。
王缘道也曾经读过几年书。
在学堂里，教书先生摇头晃脑地念经：“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先生照例是不做任何讲解的，学生也只好稀里糊涂地跟着背诵，背不出来的时候就打手心。
有的小孩被戒尺打了几顿，忽然间明白这些莫名其妙的话是什么意思了，于是就算“启蒙”成功。而有的人，挨了打以后只会哭，越哭越不开窍，那就说明“没被孔老夫子看上眼”、不赏他读书做官的饭。王缘道就属于后一种人。
四书五经念了一遍，王缘道只记住了一句话——“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教书先生对王家父母说：孩子没开化不要紧，只要记住这段话，就可以一辈子做好人了。
于是，王缘道就回家做好人去。
根据算命先生的指示，王缘道是命中注定要“亲近寺庙”的。
大洼村附近有个三官庙，庙宇不大，只有一院一殿，也没有专门的庙祝。王缘道从十四岁就义务承担起这座小庙的杂务，打扫卫生、整理香烛、印制木刻神像，过年的时候还挨家挨户送一张“天官赐福”的年画——雍容华贵的天官神仙穿着大红袍、拿着玉如意、带着五个吉祥童子，一副长寿多福的模样，十分惹人喜爱。
时间长了，人们也就习惯了王缘道在三官庙里的角色，干脆称呼他为“王三官”，他原本的名字反而渐渐被大家淡忘了。
王三官二十七八岁也没有成亲，这倒也不能怪他。按算命先生的吩咐，他必须满了二十五岁才可以谈婚论娶。可到了二十五岁那年，豫中遇上了大灾荒，先是洪灾，然后是旱灾，再接着又是蝗灾。乡村田野满目疮痍、饿殍四地，在这样的情形下，规矩本分的人家也就没有了娶亲的兴致。
当时，随处可见外出乞讨的灾民、经常有人饿死在路上。王三官心善，总是把荒野里的无名尸骸收回来，烧几张黄裱、念几路“度人飞仙”的名号，然后草草加以掩埋。庙后的空地填满了，他又把自家的两亩地捐出来当“义地”——王三官的父亲去世了、姐姐出嫁了，家里只有一个成天烧香拜佛的老娘，这些事他自己就能够做主。
到后来，其他各村都流行起瘟疫，死了不少人，而大洼村却得以幸免。大家都说这是王三官看管庙宇、收埋弃尸的功劳，“好人王三官”的名声也从此传了出去。
1943年6 月，灾害最严重的时候，河南省政府开展了“撤镇设乡”的政务改革。这项改革的初衷是为了“精简行政机构、减轻民众负担”，但这么一来，先前掌管赈灾款项的官员就借机纷纷跑掉，那些说了半天的赈灾粮食也就统统没了影子。
老百姓上了这个大当，再也不肯相信政府的官员。
既然是“撤镇设乡”另起炉灶，乡民们虽然对县里面的“荐任官”做不了主，却拿定主意要选择一个自己信得过的保长。在这种情况下，“好人王三官”也就从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当选了保和乡第十六保的保长。
保长是国民政府委任的最基层的官员（再底下的“甲长”是没有委任状的）。“保和乡第十六保”管辖着大洼周边的五个村子，共十个甲，近百户人家，八百多人口。但其实到1943年8 月的时候，已经有四十多人饿死、二百多人外出逃荒，居民减少了许多，正常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也基本停滞了。
按理说，保长也是个有油水的差事。政府规定，保长的“工资”是每季薪谷一百升（一升小麦合十一斤，一升谷子合八斤），这份薪谷来自“保捐”。“保捐”按每亩地一升（每年）的标准征收，原则上是在开支保甲费用之后多退少补，但其实收上来了就不会退，所以保长能从中占些便宜。除此之外，每当遇到婚丧嫁娶、买卖土地，或者节日庆典、赛会社戏、搭桥补路、办学修庙……保长、甲长们也可以捞到不少好处。
只是，王三官当选保长的时候正值荒年，大家都在挨饿，连保捐都收不上来，自然也没有什么“油水”可言了。
不过，还是有人惦记着要捞点实惠。
王保长上任的当天，“俞二算盘”和“罗小扁担”就找上门来，商量着“收礼钱”的事。
“俞二算盘”是十六保的文管事，官场上叫簿记，也叫做“地方”。俞家的老大是舞阳县课税局的头号账房，人称“俞大算盘”，他这个当弟弟的本事比哥哥差了一截，所以被称为“二算盘”。
“罗小扁担”则是“罗大扁担”的儿子、十六保的武管事，官场上叫“丁目”，老百姓喊做“叫花头儿”，手底下有十来个“小叫花子”（每个甲一个保丁），实际上就是保丁的班头。
文管事和武管事名义上是保长的属下，薪谷也只有保长的一半（每季薪谷六十升），但他们却是“世袭”的职位，权威一点儿也不比保长小——“地方”的手上掌握着历年的田赋记录、契约存根，离开他，谁也弄不清各村的家底；“叫花头儿”和手下的“小叫花”都是师兄师弟的关系，少了他，没人敢替保长征税抓差、跑腿办事——所以，当保长的在别人的面前可以摆摆架子，但在两位管事面前却得客客气气的。
照常规，遇到保长上任、保长生日、重要的节气……以及其他什么找得出来的理由，文武管事都可以到各村去收“礼钱”。办法是写几张红纸条，摆在盘子里，然后挨家挨户地“送喜”。各家各户见到“喜条”就按人头“随喜”，拿几个钱可以、拿几升粮食也可以，实在不行就拿花生、桐油、棉花、土布之类的东西，反正不能空着手出来。这些“礼物”除了分给保长和甲长，还要分给文管事、武管事、保丁、木匠（维修学校和庙宇的）、石匠（维护水井和碾子磨盘的）……
王三官知道，“收礼钱”是乡村“公务人员”获取生活补贴的重要途径。可他想了好半天，最后还是说：“这份礼钱……不收了吧。”
“我早就知道你会这样”，俞二算盘皮笑肉不笑的。
罗小扁担却没那么斯文：“王保长，你当好人没关系，可咱们兄弟却不能跟着你饿死！”
王三官也觉得有些尴尬：“今年的灾情实在太蝎虎了，再收礼钱恐怕要逼死人的……两位哥哥，大家活着都不易，乡里乡亲的，还是以和为贵吧。”
文武管事没有再争辩。乡间的情况他俩比谁都清楚，村子里磨面的石磨子好长时间都没有人动过了，各家各户都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别说保长不同意，即便是真的答应征收礼钱，恐怕也收不到什么东西。
不过，罗小扁担还是有些不甘愿：“这次的礼钱先欠着，等年景好一点，咱们再补收！”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王三官赶紧递上一根烟，感觉像是松了口气。
王保长没有收礼钱，却有人给他送礼物来。
天擦黑的时候，王三官的姐姐回娘家来了。姐姐比他大着十多岁，早就嫁到了县城里，姐夫也是保和乡人，在县政府做科长。闹饥荒的年月，饿死了百姓也饿不着当官的，乡下人家断了顿，城里的县长、主任和各位局长、科长们却照样有白米有白面，于是，他姐姐就时常带些吃食回来。
大洼村在县城西北三十里地，王家姐姐上午得到弟弟“当官”的消息，傍晚就赶回了家。
在舞阳这地方，出门走亲戚都挎着个篮子，里面装着礼品。所谓“亲不亲，篮里分”，对不同分量的亲戚，篮子里的货色不一样，闺女回门看亲娘，篮子里当然装得是又满又实在。那时候，最好的礼物就是大馒头，所以俗话说：“闺女是娘的馒头篮儿。”能干的女子回娘家，一年四季都挎着馒头篮。
姐姐来到家，就有馒头吃了，可姐姐这次还带了两双洋袜子和一根黑皮带。王三官从小到大穿的都是土布袜子、系的是裤腰带，这回可算是开了洋荤。
对于王三官当保长的事，当姐姐的比弟弟还开心，娘家有人“出息”了，她在婆家也觉得趾高气扬。整个晚上，姐姐都在说“场面上”的人应该怎么打扮、怎么行事，还把姐夫的那一套做官的理论拿出来开导弟弟。
王三官笑嘻嘻地听她讲完，最后才说：“大家选我当保长，是因为我待人和气。反正别的我也不会，能客客气气的替大伙求个太平就是了。”
“阿弥陀佛，但愿如此”，老娘对他的这个观点很是赞同。
第二天，保和乡第十六保的新任保长王缘道正式上任了。
村公所的一切都没变，只在大门口贴了副新对联，上联是：事事让三分，海阔天空；下联是：心田培一点，子种孙收——这就是王保长的“执政方针”。
说来也巧，就在这一天，大洼村迎来了一场大雨，这可是十几个月来的头一场透雨。乡亲们欣喜若狂，都说：“托王三官的福，好人当保长，老天爷也开眼了！”
大雨中，王保长拱手作揖、谦虚地点头微笑着。好像这场大雨真的和他有什么关系似的。
第十五章
一场透雨之后，旱灾结束了，但饥荒却并没有过去。
十六保的夏粮基本绝收了。
开春时种下的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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