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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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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静静地坐在席间，心中翻滚着汹涌的波澜。50年的风风雨雨，只有他自己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无数往事都涌上了心头。50岁，传统上是算步入老年了，“五十而知天命”啊！但是，今天的盛会却让他再一次看到了肩头的重担和前途的漫长，他必须依然鼓起年轻人的勇气和干劲，带领着大家战斗在这艰难的环境和艰难的时代中。
最后，他在向来宾们所致的答词中真诚地说：“回首50年，深感惭悚。从今日起，当按朋友们的热情鼓励，一定把毕生的心血贡献给我至爱的祖国，贡献给人类的幸福事业！”
就在这一天，革命的心脏延安也举行了庆祝活动。
另外，桂林、香港和新加坡等地也相继庆祝。各地的杂志和报刊也都出了纪念专辑和特刊，发表了很多纪念和评论文章。把郭沫若与“英国的末尔顿（密尔顿），德国的歌德，俄国的布雪金（普希金），美国的怀德曼（惠特曼）”一起，并称为“民族诗人”。称赞他“充分尽了”“诗人的时代任务”，“是时代的号角，是大众的传声筒，是暴风雨前的海燕”，并“祝中国民族永生！民族诗人永生！”
这次祝寿活动，一直延续到12月才结束，纪念的文章更是陆陆续续刊登了约半年的时间。历史话剧《棠棣之花》在两个月内连演了四五十场，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因为这出戏的准备工作非常充分，而且为了造成强烈的政治影响而进行了改编和宣传，周恩来本人就先后看了七遍，并指示《新华日报》出专刊深入宣传其重要意义；而刊头的“《棠棣之花》剧评”几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就是由周恩来亲笔所题的。
毫无疑问，这次祝寿活动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12月的一个晚上，郭沫若应邀到周恩来的曾家岩50号寓所相聚。一起来的还有其他几位同志，大家一边吃饭一边总结这次活动。心情非常愉快。
隆冬的重庆寒气逼人，但席间是暖洋洋的气氛，大家都说这次活动很成功，效果非常好。自从“皖南事变”以来，人人心里都郁积着沉重的愤怒和悲哀，通过这次热烈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宣泄，更在众人的热情中得到了鼓舞和继续战斗的勇气。在国民党当局最害怕进步人士会聚一堂畅所欲言的情势下，这次活动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新式的斗争，它以统一战线的形式为民众指出了团结抗战的前途，宣扬了爱国主义的精神，赞美了不畏强权坚持真理的品格，深刻地教育了每一个人。大家一致叹服周恩来的主意出得好。
周恩来听后爽朗地笑了起来，说：“你们以为就搞这一次吗？以后我们还要为沈钧儒、茅盾、洪琛、老舍做生日。到时候，大家都去喝酒！”他其实还有一句话没有说，这就是：“别以为这是我周恩来个人的主意，也别把这样的活动看作是为某一个人祝寿。这也是一场经过党中央仔细研究策划和部署的特殊战斗啊！”
参加这种战斗部署的人中，当然少不了一位重要人物。
他，就是毛泽东！
●四、“献给现实的蟠桃”
古诗云：“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诗经·大雅》）此后人们就用“投桃报李”来表示友人之间彼此的投赠。这除了表示物质上的，更主要还是指感情方面的。
郭沫若深知自己在文化界日蒸的威信和影响，自己在工作上取得的点滴成就，是与共产党和整个进步文化界的领导、支持、帮助分不开的。他更深知全国人民以及共产党对他的厚望，其中当然还有一位和他分别了很久而他一直思念的朋友毛泽东。
还是在1938年，即他刚从日本回国不久，他就写了一首小诗《陕北谣》，其中用极为朴素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在陕北的朋友们的殷切思念。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陕北陕北朋友多，请君代问近如何？华南也想扭秧歌。
陕北陕北太阳红，拯救祖国出牢笼，新天镇日漾东风。
这“陕北朋友”当然包括了毛泽东，也首先是指毛泽东。
郭沫若决心用百倍的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以报谢朋友们以至全国人民厚爱，以不负他们的瞩望。
祝寿活动的成功，特别是历史剧《棠棣之花》演出得到强烈的反响，激起了郭沫若戏剧创作的活力。他发现，全民抗战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在当时的国统区重庆这样一个特定的现实环境中，历史剧以历史题材表现出现代精神的戏剧，不但是一种人民群众喜欢的艺术形式，也是一种能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艺术武器。因此，他看准方向，集中精力，从1941年12月到1943年4月，在前后总共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以惊人的创作力写出了六部历史话剧。这样的速度和成绩，可以说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这六部话剧是：《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筑》（《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
六部历史话剧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特点，即：题材虽然是取之于历史，但都注入了现代精神。作者借古讽今，以古鉴今，作品的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中那些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以民族利益为不顾的当权派。他们的行为、思想、感情以至丑恶嘴脸，都可以从剧中一些反面人物身上找到印证，而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抗战、“望合厌分”的心声以及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也从剧中得到了艺术的表现。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屈原》和《虎符》。
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在郭沫若写于此时的几个剧本中，演出效果极佳，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属上乘，还因为它们都有一些不平常的经历，即都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和具体关心。由此也可以看到当时郭沫若的文化活动是怎样紧密地和党的工作联系在一起。
《屈原》是郭沫若这一时期所写六个历史剧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代表作。剧本取材于战国时期楚国爱国诗人屈原一生的故事，以楚怀王对秦外交上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作为全剧情节线索，构成作为代表爱国路线的屈原与代表卖国路线的南后等人之间的戏剧冲突，从而成功地塑造了屈原这个文学典型和一系列人物形象，深刻地表现了为祖国和人民不畏暴虐，坚持斗争的主题。
郭沫若并不讳言他写《屈原》以及其他几个历史剧的创作动机，就是出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他说：“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在他看来，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中原，虽然在客观上起了一定的积极的历史作用，但从相对弱小的其他六国来说，秦国的武装吞并，给六国人民也确实带来了巨大灾难。因此，主张联合抗秦，反对秦国并吞，就是当时六国人民极其自然而又正当的愿望。而且，郭沫若认为，楚国当时是有可能统一中国的，“中国由楚人统一，由屈原思想来统一，我相信自由空气一定更浓厚，学术的风味也一定更浓厚。”（《论古代文学》）
在他看来，历史没有走这条路，不仅是楚国的悲剧，也是我们全民族的悲剧。所以，他是以这样的历史观点，从反对侵略、反对投降、反对独裁的现实政治斗争需要出发，以战国时代联合抗秦的故事来创作《屈原》等一系列历史剧的。他特别说到他写作《屈原》就是要“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是要“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
对于郭沫若来说，《屈原》的写作过程是一次极为激动也极为欢愉的过程，因而写作得也十分顺畅，前后不过用了11天时间，而且其间还有许多其他工作和一般的社会应酬。
那是在重庆天官府街4号郭沫若自己的寓所。
一月份，是山城重庆最冷的日子。
因为没有取暖设备，郭沫若在自己的书房里也要严严实实地裹紧那身已经显得有些旧的棉袍。
他伏案疾书，因为投入，因为激动，他并不觉得冷，甚至额头还不时渗出细小的汗珠。
郭沫若自己都觉得有些奇怪，这次写作《屈原》思路竟是如此敏捷，“提起笔来，即不觉妙思泉涌，奔赴笔下。”许多情节都不是事先构想的，而是随笔所之，其中最突出、连作者自己都觉得是“纯全是出乎意外”的是原先准备写屈原一生，结果只写了屈原的一天由清晨到半夜过后，并且这样更精练更集中更概括地表现出了屈原的一生。
郭沫若写得兴起，按捺不住自己，有时就独自站在屋里手舞足蹈高声地朗诵起戏里的台词：
呵，这宇宙中的伟大的诗！你们风，你们雷，你们电，你们在这黑暗中咆哮着的，闪耀着的一切的一切，你们都是诗，都是音乐，都是跳舞。你们宇宙中伟大的艺人们呀，尽量发挥你们的力量吧。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但是我，我没有眼泪。宇宙，宇宙也没有眼泪呀！眼泪有什么用呵？我们只有雷霆，只有闪电，只有风暴，我们没有拖泥带水的雨！这是我的意志，宇宙的意志。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
从戏里看，这是屈原在将自己一腔冤屈与愤恨同猛烈咆哮的风雷电融为一体。从现实看，这又是革命诗人郭沫若把自己和屈原融成了一体。他自己是那样兴奋，以至说自己真的好象变成了小孩子。有朋友来，不管来者喜欢不喜欢，他都要整段整段地朗读给他们听。有一次周恩来去看望他，他竟一口气把全剧吟了一遍给周恩来听。
周恩来对剧中的《雷电颂》也欣赏备至，曾说：“屈原并没有写《雷电颂》这样的诗词，而且也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词，那是郭先生把自己胸中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愤恨，把国统区人民对反动统治的愤恨，借屈原之口说出来的，《雷电颂》是郭先生代表国统区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控诉。”
周恩来对《屈原》的创作是给予了很大关心的，并且对创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周恩来直爽地说：“屈原这个题材好，因为屈原受迫害，感到‘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才忧愤而作《离骚》。皖南事变后，我们也受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据说，戏的结尾，郭沫若将屈原安排到江北去，就是考虑了周恩来的意见，用意是隐喻当时的光明是在北方。
《屈原》写完，剧本是逐日发表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的副刊上。
这很出人意料。
当时，许多报刊知道郭沫若创作《屈原》，纷纷上门索稿，郭沫若都没有答应。
这是因为郭沫若同周恩来交换过意见，出于策略考虑才决定把剧本交给《中央日报》的。因为当时负责《中央日报》副刊的编辑孙伏园正好是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交他发表，顺理成章；更主要的是《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报纸，发行量大，也就影响大，而且也为剧本公演打开了一条合法的路。剧本能在《中央日报》副刊上发表，难道还不能公演吗？
剧本陆续刊出，国民党当局才发现问题，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当时的国民党大员潘公展看后大骂：“怎么搞的？我们的报纸竟然登起骂我们的文章了！”随即将孙伏园撤职，但生米已煮成熟饭，为时已经晚矣。
对于《屈原》的演出，周恩来也给予了具体的关心。他指示一定要选择最合适的导演和演员。决定剧本仍由刚成功演出了《棠棣之花》的中华剧艺社演出，导演陈鲤庭，演员有金山、白杨、张瑞芳、顾而已等，特别是由当时红得发紫的话剧艺术家金山出演男1号（也是剧中唯一的主角）屈原，更是引起了轰动，上座之佳，空前未有。许多观众半夜里就带着铺盖来等待买票，许多人是走很远的路，冒着大雨来看演出的。演出时，台上台下群情激昂，交融成一片。当时，在大街上，在学校里，在嘉陵江畔，到处可以听到人们模仿剧中屈原的声调朗诵《雷电颂》，以此来发泄自己对反动当局的强烈不满：
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你们滚下云头来，我都要把你们烧毁！烧毁！烧毁！
《屈原》的演出，完全可以说是由党领导、由周恩来直接指挥的一次文化战斗。
许多年后，当时参加演出的一些演员如金山、张瑞芳等就回忆说：演出实际“是在一种特殊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打的一场政治进攻仗，”“我们这些出现在舞台上的人，都好比冲锋陷阵的兵士；”“布置这场进攻战的，是诗人郭沫若，而领导这一战役的，就是来自毛主席身边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
《屈原》演出后，党组织和周恩来根据当时政治形势有所缓和，国民党当局在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有所收敛，决定“扩大宣传，把文章做足”：第一，发动《新华日报》和其他进步报刊发表大量剧评；第二，在报刊上开展《屈原》诗词唱和。当即有黄炎培、郭沫若、沈钧儒、董必武等数十人先后发表唱和诗词百余首。其中，董必武的诗写道：
诗人独自有千秋，疾恶平生恍若仇。
邪正分明具形象，如山观者判薰莸。
又云：
婵娟窈窕一知音，不负先生泽畔吟。
毕竟斯人难创造，台前笔下共关心。
这些诗句，对郭沫若创作历史剧《屈原》作了高度的肯定和赞扬。
《屈原》演出的实际效果表明，郭沫若的创作意图不但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而且远远超出了作者的估量和希望。《屈原》在山城重庆上演时，其反响之强烈，是以往历史剧演出时所未曾出现过的，特别是广大观众以及进步文化界表现出的热情，简直令作者感动不已。尽管后来《屈原》被国民党当局禁演，但剧中爱国诗人屈原的声音已经深入人心，是反动当局怎样抹也抹不掉的。
在庆祝《屈原》演出成功的天官府郭沫若寓所宴会上，周恩来对这次斗争作了总结。他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
和历史剧《屈原》的创作一样，《虎符》的创作和演出，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教育意义。
《虎符》创作的时间比《屈原》晚一个月。剧本以战国时期信陵君（魏公子无忌）“窃符救赵”的故事为中心事件，描写了联合抗秦和妥协投降的两种主张的激烈斗争，热情歌颂了人民团结抗战保家卫国的英勇精神，痛斥了反动统治者卖国投降的行径，控诉了秦国侵略者惨杀无辜的血腥罪行。由于时间充裕，剧本单行本出版后，正值周恩来要去延安，郭沫若即请他带了一本送给毛泽东。
当时的延安，轰轰烈烈的文艺整风运动已经展开，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创作和文化活动正蓬蓬勃勃地发展。可以说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给延安文艺界也带去了新的信息，给当地文化人士以很大鼓舞。
毛泽东在收到郭沫若的《虎符》后，立即给郭沫若写信，说：
郭沫若兄：
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毛泽东
一月五日延安
周恩来也从延安写信给郭沫若，告知他的作品在延安受欢迎的情况，说：“此间同志，虽未谋面，但屡读佳作，多心向往之。”还告诉他“《虎符》、《高渐离》已在延大排演”。
如果说，当时延安的文艺界在小说、诗歌等方面，在毛泽东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大方向指引下，已经取得很大成就。比较起这样一些文艺形式，新秧歌、新歌剧和旧剧改革，则由于它们自身的群众性强，就更是获得广大群众的喜爱，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文艺座谈会开过后不久，为了“研究平剧，改革平剧”，使“平剧为新民主主义服务”，在延安建立了平剧院。平剧院首先撷取京剧中若干民间形式较多的组成部分，融合以其他剧种的歌谣曲调，创造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戏。与此同时，也利用整套京剧艺术形式来表现历史题材，并在内容和形式的改革上达到了相当的水准，其代表作品就是新编京剧《逼上梁山》。
《逼上梁山》于1944年元旦前后首次演出，在延安引起轰动。1月9日，毛泽东在读了剧本之后又观看了该剧的演出。当天夜里，他就给该剧编导杨绍萱、齐燕铭写信，充分肯定《逼上梁山》的改编和演出，给予很高评价；与此同时，也在信中再一次称赞了郭沫若的历史剧作。毛泽东说：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显然，毛泽东对郭沫若的工作是非常重视，同时也是评价很高的。
●五、以史为镜的典范
如果说，在此之前的毛泽东早已知道郭沫若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和诗人，早就对他十分敬重，而对历史学家的郭沫若还缺乏更多了解，那末，时间到了1944年，由于历史的机缘，毛泽东对于郭沫若在历史学方面表现出的特殊才华，则有了新的认识。除了知道“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对于郭沫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对一些历史事件所持与众不同的卓识，毛泽东更是表示了由衷的钦佩，并且，他和郭沫若之间的关系和交往，也因此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就是1944年，郭沫若写了一篇不但在全国历史学界，也在革命队伍中引起强烈反响的有关历史方面的长篇文章《甲申三百年祭》。
1944年，对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一年。
此时，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战，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总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在中国，日本侵略者的衰败趋势已经明显表露出来，抗战已处于胜利前夜。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形势大好。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解放全中国的前景已为时不远。在这革命形势发展的紧要关头，如何抵制和克服革命队伍内部滋长的骄傲自满情绪，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这一年，正好是明王朝覆亡300周年，也是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以排山倒海之势，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近300年之久的朱明王朝的统治，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农民政权大顺王朝的300周年。但是，大顺王朝历史太短，刚刚建立（甚至可以说还未正式确立），就立即败亡。李自成的皇帝宝座还未及坐热，也立刻被清兵以倒海翻山之势，赶至湖北九宫山命丧黄泉。对这一段让人惊心动魄的历史，对于每一个政党和从事政治斗争的人，都是不能不重视的前车之鉴，都是决不可或忘的沉痛教训。为此，趁此机会，重温一下这段历史，很好地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更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事情的发生，乃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杂志社等刊物决定组织发表一批纪念明亡300周年的文章，意在用此历史教训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胜利时务必保持清醒头脑，不要犯骄傲自满忘乎所以的历史错误。
郭沫若应约很快写出了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交《新华日报》（重庆）发表，自3月19日至3月22日连载了4天。
《甲申三百年祭》是一篇史论结合的好文章，它既是一篇史学研究论文，又是一篇具有很大现实意义的作品。文章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观点分析了明朝覆亡的原因，以很大的篇幅介绍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由胜利转为失败的过程。作者认为，明朝的覆亡绝非是一朝一夕造成的祸患，到了李自成登基时，内部已腐败不堪，加之遍地灾荒，而他自己却又喜欢玩虚伪狡诈的手腕，做冠冕堂皇的文章，因而作者讽刺地称他为“汲汲要誉的专家”。在这样的“专家”治下，面对那样纷繁复杂的问题，他能不玩完吗？
然而，在郭沫若看来，对于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说来，他的起如风起云涌，败如风卷残云，也有其必然原因。李自成本人确算得是位英雄，“他不好酒色，不饮酒，不贪财利，而且十分素朴”；他不但武艺高超，而且治军严明。但是，当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巨大的军事胜利之后，也就在凯歌声中滋生了骄傲情绪，真正是忘乎所以了。作者写道：“在过短的时间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李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而起义军的失败也就由此开始。
似乎更值得一提的是，《甲申三百年祭》对于作为知识分子的李岩在起义军中所起的作用，作了高度的评价。文章用较大篇幅考证了李岩其人，对其事迹作了详细征引。郭沫若认为，李岩的加入起义军，对起义军的发展壮大及军纪军风的改变带来了重大转机，对起义军能够攻下京城，实在是个大功臣。而在起义军攻下北京之后，李岩又是“在过分的胜利陶醉中”仍能保持清醒头脑、具有远见卓识的难得的一两个人之一。可惜的是，他的意见并不为李自成所重视，所采纳，相反对他产生猜忌，过早地将他杀戮。为此，郭沫若沉痛地说了下面一段话：
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人物，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假使初进北京城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民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对异族侵略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民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异族所牢制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民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不是够深刻的。
这样的分析，虽然有些立于假设，且又是对于历史的回顾，但是，分析确凿，有理有据，对于后人不啻为振聋发聩之论。
历来事实说明，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由于其自身的特点，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毛泽东自己也说过：“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可惜的是，革命队伍中许多人并不能认识这一简单而又明白的道理。而历史上各次农民运动和起义，由于其自身的局限，就更谈不上把这一问题放到应有的高度来认识。因此，许多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或是得不到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或是一改当初满怀报效的壮志而碌碌一生，有的甚或被自己投身的队伍所加害，成为不必要的牺牲。这无论对知识分子或革命队伍来说，以至对民族和历史来说，都实在是一幕幕悲剧。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能够把这一问题提出来，并且做出如此深刻的分析，除了他自己就是知识分子，更主要的是他能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分析问题和思考问题，不能不说是对当时正在进行的革命敲响一记警钟。
《甲申三百年祭》的发表在当时引起强烈的反响，还因为它对历来视农民起义为“流寇”、“盗贼”等种种带有诬蔑和诽谤性的看法，给予了有力的纠正和反击。
过去一些站在统治阶级立场的学者，总是视李自成这样的农民起义领袖为“盗寇”，为“流贼”，说他们都是“鼠窃狗偷”之辈。郭沫若则对这样一些“传统”、“正统”的腐朽观念置于不顾，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对李自成为人、品质等做出客观的社会的分析，甚至指出他与张献忠等一些人有所不同，表明李自成的起事，决不是什么“痞子运动”，而是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矛盾交相作用的结果。文章中表现出的政治倾向、思想感情，对于当时一些学者，更不用说一些政界人士来说，都几乎是新颖独到，闻所未闻的。
《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刊出后，国民党方面十分震惊，一些大员指责作者“为匪张目”。郭沫若即理直气壮地说：“我郭沫若就是要为‘匪’张目嘛！”《中央日报》还专门为此发表了一篇题为《纠正一种偏向》的社论，说郭沫若在文章中“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表示不能“听其谬种流传”，要“共同纠正这一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
然而，在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方面，对于《甲申三百年祭》则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延安《解放日报》即于4月18日和19日两天全文连载了这篇文章，并加发了编者按语，称赞它“充满了爱国爱民的热情”。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治部还专门印发了此文，并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全党全军认真学习这篇文章。
通知说：
（《甲申三百年祭》）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甲申三百年祭》更得到毛泽东本人的肯定和热情赞扬。
毛泽东对李自成原本十分重视，对其领导的农民起义有过高度的评价。在他的着作中，曾多次提到李自成起义。1928年，他就以李自成为例，开导红军将士避免犯“流寇主义”的错误。1938年，在一次关于保卫工作的讲话中，他谈起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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