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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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斯诺都看在了眼里，以至于他产生了疑问：这样的人会是真的认真地考虑战争吗？

　　斯诺后来在其驰名世界的作品《西行漫记》（《The　red　star　over　China》）中，简单扼要地写了一点他看见的毛泽东的生活。他写道：

　　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比这更差的他都经历过了，但因为是一个湖南“富”农的儿子，他也经历过比这更好的。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所佩带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战士所佩带的两条红领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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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伙食也同每个人的一样，但因为是湖南人，他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他甚至用辣椒夹着馒头吃。除了这种癖好之外，他对于吃的东西就很随便。

　　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我听到他发挥爱吃辣椒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论。他首先举出他的本省湖南，就是因产生革命家出名的。他又列举了西班牙、墨西哥、俄国和法国来证明他的说法，可是后来有人提出意大利人也是以爱吃辣椒和大蒜出名的例子来反驳他，他又只得笑着认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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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来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代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着作。

　　通过连续采访，通过较长一段时间的接触，斯诺不但被中国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深深感动，也为毛泽东的个人魅力所深深吸引。他有一段话是这样说到毛泽东的：

　　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的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末，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斯诺的看法没有错。毛泽东真的成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毛泽东本人是十分重视同斯诺的谈话的。这倒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一切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都被视为禁书，共产党人的着述更不可能公开发表。而斯诺是一位外国新闻记者，他可以不受国民党新闻检查的控制，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活动如实地在国外发表出来，而且还可以转译成中文，这样就可以使党的事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了解和支持。他后来在读了斯诺所写《西行漫记》的中译本后，随之也作了肯定评价，说它是一本真实地报道了我们的情况，介绍了我们党的政策的书。在一次延安干部会议上，他对许多干部说，《西行漫记》可谓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着作之一。

　　这当然包括书中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巩固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和思想的报道。

　　正是出于这一政策和思想，再加上个人的友谊，毛泽东在面对全面抗战日理万机的同时，对于郭沫若的回国和回国后的工作活动安排十分关心。

　　毛泽东对郭沫若在全国文化界的影响及其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地位，是十分清楚的。他知道，郭沫若冒着生命危险从日本回国这一事实本身，在全国，特别是在文化界，就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的亲身投入抗日斗争，对于挽救民族的危亡也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因此，就在郭沫若回国的第二年，亦即1938年夏天，由周恩来出面郑重地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在文化界树立郭沫若的领袖地位，以他继承鲁迅，成为“文化班头”。中共中央当即同意和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很快向各地党组织作了传达，并对党外进步的文化人士作了细致工作。我们无须考证由周恩来出面提出的这一建议，究竟是先由中共中央进行了研究，还是事先并未研究而是由周恩来提出后才加以审议，因为这一纯属程序问题对于事情的本质实在无关紧要。不过可以肯定，无论是前者或是后者，当时在中央负着主要责任的毛泽东都起了重要作用。

　　因为，我们切不可忘记，毛泽东本人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也是一位诗人。

　　他不可能不关心、不过问这件事。

　　●三、革命的“文化班头”

　　郭沫若也确实不负全国人民的重望，更不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他的嘱托。他刚踏上祖国的土地，就立即投入了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投入了民族解放的斗争。

　　此时，全中国都在唱着这样一首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这是当时称作《义勇军进行曲》而我们今天也应该人人会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抗战开始，多少年来压抑在人们心底的反抗之声一下迸发了出来。尽管当时“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但人们几乎都把全面抗战看作我们民族转机和生机。人们从中国共产党推动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看到中华民族的希望。文艺工作者，特别是诗人们，一个个激昂慷慨，欢呼抗战，歌唱抗战的“7月”。当时在一份以《七月》命名的杂志中，一位诗人这样激动地写道：

　　　　祖国呵

　　　　为了你

　　　　为了你底勇敢的儿女们

　　　　为有明天

　　　　我要尽情地歌唱∶

　　　　用我底感激

　　　　我底悲愤

　　　　我底热泪

　　　　我底也许迸溅在你底土壤上的活血！

　　郭沫若的抗战热情更是高昂，更是激烈。他也用诗歌形式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战声集》，后收入诗集《前奏曲》）：

　　全民抗战的炮声响了，

　　　　我们要放声高歌，

　　　　我们的歌声要高过敌人射出的高射炮。

　　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

　　　　我们再没有顾虑、逡巡，

　　　　要在飞机炸弹之下争取民族独立的光荣。

　　尤其是抗战开始阶段，他甚至不满足于用笔抗战，而是尽量争取一切机会参加一些实际工作。他经常在敌人的轰炸中来去，冒险深入战斗前线，访问在北伐期间即已相识的将领，慰问在前线英勇杀敌的将士，而广大将士英勇杀敌、决心抗战到底的精神又反过来给他以极大鼓舞。他精神焕发，豪迈乐观，过去同他相识的人现在见到他，都说他比以前更年轻了。他自己也有同样的感觉，说：“这次抗战的结果，把我们民族精神振作了起来，把罩在我们民族头上的陈陈相因的耻辱、悲愁、焦躁、愤懑，一扫而空了。我自己额上的皱纹，眉间的郁浪，也应该是随着这民族觉醒的机运而消失了的。”

　　尽管郭沫若的回国，抱定了“投笔请缨”的决心，但他毕竟是一位诗人，一位学者，一位真正的文化人。他不可能真正“投”去那支笔，而是注定了仍要用他那支笔作武器去进行战斗。

　　他回国后为了宣传抗日救亡，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爱国热情，写下了许多激动人心的诗文。正像他在《诗歌国防》中说的那样，诗人为了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就应该：

　　我们要鼓动起民族解放的怒潮，我们要吹奏起诛锄汉奸的军号，我们要把全民众唤到国防前线把帝国主义打倒。

　　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他的留在日本的妻儿会受到什么样的迫害，他是可以想见的。只不过事实比他的想见要更厉害，更严重。

　　郭沫若回国抗战的消息很快就被日本新闻界披露了出来。且不说周围一些具有军国主义思想的人对安娜母子们冷嘲热讽，日本宪警就加强了对她们的督查和监视。并且有一次干脆将安娜逮捕，关押在牢房里达20余天。

　　郭沫若得知这些情况，心情是悲愤沉重的。他曾在一篇《家祭文》记了此事和自己当时的心情。文中说：

　　贞（按：即郭沫若原名开贞）幸得脱出，而妻子则委诸虎穴，为贞而受牺牲，其苦心，其处境，一为置身而思之，即不觉泪之盈睫。且也，贞之去后，敌寇之警宪曾将富氏（按：即安娜原名佐藤富子）及长子宗易孙（按：即郭和夫）拘禁月余，惨加痛楚，至于不能引步。贞时在沪，得闻此息，只觉寸心欲裂。当此之时，曾求驻日大使设法营救，并求允贞眷属归国。乃敌寇万恶之军部复加厄阻，谓富氏媳未脱离日本国籍，尚是日本臣民，且有间谍之嫌，不能自由离去。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郭沫若此时对安娜的同情，对妻儿的担忧，真是溢于言表。

　　但是，此时的郭沫若已经顾不了许多。他只能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国的神圣斗争。他只能像在决心离开安娜时那样想：国家临到垂危的时候，谁还能安闲地专顾自己一身一家的安全？“处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这在他当时就已经想到，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的！

　　郭沫若归国后在上海住了不长的时间，由于形势的变化，他于同年11月即和何香凝、邹韬奋等知名人士转道香港到广州，努力于在文化战线进行抗日救亡工作。

　　不久，他又赴武汉接受了国民政府委任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职务。

　　按照郭沫若的身份、资格和在文化界的影响和地位，郭沫若接受第三厅厅长之职，显然是屈就。按照他那天真率直、宁折不弯的性格，他也是不愿意担任这个职务的。他希望自己能“切实地干民众动员的工作”，而不是到处去“卖膏药”。

　　但是，考虑到这也是共产党组织的安排，郭沫若还是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命。因为政治部部长虽然是国民党的大员陈诚，副部长却是大名鼎鼎的共产党人周恩来。更何况，此时国共两党开始新的合作，至少在一般人看来，一切都呈现着生机勃勃的景象。

　　最让郭沫若感到高兴和欣慰的是，他在武汉又见到了周恩来、叶挺、邓颖超、林伯渠等一批着名的共产党人，同时也是自己阔别多年的老战友。当时，有记者访问他，问他到武汉后的第一个好印象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到武汉后所得到的第一个好印象”就是“抗战后各地很多名人能人都集中到武汉来了”，他们拿很少的薪额，做艰苦的工作，对他们极为钦佩。这里说的“很多名人能人”当然包括也首先是指周恩来等这样一些自己的老朋友，这样一批着名的共产党人。

　　在两年多的三厅的工作中，郭沫若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热情。无论战势如何，无论工作条件多么恶劣，哪怕生命受到威胁，他从来都是三厅的精神支柱和众人的榜样。

　　由于郭沫若在鲁迅逝世之后，实际上已成为进步文化界的一面旗帜，在他主持的第三厅，也自然而然地集中了一大批当时文化界的专家和知名人士。其中如：胡愈之、田汉、杜守素、冯乃超、阳翰笙、洪深、张光年、史东山、应云卫、马彦祥、郑君里、冼星海、张曙、叶浅予、张乐平、罗工柳等，真正是人才荟萃。其中许多人是共产党员。他们通过文字和口头宣传、歌咏、美术、戏剧、电影等多种手段，深入工厂、学校、街道、农村，举办演出、募捐等活动，宣传抗日道理，激发人民群众爱国热情，在国民党的阵地上开展了以共产党为领导的群众工作，取得了十分卓着的成就。

　　对于郭沫若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在文化战线上所取得的卓越成绩，人民是满意的，中国共产党是满意的，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更是满意的。上一节里我们说到由周恩来出面向全党建议树立郭沫若在进步文化界的领袖地位，由郭沫若作革命的“文化班头”，已经说明问题。对此，郭沫若也是感到高兴和自豪的。他十分明白自己肩上的重任。作为一面文化界的旗帜，他的一举一动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的方向将代表整个文化界的方向啊！

　　有一件小事可以说明郭沫若在中共领导人及文化人心目中的地位。

　　这就是1939年7月，正值抗战的烽火燃烧得炽热，郭沫若的父亲郭朝沛在家乡病逝。

　　郭朝沛读书不多，却为人精明干练，靠经商获利，数年时间内家业大振，成为当地一位较为富有的地主兼工商业者。又因为他自学而通中医，平常为乡邻治病，往往药到病除，被乡里誉为“医仙”，且因为给人治病不收酬金，故益受人敬重。不过，中国各地如郭朝沛者也并不绝少，一般来说，他们的死生并不会在社会上引起多大反应。然而，郭朝沛乃郭沫若之父，郭沫若在当时是国内“文化班头”，为扩大影响，除一般文化界人士和社会贤达作出一些必要反应外，中共高层领导人也联名合送了一副挽幛。上书内容是：

　　先生为有道后身，衡门潜隐，克享遐龄，明德通玄超往古；哲嗣乃文坛宗匠，戎幕奋飞，共驱日寇，丰功勒石励来兹。

　　联名悼唁的几位依次是：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

　　这不仅是郭朝沛未能预料的哀荣，更是令郭沫若备感珍贵的殊荣。挽联中以“文坛宗匠”称郭沫若，以“丰功勒石”评价他的工作，不仅是中共中央树立他为“文化班头”的决定的体现，也表现出了毛泽东等人对郭沫若的崇高敬意。

　　还值得一提的是，与此同时，作为共产党喉舌的《新华日报》也敬送了长联，以表达人民群众对郭沫若的尊敬和期望。长联上写：

　　北伐扫军阀残余，抗战驱法西寇盗，令郎训政赞戎机，动员百万士民，戮力同心，共襄伟业。

　　眉山为灵气所寄，铜河有秀色可餐，大德耆年参化育，享受八六寒暑，国祥人瑞，群仰高风。

　　虽然是哀挽死者，但突出的却是写生者——死者的儿子郭沫若。

　　自然，人们也感激死者郭朝沛“化育”了一个伟大的儿子。

　　是的，对于郭沫若来说，人民没有忘记他从北伐之日起，就勇敢地战斗在前线，“扫军阀残余”；人民更看到了在斗争极为严酷的今天，他能慨然来归，为了“抗战驱法西寇盗”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带领着其他同志，成功地“动员百万士民，戮力同心，共襄伟业”。实事求是地说，这些评价都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应该看作人民大众对郭沫若工作和斗争精神的肯定和认可。

　　郭沫若为了不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就在这样的鼓励中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从武汉到长沙，又到重庆。从三厅的解散又到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的成立。

　　时局在变，环境在变，地点在变，职务也在变，但是，不变的是他工作的原则，是他的革命热情。几年里，他战胜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他的宣传工作始终是出色的，无愧于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

　　于是，在1941年10月，在当时国民党治下的陪都的重庆，一场别开生面的战斗以郭沫若为主角，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这一年的1月，就在抗战的紧急关头，在最应当同仇敌忾的时刻，却发生了让全国人民震惊和悲哀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的发生，完全是国民党内对日妥协顽固反共势力蓄谋已久的一次政治阴谋。

　　早在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即指使其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一个月内集中到黄河以北。何白《皓电》除对人民军队进行造谣诬蔑外，还强迫按国民党7月16日的“提示案”办事。即：第一，取消陕甘宁边区和一切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第二，八路军新四军集中到冀察两省和鲁北晋北一隅，受第二战区阎锡山指挥，并不得越境和武装民众；第三，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编制总共不得超过10万人（当时已有50万人）。这不但是对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力量的一种挑衅，更是反共投降的阴谋。为此中央中央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反动派的阴谋要求全国人民提高警惕。

　　1940年11月9日，朱、彭、叶、项复电何白，据实驳斥了《皓电》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诬蔑，历数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种种磨擦。严正指出：在日本侵略者正在策动中国投降之时“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内外勾结，“其事至险，其计至毒”。但是，中国共产党为了顾全抗战大局挽救危亡，为了团结教育中间派，仍然答应驻皖南新四军军部与直属部队开赴长江以北。

　　然而，反动势力并不因此而有所收敛。1940年12月8日，何白《齐电》进一步作反共舆论动员，宣称“调防”是执行“军令”。国民党并策动新国民党的第三方面的报纸宣传“服从军令”的重要。国民党并密令其各级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及宣传机关，“以泛指之口吻，影射中共违反军令军纪之行为，督促政府严肃军令，贯彻政令”。

　　于是一场反共行动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1941年1月4日，驻泾县的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等9千余人开始转移，准备绕天目山到苏南，待机渡长江北上。6日，当新四军军部三个纵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队7万多人的突然袭击。经过八个昼夜的激战之后，新四军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国民党军队扣押。而蒋介石竟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不仅取消其番号，还下令进攻其江北部队，而且声称要把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

　　“皖南事变”的血腥行为，激怒了所有站在正义一边的人们。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会发言人的名义严厉地揭穿和斥责了蒋介石的叛变阴谋。身在重庆的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郭沫若此时也在重庆，痛心疾首中，他也写下了强有力的诗句：

　　江南一叶奇冤史，万众皆先天下忧；

　　　　泪眼揩干还苦笑，暂忘家难赋同仇。

　　“皖南事变”之后，一切工作就更难进行了。蒋介石不仅在军事上实行独裁统治，而且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更是加强了箝制。那么，怎样来打破这种沉闷，反击这种箝制呢？周恩来拿出了一条锦囊妙计——为文化界领袖郭沫若的50岁生日祝寿，并纪念他的文艺生涯25周年。

　　郭沫若开始并不清楚这次活动的意义，他谦逊地表示自己做的工作很不够，不能为自己庆祝生日。

　　周恩来则告诉他说：在次活动不仅要搞，而且要搞很大的规模。

　　他说：“为你作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25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

　　他还强调说：这次活动“不但要有民主党派的，文化界的，还要有国民党方面的头面人物。要具有统一战线的色彩”，而且“这个活动要搞成全国性的，规模要大，规格要高，要有足够的气氛”。

　　郭沫若领会了党组织的意图，他明白了这个生日纪念的非同凡响，这不是自我表现，而是一场“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的一次特殊战斗。而这场战斗的主角就是他自己，他必须完成好自己的任务。

　　于是，在周恩来的亲自精心安排下，中共南方局把这一活动的通知发往了延安、成都、昆明、桂林、香港等各地的党组织。一场特殊战斗的序幕就这样静悄悄地拉开了。

　　郭沫若的生日是在11月15日。

　　冬日的重庆，弥漫山城的雾气终日不肯散去。即使是大晴天，也让人感到郁闷憋气。

　　“买报，买报……”

　　“炒米糖开水……”

　　各种各样的市嚣混杂在雾气中。

　　人们急急忙忙地奔走在高低不平的街道上。

　　空气中显出的紧张，有点让人窒息。

　　郭沫若生日前几天，重庆各家报纸上就刊登了由冯玉祥、孙科、许世英、陈布雷、黄炎培、周恩来、章伯钧、黄琪翔、老舍等40人发起的“庆祝郭沫若50寿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活动”的消息。发起人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也有一般所谓“民主人士”。一时间，文坛政界以及各界人士都得知了这个消息。对不少人来说，他们是不知道这一活动的真正意义的。人们本能地感觉到这是一次难得的进步的文化聚会，无不盼望着这一庆典的到来。

　　具体负责筹备工作的是阳翰笙、冯乃超等20人组成的工作班子。他们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展开了有声有色的活动。

　　在庆祝活动期间，要上演两部历史题材的话剧——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和阳翰笙的《天国春秋》。

　　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是专门“为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25周年而作”的历史剧。写的是太平天国的事迹，具有以古鉴今的意义。

　　郭沫若作的《棠棣之花》也是历史剧，写的是战国时期，聂政刺杀侠累的事情，戏里的团结抗秦的精神，也表现了当前反投降反分裂的现实意义。

　　周恩来对《棠棣之花》的分剧本亲自提出了修改意见，并且亲自帮助剧组人员理解剧本。他说：郭老特别强调的“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绝不是封建思想，这正是郭老对党感情之深的表现”。“要从政治意义上去理解”“郭老的深意”，“它是针对目前形势的。”所以，要“好好研究一下，一定要选择最适合的导演和演员”。

　　在紧张地排练之中的，不仅是这两部话剧的剧组人员，还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们，他们是在练习大合唱，准备在庆祝会上演出由吕骥谱曲的郭沫若的着名诗篇《凤凰涅盘》。

　　另外，郭沫若诗歌研讨会在筹备，《郭沫若文集》的编印工作也在积极进行……。

　　所有的人，都把热情寄托在这些工作中，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准备着爆炸的火种。

　　11月16日，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终于来临。一清早，《新华日报》就先打响了庆祝的礼炮，他们在头版刊登了周恩来的长文《我要说的话》，又把第三、四版辟为《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25周年特刊》，发表了董必武、邓颖超、沈钧儒、沈尹默、潘梓年和苏联大使潘友新等人的专文和贺诗。满街的报童都在高喊着郭沫若50寿诞的消息，重庆的大街小巷洋溢出热热闹闹的气氛。

　　下午，在中苏友好协会的大楼内，纪念茶话会就在这里举行。

　　两千多宾朋欢聚一堂，大家还未入场，就被屋檐下一枝巨大的毛笔吸引住了。

　　这枝巨笔5尺多长，碗口来粗，笔杆上还刻着“以清妖孽”4个大字。

　　来宾们都称赞这份礼物别致而且意味深长，它反映了25年来，郭沫若在文化战线上的伟大成绩。他以如椽的巨笔写下了时代的诗篇，他的笔所具有的强大力量，为社会革命的前途清扫妖孽，始终冲锋在最前面。

　　茶话会开始，周恩来在热烈的掌声中发表了他“平常所说的话”。

　　他首先把鲁迅和郭沫若进行了比较，对比了二人的时代背景和经历的不同，然后指出：“郭沫若创作生活25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25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一道奋斗到底的。”

　　接着，周恩来清楚地总结了郭沫若身上“在革命的文化生活中最值得提出的三点，也就是最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三点”，即：“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和“勇敢的战斗生活”。他说：“郭先生是革命的诗人，同时，又是革命的战士。他心中笔下充满着革命的愤火，也充满着对于人类的热爱。当‘五四’觉醒时期，当创造社草创时期，他的革命热情的奔放，自然还带着很浓厚的浪漫谛克，这正是当时知识青年的典型代表。但是经过前一次大革命炉火的锻炼，经过10年海外的研究生活，他的革命热情已受了革命理智的规范，然而他内在的革命烈火，却没有消失，相反的，愈蕴藏便愈丰富，一旦抗战号响，他便奔回祖国，他的革命热情，也就重新爆发出来了。4年抗战，不论在他的着作上，在他的行动上，都可看出郭沫若仍然是充满革命热力，保有着当年热情的郭沫若。……革命的现实主义久已代替了革命的浪漫谛克主义，郭先生已到了‘炉火纯青’的时候了”。“他不但在革命的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郭先生是富于战斗性的，不仅在北伐、抗战两个伟大的时代，郭先生是站在战斗的前线，……便在25年的文化生活中，郭先生也常常以斗士的姿态出现的。正因为这样，他才能成为今日革命文化的班头”。“鲁迅先生死了，鲁迅的方向就是大家的方向。郭沫若先生今尚健在，50岁仅仅半百，决不能称老，抗战需要他的热情研究和战斗，他的前途还很远大，光明也正照耀他。我祝他前进，永远的前进，更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前进”！

　　在周恩来的发言之后，郭沫若的许多朋友和同行也相继发表了热情的讲话，并且无不满怀深情地祝福他生活得更好，更多地创造出成功的作品。

　　郭沫若静静地坐在席间，心中翻滚着汹涌的波澜。50年的风风雨雨，只有他自己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无数往事都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