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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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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纺织品在东地中海地区的价格不断走高。当时的作家兼旅行家纳西尔？霍斯鲁（Nā？ir…i Khusraw）写道：“我听说拜占庭统治者曾给埃及苏丹传信，他愿以他治下的一百座城池来换取一个提尼斯（Tinnīs）。”消息一传出，提尼斯的亚麻立即变得供不应求。自11世纪30年代起出现在埃及的阿玛菲（Amalfi）商人和威尼斯商人，连同30年以后出现的热那亚商人都说明，即便在那些比君士坦丁堡远很多的地方，人们也都已看到全新的贸易货源。
从罗斯人和北方新贸易网的角度来看，东方商品（丝绸、调料、胡椒、硬木等）运输通道的变更似乎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太大影响，他们无须在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和穆斯林的巴格达之间进行任何选择。就算有影响的话也是好的影响，有两条可能的买卖通道总比只有一条强。人们在挪威出土的奥塞贝格号（Oseberg）海盗船上拼接修复了一百多块丝绸断片，证明运抵斯堪的纳维亚的丝绸数量巨大；在维京人的墓穴中同样发现了来自拜占庭和波斯的丝绸，这些墓穴主人生前喜爱的高贵物品都被用来随葬。
即便到了11世纪中叶，仍有人认为他们能像先辈一样在东方的伊斯兰土地上发大财。比如，有位叫托拉的妇女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附近的梅拉湖（M？lar）竖了一座刻有卢恩文字（rune）的石碑，目的是纪念她的儿子哈拉尔德及其战友。石头上写着：“像其他男人一样，他们远行去寻找黄金”，他们成功了，但后来死在了“撒兰（Serkland）南部”——也就是说，死在了撒拉逊人即穆斯林的辖地。还有一块石碑是古德列夫为纪念他儿子斯拉格夫设立的，他“最后在花剌子模丧生”。萨迦（saga）文学中关于哈拉尔德的兄弟英格瓦的故事，同样记载了斯堪的纳维亚人采取大胆行动到里海及更远地区探险的经历。事实上，近来的研究资料表明，在这一时期的波斯湾沿岸，很可能已经存在一个由维京人建立的殖民地。
然而，人们的兴趣仍然集中在东方的基督教，集中在拜占庭。随着西欧人眼界的开拓，那里的人们越来越渴望拜访耶稣基督曾经生活、死去并复活的土地。不难理解，能够前往耶路撒冷朝圣是一种多么高的荣耀。亲临圣城的热情还凸显了西方基督教遗物的匮乏，特别是和拜占庭帝国相比。早在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Helena）就已经开始将一些圣物带回到君士坦丁堡。到了11世纪，城中收藏的珍品数量已令人震惊，包括钉过耶稣的圣钉、圣荆棘冠、支离破碎的圣袍、部分真十字架，还有圣母玛丽亚的头发和施洗约翰的头颅。相比之下，欧洲留存下的遗物几乎毫无记载。尽管国王、城市和教堂都在日益富裕，但这些物质成就似乎都和耶稣及其门徒的故事没有太大关系。
作为基督教的发源地和守护城，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尤其是帝国的首都——他们或是从事贸易，或是侍奉他人，或仅仅是在前往圣地的旅途中路过。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和不列颠群岛的人能够顺利进入瓦兰吉卫队（Varangian guard，负责保卫拜占庭皇帝的精锐部队）。加入卫队后来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像哈拉尔德？西格奥尔森（Haraldr Sigurearson）这样的人——后来的挪威国王，以哈拉尔？哈德拉达（Harald Hardrada）著称——都曾在卫队中服役过一段时间，然后才返回家乡。君士坦丁堡的召唤在11世纪的整个欧洲都得到了巨大的回响。有文献记载，在11世纪，君士坦丁堡是不列颠、意大利、法兰西和日耳曼许多男人梦想中的家园——当然还包括基辅、斯堪的纳维亚和冰岛等地。威尼斯、比萨、阿玛尔菲、热那亚的商人都在该城建立了聚居地，为的是将货物运回家乡。
关键地点不是在巴黎或伦敦、德国或意大利，而是在东方。和东方连接的城市才是最重要的，如诺夫哥罗德和克里米亚的赫尔松（Kherson），也就是那些联系着亚洲脊梁通道——丝绸之路上的城市。在11世纪下半叶与外界建立联姻后，基辅成为了中世纪的中心城市。雅罗斯拉夫（Yaroslav，1054年前的基辅大公）的四个女儿，分别嫁给了挪威国王、匈牙利国王、瑞典国王和法兰西国王；一个儿子娶了波兰国王的女儿，另一个儿子和君士坦丁堡的皇室女子成亲。下一代的联姻更加引人注目，罗斯的两位公主分别嫁给了匈牙利国王、波兰和德国的皇帝亨利四世。此外，像吉莎（Gytha）——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二世莫诺马赫（Vladimir II Monomakh）的妻子——其实是英格兰国王哈罗德二世（Harold II，1066年在黑斯廷斯战役中遇难）的女儿。基辅统治者是当时欧洲对外联系最活跃的一个王公家族。
众多的城镇和聚集地也如雨后春笋般在俄罗斯各地涌现，就像是一串长长珍珠项链。柳别奇（Lyubech）、斯摩棱斯克（Smolensk）、明斯克（Minsk）、波洛茨克（Polotsk）等城镇正随着基辅一道成长，在它们前面发展起来的还有切尔尼戈夫（Chernigov）和诺夫哥罗德。这和威尼斯、热那亚、比萨和阿玛菲的崛起过程如出一辙，其关键都在于东方贸易。
意大利南部的情况也是一样。中世纪初期最突出的成就要数诺曼（Norman）雇佣军，他们先是在11世纪统治了普利亚（Apulia）和卡拉布里亚（Calabria），之后渐渐发展成地中海上的霸主。在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他们抛弃了雇佣他们的拜占庭老板，将目光转向了穆斯林控制下的西西里岛——一个财源充足并极具战略意义的据点，它连接着北非和欧洲，控扼着地中海。
所有繁荣的关键都在于贸易渠道。因此，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最佳市场到底在君士坦丁堡还是在阿铁尔，在巴格达还是在布哈拉，或是（至11世纪）在马迪亚（Mahdia）、亚历山大港、开罗，这些问题都已经不太重要。尽管对一些地点的控制权在政治和宗教上意义重大，但对绝大多数商人来说却无关痛痒。事实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到哪里做生意或者和谁做生意，而是如何通过倒卖那些奢侈品赚到更多的钱。在8世纪到10世纪期间，常见的商品是奴隶。但是随着欧洲东西部经济的发展，外加伊斯兰银币的大量涌入，城镇和人口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紧随其后的是城镇之间联系的强化以及货币需求量的增加，也就是说，贸易活动开始以货币为基础，而不是（比如说）以毛皮为基础。随着这一转型的出现，地方社会开始变得更为复杂、更为成熟。社会开始分层，都市中产阶级也涌现出来。金钱，而不是人力，成为了与东方贸易交往中的通用媒介。
另一方面，对西方存在巨大吸引力的东方，其本身也在发生改变。到了11世纪，那些曾被穆斯林征服的中亚边疆逐渐趋于瓦解。与巴格达政权一样，中亚的各个伊斯兰王朝长久以来一直从大草原上雇佣士兵，如同君士坦丁堡皇帝们对待北欧和西欧外来人的做法。萨曼（Sāmānid）等王朝从突厥部落招募了大量雇佣兵，组成“古拉姆”（ghulām），即奴隶军。但随着这些雇佣军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他们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不仅成为了正式兵，还开始进入指挥层。于是不久之后，伊斯兰高层官员就开始为自己的实权担忧了。军队确实应该重用志向远大的人，但绝不能把王国的权柄让给这些人。
局势发展十分引人注目。11世纪初，一个以加兹尼城（Ghazna，位于今阿富汗东部）为中心的新帝国横空出世，其建立者是过去一位突厥奴隶将军的后代子孙，他们能将无数的兵力调动到战场上。同时代的某作家将他们比作“蝗虫或蚂蚁，不可胜数，不可估量，如荒漠上的沙粒”。加兹尼人征服了从伊朗东部至印度北部的大片土地，并有力推动了艺术和文学的发展。帝国中涌现出许多著名作家，如费尔杜西（Firdaw私），中世纪早期波斯文学中最著名的史诗《王书》（Shāhnāma）的作者——尽管近期的研究认为，大诗人可能并没有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亲自去阿富汗宫廷呈上自己的作品。
喀喇汗国（Qarakhānid）的突厥人则是巴格达政权衰落的受益者。他们逐步占据阿姆河（流经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边界）北部，由此获得了对中亚河中地区（Transoxiana）的控制权，并与加兹尼人达成协议，将大河作为双方所辖地域的分界线…像他们的邻居一样，喀喇汗人也积极扶持学术事业。幸存下来的最著名的文献也许是麻赫穆德？喀什噶里（Ma？mūd al…Kāshgharī）编撰的《突厥语方言词典》（Dīwān lughāt al…turk）。词典将喀喇汗王朝位于中亚的都城八剌沙衮作为世界中心，精致的地图充分地展示出这位博学者是如何观察他所在的世界。
当时还有更多的文字创作，详细记载了一个活跃富足社会中的优雅生活及担忧。其中比较杰出的是玉素甫？哈斯？哈吉甫（Yūsuf Khā？？ ？ājib）于11世纪末期在喀喇汗国写就的《福乐智慧》（Kutadgu Bilig）。这篇长诗充满了劝诫性的哲理，内容既有君王该如何处理危机、悉心纳谏，也有富人该怎样主持一场盛大晚宴。当我们看到当代有些书籍就显而易见的交往礼节喋喋不休的时候，我们很难不敬佩这位一千年以前建议统治者认真筹备晚宴的作家：“杯子和餐布要干净，房间和厅堂要整洁，家具要合理放置。食品和饮料要有益健康、清洁可口，这样您的客人才能吃得舒心满意。”他还建议道，不能让客人的玻璃杯空下来，对待迟到者要宽容大度，不要让任何人觉得没有吃饱或心存不快。
新晋的权贵们最需要这些建议，就像当今的暴发户，他们浑身不适，总想着室内怎样装修才合适，客人来了之后应该用什么样的食品和饮料招待——《福乐智慧》的作者说，用玫瑰味的开水准没错。然而，有些心气更高的人并不会纠结于宫廷装饰或珍馐玉馔，他们心里装的是更大的欲望：巴格达城。从10世纪末开始，塞尔柱人（Seljuk）——原古兹部落（主要分布在今哈萨克斯坦）某首领的后代——开始逐渐蓄积实力。他们擅长在关键时刻选择靠山，通过适时地为地方统治者效劳以换取奖赏。没过多久，这种做法就让他们赢得了实质性的力量。从11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塞尔柱人控制了一座又一座城池，梅尔夫、你沙不儿、巴尔克相继归降。之后，在1040年，他们又打败了加兹尼人：面对数量占优的敌人，塞尔柱人在丹丹那堪（Dandanakan）大获全胜。
从奴隶军一路飞速崛起的塞尔柱人在1055年得到了承认，他们应哈里发之邀挺进巴格达，赶走了没落的白益王朝。哈里发以塞尔柱首领托格洛尔（？ughr？l）的名字铸造钱币，还要求以他的名字称颂“胡特巴”（？u？ba），即在每日的祈祷中都要祝福他。他还被授予两个新头衔：al…Sul？ān Rukn al…Dawla和Yamīn Amīr al…Mu？minīn——即“国家栋梁”和“教主右臂”，进一步说明了他在巴格达取得的统治地位。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塞尔柱——王朝创建者——后代们的名字暗示出，塞尔柱人原本可能是基督徒，甚至是犹太教徒。像拥有米歇尔、以色列、摩西和约拿这样名字的人，他们的草原部落祖先很可能曾被基督传教士或是将犹太教传入可萨的商人劝服信教。尽管他们改信伊斯兰教的具体时间和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象，面对这么多的穆斯林，他们要在不失去统治地位的前提下坚持自己的少数派信仰，的确很难。如果当时他们能够稳扎稳打，成功得慢一些，世界将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届时世界的东方也许会出现一个由基督徒或犹太教徒统治的国度。然而事实是，塞尔柱人选择了皈依伊斯兰教。这些偏远地区的非穆斯林新贵们把自己当成穆罕默德遗教的捍卫者、伊斯兰世界的守护者，并由此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之一。
早在塞尔柱人挺进阿拔斯夺取权力之前，拜占庭帝国就已预感到威胁。塞尔柱人的崛起激励了其他突厥部落，他们向巴尔干、高加索和小亚细亚地区频频发动进攻，殃及了许多当地居民。他们的马匹“快如飞鹰，马蹄坚如岩石”，一位当时的作家这样描述道，他们对城市的攻击“如饿狼扑食般贪婪”。
在一次东部边疆保卫战中，拜占庭皇帝罗曼诺斯四世（Romanos IV）于1071年从君士坦丁堡率大军出征，却在曼齐刻尔特（Manzikert）遭遇突袭，拜占庭军队备受屈辱。这场到了今天仍被人们不停称道的著名战役，成了突厥兴起之路上的决定性时刻。帝国军队遭到包围、全军覆没，连皇帝都成了俘虏。塞尔柱人首领艾勒卜？阿尔斯兰（Alp Arslan）将拜占庭皇帝推倒在地，并一脚踩在了他的脖子上。
其实巴格达的塞尔柱人并不太把拜占庭帝国放在眼里，埃及的什叶派法蒂玛帝国才是难啃的骨头。两方势力很快卷入冲突，他们都想尽快控制耶路撒冷。当时，法蒂玛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关系，与其说友好不如说是互相利用。好在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都想遏制小亚细亚的势力，那里的敌人用着古老的游牧部落策略，发动袭击，然后勒索钱财以换取和平。对拜占庭来说，这无疑威胁着边疆省区的经济稳定；而对法蒂玛来说，这分明是在挑战它新兴霸主的权威。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皇帝和苏丹携手合作，双方的高层会晤甚至谈到以联姻的方式巩固他们的关系。然而到了11世纪90年代，平衡终于被打破，法蒂玛王朝遭遇到一系列内部危机，使得小亚细亚的突厥人优势大增，他们建立了许多事实上已独立于巴格达政权外的领地，这让拜占庭一方深感担忧。
局面急转直下，拜占庭基督教帝国很快便陷入困境。皇帝手中已经没有什么牌了，只得采取大胆行动：向欧洲的首脑人物紧急求助，其中就包括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II）。这种做法是避免拜占庭滑入深渊的最后一搏，但并非没有风险。四十年前，罗马教会和君士坦丁堡教会之间的冲突升级，结果导致教派分裂：皇帝和元老被逐出教会，教士们相互威胁要用地狱之火烧死对方。双方的一部分争执最后来到教义的诠释上，特别是关于圣灵究竟来自于圣子还是圣父，其核心依旧是基督教该由谁来控制的问题。所以向教皇求救就意味着要掩盖分歧、修复关系——两者都是说着容易做着难。
皇帝的特使于1095年3月在皮亚琴察（Piacenza）见到教皇乌尔班二世：“请求阁下倾基督教所有力量协助我们抵抗异教，以保圣教的安危。异端邪教已抵达君士坦丁堡城下，该地区的圣教已危在旦夕。”教皇立即表示同意并开始采取行动。他来到阿尔卑斯山以北，在克莱蒙特（Clermont）召开教廷公会，宣称是基督教骑士精神责令他们进军东方援助同教兄弟，随后开始不遗余力地争取各方首脑的支援。特别是在法兰西王国，教皇为了哄骗劝说他们参加远征行动，声称最终的回报可能就是圣城耶路撒冷。看来东方的危机似乎有希望将基督教带向统一。
战斗号召一呼百应。事实上，几十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基督教信众前往圣地拜谒。靠着西欧和君士坦丁堡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消息传播得非常快。小亚细亚和中东局势的动荡导致朝圣之路被阻断，突厥人挺进安纳托利亚，人们很容易想象出基督徒在东方的遭遇。许多人坚信，灾难也许就在眼前。于是，教皇的动员得到广泛的响应：1096年，几万人的大军开始向耶路撒冷进军。
很多资料显示，参与东征的士兵大多都是受信仰驱使，受影响切身利益的恐怖报道所驱使。然而，虽然十字军东征被认为是一场宗教战争，但其背后隐藏着更为重要的世俗动力。为了地位、财富和尊严，被现实利益所引诱的欧洲列强，即将在遥远的疆土上展开他们之间的首场争斗。局势突然发生了变化，西方正逐渐将自己拖向世界的中心。
第八章
天堂之路
1099年7月15日，耶路撒冷陷落于第一次参加东征的十字军骑士之手。东征的历程十分艰辛。很多踏上征程的人根本就没能抵达圣城，他们或死于战场、或死于疾病、或死于饥饿、或成了俘虏。当最终来到耶路撒冷城墙边的时候，东征将士流下了幸福和解脱的泪水。在长达六个星期的包围后，圣城终于被攻陷，战士们磨刀霍霍，准备大开杀戒。据血腥场面的目击者说，耶路撒冷瞬间变得满地都是尸体，“堆起的尸体如同城外的房子一般高。如此残酷的屠杀真是前所未有”。几年后另一位作者写道：“如果当时你在现场，你的双脚会被鲜血淹到踝骨。我还能说什么？一个活口都没剩！妇女和儿童也没能幸免！”
夺取圣城的消息如野火般迅速蔓延。远征军首领们的名字一夜之间变得家喻户晓。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博希蒙德（Bohemond），他是诺曼某传奇英雄（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都非常有名）的儿子、十字军中最早的明星。博希蒙德长相英俊，有着碧蓝的眼睛、修长的下巴、干练的短发，浑身透着西欧人常说所说的那种勇敢和机智。他在12世纪初从东方回到家乡时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所到之处观者如堵，很多待嫁姑娘都被推到他面前供他挑选。
博希蒙德代表着新世界的崛起。纵观拉丁历史，他是权力从东方转移至西方的过程中完美的代言人。拯救基督教世界的是跋涉千里抵达圣城的十字军骑士们，解放耶路撒冷的是基督徒——不是拜占庭帝国的东正教基督徒，而是诺曼人、法兰西人和佛兰德人，他们才是远征军的主力。穆斯林统治耶路撒冷达几个世纪之久，最终却被驱逐而出。在十字军抵达的前夕，有关未来灾难的绝望预测四处蔓延，但目前都被乐观的自信和期望所取代。只用了五年时间，人们就将对世界末日的恐惧转为了对新时代的展望——一个由西欧人主导的全新时代。
新殖民地纷纷建立，全由基督徒领导统治。耶路撒冷、的黎波里、提尔（Tyre）和安条克如今都归欧洲人管辖。从新移民的财产权，到社会税收，到耶路撒冷国王应有的权力，都要遵守西方的封建法规。中东将照着西欧的样子重新规划布局。
随后的两个世纪中，人们将为维护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成果投入大量精力。罗马教皇一直在强调，欧洲骑士有责任捍卫圣城的疆土，为耶路撒冷国王效力就是为上帝效力。这一观念广为传播，越来越多的人被怂恿着踏上东进的征程，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了圣殿骑士——一个代表着勇气、奉献和虔诚，充满无限光彩和荣耀的新头衔。
前往耶路撒冷的征程还成为了一条通向天堂之路。1095年十字军第一次出征的时候，乌尔班二世曾宣称，那些带着十字架向圣城远征的人都将被上帝赦免原罪。但这一说法在远征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人们相信凡是在与异教徒战斗中倒下的人，都会踏上最终的救赎之路。东征之行不仅是此生之旅，更是来生进入天堂的通道。
基督教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从教堂讲坛到酒馆客栈，教皇和骑士都被充满赞誉之声的歌曲和诗句所包围。反观伊斯兰世界则显得有些无动于衷。在耶路撒冷陷落之前，城内曾制订过对付十字军的计划，但抵抗行动仅限于局部地区，而且实力非常有限。有些人曾对这种松懈政策颇感困惑。据说当时有一位巴格达法官曾冲进哈里发的宫廷，谴责当局对待欧洲敌人的态度：“你们还敢这样高枕无忧？”他对在场的人说，“你们过着鲜花一般的浮华生活，而你们那些在叙利亚的兄弟却连安身之所都没有了！”其实在当时，巴格达和开罗这两个对手已经达成了某种意外的默契，让基督徒统治耶路撒冷总比让他们的对手什叶派或逊尼派统治来得强，因此双方都选择袖手旁观。法官的演说让哈里发身边的某些官员掉泪，但多数人仍是置若罔闻、无所作为。
首次东征的胜利并没有给欧洲或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带来任何好印象，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所谓高贵的十字军的暴力行为。在莱茵兰（Rhineland），反犹太情绪的升级导致大批欧洲犹太妇女、儿童和老人惨遭屠杀。犹太人为欧洲在东方的崛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所以会有屠杀行为，是因为基督徒始终认为耶稣的受难是犹太人的责任，以色列的土地应该由基督教的欧洲来掌管。任何人都无法阻挡欧洲向黎凡特进军的步伐。
对拜占庭来讲，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也算不上什么胜利。因为在军事胜利和明星英雄博希蒙德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并不光彩的故事：帝国被出卖了。在1096年至1097年间路过帝国首都时，远征军的所有首领曾一同面见皇帝阿列克修斯一世（Alexios I），并朝着十字架赌咒发誓，他们将如数归还征服行动前原本属于拜占庭帝国的所有城镇和疆土。然而随着征服行动的开展，博希蒙德开始盘算如何摆脱这份承诺，并为自己捞取尽可能多的利益，比如如何将名城安条克收入囊中。
当该城在重兵包围下被攻破后，他觉得机会到了。在安条克圣彼得大教堂一次著名的面对面交锋中，他坚持拒绝将城市交还给拜占庭皇帝。图卢兹（Toulouse）的雷蒙德（Raymond）——十字军领袖中权力最大的人——严肃地提醒他：“我们在主的十字架、荆棘冠和其他许多圣物面前发过誓，非经皇帝许可，我们不会将任何皇帝治下的城市和城堡据为己有。”但博希蒙德却只是说，那些承诺已然无效，因为阿列克修斯一世也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他提出要退出远征行动。
在12世纪初，所有关于远征行动的宣传中，博希蒙德都被摆在最核心的位置。从未有人提到，这个人们假想中的远征军英雄，在圣城陷落之时其实根本就没在现场。安条克的僵局拖延了近一年的时间，十字军最后决定留下博希蒙德继续前行。为了感谢上帝，骑士们在发动围攻之前绕着耶路撒冷环行，有些人甚至光着脚以表示自己的谦恭。而此时，博希蒙德却正在数百英里开外，独自欣赏这份靠着自己的固执和冷酷赚得的大礼。
博希蒙德之所以能在安条克及其周边地区立足，主要靠的还是东地中海地区超乎寻常的机遇。从这种意义上说，他占据安条克的行动，是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来，东方世界不断吸引雄心壮志的西欧人和北欧人的必然结果。十字军东征是场宗教战争，但同样也是通往财富和权力的跳板。
不仅是拜占庭人对东征行动不以为然——主要原因自然是博希蒙德拒绝归还安条克以及其他的恶毒行为，比如他的支持者们在欧洲捏造扩散有关阿列克修斯一世的恶意传闻——还有一些人在最开始就对十字军东征冷眼相待，特别是像西西里岛的罗杰（Roger）这样的老一辈人，他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不希望自己的地位受到任何挑战。据一位阿拉伯历史学家称，罗杰不看好进攻耶路撒冷的计划，并试图让那些热衷于在地中海建立基督教新殖民区的人冷静下来。据说在听说进攻计划之后，“罗杰抬起腿放了一个响屁。‘我的宗教理念是，’他说，‘事实胜于雄辩。’”其实罗杰之所以反对东征，是因为任何针对穆斯林的进攻都将影响他和北非穆斯林头面人物的关系，甚至可能中断他们之间的贸易，更不用说给拥有相当数量穆斯林居民的西西里岛本身带来麻烦了。他表示，东征将造成损失巨大，因为出口受限将严重影响农业收入。他说，“如果你们非要向穆斯林开战”，随意，但别动我西西里岛。
罗杰等人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地中海市场在十字军东征前几十年一直都很动荡。君士坦丁堡的购买力因重大金融危机大幅下降。亚历山大港销售的蓝靛染料的价格，仅在1094年就下跌了30％，由此可以想象胡椒、桂皮和干姜的价格波动。通过巴勒斯坦连接的北非和欧洲之间的高利润贸易（比如在1085年，苏木的利润便高达150％）也一定出现了收益下滑。突然间的供需失衡导致了价格的巨幅波动：小麦成本在诺曼人征服西西里后迅速蹿升，而供应过度的亚麻则在11世纪中期的地中海只能以半价出售。
但是，若与十字军冲击下的地中海地区巨大转型相比，上述的市场价格波动和个人财富变化根本算不上什么。北非历史学家伊本？卡尔敦（Ibn Khaldūn）写道，在10世纪和11世纪，穆斯林的舰队曾是海上霸主，当时的基督教徒连想在海上漂根木片都不太可能。然而尽管阿拉伯人长期以来都占据着地中海，他们最终仍将控制权拱手让给了新对手们：那些新近加入东方贸易网络的意大利城邦。
阿玛菲、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早在11世纪90年代前就开始舒展自己的筋骨了。拿威尼斯来说，奴隶交易和货品交易使其和达尔马提亚海岸的城镇，如扎拉（Zara）、特罗吉尔（Trogir）、斯普利特（Split）和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于是也奠定了它向亚得里亚海及更远地区发展的基础。这些贸易站点同样也是当地市场的所在地，并为长途旅行提供了安全的港湾。意大利商人在君士坦丁堡及拜占庭其他城市都有自己的永久居住地，这说明他们在东地中海地区的贸易活动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样，这也促进了意大利当地的经济发展：比萨的富豪人数在12世纪末激增，他们为了炫耀自己的财富不断兴建塔楼，以至于主教和市民不得不出台政策限制楼房的高度。
意大利城邦自然不会放过十字军东征耶路撒冷所带来的令人振奋的商业机遇。早在十字军抵达圣城之前，就有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的商船在海上活动，并曾抵达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其动因不外乎两种，或是教皇也想参与商业活动，或是试图保护基督教徒，因为来自拜占庭的特使和目击者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基督徒正遭受惨绝人寰的迫害。精神信仰固然重要，但物质利益也不能忽视。夺取耶路撒冷之后，十字军的立足点并不稳固，急需休整并和欧洲母国取得联系。城外的舰船帮助他们在争取圣城新主人的谈判中占据了有利地位。他们还打算夺取沿海城市和港口来强化自己的实力，如海法（Haifa）、雅法（Jaffa）、阿卡（Acre）和的黎波里，围攻这些城市都需要强大的海上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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