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造舰船志-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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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通济”的副炮也大量使用耳台布置法，从安装主炮的大耳台向后到尾楼之间，主甲板两舷各加装两座小型耳台，分装四门120毫米克虏伯速射炮。剩余的一门120炮则装在尾楼顶部甲板上充当尾炮，这一方式和“开济”级军舰如出一辙。北洋运送来的大批哈乞开斯机关炮，被用于见缝插针，填补主副炮火力顾及不到的真空地带，诸如首楼顶部甲板、两舷耳台之间的舷墙上，都装有这类火炮。
　　　　“通济”舰上的指挥建筑也和“开济”、“广乙”级军舰的布置方法相似，在两座6英寸炮耳台之间的主甲板中部设有一座装甲司令塔，司令塔上方建一层飞桥甲板，上设木质驾驶室，驾驶室顶部另有一层甲板。军舰后桅附近设有一间海图室，上设露天指挥台，装备罗经等航海仪器，台下近旁布置备用人力舵，共同组成军舰的备用指挥、操舵系统。
　　　　民国时代某次操演中，水兵在操作“通济”舰的120毫米副炮。
　　　　“通济”的各项建造工作在1896年下半年完成，当年9月15日，“通济”舰整饰一新，新上任不久的船政大臣裕禄率领船政官员登上军舰，由船政军官王以彰指挥操作驶出马江进行航试。“通济”出海后，在马祖岛附近进行测试，测得轮机每分钟84转的速度下，军舰航速为11。5节，虽未达到设计目标，船政方面表示“再用上等白煤，每点钟当能行十三海里”，遂告航试成功。（9）
　　　　当天傍晚，“通济”驶返马江，王文韶派来的原北洋海军“平远”舰管带李和从船政接收了军舰，成为“通济”舰首任管带，舰上共配官兵250人。一切交接结束，“通济”便鼓轮北驶，开往天津，与此前调往北洋的船政军舰“福靖”，以及北洋海防刚刚接收不久的外购军舰“飞霆”、“飞鹰”，成为了复兴海军的奠基石。
　　　　希望之舟
　　　　甲午战争结束时，天津水师学堂、颐和园昆明湖水师学堂以及威海刘公岛水师学堂各有一班学生恰好毕业。因为海军编制被撤销，这批新进的海军人才顿时无用武之地。1896年“通济”舰北上来归，王文韶即命令所有上述学堂毕业生和往届未分配的温习生全部登“通济”舰实习，学习舰课。（10）该批学生中的吴纫礼（民国北京政府时代曾任海军部军械司司长）、杨敬修（清末海军时代曾任“飞鹰”、“海琛”管带，民国初年任练习舰队司令）、王崇文（民国时代任海军部吉黑江防筹备处处长）等，都是后来海军中的知名人物。
　　　　庚子事变之后，清政府设立筹办海军事务处，开始统一全国海军建设，根据肃亲王善耆的奏报，当时全国堪当练习舰的军舰共有“通济”、“镜清”、“超武”、“保民”四艘，原在北洋的“康济”舰已经出列不见。鉴于后三艘都是舰况较老的军舰，难以堪当出海训练的重任，实际上是由“通济”一艘在扮演海军军官海上摇篮的角色。海军部设立后，“通济”被分列在海军主力舰队——巡洋舰队，是该舰队内唯一一艘训练舰，时任管带蓝建枢（原北洋海军“镇南”蚊子船管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萨镇冰率海军“海容”等主力军舰开赴武汉协同陆军镇压民军起义时，“通济”被紧急调派，负责在武汉与上海舰运输物资补给，后随着海军主力起义，也归附革命军，民国时代首任舰长为葛保炎海军上校。
　　　　袁世凯民国北京政府主政伊始，海军总长刘冠雄着手海军的各项制度正规化建设。其中为加强全军教育起见，于1912年将原设南京的前清江南水师学堂更改为海军军官学校，作为民国海军军官深造的高等院校。“通济”舰虽在编制上附列民国海军第一舰队，但被特别指定为海军军官学校专用练习舰，命令整个海军所有未经历练的舰上人员分批全部派赴“通济”舰进行轮训。（11）次年更正式谕令全军，“嗣后非在练习舰练习完全者”，将直接影响升迁。
　　　　民国时代的“通济”舰
　　　　见习生在“通济”舰上进行爬桅训练，带有风帆设施的“通济”是民国时代海军内重要的风帆训练舰。
　　　　1913年，前清海军为筹组远洋舰队预储人才起见而从英国购买的“应瑞”、“肇和”练习巡洋舰归国，当年6月经刘冠雄陈请，总统袁世凯批准以“应瑞”、“肇和”、“通济”三舰编组为练习舰队，单独设少将司令统辖，首任司令为后来支持程璧光发起护法舰队事件的林葆怿，上任未久就被替换为饶怀文。三艘训练舰中，装备了透平蒸汽机的“应瑞”、“肇和”因为装备较新，被选作高等练习舰，接替南京海军军官学校时代“通济”舰的使命，主要用于军官深造。带有风帆设施“通济”舰则作为海军学校毕业生的基础实习舰，接纳全国各基础海军学校毕业生的上舰实习。练习舰队成立后，南京海军军官学校因为轮训军官大都转入“应瑞”、“肇和”实习，该校结业两届学生后即告裁撤，于1914年末和交通部吴淞商船学校合并，成立吴淞海军学校。从此，民国海军便形成以福州海军学校、烟台海军学校为海军军官初级学校，吴淞海军学校为高等海军学校的教育体系。
　　　　改为基础实习舰的当年7月，盛夏酷暑中，“通济”舰突然发生了火药爆炸的重大事故，伤亡见习生36人，幸亏处置得当才未酿成军舰炸沉的惨剧。事发后，时任舰长称陈训泳（民国南京政府时代曾任练习舰队司令）被降调处分。
　　　　进入民国时代，从一些迹象显示，“通济”舰的外观出现了一处重要变化。
　　　　平定了孙中山发动的护法战争后，海军部为将来再遇类似事件时联络方便起见，对部分军舰实施无线电加装改造。除“海圻”等主力军舰外，“通济”因具有培训学生的需要，也获入选。于1915年安装瞬灭火花式无线电发报机、真空管式收报机各一台，由舰上电灯的供电系统提供电力，功率1500瓦特。安装无线电设备，需要在舰外高处布设天线，为此“通济”舰的三根桅杆被拆除一根，剩下的两根桅杆进行改造，桅顶安装天线支架，在两桅间连缀天线。（12）
　　　　此外，为尽量完善舰上设备、以利于培训教学起见，“通济”舰在这一时段还加装了480毫米直径的探照灯两座，照度均为8000枝烛光，其中军舰前部的一座直接安装在飞桥甲板上，另一座则安装在专门于尾楼顶部甲板上新建的灯台上。（13）
　　　　观察桅杆的数量，是区分“通济”舰处于清末或是民国时段的重要依据。
　　　　伤　逝
　　　　1915年末，不甘于讨袁世护法战争失败，逃亡日本的孙中山密谋以上海为中心，再度发动反对袁世凯的武装起义。革命党人陈其美、蒋介石、杨虎等潜沪四处联络起事，于11月10日成功刺杀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受此鼓舞，又进一步在驻沪各军中运动，意图说服军队倒戈。
　　　　当时海军在上海驻泊有练习舰队“应瑞”、“肇和”、“通济”三舰，考虑到海军军人文化程度较高，容易接受革命思想，陈其美、蒋介石等遂以三舰作为运动、争取的目标，一时响应甚众。
　　　　12月3日，“肇和”舰接到6日调往广东的电令，舰上的革命党人、实习军官陈可钧以为是起义预谋败露，于是请求立刻发动起义。经过公推，在沪革命党人选举陈其美为淞沪司令，杨虎任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任副司令，决定5日水陆并举发动起义。
　　　　5日傍晚，杨虎和孙祥夫各率敢死队数十人，分乘火轮舢板开往停泊在高昌庙江段的三舰。杨虎一部30余人乘坐“虎威”、“虎率”登上“肇和”，发动舰上官兵起义成功，但因找不到弹药舱钥匙，拖延到晚6时才鸣响号炮宣布上海起义开始。孙祥夫率领的一组乘坐新购的“平湖”火轮船负责发动“应瑞”、“通济”二舰，航行途中被江面海关巡逻船拦截。经查所乘的“平湖”轮未办牌照，被勒令返回出发码头，以致“应瑞”、“通济”因未有外部革命党上舰发动，而没有起义。
　　　　得悉“肇和”舰叛变，驻在上海坐镇的海军耆宿萨镇冰亲自赶往“通济”舰稳定局势。6日凌晨4时，萨镇冰指挥“通济”和“应瑞”用舷侧炮猛烈轰击“肇和”，杨虎等未料该二舰没有起义，惊慌失措中下令起锚冲出吴淞口。因舰上专业军官多数被拘押控制，革命党人缺乏系统驾舰经验，无法使用起锚机，导致在原地被“通济”等炮击近一小时。“肇和”锅炉舱中弹，行将不支，最后以杨虎等跳水潜逃，“肇和”重新被夺而告终。事件中，驻沪海军司令处军官陈绍宽在“肇和”叛变事发后联络汇报及时，开始脱颖而出，炮击“肇和”一事成了“通济”舰生涯中第一次真正经历的战斗。（14）
　　　　“通济”舰进入南京政府时代后舰上加装的苏罗通高射炮。
　　　　此后民国时代的纷杂内战中，“通济”舰始终隶属在北京政府海军名下，用于军校毕业生实习。1919年北京政府和广东军政府进行停止内战的南北议和时，时任北京政府海军练习舰队司令蒋拯还曾乘坐“通济”前往潮汕，与护法军政府代表进行会谈。
　　　　北伐战争中，“通济”随随闽系北京政府海军投入国民革命军，1927年的龙潭之战中，“通济”曾与“楚同”舰配合守卫南京，在对北岸孙传芳部炮击时，一度飞桥中弹，“仍奋勇接敌，力挫敌锋”。（15）南京政府成立后，“通济”仍被列在练习舰队，主要担负福州海军学校毕业生的实习。闽乡的子弟们登上这艘和他们籍贯一样的老舰大都倍感亲切，将其人格化地称为“老通济”、“通伯”。随着各国对华军事禁运的解除，南京政府开始了一轮军舰武备改造计划，舰龄虽老、最高航速衰减至9节的“通济”，因为肩负的使命之特殊，也入选改造序列。
　　　　南京政府集中进行的老舰改造，主要的重点在于加装防空火力。“通济”舰配发到一门20毫米口径“苏罗通”高射炮，安装在军舰后部的露天指挥台上。此外，“通济”的机关炮武备出现了少许变化，哈乞开斯57、37毫米机关炮分别为八门、七门的组合，被更改成57毫米炮三门、37毫米炮八门。（16）
　　　　1937年3月21日清晨5时30分，在时任舰长严寿华指挥下，“通济”搭载海军实习生缓缓离开首都南京江面，开始了其生涯中最后一次远航。24日抵达马尾后，于27日开往香港洋面，随后便在粤港一带海口航行历练。（17）4月4日，中国政府派赴英国参加英王加冕礼的特使孔祥熙、陈绍宽乘坐英轮“维多利亚”途径黄埔时，“通济”舰长严寿华和广州各界前往欢迎，事后由“通济”舰长代表陈绍宽向广州各界致辞答谢。
　　　　“通济”舰远航北返未久，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防止日舰侵入长江，经国防委员会下令，8月12日进行了悲壮的江阴江面沉船封江行动。当天傍晚，“通济”舰“辰”、“宿”等民国海军继承自清末的老舰编队来到江阴段江面一字排开，连同从招商局等公司征用的数十艘民船，一起携手献身国防，成为构筑江阴阻塞线的第一批舰船。“宁海”等担负守御任务的军舰上，官兵们都结束手中的工作，默默集合到甲板上，向夕阳下一艘艘正在消逝的舰船致以最后的军礼。当“通济”舰降下军旗的一刻，几乎所有人都是眼擎着热泪，因为这是一艘带着他们从陆地走向大海的母亲船。
　　　　“那样一个下午是太值得纪念的了。我们三个见习军官，随着舰长，站在舰尾。部长是立在最前的一个。看一艘一艘的军舰和商船逐渐浸水、倾斜、终至沉下了。最后我们亲爱的‘老通济’渐渐下沉了，我心中虽是无限伤感，可是仍然兴高采烈的笑着说：‘真是痛快’，一面准备把当时情景用铅笔画写生。但昌衢听见我胆敢说‘痛快’，就恶狠狠地以满眶盈泪的眼光向我说：‘××！你难道在‘通济’做学生好几年，看见那情形还是开心吗？’我便答他说：‘谁会开心？我是喜欢国家有这种抗战的决心啊！’
　　　　美术作品：“通济”舰自沉大江。创作：海军史研究会　顾伟欣。
　　　　“这时候部长的表情是沉穆极了，是他带领着海军表现国家和我们全军不惜牺牲的决心。在这时我似乎忘记了他的金煌煌的帽檐，和崇高的地位。只好像他是一个‘斩子出征’的戚继光。把一种坚决不移的信心，由牺牲的媒介传到我们每一个的心里。他要把我们……他的人和他的船，甚至甘心把他自己投诸死地，而使国家得到复生。”（18）
　　　　“建靖”替身
　　　　回到“通济”建造的年代，就在“通济”、“建靖”正在舾装施工和改造加装耳台的同时，1895年12月2日，船政厂区里刚刚修整一新的二号船台上，又有一艘新的军舰开工建造。
　　　　中法战争后，福建船政陷入船只日少的窘迫境地，预备用来充作船政舰队主力的“福靖”、“建靖”二艘新造军舰又在甲午战争后被北洋海防调用。当时船政原有的大型军舰中，“伏波”舰又被广东省选用，仅仅剩下了老旧的“琛航”舰一艘。考虑到“若再有征调，诚恐不敷差派”，闽浙总督、船政大臣边宝泉主持仪式，于当天铺设龙骨，兴造船政第三十五号轮船，命名为“福安”。（19）
　　　　“通济”的无耳台版姊妹舰“福安”。
　　　　紧接在“建靖”之后开工的“福安”舰，是以船政现成的一台750马力（750属于虚马力，实马力和“通济”舰接近）蒸汽机为动力基础而建造，动力系统配套使用四座燃煤锅炉。“福安”舰舰体采用铁胁钢壳，排水量1800吨，舰长72。54米、宽9。8米，舱深7。31米，舰首吃水4。26米，舰尾吃水4。87米，尺度方面比“建靖”/“通济”略小，由于外观酷似、尺度也相近，总体上可以将“福安”归为“通济”级军舰。
　　　　船政起初建造“建靖”/“通济”舰时，为其设定的主要服役任务是负责运输，然而由于北洋海防的领用改变了这艘军舰的用途，将其添加武装改造成了练习舰。作为填补“建靖”/“通济”北调后缺额的“福安”舰，船政赋予其的使命仍然是当初“建靖”/“通济”预备承担的运输工作，为此舰内特别设计了可载米一万二三千担的货舱。从建成后的外形看，“福安”与“通济”舰外观十分相像，都采用的是首尾楼船型，虽然“福安”舰建造时安装的就是两根桅杆，但相对位置却和从三桅改成双桅的“通济”舰几乎一致。
　　　　两艘惟妙惟肖的军舰的主要区别在于武备方面，“通济”舰因为后来被改成练习舰，所以在舰体两舷增加了六座用于安装火炮的耳台，这一点在纯粹的运输舰“福安”上完全没有沿用。取而代之的是，“福安”舰每舷可以看到两个巨大的木窗开口，显示着内里是载运人货的舱室，而“福安”的武备仅仅是后来安装于首尾楼和舷墙的几门机关炮而已（分别是57毫米、37毫米口径哈乞开斯机关炮各两门）。这处明显的区别充分说明了二舰在功能定位上的截然差异，由此也不难推想在改造成练习舰之前“通济”舰的原始面貌。
　　　　因为受到经费问题的困扰，加之很多钢质舰材需要等待从海外进口运回，“福安”舰的建造工程一直拖拉到1897年，在当年的4月19日才告顺利下水。又经过几个月的建造舱面设施等舾装工作，至7月25日，负责该舰监工兴造的工程处道员魏瀚正式报告全舰竣工。1897年8月16日，兼任船政大臣的福州将军裕禄依循惯例，率领新任提调徐建寅等船政官员登舰视察，由“琛航”舰管驾周永庚指挥驾驶出海航试。经过在马祖一带海面依照西法测试，测得“福安”舰平潮时航速为11。5节，“船身坚稳，机器灵捷”，即告建造成功。（20）
　　　　“福安”舰建成之后，船政大臣裕禄立即上奏清廷，以“闽省船少差繁”，申请将军舰留用于福建。对这艘新造的运输舰，当时已经通过外购获得大量新式巡洋舰的北洋海防并不感兴趣，于是此事便顺水而成。不过终于得到了一艘新舰的船政没有高兴太久，就又陷入了另外一种尴尬的境地之中。当时以微薄的额定经费进行造船本就已十分拮据吃力的船政，根本找不到其他经费来源以支撑“福安”舰的运行费用和人员薪粮所需。万般无奈之下，裕禄想出了一招不得已之策，决定让“福安”和“琛航”二舰并用一套舰员，平时派11名官兵留守在“福安”舰上，负责该舰的保养等日常维护工作，“如遇新船行驶时，即将‘琛航’自管驾起所有一切官弁、管轮、水手人等全数调归新船驾驶，将新船所派看管弁兵移入‘琛航’看守。‘琛航’行驶时，一切办法亦如之”（21）。
　　　　在清末军舰的大家族中，忙碌地在东南一带沿海运货载物的“福安”运输舰并不是引人注意的角色，本在中国海军史上不会受到特别的重视。不过因为民国初年一位海军史官的笔下错误，却让这艘默默无闻的军舰在历史上占有了一个特殊的地位。
　　　　民国初期由严复担任总纂官、池仲佑具体编写的《海军实记》，作为民国海军组织编纂的首部海军史类著作，是近现代研究中国近代海军者习惯使用的资料之一。这套书中以“购舰篇”和“造舰篇”分章介绍了清末洋务运动之后中国自造和外购的各艘军舰的简单技术情况。十分特殊的是，在这套书中竟然同时出现了一中一洋两艘“福安”舰。
　　　　除去船政自造的运输舰“福安”外，“购舰篇”中十分突兀地记载到1894年中国从英国阿姆斯特朗购买了一艘“船身长一百二十尺，宽二十四尺，排水量七百二十吨，吃水九尺五寸，每小时行驶速率十二海里，二脱汽卧机二副，烟管汽锅二座，实马力八百匹，配阿式十二生的炮一门，哈式六磅炮一门，又哈式六磅炮二门，载煤量一百吨，载淡水量十五吨，全船配员兵九十六员名”的炮舰，舰名也是叫作“福安”。（22）
　　　　这艘特殊的“福安”炮舰在中国海军史研究的一些著作中常常被人提及，某些时候还与福建船政建造的“福安”舰被混为一谈，甚至有人据此怀疑船政的“福安”是艘进口的英国军舰。然而实际的情况是，遍查清末时期的购舰资料，根本不存在有一艘购于1894年的“福安”舰。之所以《海军实记》中有此一笔，破解谜题的方法非常简单，就在这则阿姆斯特朗“福安”炮舰的记载相距不远处，池仲佑在记录的外购“飞霆”鱼雷炮舰名下，除了军舰长度“二百一十英尺”和他所记的英制“福安”炮舰“一百二十尺”有所区别外，其他诸如排水量、舰宽、吃水、航速、武备、人员等等数据，几乎一字不动，完全相同。长度相差近100英尺的两艘军舰，怎会在排水量等参数方面完全一样，合理的解释是池仲佑编纂《海军实记》时发生了严重的抄写串行错误，将1894年船政开工的“福安”和英制鱼雷炮舰“飞霆”的数据混为一谈，生造出了一艘不存在的英制“福安”。另外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池仲佑同时又把“飞霆”的数据搅得混乱不堪，出现了很多不知来由的奇怪数字，给这艘军舰的研究也平添不少错误信息。
　　　　海外著名的中国海军史专家马幼垣先生对这一史料编写的马虎问题曾做过一针见血的批评：
　　　　“所谓英制‘福安’号炮舰毫无疑问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应从记录上除名。至于池仲佑怎样抓来‘福安’之名和那堆乱七八糟的‘飞霆’舰数据，就天晓得了。因研究海军史者向来放心引用池仲佑的著述（不能说与严复的荫庇和推介无关），他的报告是否可靠关系重大。彻底查检他的著作（特别是记述舰只数据的部分）的可用程度是不能再搁延的工作。”（23）
　　　　运输舰
　　　　清末海军时期，“福安”舰始终只是作为福建船政以及福建地方的舰船而存在，宣统年间统编海军巡洋、长江舰队时，“福安”没有被纳入国家海军序列。根据《宣统元年份海军、水师第一次统计表》记载，“福安”当时以运输舰的身份和“元凯”、“飞捷”、“南通”、“定海”、“利济”等舰艇一起列在福建省的杂项兵轮名下。民国成立后，起初“福安”舰在各种公文档案中仍然是找不到丝毫踪迹，到了1914年，海军部的一份呈文中终于出现了“福安”的舰名，时任舰长为李国堂。从记载看，此时的“福安”已经从福建省调出，作为运输舰被正式编入海军，列在第一舰队编制内。（24）
　　　　1917年7月21日，时任民国海军总司令程璧光以演习为名，秘密调集“海圻”、“飞鹰”、“永丰”、“舞凤”、“同安”等五舰驶离上海杨树浦码头，佯装开往浙江象山洋面操演，准备至象山后立即南下广东支持孙中山筹建护法政府。当时正巧“福安”舰和“豫章”舰停泊在象山港，五艘护法军舰途经象山时见到二舰，“挈之偕行”。“福安”舰就此加入了护法舰队，而后竟永远留在广东，再未编入中央海军。（25）
　　　　随同护法各舰抵粤后，“福安”舰长李国堂被调任为鱼雷炮舰“飞鹰”的舰长，留下的遗缺由福建籍军官周思贤接任。当年末，旨在推翻北京政府的护法战争全面爆发，“福安”舰曾于1917年12月14日载运护法陆军，在“海圻”等军舰配合下，成功登陆占领潮汕，首度展示其作战价值。随后的战争中，更是在海面来往奔波，运兵载物，行踪显得格外活跃。
　　　　广东政府时代，停泊在黄埔的“福安”舰。
　　　　1918年护法舰队司令程璧光因与孙中山不睦而遭神秘遇刺，紧接着又发生了南北议和、孙中山被驱逐出粤等事件，广东的政局从此陷入纷繁混乱中。两年之后，在陈炯明粤军的支持下，孙中山再度回粤。因对自己离粤期间海军倒向军阀的举动深感不满，1922年孙中山密令自己深信的长洲炮台司令陈策和海军参议温树德联络舰队中的非闽籍官兵，发起夺舰驱闽行动，将包括“福安”在内的所有广东海军舰只上的福建籍官兵驱逐殆尽。
　　　　夺舰事件刚刚结束未久，广东省很快又发生陈炯明因不愿出兵参加军阀混战，而与孙中山政见不合，进而发生炮轰总统府的严重政治事件。孙中山逃入江中军舰，先后在“宝璧”、“楚豫”、“永丰”等舰避难，率领部分舰只炮轰广州一带，与陈炯明武力对峙。后孙中山因对“永丰”等舰官兵的犒赏许诺未能兑现，再度被逐离广东。
　　　　1923年借助滇、桂军阀的力量，孙中山三度回到广东，击溃了曾经帮助他驱逐广东军阀的陈炯明部革命军，成立自己任陆海军大元帅的广州革命政府。原广东海军司令温树德因恐海军在孙中山离粤后支持陈炯明的行为会遭致报复，率“海圻”、“海琛”、“肇和”等军舰北叛投奔吴佩孚。原来南下的护法舰队此时只剩下了“福安”、“飞鹰”、“永丰”、“舞凤”等残弱军舰，经孙中山整编为广州革命政府练习舰队，由大元帅府直接管辖。“福安”虽然只是一艘运输舰，武备也并不强大，但在“海圻”等大舰离粤后，吨位鹤立鸡群，由此“福安”摇身一变，俨然成了广东海军的主力舰。
　　　　美术作品：正在援救“飞鹰”伤兵的“福安”舰。创作：海军史研究会顾伟欣
　　　　当时苏联政府有意在中国培植亲苏政权，首先看中吴佩孚北京政府。虽经苏联的吹捧抬举，和许诺以种种援助条件，吴佩孚因坚不愿出让苏联所需的中国利益，苏联政府遂南下改向孙中山政权投下重注，帮助建设军队以武力推翻北京政府。1925年7月1日，得到苏联支持的广州政府更名为国民政府，所辖军队改为国民革命军，“福安”舰成为率先进入国民革命军序列的海军舰只。北伐战争开始后，闽系中央海军投降国民革命军，原在广东的海军舰只地位瞬间降低，“福安”等舰又被编入了李济深的第八集团军序列。在南粤错综复杂的乱局中，海军军舰的保养维护几乎不被人注意，根据1926年底的统计，当时由于乐丰任舰长的“福安”舰已经到了“只能在内河缓行，其船底及各处均须修理”的境地。（26）
　　　　南京政府成立之后，包括“福安”在内的广东地方军舰被统编为海军第四舰队。尚未来得及稍作维护喘息，内战很快再度爆发。先是两广混战，继而又发生孙科、汪精卫至广州另立中央，与蒋介石南京政府对抗。直到1932年宁粤合作后，南粤政局才稍稍平息。孰料因为孙科政府残留在广州的原海军总司令部要被广东省长陈济棠裁撤，引起原海军总司令陈策的不满，陈策便调集“福安”等舰以自己的故乡海南岛为据点发动叛乱，与陈济棠武力对抗。陈策海军屡番挑衅得手后不久，1932年6月5日，停泊在海口的陈策叛军“福安”（时任舰长黄雄）、“飞鹰”两艘大舰开始遭陈济棠空军的飞机轰炸。6日“飞鹰”舰被炸伤，因损管措施拙劣而沉没。没有任何防空武备的“福安”由于是运输舰，没有被当作重点轰炸目标，侥幸逃过一劫，在“飞鹰”失事后还曾帮助救起了大批“飞鹰”落水官兵，并将伤员运送至海口医院救治。“飞鹰”失事的当晚，因恐“福安”再遭损失，陈策当局于是命令其趁夜幕绕经海南岛之南，逃往香港暂时躲避。（27）
　　　　1932年7月8日，陈策签字宣布向中央投降，交出所部军舰和海南岛。按此约定，停泊在香港深水泊锚地的“福安”，以及在海南岛的“海瑞”等舰应由南京政府海军统编，广东省长陈济棠以“巨舰难得”为由，坚决要求“福安”等留用于广东。几经磋商，所有原第四舰队军舰仍旧保留在广东。
　　　　坐稳了南天王宝座的陈济棠，从平息陈策叛变开始，倾全力扩充广东的海空军力量。海军方面，除东北海军叛逃而至的“海圻”、“海琛”、“肇和”三舰使得广东海军实力迅速膨胀外，陈济棠还先后购买和建造了“海周”、“福游”以及MTB鱼雷艇等舰艇，当时舰龄已近四十年的“福安”舰在广东的重要性日益降低。
　　　　关于此后“福安”的命运，国内外著作以往多采择台湾“中国军舰博物馆”网站的一则说法，即该舰于1938年在广东遭日军飞机轰炸沉没。（28）然而经过仔细查对史料，这段出处不详的叙述并不属实，“福安”舰的归宿其实与她的姊妹舰“通济”舰惊人相似。
　　　　1932年削平陈策叛乱后，“福安”等舰归入广东省江防司令部名下管理。后来随着新舰的增多，尤其是1936年广东当局以10万港币从香港的英国渣甸轮船公司购得一艘4000吨级的货船，改制为“永福”号运输舰后，舰况已经极差的“福安”便因失去用途，而被裁列为废舰。（29）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为了防止日军舰艇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