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叹息-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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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诚然发出过耀眼的光芒，在其时沉闷喑哑的思想、政治界中所发生的震撼，也类乎核的裂变。而光绪皇帝，在名义上也是“九五之尊”，可以统帅一切、指挥一切。但是，维新志士们全是手无寸铁的书生。
　　　　谭嗣同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而可悲的正在于，他们手中没有刀，没有任何的武装力量。至于光绪皇帝，又是一个瑟缩在西太后淫威阴影之下的儿皇帝，在没有武装力量拥簇的条件下，他表面上的“无限权力”事实上却是极其有限的。
　　　　光绪一生处于无权的地位，早在他入宫时已经确定了。光绪生于深宫，但他通过审阅奏章，认识到封建官僚集团的腐败无能、营私舞弊；军队无战斗力，对外战争一败涂地；洋务企业耗费国家大量钱财而亏损有加。
　　　　光绪面对处于列强虎视眈眈威胁下的这样一个烂摊子，认识到不改革、不维新只有亡国。他又具有一定的西方文化知识，这使他接受维新派的政治主张成为可能。他比较早地接触到维新思想代表人物如冯桂芬、康有为、汤震等人的着作，也积极主张向西方寻求治国之道。
　　　　光绪，这个处于丧权辱国时期的末世皇帝在19世纪末清政府的社会条件和局势中，力图变革，他主战、支持变法都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然而，维新改革是一场严酷的政治斗争，其锋芒所向，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及其腐朽势力，维新改革必遭专制制度的卫道士及盘踞要津的大僚的抵制，维新的精神也为保守的世俗所不容。
　　　　清政府与东洋不同的是，封建制度根基太深太久，这种制度已经发展到它自身极精制和极完备的地步，不改变它已经无法与时代共同发展，要改变它又必然触及那些深层的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这就好比旧时单身娶亲、妻丧续弦或者只是纳妾，都比较好办，但若喜新厌旧、休妻另娶，问题就复杂了。
　　　　这从光绪帝与隆裕皇后、珍妃三者之间关系上可以得到充分体现，光绪帝纳几个妃子这是没什么问题的，但如果废皇后重新立后可以说阻力极大，顽固派是不会允许的，好比在废墟上另起高楼，相对容易，但要把已经建好的楼房推倒重来，谈何容易。
　　　　到19世纪末，清政府的顽固派仍主张“治国之道以正人心，厚风俗为先”，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的变法斥责为“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维新派抓住光绪，开明官员拥戴光绪为首领，于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旧势力就极力削弱光绪的力量，凡支持光绪的均遭贬斥。
　　　　善于权谋的封建统治势力的总头领慈禧太后将一切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势力和集团都集合在她的旗帜之下，正当维新派推动光绪皇帝颁发明定国是上谕，开始新政改革之际，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逼迫光绪在明定国是上谕颁布的第四天连发三道上谕，除罢黜翁同龢外还有两项重要举措：一是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要具折到皇太后前谢恩。这是慈禧企图再度“临朝训政”，并操纵用人大权，既笼络上层官僚，又防止光绪帝任命维新派为高级官员，扼制维新派进入权力中心；二是任命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领北洋三军。
　　　　这是守旧派部署政变的关键步骤。荣禄曾对慈禧太后说：“以皇上任用匪党（指维新派），难保日久不生变乱。京津咫尺，以北洋军可资镇制。”所以军机大臣被罢黜。
　　　　总之，维新派没有军政实权，也没有广大人民作后盾，只有一个连自己地位也朝夕难保的傀儡皇帝，所以，当决战关头逼近，变革与反变革力量短刀相向时，他们找不到一只救生之筏，而只能把袁世凯当作“诺亚方舟”。
　　　　而当袁世凯把他们出卖以后，从光绪皇帝到康、梁，到所谓“六君子”，也就只能或则瀛台被禁，或则亡命天涯，或则京华喋血，而决不能镇慑强敌、笑傲江湖。
　　　　反观东洋，东洋明治维新时也面临沦于半殖民地的危机，但明治维新发生在1868年，那时世界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强大多忙于其他事物还未顾及去争夺殖民地。东洋史学家井上靖说：“英、法、俄的对立……使各国的侵略魔手相互受到牵制。美国的内战及其善后工作，使它没有余力在东方发动侵略。这一切都有助于东洋摆脱半殖民地危机。”
　　　　在明治维新前夕，以长州藩、萨摩藩为首的革新派是中下级武士为主，也就是东洋版的康有为、梁启超，有自己武装力量和组织基地，以“开港倒幕”、“强藩割据”为口号，展开反封建的倒幕运动。长州、萨摩、土佐、肥前诸蕃，不仅有“船中八策”、“王政复古”、“辞官纳地”的方案、纲领，还有事实上的“王政造成的以天皇为核心的政治权威”，它恰恰是改革的领导者和推行者。
　　　　其次，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另一个重要区别点是，它们历史文化背景有很大的不同。东洋民族具有开放性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传统。战后东洋的第一位首相吉田茂曾坦言，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东洋一直是以清政府为师的。其后东洋又从朝鲜、印度学习到不少东西。
　　　　在幕府时代，尽管实行锁国政策，但它仍然向荷兰吸取了许多新知识，形成了相当有意义的所谓“兰学”。而明治维新前后，东洋统治者由于尝到了苦头，并从残酷的现实中醒悟到，必须从科学文化和政治经济上向西方学习，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竭力向西方学习，成为朝野上下的大潮流、大风气。
　　　　东洋人对外来文化既不一概排斥，也不盲目崇拜，而是对外来文化的优秀部分合理吸收经过创造性的再熔炼，使其具有新的性质而逐步成为东洋传统的组成部分，是一个稳定而又“开放”的文化系统。
　　　　清政府的情况比较复杂。历史进入近代，先进的清政府人肩负“救亡”和“兴中”的使命，为救国也向西方去寻求真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旨在维护大清国的独立；洪秀全改造西方基督教为的是建立“男女平等”、“单一神权”的天国；康有为、梁启超推行变法走资本主义道路；孙中山提出“取法西人文明而用之”……这些只反映了清政府近代国情之一面。
　　　　从历史上看，汉、唐两朝是历史的大开放时代，然而，自安史之乱以后，特别是唐末以后，却逐步陷于封闭状态。比较地说，宋还不是很封闭的，郑和下西洋以后的明清社会，基本上就封闭起来了。闭关自守带来的社会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如果说，经济上的闭关自守，是清政府近代经济落后的重要根源的话，那么，思想文化上的闭关自守则是清政府近代思想文化落后的重要原因。
　　　　乾嘉汉学对古籍和史料的整理，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人们不要忘记，当乾嘉学者将自己横肆的天才和巨大的精力销熔于经史之中，搞得梁任公所谓“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斓然如日中天”之时，正是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潮**之日。
　　　　戴震、惠栋、焦循、阮元之辈，不是生活在但丁、卜伽丘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亚当·斯密、李嘉图、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的时代。当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之余，开始写《阅微草堂笔记》，宣扬“人心微暖，鬼神皆得而窥”、“冥冥之中，有如是之委曲”的前因后果说时，正是法国大革命爆发和进行的岁月。
　　　　翻阅历史至此，常常使人废书长叹：若是其时的清政府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能够睁开眼睛看看世界，以乾嘉汉学诸大师的才能和精力，其成就当会有崭新的面貌，清政府的学术思想当不会落后如许，以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闹出封疆大吏叶名琛靠吕洞宾的乩语来对付外敌的笑话。正是在这样封闭的历史氛围中，戊戌志士们悲壮而激越的呼号，才显得特别的孤独。
　　　　再次，清政府是一个大国，而东洋，则是一个相对狭小的岛国，这种空间背景的差异，也给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成败带来相当大的影响。
　　　　如上所述，其时中、日两国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就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总量而言，清政府似乎胜于东洋。但以清政府之大，而东洋相对很小，就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在社会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而言，东洋的这个比例比清政府的要高。
　　　　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来说，天皇登高一呼，就会影响国内的许多地域，甚至能震动国土的大部分。而在清政府，京城发生的一切，哪怕要传递到国内主要经济发达地区，都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遑论僻远地区了。
　　　　面对苍茫大地，面对层层叠叠的官僚机构，光绪皇帝的诏书也罢，康、梁等人的狮子吼也罢，在很多很多的地方，都仿佛进入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变得杳无踪影。
　　　　清政府社会这种的闭塞性，使辛亥革命后的农村，仍然处于对政治茫然无知的状况。关于这一点，读读《阿Q正传》即可了然。
　　　　最后，从革新派所运用的策略来比较，以明治天皇为首的维新派显得较为条理、有序，有阶段性，而戊戌变法在操作上则显得紊乱和操之过急。
　　　　也就是说，改革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必须让社会各阶层有一个适应的阶段。1868年明治维新政权建立以后，通过废藩置县，各藩全部解体，实行“四民平等”；通过地税改革，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对资本主义发展有重要意义；文化开明、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使西方文化大量进入东洋，特别是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到明治末年全国就学率已超过95％。
　　　　1890年以天皇命令形式发布《教育敕语》，把学校、社会、家庭三方面的道德规范纳入军国主义的轨道。正是这条理有序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改革的成功，东洋迅速走出了封建时代，开始接受资产阶级人权、民主思想，为建立资产阶级近代国家奠定了基础。
　　　　戊戌维新在策略上似操之过急，在新政改革中分不清轻重缓急，措施失当。103天的新政，颁发上谕达100多道，改革的内容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以至修理街道等琐事的措施也涉及了，新政上谕纷至沓来，每一措施都重要，结果究竟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连改革者也弄不清楚了，由于君主专制的官僚机构臃肿庞杂，更缺乏强有力的行政组织措施。
　　　　从改革机构这一新政内容来看，康有为曾主张不必裁减旧衙门，只需添置新衙门，并主张官爵分离，给年事已高的冗员爵位及优厚物质待遇，这是较稳妥之措施，而光绪帝一次就下令裁撤了十多个衙门，这样就触犯了大批官员的特权和地位，必然会使矛盾激化，使他们群起而反对变法。
　　　　
　　　　☆、第三十二章　　载恬之殇
　　　　第三十二章　载恬之殇
　　　　
　　　　“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
　　　　
　　　　光绪皇帝（1871…1908），即爱新觉罗。载湉，庙号德宗，年号光绪，醇亲王之子。1874年同治皇帝驾崩，无嗣，载湉入继为帝，当时年仅4岁，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光绪十三年（1887年）二月七日起亲政，但朝政大权仍由慈禧太后实际控制。
　　　　幼年时的载湉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光绪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一力主战”，竭力筹划备战之策。他一面“请停颐和园工程以充军费”；一面严令李鸿章认真备战。6月25日下谕旨对李鸿章进行斥责，指出“前李鸿章不欲多派兵队，原虑衅自我开”，现在“势甚急迫……李鸿章身膺重任，熟悉倭韩情势，着即妥筹办法”。并提醒李鸿章“俄使喀希呢留津商办，究竟彼国有无助我收场之策，抑另有窥觑别谋？李鸿章当沉几审察，勿致堕其术中，是为至要”。
　　　　7月1日，光绪再次通过军机处谕令李鸿章备战：“现在倭焰愈炽，朝鲜受其迫胁，势甚岌岌，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将有决裂之势。……我战守之兵及粮饷军火，必须事事筹备确有把握，方不致临时诸形制肘，贻误事机”。并指出：南洋各海口均至关重要，台湾又孤悬海外，日本必为垂涎，命令各督抚“预为筹备，勿稍大意”。
　　　　7月4日，光绪又针对李鸿章乞求英国领事转请英外交部派舰队赴日“勒令撤兵一节”，发出旨意：“倭人肇衅，挟制朝鲜，倘致势难收束，中朝自应大张挞伐，不宜借助他邦，至异日别生枝节”。并告诫李鸿章，这种“示弱于人”的做法，易生后患，“着勿庸议”。14日再谕李鸿章：“倭人以重兵胁制朝鲜，虽与商议撤兵，久未就绪，和议恐不足恃，亟应速筹战备，以杜狡谋。前经叠谕李鸿章先事预筹，毋致落人后着。现在事机紧迫，着李鸿章速为筹备，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以待进发”。“沿海各口，如旅顺、大连湾、威海卫等处，皆关重要，如何布置，均应逐一妥筹。其军火、器械、粮饷一切，均应日办齐，先期给发，方不致仓促误事”。
　　　　始终支持光绪帝抗战的珍妃
　　　　7月20日，日本应派重兵云集朝鲜，战争一触即发。23日光绪谕令李鸿章“倘倭兵逼近，已露交仗之迹，则衅开自彼，立即整军奋击，不可坐失机宜”。为加强台澎防务，24日光绪命宿将刘永福赴台湾组织战守。25日，丰岛之战爆发。光绪下令“诏免出使日本大臣汪凤藻回国”。并专谕李鸿章“现与日本业已开仗，必须厚集兵力，广筹后应”。
　　　　8月1日，光绪下诏对日宣战，指出：“日本不遵条约，不守国法，任意　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着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21日命四川提督宋庆帮办北洋军务，29日以恭亲王奕欣管总署、海军署事，并会同措理军务。10月13日以叶志超、卫汝贵临敌溃散，光绪将其罢职，以聂士成统两军。25日，日军强渡鸭绿江，接着连陷九连城、安东、凤凰城。29日，谕裕禄饬金州战备。30日，命提督唐仁廉募勇二十营，会安定、裕禄防剿。11月初，日军占领金州、大连，22日旅顺失陷，光绪责李鸿章“调度乖方，　职留任”。是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向总署表示，愿意为中日“调处”，恭亲王奕欣等向光绪和慈禧转达了田贝意愿。当时光绪就直接指出：“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而云停战，得毋以计误我耶？”
　　　　光绪对畏敌如虎，不战即逃之将领严加惩处。11月27日，　“擅离职守摇惑人心”的龚照屿之职。12月3日，革去失金州城的副都统连顺之职，撤“救援不利”的提督程之伟和“拥兵不救”的赵怀业之职，并交部治罪。10日，鉴于奉天危急，谕军机大臣等设法调拨克虏伯炮支援。13日，海城失陷，宋庆退至田庄台。16日，谕将已因“临敌退缩”革职，析木城遇敌“又复溃退”的副都统丰升阿，记名提督聂桂林交刑部治罪。次日，又令将叶志超、丁汝昌交刑部治罪。19日复州陷敌。22日，谕军机大臣等，“亟应整顿队伍，激励将士，力遏西窜之路”。并令已　职之提督程允和、张光前和总兵姜桂题留营“带罪图功，以观后效”。同时，光绪在慈禧的压力下，命张荫恒、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但同时继续布置战事。28日，命刘坤一为钦差大臣，“关内外各军均归节制”。
　　　　瀛台
　　　　1895年1月，日本舰队游弋于成山海面。14日光绪“着李鸿章、李秉衡饬令各军，加意严防”。18日，日军在荣成湾登陆，不久占领荣成，攻陷威海卫南帮炮台。31日光绪颁旨惩罚“临敌退缩”之辈，并令北洋舰队和陆军“奋力冲击”，“且勿再失事机，致以战舰资敌”。此后，连发上谕，令海、陆军加强战守。7日，日岛炮台失守。9日，定远管带刘步蟾自杀。同日光绪诏责李鸿章：闻各舰被击沉情形，“　胜悲愤，北洋创办海军，殚尽十年财力，一旦悉毁于敌，　防纵寇，震动畿疆，李鸿章专任此事，自问当得何罪？”令李鸿章“力图补救”，“齐力合剿”。17日威海卫失守，不久，慈禧太后派李鸿章赴日求和。李鸿章采用各种手段，以获得光绪“面谕”“让地”之权，光绪在投降派和列强的逼迫下，令奕欣代传其口谕，接受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但必须“斟酌重轻，与倭磋磨定议”。《马关条约》签订后，光绪以丧失领土、主权严重，表示坚决“不允”，拒绝签字用宝。但是，以慈禧为首的投降派，密谋策划，威逼光绪画押。5月2日，奕欣、奕　、徐用仪、孙毓汶四人在朝廷上，集体向光绪发难，要求光绪批准条约。“上（光绪帝）犹迟疑，问各国回电可稍后否？济宁（孙毓汶）坚以万不可恃为词，恭邸（奕欣）无语，乃议定。众枢在直立候，上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奋笔书之”。翌日，“合约用宝”，《马关条约》正式批准，11日，光绪帝明发朱谕，宣示批准合约之苦衷，求“天下臣民皆当共谅”，“我君沉惟期艰苦一心，痛除积弊”。
　　　　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光绪帝受维新思潮推动，深知“非变法不能立国”，决心改革。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上谕”，开始变法维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屠杀维新党人，戊戌变法失败。
　　　　光绪帝出殡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前夕，光绪帝有“留京以镇人心之意”。慈禧太后却挟其逃往西安。光绪“力图振作”之愿望始终无法实现。1908年11月4日突然猝死，疑被毒死。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病入膏肓的慈禧太后命太监把她抬到瀛台，抬到被她囚禁了10年之久的光绪皇帝床前。病体沉重的光绪皇帝和病体更加沉重的慈禧太后沉默无语地对视着，在沉默的目光中维新派领袖向保守派首领做最后的抗争……只要能比她活得更长，就有机会实施慈禧太后所反对的维新主张。
　　　　就在这一天，光绪皇帝死了。
　　　　第二天，慈禧太后也放心地一命呜呼。
　　　　历史之迷就这样留给了后人：是不是慈禧太后害死了光绪皇帝？
　　　　光绪皇帝的一生，都活在慈禧太后的阴影之下。
　　　　他从五岁就开始当上了一国之君，但是实权却握在“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手里。光绪皇帝即位十五年后慈禧太后假托“撤帘归政”，却依然控制着政令，掌握着对大臣的任免权。
　　　　光绪皇帝终于有了亲政的机会，那时的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强邻日本打败，饱受列强欺凌。年轻的皇帝血气方刚，表示“决不做亡国之君”，毅然采纳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维新变法主张。从1898年6月11日起，光绪皇帝宣布变法，颁布“定国事”诏书等数十道改革诏令，力图使中国强大。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百日维新”。
　　　　权力欲极强的慈禧太后惟恐大权当真落到光绪皇帝手里，并且嫉妒仇视光绪皇帝的变法图强主张，她利用强大的保守势力发动了“戊戌政变”，在菜市口将谭嗣同等六位维新志士斩杀示众，通缉康有为和梁启超，把光绪皇帝囚禁于瀛台。同时下诏书宣称，她“经皇帝再三恳请训政，从明日起坐殿办事。”
　　　　从此，光绪皇帝失去了政治权力，也失去了人身自由。
　　　　为了防止光绪皇帝与外界联络，慈禧太后命令将围墙加修成双层。水中岛屿瀛台通往勤政殿的桥铺成活动式桥面，随用随拆，桥端设有慈禧太后亲信太监的监视房。
　　　　支持光绪皇帝变法的珍妃被慈禧太后打入冷宫。光绪身为皇帝，为了与他所爱的珍妃见一面，不得不在深夜由心腹太监冒死拉船偷渡。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慈禧太后仓皇出逃，匆忙中还不忘把珍妃投入井中淹死，可见慈禧太后是多么仇视一切与维新沾边的人。
　　　　光绪皇帝在囚禁他的瀛台度过了十年。凄凉中度日如年，他的健康每况日下，逐渐心力交猝，终于在1906年病情恶化。
　　　　为什么光绪皇帝恰巧先慈禧太后一日死亡呢？
　　　　作为政治权利上的死敌，慈禧太后的确有着必须让光绪皇帝先她而死的动机。所以后人不可避免地要猜测这巧合背后的真相，要相信正是慈禧太后害死了光绪皇帝。
　　　　本世纪三十年代，埋葬光绪皇帝的陵墓被盗，据说被抻到宝床底下的尸身是光绪皇帝的遗体。八十年代清理这座陵墓时检验了那具尸体的骨骼，却未见中毒成分。
　　　　难道光绪皇帝是被慈禧太后气死的？
　　　　这段公案的历史真相迄今仍然是个众说纷纭的无解之迷。
　　　　
　　　　☆、第三十三章　　叶赫那拉氏之殇
　　　　第三十三章　叶赫那拉氏之殇
　　　　
　　　　1875年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发回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明确地说：“（慈禧）太后，两位摄政者中更有权势的一位，也病得很厉害……数月以来，（慈禧）病得如此厉害，以至于街头百姓中每天都有人预期她会死掉，甚至有好几次谣传她已经死了。”据此，西格雷夫问道：“到底是谁给慈禧所有的直系家庭成员下了毒呢？恭亲王毫无疑问有最强烈的动机。”接着，美国《纽约时报》和《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同时在头版刊发了一则极短的报道，正文只有14个英文单词：“来自中国的电讯表明，这个国家的内战将无法避免……”
　　　　次日，这两家报纸又在显要位置刊发了一篇报道，称虽然醇亲王之子（即光绪皇帝载湉）已被选为接班人，但同治皇后阿鲁特却身怀有孕，如果她能诞育一位皇子，则帝位之争必将趋于激烈。报道说，传言皇后已经自尽，但无法得到证实。
　　　　“可怜天子出天花”
　　　　此时，距离年仅19岁的同治皇帝驾崩正好一个月，同治皇帝的夭折，吸引了西方媒体的高度关注，这无疑是因为中国绝对无可否认的大国（并非强国）地位。
　　　　《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在得到同治死亡的消息后，发表了一篇题为《英国与中国》的文章。文章认为，同治皇帝统治着3亿多的庞大人口，远远超过大英帝国的亿人口，两国人口相加，就等于人类总人口的半数以上，这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事情，中英两国无可争议地是世界上的最大的国家。
　　　　如今，这个与英国一般伟大的国家失去了他们的领袖，世界当然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官方公布同治的死因为天花后，一时之间，天花和种痘的基本知识就成为西方各报争先报道的内容之一，以满足读者的强烈需求。
　　　　天花之外，有很多非官方的史书，认为同治皇帝少年风流，私生活不够检点，沾染了严重的性病。这些疾病与天花协力，摧毁了这个少年天子。而史家们争论不休的，就是谁该对同治皇帝的放荡负责。在这些责任人中，公认的、首当其冲的就是慈禧太后和恭亲王。
　　　　慈禧太后被攻击的理由，是因为她过度干预了儿子的房帏秘事。传言她并不喜欢皇后阿鲁特氏，以至于同治皇帝不敢与皇后同房，却也不愿按照慈禧的心意，去临幸她所钟意的慧妃（富察氏），于是，经常独宿养心殿，为了解闷，便开始偷偷溜出宫去寻花问柳。而为了防止被官员们撞上，他还不敢去高级娱乐场所，尽选择那些低档的、官员们不常去的地方，结果沾染了一身的性病。
　　　　慈禧太后因为她过度干预了儿子的房帏秘事还曾被攻击？
　　　　接班人选？同治皇帝死后，有关其接班人的选择乃至争论过程，在正史中没有任何记载，而在野史中，却存在许多不同的版本。
　　　　说法之一，是当时皇后阿鲁特身怀有孕。果如此，当然必须等待她的临产，如果所生是男孩，继承人问题迎刃而解，如果所生是女孩，则再另行挑选接班人。史家经常引用的一段“野史”，说是慈禧当时表示：“皇后虽已有孕，不知何日诞生，皇位不能久悬，宜即议立嗣君。”
　　　　恭亲王则认为：“皇后诞生之期已不久，应暂秘不发表，如生皇子，自当嗣立，如所生为女，再议立新帝不迟也。”
　　　　其他王公大臣也几乎赞同恭亲王的意见，但慈禧却坚决反对：“现在南方尚未平定，如知朝廷无主，其事极险，恐致动摇国本。”
　　　　说法之二，同治皇帝曾想立孚郡王之子、贝勒载澍为接班人。据说同治已经要求其师傅李鸿章在病榻前起草这一传位诏书。但这一说法同样源自《慈禧外纪》，被国内大量辗转摘引后，添油加醋，最后说是李鸿藻心中害怕，起草完后就到慈禧那里去汇报，慈禧一看大怒，下令将皇帝“尽断医药饮膳”，活活饿死了这亲生骨肉、少年天子。
　　　　只看图片
　　　　同治皇帝死后，有关其接班人的选择存在许多不同的版本说法之三，是同治皇帝选择了自己寻花问柳的哥们、恭亲王之子载澂。据说，因此之故，当同治皇帝驾崩，慈禧召集领导班子商议接班人大事时，恭亲王居然说了句：“我要回避，不能上去。”这一说法，来自陈夔龙的《梦蕉亭杂记》。但日后官至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当时还在老家刻苦攻读迎接高考呢，这当然也是道听途说。
　　　　绝路皇后？根据官方公布的文件，这位皇后死于悲痛，“毁伤过甚，遂抱沉疴”，官方的评价很高，说她正位中宫后，“淑慎柔嘉，壸仪足式。侍奉两宫皇太后，承颜顺志，孝敬无违。”悲痛是可以想见的，而一个21岁的健康的年轻女子，会因悲痛过度而死亡，则是比较离奇的。也无怪乎后来野史中出现很多段子，来试图重新阐释阿鲁特的离奇死亡。
　　　　以《纽约时报》等为代表的西方媒体，乐于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解读皇后之死，而其立足点就是皇后其时身怀有孕，慈禧为了一己的权欲，居然连亲生的孙子（或孙女）都不顾，迫害皇后致死。这种说法，到了《慈禧外纪》出版后，辗转摘引，几乎成了一种定论与共识，尽管其毫无史料支持。
　　　　中国本土产的野史，在更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婆媳是天敌”之外，也将焦点聚集在权力斗争上：阿鲁特皇后将是慈禧太后干预政治的竞争对手之一。各种段子综合起来看，基本说的是同治死后，慈禧便有逼死皇后的打算，逐渐断绝了她的饮食供应，皇后无奈，写信给娘家，其父回信只有四字“皇后圣明”。皇后知道娘家也没办法了，只好自杀身亡。关于她的自杀，有说是吞金，有说是绝食。
　　　　只看图片
　　　　慈禧为了一己的权欲，居然连亲生的孙子（或孙女）都不顾，迫害皇后致死？
　　　　当后世将所有的指责都指向慈禧时，一个美国学者却发出了惊人之语：所有这些，都可能是恭亲王的阴谋。凶手就是恭亲王？
　　　　美国学者西格雷夫在他那本极为畅销的慈禧传记《龙夫人》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说同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