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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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熙元年（公元290年）四月己酉，司马炎驾崩的当日，身穿毛边粗麻布丧服的太子司马衷被群臣迎到了正殿。群臣异口同声地表示，国家不能一日无君，所以恳请太子即皇帝位。
　　　　按照传统，这种劝进要进行三次，如果有特殊情况，比如即将接替做皇帝的人并非先帝指定的皇嗣，劝进则要进行六次。这种特例在汉朝出现过，汉文帝刘恒被大臣拥立为帝的时候，先向西方向让了三次，又向南方向让了两次，第六次才应允做了皇帝。
　　　　司马衷是大行皇帝指定的太子，只需三次即可。前两次劝进，都会被太子婉言谢绝，因为父皇刚刚驾崩，太子哀恸不已，怎么会有闲心考虑自己的名位。但是群臣不会罢休，他们会建议太子以江山社稷为重，在这苦苦哀求之下，最后太子勉为其难地接受了皇帝的尊号。
　　　　随后，新皇帝司马衷颁布诏书，宣布大赦，改元为“永熙”，所以后世也称太熙元年为永熙元年。同日，司马衷尊奉皇后杨氏为太后，册立太子妃贾氏为皇后。
　　　　此时司马衷已经三十二岁，自从九岁被立为太子，他足足在东宫等了二十三年。此后他将御宇十六年，直到四十八岁的时候离奇暴毙，死后谥号为“惠”。“柔质慈民曰惠”，这是一个明褒实贬的谥号，“慈民”只是托词，“柔质”才是真的，意思是说这个皇帝柔弱无能，始终被人操纵于股掌之中。历史上只有两个皇帝谥号为“惠”，另一个可怜的傀儡皇帝是汉惠帝刘盈，他一生都畏缩在母亲吕后巨大的阴影之中，未过三十就郁郁而终。
　　　　比起汉惠帝，晋惠帝在历史上的口碑更加不堪，他的名言“不食粥，何不食肉糜？”以极端荒诞的形式暴露了当政者不知民间疾苦，千百年来一直令人难忘。晋惠帝被人推测为痴障，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这句傻话。事实上，自古以来当权者说蠢话的例子不胜枚举，他们未必是出于无知，而是出于无耻。
　　　　西晋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这一千七百多年间曾出现过二十余种晋朝的断代史书，但完整流传至今的只剩下《晋书》。目前所见最早定性晋惠帝智商的也是这部《晋书》，里面隐讳的评论晋惠帝“厥体斯昧，其情则昏”。《晋书》面世四百年之后，北宋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他也采信了这一说法，说晋惠帝“为人戆呆”。
　　　　事实上，晋惠帝的真实面目仍然是一个谜。
　　　　《晋书》成书于唐朝贞观年间，距离西晋已有三百年之遥。时间遥远本不是问题，修史在中国古代是一件神圣重大的政治行为，自从先秦时期开始，历朝历代的政府都很注重史料的收集与史书的修缮，并且专门设有太史、秘书监等专业机构来收集整理当代史料、编缮前代史书。作为古代政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处于半人半神崇高位置的皇帝，其一举一动都会被记录在案，会专门有一本小册子被称为“起居注”，用来记录皇帝的日常言行。
　　　　如果原始资料能够保存下来，那么晋惠帝是否痴呆就一目了然。只可惜这些资料都亡佚了，晋惠帝死后五年，洛阳陷落，随即被匈奴人刘曜一把火烧为平地；晋惠帝死后十一年，西晋灭亡，只有少数臣子侥幸逃到江南，加入苟且偏安的东晋小朝廷。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西晋的史料在它亡国之初就已经残缺不全。
　　　　西晋灭亡后的三百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乱世，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乱世。在这三百年里有无数人家破人亡，追根溯源都可以归罪于当年晋惠帝的无能，归罪于那些祸国殃民的晋朝王爷。肯定有无数人痛恨晋惠帝、痛恨司马家儿，可以想象，当时的街头巷尾必定产生了大量关于晋朝皇帝、皇后以及那些争权夺利的王爷们的离奇传说；这些传说有的被时间冲走了，也有的留下只言片语，成为后世难辨真伪的史料；
　　　　另外，在这三百年间，以江淮为界，南北各自兴起并湮灭了数十个政权，这数十个政权间不停地爆发战争，并形成南北对峙，前一百年是东晋对峙十六国，后两百年是南朝对峙北朝。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各个政权之间也会对敌国进行攻诘造谣，等到天下再次统一的时候，官方留下的史料，散佚民间的史料，鱼龙混杂，已经难辨真伪。
　　　　今人读史会发现两晋南北朝的昏君、暴君多得令人惊讶，其中南朝刘宋、萧齐的几个少年皇帝、北齐高家的几位皇帝，残暴程度令人发指，可谓完全丧失了人性。这些人之中，有多少是被泼了污水，有多少是真正的暴君，如今也很难查证了。
　　　　无独有偶，《晋书》除了裁定晋惠帝是痴呆，还裁定另一位晋朝皇帝是私生子。这个不幸的皇帝就是东晋的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晋书》里说他实际并非司马家的孩子，而是母亲夏侯氏与一个牛姓小吏私通的产物。
　　　　这一说法最早出自孙盛的《晋阳秋》。孙盛出生于西晋末年，仕宦于东晋，以史学家的身份留名于后世，《晋书》第八十二卷替陈寿、司马彪、习凿齿等晋朝有名的史学家立了传，孙盛也名列其中。孙盛的主要作品是两部断代史，分别是记叙曹魏历史的《魏氏春秋》与记叙两晋历史的《晋阳秋》，如今这两部书已经散佚殆尽，只残留零星篇章。
　　　　在《晋阳秋》残本中有这么一句话：“又初元石图有‘牛继马后’，故宣帝深忌牛氏。遂为二槪�，共一口以贮酒。帝先饮佳者，以毒者鸩其将牛金，而恭王妃夏氏通小吏牛钦，而生元帝，亦有符云。”
　　　　这句话明白无误的指出晋元帝的生父并非西晋第二任琅琊王司马觐，而是一个叫牛钦的小吏。若是仅仅考虑孙盛与晋元帝是同时代人，亲身经历过两晋之交那纷纷扰扰的岁月，这话似乎可信；但是如果考虑到孙盛在东晋为臣（孙盛寿命长，他一生经历了东晋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海西公、简文帝八个皇帝），却奋笔直书开国皇帝是个私生子，这未免太不可思议；而更不可思议的是晋朝人的反应，《晋书·孙盛传》里评论说“《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可见《晋阳秋》写成之后在当时广为流传，东晋的臣子看了都说是“良史”，孙盛本人也没有因为宣扬皇帝的血统不正而受到任何制裁，一口气活到七十二岁才寿终正寝，这岂非咄咄怪事？
　　　　怀着疑问，再细细品味这句话，就可以读出一股熟悉的神棍气息。两汉两晋时期谶纬之说大行其道，上至公卿王侯下至平民百姓，都相信有那么一幅模棱两可的古图，或者是一句晦涩难明的古语，暗藏玄机指示着天下苍生的福祉。许多人穷尽毕生精力专研此道，制造出更多不知所云、穿凿附会的东西，有不少政治人物则借用谶纬来进行政治投机。
　　　　比如说陈胜造反之前，先要伪造一份神谕，说“大楚兴、陈胜王”；再比如说西汉宣帝刘病已登基之前，也曾出现“公孙病已立”这样的谶言；后来王莽要篡夺西汉皇位，也伪造了一系列的谶言；东汉光武帝刘秀建国称帝，也应验了“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言；到了汉末，曹丕接受汉献帝的禅让，事先也大造舆论，说这是印证“代汉者，当涂高也”的谶言。
　　　　总而言之，谶言已经成为野心家用来制造舆论、标榜天命所归的工具，其中被利用得最频繁的谶言就是上面那句“代汉者，当涂高也”。这句谶言出现于西汉中期，到了两汉之交，割据蜀中的公孙述认为自己就是那个“当涂高”，忙不迭地称帝，国号“成家”，没过几年就亡于东汉；过了两百年，汉末乱世，割据淮南的袁术也动了心想当皇帝，于是他也“当涂高”了，在淮南做起了皇帝，建号“仲氏”，过把瘾之后就兵败势穷，吐血而死；之后又过了一百四十年，西晋末年，幽州都督王浚也做起了皇帝梦，他也开始宣传自己是“当涂高”，幸好还没来得及称帝就被石勒消灭，算是保住了名声。
　　　　《晋阳秋》残本中的这句话也包含着一个谶言，内容是“牛继马后”，这个谶言被认为暗示着晋朝的衰落不可避免，将有一个姓牛或者与“牛”有关的人物兴起，取代司马氏。
　　　　这个谶言是有利用价值的，而且确实有一股势力在利用这个谶言攻击东晋皇室，不过肯定不会是孙盛。
　　　　端倪暗藏在《晋书》之中，《晋书·孙盛传》里记叙了这么一件事：数年前东晋权臣桓温北伐，在枋头这个地方遭遇前燕大将慕容垂，惨败而归，事后桓温一直引以为恨。孙盛在写作《晋阳秋》时秉笔直书，并没有替权臣隐讳。书成之后桓温大怒，当面威胁孙盛的儿子说：“枋头之役诚然失利，也不至于如你父亲说的得那么严重。倘若这本史书通行于世，小心你们全族的性命！”
　　　　孙盛的儿子很害怕，回家请求父亲删改。孙盛当时年近古稀，却老而弥坚，他当庭训斥儿子，表示一字不改；孙盛的两个儿子与众多孙儿一起跪下痛哭，恳求老父替全族上百口人的性命着想，孙盛大怒却又无可奈何，只好默许。
　　　　孙盛的儿子于是修改《晋阳秋》掩饰枋头惨败，但是孙盛为人狷介，不甘心屈服于桓温淫威，他将一部未修订的《晋阳秋》寄给北方的前燕皇帝慕容儁（注：《晋书》中此处有明显错误，慕容儁病死于公元366年，而枋头之役发生于公元369年，孙盛寄书之时，前燕皇帝应当是慕容儁的儿子慕容写），让桓温鞭长莫及。数年之后，晋元帝的孙子晋孝武帝特意派人去辽东求得北方版本的《晋阳秋》，与江南版本一对照，内容有多处不同。
　　　　由此可知，《晋阳秋》其实分南、北两个版本。南方版本已经被孙盛的儿子篡改过，那么，北方版本是否就是原本呢？不一定，它恐怕也已被人挟带了私货，残本中那一句“牛继马后”的谶言，很有可能就是前燕政权的杰作。
　　　　由于史料的缺乏，以上结论只能是猜测，不过这个猜测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前燕政权在当时有足够的动机去抹黑东晋政府。
　　　　前燕是东晋时五胡十六国之一，它的前身是鲜卑慕容部。西晋时期，慕容部的酋长慕容廆一度臣服于晋朝，被任命为“鲜卑都督”；西晋末年天下大乱，慕容部趁机扩张势力，并吞了高句丽与鲜卑宇文部地盘。当时北方最强大的政权是羯族人石勒创建的后赵，后赵对前燕一直虎视眈眈。出于远交近攻的战略需要，慕容廆对东晋称臣，接受东晋任命的都督官职与“辽东郡公”的爵位。
　　　　公元337年，慕容廆的儿子慕容皝建立燕国，史称前燕。前燕在建国之初依然表面臣服于东晋，但随着后来后赵的日益衰落，前燕的日益强盛，继续臣服于东晋不再符合前燕的利益。公元349年，后赵发生内乱，前燕趁机发动进攻，向南蚕食；公元352年前燕消灭冉魏，成为北方第一强国。此时前燕的南部边境已与东晋接壤，双方沿着淮河一线已经有领土纠纷。
　　　　前燕既然已经羽翼丰满，自然不可能再向东晋称臣。公元352年十一月，燕王慕容儁在蓟城称帝，他对东晋派来的使者说：“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慕容儁自称“为中国所推”，言下之意就是说你东晋只是偏鄙小邦，我大燕才是中原正朔。
　　　　说前燕是正朔当然只是慕容儁自己给自己贴金，在当时世人心目中，偏安江南的东晋小朝廷才是正朔所在。东晋政权与自己同文同种，由西晋宣帝司马懿的后裔建立，是唯一继承西晋衣钵的合法政权。这个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哪怕异族统治者使劲汉化自己，努力的推崇华夏文字制度，依然无法取代东晋的正朔地位。当年东晋北伐，军队开入关中，关中百姓夹道相迎，有许多八九十岁的耆老哭泣着说：“想不到有生之命还有幸见到王师。”此举可见民心所向。
　　　　不仅普通百姓如此，北方的士人也普遍是这种心理，人所周知的一个例子是前秦名相王猛。王猛曾经有机会出仕东晋，不过他最终选择了前秦，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无能透顶的东晋朝廷不可能给他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但是在内心深处，王猛未必无憾，他临终叮嘱前秦皇帝苻坚：“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这句话固然是治国的真知灼见，但也暴露内心的那一丝遗憾：他王猛满腹韬略，竟投身于胡戎蛮夷之庭。
　　　　孙盛写作《晋阳秋》的那几年，是前燕与东晋交战最频繁的时期。军事上，前燕并不落于下风，它接连从东晋手中夺得河北、淮北等地；但在文化认同上，前燕则先天不足，处于绝对弱势。
　　　　就在这个时候，救星来了，在江南获得广泛赞誉的《晋阳秋》出现在北方。《晋阳秋》为何到北方来？因为它触犯了时讳。
　　　　由于处于敌对状态，很少有北方人能够到江南去，但是好奇心人人有之，《晋阳秋》详细平实记述了东晋现状，一到北方必受瞩目。想象一下，如果这部书披露“东晋的开国皇帝是个私生子”，说有一个“牛继马后”的谶言早就预示了这事的发生。那么这个爆炸性的秘闻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割裂西晋、东晋之间的继承关系，打击东晋政府的“正朔”形象。
　　　　所以说前燕政权有足够的动机去篡改《晋阳秋》，将晋元帝污蔑为一个私生子。
　　　　前燕政权不久就灭亡于前秦，但“晋元帝是私生子”这个传言却生命力顽强，在北方流传甚广，经久不衰。十六国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北朝对峙，此时的正朔之争比先前更加激烈，南北双方都标榜自己才是正统，彼此口出恶言，南朝写史称北朝为“索虏”，北朝写史称南朝为“岛夷”。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北朝人自然不会有兴趣去彻查所谓的“晋元帝是私生子”是真是假。到了公元551年左右，即《晋阳秋》面世两百年之后，北齐臣子魏收撰写《魏书》，书中有晋元帝的传记，传记名称叫《僭晋司马睿传》。这个“僭”就是“僭越”的意思，意思是说北方政权才是正朔所在，东晋皇帝都是僭主，是没有资格称皇帝的。
　　　　魏收也采信“晋元帝是私生子”的说法，甚至以讹传讹，错得更加离谱。《魏书》中如此写道：“睿字景文，晋将牛金子也……琅琊恭王觐，觐妃谯国夏侯氏，字铜环，与金奸通，遂生睿。”这明显是在胡扯了，牛金与司马懿同辈，琅琊王司马觐则是司马懿的曾孙，夏侯氏嫁入司马家的时候，牛金即使还没病死也已是风烛残年，两人怎么可能通奸？
　　　　又过了约莫一百年，唐朝的房玄龄、令狐德棻等人奉唐太宗的命令修撰《晋书》。唐朝脱胎于北朝，令狐德棻等人没有摆脱那个流传了近三百年的传言，也采信了“晋元帝是私生子”的说法，并将这一说法写入了《晋书·元帝纪》中。
　　　　在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政治、历史原因作用下，晋元帝在他去世三百多年之后，最终坐实了“私生子”的名号。
　　　　有了晋元帝的遭遇，再回过头来看晋惠帝。他真如《晋书》所言，是个痴呆？
　　　　未必。
　　　　有可能晋惠帝只是性格懦弱，所以处处受制于人；有可能晋惠帝只是不善于言语，并且优柔寡断，所以无法树立君威。他的真实面目经过三百年时光的冲刷、风化，已经模糊不清，又受到那些真伪难辨的史料影响，晋惠帝终于被贴上“痴呆皇帝”标签，万恶所归，渐渐变成一个脸谱。
　　　　本书与前人一样，也把晋惠帝描绘成痴呆。这并不表明作者没有任何疑虑，而是因为作者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证实或者推翻这些疑虑，所以只能因循旧说。
　　　　但换个角度来讲，晋惠帝皇帝做得如此失败，眼见身边至亲一个个死于非命而无能为力，他不仅葬送父亲开创的太平岁月，而且还将千辛万苦才得以统一的天下重新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如此无能之人与毫无自理能力的痴呆有何分别？既然如此，就不要在这个人身上花费心力了，索性铁了心认定：晋惠帝司马衷就是一个痴呆。
　　　　二、无法肩负的重任
　　　　既然是痴呆，那么司马衷对做皇帝的感觉就仅限于从东宫搬到西宫，住的地方更宽大了一点，身边的宫女更多了一点，臣子们对自己的态度更加恭谨一点，如此而已。
　　　　真正兴高采烈的应该另有他人。
　　　　比如说皇后贾南风。她十五岁嫁入皇家，十七年来一直担惊受怕，皇帝公公一会儿说要废黜她，一会儿说要废黜她丈夫，一会儿又派那个不是婆婆的婆婆杨氏来训斥她，十分可恶。
　　　　更可恶的是，那个杨氏与她同年，只因为嫁得好就以长辈自居，一副颐指气使的样子让人讨厌。如果东宫有这么妖艳的女人用这么倨傲的口气说话，贾南风一定会往她的脸上砍两刀，可是作为儿媳，当时的贾南风只能忍气吞声，这股怨气即使事后鞭打了几十个宫女都无法发泄干净。
　　　　如今守得云开见日月，老皇帝死了，新皇帝是自己掌中傀儡，再也不用担心有人对自己不利。贾皇后看着身上绣着日月星辰的袆衣，满脸掩饰不住的笑意。
　　　　再比如说太后杨艳。她十九岁入宫时，司马炎款款深情都倾注在胡芳胡贵嫔的身上。虽然她以前自负美艳，但是一进这繁花似锦的后宫也不过泯然众人，她之所以被立为皇后，完全是因为皇帝对从姐杨芷还有旧情。所以司马炎对她一直恭敬有余而恩爱不足，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就像是从姐的一个会动的灵位。
　　　　十四年过去了，杨艳已韶华不再，而宫里满眼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孩，一个又一个皇子出生长大，而她的儿子司马恢只活到两岁就夭折了，虽然她从地位低微的王才人手中夺走了年幼的司马炽，当作自己儿子哺养，但毕竟不是亲生的。论才情文蕴，她比不上左芬左贵嫔；论胸襟品格，她比不上胡芳胡贵嫔；论温婉可人，她比不上诸葛婉诸葛夫人；杨艳只有身处幽冥的从姐和从姐留下的痴呆太子可依仗，还有一个并不太可靠的轻浮老子作为外援。
　　　　一切荣华都在司马炎的一念之间，倘若哪天司马炎移情别的嫔妃，废掉太子另立别的皇子，那她就什么都没有了。后宫深不可测，所谓“女无好丑，入宫见妒”，何况是处在皇后这个众矢之的的位置上呢？每每想到这里，杨皇后就不寒而栗。
　　　　现在可好，杨皇后升级成了杨太后，连皇帝都得向她行跪拜礼，这个世界上再也不可能有人能够威胁她的地位了。
　　　　而最高兴的可能还是老国丈杨骏。前文已经提到，杨骏以前名声不怎么好，朝中那些自以为高尚的家伙都有点轻视他。当年他要结交琅琊王氏，想把女儿嫁给王家的美男子王衍，王衍竟以此为耻；杨骏退而求其次，想与大司农郑默结亲，又被一口拒绝；后来好容易把女儿塞给了河东裴氏，亲家裴楷却从不正眼看他。
　　　　杨骏十分愤懑不解。论门第，弘农杨氏“四世三公”名满天下，显赫两百年，当年杨家祖先杨震担任汉安帝的太尉之时，曹魏君主的祖先不过只是一个君子所不齿的宦官，司马家的祖先也不过是一个区区二千石，至于琅琊王氏与河东裴氏，都还只是一介草民；论权势，杨家接连出了两位皇后，比太原王氏还多，那些后起小辈凭什么瞧不起人？
　　　　长久以来杨骏一直耿耿于怀。如今可好，天下大权尽在我手，杨骏觉得自己大器晚成，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司马炎的梓宫停在含章殿，他的谥号被定为“武”，后人称之为晋武帝。“武”是一个既可以褒也可以贬的谥号，但放在司马炎身上明显是在褒扬，彰示他开国立业，并且平定吴国统一天下的赫赫武功。也因为这些武功，司马炎的灵位获得搬进太庙受永世供奉的资格，庙号为世祖。
　　　　丧礼的具体操办有太常、太仆等官员处理，无需大行皇帝和皇帝两位陛下费心。晋武帝要做的，就是每天安安静静地躺着；司马衷要做的就是扮演孝子，给父亲守丧。所谓百善孝为先，天子在孝道方面必须为天下人做出表率。
　　　　司马炎驾崩，司马衷服的是“斩衰”。“斩衰”是所有丧服中最重的一种，通常是子女为父亲、妻子为丈夫，嗣子为嗣父，重孙为祖父等最近的亲属所穿的丧服。
　　　　按照《礼记》要求，“斩衰三日不食”，三日之后可以食粥，但是食量也有严格规定：一天早晚两餐，每餐不超过“一溢米”。“一溢米”相当于一升的二十四分之一，孝子们比如晋朝的和峤，都是称好重量才吃的，生怕不小心多吃了一粒米使自己变得不孝。这个饮食的限量等到百日之后逐步放开，一年之后允许吃蔬菜水果，两年之后允许用酱醋调味，完全恢复正常饮食则要等到丧服期满。
　　　　“斩衰”的丧期有多长呢？答案是三年。这三年孝子不仅在饮食上有限制，生活各方面都有讲究。比如睡觉就不能睡在屋里，只能睡在临时搭建的棚屋里，这个棚屋被称为“倚庐”，而且只能睡在破席子上，不能用枕头只能用土块，不能进行房事，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在古代做孝子是不容易的，不仅在心理上要保持悲痛，还要在身体上饱受摧残，体弱多病的还真当不了孝子。
　　　　从法理上讲，皇帝是全天下人的父亲，皇帝驾崩要履行的手续，比普通的父亲亡故要繁缛千百倍，那是全国举哀、劳民伤财的国丧，如果严格按照《礼记》去做，一场丧礼就可能导致亡国。
　　　　于是有伟大而体贴人意的汉文帝牺牲了自己身后的哀荣，替他的儿子汉景帝，也替后世的一切皇帝解决了难题。汉文帝临死下了遗诏，嘱咐丧礼一切从简，其中特意提到“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也就是说将服丧期由三年精简为三天。
　　　　有了先例，两汉的皇帝就不怕承担“不孝”的罪名了，从此老皇帝大行之后，新皇帝与臣子都只需服丧三日，余下的三年时间，新皇帝只要在心里保持哀悼就可以了，这种方式被称为“服心丧三年”。虽然后世有儒者对这种变通从权颇有非议，但是中国的皇帝与大臣们大多是实用主义者，这种从简的仪式被很好地保存了下来。
　　　　当年文帝司马昭驾崩的时候，司马炎就只服丧三日；现在司马炎驾崩了，司马衷也只需服丧三日即可。
　　　　因此司马衷皇帝生涯的最初三天，应该是穿着粗麻布丧服饿着肚子度过的。期间他有没有公然喊饿，有没有索要食物不得而当众洒眼泪，这不得而知。
　　　　到了第四天，司马衷除下丧服，第一次以皇帝的身份参加朝会。朝会隆重庄严，仪式繁缛，参考《晋书·礼志》，可以推想出当时盛况：
　　　　天还没完全亮，全体朝臣就已经在殿旁集合，殿前广场上燃着燎火（注：古人在屋前院内设篝火用以照明，此篝火亦称燎火。《诗经》有云“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鸾声将将”，即是此谓），朝臣们按官秩、爵位的高低依次坐好。与此同时，皇帝司马衷已经起床，先到皇后处，接受皇后的祝贺，然后他坐着云龙车，缓缓从东门来到殿前，皇帝下车，入东阁小坐。
　　　　皇帝入坐东阁之后，朝臣们依次进入大殿，依旧按官秩、爵位的高低排列整齐，等候在殿下；环卫宫殿的虎贲、殿内陛下的持戟卫士等也进入岗位；太常指挥下的太乐队成员，也带着他们的钟啊鼓啊一系列乐器，各就各位。几百人静候在大殿之内，肃穆无声，有谒者检查朝臣的服饰是否整齐、举止是否得体，如果服饰或举止失仪的人，谒者则会视其轻重而给予呵斥，最严重的将会被劾以“大不敬”的罪名，逐出朝堂并记录在案，交由相关人员治罪。
　　　　大臣们准备就绪之后，谒者、仆射、大鸿胪依次向皇帝禀报。过了片刻，到了某一个指定的时辰，侍中奏时辰到，于是皇帝走出东阁，在侍中、卫士等簇拥之下，由太常开路，庄严稳重的缓步进入大殿。此时钟鼓齐鸣，百官全部拜伏在地，太常引导皇帝登上大殿，升坐在御座上。钟鼓声暂停，百官起立。
　　　　大鸿胪半跪启奏“请朝贺”，于是掌礼郎用浑厚、清晰的嗓音宣召朝臣依次上殿向皇帝朝贺。朝贺的顺序依次是：诸侯王、三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
　　　　朝贺的过程也颇繁缛费力。以诸侯王为例，掌礼郎说：“皇帝延某某王登。”
　　　　该诸侯王出列、跪拜，大鸿胪代表该王跪奏：“藩王臣某奉白璧各一，再拜贺。”
　　　　然后太常说：“王悉登。”
　　　　一旁就有谒者走过来，引导该诸侯王上殿，来到皇帝御座之前。
　　　　皇帝起身，诸侯王向皇帝跪拜一次；随后皇帝坐下，诸侯王又跪拜一次，将拜贺的白璧呈上，再跪拜一次，这才算成礼。谒者走过来，引导诸侯王下殿，重新进入朝臣队列。
　　　　全体朝臣朝贺完毕之后，皇帝入内休息片刻，然后重新回到大殿。谒者、仆射跪奏：“请群臣上。”
　　　　于是重复先前的那一个过程，在谒者的引导下，朝臣们依次上殿向皇帝敬酒，期间太乐令一直在指挥太乐队奏乐。
　　　　敬酒完毕，皇帝传命百官就席、传食，太官令、大司农、尚食等官员已安排好餐食，百官谢恩之后就席，太乐令又开始指挥奏乐。
　　　　然后，君臣开始吃饭，之后又有一系列费心费力的仪式需要一丝不苟的执行，一次朝会可能要耗掉一天的时间。
　　　　由此可见，朝会是一种耗时又费力的仪式，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若论实际意义，估计皇帝和朝臣全都没吃饱），它在视觉上、听觉上、气氛上追求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可以令人心怀敬畏。它的作用是体现尊卑有序，维护朝廷与皇帝的威严，使臣民产生敬仰与依赖感。
　　　　但是对于皇帝来讲，这种朝会却是一个繁重的体力活。司马衷不可能理解这种仪式的重要意义，这些繁文缛节丝毫不能让他产生丝毫作为皇帝的优越感，只让他感到厌烦与疲劳；而朝会的冗长而沉闷也会使司马衷感到无趣。
　　　　很有可能，当臣子向司马衷行礼的时候，一抬头，却看见皇帝正在躲在那十二根冕旒后面无聊并且不耐烦地打着哈欠，让臣子面面相觑，心中无限悲凉。
　　　　皇帝要肩负的仪式义务不仅仅是主持朝会，按照传统，皇帝每年有一系列仪式要出席，比如每年正月元辰，皇帝都应该到郊外进行象征性的亲耕，即皇帝自己动手耕作一块农田，以祈求当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司马衷连这种象征性的仪式也没有能力出席，《晋书·礼志》上告诉后人：“自惠帝以后，其事便废。”
　　　　事实已明显，司马衷根本没有能力履行皇帝的义务，哪怕是最简单的主持仪式，他也无法胜任。司马衷对晋王朝的伤害并非仅仅是大权旁落那么简单，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