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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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洌�“去离天朝，不预王政”。这样有负父母期望，“惧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
　　　　因此，他们提议说，最稳妥的办法是留下齐王攸，让齐王攸、汝南王亮与外戚杨氏共同辅佐新君，“三人齐位，足相持正”，可保江山巩固。
　　　　他们并没有说动司马炎，他们的立场使司马炎感到愤怒与恐惧。因为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皇帝的亲信，个个都是朝廷中举足轻重的角色。
　　　　扶风王司马骏，他不仅是宣帝的儿子，还是朝廷的征西大将军，在关中的地区有极高的威望；征东大将军王浑是攻灭吴国的大功臣，他都督着荆州军事，手握重兵；中护军羊琇是外戚重臣，京城洛阳的禁军归他统率；光禄大夫李熹是两朝元老；侍中王济、甄德是驸马。这些人如果想搞一次政变真是轻而易举，自己在世时还可以镇住局面，但是将来太子登基，如何治理这群跋扈老臣？
　　　　经历了咸宁二年的拥立风波，齐王攸已经让司马炎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司马炎认为齐王攸不是周朝的周公旦，而是西汉燕王旦，有篡位的野心。
　　　　即使齐王攸能够证明自己没有篡位野心，也无法消除司马炎的疑忌。他是如此受欢迎，竟然有这么多重臣敢于为他顶撞皇帝。很明显，齐王攸具备篡位的能力，司马炎不能、也不敢将安全寄托在弟弟的忠心之上。
　　　　王浑等人的上书如泥牛入海。
　　　　这时王济、甄德出了昏招，他俩让妻子常山公主与长广公主到宫中去哭谏，请皇帝留住齐王攸。
　　　　这个主意实在不高明，眼泪这种武器只能打动女人心，如果王太后还在，向太后哭谏一番，由太后向皇帝施压，那可能还有点效果。这时王太后已经死了十五年啦，宫里有分量的女人只有一个杨皇后，而杨皇后一家恰恰就是视齐王攸为眼中钉。
　　　　于是两个公主只能去找皇帝哭，常山公主还是个瞎子，哭起来肯定不好看，皇帝被她们哭得烦死了。他感到愤怒而且委屈，他对侍中王戎说：“兄弟至亲，今出齐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济连遣妇来生哭人邪！”——我和齐王攸是至亲兄弟，今天我让他出镇，那是我的家事。甄德和王济两个派妇人来哭我死啊！
　　　　皇帝的委屈其实也可以理解。在皇帝看来，虽然齐王攸曾经给他带来那么多不愉快，但是作为兄长，他一点都没有亏待这个弟弟。这十多年来齐王攸享尽恩宠，普天之下，大概只有已去世的皇叔祖安平献王司马孚所享的礼遇可以与齐王攸相媲比。
　　　　司马炎认为自己对弟弟仁至义尽。皇帝所能给臣子的，他已经给了全套，如果还不满意，那就居心可疑了。
　　　　其实这只是皇帝自欺欺人的说法，在明眼人看来，皇帝与齐王攸的兄弟之情则有另一种方式解读。所谓无可复加的恩宠只是假象，皇帝始终不曾信任齐王攸，始终对其心存戒备。
　　　　齐王攸虽然位极人臣，但是他担任的职务都是虚职，不掌握实权。此前担任这些职务的人，要么是安享晚年的朝廷耋老，要么是吴蜀的降臣。
　　　　比如骠骑将军，这个职务是汉武帝时专为大将霍去病所设立的，位同三公，与“大将军”并肩，掌握全国兵权。可是到了晋朝，所谓骠骑将军听上去很威风，实际已是无兵可带、无仗可打的悠闲将军，此前担任骠骑将军的，是吴国的降将孙秀；
　　　　再比如镇军大将军，听上去兵权很大，实际只有在出征时凭虎符才可以调动兵马。齐王攸呆在洛阳未曾出征，皇帝也没有授予虎符，所以他依然是一个无兵可带的悠闲将军。
　　　　晋朝人才奇缺，司马炎对异姓又很不放心，因此许多宗室成员，不管长幼贤愚，都被任命为各地都督，掌管一方军事。当叔父司马伷、司马亮等人以年过五旬的老迈之身，亲冒矢石冲锋陷阵的时候，作为后起之秀，正当年轻有为的司马攸却在战场千里之外的地方，在闲而无聊的洛阳东宫里，陪他那个傻侄子、太子司马衷读书。
　　　　如今，皇帝想把齐王攸赶走，他的诏令里说让齐王攸“都督青州诸军事”，看似是要让齐王攸掌一方大权了，但是熟悉王朝兵力分布的人都知道：青州以北的幽州驻有重兵，那是防备鲜卑人的；青州以南的豫州驻有重兵，那是防备江南吴人的；偏偏青州，没兵驻守。
　　　　所以，让齐王攸都督青州诸军事只是一句空话，皇帝真正想说的是，你回齐国养老去吧。
　　　　就当皇帝与群臣僵持不下的时候，齐王党人又捅了娄子。
　　　　因为有咸宁三年的前科，中护军羊琇认为这次驱逐齐王的诏书肯定又是杨珧在背后煸风点火，他和北军中候成粲谋划着要为国除害，打算设埋伏手刃杨珧。
　　　　杨珧闻讯，吓得躲在家里不出门，连早朝都不敢列席，派人向皇帝告状求救。
　　　　羊琇这回闯大祸了。
　　　　洛阳的禁军分中护军与中领军，后来中领军改名为北军中候，统率左、右卫将军与骁骑、游击、左、右、前、后六军，还有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五校。假使中护军与北军中候联手兵变，整个洛阳的王侯公卿，甚至皇帝都将是刀下鱼俎。
　　　　事情快要恶化成流血冲突，司马炎龙颜大怒。
　　　　他立刻夺了羊琇的兵权，徙封为太仆，这是掌管皇帝车库、马厩的官职；皇帝又夺了王浑的兵权，以年老为由让李熹致仕，废掉王济、甄德的侍中职务，出为闲职。
　　　　不久，李熹、羊琇就生病暴卒，扶风王司马骏也从此废置在家，三年之后忧郁而死。
　　　　齐王党全线崩溃，不过皇帝在过年之前驱逐齐王攸的计划也没有得逞。
　　　　纷纷扰扰间，太康三年接近尾声，双方中场休息，准备过年。
　　　　皇帝也好公卿也好寻常百姓也好，都在除旧迎新，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钉桃符、彻夜守岁，平常百姓祭祀祖宗，皇家设坛拜社稷、摆上三牲去太庙问候先帝。
　　　　到了元日，百姓纷纷走出家门，个个冠带整齐鲜艳，逢人道喜道贺，相互敬着泡以桃汤柏叶的椒酒；
　　　　在皇家照例有朝会，热闹非凡。皇家朝会仪式繁缛，一搞就是一天，朝会结束还要用膳，用膳完毕，往往已是夜晚，君臣一起欣赏歌舞。如果有雅兴，还要吟诗唱和一番。晋初傅玄曾写《元日朝会赋》，描述如下，“前三朝之夜中，夜燎晃以舒光，华灯若乎火树，炽百枝之煌煌。六钟隐其骇奋，鼓吹作乎云中。”
　　　　太康四年（公元283年）元日的朝会照常举行，皇帝神情欢娱；正月初七的人日、正月十五日皆有朝宴，君臣共乐，尽兴而归；正月晦日，皇帝领着众臣到洛水泛舟，绿波徐徐春枝袅袅，新鸟欢歌，令人心旷神怡，只是众臣中不见齐王攸，听说是病了。
　　　　就在大家认为齐王这事不了了之的时候，司马炎突然招来太常郑默，问，齐王回藩国，依礼赐予他什么才好？
　　　　郑默这才知道，原来皇帝还惦记着这事呢，他是两朝老臣、政治老油条，当即说自己拿不准主意，要回去和手下那帮太常博士们商议商议。
　　　　这一商议炸了锅，自古言官都是不要命的。博士庚旉、太叔广、刘暾、缪蔚、郭颐、秦秀、傅珍一听皇帝竟然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当即决定联名上书，劝皇帝留下齐王攸。领头的庚旉洋洋洒洒，文不加点起了草表，写完了给他父亲庚纯过目，庚纯是老齐王党，点点头，表示默许。
　　　　博士们的谏表由太常转呈皇帝，郑默请助手博士祭酒曹志一起品读这份奏章，没想到引起了曹志的自伤自怜。曹志这个名字后人也许会感到陌生，但曹志的父亲可谓家喻户晓，他就是魏武帝曹操的儿子，才高八斗却命运多舛的曹植曹子建。
　　　　曹志怆然叹息，说：“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亲，不得树本助化，而远出海隅！”这句话与其是说在同情齐王，不如说是替自己父亲鸣不平。曹志觉得有必要劝皇帝迷途知返，于是他也写一份谏章凑热闹。
　　　　两份谏章一起送到皇帝眼前，皇帝看完，怒了。司马炎与曹志相交数十年，一直引以为知己，结果发现这位老朋友也倒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司马炎大怒，说：“曹志尚不明吾心，况四海乎！”
　　　　皇帝大发雷霆，触龙鳞臣子就倒霉了。太常郑默，领导无方，罢免；博士祭酒曹志，妄言朝政，罢免；上书的七个博士，不仅罢免，而且全部送廷尉治罪。
　　　　这时有人推波助澜，廷尉刘颂奏报庚旉等大不敬，应当拉到菜市砍头。幸亏有尚书夏侯骏、右仆射魏舒和左仆射下邳王司马晃一起帮着求情，免了死罪，全部除名。大家一看皇帝动真格了，都不敢再劝。
　　　　太康四年二月，皇帝再次增加济南郡为齐王封地，立齐王攸的儿子司马寔为北海王，给齐王设轩悬之乐，六佾之舞，另外赐予黄钺朝车等物。
　　　　这可以看作是皇帝的最后一点耐心。轩悬之乐，六佾之舞，黄钺朝车，这些都是受命出征的诸侯才能享用的，这些东西显然是提醒齐王尽快上路。皇帝恩威并施，看来是铁了心了。
　　　　这时齐王攸上书说自己病了，请求解除官职去崇阳陵给父母守陵。
　　　　但是皇帝不许。
　　　　在皇帝眼里，所谓的生病不过是个借口，所谓的守陵不过是拿父母来进行要挟。齐王攸又是借口又是要挟，就是不肯离开洛阳这个权力中枢，更显得居心可疑。
　　　　皇帝派出太医去给齐王攸治病，名为治病，实际是查验齐王攸是真病还是假病。不出意料，太医回复说齐王根本就没有病，换一拨太医再去，依然回复没有病。
　　　　皇帝因此措词更加严厉地催齐王上路。齐王临走，亲自入宫向兄长辞行，皇帝越看越觉得弟弟不像是个病人，心中不住冷笑。
　　　　但是仅过了两天，齐王攸就吐血数升，病发身亡。
　　　　凶信传到宫中，就好像抽了处于偏执状态的司马炎一记耳光。皇帝猛然醒悟，原来弟弟不是在使诡计耍小聪明，他是真的病了！
　　　　司马炎大哭了起来。那一刻皇帝想到的全是弟弟的好，想到弟弟幼年时的乖巧可爱，想到弟弟成年后的恭谨谦让，想到父母临终前的叮咛嘱咐，想到弟弟这十几年来对儿子司马衷的精心教导。
　　　　皇帝就这么真诚地哭泣着。直到侍中冯紞冷冷地抛来一句话，“齐王名过其实，天下归心，如今他自己病死了，这是社稷之福，陛下何必如此哀伤！”
　　　　皇帝猛然止住了泪，脸上浮现起冷冷的讪笑。
　　　　冯紞无德无能，但他为什么能一直得到皇帝的宠爱呢。因为他太了解皇帝了，甚至比皇帝自己本身还要了解。
　　　　在皇帝心底一直妒忌着齐王攸，妒忌他从小就得到祖父与父亲的优宠，妒忌他得到那么高的赞誉，妒忌他令自己自惭形秽。早在文帝死的时候，皇帝作为嫡长子，也不过服丧三日，而齐王攸却哀毁骨立，让人一看就知道谁孝谁不孝；后来王太后患病，稍有痊愈，兄弟俩摆宴给母亲庆贺，席间齐王攸想到母亲死里逃生，不禁喜极而泣，司马炎想陪着一起哭，却偏偏连一滴眼泪也挤不出来。
　　　　皇帝的杀心早就升起来了，他一直对齐王曾经威胁过他的皇位而耿耿于怀，现在齐王又威胁到了他的儿子，这更让他无法容忍。
　　　　皇帝一直没动手，不是宅心仁厚，而是因为懦弱，害怕承担杀弟不义的罪名。现在老天都帮他，为何不顺水推舟？在宫中谁不知道太医院里的那群人一向趋炎附势？将死之人脸上特有惨淡苍白的神色，皇帝又怎么可能视而不见？
　　　　表面上是冯紞等人在离间骨肉，承担着恶名。实情却是，皇帝的心中有魔鬼，这个魔鬼就是皇帝本人。
　　　　冯紞只有一点可恨。
　　　　皇帝正沉浸在自己虚假的悲痛之中，扮演着一个无辜的、被蒙蔽者的角色，扮演着一个痛失爱弟的悲情兄长角色，他就不能让皇帝多装一会儿清纯？
　　　　六、画皮的人撕开伪装
　　　　齐王攸死了，皇帝一如既往的显示了长兄为父的宽阔胸襟与对亡弟深沉慈爱。齐王攸的葬礼与十一年前叔祖安平献王司马孚的相同，规格仅次于皇帝皇后。
　　　　齐王的谥号也与司马孚一样，因此他就被后人称为齐献王。皇帝下令，以齐献王灵位配飨太庙，在齐国诸侯家庙里，设轩悬之乐。皇帝两次亲临丧所吊唁，亲自流泪，哭得很伤心，感动了一大批不知内情的臣僚。
　　　　但对知情者来说，齐王攸的死是皇帝一生的污点。数年之后，皇帝与桀骜不驯的王济产生了口角，王济这人一向口无遮拦，他当面讥讽皇帝说：“尺布斗粟之谣，常为陛下耻之。”
　　　　“尺布斗粟”是汉代童谣。汉文帝时，皇弟淮南王刘长犯法自杀，有人猜测文帝有意要将弟弟逼死，于是长安街头传唱这样的童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从此“尺布斗粟”就被用来指代兄弟阋墙。
　　　　《晋书》上说，皇帝听了王济的话后，并没有恼羞成怒，而是沉默不语。他这是感到羞愧，还是感到后悔？不管是出于哪种心理，这个姿态让后人觉得：在皇帝之中，司马炎还算是个好人。
　　　　随着齐献王的不幸薨逝，喧嚣十多年之久的皇嗣问题尘埃落定，储君的位置上赫然端坐痴太子司马衷。
　　　　悲剧的基调从太康四年开始奏响。
　　　　三百年后，编写《晋书》的唐朝史官充满遗憾地假设，如果齐王不死，兴许八王之乱就不会发生，随后五胡乱华、南北长达三百年的分裂就不会到来。
　　　　但也有人说，如果齐王不死，内乱将提前十年爆发，齐王的死消弭了一场分裂，其实是最好的结局。
　　　　孰对孰错，已经无法知晓。
　　　　因为历史不容假设，它永远按着自身独特的逻辑，诡异地在迷雾中前行。无人能看透这迷雾。
　　　　司马炎刚刚坐上皇位的时候，有一次他在朝堂上占卜探卦，卜算皇位可以传几代，结果他卜到了“一”。司马炎不像汉光武帝刘秀，他不相信图谶，在晋朝图谶是被严令禁止的，他探卦只是讨个彩头，所以探到“一”他也没有在意。晋武帝在这一点上像秦始皇，相信江山可以二世、三世的传下去，他不仅要替二世司马衷做打算，他还要替三世司马遹做安排。
　　　　谁能料到，世界上竟然真有一语成谶这种事情。
　　　　司马炎打点起了后事，他发现日月逝矣时不我与，曾经的股肱大臣纷纷衰老死去。泰始十年，荀凯病死；咸宁四年，羊祜病死；太康三年，贾充、羊琇病死；太康四年，山涛病死；太康五年，杜预病死；太康六年，王濬病死；到了太康十年，荀勖也病死了。
　　　　曾经的心腹，只剩下卫瓘、王浑、张华和杨骏、杨珧、杨济兄弟。卫瓘、王浑、张华与太子离心离德，不可重用，靠得住的只有杨骏兄弟了。杨骏是太子的外公，忠诚不容置疑，但是资历尚浅人望不够。皇帝于是有意识的树立杨骏的权威，杨骏因此权倾朝野，与弟弟杨珧、杨济，被天下人称为“三杨”。
　　　　太康十年十一月甲申（公元289年），久病缠身的司马炎下了一份诏书，重新安排镇守方岳的人选：“汝南王司马亮为侍中、大司马、大都督、假黄钺，都督豫州诸军事，治许昌；改封南阳王司马柬为秦王，都督关中诸军事；始平王司马玮为楚王，都督荆州诸军事；濮阳王司马允为淮南王，都督扬、江二州诸军事，并假节之国。”
　　　　这位诏书是司马炎对身后事的详细安排，总体思路是外戚与宗室共同辅佐新君，互相牵制、保持平衡；外戚侧重于掌握朝政，而宗室侧重于把握兵权。
　　　　秦王司马柬是太子一母同胞的弟弟。关中是天下形胜之地，外有雄关万丈，内有沃野千里，当年秦始皇、汉高祖在此发迹、遂取天下。司马炎曾经做“石函之制”，规定“非宗室不得镇关中”，所以这个地方必须交给太子最可信任的人；
　　　　楚王司马玮、淮南王司马允也是太子的弟弟，宗室里最可亲近的人。江南吴国新附，民心未稳，需要驻重兵防备。荆州、扬州、江州分别据于长江中游、下游，江南如有变故，两镇齐发，万无一失。
　　　　司马柬驻守的长安、司马亮驻守的许昌、司马玮驻守的襄阳、司马允驻守的寿春再加上东北处赵王司马伦驻守的邺城，正好形成了对洛阳的环卫。
　　　　如果有敌寇从外部进犯，则由洛阳调度各藩镇抵御；如果洛阳有变故，则各藩镇举兵勤王；若哪个藩镇心生不轨，则天下共击之。
　　　　武帝安排的藩镇分布图
　　　　朝廷之中，由杨骏与汝南王共同辅政。司马炎担心杨氏的势力太强，新君无法驾御，于是又任命太原人王佑为北军中候，率领洛阳禁军。王佑是王浑的从子，一向与杨氏不和。
　　　　如此一番布置，令宗室与外戚、京师与外镇、中央禁军与各地驻军之间互相制衡，司马炎觉得足以保证新君江山稳固。那么，接下来该替皇孙司马遹做安排了。
　　　　望气者禀报广陵那地方有天子气，司马炎于是封司马遹为广陵王，食邑五万户；散骑常侍刘寔博古通今，深有才学，司马炎任命他为广陵王傅。皇帝在此再次重申了态度，表示大晋朝的第三个皇帝的位子，他已经替孙儿预订好了。
　　　　既然一切都安排妥当，就应该了无牵挂。那为什么太熙元年四月司马炎到了弥留之际，迟迟咽不下最后一口气呢？
　　　　因为司马炎发现，他的百年大计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致命的偏差。
　　　　杨骏是司马炎治国蓝图中的关键人物。此人素无才干，也没有名望，以前做过县令之类小官，也做过骁骑将军、镇军将军的从僚，后来依赖女儿的裙带，被封为临晋侯，任命为车骑将军。朝中许多人都轻薄其为人，一向识人知鉴的尚书郭奕与尚书褚都曾上书劝过皇帝，说杨骏这人器量狭小，承担不了社稷重任。
　　　　臣僚们不明白，其实司马炎要的就是杨骏平庸无能。试想弱主当朝、宗室强盛，如果启用像霍光、王莽那样声名卓著、手段强硬的权臣辅政，势必会挟持弱主与宗室争权。霍光杀燕王盖主、王莽废黜刘氏诸王，这都是前车之鉴。如果权臣胜了，那么皇帝就不免当傀儡，甚至有可能被迫行禅让，司马氏的江山就是这样偷来的，皇帝不可能不深以为戒；而宗室也是虎狼，如果宗室占了上风，就不免要清君侧。汉代的七国之乱中，吴王楚王就是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借口起兵造反的，幸好他们失败了，否则汉景帝的龙椅肯定是坐不稳的。
　　　　因此在司马炎看来，杨骏实在是辅佐新君的最佳人选。首先，他没能力独裁，没能力就不会生异心，就必须搞好与宗室的平衡，而宗室也不会猜忌这个人；
　　　　其次，他是司马衷的外公、杨后的父亲，而且杨骏“孤公无子”没有后嗣，即使生了非分之想也没有意义，所以最没可能生异心；
　　　　司马炎看重杨骏的第三个原因是他的出身。虽说杨骏这人没有美名，但是弘农杨氏的百年招牌在注重门第的魏晋时代还是很有影响力的。魏晋的高门大族在汉代大多默默无闻，而弘农杨氏“四世三公”，在汉末就显赫天下，与汝南袁氏齐名。汝南袁氏的后人袁绍、袁术甚至能够依仗袁氏的声名与门生故吏割据一方，杨氏稍逊，没出这种枭雄，但也因此保全了门户。百年之前，有个杨修稍露头角，可惜站错了队，支持曹植争嗣，被魏武帝曹操砍掉了脑袋。当时曹植的谋士不少，魏武帝单单诛杀杨修，也可见他对弘农杨氏的忌惮。
　　　　有虚誉、无实干，这种人最适合和稀泥了。太康九年起，司马炎的身体时好时坏，他就把朝政交给杨骏去打点，自己深居后宫养病去了。
　　　　渐渐地，皇帝感觉不对劲。皇帝任命了那么多的侍中，可是到宫中露面的总是只有杨骏一个。皇帝让杨骏打点朝政，并没有说自己一事不问，但杨骏那当仁不让的架势，俨然是一副“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的派头。
　　　　司马炎这时已经没有力气出宫转转，不然他会发现形势远比他想象的要糟糕。想见皇帝面呈机宜的臣子都被杨骏挡在了宫外，朝中人心惶惶，不知皇帝是死是活。大家私下里把杨骏比作秦末的赵高。
　　　　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春，杨骏请司马炎下诏夺回繁昌公主。繁昌公主在太康年间下嫁卫瓘的第四个儿子卫宣，杨骏说卫宣好酒，经常嗜酒犯过失。
　　　　皇帝让身边的黄门郎去调查，黄门郎回复说杨骏所言属实。皇帝一听，既然属实，那就准奏。
　　　　接着，有人上书要求罢免卫瓘，将卫宣交给廷尉治罪，这回皇帝未允许。
　　　　不久后，卫瓘声称年老请求逊位。皇帝猛然醒悟，自己被杨骏当棋使了。杨骏表面是对付卫宣，其实意在逼卫瓘退位。
　　　　皇帝招来黄门郎大骂一顿，问是不是虚构事实污蔑卫宣，黄门郎抵赖不了，只好认错求饶。皇帝想让卫宣与公主复婚，可是卫宣这时已经忧愤发病而死。皇帝又气又无奈，作为补偿，将卫瓘升做太保的闲职，以菑阳公的身份回家养老。
　　　　挤走了卫瓘，杨骏接着就想挤走汝南王。在去年十一月甲申的诏书上，皇帝虽然任命汝南王都督豫州诸军事，但是还保留着“侍中”的职务。皇帝这是要汝南王留在洛阳，可是杨骏却不停的派人催促汝南王出发去许昌。
　　　　到了四月初，司马炎的时间越来越少，他经常陷入昏迷，神智时而清醒时而昏聩。有一次他醒过来，身边都是杨骏替换来的新面孔，个个长得那么寒碜，心里那个叫灰心失望，忍不住想骂人。司马炎一向好脾气，因此他调整了一下语句和语速，对杨骏说：“何得便尔！”这话相当于：“你怎能如此妄为！”
　　　　杨骏赶紧下跪谢罪，皇帝想接着骂几句，一口气没上来，又晕过去了。再次醒来，皇帝令中书监华廙起草诏书，召汝南王火速入朝觐见。
　　　　这时候，皇帝应该已经明白，他那个貌似憨厚的老丈人靠不住。他只看准了杨骏能力不行，却忽略了另一个问题：越是庸人越是不自量力。志大才疏，这是庸人的一个通病。
　　　　其实何必苛求杨骏，司马炎也不过是庸人之质，却做了汉高魏武都未必敢做的事。他的计划漏洞百出，偏偏自以为算无遗漏。
　　　　自从下达了召见汝南王的诏书，司马炎就陷入痛苦而漫长的等待。
　　　　夕阳日复一日映红天际，汝南王的身影一直未曾出现，渐渐地，司马炎气若游丝。
　　　　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汝南王根本没有接到诏书，诏书半道就被杨骏截走了。
　　　　这边华廙刚将诏书写好，那边杨骏就得到消息，赶过来借阅。按说身为中书监，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这种大不敬行为，可华廙不是有骨气的人，这家伙一辈子倒霉，早吓破胆啦。
　　　　华廙的名字不怎么为后人所知，但他的爷爷华歆名气很大，熟悉三国的人都应该知道。华歆没出仕前和隐士管宁交友，被管宁看不起，割席绝交。后来华歆跟了魏武帝，狠狠地做了几件长脸的事，其中有一件就是领着禁军冲进汉献帝的寝宫，揪出躲藏在夹壁里的伏皇后，交给行刑者缢死。华歆在曹魏做到了司徒、太尉的高位，这位老兄据说治家严谨，即使平时在家里也要求子孙像在朝廷上那样恭敬严肃、合乎礼节。
　　　　严格的家庭教养培养出了良好的家风，华家风气声名远扬。百年之后，晋朝的刘寔想娶华家的女子，却遭到家人的激烈反对，弟弟刘智对他说：“华家类贪，必破门户。”刘寔不听，执意要娶，生来出儿子刘夏果然败家。
　　　　华廙就出生在这个“类贪”的家庭，按他的门第条件，早就可以做官了，偏偏他倒霉，负责典选官员的是他岳父卢毓，按例不允许举选姻亲，所以他一直到三十五岁还是个处士。后来华廙终于开始做官，从中书通事郎做起，一点点往上爬，好容易爬到侍中、南中郎将、都督河北诸军事这些大官了，又得罪了中书监荀勖，莫名其妙的卷入了一场贪污案，被罢免。随后华廙居家近十年，教诲子孙，讲诵经典，抽空还养养猪。
　　　　有一天司马炎在皇宫凌云台登高望远，看见有一户人家的苜蓿园长势不错，一问原来是华廙家的；后来司马炎出宫，又看到华廙家的猪圈，觉得曾经的大臣混到这份上实在可怜。太康年间有一场大赦，华廙被重新起用，先做城门校尉，再迁左卫将军，最后做到中书监。
　　　　大起大落实在不容易，所以华廙一向巴结着掌权的杨氏。杨骏一说借，他立马将诏书递了出去，而杨骏借了之后就再也没还。
　　　　杨骏很有耐心地耗着，等待司马炎灯枯油尽。于是就出现了本段开头的那一幕，太熙元年四月己酉，死神终于不耐烦了。
　　　　司马炎再次醒来，已经说不出话，眼神空空，等着不可能出现的汝南王。
　　　　杨皇后啜泣着，凑近皇帝，问：“陛下如有不讳，是不是由临晋侯辅佐太子？”
　　　　这话问得很艺术。皇帝脑子已是一潭死水，没能力去琢磨皇后话里的玄机，他点点头，表示默许。
　　　　这个就是货真价实的遗诏。杨皇后赶紧吩咐下去：遗诏已下，宣中书监华廙、中书令何劭即刻拟旨。
　　　　华廙无耻起来的样子很有他爷爷当年的神韵，他文思泉涌，句不加点地完成了这份日后杀戮千万人的诏书：
　　　　“昔伊望作佐，勋垂不朽；周霍拜命，名冠往代。侍中、车骑将军、行太子太保，领前将军杨骏，经德履吉，鉴识明远，毗翼二宫，忠肃茂著，宜正位上台，拟迹阿衡。其以骏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领前将军如故。置参军六人、步兵三千人、骑千人，移止前卫将军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卫，其差左右卫三部司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马十人给骏，令得持兵仗出入。”
　　　　遗诏呈到了司马炎的面前。
　　　　如果还有力气行使皇帝的威权，司马炎会诛杀华廙全家，然后指着华廙的头颅问，他传的是谁的旨意？汝南王在哪儿？杨骏不仅要独擅朝权，还要接管天下兵马，居心何在？
　　　　可惜啊，他现在只是一个濒死的病人。司马炎做出了病人受刺激后的正常反应，两眼一翻，果断而决然的咽了气。
　　　　皇帝驾崩了，皇帝不是病死的，皇帝是气死的。
　　　　内庭传出皇后懿旨，说皇帝龙驭上宾，大家举哀吧。
　　　　哗啦啦，宫里宫外哭成一片，整个洛阳城都听得到。
　　　　杨骏捂住脸，身体剧烈抖动，看不出来他是哭得厉害还是笑得厉害。
　　　　第二章　杨　骏
　　　　一、面容模糊的晋惠帝
　　　　太熙元年（公元290年）四月己酉，司马炎驾崩的当日，身穿毛边粗麻布丧服的太子司马衷被群臣迎到了正殿。群臣异口同声地表示，国家不能一日无君，所以恳请太子即皇帝位。
　　　　按照传统，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