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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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既然敢拔虎须，就不怕虎咬人，范阳王捏住了河间王的软肋，河间王近年黩武穷兵，如今已是强弩之末。
　　　　关中重镇在武帝末年是除了洛阳禁军之外的第一强藩，不过近十几年天灾人祸接踵而来，先有羌、氐叛乱引起的兵祸，然后是连年天灾，几年后刚恢复平静，马上派兵南下蜀中东入中原，不久后院又起火，秦州刺史皇甫重、雍州刺史刘沈先后起兵，连番折腾硬是把八百里秦川搞得地破人穷，关中军疲于奔命，损耗过半。
　　　　河间王如果不打算服软，依然有心要作执政，此时他就应该大举出关，直接控制洛阳与惠帝，然后号令天下。可如此一来，东海王、范阳王、高密王、东平王一干人等全都不会答应，仅这些人就已经很难对付了，再加上一个有鲜卑人做后盾的王浚，河间王那是有心无力啊，关中军倘若出关，很有可能就回不来了。何况当时关中后患未除，秦州的皇甫重负隅顽抗，梁州的流民军声势正盛，河间王可不敢掉以轻心。
　　　　出兵是行不通的，但是依范阳王所言乖乖撤兵又实在心有不甘，河间王就来个装聋作哑，看你怎么办。
　　　　范阳王立刻用实际行动告诉河间王他想怎么办，范阳王将豫州军队从许昌移了出来，向北改镇荥阳。荥阳是著名的战略要地，秦末刘项在此处打过恶战，荥阳旁边就是著名的成皋关，过了成皋关，洛阳就暴露在前方了。范阳王的用意十分明显：河间王你撤不撤？不撤，我来帮你撤。
　　　　与此同时，王浚撤离邺城，将邺城交给了东海王的弟弟平昌公司马模；东海王的另一个弟弟，镇守宛城的高密王司马略也上书向河间王施压，高密王说他将要带兵移镇洛阳。
　　　　形势对河间王很不利，张方的两万孤军看似已经陷入包围，有被人吃掉的危险。
　　　　双方都不敢贸然动武，僵持到十一月，莽夫张方把这个难题给解决了。
　　　　河间王与张方是主仆关系，河间王是大脑，张方是爪牙，近年来随着河间王对张方越来越倚重，张方就日益显出骄横跋扈的苗头。张方在洛阳一待三个多月，该逛的都逛过了，该抢的也都抢过了，惠帝见了面反过来向他行礼，风头也出过了，文帝武帝诸位太后的陵墓他不敢碰，就把贾皇后早夭的女儿哀献皇女的坟给刨了一下，里面也没什么新鲜，一具小孩尸骸和若干陪葬财宝而已。眼看天气越来越凉，洛阳越待越没劲，手下弟兄们嚷着要回家过年，张方一挥手，走，启程回关中。
　　　　没有河间王的命令怎么可以擅自撤军？张方说，没关系，先撤着，回头知会一声就行。
　　　　如此自作主张，难道不怕河间王怪罪？当然不怕，此时河间王忌惮张方之心只怕要胜过张方对河间王的邀宠之心，而且张方觉得此举并无不妥，河间王派兵滞留洛阳，守的不是这座城而是惠帝，河间王只是生怕别人控制了惠帝然后对他不利，同时他又想控制惠帝对别人不利，如此而已。
　　　　张方心想，只要把惠帝带回关中去，河间王的目的岂不同样可以达到？况且，惠帝在长安可以比在洛阳安全得多。
　　　　被这个绝妙好计冲昏了头，张方轻率作出一个齐王、成都王甚至武帝都不敢想的重大决定，迁都。张方是个咄咄武夫，读书不多也不了解历史，否则他就该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情董卓在一百多年前就曾做过，然后被人骂到至今。
　　　　张方尽管得意，也知道迁都的事情非同小可，公然提出肯定是举朝反对。他找来几个手下商议，武夫们的思维简单直接，那些大兵说，明的不行就来暗的，找个机会骗皇帝出宫，然后夹起皇帝往关中跑，谁也追不上。
　　　　张方觉得这是个好计策，第二天他就进宫请惠帝去太庙看看祖宗。估计张方遇事不密，或者当时朝中有聪明人看穿了他的诡计，惠帝死活不愿意出宫。一来二去把张方惹火了，打算霸王强上弓。
　　　　十一月乙未，张方带着大队兵马气势汹汹地冲进皇宫，吓得那些公卿作鸟兽散，吓得惠帝逃出大殿，躲在皇家园林的竹林深处，抓着竹枝不肯出来。关中军士兵将惠帝拖拽出来，张方连马都没有下，挥着马鞭邀请惠帝到他的军营作客，张方说：“世道乱啦，洛阳附近的胡人、盗贼那么多，而宫中的护卫却那么少，请陛下搬到臣的军营去住，由臣来保护陛下的安全”
　　　　惠帝再愚笨，也知道这个邀请不怀好意，上次被挟持到邺城差点把命送掉，这次不知道又会有什么灾难了。惠帝吓得号啕大哭，眼巴巴盼着左右来救驾，当时大家都逃光了，只剩下中书监卢志，可卢志也无可奈何，只有劝惠帝委曲求全别吃眼前亏，卢志说：“请陛下听从右将军（指张方），臣没用，不能对陛下有所补益，但臣会竭尽全力保卫陛下，不离陛下左右。”
　　　　惠帝只有哭哭啼啼的搬进张方军营，随行的只有卢志与十二个黄门。三天后张方启程回关中，惠帝舍不得宫中的宫女宝物，令张方收拾收拾一同运到关中。惠帝果然是傻蛋，这道圣旨害死人了，张方的手下奉旨进宫抢劫，奸淫掳掠纷争府藏，将宫中帷幄、流苏割下来垫马鞍。《晋书·食货志》里说此时宫中还有“锦帛四百万，珠宝金银百余斛”，被洗劫一空。
　　　　为了掩盖罪行，也为了断绝还都洛阳的念头，张方甚至打算烧毁皇宫太庙，幸亏有卢志劝他别学董卓，说：“昔董卓无道，焚烧洛阳，怨毒之声，百年犹存，何为袭之！”张方这才罢手。
　　　　张方带着惠帝西行，随行的有成都王、豫章王、卢志等人，大军走到弘农郡，河间王才得到消息，派出司马周弼来迎；河间王亲帅官属以及步骑三万，在霸上迎驾。河间王果然没有深责张方。
　　　　惠帝进入长安，以征西将军府为行宫，于是天下就有了两个都城，长安、洛阳被称为西台、东台。东台也称留台，仆射荀籓、司隶校尉刘暾、太常郑球、河南尹周馥等人在留台主持大局，承制行事。
　　　　东西两台分别属于不同的阵营，他们之间的斗法通过已被废黜的羊皇后来实现。
　　　　十一月辛丑，留台复立羊皇后，这已是她第三次被立为皇后了。又过了五天，十一月丙午，留台大赦，恢复之前的年号“永安”，
　　　　张方此举等同劫驾，但当时东海王蛰伏海隅，其余诸王实力也不强，一时竟无人谴责。不过河间王也心虚，另外也因为惠帝依然在手，意得志满，所以河间王乐得慷慨，摆出高姿态与关外范阳王、东海王等人讲和。
　　　　一讲和，成都王就倒霉了。因为河间王与关外诸王讲和的共识就是，成都王祸国殃民，一切罪过都是成都王犯下的，与河间王无关也与东海王无关，如今要惩奸扬善，继往开来。
　　　　于是十二月丁亥，惠帝下诏谴责成都王“自在储贰，政绩亏损，四海失望，不可承重”，搞得天怒人怨，所以废黜皇嗣之位，“以王还第”，另立武帝的小儿子、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
　　　　在政权方面，惠帝命令东海王与河间王夹辅王室；安南将军范阳王、安北将军王浚、平北将军东赢公各守本镇；高密王为镇南将军，领司隶校尉，镇守洛阳；东中郎将平昌公为宁北将军、都督冀州军事，镇守邺城；镇南大将军刘弘都督荆州，镇守襄阳。
　　　　同时，惠帝委任河间王为都督中外诸军事，这原是成都王的官衔，如今成都王既废，就被划给了河间王。惠帝又宣布天下大赦，改元为永兴，这已是公元304年的第四次改元了。论纷乱兵祸，“八王之乱”中以此年为最重。
　　　　总体来看，这几道诏书与两个月前范阳王奏章的内容基本相似，都是河间王与东海王共同执政，各都督划分势力范围，差别只在于范阳王要求河间王撤出洛阳，交出惠帝的控制权，河间王却竟然将惠帝带到长安，依然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河间王冒险得来的成果；
　　　　不过东海王等人也并非一无所获，高密王占领洛阳、平昌公占据邺城这些都是擅自兴兵的结果，此前河间王已经任命豫章王为镇北大将军，都督邺城诸军事，但面对这已成事实，河间王选择妥协，通过这道诏书承认平昌公占据邺城的合法性。
　　　　暂时来讲，关内关外都对这道诏书感到满意，永兴元年的年末因此得以平平安安地度过。
　　　　唯一的小波折出在豫章王司马炽身上，豫章王此前从没敢生过做皇帝的妄想，突然听说自己被立为皇太弟，吓得不轻。有成都王的教训在先，豫章王知道这皇太弟不是好当的，而且侄子清河王曾被立为皇太子，于是犹豫着不敢接受这皇嗣之位。
　　　　这时有典书令修肃劝他不要犹豫，清河王还是个小孩不合众望，放眼天下已经找不到比大王你更适合的人来继承皇位了。修肃说：“河间、东海二王经营王室，志在使社稷恢复安宁，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借着皇嗣问题兴风作浪。储君人选非同小可，只有众望所归之人才能胜任，武帝的子嗣中以大王最有贤名，除了大王，谁还有资格做这储君？难道是清河王？国赖长君，清河王只是个孩子，无法担当重任，所以他此前即使被立为太子，最终还是被废黜。如今天下动荡，陛下流亡关中，胡人屡屡反叛，流民盗贼遍地都是，正是忠臣为国效力之时，请大王不要再推辞了。”
　　　　豫章王冷静下来想了一下，觉得此言不虚，于是受诏作了皇太弟。豫章王称赞修肃：“卿，吾之宋昌也。”
　　　　宋昌是汉初汉文帝的属官，当初周勃等众大臣消灭吕氏，决定迎立代王刘恒也就是日后的汉文帝。刘恒起先也很犹豫，生怕这是个陷阱，经宋昌分析鼓励才下定决心到长安即位。
　　　　豫章王将修肃比做宋昌，那当然是自比汉文帝了，这两个皇帝前半生的遭遇倒也相似，都是在政治倾轧的血雨腥风中成长，通过韬光养晦幸免于难，但是这两个皇帝后半生的功绩则相差太远。汉文帝实现了汉室的复兴，开创了“文景盛世”；而豫章王即日后的晋怀帝，想扶晋室江山于既倒而不能。
　　　　四、关外羽檄飞
　　　　永兴二年（公元305年）的最初几个月，是“八王之乱”末期难得的太平日子。上一年四次改元、皇帝两次迁徙、皇嗣两次册立，这种乱局是史上绝无仅有的，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有心力交瘁之感，所以双方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上年末达成的和解。
　　　　年初的时候，张方回了趟洛阳，又一次将羊皇后送进了金墉城。当时镇守洛阳的是东海王的弟弟高密王，张方能废黜皇后显然得到了东海王的默许。
　　　　羊皇后可谓“八王之乱”中命运最坎坷最无辜的一人。城头变换大王旗，妾在深宫哪得知？但张方使劲与这个孤苦伶仃的弱女子为难，其实也是不得已，皇帝、皇嗣在洛阳时是各方争夺控制的目标，如今皇帝、皇太弟都不在，皇后也就有了控制利用的价值，所以废黜以绝后患。
　　　　结果到了四月份，还是出了一件乌龙事件。
　　　　事件的主角叫皇甫昌，是秦州刺史皇甫重的养子。皇甫重在两年前起兵反河间王（事见第八章），不久之后就被围困在孤城与世隔绝，皇甫重以为弟弟皇甫商马上就会领着大军赶来支援，因此防守反击打得有声有色，这场围城战竟然两年没出胜负。不过两年下来皇甫重也被消耗到弹尽粮绝，眼看守不住了，他派皇甫昌逃出来搬救兵。
　　　　皇甫昌出了孤城，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更残酷，不仅叔父皇甫商已死，连靠山长沙王也已死去一年多了。皇甫昌在绝望中找出路，他先找到东海王请求进攻关中，时机不凑巧，东海王说刚与河间王讲和，不愿意出兵。
　　　　走投无路之下，皇甫昌只好使诈。他回到洛阳找老朋友杨篇密谋一次政变，这个杨篇当时在殿中任职，行事很方便，于是两人假称奉了东海王的命令，从金墉城里接出羊皇后迎入宫中，然后又招集留台百官，让羊皇后下懿旨，讨伐张方抢回惠帝。
　　　　这事突如其来，留台百官来不及反应，起先都信以为真，回过神来一琢磨才发现有诈，于是杀掉皇甫昌、送回羊皇后，假装这事没有发生过。
　　　　皇甫昌已死，但重围之中的皇甫重并不知道，他眼穿秋水，可该死的援军总不出现。
　　　　到了六月份，来了一个家伙自称是惠帝派来的御史，御史拿出一道说是圣旨的东西，说让皇甫重奉旨投降。皇甫重当然不乐意，而且对外面的局势很不解，惠帝怎么反过来帮河间王说话呢？这御史有假？
　　　　皇甫重不能确定御史的真假，所以不敢贸然抓起来问个究竟。但是御史不能动，御史随从可以动啊，皇甫重就把御史的车夫给逮起来拷问。皇甫重问车夫：“我弟弟皇甫商怎么还不来救我？”车夫说：“早被河间王杀了。”
　　　　皇甫重大惊失色，立刻杀车夫灭口，可惜消息已经走露，城内上下知道永远不可能有外援了，于是杀掉皇甫重，出城投降。
　　　　拔掉后院的那一颗钉子，河间王大喜之下将秦州改名为定州，可是他的好心情仅仅维持了一个月，然后就是个晴天霹雳。永兴二年秋七月，东海王传檄司、豫、徐、扬、荆、青、兖、并、冀、幽诸州，要与各州都督结盟，出兵进攻关中，相约“奉迎天子，还复旧都”。
　　　　原来此前东海王的种种低姿态并非真心，只是在麻痹河间王而已，自从去年八月荡阴之役后，他就蛰伏在东海国，看似超然世外实际是在运筹帷幄。这一年下来，他的三个弟弟分别担任了冀州都督（平昌公司马模）、并州都督（东赢公司马腾）、司隶校尉（高密王司马略），幽州都督王浚、豫州都督范阳王与新任的兖州刺史苟晞，都是盟友，晋王朝半壁江山已经听命于东海王。
　　　　时机已经成熟，东海王猛虎出山。
　　　　东海国隶属于于徐州，徐州都督东平王司马楙是无能胆小之辈，去年东海王失意之时投奔于他，结果被他拒之门外。东平王生怕东海王怀恨在心，十分担忧，长史王修于是劝他讲徐州让给东海王，王修说：“东海宗室重望，今将兴义，公宜举徐州以授之，此克让之美也。”
　　　　东平王听从了王修，于是东海王就以司空身份领徐州都督，而东平王则被打发到兖州接替苟晞为兖州刺史，东海王阵营里因此又增加了一个徐州。
　　　　扬州都督刘准与东平王一样也是无能之辈，此前他依靠度支校尉陈敏平定了石冰之乱，寿春大权实际就落入陈敏手中。东海王任命陈敏为右将军、假节、前锋都督，扬州也加入了东海王阵营。
　　　　至此从北到南，除了荆州的刘弘态度暧昧，其余诸州已响应东海王。范阳王、王浚等人招集各路都督会面，大家一起刑白马立誓结成联盟，推举东海王为盟主。
　　　　这一幕场景是不是很眼熟？
　　　　百年前董卓挟持汉献帝从洛阳迁到长安，引来关东诸侯盟津会师围攻关中，这段历史丝毫不差地复制到西晋末重演了一遍。“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句话之所以成为至理名言，就是因为不长记性的人太多了。
　　　　河间王眼睁睁被张方推进了火坑，事到临头后悔也来不及，好在东海王心中其实也没底，所以没有赶尽杀绝，给河间王留了一个机会。
　　　　当时担任太弟中庶子的兰陵人缪播，曾作过高密王司马泰的祭酒，东海王因为他是父亲的故吏，所以引以为心腹。缪播的从弟缪胤，是河间王前任王妃的弟弟，东海王派缪播、缪胤两人去长安作说客，劝河间王送惠帝回洛阳，承诺与河间王分陕而治。
　　　　此时河间王想当执政的雄心完全烟消云散了，只求能保住关中有个容身之地，他打算认输交出惠帝。结果张方不同意，他说：“今关中据形胜之地，国富兵强，奉天子以号令，谁敢不服！”
　　　　张方这番豪言壮语说出来连自己都不信，关中的真实处境他与河间王最清楚，如今关外联军几乎就是战国六雄的联合，外加鲜卑，而自己仅有半个秦国的力量（秦国当时有大粮仓蜀中，河间王没有），这仗打起来必输无疑，但张方又不得不睁着眼睛说瞎话，因为河间王抵抗到底，他张方还有一线生机；如果河间王放弃抵抗，他张方就是罪魁祸首，必死无疑。
　　　　因为张方的反对，也因为河间王对东海王的不信任，还因为河间王也存在侥幸心理，缪播、缪胤两人并没有完成使命，河间王表示坚决不交出惠帝，张方担心这两人继续游说会动摇河间王的决心，打算杀之而后快，缪播、缪胤吓得不敢再开口，滞留长安等待时机。
　　　　此时张方已完全是赌徒心理。关中号称金城千里是因为它与中原之间有崤山横亘，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理优势，易守难攻。河间王最好据险而守伺机而动，因为关中有粮有空间，而关外联军则不可能持久，咬牙挺一下，最后拖不下去要求和谈的还是东海王，这个结局可以参考当年的“关东诸侯讨董卓”。
　　　　可是张方当时保命心切，准备拿关中十万大军作赌注来个孤注一掷，他向河间王建议主动出关进攻，说什么：“我手下还有十几万兄弟，带着皇帝打回洛阳绰绰有余。大王留镇关中，派成都王收集旧部夺回邺城，然后我再北上消灭博陵公（指王浚，王浚的爵位是博陵公）。如此，天下就可安定，无人再敢反抗大王。”
　　　　这个方案实在太冒险，直接被河间王否决。河间王让张方领十万大军屯于霸上，静观关东局势，然后再作打算。
　　　　结果这一等还真等出了转机。
　　　　先是匈奴刘渊帮了河间王大忙，东赢公在并州连遭败绩，腾不出手来给东海王助拳；
　　　　接着冀州也发生变故，成都王此前在邺城经营多年，颇有恩泽，兵败之后不少旧部蛰伏到了民间，成都王被废黜的消息传到冀州，就有昔日帐下督阳平人公师藩等人为之鸣不平。公师藩自称将军招揽成都王旧部，汲桑、楼权、郝昌等邺中故将纷纷响应投靠，许多生活无依的贫民与背井离乡的流民也赶来投奔。公师藩军很快就扩充至数万，他们以迎接成都王为名，纵横司、冀、兖三州。在攻陷了阳平、汲郡两郡杀死太守李志、张延之后，公师藩攻打邺城。平昌公在邺城时日尚浅，左右将领中有人暗通公师藩，与之里应外合，幸好有广平太守丁绍与兖州刺史苟晞及时救援，平昌公才保住了邺城，保住了性命。事后平昌公对丁绍感恩戴德，为其生立碑。但是公师藩虽然被打退，却依然游魂冀兖，这两州也自顾不暇了；
　　　　冀州之后是兖州，东平王让出徐州之后自己承制都督兖州军事，兼任兖州刺史。所谓“承制”意思就是代理皇帝行使权力，东平王并没有被惠帝授权，因此他这个“承制”实际是矫诏，不过苟晞还是顺从的让出了兖州，其中原因有二：一、东平王是王族，苟晞是庶姓；二、苟晞的兖州刺史也不合法，是范阳王承制任命的。
　　　　东平王失一徐州得一兖州，心满意足，按说这事就该结束，偏偏又起波折，河间王见缝插针，派出了一个使者叫刘虔的给东平王下旨，表示惠帝承认他这兖州刺史。刘虔见了东平王，挑拨他杀掉苟晞，东平王也担心苟晞继续与他争兖州，竟然真的打算下手。这下范阳王不乐意了，他再次任命苟晞为兖州刺史，而将东平王转为青州都督。
　　　　东平王不接受这一任命，兖州刺史是惠帝封的，你范阳王奈我何？再说大家都是郡王，我凭什么要听你指挥？一气之下，东平王带着兖州与豫州刺史刘乔联合，加入到河间王一方去了。
　　　　东海王起兵时各藩镇势力分布图
　　　　而令关东联军损失最惨重的，则是豫州刺史刘乔的易帜。刘乔与豫州都督范阳王之间的关系始终不融洽，刘乔两年前临危受命出任豫州，平定张昌立下大功，在豫州根基已深，像范阳王这种年轻的权欲旺盛却又没有立过殊功的王室新贵，自然无法令刘乔这种老臣折服。刘乔是年过六旬的睿智老人，对于局势自有判断，河间王固然是劫驾，但是那些整天将忠君爱国挂在嘴边的也未必就是忠臣，因此他的反应与荆州刘弘相似，较为持重。此时范阳王正欲趁机扩展权势，充当征讨关中的急先锋，难免就觉得刘乔有点碍手碍脚了，特别是范阳王移镇荥阳之后，觉得许昌的反应越来越懈怠，心生不满，就起了换人的念头。
　　　　于是东海王承制转任刘乔为冀州刺史，豫州刺史由范阳王兼任。当时的冀州刺史是太原人温羡，也是个有威望的老臣，被封大陵县公，比刘乔的爵位还高。温羡当时是双方都在争取的人物，河间王曾召他入关做中书令，温羡没有应征，他的冀州刺史是惠帝任命的，刘乔跑去赴任，温羡会不会让位还是一个疑问。
　　　　刘乔声称这不是天子诏令，不接受东海王的调遣。范阳王去许昌赴任，结果半路上被刘乔派兵阻截，赶回荥阳。范阳王大怒，任命心腹刘舆为颍川太守、刘舆的父亲刘蕃为淮北将军，带兵攻打许昌。与此同时，东海王任命琅琊王为平东将军，镇守下邳监徐州军事，自己则领着三万人屯兵在萧县，与右将军陈敏率领的扬州军会师，打算攻打许昌。
　　　　刘乔一边布置防线，一边派儿子刘祐屯兵于萧县灵璧与东海王对峙，同时刘乔还上书惠帝，声称刘舆胁迫范阳王司马虓矫诏、擅动兵马意图不轨，因此请命讨伐。说是讨刘舆，实际就是讨范阳王，将司马家儿的过错推诿于旁人，这就是当时的游戏规则。
　　　　五、烟消云散
　　　　声势浩大的关东联军在短短一个月就有并、冀、兖、司、豫五州丧失战斗力，另外徐、扬二州被刘乔堵在半路，无法威胁关中。
　　　　联盟摇摇欲坠，河间王心花怒放，他原本已在降与不降之间摇摆，如今又觉得张方那个冒险的建议有可行性，他让惠帝下诏给东海王等人，命令东海王等各自罢兵回国。
　　　　这道诏书不出意料地被关东诸侯集体违抗了。
　　　　河间王于是任命成都王为镇军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拨给千余士兵，去邺城招安公师藩；又派出建武将军吕朗去驱逐高密王司马略，镇守洛阳。
　　　　吕朗很快占领了洛阳，高密王弃城而逃，一直向东逃到海滨做青州都督去了。
　　　　十月丙子，惠帝再次下诏，责令镇南大将军刘弘、平南将军彭城王司马释、征东大将军刘准共会许昌，与刘乔协同并举；另外又以张方为大都督，领关中军出关，与吕朗等人一同奔赴许昌，诛杀刘舆兄弟。
　　　　次日，也就是十月丁丑，惠帝又下诏命令成都王作为刘乔的援军，据守河桥保卫洛阳；惠帝意识到刘乔的官衔不高，不够指挥如此多军队，于是给刘乔升官为镇东将军，假节都督诸军事。
　　　　这两道诏书的效果大打折扣，荆州都督刘弘与扬州都督刘准都对出兵的命令置若罔闻，唯一有实际行动的是宛城的彭城王。
　　　　彭城王与刘乔会师，一同进攻范阳王，范阳王遭遇大败，与刘舆一起弃军北逃，一直逃出豫州，逃过黄河逃到冀州境内。刘舆的弟弟刘琨当时是范阳王司马，去向汝南太守杜育搬救兵，返回途中听闻范阳王军败，于是也弃军北逃，刘琨的父亲刘蕃逃得慢，成了刘乔的俘虏。
　　　　几乎与此同时，萧县又传来捷报，刘祐大破东海王、陈敏联军，东海王退回徐州，陈敏退守扬州历阳——看中原大乱的陈敏此时已经萌生逆心，一个月之后，他就在江南造反了。
　　　　张方十万大军驻扎在霸上尚未出关，关外局势就已经逆转，捷报接踵而来，乐得河间王信心盲目膨胀，又生出执政当权的野心。
　　　　河间王正摩拳擦掌，荆州都督刘弘上了一份扫人兴的奏折，内容是国家如今内忧外患，希望各路诸侯以大局为重罢兵言和。
　　　　刘弘说：“如今边陲无兵把守，国家军队都被调到中原来打内战。各位股肱大臣不知大体，意气用事，相互仇杀，流毒越来越深，危害越来越大。万一此时散居边境的蛮夷乘虚而入，那我们就如同‘卞庄刺虎’故事中自相残杀的老虎一样，自己将自己送入了虎口。微臣恳请陛下快快下旨，诏令河间王、东海王罢兵言和，守土保境，抵御外敌。
　　　　“近几年以来兵戈纷乱，各藩镇之间猜忌不断，从而引发战争不断，诸王合纵连衡，结党相构，灾难殃及许多宗室成员，使朝廷的威信荡然无存。如今诸王权柄凌驾于朝廷之上，朝廷已经无力裁断诸王是忠是佞，忠佞的标准堕落为成王败寇，那些权臣得势之时都被誉为忠臣，失势之后马上被指为佞贼，朝暮之间即有反覆，然后彼此指责，相互攻伐。有史以来，论骨肉之祸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惨烈的，令臣十分痛心。”
　　　　刘弘此言可谓浊世清音，这个睿智的老人已经看出乱世的症结根本不在于臣子的忠诚与否，而在于朝廷权威的缺失，政治话语权已被军阀掌握，造成“今夕为忠，明旦为逆”忠奸难辨的原因就是臣子威权太重，“权柄隆于朝廷，逆顺效于成败”，朝廷无法进行约束。
　　　　因此刘弘要求兵戎相见的各镇都督退兵回镇，从此服从中枢命令，刘弘提议“自今以后，其有不被诏书擅兴兵马者，天下共伐之”。
　　　　当时天下汹汹，众人都在声嘶力竭标榜自己忠君爱国，指责对手心怀叵测，而实际上呢？鱼龙混杂。范阳王、东海王、河间王、成都王、王浚本质上是一丘之貉，打着惠帝的幌子争权夺利；刘琨、苟晞等人日后虽然成为国家的柱木，抵抗外敌流芳青史，但在内战中的角色也不过是一姓家奴，并不光彩；再如刘乔，算是忠诚耿直的，却也意气用事。
　　　　在江河日下大厦将倾的时刻，唯有刘弘一人保持着难得的冷静与克制，一直在尽力斡旋局面。
　　　　早在刘乔起兵之时，刘弘就写信给刘乔劝他忍让，他说：“范阳王擅自取代明使君（指刘乔）做豫州刺史，这是他不对，不过明使君反应如此激烈竟然刀兵相向，也不对。正所谓疏不间亲，范阳王姓司马，是国姓，而明使君只是庶姓臣子。
　　　　“明使君是王佐之才，大肚能容。廉颇蔺相如只是区区战国武将，尚且为了国家舍弃个人恩怨，何况明使君这样的贤人呢？请忍下这一时之气吧。如今天下纷乱，陛下流亡在外，正是忠臣义士同心戮力之时，我愿与明使君共同拥戴盟主（指东海王），扫除凶寇，解救苍生于倒悬，奉迎陛下回鸾。
　　　　“我与明使君相交相知，情谊不比寻常，所以我披露丹诚，言无不尽。春秋时期，诸侯间先交战、后和亲，司空见惯，所以请明使君不要有后顾之忧，不要担心范阳王等人记仇。范阳王必定会悔恨前日所为，而与明使君和好如初。”
　　　　与此同时，刘弘又写信给东海王司马越，请东海王与刘乔讲和，刘弘说：“听闻吾州擅自举兵驱逐范阳王，足下要兴兵征讨，我认为此举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