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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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溃了王斌，东嬴公回师并州，邀击游荡而来的王粹；王浚则继续北进，目标邺城。
　　　　王粹的军队很快被东嬴公击溃，不过东嬴公再也没有机会继续进攻邺城了，他随即就被崛起的匈奴势力拖住手脚，泥足深陷，最后被匈奴逐出并州。
　　　　没有东嬴公的援手，王浚仅凭一己之力也足以置成都王于死地，他的军队在邺城正北百里处的赵国平棘与石超部决战。石超的军队实际已是成都王最后的防线，但这道防线还是被突破了，石超逃回邺城，王浚的前锋骑军一直追到邺城城墙下。
　　　　前所未有的恐慌降临邺城，上上下下乱成一团，王公贵戚也好普通士卒也好，各谋生路四散逃走，卢志劝成都王放弃邺城，带惠帝去洛阳。当时邺城尚有士卒一万五千人，卢志已经部署完毕，如果成都王按照卢志的安排及时撤退，也不至于像后来那样逃得如此狼狈，紧要关头偏偏程太妃又出来捣鬼，老太太软磨硬泡，就是不愿意离开邺城。时机稍纵即逝，一万五千士卒很快逃得只剩下殿中虎贲千余人，卢志使劲劝成都王快做决断，程太妃说不忙，她认识一个圣人，可以作法赶走王浚。
　　　　圣人于是被请上殿来。圣人是一个姓黄的道士，他喝了两杯酒，装模作样的使了几道咒语，很潇洒地抛杯而去。
　　　　程太妃他们等了一会儿，只等到杀声越来越近，甚至可以听到有鲜卑大声呼喝的鲜卑语，程太妃这才慌了神。此时千余殿中虎贲也全都逃散，只余下帐下骑兵数十名，成都王带着程太妃先逃；卢志找来几辆鹿车（所谓鹿车即是手推车），司马督韩玄又找来百余个黄门太监，一同去接皇帝。
　　　　惠帝几天前刚做了俘虏，此次又要逃跑，很不乐意，他问卢志：“何故散败至此？”
　　　　卢志懒得与他废话，只通知他事态紧急，卢志说：“贼去邺尚八十里，而人士一朝骇散，太弟今欲奉陛下还洛阳。”
　　　　惠帝点点头，说：“甚佳。”
　　　　卢志想佳你个头啊，赶快逃吧，于是找到一辆牛车，载着惠帝出城与成都王汇合，向洛阳方向逃命。
　　　　惠帝这一路备尝艰辛。
　　　　因为身后有乌桓追兵，大家只是夺路逃命，除了防身武器其余都没顾得上带。追兵一直追到朝歌才无功而返。
　　　　后无追兵，心情陡然轻松，轻松之后，大家才发现自己早已饥肠辘辘，荒郊野外根本找不到食物，只有忍饥前行。夜晚，一行人止宿于道中客舍，皇帝嚷着要用膳。幸好有个太监在随身被褥中藏了三千私房钱，惠帝赶紧向太监借钱，派人去周围民居买饭。
　　　　买回来的食物是一升多粗米饭，还有一些蒜头盐豉之类的家常佐菜。若在平时，这些庶民的食物在惠帝与成都王眼里肯定是粗劣得无法下咽，但在此时惠帝饿极了吃什么都是香的。当天惠帝吃完粗米饭，就睡在太监随身带的粗布被褥中。
　　　　第二天，一行人到达了汲郡获嘉县。依然只有粗米饭，盛在瓦盆里，惠帝一口气吃掉两盆，当地百姓还进供了一只蒸鸡，相信这是惠帝此生吃过的味道最鲜美的鸡肉了。沦落到这番境地，惠帝应该不用别人教导，也能独自回答“百姓不食粥，何不食肉糜？”这么一个经典的问题了。
　　　　一行人继续前行，出汲郡入河内郡，路过温县。温县是司马氏老家，埋着司马氏的列祖列宗，惠帝按礼要去谒陵。惠帝出现在祖宗坟前时毫无仪容可言，风尘仆仆神情委顿衣冠不整，一只脚上有鞋，另一只脚上的鞋却不知遗失到哪里去了。不得已，惠帝只能屈尊穿上随从的鞋，跪在祖宗坟前号啕大哭，在场所有人都忍不住跟着痛哭不已。
　　　　有理由相信，此时在深沉的地底，司马氏的列祖列宗也正在陪着地上的子孙们呜咽恸哭。应该有一个难解的疑问萦绕在每个人心头：
　　　　这是为什么？怎么会沦落到这般悲惨的境地？
　　　　第十章　河间王
　　　　一、邺都满城血
　　　　过了温县，再渡过黄河，就是洛阳了。
　　　　彼时洛阳与邺城一样，也已经历了一番兵火。陈眕、上官巳从荡阴前线捡回性命后，奉清河王司马覃为主，孤守洛阳。司马覃当时只有十二岁，只是一个傀儡，上官巳等日暮途穷，因此在洛阳倒行逆施，于是有河南尹周馥与司隶校尉满奋密谋诛杀上官巳，不料计划泄漏，满奋被杀，周馥逃走。
　　　　当初惠帝北征传檄四境，河间王在关中也得到了消息，他派出张方率二万人去援助成都王。张方走到半路，成都王就活捉了惠帝耀武扬威，张方接到的新指令是改道去洛阳。上官巳当然不欢迎张方的到来，他与部将苗愿带兵出城试图赶走张方，丢盔卸甲而回。早已心怀不满的洛阳公卿趁机挟持了司马覃深夜突袭上官巳，上官巳被逐出洛阳，从此消失在苍茫的历史里不知所终。
　　　　张方军临洛阳城西，司马覃亲自到广阳门外迎接，张方下车扶起这个吓得瑟瑟发抖的十二岁幼童，一同进城。张方一进城，司马覃的皇太子自然是做不成了，复立没几天的羊皇后也再次被送进了金墉城。
　　　　幸亏张方占据了洛阳，否则仓皇而来的惠帝与成都王都没有容身之处。惠帝一行人在黄河边遇上了张方的儿子张罴，他正领着三千骑兵巡逡而来，搜索皇帝。见到了张罴，成都王终于找回了安全感，惠帝坐上了张罴带来的青盖车，在骑兵护送下驰向洛阳。
　　　　到了北邙山下，张方率领洛阳军臣万人恭迎在道旁。惠帝此时毫无天子的威仪，也不敢有天子的威仪，张方下马行礼，惠帝连忙跳下车来慰问张将军。
　　　　随后，惠帝车驾还宫，结束了连接五日的逃亡之旅，辛巳日，即八月十五日，大赦天下。
　　　　成都王与惠帝一走了之，将自己应当承担的罪责推诿给毫不知情的无辜百姓，王浚的军队攻入邺城，全城数十万生灵都在铁蹄下战栗。
　　　　邺城在春秋时期曾是魏国的陪都，汉末成为袁绍的大本营，袁氏灭亡之后，曹操以邺城为魏国王都，大兴土木，按帝王京都的标准来营建邺城。邺城内有宫殿、衙署、苑园等，亭台楼阁星罗棋布，外城有七道城门，通达四面八方。经过曹魏的经营，邺城一跃成为可以与长安、洛阳相媲美的名都大邑。
　　　　当时邺城最著名的景观，是西城金虎、冰井、铜雀三台，高耸入云，由南至北以飞阁相联，实为人间殊景，当年建安诸子曾在此饮酒高会，赋歌言志。曹氏父子都曾作《登高赋》，曹丕曾用“飞阁崛其特起，层楼俨以承天”一句形容三台之高，曹植用“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一句形容三台高且舒适。从铜雀台上可以看到漳水像一匹白练，从西边极远处迤逦而来，经过城北，再向东北铺陈而去；从铜雀台上还可以鸟瞰邺城气势恢宏的全貌，可见宫城嵯峨威严，华屋美宅不计其数，城中果园葱葱郁郁，城中街市琳琅满目；如果是在日落时分，还可以看见袅袅炊烟升起，万家灯火渐明。
　　　　但是如果有人在永安元年八月初登上铜雀台，他将看到邺城无处不起火，邺城无处不在发生杀戮、抢劫等罪恶，黑烟遮蔽日光，临死者的哀鸣与施暴者的狂叫混杂在一起，声闻于天。那些鲜卑人、乌桓人生长于北方苦寒之地，何曾见识过如此繁华的人间，何曾见过如此富庶的都邑，一进城，他们就欢呼雀跃地杀人放火，四处劫掠。而他们的统帅王浚为了立威，也为了笼络这些异族人，纵容他们的滔天罪行，不闻不问。
　　　　“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同天地之矩量兮，齐日月之辉光。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王。”这是曹植《登高赋》的最末三句。曹植肯定没有料到世事沧桑变化如此之巨，不仅曹魏家的天下短命而折，连接替曹魏的晋室江山也是日薄西山，昔日巍峨帝都，如今成为胡虏屠宰场。
　　　　鲜卑、乌桓大掠数日，收兵回幽州之时还从邺城卷走了大量妇女。王浚起先纵容不问，走到半道，也许是顾忌影响，王浚突然整肃军纪，下令不得在军中挟藏平民，违者斩首。
　　　　此项军令一下，众鲜卑无不扫兴，他们不敢违背军令，但他们没有释放俘虏，而是将俘虏全部杀掉。当时他们正行军至易水之滨，从邺城劫掠而来的妇女八千人左右，全部被沉入易水之底。
　　　　“五胡乱华”在一开始就充满苦涩，充满血腥味。
　　　　与邺城相比，受荼毒更深的是并州。
　　　　晋朝的并州疆域与今天的山西省大致吻合，这块疆域在秦朝之前一直是晋国、赵国与东胡、林胡交锋的前线，秦朝以来则是两汉、曹魏与匈奴交锋的前线。
　　　　到了东汉末年，匈奴已经衰落，与凶悍的祖先相比，这时的匈奴身上带有许多汉人的味道。他们已经舍弃了其祖先纵横驰骋的大漠，将匈奴王庭迁到了并州的左国城，他们也不再过逐水草而居、住在帐篷里的游牧，他们与汉人一样，住进了固定的房屋，靠春耕秋收来获得粮食，家境富裕的匈奴人开始学说汉语、穿汉人的衣服，模仿汉人的举止，匈奴中的贵族甚至开始读六经、通礼仪、学诗词歌赋。
　　　　虽然这些匈奴在心理上已经偏离匈奴传统，越来越向汉人靠拢，但是他们毕竟尚未被完全同化。在汉人眼里，这些人依然是我们的世仇，而在匈奴眼里，汉人也依然是他们的世仇。野心只与人性有关，与种族无关，所以东汉末年匈奴一看天下大乱了，也跟着浑水摸鱼，骚扰并州全境，甚至向南侵犯司州河内。后来魏武帝平定北方，认为匈奴的存在是个隐患，于是他扣留了匈奴呼厨泉单于，将匈奴分解成五部，挑选各部贵族为部帅，又派汉人进行监督，匈奴就此亡了国。
　　　　亡了国的匈奴当然很不甘心，所以从曹魏到晋朝，不停有匈奴发动叛乱，但是当时魏、晋政权都很强盛，叛乱无一成功。
　　　　被成都王放虎归山的刘渊，祖父是於扶罗单于，即末代单于呼厨泉的兄长。匈奴自被分为五部之后大多取了汉人的姓名，各匈奴部帅相当于匈奴王室成员，都取刘姓，刘渊的父亲叫刘豹（此段观点来自《晋书》，按唐长孺先生的考证，刘渊出自匈奴屠各部，与於扶罗单于无血缘关系，此事与本文主旨关系不大，故不予展开）。刘豹生前是匈奴左贤王，“左贤王”是以前匈奴王国内的官爵，匈奴亡国后只能在部落内延用，晋朝廷官方可不承认你是什么王，刘豹被官方承认的官衔是匈奴左部帅。
　　　　刘豹也是个枭雄，他在曹魏嘉平年间曾统一匈奴五部，成为事实上的单于，后来司马氏用邓艾的计策，重新将匈奴分为五部：左部居太原兹氏县，右部居祁县，南部居蒲子县，北部居新兴县，中部居大陵县。作为刘豹之子，刘渊在曹魏末年就作为人质到洛阳居住。
　　　　刘渊汉化程度很深，据《晋书·刘渊载记》记载，他“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他仍保留着匈奴人好武善射的特点，“学武事，妙绝于众，猿臂善射，膂力过人”。
　　　　文武双全的刘渊在洛阳很受注目，许多有同郡之谊的权贵，如上党人李憙，太原王氏的王昶、王浑、王济祖孙三代，都对刘渊青眼有加，特别是王浑，几乎是不遗余力的替刘渊延誉，但是刘渊非凡的声誉并没有引来晋武帝的赏识，反而招来了更多的猜忌。据说齐王司马攸曾直言不讳地对晋武帝说：“陛下不除刘渊，臣恐并州不得久宁。”幸亏当时王浑在场维护，刘渊才逃过一劫。
　　　　刘渊在洛阳一住就是二十几年，归国无路渐渐绝望。曾有朋友王弥从洛阳回青州，刘渊给他饯行，痛哭着说：“恐死洛阳，永与子别。”
　　　　刘渊羁居洛阳期间，刘豹病死，刘渊继承了左部帅的官衔。到了武帝太康年间“部帅”改称“都尉”，刘渊转任北部都尉。后来晋武帝死了，新皇帝依然把刘渊扣在洛阳不放行，杨骏辅政时给刘渊加官进爵，任命他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名义上，刘渊有了统一调度匈奴五部的权力，但他人在洛阳，根本无法实行管辖。
　　　　元康末年，有匈奴部众叛逃出塞，连累作担保的刘渊被免官。元康九年，成都王出镇邺城，觉得刘渊很有利用价值，于是把他带到邺城，替他求得官衔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刘渊在邺城其实与在洛阳没什么两样，都只是一个衣着光鲜的囚徒而已。
　　　　刘渊虽不在并州，但是有曾任北部都尉的左贤王刘宣积极奔走，筹备复国之举。刘宣是匈奴族的耆老，此人的汉化程度也很深，“师事乐安孙炎，沉精积思，不舍昼夜，好《毛诗》、《左氏传》”，刘宣也曾到洛阳觐见武帝，被赐予赤幛曲盖，在并州汉、匈奴两族之间都很有声望。
　　　　刘宣眼看天下大乱，觉得复国的时机成熟了，于是秘密会晤匈奴贵族，说：“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左贤王元海姿器绝人，干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单于，终不虚生此人也。”
　　　　“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这就是亡国之后全体匈奴贵族心中的痛，如今有希望恢复往日威权，当然没有人不同意。秘密会议的结果是众人共同推举刘渊为匈奴大单于，伺机起事。刘宣派出亲信呼延攸去邺城，将复国计划告之刘渊，刘渊因此更加归心似箭。
　　　　这就是刘渊诓骗成都王，返回并州的背景。
　　　　二、匈奴建国
　　　　为了达到归国的目的，刘渊使出过不了少诡计，但都没有得逞。直到王浚兵临邺城，成都王病急乱投医，这才纵虎归山。
　　　　刘渊所谓“二部摧东嬴，三部枭王浚”明显是在扯虎皮，事实证明东嬴公好灭王浚难除，王浚的王牌利器就是鲜卑骑兵，汉化了的匈奴面对粗犷原始的鲜卑人在军事上丝毫没有优势可言；不过刘渊也并非完全在说大话，当时匈奴的势力也并不弱小。
　　　　按《晋书》记载，当时匈奴左部都尉有万余落，右部都尉有六千余落，南部都尉有三千余落，北部都尉有四千余落，中部都尉有六千余落，合计匈奴五部有三万落。“落”是指小部落，匈奴五部总共有多少户多少人已经不可考，即使按一落五户、一户五人计算，当时五部也有人口七十五万人，按一户出一个兵丁计算，五部可筹集匈奴军队十五万人。
　　　　刘渊回到并州，直接就去了昔日匈奴的王庭左国城，刘宣等人正式推举他为大单于。刘渊招兵买马，二旬之间，已筹集军队五万人，都城设在离石。
　　　　等刘渊拥师数万，整装待发的时候，成都王已经顶不住攻势逃之夭夭了。
　　　　刘渊手里有了兵口气就硬，他嘲笑成都王说：“司马颖不用吾言，溃败逃亡，真奴才也。不过既然有言在先，我不可见死不救。”
　　　　刘渊说是要实践之前救邺城诺言，当即命令右於陆王刘景、左独鹿王刘延年等人率领步骑二万，做出讨伐鲜卑的样子。大军集合完毕却没有出发，因为刘渊在等人劝他收兵。
　　　　果然，这时刘宣等人就站出来了，他劝刘渊要分清敌我。刘宣说：“晋人无道，以对待奴隶的方式奴役我们族人，此前曾有右贤王刘猛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试图反抗，当年晋朝纲纪还没有松弛，所以右贤王事败身死。如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这表明老天爷已经抛弃了晋人，而将天命授予我族人。
　　　　“单于你是有德之人，连晋人也折服于你的风采，你应当领导我们复兴邦族，恢复当年呼韩邪单于的伟业。鲜卑、乌桓两族可以成为我们的盟友，我们怎么做抗拒盟友而拯救仇敌的傻事？
　　　　“如今老天示意我族代替司马氏，这是不可违背的天命。违背天命会有不祥，拂逆众心肯定难以济事，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单于你不要再犹豫了。”
　　　　刘宣这番说辞很有意思，因为没有一句是合乎事实的。
　　　　首先所谓分清敌我纯粹是胡扯，鲜卑与匈奴结下的仇怨一点也不浅，如今在漠北匈奴故土上纵横驰骋的就是鲜卑人。匈奴强盛的时候没少欺负鲜卑，如今鲜卑兵强马壮了，也并没有给匈奴好脸色看。刘宣的真心话不好意思说出口，其实就是鲜卑人太强大，惹不起，汉人内乱有机可乘，我们还是打汉人好了。
　　　　其次，刘宣在向刘渊呈说天命，而“天下有德者居之”这一套是中原士人的思维方式，刘宣的匈奴祖先可不信奉这个。尤其滑稽的是，刘宣呈说天命的结果竟然是“复呼韩邪之业”，需知当年呼韩邪单于并没有天命所归，他始终只是汉朝皇帝的北部藩臣而已，所以刘宣的话是有矛盾的，如果匈奴只是想“复呼韩邪之业”，他们就应该离开繁华富庶的中原，挥师北上去打鲜卑，夺回祖先的土地，而不是向南进发，与汉人为难。
　　　　由此可知，刘宣他们并不是要恢复匈奴故国，而是打算在汉人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政权，甚至取代司马氏成为天下人的共主。
　　　　如果他们是纯粹的匈奴人，则根本不用顾忌“受天明命”那一套，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如果他们是汉人，也可以学习陈胜登高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偏偏他们是汉化的匈奴，夹在中间不尴不尬，刘宣等人是读《毛诗》、《左传》等典籍长大的，吸收并且已经认同了儒家那套关于“天命”的说法，一说起称王称帝马上联想自己祖先的积德够不够。结果刘宣脸皮不够厚，忘不了自己的蛮族出身，追溯祖宗八代只有呼韩邪单于最拿得出手，于是就把呼韩邪推了出来，说出如此一番不伦不类的话。
　　　　相比于刘宣，刘渊的脸皮可厚多了。听罢刘宣的话，刘渊点点头，说：“祖爷爷（刘宣辈分很高）所言甚是，不过——既然可以作崇山峻岭，我何必又去作区区小土坡呢！自古帝王出生可没有固定的区域，大禹是个西戎，周文王是个东夷，但他们都因为有德而得到上天授命。如今我有军队十余万，都可以一当十，擂着军鼓南下讨伐晋国就如摧枯拉朽一般，上可以一统天下，成就与汉高祖比肩的伟业，下不失割据北方，作魏武帝曹操；呼韩邪单于区区藩臣，何足效仿？
　　　　“我虽然受天明命，但是晋人未必跟从。刘汉王朝曾统治天下四百年，恩德结于人心，百年前昭烈皇帝刘备凭借人心所向，崎岖于西蜀群山之中，以一州之地与中原抗衡。我是汉王室的外甥，并且我的先祖曾与汉朝皇帝约为兄弟，如今兄亡弟绍，由我来继承汉室江山，这不是蛮合适的嘛？
　　　　“所以，我们新的国号就叫‘汉’，向天下人表明我是汉王室后人，收拢人望。”
　　　　从这番话可知，在刘渊眼里呼韩邪单于算是没出息的，刘渊巴不得自己是汉人，真的姓刘，最好真的是汉王室后裔。如果此时汉高祖刘邦与冒顿单于同时显灵，估计刘渊就背宗忘祖，直奔汉高祖而去了。
　　　　刘渊将都城迁回左国城。刘宣等人请他称帝，刘渊说：“当今天下未定，且可学高祖，先称汉王。”于是设坛在南郊祭天，刘渊发布诏书自称“汉王”，大赦境内，改元元熙。刘渊那诏书令后人忍俊不禁，因为他腆然以汉室后裔自居冒认祖宗，开口闭口“我太祖高皇帝”“太宗孝文皇帝”“世宗孝武皇帝”云云，对于匈奴祖先则不着一字——刘渊似乎忘记了，这些他要冒认的祖宗是他真正祖宗的世仇，曾杀得他真正祖宗亡国亡种，几乎灭绝。
　　　　因为冒出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玄孙，汉高汉文汉武等人的神位消失了一百多年之后，又出现在人间的太庙里。刘渊太庙里供奉的刘姓皇帝，估计是史上最全的，除了两汉的三祖五宗，连蜀汉的昭烈帝刘备与后主刘禅的神位也都在。刘禅客死他乡没有谥号，刘渊做主追谥他为“孝怀皇帝”。
　　　　一年前张昌在荆州起事的时候就曾借用了刘汉的名号，一年后相似的事情又在并州发生，由此可见两汉王朝在人们心中的分量，“汉”这一个朝代的国号最后成为我们民族的称谓，并非偶然。
　　　　并州原是东嬴公的势力范围，突然冒出个汉国汉王。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何况刘渊还是成都王的党羽。
　　　　东嬴公向并州北部的鲜卑拓跋部借兵围剿刘渊。鲜卑拓跋部从曹魏时期开始就向中原称臣，此时在名义上还保持着臣服的姿态。当时拓跋部分为三部，分别居住于幽并两州，东嬴公接触的那一部首领是拓跋猗戦，北魏建立之后他被追认为魏桓帝。
　　　　拓跋猗戦与东嬴公夹击刘渊，大败匈奴于西河、上党两郡，但在鲜卑人退却之后，东嬴公独立面对刘渊，则连遭败绩。当年十二月，东嬴公派将军聂玄讨伐刘渊，双方战于中部匈奴所在的大陵，聂玄大败而归；刘渊派养子刘曜进攻上党郡，得泫氏、屯留、长子、中都等县邑。
　　　　次年，刘渊进逼晋阳，东嬴公再次向拓跋猗戦借兵，拓跋猗戦派出轻骑数千，临阵斩杀匈奴将领綦母豚，解东嬴公之围。但是没过多久，拓跋猗戦就病死了，随后鲜卑内乱不止，东嬴公无法再求得援军，在并州每况日下。
　　　　东嬴公勉力支持了两年。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十二月，也就是“八王之乱”落下帷幕的这个月，弹尽粮绝的东嬴公（当时已增封为东燕王）弃州而逃，从狭窄的井陉越过太行山向东逃窜，跟随他一起逃亡的有并州官民二万余户。这些流离失所的难民形成了一股军事力量，这股军事力量在西晋末年的北方抗击匈奴、羯人，态度最坚决、斗争最顽强。这股军事力量的名字十分悲壮凄惨，叫“乞活”。
　　　　接替东嬴公担任并州刺史的是刘琨，刘琨在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初到晋阳赴任，他如此描述沿途所见并州之惨状：“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
　　　　好容易到达晋阳，刘琨发现那里已是一遍废墟，“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
　　　　三、劫乘舆
　　　　不提匈奴荼毒并州，且说洛阳。
　　　　成都王的政治生命自从逃离邺城之日起就已宣告结束，所以洛阳虽然有皇帝，有皇太弟，有诸多王侯，有三公九卿，发号施令的却是张方。张方的军队早已是臭名昭著，此番二进洛阳丝毫不改恶习，反而变本加厉。关中军城内城外四处扰民，搞得洛阳鸡飞狗跳，一片乌烟瘴气。
　　　　随着齐王、成都王等最强藩镇的没落，原本力量较弱的豫州都督范阳王、徐州都督东平王等人有了话语权，开始变得举足轻重。范阳王看到张方在洛阳胡作非为，实在不像话，于是就与东平王司马楙、河南尹周馥联名上书，要求张方撤兵回关内。
　　　　说是上书给惠帝，实际是写给张方与河间王看的。范阳王棒打落水狗，将一切罪过都推诿成都王，说成都王“受重之后，而弗克负荷。小人勿用，而以为腹心。骨肉宜敦，而猜佻荐至。险诐宜远，而谗说殄行”。言下之意就是说成都王能力不强、亲近小人、猜忌骨肉、听信谗说，导致天下大乱。
　　　　骂完成都王，范阳王又将河间王与张方夸了一通，说河间王“惇德允元，著于具瞻，每当义节，辄为社稷宗盟之先”，说张方“太宰之良将，陛下之忠臣”。这一贬一褒之间，就将昔日成都王、河间王之间的联盟给忽视掉了，河间王由罪臣一跃而成为功臣。
　　　　客套话说完，忠奸褒贬的基调确定之后，范阳王转入实质性话题。他说，张方虽然是忠良，但是这人性格有点瑕疵，“受性强毅，不达变通，遂守前志，已致纷纭”，意思就是说张方有点固执，不会变通，本意是好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导致“纷纭”。所谓“纷纭”是范阳王有意轻描淡写，意思就是“导致洛阳乱糟糟”，张方的所作所为何止“乱糟糟”，他的部下劫掠宫女、挖掘皇陵、光天化日里抢劫杀人，按《泰始律》张方全家死十次都不止。
　　　　范阳王认为，张方就是因为罪恶深重，怕遭秋后算账，所以才不敢撤兵回关中。范阳王安慰张方你放心的走吧，你不过就是强奸了一些宫女，挖开几个坟墓，杀几个草民搞点钱花花而已，“原其本事，实无深责”，再说回到关中有河间王给你撑腰，谁能把你怎么样？你快走吧。
　　　　劝完了张方，范阳王又开始劝河间王，内容是老调重提分陕而治，潼关以西河间王说了算，潼关以东河间王就不要过问了。
　　　　那么潼关以东谁说了算呢？范阳王支支吾吾语焉不详，他只是很笼络的说，朝政方面可以交给司空东海王、司徒王戎等人，至于军事方面……范阳王话锋一转，扯到王浚身上去了，他说“安北将军王浚佐命之胤，率身履道，忠亮清正，远近所推。如今日之大举，实有定社稷之勋，此是臣等所以叹息归高也。浚宜特崇重之，以副群望，遂抚幽朔，长为北籓”。言下之意王浚这人出身好（太原王氏）、品德好、声望好，最今又立了大功（带领异族人将惠帝赶出邺城），这种忠良应该特别推崇，把幽朔地区交给他，让他长期做王朝的北方藩篱。
　　　　范阳王说着说着就把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当时他的地位与王浚相似，区别只在于一个是豫州都督另一个是幽州都督，朝廷既然可将幽州交给王浚，自然也可将豫州交给他范阳王，可将徐州交给东平王。
　　　　说完了王浚，范阳王下一句话图穷匕见，说：“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陛下垂拱，而四海自正。”这个“臣等”自然就是指参与联名上书的范阳王、东平王，所谓“藩屏皇家”指的也是豫州、徐州。
　　　　由此可知范阳王是个笑面虎，他这份上书的真实意图是趁火打劫，趁成都王势力覆灭、长安与邺城的联盟实力大损的时候，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并且逼迫河间王承认这一事实，然后大家相安无事，共享太平。
　　　　这份上书递上去后如泥牛入海，没有下文。
　　　　河间王原先的美梦是拥立成都王作皇帝，自己总揽朝政。如今可好，政权也没得到，地盘也没扩大，搞了半天依然是个“分陕而治”，关中地区原本就是他的势力范围，按范阳王的分割方式河间王其实是一无所得。
　　　　不过既然敢拔虎须，就不怕虎咬人，范阳王捏住了河间王的软肋，河间王近年黩武穷兵，如今已是强弩之末。
　　　　关中重镇在武帝末年是除了洛阳禁军之外的第一强藩，不过近十几年天灾人祸接踵而来，先有羌、氐叛�